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格平同劉少奇、薄一波叛徒集團的的鬥爭 組圖
最新最高指示
六十九軍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跟六十九軍同志說一下，要站在劉格平同志一邊，堅決支持劉格平同志。
劉格平政委同劉鄧黑司令部的鬥爭
目錄
最高指示
中央首長談劉格平同志
英勇奮戰的劉格平同志——劉格平同志革命鬥爭史簡述
揭穿所謂“反地方民族主義鬥爭”的黑幕
觸目驚心的政治迫害案一十幾年來劉鄧黑司令部迫害劉格平同志的部分史實
劉格平同志對北平反省院的回憶（片斷）
劉格平同志談韓培義
——京西賓館訪劉格平同志談話紀要
一訪韓培義同志
和劉格平同志共同戰鬥的日子裡
劉格平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學生
北航紅旗播火兵團等革命組織關于堅決支持劉格平同志的評論
附：劉格平同志解放前鬥爭筒歷
山西東風紅色造反兵團
太原市飲食公司1.19無產階級革命派
山西東風兵團太飲分團
1967年9月
（資料選輯，注意保存）
山西東風紅色造反兵團、太原市飲食公司1.19無產階級革命派、山西東風兵團太飲分團、山西革命工人造反決死縱隊太飲1.19分團、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團新總部13軍團太飲分團。山西農民紅衛兵總司令部、山西東風紅衛兵團、東風紅色造反兵團太郊分團、東風紅色造反兵團江陽分團、東風紅色造反兵團太棉分團、東風紅色造反兵團紅村分團、東風製鞋一廠永紅戰鬥隊、東風太原無線電一廠紅總部、東風紅色造反兵團棉二社紅色縱隊、圪帛廠紅色尖刀戰鬥隊、絲織社紅衛兵；杏花嶺紅色造反縱隊、美術廠毛澤東思想戰鬥隊、製鞋三廠山鷹戰鬥隊、牌照社燎原戰鬥隊、省糧校8 .18戰團、山西革命工人造反決死縱隊刀剪營、省林校7．19戰團、東風太原井岡山縱隊、太郊水工紅衛野戰縱隊、東風財院怒吼戰鬥隊、東風十一中學紅旗戰鬥隊、東鳳菜站紅色造反戰鬥隊、兵團太飲一、一九戰團、兵團紅色攝影縱隊、太飲紅旗戰鬥兵團、太飲東方紅戰鬥兵團、東風南城區紅衛軍兵團、東風財貿兵團。
(聯繫電話：3882、4011)
1967年9月聯合編印
最高指示
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幹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幹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着這些人而聯繫黨員和群眾，依靠着這些人對於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幹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
《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
（中國文革研究網錄入 wengewang.org）
中央首長談劉格平同志
周總理：我同意關鋒、康老和中央文革幾個同志的講話，還是劉格平同志的水平高。
周總理：在許多地方我們已經發現這樣的現象，譬如，已經建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地方，革命領導幹部是很能領導的，象山西的劉格平同志，山東的王效禹同志……，但是居然有人把鬥爭矛頭指向他們，這是絕對不許可的。
（摘自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對廣州市革命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
康生：你（指張日清）反對的是好人：陳永貴、劉格平；你聯合的是壞人：劉貫一、陳守中、劉志蘭、王承琚。
康生：劉格平有兩點好處：第一、抵制了劉少奇叛黨變節；第二、劉格平在華東是不滿饒漱石的。
康生：你們（指張日清、劉貫一）把劉格平的好處說成缺點了，不能象你們這樣胡說八道。
王力：劉貫一還要估計一下，劉格平馬列主義水平現在是比較高的。
王力：劉格平同志是一個很老的同志，好象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第二年就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了。
過去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是堅定的。在民主革命時期尤其是堅定的。在一九三四年他和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徐子榮、楊獻珍……同在北平坐牢。在三六年劉少奇假借黨中央決定搞一個“履行出獄手續”（即安子文、薄一波、劉瀾濤十二人的反共宣言），當時劉格平同志不接受，這樣他就多坐了八年牢，一直到四四年才出來。這一點我們一直是很尊重他的。他對共產黨是忠貞的。抗日戰爭後，解放戰爭初期，我在山東認識了劉格平同志，那時候他的勁頭很大，反對金橋春。
後來他到渤海區和我一塊工作，由於劉格平同志的階級觀點明確，所以一到渤海就發現了這個區的問題，面對那些問題他頑強地鬥爭着。這一段的工作我個人認為是很好的。劉格平同志擁護毛主席，深入群眾，階級觀點明確。
在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們在北京偶爾地碰到了他，我們認為他談到山西情況是正確的，他反映衛恆、王謙、王大任……的問題是真實的。我們認為劉格平同志長期受壓制能把山西問題看到這種地步，很不簡單。
（摘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王力、關鋒同志接見山西在京部份代表的講話。）
關鋒：格平同志旗幟鮮明，好的很。他沒告狀，告也是對的。格平同志那裡艱苦到那裡去，到晉中去和同志們生活在一起，勝利在一起，戰鬥在一起，死在一起，要有這個氣魄。
（摘自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接見山西軍區、駐晉部隊負責同志時的講話。）
關鋒：劉格平、袁振、陳永貴、還有幾位同志，他們堅決支持“四·一四”，支持炮轟劉、陳、劉，大方向是正確的，他們是執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
楊成武：這還不是要反對劉格平，實際上是反中央文革，反主席，反中央。劉格平是中央支持的，是北京軍區為首的。
（摘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接見山西紅總司代表的講話）
吳法憲：格平同志是堅定的革命左派，張日清有錯誤，空軍站在劉格平方面。
吳法憲：我們堅決支持以劉格平為首的山西核心小組、革命委員會的正確領導。劉格平同志是經過長期考驗的。再次證明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們解放軍要尊重、擁護、支持劉格平同志。劉格平同志是軍區政委，要服從他的領導。解放軍要堅決站在毛主席一邊，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和劉格平一邊，堅決執行劉格平同志的指示，同山西革命派聯合起來，堅決支持劉格平同志，把山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以上除註明者之外，其它均摘自六七年四、七月中央文革兩次主持解決山西問題的會議記錄。轉自《東風特刊》）
最高指示
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
共產黨員應該作到最有遠見，最富於犧牲精神，最堅定，而又最能虛心體會情況，依靠群眾的多數，得到群眾的擁護。
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群眾鬥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群眾鬥爭的大世面。
英勇奮戰的劉格平同志——劉格平同志革命鬥爭史簡述
劉格平同志，現在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組長，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委員，北京軍區政委兼山西軍區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委員。他數十年如一日，勤勤懇懇，為革命英勇奮戰，緊跟毛主席，百折不回，真可謂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革命英雄。不愧為毛主席的好學生，黨的好幹部。
一、鬧革命不幸身陷囹圖，為共產誓把牢底坐穿
劉格平同志，早在我黨成立的第二年就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那時，他還是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他懷着革命大志，活學活用馬列主義著作，不畏艱險，投身於革命的熔爐，不久便加入了由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創建的中國共產黨。從此他對馬列主義和毛主席著作更加刻苦鈷研，對革命工作更加努力，他運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去迎接着狂風暴雨，為把蔣家王朝徹底推翻而不懈的苦戰着。
1934年，全國的革命形勢正洶湧澎湃的向前發展着。全國各地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紛紛舉行起義，武裝暴動此起彼伏。蔣介石驚慌萬狀，瘋狂的鎮壓革命運動，對革命者大肆捕殺。劉格平同志就在這一年的一次暴動中不幸被捕，身陷囹圄。格平同志被捕之後，蔣匪感到“案情”十分重大，先後轉移了好幾個監獄。34年6—7月份他還被關在張學良那裡，在被判為無期徒刑之後，35年就急忙轉到了陸軍監獄，36年1月又被送到北平軍人反省院，企圖迫使劉格平同志背叛革命。在反省院期間，敵人為了使劉格平同志“反省”，採取了種種可恥手段。他們首先把他單獨監禁起來，不斷嚴刑逼供，幻想得點兒什麼，結果得到的只是劉格平同志嚴正痛斥和厲聲責罵。硬的不行，敵人便採用金錢美女，高官厚祿等軟辦法來企圖屈服我們的革命英雄。結果得到的還是痛罵。劉格平同志和敵人在監獄中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為了更好的組織領導獄中鬥爭，我們強大的共產黨組織已深入牢監。當時北平反省院分為南、北兩監，北監支部書記是劉格平同志，南監支部書記就是薄一波這個老賊。
36年秋，劉少奇這個老混旦，為了迎合蔣匪的需要，竟然下達黑指示，令獄中所有的人全部自首變節，還美其名曰“為了更好的為黨工作”。薄一波、安子文之流接到黑指示後，正中下懷，立即照辦，一個個都投降了敵人，作了不齒於人類的可恥叛徒。當時劉格平同志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的抵制了這一黑指示。這一下可激怒了這群瘋狗，他們立即對劉格平同志展開了猛烈的攻擊。一方面他們用中央的名義和組織紀律來壓劉格平同志；一方面配合反省院的敵人來瓦解北監的黨組織，以逼迫劉格平同志投降。面對這股妖風，劉格平同志牢記毛主席教導，不怕犧牲，堅決和蔣匪、劉賊、薄、安之流作了堅貞不屈的鬥爭。當那些叛徒們一個個的從敵人的狗洞裡爬將出去之後，我們的劉格平同志則被轉移到了第一監獄。
無限忠於毛主席的劉格平同志，為了革命，為了共產主義事業，誓把這牢底坐穿。
直到1944年，劉格平同志才在黨的堅決鬥爭和營救下，獲得了自由，投入到轟轟烈烈的抗日戰爭中來，和日寇、蔣頑以及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劉少奇、饒漱石之流展開了英勇的鬥爭。
二、刮妖風叛徒逞凶狂，頂惡浪格平受迫害1960年，劉少奇之流為了配合國內外階級敵人的反華反共高潮。一次又一次的向黨和毛主席展開了猖狂進攻。他們為了掩蓋其叛徒咀臉和竊取我國一切大權之目的，對在寧夏工作的劉格平同志下了毒手。他們耍陰謀，造謠言，圍攻鬥爭，恨不能把劉格平同志置之死地而後快。
早在1958年，薄一波、安子文、李維漢、汪鋒之流，就在其黑乾爸劉、鄧的授意下開始了對劉格平同志的陷害。當這群混旦得知劉格平同志在民族統戰工作上和他們的修正主義路線有原則分歧之後，就企圖召開一次什麼“伊斯蘭教問題的座談會”，以期在會上引起爭論，好藉故給劉格平同志加上反黨、反中央的罪名把他打下去。結果被劉格平同志識破了，拒絕出席會議。其陰謀才未得逞。然而這群混蛋賊心不死，又多次設計陷害格平同志。均被格卒同志識破，陰謀始終未遂。
1959年，正值我國十年大慶之時，薄、安、李、汪之流，認為時機已到再次設計陷害格平同志。他們說什麼，今年是十年大慶，國家民族幹部少（劉格平同志是回民），是否製作民族服裝呀！劉格平同志一時未識破奸計，同意了這條意見，結果馬上遭到了一場災禍。這伙魔鬼在劉、鄧的指示下，對劉格平同志展開了殘酷的政治迫害。
薄、安、李、汪之流在北京，從小會到中會，對劉格平同志無情打擊，殘酷鬥爭。他們一方面假惶惺的說什麼：“格平同志有沒有民族主義?有沒有宗派主義?同黨的關係怎樣？總想談一下，幫一下，對黨對格平都有益處。”什麼：“我們是難友，一塊坐過獄。十多年來在工作上沒有直接聯繫，但也碰到一些問題。”等。另一方面，卻極力要劉格平同志承認他是反黨、反中央的地方民族主義者。但是劉格平同志沒有被這股妖風嚇住。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領導幹部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難道還怕這幾個跳梁小丑嗎？不論在小會上，中會上，劉格平同志都據理力爭，把這些傢伙駁得體無完膚，狼狽不堪。但是敵人是不甘心他們的失敗的。他們看看在北京攻不下，便拉回寧夏繼續鬥爭。揚言：“那個會還沒有結束，中央決定回寧夏黨委擴大會揭發、批判、鬥爭。”經過所謂“百天大戰”之後，終於背着劉格平同志，把劉格平同志打成所謂“地方民族主義集團”的首犯，而橫加迫害。發配到劉、鄧、彭、薄、安之流的黑根據地——山西省，長期的軟禁起來。
但是，這並沒有使我們的劉格平同志屈服。他懂得，從這件事說明階級敵人還很猖狂，鬥爭還很尖銳、複雜，革命任務還是很大的，現在不僅不能消沉下去，而更應堅決的戰鬥下去。他更高的舉起了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決心為革命，為捍衛毛主席貢獻出自己的一切。
三、昂首闊步挑起革命重擔，革命到底不減當年之勇
霹雷一聲震天地，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親自批准發表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親自點燃了震撼宇宙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六條發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發表……全國上下捲入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中來，滾滾洪流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着一切階級敵人。彭、薄、安叛徒集團揪出來了。劉、鄧老賊揪出來了…¨。。革命形勢越來越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劉格平同志，他不能坐視衛、王、王之流鎮壓革命運動，不能袖手不顧衛、王、王之流迫害革命小將。他要革命，要戰鬥，要鬥爭。他不願一切艱險，要到革命群眾中來。他牢牢地記着毛主席的偉大教導，到群眾中去，和群眾打成一片，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衛、王、王的軟禁，隔離，封鎖都不在話下。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終於，劉格平同志又衝破重重障礙，殺出來了。
他找到革命小將，主動的找他們談話，揭發衛、王、王的罪惡。他還讓小將們搬到他住的院子裡，和他們共同戰鬥，寫大字報揭發衛、王、王之流的反革命事實，向彭、薄、安叛徒集團開火，向劉、鄧開火……。他日以繼夜的工作着，苦戰着。他急革命造反派所急，想革命造反派所想。他和革命小將一同抵制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革命小將一同學習最高指示，一起鬥爭衛、王、王之流。他離不開群眾，離不開小將，他的感情已經完全和革命造反派溶化在一起了。
一月風暴從上海颳起，立即席捲全國，劉格平同志緊跟毛主席，聞風而動，堅決地支持和參加了革命造反派的奪權鬥爭，親自調集各路大軍，於光輝的67年1月12日，連夜奪了衛、王、王把持的一切黨、政、財、文大權。平地又是一聲春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又一次高高的飄揚在黃土高原的上空！
奪權以後，劉格平同志的任務更加繁重，責任更加重大。他不怕那些躲在陰暗的角落裡小丑的狂吠亂叫，什麼“野心家”，“下山摘桃”，什麼“別有用心”，“政治投機”，什麼“學袁世凱的榜樣”，“唐太宗式的，人物”，“老右派”等等滿天飛午的大帽統統都滾到一邊去吧！這些不僅沒有嚇倒我們的劉格平同志，反而更加堅定了他的信心，鼓起了他的幹勁，不管風吹浪打，堅決的和革命小將團結、戰鬥、勝利在一起。
階級敵人並不甘心於他們的死亡。他利用埋伏在年輕的紅色政權的定時炸彈——劉、陳、劉反黨集團以及支持他們的資產階級政客張日清，操縱他們的御用保皇勢力，再次掀起了大反劉格平同志的黑妖風，妄圖再次把劉格平同志打下去，扼殺山西剛剛誕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小將識破了階級敵人的陰謀，掀起四一四紅色風暴，把劉、陳、劉反黨集團和張日清之流揪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同時我們偉大的領袖發出偉大的指示：“…要站在劉格平同志一邊，堅決支持劉格平同志。”階級敵人的陰謀徹底破產了。在這中間，劉格平同志堅定不移的支持了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動，和紅總站、兵團、太司等堅定的革命左派組織站在一起，共同戰鬥到勝利。
現在我們奪權勝利，但奪權以後的任務更加艱巨，工作更加偉大。雖然我們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但這並不是說今後就不會有反覆，不會有復辟的危險了。鬥爭將會更加尖銳複雜，更加艱苦曲折。劉格平同志清楚的知道這一點。他早已下了決心，不論將來的風浪有多高，困難有多大，他都要堅決的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直到毛澤東思想的紅旗插遍全球。
劉格平同志對毛澤東思想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真不愧為毛主席的好學生。
（轉自1967年9月12日《浪滔天》第二號）
（中國文革研究網錄入 wengewang.org）
劉格平、袁振同志同革命小將們在一起
最高指示
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決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他們還要作最後的掙扎。在全國平定以後，他們也還會以各種方式從事破壞和搗亂，他們將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復辟。這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我們務必不要鬆懈自己的警惕性。
揭穿所謂“反地方民族主義鬥爭”的黑幕
一九六o年在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的支持和指使下，經過其黨羽安子文、李維漢、汪鋒、劉春、楊靜仁、馬玉槐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密謀策劃下，在寧夏地區進行了一場觸目驚心的所謂“反對以劉格平為首的地方民族主義反黨集團”的鬥爭。這個徹頭徹尾政治陷害案的黑幕，現在終於完全揭穿了。
一九六o年在寧夏省自治區第七次擴大會議上開展的所謂“反地方民族主義的鬥爭”進行了長達三、四個月的時間。在這一鬥爭中，集中地打擊了劉格平同志及其所謂“地方民族主義集團”，牽連打擊迫害了大批革命同志。其根源現在非常清楚。
①彭真、安子文、薄一波等叛徒集團在叛黨宣言簽字的時候，也曾呼劉格平同志簽字，被劉拒絕了。並且劉格平同志是唯一的知道這個案件最詳細的人。
②李維漢、汪鋒、楊靜仁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統戰、民族工作上，修正主義的主張，經常遭到劉格平同志的抵制。
這兩批隱藏在黨內的壞人，都對劉格平同志恨之入骨，必欲置劉格平同志於死地而後快。“反地方民族主義”，就是他們陷害劉格平同志陰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一）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就對劉格平同志開始了排擠、迫害
劉格平同志是回族中久經考驗的老幹部，寧夏回族自治區工委成立於一九五七年十月。當時一般地想象這個工委應該是劉格平同志為首。但由於彭真、安子文、李維漢、汪鋒等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為掩蓋他們叛黨、反黨罪行，不惜捏造事實欺騙中央，胡說劉格平同志是“地方民族主義分子”，降低劉格平同志的威信。並把汪鋒這個壞蛋安排為寧夏區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一九六o年十一月汪鋒實現了陷害劉格平同志的陰謀以後，立即把楊靜仁（甘肅人，是同海濤<牙鴻>鎮壓共產黨人的幫凶）巧裝打扮一番，又推上了寧夏黨委第一書記的寶座。叛徒集團和修正主義集團當時把劉格平放到寧夏工作，採用了“欲擒先縱”的策略，他們希望劉格平同志“犯錯誤”，然後打倒。“反地方民族主義”、“反壞人壞事”，就是汪鋒為楊靜仁上台掃清道路所修建的兩個台階。
一九五八年三月，寧夏回族自治區工委開始工作之初，李維漢、汪鋒、楊靜仁四月就去了銀川。他們表面上是研究寧夏自治區有關問題和宗教問題，但暗地是企圖在劉格平同志身上打主意。有個中學發生過回漢學生婚姻問題，他們對此很感興趣，大作文章，造謠誣衊劉格平同志，陰謀把破壞民族融合的罪名加之於劉格平同志頭上。因為劉格平同志對他們早存戒心，對此事根本沒插過手，使他們陰謀沒有得逞。但從這件事開端，已逐步拉開陷害劉格平同志的序幕。
（二）青島座談會與鬥爭馬震武
一九五八年五、六月間，中央民委、中央統戰部在青島召開回族依斯蘭教問題座談會。這次會是一次地地道道的黑會。李維漢、汪鋒、劉春、楊靜仁都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們陰謀讓劉格平同志參加這次會議，意思劉去後若不同意他們的宗教問題上的修正主義貨色，就把劉作為對立面進行鬥爭。後劉格平同志預見到他們的詭計，改派一些同志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利瓦伊汗大捧楊靜仁，對格平同志所派人員進行監視和擺布圈套。汪鋒幾次“號召”要“旗幟鮮明”企圖引出不同觀點，進而“追出後台”，但由於派去人員提高了警惕，打擊劉格平同志計劃，未得實現。
一九五八年七月間，工委決定了在銀川召開回民座談會鬥爭馬震武，大會召開前夕，汪鋒無視工委集體領導，不理采劉格平同志的意見，完全否認宗教和階級鬥爭的聯繫，不同意劉格平同志等通過揭露宗教的階級本質，以提高群眾的覺悟，而是主張直接了當向宗教進行肉搏，用“左”的詞句，掩蓋他們修正主義投降的本質。鬥爭馬震武時，劉格平同志在銀川並分工管統戰工作，但汪鋒要按他的框框寫出總結。他的意見中，有一些是格平同志不能同意的。汪鋒的陰謀是：如果克格平不同意他的意見，就可以給劉格平橫加他們予謀已久的“保護宗教”、“保護馬震武”等莫須有的罪名。這些壞人其用心險惡，手腕毒辣已至極點。但是，這次陰謀策劃又以失敗而告終。
（三）新聞風波與修建“皇宮”
叛徒集團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為了陷害劉格平同志，造謠、誣害其是無孔不入。舉兩例來說：
一是一九五八年六月寧夏地區航空站正式開航那天，劉格平同志參加了群眾慶祝會，並主持剪彩。恰巧汪鋒就坐第一班飛機來銀川。飛機降落時，格平同志正在剪彩，未及前往歡迎，汪鋒大為不滿。區黨委第七次擴大會上，汪鋒竟把這事當作“劉格平反對第一書記”的“罪狀”。並說：“我下飛機劉格平連手都不和我握”。還造謠說：“當天銀川報紙登了一條消息：從北京到銀川的第一班飛機載來了兩名客人”（意即連第一書記來也不報道）。汪的爪牙也隨聲附和說，他在北京就見到這條新聞。後來有關把銀川報紙送他們全部翻閱實在找不出這條新聞，這場新聞風波才算平息。
二是一九五九年自治區黨委決定在小口子修建一療養所。一九六o年初鑽探完畢，並繪出示意圖。春節時，自治區書記、主席均前往聽取匯報，參觀現場。這本來是集體決定，眾所周知的。然而區黨委第七次擴大會議時，汪、楊、叛徒修正主義集團，竟給劉格平同志加了個莫須有的罪名，硬說劉格平同志要在賀蘭山小口子，修建“皇宮”，企圖分裂民族大家庭，把寧夏回族自治區搞成獨立王國。他們黨羽也跟上大喊大叫，好象他們從沒有作這決議，集體聽這匯報一樣，真不知人間尚有真理，尚有羞恥。
（四）民族文化宮展覽和民族服裝問題
一九五九年八月區黨委派人在北京民族文化宮籌備寧夏館國慶十周年展出。寧夏館有一個“馬震武專欄”，展品有一、二件破武器、驢毛、指甲、“皮拉汗”等物。承辦人分別徵求了汪鋒與劉格平同志的意見。劉的意見是：建國十年，寧夏可展成績很多，落後骯髒東西展出，不能代表回族面貌，外賓參觀，會產生不良影響。而汪鋒為了打擊劉格平，氣勢洶洶堅持已見。汪說：“馬震武的專欄非有不可，展品不能減少，誰不同意，便是保護落後”。這非常明顯，是汪鋒對劉格平同志的挑釁，打擊。
民族服裝問題，也是汪、楊、馬集團陷害劉格平同志的一大罪狀。事實經過是汪、楊親信金浪白率民族參觀團參加國慶十周年後又到東北參觀。返京後，他提出回族服裝特點還不夠突出，向在京的劉格平同志建議搞能表現民族特色的民族服裝。劉格平同志返銀川後，把這個問題在區黨委，人委會上提出，經過四次會議討論通過（第二書記李景林參加決定）。劉格平同志還就製作民族服裝問題與汪鋒談過，汪亦未表示任何異議。馬玉槐也表示“贊成、贊成”、還特意帶上回民帽跳舞，以示其同意搞民族服裝。但到區黨委七次擴大會議時，他們把責任全推給劉格平。誣格平同志“製作民族服裝是反對黨的民族融合政策。”倡議人金浪白和主持決定人李景林都倒打一耙，溜之大吉。實在無賴之極。
（五）從北京會議到寧夏會議，
一九五九年國慶節以後，在汪、楊、馬等人的密劃下，他們共同向他們的黑主子鄧小平作了匯報。鄧小平聽後心懷叵測地說：“劉格平的問題到了徹底解決的時候了。”又給安子文、汪鋒布置說：“先小會搞，不行再擴大”。
主子命下，奴才照辦。六O年3月下旬，在北京先李維漢、安子文、汪鋒、劉春與劉格平同志開了個所謂的“座談會”，首先扯開了“反地方民族主義”的黑幕。大叛徒安子文是組織部長本來與此會無關，但也擠進來，大放厥詞，攻擊劉格平同志。他還明刀暗槍地說：“我們是難友，一塊坐過監。”在這個會上，這伙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挖空心思，無中生有，拼命上綱，給劉格平同志製造了一大堆所謂“地方民族主義”的罪狀。為進一步迫害劉格平同志，他們訂好了反革命提綱。並在鄧小平的黑指示下，把會議擴大到司、局長以上，寧夏書記處的李景林、馬玉槐、甘春雷、以及吳生秀等也參加了會議，繼續鬥爭了一個多月。但劉格平同志堅持原則進行鬥爭，始終沒有屈服。他們經過一番密謀，使出最後伎倆，把會議搬到寧夏去開。
（六）銀川的黑風一九五九年五月，汪鋒、馬玉槐等，先後回到銀川，對陷害劉格平同志做了輿論準備和組織準備。接着，區黨委七次擴大會議開幕了，一件大規模的政治迫害案，在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指示下開始了。與此同時，楊靜仁以“中央工作組組長”頭銜，帶領人馬，趕到銀川，參加圍攻。利時，銀川上空烏雲密布，會議內外殺氣騰騰。他們布置得力幹將、打手，擔任組長，採用了大會斗，小會壓，背靠背揭發問題，個別啟發等手段，明崗暗哨，劉格平同志被一個龐大的特務網控制起來，失去了自由。
會議期間，汪鋒、楊靜仁、馬玉槐、朱聲達大打出手。他們為了增加劉格平同志的罪狀，劃了一個龐大的“反黨集團”，又獨出心裁地創造了五個圈，名曰：“回回幹部圈”，“渤海幹部圈”，“氣味相投圈”，“親戚圈”，“民族宗教上層圈”。把大批的幹部，劃入了“反黨集團。”為了沉重打擊劉格平同志，他們又端出了早已製造好的三大陷害案：一曰劉格平指示丁毅民、威逼邊秀蘭製造假信，陷害馬玉槐案；二曰劉格平指示韓玲打擊劉繼曾、陷害汪鋒案；三曰劉格平指示高池龍打擊李X春，陷害李景林案。汪、楊在這些問題上，對一些幹部威逼利誘，最後屈打成招，整個會議，形成了人人過關，人人自首的局面。五月卅一日汪鋒請示彭真逮捕丁毅民，汪隨身攜帶手槍，氣焰囂張之極。會議期間，汪鋒多次向彭真、安子文、李維漢匯報，活動十分頻繁。
（七）捏造的主要罪狀
區黨委擴大會議從五月初開到七月，共開了三個多月。會議結束後，他們還抽調人馬，對劉格平同志和有關同志繼續進行鬥爭。同時由楊靜仁起草，泡製了一個所謂“關於劉格平民族主義反黨集團鬥爭情況和處理意見請示報告”。劉少奇背着偉大領袖毛主席，打着中央的旗號，給以“此件很好”的贊語，並批轉全國。劉格平等同志的處理，則交給了大叛徒安子文。
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給劉格平同志定為“徹頭徹尾的地方民族主義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修正主義分子”。捏造的主要罪狀有：
①“反對黨的民族區域政策，一心一意要搞聯邦主義”；
②“一貫強調民族特殊，主張民族分歧，反對民族親近和民族融合”；
③“反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和政治思想革命”；
④“反對宗教制度改革，反對在回族黨員和幹部中進行無神論教育，反對在少數民族中開展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的鬥爭”；
⑤“對三大萬歲，劉格平也是反對的”。
⑥“組織上一直大搞宗派主義”；
⑦“最嚴重的錯誤，竟敢針鋒相對的反對中央主席和其它中央負責同志的重要指示”；
他們為了給劉格平同志加多罪狀，甚至恬不知恥地把“人家都簽字出獄，他偏不出獄”的堅貞革命節操，也誣為“反黨”的“罪狀”了。
最後，他們給劉格平同志的處分是：撤銷自治區黨委書記，常委和自治區主席等職。
這真是欲加以罪，何患無詞！現在經調查，其中大部分是捏造的，有的則是他們自己的，硬加到劉格平同志身上；有的則純屬造謠；有的則是被汪、楊、馬集團任意誇大、無限上綱的東西。這樣，毛主席的好幹部劉格平同志，就被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集團打了下去。劉格平同志被貶，反革命分子楊靜仁飛黃騰達，一躍而為寧夏黨委第一書記、寧夏自治區主席、寧夏軍區第一政委。楊靜仁在升官後，躊躇滿志的說：“我和劉格平鬥了十年，總算勝利了。”這句話道出了整個“反地方民族主義”鬥爭的真情，從此，楊、馬王朝統治了寧夏，秉承劉、鄧意旨，實行了血腥的資產階級專政。他們為了肅清所謂“地方民族主義的遺毒和毛根”，他們緊接着又搞了慘絕人寰的“雙反運動”，上萬的人被逮捕，許多人慘遭死亡，汪、楊、馬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犯下了滔天罪行。1962年，曾經進行甄別工作，工作一開始，立刻發現好多人都是被錯打的或處分過重的。楊靜仁等恐露了馬腳，立令停止甄別，並令受迫害同志大學“修養”，企圖用中國的赫魯曉夫的反動“馴服工具論”，毒害麻醉他們，用他們的法西斯的“組織服從”，代替共產黨的“原則鬥爭”，其用心何其毒也！
（八）文化大革命中繼續進行迫害
七年來，汪、楊、馬集團，為了把劉格平等同志永遠置於死地，把“反地方民族主義”一案，定為鈇案，企圖使這些同志永不能翻身。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們對這些幹部的迫害，更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許多所謂已經“甄別”的幹部，又重新被他們打入“劉格平反黨集團”，打成“地方民族主義分子”，遭到批判、鬥爭、圍攻。西北局蘭州會議，就決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繼續搞“反地方民族主義”。楊靜仁在匯報文化大革命情況時，所謂的“三股逆流”中，有一股就是．“地方民族主義要翻案”。裼靜仁甚至公開給統戰部的文化大革命劃框框，就是要搞“反地方民族主義”，他們不僅對“地方民族主義分子”進行迫害，而且對他們的子女進行迫害，把他們子女列入“黑七類”，不准參加紅衛兵，不准外出串連，甚至進出校門都要登記。楊靜仁還叫囂：“誰要對60年反地方民族主義表現不同意見，就應給他們帶上替劉格平反黨集團翻案的帽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們藉此把許多人打為“黑幫”，把許多人定為“漏網的地方民族主義分子”。自治區文化局的有個一般幹部，僅僅因為寫了一個“關於整理伊斯蘭教文化的意見書”，而且是當時汪、楊、馬集團特別提倡的，也被說成是“劉格平反黨集團的反革命提綱”，“為劉格平製造理論根據”，也被定為“地方民族主義分子”與“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而被打了下去，受到迫害。甚至到六七年三月，當寧夏那些長期受壓制受打擊的革命領導幹部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下，勇敢地和革命造反派戰鬥在一起，控訴、揭發“反地方民族主義”這塊黑幕之時，他們的走卒們仍狂吠什麼“痛打落水狗”，“不許為地方民族主義翻案”，令人萬分憤慨！
（九）千秋功罪，人民與之評說
千鈞霹靂開新宇，萬里東風掃殘雲。在連月烽火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激烈搏鬥中，寧夏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顧實力、高壓，不怕虛聲恫嚇，衝破了汪、楊、馬反動集團及其代理人的重重阻力，毅然決然地和廣大革命領導幹部，緊緊結合在一起，戰鬥在一起，揭開了寧夏地區1960年開展的所謂“反地方民族主義鬥爭”的黑幕，解放了一大批受迫害的革命幹部，有力地打擊了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又一偉大勝利！
已揭發的大量的鐵的事實說明：
所謂“反地方民族主義”一案，是徹頭徹尾的政治陷害案！
“所謂“反地方民族主義”一案，是劉、鄧在幹部問題上推行“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次最集中、最典型的大暴露！
所謂“反地方民族主義”一案，是劉、鄧打擊、陷害劉格平同志妄圖殺人滅口，保護劉記叛徒集團的一個大陰謀！
所謂“反地方民族主義”一案，是劉、鄧在全國實行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劉、鄧有組織、有計劃指使其死黨楊靜仁篡奪寧夏黨、政、軍大權的一場資本主義復辟陰謀活動！
這是一場何等怵目驚心的階級大搏鬥啊！
今天我們已非常清楚：
到底誰是真正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地方民族主義分子呢？
不是劉格平同志，也不是同劉格平同志戰鬥在一起的那些同志，而正是汪、楊、馬這一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正是他們，瘋狂地反對毛澤東思想，把寧夏變成了獨立王國，變成了劉、鄧實行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基地。
正是他們，忠實地推行了劉少奇、鄧小平、彭真、李維漢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一套修正主義路線。
他們才是貨真價實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地方民族主義分子！
千秋功罪，人民與之評說！
在寧夏長期受迫害的劉格平同志以及其它受迫害的同志，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在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英勇鬥爭下，真象終於大白了，黑幕終於揭開了，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終於原形畢露了，這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這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
革命造反派的戰友們！讓我們共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繼續深入地揭發、批判所謂“反地方民族主義鬥爭”案，進一步徹底揭發、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革命面目，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紛碎資本主義復辟的大陰謀，保證我們偉大祖國千秋萬代永不變色！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
打倒汪、楊、馬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山西東風紅色造反兵團、山西東風兵團太飲分團）
1967年9月1日
（中國文革研究網錄入 wengewang.org）
最高指示
“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這是中國人民形容某些蠢人的行為的一句俗話。各國反動派也就是這樣的一批蠢人。他們對於革命人民所作的種種迫害，歸根結底，只能促進人民的更廣泛更劇烈的革命。難道沙皇和蔣介石對於革命人民的種種迫害，不就是對於偉大的俄國革命和偉大的中國革命起了這樣的促進作用嗎？
觸目驚心的政治迫害案——十幾年來劉、鄧黑司令部迫害劉格平同志的部分史實
“我們要爭取無條件釋放，否則，寧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寫任何叛黨啟事。”劉格平同志大義凜然的英雄氣概，充分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忠貞。卻引起了劉、鄧黑司令部及其爪牙的深惡痛絕，他們深知劉格平同志了解他們的底細，害怕揭露了他們的叛徒咀臉，所以，一直把他視為心腹大患。十幾年來，他們背着黨中央和毛主席，製造了一次又一次政治事件，處心積慮地要把他打入十八層地獄。一九六o年，在劉、鄧、彭、安的直接指使下，終於把他打成“地方民族主義者”和“反黨分子”。發配到山西，禁錮起來。劉少奇在北京惡狠狠地宣布：“誰都能平反，就是劉格平不能平反”。
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這個觸目驚心的政治大冤案翻了過來，歷史恢復了本來的面目。
一九四九年五月，劉格平同志任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副校長時，同饒漱石的資產階級教育路線進行了堅決鬥爭。由於受到他們的排擠，生活特別艱難，今天吃了就不知明天的在哪兒，連喝水抽煙都很困難。
一九四九年八月，他擔任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受到大叛徒烏蘭夫、李維漢的直接迫害。有職無權，事無巨細，都要請示遠在內蒙的烏蘭夫，而出了問題，卻把責任都推到他一個人身上。後來又以深入基層為名，把他打到了二郎山。
一九五二年，五反運動時，把他召回北京，殘酷鬥爭。他將自己的二百斤小米，在開會時，拿出來讓大家吃了，結果反被他們誣為多吃多占。由李維漢親自主持鬥爭，派專人監視他的行動自由，一個月不讓下樓，妄圖把他置於死地。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他給主席寫了信，主席告訴他以後有事，可直接給主席寫信。這些傢伙的陰謀才遭到了失敗。
一九五四年，第一屆人代大會後，任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除了黑賊彭真的直接打擊外，又給他派了兩個大叛徒，劉XX，夏xx作辦公室主任，採用了上壓下擠的辦法迫害他。但他沒有屈服於彭真、李維漢的淫威。堅決反對他們篡改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取消階級鬥爭，實行保護少數民族中的反動分子的修正主義投降路線。他們卻反誣他“反對在少數民族中進行民主改革、主張改良；對民族、宗教上層、只講團結，不講鬥爭”；“反對寧夏回族地區鎮反”等等。但又拿不出事實，故謀害的詭計未能得逞。
在政治上對他迫害的同時，在工作上也是百般刁難。他工作時很注意深入群眾，他們卻說他無聊、串小胡同。在生活上也是橫加迫害，從四九年到五四年，身為中央委員和擔任要職的劉格平同志，竟連一個宿舍也沒有，只有一間小辦公室，白天辦公，晚上全家就在這個辦公室的地下睡覺。由於他們的打擊，他長期被排擠在京外，轉輾於新疆、廣西、西藏、雲南等各少數民族地區。貫徹了黨的民族政策，正確處理了許多複雜的事件，平息了將要發生的叛亂，與習仲勛等進行了堅決鬥爭，進一步激起了劉、鄧黑司令部的憎恨。
一九五七年春，從雲南返回北京籌備成立回族自治區。李維漢、汪鋒又在劃分甘肅和寧夏自治區的分界線問題上，撥弄是非，陷害他，妄圖給他扣上“地方民族主義”的大帽子。
一九五八年春，他到了寧夏，大叛徒安子文也派他的打手汪鋒、馬玉槐、xxX跟着到了寧夏，會同楊靜仁、李景林等忠實爪牙，在安子文、薄一波、李維漢直接領導下，對劉格平同志形成了包圍圈，展開了瘋狂的政治迫害。
一九五八年六月，李維漢等人在青島召開了“回族伊斯蘭教問題座談會”。寧夏工委決定讓李X同志參加，而汪鋒等卻威逼劉格平同志參加，遭到他堅決抵制後，又強迫王XX同志參加了這次黑會。
在黑會上，他們大力製造“自由討論”的煙幕。李維漢說：“我們的會是研究性質的交換一下意見，結論由中央作。”汪鋒說：“自由討論，自由發表意見。……首先要思想解放，打消顧慮，敢想敢說。”會議還規定：“不報導，不發消息，也不登內部參考。”千方百計地引王XX、李X同志按他們的意圖發言，以便從中撈取稻草，把王、李作為對立面進行鬥爭，最後把劉格平同志作為後台打擊迫害。但由於王，李政治警惕性較強，才倖免上他們的圈套。
一九五八年秋天。全民大煉鋼鐵時，根據中央指示精神，為了改變寧夏荒涼麵貌，經區黨委書記處和常委研究計劃，在吳忠、固源修條鈇路，並決定，把一部分工業項目，安排在吳忠、固源兩縣。一年後，汪、李、馬突然改變了態度，極力反對這個規劃。生拉硬扯地說什麼：“吳忠、固源不通鐵路，又是回民集中區，劉格平的規劃就是搞地方民族主義”。這種別有用心的出爾反爾的說法，受到了劉格平同志的嚴詞回擊。在羅成德等革命同志，一致反對下，汪、馬黑幫的罪惡企圖又遭到可恥失敗。
一九六o年，在鄧小平、李維漢、汪鋒的精心策劃下，汪、馬黑幫一手製造了“民族服裝”事件，硬給他扣上“地方民族主義”的罪名。
關於民族服裝問題：中央民委早有通知，要求匯集民族服裝的樣品。在寧夏，具體方案由黑幹將金浪白提出，李景林讚許，並在一九五九年年底經過汪、馬、甘等人多次研究，最後由區黨委常委會和自治區人民委員會討論通過。特別是馬玉槐對搞民族服裝最感興趣，他很早就聲張縫製回民服裝，並大肆宣揚：“領導幹部首先穿戴，是為了其它回民都穿民族服裝。”一九六O年二月底，民族服裝在區內穿了出來，馬玉槐、甘X X也都戴上了氈帽頭，而且決定在“三八”節去拍電影。“三八”節那天，大家都穿上了民族服裝，準備去拍電影，他們卻改變了態度，馬、甘退出了，汪鋒也不去了，他們只讓劉格平同志帶了一些人去。電影拍好後，汪鋒突然扣住不放，宣布有問題。
三月中旬，汪鋒、李景林親自帶着影片，上京告狀。二十三日，又假借開會名義，將劉格平同志騙到北京。一群黑鬼，由大叛徒安子文率領，在民族宮對他進行圍攻、審訊、鬥爭，把種種莫須有的罪名強加在他頭上。在一次鬥爭會上，汪鋒竟然指着他的鼻子怒氣沖沖地問：“三六年，人家都聽中央指示出獄，你為什麼不出來？”劉格平嚴詞對答：“這個問題，安子文你知道嘛！你還給我寫信呢！我給你回信了嘛！”奴才這笨拙一招，使主人難堪，安子文急得臉都發紫，忙說：“別說了，別說了……。”在北京鬥爭他的同時，寧夏也緊張地進行着更加殘酷的鬥爭準備工作。五月十二日晚，寧夏突然來電要他務必於十四日返回銀川。
五月十四日，他一下飛機還沒吃飯，就接到馬上開會的命令。在區、縣級黨員、幹部會議上，汪鋒宣布：“劉格平是‘反黨集團’的首領”，“根據中央的指示，要徹底解決他的問題”。並且舉了他們捏造的“一百六十條罪狀”，不擇手段地搞了一個“渤海區回民圈”為基礎的所謂“反地方民族主義”的鬥爭，瘋狂迫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的革命領導幹部和革命人民。如書記處書記羅成德同志，常委委員、自治區付主席王XX同志，自治區統戰部付部長李X同志，被他們一個個打成“反黨集團”的骨幹分子。
劉格平同志的愛人丁磊同志，也被他們打成了“反黨集團”的“干將”、“右派分子”。他們耍種種卑鄙手段；一會兒威脅、利誘、挑撥離間。對丁磊同志說：“劉格平已經承認了X X問題，你還不揭發”，反過來對劉格平同志說：“丁磊已經揭發了XX問題，你還不承認”；一會兒分割審訊，把他們倆人分在兩處進行逼供；一會兒又把他們拉到二塊進行對質；一會兒利誘說：“丁磊你如果揭發了劉格平的問題，就可以保留你的黨籍和公職”：一會兒又威脅丁磊同志“頑固下去，將自取滅亡”。真是軟硬兼施，無所不用其極。
從五月到九月對他整整鬥爭了四個月，每天的鬥爭時間都在十二小時以上，圍攻、謾罵、審訊、拍電影，長時間的站立，真是殘忍至極。
為了迫害劉格平同志，他們提了所謂“馬震武問題”，妄圖把“保護落後”的帽子扣在他頭上。馬震武是個反動大教主，在民族文化宮寧夏展覽館裡，有馬的一、兩件破武器，驢毛，指甲和皮拉罕。這是李景林一手辦的。李曾徵求過劉格平同志，汪鋒的意見，劉格平同志說：“關於馬震武專欄中的亂七八糟的東西不能多放，最好不要放”。但汪鋒卻說：“馬震武的專欄非有不可，展覽品不能減少，誰不同意就是保護落後。”
究竟誰在保護落後，不是昭然若揭了嗎？看他們顛倒黑白到何種程度。為了迫害劉格平，他們竟造出了劉格平要在賀蘭山建造皇宮的彌天大謊。原來，一九五九年自治區黨委計劃在賀蘭山小口子將馬步芳的舊別墅改建一個療養所。六O年春節，區黨委書記處都去小口子現場聽取了水電局負責人關於籌建療養所的匯報。這就是被汪鋒誣為劉格平同志搞獨立王國，建立皇宮的奧妙。為了迫害劉格平同志，汪鋒竟說：“我下了飛機，走到劉格平跟前，劉格平手都不和我握。”這也被說成是劉格平瞧不起書記，搞地方民族主義的一大罪狀。他們捏造的所謂“一百六十條罪狀”就是這樣的貨色。
經過了一系列的迫害、圍攻，打擊之後、汪鋒授意楊靜仁在北京背着區黨委搞了一個《關於對劉格平民族主義反黨集團的鬥爭情況和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極盡造謠誣衊之能事。在劉少奇、鄧小平的指使下終於將他打成了“民族主義反黨集團頭子”，“徹頭徹尾的民族主義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修正主義分子。”撤消了區黨委書記處書記，常委，自治區主席的職務。
但是，兇惡的敵人仍不罷休。
鄧小平親自指示汪鋒說：“寧夏的鎮反、土改不徹底，地方民族主義還沒有肅清，民族叛亂很有可能，包括你在內，要注意。”鄧小平黑指示，意味寧夏革命人民遭殃的日子到了。
九月以來，賀蘭山下殺氣騰騰，黃河兩岸，陰霾四起，白色恐怖籠罩着整個寧夏全區。汪、馬黑幫在所謂“反地方民族主義鬥爭”之後，為了“拔除劉格平反黨集團的根子”，又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反壞人壞事運動”。他們公然踐踏黨紀國法，叫嚷什麼“堅決把壞分子清除乾淨，有多少，算多少，絕不姑息養奸，絕不留有尾巴。”將捕人權下放，層層分配捕人指標。汪鋒惡毒地說：“死幾個沒有什麼了不起，準備死一批”。馬玉槐還提出三快、四隨、即“快捕、快判、快送、勞改”；“隨斗、隨捕、隨判、隨關”。全區展開了捕人競賽，嚴重地混淆了兩類性質的矛盾。從九月七日到九月三十日的短短二十三天時間內，全區共捕人19OOO多名，平均每天捕人800多名，每天每個縣捕人40多名，共死亡3500鄉名，他們對廣大勞動人民和革命幹部的迫害和瘋狂鎮壓，達到了慘絕人寰的程度。
但是劉格平同志並沒有被嚇倒，羅成德、丁磊等同志也沒有被嚇倒，寧夏的革命人民更沒有被嚇倒。會幾何時，那些曾經不可一世的黑幫，威風一掃而光，統統被革命人民打翻在地，變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長期以來，劉格平同志堅決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不屈服於劉鄧黑司令部的迫害，並進行了堅決的鬥爭，證明他不愧為毛主席的好學生。（轉自《四野》戰報）
劉格平同志對北平反省院的回憶（片段）
劉格平同志當年在國民黨反動派“北平軍人反省分院”里，面對敵人的鐵窗繚銬，不怕犧牲，堅持鬥爭，決不屈膝於敵人。他堅決地抵制大叛徒頭目劉少奇所下的投降變節的黑指示，斷然拒絕在薄一波、楊獻珍等叛徒精心策劃的“反共啟事”上簽字畫押。他寧願把牢底坐穿，決不向敵人投降，在敵人的監獄裡坐了十年零三天，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大義凜然的英雄氣概！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間，我們會先後幾次來山西省人委訪問了劉格平同志。十二月二十二日，劉格平同志再次和我們進行了座談。劉格平同志的談話，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和教育，也是對敵人的強烈的譴責和控訴，對劉少奇大叛徒集團的無情揭露和致命打擊！現在，我們把劉格平同志的談話加以整理，作了摘錄，並加了小標題，供革命同志批判劉少奇大叛徒集團時參考。以下系劉格平同志回憶談話：
一九三六年一月，我被送到北平軍人反省院。當時裡面有六、七十人，分為南監、北監。前面有辦公樓，後面可以放風散步。南北監之間有崗樓，不叫兩面的人見面。每邊最多裝五十人，房子面積很小，人擠得都不能翻身，平時每五、六個人一問房。
和我一起去的共三十人，大部分在北監，也有幾個在南監。那時國民黨軍法處經常給工作。方法很多，有的用錢收買，有的封官，有的把母親、老婆、兒子等親人叫去，，設法叫你叛變，開始只有少數人叛變。
（一）寫“反共啟事”：是經過醞釀的 “反省政策”是從三二年、三三年開始的。以前採用抓住就殺，後來採用了“反省”政策，登報反共。我原在外工作時，凡是登報的都是叛變，就不是黨員了。在獄中有的想要出去，我們就不和他接觸。......
劉格平同志第一次出獄時留影
（中國文革研究網錄入 wengewang.org）
一九三六年秋天，南監有人（可能是殷鑑）要登報出去徵求我的意見，我說：“我不出去”。他說：“可以不寫反共啟事。”開始他就對我說了聲明前幾句“因年幼無知交際不慎……。”看來他們早就有醞釀。那時獄中爭論也很厲害，他們找我聯繫說外面組織批准。開始大多數的人是抵抗的，他們把我當作頑固的釘子，尤其是北監的人大部分和我站在一起。第一批出去以後，他們就來信號召，說什麼外面很需要人，這樣出去的人就多了，原來抵抗的就不抵抗了，大部分就出去了。到“七七事變”時差不多就都出去了，留下的也不過三十來人，留下的情況也不同。那時也有規定坐獄半年以後，才能寫啟事出去，我反正不寫啟事。那時在獄中不反共是時刻有被處死的可能，他們出去後，鬧得很厲害，寫信動員。我還得革命，一坐到底，不能怕死。
（二）叛徒苟活一時，革命者慘遭迫害
在獄中，開始堅持鬥爭我們是一致的，但在出獄這個問題上不一致。開始多數人不同意出去，後由於出去人的來信動員，多數人就動搖了出去了，我們從多數變成了少數。他們把我看作頑固分子。
“七七事變”後，我們要求按釋放政治犯的條件釋放。他們說對我保護，實際又把我送到第一監獄重新坐牢，1949年期滿出獄。實際坐獄十年零三天。
（三）叛徒們隱瞞了自己的歷史
我出來以後，到解放區，知道凡寫“反共啟事”的大部分都改名了。
我出來以後，他們（薄一波、安子文等）都沒事兒，有的還擔任重要工作。我以為他們是什麼特殊情況，組織批准了，又經過了整風、審乾等運動，根本不知道他們有“反共啟事”，更不想他們把這個事竟隱瞞起來了。
（四）他們這種寫“反共啟事”的行為是惡劣的
我最近看了幾個人的關於這個問題的結論都有問題，如吳雲夫的是：
“經組織活動出獄——安子文”。根本不提登報，更不說反共的內容。這個問題是嚴重的，不過也是可以理解的，安子文在組織部已二十多年了，以後又是組織部長，這些問題都是要經過他的，還能弄好了？
（五）中央對此問題很重視
南開同學來我這兒，讓我看了高仰雲的“反共啟事”以後，我才重視了這件事情，我就到中央反映了這個問題，中央同志接見了我。……中央對此問題很重視。中央說同學們作得很好。我完全支持你們，有問題什麼時候來都可以。
（轉自1967年6月3日南開大學8 .18紅色造反團《新南開》山西一號）
劉格平同志談韓培義——京西賓館訪劉格平同志談話記要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許至十一時四十五分，我們在北京京西賓館訪問了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劉格平同志，就有關韓培義同志的問題進行了座談。
問：韓培義同志在獄中表現如何？
劉：他是一九三七年進“反省院”的，去了跟我在一起。他對反省院的情況不清楚，我給他介紹了一下。當時，薄一波他們搞的，都紛紛登報出獄，於是分成兩派：一派要登報出去，一派不登報。他不同意他們的辦法。我對他說：“你不要聽他們那一套，他們是叛變”。他一直很堅決，沒有任何猶豫，堅決站在我們反對登報的這一邊，一直很堅決。這個問題很清楚。七七事變後，他、張良雲、陳世珺三人期滿了，我替他們寫了個呈子，送上去。放了他們三個。我們也寫了，但刑期未滿，他們不放。他沒有什麼別的問題。現在活着的就他沒登報，還有我。他們一起出獄的另外兩個，一個犧牲了，一個叛變了。
問：他的結論（按：指“搶救運動”時的結論）上寫着“模稜兩可”是怎麼回事？
劉：他進去後，兩方面都跟他談過話。這不算什麼。可以了解了解嘛。他不同意他們（按：指主張登報出獄的一派）的意見。我說：“你別聽他們的，那是叛變”。他馬上就同意我的意見了。根據這說他動搖，哪有那回事？那是不對的。他並沒有同意他們，這個問題是很明確的。
那時薄一波、安子文掌權，是想弄他一下，也弄我，想把我們跟他們弄成一個樣子，不好都不好嘛。問題是整老韓，他是想拉上一個，故意整人。
他們三人出去後，我們二十幾個被送到別的監獄，後來就沒聯繫了。
我是一九三六年一月進反省院的，判了無期徒刑，後來減成十年。坐了十年零三天。
問：請你講一下所謂南監、北監是怎麼回事？
劉：我們都在北監。所謂南監、北監，當間有一個小通道。兩邊不許說話，但他去時已靈活，不那麼嚴格了，兩邊可以活動了。
北監有些動搖的。但問題不在這兒，問題是你同意登報不同意登報。（按：當時南監住着不主張反省的，北監住着主張反省的，但這不是絕對的。堅定還是動搖，主要看你是否登報出獄。而不是看你住那個監。故劉格平同志這樣說。）他們硬拉模稜兩可，故意地整人，把他整成這個樣子，頭髮都白了。
他進去時還有登報出獄的，科學院那個賀致平就是。他就沒登報嘛。問：你看到過劉少奇的關於允許登報
出獄的指示嗎？
劉：我看見過一封。他們事先就聯繫好了，後來才告訴我。有一次吃飯時，安子文對我、說：“我們要出去了。”我說：“那好啊！”他說：“要登個報，不是反共啟事”。我沒說話。後來他又問：“你怎麼辦？”我說：“我不出去”。
後來有人勸我說：“你不出去就要犯錯誤”。還說：“再不出去就要開除黨籍”。
趙冰谷最壞，他說：“你不出去，蠢。”劉少奇專門收納叛徒。他們這些人互相保，很保密，上不傳父，下不傳妻。
（轉自1967年6月5日第八機械工業部機關《革聯》《換新天》專號）
（中國文革研究網錄入 wengewang.org）
訪韓培義同志
時間：六七年八月十五日地點；韓培義同志家
訪問者：太工紅心戰士、首都紅代會市委黨校抗大兵團戰士
韓培義同志滿面春光，精神奕奕，熱烈歡迎我們的到來。當我們給韓培義同志匯報了山西文化大革命情況之後，又告訴他最近在北京要召開一個“憤怒聲討劉鄧黑司令部迫害劉格平等同志的滔天罪行大會。”韓培義同志表示堅決支持，他說：“小將為劉格平同志平反，開平反大會，很好，我將到會祝賀。”
接着，韓培義同志很激動地給我們講述了劉格平同志在敵人獄中鬥爭的簡單情況。他說：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後，就是這一年，而且都是在北平獄中，都是共產黨員，以劉格平同志為首的一派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畏生死，與敵人作堅強鬥爭，遭到血腥鎮壓，保持了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而安子文、薄一波、楊獻珍之流在劉少奇的黑指示下，登報自首，寫了“反共啟事”，爬出狗洞，可恥地背叛了革命，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我是因為臥軌向敵人抗暴，三七年被敵人關進“北平反省院”中，這時，薄一波、安子文已經叛變，敵人在獄中大量宣傳，號召政治犯要向他們（薄、安之流）學習，我十分氣憤。劉格平同志給我介紹了反省院中的情況，談了兩派之間的鬥爭，一派是要堅持鬥爭，一派還準備自首。劉格平對我講了他的觀點，我完全同意，並堅決與劉格平同志戰鬥在一起，他還經常給我革命書籍和小冊子看，對我幫助很大。
劉格平在敵人獄中堅決反對薄一波、安子文等可恥的叛變行為，這些叛徒便對劉格平同志軟硬兼施，他們找劉格平談話，說什麼“出去可多給黨工作……”，劉格平同志堅決拒絕。接着，他們又來硬的，說什麼“劉格平不聽黨的話，不聽組織的話，是反黨行為，將來要開除黨籍。”並瘋狂罵我們是“頑固派”。但這些都沒有動搖我們的堅強意志。我們聽毛主席的話，我們熱愛毛主席，為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寧願把敵人牢底坐穿，我們也心甘情願。
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個共產黨員應該襟懷坦白，隨時保持革命氣節，絕不應拿原則作交易。在劉格平同志領導下，獄中進行了兩次絕食鬥爭。蘆溝橋事變後，我們強烈要求上前線打仗，放我們出去，這樣才放出了些。後來國民黨撤退，反省院撤消，劉格平同志給我寫了個呈子，我方被放了出來。而劉格平等二十多個政治犯又被押解到河北第一監獄（北平宣武門外），他整整坐了十年零三天，四四年才出來。
劉格平同志是一九三四年領導農民暴動時被捕的。被捕後判成無期徒刑。在生死關頭最嚴重的時刻，劉格平同志堅持了黨的原則，保持了革命的氣節，是最大的功勞。
由於時間關係，座談就結束了。臨別時，我們贈給韓培義同志“紅心”袖章，韓培義同志非常高興，並送給我們很多材料。
（轉自67.9.20．《紅心戰報》）
首都、寧夏、山西無產階級革命派在京集會聲討劉鄧黑司令部迫害劉格平等同志的滔天罪行
（北京訊）寧夏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中央統戰民委系統聯委會、山西紅總站、首都紅代會、工代會及全國在京無產階級革命派一千餘單位共同發起，於九月一日在中央民族學院召開了聲勢浩大的“憤怒聲討、揭發、控訴劉鄧黑司令部迫害以劉格平同志為首的革命領導幹部的滔天罪行大會”。寧夏軍區付司令員張懷禮及王志強、李健同志在會上進行了揭發控訴。劉格平同志的戰友韓培義同志作了重要講話，表示堅決支持首都、山西、寧夏的革命造反派，堅決支持劉格平同志。紅總站代表和首都紅代會北京地院東方紅代表，均以大量的、無可辯駁的事實，詳盡地揭發了劉、鄧親自導演，安子文、李維漢、汪鋒、楊靜仁、馬玉槐精心策劃的所謂“反地方民族主義”的黑幕，並憤怒指出“劉鄧黑司令部迫害劉格平同志是蓄謀已久，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不擇手段，真是反動透頂”！大會還發了聲討劉鄧黑司令部的通電。
和劉格平同志共同戰鬥的日子裡
戰鬥回憶
去年十二月初，我們響應了毛主席的偉大號召，開始走出學校，深入工廠、機關，參加了社會上波瀾壯闊的文化大革命。當時，省委，省人委等領導機關在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嚴密控制下，運動搞的冷冷清清。這時，我們和其它兄弟戰鬥隊協同配合，由我們部分隊員殺進省人委，去煽風點火。
進駐省人委以後，我們和省人委內革命造反派緊密配合，向衛恆、王謙、王大任及其控制下的舊文革展開了堅決的鬥爭，在鬥爭中亮明觀點，發動群眾，鼓午鬥志，從此，這個水潑不進，針插不入的地方，重新燃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就在進駐省委不久，劉格平同志通過他的愛人丁磊同志經常來我們隊部取得聯繫。即在反動勢力比較囂張的時候，丁磊同志換了頭巾、服裝也照樣要來。她每次來總要和我們交換觀點，給我們介紹衛、王、王、武光湯、劉開基、衛逢琪的情況，提供省人委黑五樓按裝保密電話；在地下室轉移和銷毀黑材料的種種跡象；當省委出現黨氏兄弟的反動傳單的時候，她又及時提供線索。我們根據丁磊同志的反映，直插辦公廳五樓，粉碎了這個黑省委的地下黑司令部；並且通過這個渠道，深入到下層企業、事業單位，從而幾次從太原飯店、晉祠招待所揪到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衛恆之流進行審間。由於丁磊同志極其強烈的革命造反精神，共同的鬥爭目標，以及她那堅定坦率的性格，使得我們之間迅速地建立起草命的戰鬥友誼和深厚的階級感情。一月六日，丁磊同志又歡迎我們住到她家裡去，協助劉格平等同志抄寫、張貼揭發省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滔天罪行的大字報。從此，我們和劉格平同志便開始了共同戰鬥的生活。
政治掛帥，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毛主席說：“你們要政治掛帥，到群眾裡面去，和群眾在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劉格平同志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在無產階紱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偉大革命實踐中，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學習黨中央文件，《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社論。這樣，他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深遠意義有了較深刻的理解。逐步地掌握和認清了衛、王、王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進行資本主義復辟活動和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於是劉格平同志自覺地站了出來，堅定地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展開了你死我活的搏鬥。
劉格平同志過去一直受大叛徒劉少奇、薄一波、安子文的迫害，被送到他們的山西這個保險柜來以後，就連一個省委委員都不是（劉格平同志很早就是一個中央委員），處於有職無權的地位，加上人生地不熟，鬥爭處境是很不利的。但是，他經常用毛主席的教導來激勵和鞭策自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他還不斷對周圍的同志側說：“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關鍵在於去掉一切私心雜念，用毛主席思想武裝自己；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就是要注意鬥爭的政策和策略，在戰略上藐硯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否則就不可能取得勝利。”在鬥爭最艱苦的時候，劉格平同志常常引導大家一起學習毛主席的教導：“成千成萬的先烈，，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超他們的旗幟，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他懷着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無限熱愛，無限敬仰，無限忠誡的心情對我們說：“毛主席家裡有六位親人為革命貢獻了自己的生命，我捫現在為了社會主義革命熬上幾夜、吃不上一兩頓飯，算得了什麼呢！”事實也是這樣，劉格平同志每天總是從早上到深夜一直以高昂和飽滿的革命激情在工作着。1.12奪權以後，劉格平同志更是徹夜不眠，在他的辦公桌旁送走了一個又一個夜晚，迎來了紅彤彤的朝陽。我們的戰士也就從他對毛主席的熱愛和忠誡，從他革命的精神面貌，從他沖天的革命幹勁方面去認識他，同他戰鬥在一起的。
劉格平同志在和革命群眾接觸中，總是積極地宣傳十六條，並通過自己的領會，深入淺出地宣傳、解釋毛主席和黨中央歷來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並且幫助大家運用到鬥爭當中去。當他對當時的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負責同志提出自己的建議的時候，總是說：“我提的意見符合毛澤東思想，就聽，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你傭就一定要頂回來！”凡是和劉格平同志接觸過的同志都感到，他是把毛主席著作作為最高指示，努力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
我們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在一月九日親自決定向全國廣播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這兩個重要文件以後，劉格平同志於12日晚上組織正在他家裡串聯的革命組織代表學習了《人民日報》編者按和這兩個極其重要的文件，並提出了我們應當積極響應毛主席、黨中央的偉大號召，學習外地經驗，配合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動。軍區XXX同志在分析了山西省問題的嚴重性以後，對革命造反派要求聯合起來，向山西省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奪權的堅定決心，表示全力支持。當晚立即成立了《山西省革命造反總指揮部》，並在劉格平等同志的帶頜下，把各路文化革命大軍，調遣到各個戰埸上，連夜一舉奪了山西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和公安廳局等黨政大權，並且逮捕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抄了一些壞蛋們的家，搜出了大量私藏的槍枝、彈藥、反動傳單和黑材料，取得了在一個省的範圍內奪權鬥爭的偉大勝利。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大奪權，推動了我省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是我省廣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領導幹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山西軍區和駐晉部隊實行三結合，堅決響應毛主席在新形勢下提出的偉大的戰略號召的結果，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和群眾戰鬥在一起
十六條指出：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劉格平同志正是這樣做了。他在和革命造反派的接觸中，總是誠懇地，推心置腹地亮明自己的觀點，把革命群眾當成自己的親密戰友。
他對他的秘書和家裡人說：“凡是有工人、農民、革命師生群眾來見我，無論我在休息、吃飯，都要通知我，都要接見他們。我們革命幹部是為人民服務的，我們和他們之間是同志、戰友的關係。革命群眾親自來訪，這是對我們的信任”。事實證明，劉格平同志確實是把自己看成是群眾中的一員。一月九日，他的第一份大字報貼出來以後，革命群眾熱情地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革命的同志們每天在他家裡擠得滿滿的。劉格平同志總是不辭勞累，從早上直至深夜，滿腔熱情地接待大家，有時甚至連飯也顧不上吃。
一月十日，山西省小學教師革命造反派在省體育場召開向以衛恆為首的山西省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的誓師大會，要求劉格平同志參加時，劉格平同志滿口答應了。並在會上主動要求發言，和革命群眾一起揭發和批判衛恆、王謙、王大任這些混蛋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滔天罪行。一月十一日有四十多名盲人醫務工作者來見劉格平同志，當他們談到省衛生廳不給他們安排工作，不發《毛主席語錄》，剝奪他們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權利時，劉格平同志隨着他們的控訴，也非常激動，對衛生廳這種犯罪行為極為憤慨，表示堅決支持他們。當時，四十多位盲人醫務工作者深深感到，劉格平同志完全站在他們這一邊，是真正站在毛主席路線上的，他們十分激動；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劉格平等同志揭發省委中以衛恆、王謙、王大任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滔天罪行的大字報散發出來以後，在整個山西省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十分恐慌，他們暗中挑動一批保守勢力，極力誣衊，攻擊劉格平同志。當時，我們有的同志想勸劉格平同志暫時轉移到一個較為安全的地方去，這個意見卻被劉格平同志拒絕了。他認為：在保守勢力控制的群眾面前，他們大多數是要革命的，只是暫時受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欺騙和蒙蔽；只有充分相信群眾大多數，挺身．而出，向群眾作解釋，亮明自己的觀點，才能揭露和打擊躲在受蒙蔽群眾背後的一小撮混蛋！劉格平同志要我們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堅定地相信群眾大多數，和群眾在一起，和革命群眾心連心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風度。劉格平同志遵循毛主席的教導：“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於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正確地對待了人民群眾。
就在我省廣大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領導幹部，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合向衛、王、王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奪權的緊急關頭，有些群眾組織犯了方向、路線性的嚴重錯誤，給運動帶來了極大的阻力和困難。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最大地關懷和支持了我們的三結合奪權鬥爭，一月二十四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第一號通告，人民日報高度評價了山西革命人民奪權鬥爭和偉大勝利。就在這種情況下，劉格平等同志給了這些犯了錯誤組織的負責人以最誠懇的批評和幫助。一月三十日，總指揮部就吸收了XXX參加了總指揮部，並且放手讓這些組織的代表參加總指揮部的領導工作，讓這些組織的廣大革命同學到五專三市去參加奪權鬥爭。劉格平同志還專門派車把他們的負責人接去，幫助他們弄清思想，爭取他們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親。這是劉格平同志對人民負責，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的最生動體現。
由於劉格平同志和革命群眾一起鬥爭，虛心向群眾學習，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一邊，替他們說話，鼓舞他們的鬥志，幫助他們明確鬥爭的方向和策略，使廣大革命群眾自己起來解放自己，而他自己卻又以一個普通戰士的面貌出現在群眾中，真正和群眾打成一片，才使得革命領導幹部和革命群眾，革命造反派組織之間緊密地團結起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促使運動迅猛地向前發展。
參加奪權參加掌權
劉格平等同志不怕戴上“野心家”、“別有用心”、“摘桃子”、“學袁世凱的榜樣”等大帽子，和其它堅定地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的同志們，同廣大革命群眾一起進行革命造反，他們寫出了《看看以衛恆為首的鑽進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究竟是幹了一些什麼事情》，《請看：以衛恆、王謙為首的鑽進黨內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以及《打倒以衛恆、王謙、王大任為首的鑽進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這些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等大字報，比較深入地揭發了山西省委的問題，及時地指出這些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已完全轉入地下，一面保存實力伺機反撲過來，東山再起，一面大搞地下特務活動，準備對我們搞突然襲擊的形勢，促使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領導幹部、人民解放軍實現大聯合，採取了堅決的措施，奪了衛、王、王等混蛋們的種種大權，專了他們的政！在這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奪權的生死搏鬥中，劉格平等革命領導幹部發揚了他們所具有的無產階級的革命英雄氣概和科學的戰鬥精神，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立了新的功勳。
接着，他又參加了總指揮部的核心領導和其它領導組成員一起整頓了總指揮部的整個機構。主動地和山西革命造反派聯絡總站等革命組織密切聯繫，實現了更大規模的聯合；對於原來的保皇組織，進行了堅決的清洗。
當總指揮部取得奪權勝利以後，有些同志頭腦中存在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就泛濫起來，產生了驕傲鬆懈情緒。針對這些思想苗頭，劉格平等領導同志號召總指揮部所屬組織結合學習毛主席的《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老三篇》等光輝著作進行整風，要求把各革命派組織真正辦成為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同時，總指揮部召開了全省電話會議，組織動員了數萬名革命造反派，深入到全省五專三市去發動參加全省全面的奪權鬥爭。在動員會上，劉格平等同志指出，山西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統治我省已經十七年了，他們的黑根伸得很長、很深，奪權鬥爭還遠遠沒有結束，奪了權還會有反奪權，我們必須把這場自下而上的奪權鬥爭進行到底，保衛年輕的紅色政權。
劉格平同志對於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無比憎恨，對毛澤東思想無比熱愛，無比信仰；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尖銳鬥爭中．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最最堅定地支持了革命左派，不愧為毛主席的好學生。
（轉自《永紅》1967年7月5日第二期、系永紅原駐省人委支隊寫）
劉格平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學生
劉格平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好幹部，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好學生。數十年來，他一直緊跟毛主席，長期以來，他與國民黨反動派和大叛徒頭子劉少奇以及它的黑爪牙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李維漢等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進行了頑強不屈的鬥爭。歷史證明劉格平同志是無限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無產階級共產主義事業的好同志。
在國民黨反動派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裡，面對着敵人的鐵窗鐐銬，面對着敵人的刑具刺刀，面對着敵人的威脅利誘，面對着大叛徒頭子劉少奇的“叛變指示”，何去何從？是屈膝投降，叛賣革命！還是寧死不屈和敵人作堅決的鬥爭！是出賣同志，自己苟活偷生?還是保全組織，忠於黨，忠於革命？這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在這如何生？如何死的關鍵時刻，劉格平同志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他在敵人的監牢裡，抱着坐穿牢底的精神，整整坐了十年零三天之久，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堅貞不屈，大義凜然的革命英雄氣概。
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叛徒集團，多少年來由於害怕暴露了他們一夥的醜惡叛徒咀臉，千方百計地打擊劉格平同志。先把他從中央打到寧夏，又從寧夏打入他們進行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據地山西，使他長期處於有職無權的地位。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獨有英雄驕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熙”。解放十七年來，劉格平同志一直同大叛徒頭子劉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以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利瓦伊汗、汪鋒、楊靜仁等壞人，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復慨而慷。”我們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點燃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席捲全中國，震撼全世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決戰的關鍵時刻，劉格平同志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對衛、王、王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堅決的鬥爭。他遵照毛主席“你們要政治掛帥，到群眾裡面去，和群眾在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教導，勇敢地到群眾裡面去，和革命造反派一道，奪取了黑省委的黨、政、財、文大權，並組織了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這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切關懷和教導的結果，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偉大勝利。
在四一四紅色風暴中，在反擊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的逆流中，劉格平同志又都堅定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邊，堅決支持革命左派。在本年七月中央主持召開了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擴大會議以後，劉格平同志與核心小組袁振、陳永貴等其它革命領導幹部，進一步以毛澤東思想武裝了自己，在處理山西各項問題時，都始絡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得到群眾的擁護。太原九·五反革命暴亂事件發生後，劉格平同志挺身而出，親臨現場，和紅總站等廣大革命造反派及解放軍戰土並肩戰鬥。劉格平同志再三指示，對廣大受蒙蔽者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堅持文攻武衛的革命原則，使反革命暴亂得以迅速平息。目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叛徒、和壞人操縱下的一些組織，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殊死決戰中，他們充當了衛、王、王，劉、陳、劉復辟資本主義的可恥工具。它們別有用心地把矛頭指向了劉格平同志。九·五反革命暴亂事件，不就是從他們企圖包圍、綁架劉格平同志、砸毀劉格平同志汽車，搶奪劉格平同志機要文件，射擊劉格平同志住宅而開始的嗎？長時間以來，他們到處整理劉格平同志的黑材料，到處貼誣衊劉格平同志的標語口號，他們污罵劉格平同志是“袁世凱”，“是唐太宗”；他們污罵革命左派組織如太工永紅、東風兵團是“劉格平的御林軍”。他們甚至連劉格平同志的愛人丁磊同志也不放過，污辱為“珍妃”等等，真是無賴之極。特別他們為了篡權和反奪權，他們放出“山西是中間勢力奪權”的謬論，並把山西造反總指揮部第一號通告說成是“反革命復辟的宣言書”，真是賊心不死，囂張萬分！目前，這伙壞蛋，已被廣大革命群眾，識破其醜惡咀臉，已成過街之鼠，人人喊打，他們的日子不會太長久了。我們必須警告這一撮人：你們反奪權的陰謀永遠不會得逞，惡意攻擊劉格平同志決沒有好下場！
中國人民解放軍四六四二部隊關於太原“九·五”反革命暴亂事件發生後所發表的嚴正聲明說得好：
“劉格平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以劉格平同志為首的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是山西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毛主席指示我們：“要站在劉格平同志一邊，堅決支持劉格平同志”。我們一定百分之百地執行，百分之百地捍衛毛主席的這一最新最高指示。堅決站在劉格平同志一邊，堅決支持劉格平同志，堅決擁護以劉格平同志為首的山西省革命委員會的領導。誰膽敢反對劉格平同志和以他為首的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我們堅決不答應！”
山西革命工人造反決死縱隊、兵團太原六中32111公社、山西東風兵團、永紅總司令部、第四野戰軍司命部、太重紅旗等革命組織所發表的嚴正聲明也說得好：
“以劉格平同志為首的省革命委員會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絕對不容許階級敵人顛復和搗亂。誰膽敢動山西省紅色政權一絲一毫，我們堅決與他們血戰到底！……我們堅決以實際行動支持劉格平同志，誓與劉格平同志風雨同舟，生死與共。”
我東風紅色造反兵團及全兵團戰士，堅決與全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緊緊站在一起，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堅決支持毛主席的好學生劉格平同志，為鞏固山西年輕的紅色政權，貢獻出我們的一切！
北航紅旗播火兵團等革命組織關于堅決支持劉格平同志的評論
《全無敵》戰報評論員
千鈞霹靂開新宇，萬里東風掃殘雲。山西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中，衝破了重重障礙，與革命領導幹部一起，終於衛、王、王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所把持的山西省黨政財文大權奪了過來，創立了以劉格平同志為首的山西省革命委員會，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是毛澤東思想的輝煌勝利。
以劉格平同志為首的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是無產階級的司令部，是山西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領導核心，山西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勝利進行。她代表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代表了山西革命人民的利益。無產階級革命派，無不為之歡欣鼓舞，捍衛自己浴血奮戰來的政權。然而階級敵人則總是不甘心自己的失敗，總是要以十倍的瘋狂，妄圖奪回他們失去的天堂。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網羅社會上的地富反壞牛鬼蛇神，勾結美蔣特務，從“左”和右的方面，千方百計地來搞垮我們的政權。劉陳劉反黨集團不正是鑽入我們年輕的紅色政權了嗎？張日清這個野心家不正是在所謂“一、一二奪權是中間勢力奪權”的幌子下，組織了反革命的聯合指揮部，企圖反奪權嗎?一個右、一個“左”，兩家是配合得多麼密切，多麼巧妙，其實目的是一個，篡權！奪無產階級的權！
“四、一四”紅色風暴，揭穿了劉陳劉，張日清的陰謀，揭開了革命委員會中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捍衛了山西年輕的紅色政權，捍衛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兵團、紅總站、太司的革命戰友們，又在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史上增加了極其光輝的一頁！
劉格平同志是從長期的革命鬥爭中考駿鍛煉出來的好幹部。他在外部和內部的階級敵人面前，都表現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革命英雄氣概。他的一生是一部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歷史，是一部與黨內最大一小撮走資派鬥爭的歷史。這樣的領導幹部，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我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誰反對劉格平同志，誰就是替劉少奇翻案，誰反對劉格平同志，就決沒有好下場！
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我們不僅要防止壞人鑽入我們的政權，也要防止有人打着“劉格平有錯誤有什麼批評不得”的這種極左招牌的人，造謠言，放暗箭，來損害劉格平的威信，以達到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權威的目的。
劉格平、袁振、陳永貴等革命領導幹部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風暴雨中，與革命派風雨同舟，並肩戰鬥，結咸了深厚的戰鬥友誼，他們與革命派心連心。以劉格平同志為首的革命委員會，大方向一直是正確的，她堅決捍衛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縐，她是革命的堅強的領導核心。對這樣的政權，我們一千個支持，一萬個擁護！
“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鬥來保衛。”無產階級革命派掌了權，就要鞏固好權，這就是要緊緊跟上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不折不扣地執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堅決支持劉格平同志，”以實際行動維護以劉格平同志為首的省革委會的無產階級權威。維護這個革命權威，就必須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按照中央解決山西問題七月會議的紀要精神，立即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並在革命大批判中鞏固革命的“三結合”使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成為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是革命勝利的政治保證和組織保證。
維護這個革命權威，就必須在革命大批判中鞏固和發展革命的大聯合。這個權威才會有堅實的群眾基礎和思想基礎。無產階級革命派，都要同心同德搞好山西省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一定要在革命大聯合中立新功。
維護這個革命權威，就必須高舉“擁軍愛民”的大旗，加強軍民團結，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決不允許階級敵人把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
維護這個革命權威，就要堅決響應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粉碎階級敵人蓄意挑起武鬥，破壞生產的陰謀，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維護這個革命權威，就必須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大反小資產階級派性，大樹無產階級黨性，促進革命隊伍的革命化。只有這樣，才能堅決執行最高指示，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省革命委員會的各項決定，才能保證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無產階級革命派戰友們，積極行動起來，以“四一四”的革命精神，堅決維護以劉格平同志為首的省革命委員會的革命權威。在文化革命奪取勝利的前進過程中，建新功、立新勞。堅決地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轉自1967．9．13北航紅旗《播火》兵團、北農機東方紅《全無敵》縱隊合編的《全無敵》戰報）wengewang. org
在所謂“反地方民族主義鬥爭”中受迫害的丁磊同志
（中國文革研究網錄入 wengewang.org）
丁磊同志是堅定的革命左派，在同劉、鄧對劉格平同志的政治迫害中，曾作過長期的堅決的鬥爭。一九六〇 年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第七次擴大會議所進行的“反地方民族主義”是一件駭人聽聞、觸目驚心的政治迫害案。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安子文等叛徒集團、為了掩蓋其叛徒咀臉，打擊陷害劉格平同志，企圖把知道他們叛徒底細的劉格平同志置於死地，於是他們糾合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維漢等精心策劃，並勾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汪鋒、楊靜仁、李景林、馬玉槐、甘春雷、吳生秀等，上下串通，左右配合，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有目的地無中生有、捏造了大量驚人事件，製造了所謂“以劉格平為首的地方民族主義反黨集團”的政治迫害案件。他們的總指揮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他們不僅對劉格平同志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達到了極點，而且對於敢于堅持真理的丁磊同志也採用了威脅、利誘、擠壓、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軟硬兼施等等卑劣手段，他們私設公堂，運用了公、檢、法、監四位一體進行非法審訊，並說什麼：“劉格平是反對黨中央的，他的案子是翻不了的，如果你能給劉格平作證、證明他是反黨的，可以寬大處理，保你還當幹部，還拿原薪，保留原級，還可以保證你老人和幾個孩子的生活，不然就判你的刑，送你進監獄，給你戴一個反黨骨幹的帽子，到那時你後悔也來不及了。劉格平是徹底垮了，他是反黨分子，這是‘中央點了頭的’，你應和他徹底劃清界限，應該和他離婚”。
當他們的種種手段達不到目的時，於是獸性大發作，就給丁磊同志硬戴上所謂“劉格平忠實的反黨骨幹”的罪名，加重了批判鬥爭，每日罰站達十四小時之久，並實行軟禁，隔絕同外界親人的聯繫，經濟封鎖，拍照醜化，展覽等等，這樣的鬥爭達六個月之久。但是丁磊同志在那種“人人自危”，“談虎色變”的嚴重的資產階級專政的白色恐怖下拒不投降，並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最後他們非法給丁磊同志加上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什麼“地方民族主義分子”，什麼“壞分子”，“包庇反黨頭子劉格平，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黨中央分子，是劉格平忠實的反黨骨幹”，“右傾機會主義，宗派主義……等”，並開除黨籍，撤銷秘書職務，降二級下放農村勞動改造。
一九六五年丁磊同志調來山西後，在黑省委信訪處工作，發現了黑省委許多嚴重問題，便和黑省委以衛恆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於是黑省委便把丁磊同志看作眼中釘、肉中刺，帕特務趙雨亭的老婆赫素苹跟蹤盯哨丁磊同志，並排擠打擊、橫加迫害，但是丁磊同志一道堅貞不屈和劉格平同志一起，同黑省委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作了極其艱苦的鬥爭。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丁磊同志主動接近革命群眾組織，發現左派隊伍，並將自己的住房讓給革命小將，同時積極揭發黑省委的罪行，尤其是在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衛逢祺的鬥爭中，在抵制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堅定不移，英勇頑強，為推翻衛家王朝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1.12奪權前，黑省委派特務跟蹤、叮哨劉格平、丁磊同志，於是他們常常化裝進行工作，與群眾組織取得聯繫。wengewang. org
在1.12奪權的關鍵時刻，丁磊同志發揚了無所畏懼的大無畏革命精神，毅然決然地和廣大革命派一道與劉格平、袁振、陳永貴等革命領導幹部戰鬥在一起，作出了一定成績。
1．I2奪權以後，丁磊同志在揭露黑省委的特務活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同當前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復辟反革命逆流的鬥爭中，更是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為捍衛毛澤東思想，為捍衛年宵的紅色政權，她與廣大革命派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
多年以來，在同大大小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鬥爭中，丁磊同志是劉格平同志的親密戰友，得力的助手。
文化大革命中，經中央批准，丁磊同志和劉格平同志已一起得到平反。丁磊同志是從白色恐怖中殺出來的革命幹部，是革命群眾一致讚揚的。
（東風紅色造反兵團摘自1967年6月太原街頭大字報）
“國民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簡介
“北平軍人反省分院”，設在西安門內草嵐子胡同，原叫“自新院”，1932年-1933年匪首何應欽任北平軍分會主任時，改設反省院，是專門關押“政治犯”的地方，是敵匪鎮壓革命，瓦解共產黨的重要據點。1933年蔣賊的侄子，蔣孝先的憲兵三團接管。1935年“何梅協定”後，北平由原馮玉群舊部宋哲元部隊接管，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就在宋哲元管轄之下了。國民黨反動派採用反省政策是從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開始的，以前抓住就殺，後來則軟硬兼施，採用了反省政策，千方百計使“政治犯”登報反共。
反省分院分為南監、北監。前面有辦公樓，後面可以放風散步。南北樓之間有崗樓，不叫兩面犯人”見面。每邊最多住五十多人，房子面積很小，人擠的都不能翻身，一般每五、六個人一間房，很“調皮”的人住獨間。“政治犯”的言行被敵人嚴格監視。連學習也沒有自由。
國民黨反動派對反省院的“政治犯”，軟硬兼施，有的用錢收買，有的封官，有的把母親、老婆、兒子等親人叫去，以軟化鬥志。許多優秀的共產黨員，不僅在敵人的刀槍面前面不改色、心不跳，就是在敵人欺騙利誘面前，也同樣堅定不屈，他們不愧為真正的共產黨員，如劉格平、韓培義等就是這樣的共產黨員。而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之流，卻經不起這種考驗，他們在這裡對敵人屈膝投降，成了可恥的叛徒。
1937年“七七”抗日戰爭爆發後，北平陷落前夕，宋哲元部隊撤退，偽“北平軍人反省分院”撒消。
（河北大學毛澤東思想八、一八紅衛兵海燕戰鬥隊、八機部“革聯”，《北京公社》山鷹戰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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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格平同志解放前的鬥爭簡歷
劉格平同志，河北省孟封自治縣堤東莊人。一九零三年生。
一九一七年冬，因不滿家庭封建空氣逃出家庭，參加南京北洋軍閥李純部當學兵。受到“五四”運動影響，並讀了一些進步報紙和刊物。一九二一年畢業後分到連隊當兵。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四年兩次到天津補習功課，準備考大學，接觸了一些共產黨人，對他影響很大。
一九二五年四、五月到河南，找到黨的同志張隱韜等，以後經介紹到國民二軍四旅史可軒部當副官。不久張隱韜等同志也被派到那裡搞部隊俱樂部，劉格平同志參與了一部份工作。
一九二五年秋，國民一、二、三軍共同打奉軍。經與張隱韜同志研究後決定，他打入天津，與我黨順直省委取得聯繫作內應，張隱韜組織一部份隊伍插進天津南部。當國民軍快打到天津時，他們即在租界打出來，裡應外合把奉軍打得落花流水，繳獲了大批槍、炮、馬匹。以後國民黨右派韓復渠進天津，篡奪了這個勝利果實。
劉格平同志即離天津，到慶雲找張隱韜，張已組織了五、六百農民自衛隊，並和史可軒交涉好，把這支武裝隊伍歸史可軒部編制。當時劉格平同志很不同意，但也想不出更好的、出路。以後，把一個連帶到南皮，準備到泊鎮上火車，結果被國民二軍六旅反動軍官弓富魁派部隊截擊。他當時打了出來。
一九二六年春，回到國民二軍。國民二軍春天在河南失敗後，到天津找到順直省委，於方舟同志介紹他加入了國民黨。四月，省委擬派他經過蘇聯到新疆活動，到了上海，又要他到福建璋州他的親戚張仲剛所在的北洋軍閥部隊中活動。秋天，又回到天津。省委以順直國民黨省特派員名義派他到天津南部活動。
一九二六年冬天，經於方舟、李季達（當時省委書記）介紹入黨，沒有候補期。順直省委和北方局派他到武漢政府交涉，在直隸省軍事響應。到武漢後，因為武漢政府懷疑他是共產黨，所以沒有交涉成功。
一九二七年春，回到天津，省委以我黨特派員名義，派他去津南工作。秋後，又在省委下成立了一個軍事機構。冬天，省委派他擔任副軍委，仍擔任津南工作，以後擔任省軍委。
一九二八年春，在河間南大縣，乘當地鬧災荒，發動了三千貧農向周莊大地主借糧吃大戶。
夏天，省委通知他組織津南暴動。在慶雲縣利用民團暴動，占領縣城三天，因敵我力量懸殊和叛徒的出賣，鬥爭失敗了。
慶雲暴動失敗後，他接着到鐵路西河間縣、獻縣組織暴動。先到滄縣第二中學發動學生，因被學生叛徒告密被捕，他利用國共合作時的名義冒充國民黨特派員，國民黨省黨部不承認，但又沒有證據說他是共產黨，於是判了三年徒刑。
一九三一年夏天出獄，到北平找到河北省委。當時省委對他不大相信。後經省委同意到山西馮玉祥舊部劉汝明部和陝西楊虎城部隊工作，以後和省委聯繫不上。他在劉汝明那裡有個親戚叫李振義，是秘書長，勸他改用第三黨名義，被劉格平同志堅決拒絕。一九三二年初，到陝西，在長安組織“讀書會”，組織“四·二一”運動，在民樂園打戴季陶，燒汽車。當時，未和陝西省委發生組織關係。他搞得很紅，開始韓光琦每月還供給他二、三十元（韓和他在史可軒部時都是副官，那時是楊虎城的軍需處長）。以後即不供給，八月便離開陝西。
當時，因和河北省委早已聯繫不上，就想到蘇區去。到了漢口，因紅四軍撤走，無法到蘇區，遂回到津南，和黨特委發生關係，任特委組織部長兼軍委，一直到一九三四年四月被捕。
一九三四年組織了慶雲縣罷工暴動。當時，在慶雲有四百多黨員，與廣大群眾有較密切的聯繫。四月，正是農民青黃不接的時候。反動統治者要群眾在慶雲南部挖馬甲河，令每家去一人，不去的每畝地收一塊錢，並要挖毀很多麥苗。他們開了縣委擴大會議，決定發動群眾進行鬥爭。第二天散發傳單，開大會。清早，敵人把中心縣委書記胡恆熙（兼慶雲縣委書記）和城南區書記張度賽捕去。開大會時，敵人派了一百多保衛團，劉格平同志他們組織了五、六百人，幾個人包圍一個團兵，完全控制了講台。會上發動了群眾到城裡請願，併到各村動員，組織了兩萬多人，一百多敢死隊揭開城門，包圍了縣政府，將胡、張二人要出，提出八個條件，縣長簽了字，開了慶祝會。
第二天又到了馬甲河上，組織了四萬多人，砸了區公安局，全部勝利。
於是，他以組織部長兼軍委名義通知津南各縣委發動暴動。準備第三天武裝暴動。當時敵人已調來軍隊，許多黨員積極分子勸他不要出面，他沒有聽，即到閻家塢開大會。敵人派來大批馬隊鎮壓，鬥爭失敗了，他和兩個同志受傷被捕。
這次暴動雖然失敗了，但播下的鬥爭火種沒有熄滅，津南群眾更加認清了敵人的殘酷面目。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這個地區的廣大群眾積極起來參加抗日戰爭，成了鬥爭最激烈的冀魯邊區。
劉格平同志從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被捕，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獄，在獄中經歷了整十年另三天的艱苦鬥爭歲月。
他和另兩同志被打傷押到縣公安局後，立即商議了對策，所以，當晚在酷刑之下，誰也沒有屈服。但當時也在此獄的胡恆熙等人，卻在酷刑之下，供出了劉格平同志是共產黨員。第二天晚上，偽縣長和保衛團大隊長、叛徒胡振國就親．自審問劉格平同志，但敵人的威脅、利誘都宣告失敗，只得把他送回監獄。在獄中，有些同志思想混亂，經過他的動員教育，團結了十七個人。當時，國民黨慶雲縣黨部是一夥叛徒，非常害怕，打電話給國民黨省政府，要求立即槍斃劉格平同志，但未獲准。
過了十幾天，他們被送到北平憲兵二團，敵人把叛徒賈XX(原津南團特委書記)調來整他。劉格平同志非但沒有動搖、屈服，而且機智地避開了津南活動情況，編了一套假口供，說自己在陝西是銀行行員，後往北平，這次回家才三天，去趕集被捕。因敵人無法對質，扣押了一個多月後，就把他們送到北平軍分會。
到了軍分會，押了將近一年。一九三五年“何梅協定”後，國民黨軍隊撤走，軍分會急忙將他判了無期徒刑，把他們送到北平陸軍監獄。進獄不久，即和胡云先、劉子余、劉有山組織臨時支部，團結了三十多個政治犯，並團結了一千多普通犯人，進行改善伙食鬥爭，一千多人全體絕食。監獄當局就將他們三十多個政治犯集到一起，與普通犯人隔離，但他們繼續堅持鬥爭。敵人就擺出了要槍斃他們的陣式，威脅恫嚇，也不能使他們屈服。一九三六年一月，把他們送到了反省院。
到反省院後，他擔任北監支部書記。秋天某一日在飯廳里，安子文告訴他，外面黨同意他們只要不反共，可登啟事出去，遭到劉格平同志的堅決抵制。大叛徒安子文、黃錦純出獄後，並不死心，軟拉硬壓地要把他活動出去，他都沒有答理。以後，相繼有些人登啟事出去了，劉格平同志仍然毫不動搖，寧把牢底坐穿，保持共產黨人的氣節。
在大批叛徒爬出反省院後，劉格平同志團結了獄中的革命同志堅持鬥爭，發動人多次絕食鬥爭，都取得了勝利。
蘆溝橋事變後，他們全體為了出去抗日，又絕食兩天半。
後來，他們從反省院被送到看守所，從看守所又被送到第一監獄，被改為軍事犯，執刑一半，就可釋放。但因為反對監獄虐待，劉格平同志七次絕食，因此雖已到期，還是不放他出去。結果坐了十年加三天才被釋放。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獄後，先到了天津，做了一些學運工作。不久便回到渤海區黨委，恢復了黨籍，被派到天津擔任地下工委書記。此間，他介紹了大批的革命青年到解放區。
一九四五年春，到山東分局入黨校，參加整風運動。八月，日本投降，他任山東回民協會籌備委員會主任。
一九四六年秋，任華東局民運部副部長。
一九四七年冬，參加渤海區三查、三整後，留任副書記兼軍區副政委。
一九四九年春，帶一個區黨委幹部班子，南下任政委。
（轉自《四野》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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