獎勵機制，是人類社會的一個重要智慧。大至世界範圍，小到家庭細胞組織，該機制無不發揮着積極有效的激勵作用，是社會進步和發展中不可低估的動力。眾所周知，諾貝爾獎是專門為了獎勵世界上那些在特定領域內有傑出成就的人士而設立的，自1901年頒發以來，在促進世界自然科學的研究、人文價值的探索和世界和平的維護等領域的發展，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毫無疑問，獲此殊榮者無不備受世人敬重和青睞。但是，人有不同恩賜，獲獎者畢竟屬於鳳毛麟角。因此，社會大眾對此的反映也應報以平常心態。可是，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只因頒給了一個內地中國人，卻在華人世界裡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當然，引起華人的關注本是情理之中，畢竟這是中國內地作家第一次榮登世界文壇高峰，也是中國人的共同榮耀，算是一大盛事。如果僅僅是出於高興或祝賀，完全無可厚非。不正常的是，我們的關注被附加上形形色色的政治或道德符號。儘管其中不乏一些真誠祝賀和客觀理性地學術評論，但就我所了解的範圍來看，發現更多的是冷嘲熱諷，甚至有對獲獎者莫言個人的人身攻陷。在這些批評的浪潮中，焦點集中在他的體制內身份以及所謂的歷史“污點”。這些污點是：第一，曾經在法蘭克福書展上隨同中共政府官員退場以抗議異議人士的出席；第二，曾經拒絕回答有關劉曉波判刑問題；第三，曾經抄寫過毛澤東講話內容。很顯然，這些問題已偏離事物本身的性質，也失去了應有的社會意義。從歷史上看，歷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都有不同的信仰背景，而且都存在各樣的人格缺陷，但好像都沒有引起如此大的非議，因為這些問題與他們獲獎本身並無多大關聯。

我不懂文學，沒有資格評價莫言該不該獲獎，只有真誠的祝賀。不過個人認為，既然他是以一個獨立作家身份參評，而且以諾委會在世界上的權威性和嚴肅性，應該不會自毀聲譽，起碼的公正性必須要維護。所以，他的獲獎一定有其價值所在。

早有人做過比較，發現中國人比西方人普遍關注名利，從對諾獎的反映度上也可明顯看出。諾委會機構在歐洲，但大部分歐洲人並不十分關心諾獎，更不會有人對獲獎者冷嘲熱諷。北美社會也一樣，看看我們的周圍，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生活和本職工作。中國人對名利的關注，還常常表現得很不理性甚至失態。如去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也在華人世界引起很大震動，當然也遭到很多中國人的抵制。除了那些出自擁護專制立場的批評外，最讓人費解的是某些原本與他同一戰壕戰友的反目和口誅筆伐。為了名利，他們可以全然不理會和平獎本身的價值和彼此共同的理想和信念。

誠然，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社會大眾有對公眾人物評論的自由。我無權，也無意批評或指責任何人，這裡只是借這些現象說明一個問題：我們中國人太過於關注名利了！

事物發展的規律有時是很詭異的，常常事與願違，越是在乎的東西越難得到。按理，以中國的歷史文化和人口比例來說，中國產生傑出人才的幾率應該遠大於世界其他國家。但事實卻相反，迄今為止，真正對人類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的傑出人才中，中國人所占比例少得可憐，幾乎是或略不計的。為什麼？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花了很長時間去學習，嘗試尋找答案。後來終於發現，原來是我們的價值觀導致了落後！我一再說過，不是上帝不喜歡中國人，中國也從不缺乏天才，只因我們中國人目光太短淺，做什麼事都是為了名和利。“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這些都已經成為我們中國人的專用詞彙。就拿寫作來說吧，中國人寫作首先是想方設法獲獎或出版成名，連寫博客也常常為了點擊率或上導讀爭來爭去。而我們知道，西方國家有一大批非常傑出的作家，他們中的很多作品都是去世後才被世人知道的。

由於歷史上的社會體制和文化傳統的長期影響，中國人普遍缺乏公德意識和社會責任心。“十年寒窗”的苦讀、“虎爸”“虎媽”的出現，目的都是為了個人或兒女的功名。這就是中國的社會制度至今不能走上正軌的真正原因！中國曆朝歷代不乏異見人士和推翻政權的事例，但最終都是新舊專制的惡性循環。而西方人恰恰相反，正是強烈的公德心和社會責任感，促使他們為人類社會建立起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一系列的現代文明標本。在這個過程中，很多人都不是出於名和利，甚至有人打算隱姓埋名窮困終生。而這背後的動力，不是出於西方人更加聰明，而是來源於他們的信仰，即對上帝的渴望。他們希望通過對世界的認知來不斷認識上帝，並將榮耀歸給祂。好像很多人都問過這個問題，為什麼中國的哲學、文學都遠遠落後於西方？其實答案很簡單。因為這些都是對人類心靈和生命本質的探索，而對這些領域的學習，是根本看不到名和利的。

從高行健到莫言，已經有兩個中國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了。平心而論，如果將他們與歷史上其他的該獎獲得者相比，我總感覺他們的作品中，都缺少有關生命和永恆的關懷。而這才是文學價值的中心，也是一個文學家的基本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