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最近國內有股托克維爾熱，主要是因為他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引起了高層某些人的重視。

百度百科對托克維爾的介紹中說：“他的政治理論對中國的現代政治建設具有很好的借鑑作用。但這一點似乎還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無論學界，遑論官方。他的擅長思想，是一種真正的擅長，一方面，他具有社會科學家所應有的冷靜、理性、客觀；同時，他又葆有着人文學者的那種熱情、理想與信念。他將二者很好的融合為了自身的學術氣質，這種氣質恰恰是我國許多只能執其一端的學人所缺乏的——或沉迷於工具理論而不問出路何在，或為宣揚個人理念而盲目事實。”

本書之所以此時引起重視，是因為書中論述的法國大革命發生的背景與時下中國有某些相似之處。第三編尤為重要。其中第三章討論“法國人何以先要改革，後要自由？”第四章探討“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第五章討論“何以減輕人民負擔反而激怒了人民？”一些中國政治精英心中可能也有相似的疑問，希望從中找到答案。

托克維爾認為，民主和社會主義是截然對立的，不能兼容的。他說，“民主擴展個人自由的範圍，而社會主義卻對其加以限制；民主儘可能地賦予每一個人價值，而社會主義僅僅使每一個人成為一個工具、一個數字。民主與社會主義除了平等這一詞以外，沒有任何相同的地方。但注意兩者間的差異：民主是為了自由而追求平等，社會主義則是為了壓迫和奴役而追求平等。”一個追求民主的人不可能同時又是社會主義者。他說，“至於說到我，我是一個民主主義者；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可能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民主和社會主義是不可能並存的，你不可能將兩者混在一起。”從這一點引申開去，所謂的“社會主義民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

法國大革命對人類歷史的影響非常深遠而廣泛，它刺激了美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以及形形色色的第三世界革命。法國大革命追求自由，可是實際上卻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托克維爾發現，“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在為大革命作準備的所有思想感情中，嚴格意義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與愛好是最後一個出現，也是第一個消失的。” 中國革命也是如此。近一個世紀的革命並沒有沒中國人民帶來自由和幸福，反而是更加嚴苛的專制和更加沉重的苦難。正所謂種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

歷史事實證明，革命善於摧毀，卻拙於建設；只會帶來新一輪的暴政，而不會帶來真正的公平和正義。因此，中國應該告別革命，實行漸進式改革。

當然，改革絕非易事。翻開中國歷史，你會發現，改革者很少有好下場的。從戰國時期秦國的“商鞅變法”、宋朝的“王安石變法”，到明朝大學士張居正主持的“萬曆新政”、晚清光緒皇帝推動的“戊戌變法”，改革者的確大都不得善終。

為什麼會是這樣？因為改革必然會損害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必會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改革者會因此會被忌恨、攻擊、栽贓陷害，最後身敗名裂，甚至喪命。

商鞅本來生活在戰國初期最強大的魏國，魏國丞相臨終前對魏王說，商鞅的才華比自己高過百倍都不止，建議魏王重用商鞅。如果不用商鞅，乾脆就把他殺了，省得他將來被別國所用，成為禍患。可惜他的建議未被魏王採納。於是商鞅來到秦國，推行變法，幫助秦國從一個不起眼的邊陲小國發展成為七國中最強大的國家。但是，商鞅改革觸犯了貴族的利益，他為推進改革，不惜拿太子開刀，當然招恨，也召禍。最終被控謀反，落了個被車裂的悲慘結局。

北宋的王安石改革以“三不足”開路，聲言“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根據當時的社會積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諸位青苗農貸、農田水利、省兵置將以及向中央集中財力等，取得了一些積極成果。由於朝廷內部因變法而引起的鬥爭，王安石被罷官，改革夭折。

1898年6月11日，清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戊戌變法開始。主要內容包括：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但變法運動遭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反對，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發動政變，光緒被囚，維新派康有為、梁啓超分別逃往法國和日本。譚嗣同等六人(戊戌六君子)被殺害，歷時僅一百零三天的變法終於失敗。史稱“百日維新”。

歷代改革失敗的原因並非由於百姓反對，而是由於統治階層內部的爭權奪利的鬥爭。今天的中國既非社會主義，也非自由資本主義，而是權貴資本主義。權貴們利用權力尋租輕易獲得社會財富，榨取人民血汗。解決之道無非對公權力進行嚴格監督。可是，如何監督？沒有另一個獨立政治實體的存在，沒有新聞自由，輿論監督，讓一個利益集團的某些人對另一些人進行監督，效果如何保證？可以肯定地說，隨着利益集團越來越龐大，改革的阻力也將越來越大。天下苦秦久矣，老百姓怨聲載道，最終流血革命將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