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美國刑事案件97%未經審判是人治的標誌

用法治精神辦案，就應當嚴格按照法律和事實，類似的犯罪行為，應該得到近似的處罰。本文前面介紹的幾個著名案件都有一個特徵，案件的結局具有高度不確定性。比如陳果仁的案子，被害部分，謀殺案化為誤殺案，兇手只獲緩刑。而侵犯公民權部分，第一次審判獲有罪判決，判刑25年；第二次審判獲無罪判決，免於刑事責任。又如丹齊格大橋射擊案，同一事件中犯同樣罪的嫌犯，有些獲判38年以上，有些獲判不超過8年。一個案子兩次審判的結果，或一個案子中有相同行為的被告之間的判決結果，尚會相差如此之遠，毋庸比較相似案情的不同案子了。

濫用辯訴交易，是造成案情相似的案件，結果南轅北轍的重要因素。陳果仁被害案，兇手與檢方作了辯訴交易後，謀殺案變成了誤殺案；而不作這個交易，將以謀殺罪起訴和審判。丹齊格大橋射擊案，同檢方作辯訴交易的被告比不作辯訴交易的被告，刑期至少減了四分之三。瑪麗莎·亞歷山大案，被告拒絕了檢察官提供的認罪處3年刑期的交易，結果被判了20年。

司法案件處分高度不確定性是人治的標誌，這個命題大多數人都能接受。濫用辯訴交易是造成這種不確定性的重要原因，這個命題大多數人也能接受。但是我如果利用以上幾個案例宣稱，美國實行的是人治司法，而不是法治司法，就不夠有說服力，因為凡事都可以找到例子，用舉例的方法證明結論，有很大的質疑空間。

然而，如果我的這個結論有統計數據支持，就站得住了。根據美國司法部的統計資料，2010年全美聯邦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中，97%是通過辯訴交易結案，只有3%經由審判結案[1]。想象一下這樣的情景：一個國家，只有3%的刑事案交由法庭審判，而檢察官在97%的刑事案中，兼職法官和陪審員，事實上擁有起訴、舉證、審判事實、量刑懲罰的四位一體權力，還能說這是一個健康的司法系統嗎？因此，統計數據“97%”，就證明了這個國家的司法系統濫用辯訴交易，具有明顯的人治特徵。如果這種現象發生在非民主體制國家，早就被國際人權組織嚴詞譴責了。

濫用辯訴交易，腐蝕敗壞了司法風氣，不僅使司法市場化，充斥了討價還價的氣息，還讓說假話大行其道。

美國的法律規定，辯訴交易是一種在事實無爭議情況下的快速結案方式，但是被告通過辯訴交易定罪，還是通過審判定罪，將受到同樣程度的刑罰。

一般來說，量刑權屬於法官，除了極少數的認罪協議會寫明辯訴雙方同意的刑期條款（檢方偶爾會這麼做，主要是為了敲定重要的污點證人，丹齊格大橋射擊案中，經辯訴交易後的認罪協議可能就是這種類型，所以法官很惱火，指責“這些認罪交易，將本法庭的手束縛了。”），其餘都是在認罪協議中聲明，由法官決定刑罰。

於是，檢察官和辯方的律師明明私下講好認罪的交換條件，即多少刑期和罰款等，法官也明白這些花樣，但是在向法官遞交認罪協議時，檢察官、被告、法官三方要一起演一場虛偽的法庭戲。

法官問：你認罪嗎？

被告答：認罪。

法官問：在你簽署認罪協議過程中，有人答應過你什麼條件沒有？

被告答：沒有。

法官問：如果你不認罪而要求審判，如果審判裁決你有罪，你是否知道，你現在認罪後將得到的刑罰，同審判後得到的刑罰一樣？

被告答：知道。

法官問：有沒有人強迫你簽署認罪協議？

被告答：沒有。

法官問：就是說，你認罪是完全自願的？

被告答：是的。

大致上就是這幾個標準化問答，一問一答，都有錄音或錄像記錄，存檔。只要其中一個回答走樣，這協議就黃了，法官將當場拒絕認罪協議。當然，在上庭前，律師一定會教被告怎麼回答。

諷刺的是，在被告回答前，法官還要被告手按聖經宣誓說真話，而緊接着，法官就心照不宣地接受被告說假話。“辯訴交易”這個專業名稱，字面上就有進行談判交易的意思，實踐中當然涉及交換條件，可是法庭上法官還要假惺惺問被告有沒有談條件，而被告則要在聖經宣誓下說假話：“沒有。”考慮到每個與檢方達成認罪交易的被告，都要經受這番一問一答，而達成認罪交易的案件占總體案件的97%，這可以視為是美國法庭上的大規模造假活動。

如果被告實話實說，說出簽署協議時檢察官答應了什麼什麼，這就犯了江湖大忌。檢察官勃然大怒，斷然否認，並宣布撤銷與被告達成的認罪協議。檢察官回去後就會修改起訴書，不僅增加起訴罪名，而且這新增的控罪比原來已有的還重許多。如果經審判後罪名成立，法官判刑恐怕也會格外重，你壞了江湖規矩嘛。

如果法庭上這場戲沒出差錯，假定檢方和被告律師達成的口頭協議是3年，在法官批准認罪協議之後，還沒作出判刑之前，被告律師會寫封信給法官，找出一些減刑求情的理由，然後請求判被告3年。接着檢察官方面表示不反對3年刑期。於是法官就宣布判3年。實際上，這個刑期時間是辯訴交易雙方私下講好的認罪交換條件。美國的法官，都是律師或檢察官出身，對辯訴雙方這些名堂，當然一清二楚。

偶爾也會發生，法官沒有按照被告律師請求的、檢方不反對的刑期判。這時，被告只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因為檢方不會留下答應過什麼條件的證據（如上所述，只有極少數的認罪交易寫明辯訴雙方同意的刑期條款，那些是例外）。被告在認罪協議上簽字後，命運就完全掌握在檢察官和法官的手中，已失去任何抗爭的途徑。我一直很驚奇，檢方事後不守信用，或法官不按辯訴雙方私下達成的協議判刑，這些意外的發生率很低。可能像做生意要講信用一樣，檢察官和法官把這事兒當生意做，配合默契，信守辯訴交易的潛規則，所以生意越做越大，達到了“市場占有率”的97%。而另一方面，辯訴交易總體上也有益於檢察官和法官，省了他們很多事。

辯訴交易的結果，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辯訴雙方的能力與實力，取決於辯方律師的能量，即人際關係和社會關係，特別是同檢察官方面的關係。所以，相似案情的不同案子，辯訴交易的談判結果，天差地遠不足為奇。而有能耐和有能量的律師，都是窮人沒有經濟能力聘請的高價律師。

辯訴交易過程中，有許多不能擺上桌面的潛規則，如果被告沒有律師，則檢察官根本不會同被告談認罪交易。一方面美國的司法和法律十分難懂，如果被告沒有這方面的基礎知識，會出現雞同鴨講的局面。另一方面檢察官擔心直接和被告談判後，被告不懂江湖規矩，在庭上捅出了不該公開的談判細節，出現難堪的局面。而通過律師間接談，即使被告在庭上捅出這些內容，不僅檢察官否認，辯方律師也不會承認，這也是不成文的江湖規矩，除非律師不想吃這碗飯了。在這種司法氛圍下，形成許多只有業內人士明白的潛規則，沒有律師的刑事被告，寸步難行。而在實踐中，公共辯護人的主要功能，其實是幫助檢察官說服被告認罪。從辯訴交易結案達總案件97%的事實看，設公共辯護人制度，最大受益者可能是檢方，而不是被告。

有必要指出，辯訴交易是一種有爭議的辦案方法，許多國家禁止使用，中國也摒棄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而即使在美國，阿拉斯加州和其他州的一些縣，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先後決定禁止採用辯訴交易。這種司法實踐的最大問題，無辜者在檢察官的威嚇下，害怕審判後可能獲判更長的刑期，因而被迫認罪。最糟糕的情形，當一個案子的被起訴者中包括無辜者和真實的罪犯時，無辜者最不願與檢方談認罪交易，而真實的罪犯最容易接受辯訴交易，並且最願意充作檢方的證人，在審判中造假證詞誣陷無辜者，用此來換取減刑，以至於出現壞人脫罪、好人受罪的場景。

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通過辯訴交易結案的比率一直在上升，引起有識之士的憂慮。一些美國資深法官十多年前就針對越來越多的辯訴交易大聲疾呼，指出沒有審判的司法系統無法使人民信任法院，而處理得當的審判是法院能達到的最高成就之一。他們認為美國法院需要穩定的審判流，因為只有通過適當的審判，才能教育民眾遵守法律。

儘管所有的人，即使是法官或檢察官，都認為辯訴交易盛行不是一個健康的司法現象。政府也常撥款，資助研究如何扭轉之道。然而，辯訴交易結案率上升的勢頭，在美國勢不可擋。上世紀80年代中期，辯訴交易的偏高應用，已經引起一些法學家和法官的擔憂了，以1984年為例，該年全美聯邦法庭辯訴交易結案的比率是84%[2]。去年我寫文章查找到2008年的資料，這個結案比率達到96%。今年寫文章再查資料時，發現美國司法部統計局公布了2010年的資料，這個比率更上升至97%。難怪有美國學者驚呼，美國原有的司法系統不復存在，已變為一種誰也不認識的怪物了。

評估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縱向比較更有意義。美國的人權狀況，上世紀60年代比50年代有進步，70年代比60年代有進步，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然而以後就固步自封了，至少我沒看到過任何一份研究報告，認為美國現在的人權狀況，比上世紀80年代有進步。相反，批評美國30年來貧富差距擴大，人權狀況倒退的文章和評論倒是經常出現。最近一次是前幾天，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史迪利茲（Joseph Stiglitz）在接受採訪時指出，根據統計資料，過去30年，收入最高的1%美國人占有的財產份額成長了一倍，收入最高的0.1%美國人財產份額成長了二倍，而美國中產階級的收入停滯不前。他警告道，當局如果任由貧富矛盾激化，美國將走向二流社會，與第三世界的經濟模式為伍。他還強調，美國經濟已偏離自由市場的原則，貧富不均的問題終將使高收入富人付出代價[3]。

而司法方面的表現與此同步。一種有爭議、世界上許多國家棄之不用的辦案方法，這段時期在美國卻得到發揚光大，致使97%的刑事案，檢察官兼具法官和陪審員功能，並且可以任意決定案件是否起訴，以及起訴什麼罪名和判多長刑期。這是人權狀況倒退，美國弱勢人群權利被削減的又一個標誌。

美國政府不能再自封為人權的楷模；美國政府不能再把自己的司法系統吹噓得如何進步，像個正義的化身；美國政府需要反思和反省。

謹以本文沉痛紀念陳果仁遇害3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