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並駕齊驅（八）

　　南亞和西方軸心思想的多樣性和中國大同小異。原著沒有一一解說，而僅以彈丸之地希臘為例，走馬觀花即可知其思想亦如鼎沸。公元前1200年之前希臘神聖的王權可能已經較西南亞的更古老國家為弱，到了前700年希臘則將其決然拋棄。可以直接聯繫神靈的神聖統治者消失之後，希臘比軸心時代的其它國家更義無反顧地直面這一問題，即一個高尚的社會應該是什麼樣子。希臘對神聖王權的拋棄也許就是原因。

　　希臘探尋高尚（the good）的一個解決辦法是公民政治（collective politics）。一些希臘人問到，如果無人可有超自然的智慧，為何不把所有人確實具有的有限知識集合起來，從而創造一種（男性）民主政治？這一觀點與眾不同——甚至墨子也未曾考慮過，而長期註定論的理論家經常說，希臘發明的男性民主政治使得西方和世界其它地區出現了斷層。

　　原著認為這一觀點並不令人信服，讀者至此很可能並不感到奇怪。在希臘人實行投票之前，西方的社會發展已經領先東方一萬四千年，而在希臘民主的黃金時代公元前第五和第四世紀，西方的領先幾乎沒有變化。只有到了公元前一世紀羅馬帝國拋棄了民主之後，西方相對東方的領先地位才急劇飆升。希臘斷層理論更大的問題是，在希臘古典時代到美國和法國大革命之間的兩千年裡，民主在西方幾乎完全消失（第六章到第九章將闡明之）。十九世紀的激進分子在爭論現代民主應如何運作時，自然會發現古雅典人是有益的陪襯。然而，這需要大量有針對性的閱讀歷史才能發現古典希臘連綿至（美國）開國元勛的民主自由精神（附帶說一句，開國元勛們傾向於將“民主”等同於濫用，離暴民統治僅一步之遙）。

　　無論何種情況，希臘對於核心思想的真正貢獻不是來自於民主人士，而是來自於蘇格拉底引領的民主批評家。蘇格拉底主張希臘需要的不是民主政體，這種政體只不過是匯集了僅通過表象判定事物的人類的愚昧。希臘需要的是象他那樣的人，這些人明白，當關繫到唯一一件要務——高尚的本質——時，他們其實一無所知。只有這樣的人方有希望經由哲學辯論雕鑿的理性來理解高尚（實際上，蘇格拉底不確信是否存在這樣的人）。

　　蘇格拉底的一個追隨者柏拉圖為其導師的高尚社會製作了兩個版本的模型。一為《理想國》（The Republic），如同儒學一般理想主義；另一為《法律篇》（The Laws），其威權主義則與商鞅心有靈犀。柏拉圖的一個學生亞里士多德涵蓋了類似的領域，由仁愛的《倫理學》到冷酷、分析式的《政治學》。公元前五世紀的某些詭辯家（Sophists）的相對主義可與道家相提並論；巴門尼德（Parmenides）和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之類的空想家也可媲美道家的神秘主義，而普羅塔哥拉（Protagoras）則和墨子一樣，是普通人的捍衛者。

　　原著前言中曾討論過另一種長期註定論，該理論認為當今西方的支配地位不是源於古希臘創造的民主本身，而是因為他們創造了一種獨特、理性、充滿活力的文化，而古代中國則保守且反啟蒙主義盛行（一些思想歷史學家（intellectual historian）和許多新時代（New Age）的信徒推翻了這種看法。這些學者沿襲了東西方的差別，但是認為東方和南亞的思想解放了人類精神，而西方的抽象化則給人類精神套了件緊身衣）。作者認為這種長期註定論也是錯誤的。此理論歪曲了東方、西方和南亞的思想，並忽略了它們內部的多樣性。東方思想可以和西方的一樣理性、自由主義、現實主義和憤世嫉俗，而西方思想亦可和東方一樣神秘、威權主義、相對主義和晦澀。軸心思想真正的一致之處是多樣性。就東方、西方和南亞思想的所有差異而言，觀點、爭論和矛盾的“範圍”在每一地區都是引人注目地相似。無論是在黃河流域、恆河流域還是東地中海的城市，軸心時代的思想家們劃定了相同的辯論領域。

　　真正和過去決裂的是這一思想領域的整體狀態，而非其中的某個單一特徵（例如希臘哲學）。當公元前1300年西方社會發展首次達到二十四分時，無人擁有軸心論點。最接近的人選是公元前1364年至前1347年在位的法老阿肯那頓（Akhenaten），然而其宗教革命絕非軸心思想。

　　軸心思想是不是導致圖5.1如此枯燥的秘方？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中期，當社會發展到達二十四分時，是不是孔子、蘇格拉底和佛陀帶領社會越過了某種知識障礙，而前第二個千年則缺乏這些天才，因而阻滯了社會發展？

　　極可能並非如此。首先，年代不符。在西方，亞述在公元前八世紀成為高端國家，並超過了二十四分，但是只有到了三百年後蘇格拉底的時代，方可看出西方思想具有明顯的軸心特徵。東方則要近一些，約公元前500年秦、楚、齊和晉達到了二十四分，此時正值孔子最為活躍期間。但是，東方的軸心思想隨後在前第三和第二世紀衰落。如果南亞人將佛陀的年代重新確定為前第五世紀是正確的話，那裡的高端國家看來也出現在軸心思想之前。

　　地理也不支持這種看法。最重要的軸心思想家來自於邊緣的小社區，例如希臘、以色列、佛陀的故國薩迦（Sakya），或孔子的魯國。難以看出政治閉塞落後之地的超驗突破如何影響大國的社會發展。

　　最後，邏輯上也有問題。軸心思想是對高端國家的反叛，至多也是對偉大的國王和官僚很冷淡，常常完全敵視其權勢。作者感覺，只是到了公元第一千年間，當所有的大國掌握了如何控制這些軸心思想並收為己用之時，軸心思想才對提升社會發展有了真正貢獻。在東方，漢朝大大削弱了儒學，故而成為引導忠誠的官僚階級的正統思想。在印度，偉大的阿育王（Ashoka）顯然被自己野蠻的征服所震驚，在公元前257年左右皈依了佛教，不過仍設法不放棄戰爭。在西方，羅馬人先是中和了希臘哲學，然後將基督教變成了帝國的道具。

　　軸心思想中較合理的部分激勵了法律、數學、科學、歷史、邏輯和修辭學，這些均提高了人們征服世界的才智。然而，圖5.1背後真正的驅動力自冰河時代末期以來並無不同。懶惰、貪婪、驚恐的人們尋找更容易、更有利可圖、更安全的方式做事情，在此過程中建立了更強大的國家，貿易範圍更廣，居住在更大的城市裡。和後續五章可反覆觀察到的模式相同，當社會發展升高之時，新時代即會獲得需要的文化。當人們創建了高端國家，並對世界失去幻想之時，許多事情得以發生，而軸心思想僅為其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