後發優勢

　　地理優勢不能決定歷史，因為地理優勢最終總是弄巧成拙。地理優勢推動了社會發展，但是在此進程之中社會發展也改變了地理的涵義。

　　隨着社會發展提升，核心地帶得以擴展，有時是通過人口遷徙，有時則是通過鄰居的效仿或者獨立創新。老核心地帶行之有效的技術擴散到新的社會和環境，不管這些技術是關於農業和村莊生活、市鎮、偉大帝國還是重工業。有些時候，這些技術在新的環境下興旺發達；有的時候只能湊合；有時則需要作出重大調整才能運作。
 
　　儘管看起來有些奇怪，但社會發展中最顯著的進步往往發生在這樣一些地方，即從更發達的核心地帶引進或效仿的方法在這裡效果不彰。有的時候，是因為為了使舊方法適應新環境，迫使人們不得不有所突破。有時則是因為，在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無關緊要的地理因素，在另一階段則變得舉足輕重。

　　比如說，葡萄牙、西班牙、法國和英國的地理位置由歐洲大陸突出至大西洋，在五千年前這是地理上的一大劣勢，因為這意味着這些地區遠離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一舉一動。然而，五百年前，社會發展極大提高，因此地理的意義改變了。新型船舶可以橫渡之前無法逾越的海洋。轉瞬之間，深入大西洋的地理條件成為巨大優勢。

　　不是埃及或者伊拉克的船隻，而是葡萄牙、西班牙、法國和英國的開始駛向美洲、中國和日本。是西歐開始通過海上貿易把世界聯結在一起，西歐的社會發展隨之飆升，超越了東地中海的老核心地帶。

　　作者稱這一模式為“後發優勢”，這一模式和社會發展同樣古老。例如，當農業村莊向城市轉變的時候（在西方稍後於公元前4000年，在東方公元前2000年），有利於農業萌芽的肥沃的土壤和氣候即讓位於可用於灌溉或商路的大河。當社會發展變動時，必需的資源也隨之變化，之前無足輕重的地區可能會發現，它們的落後蘊含着優勢。

　　後發優勢如何逐漸起作用，總是很難預測，因為並不是所有的落後都是等同的。這種後發優勢的一個明顯結果是，帶隨着時間推移，每個核心地帶的最發達的地區總是變動位置。在西方，在早期農人時代，最發達的地區是側翼丘陵區。隨着國家的出現，南移至美索不達米亞流域和埃及。再後來，貿易與帝國地位凸顯，又西移至地中海盆地。在東方，最發達地區先是從黃河與長江之間北移至黃河流域，然後又西移至渭水和秦國。

　　第二個結果是，西方在社會發展中的領先地位是波動的，部分是因為至關重要的資源（野生植物和動物、河流、貿易路線和人力）在每個核心地帶的分布各不相同，另外則是在這兩個核心地帶，擴張和占有新資源的過程猛烈且動盪，過度推動了發展的悖論。例如，公元前第二個千年裡，西方國家的成長使得地中海不僅成為商賈要道，也成為破壞力量的載體。約公元前1200年，西方國家失控，人口遷徙、國家失敗、饑荒和流行病引發整個核心地帶的崩潰。而在沒有內海的東方，則沒有出現類似的崩潰，到了公元前1000年，西方在社會發展中的領先地位已急劇萎縮。

　　在隨後的三千年裡，同樣的模式一而再、再而三地起作用，導致了各種各樣的後果。地理環境決定了在哪裡社會發展上升最快，但是社會發展又改變了地理的意義。在不同的階段，連接歐亞大陸東西部的大草原（steppes）、中國南部肥沃的稻田、印度洋和大西洋各具重要性。當十七世紀大西洋的重要性日漸顯露之時，占據着開發大西洋最佳位置的那些人——最初主要是英國人，後來則是他們在美國的前殖民者——締造了全新的帝國和經濟體，並釋放出蘊藏在化石燃料中的巨大能量。作者將論證，這正是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