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首先追求的應當是安全，在安全得到保證的情況下，爭取最大的自由。這一點被許多崇尚自由的人所忽略了，並藉機攻擊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自由。

去年的非典疫情是一個好的例子。為了防止非典擴散，無論在大陸，還是在港澳台，都有政府限制自由的例子，台灣省政府更有一進島先關上十天的辦法。看上去很限制自由啊，很侵犯人權啊，但做的事情卻是正確的。

其實，人權就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安全，另一部分是自由。從純理工科角度的思維看，就是這樣。

比如說，生命得不到安全，有可能被人殺，可以認為是人權得不到保證。不能夠自由自在地到處行走，也可以認為是人權得不到保證。但是當傳染病流行的時候，疫區隔離，當然不能夠自由自在地到處行走，這方面的人權受到了限制，卻是為了保證另一方面的人權，生命的安全，採取的必要措施。

與安全相對立的是不安全。則不安全的來源可以為分兩種，一種是來自政府的不安全，比如台灣在過去總共處決了近三萬名共產黨員，且還有許多不是共產黨員的人被誣為共產黨員被處決，比如江南先生寫了一本書叫《蔣經國傳》就被黑社會一直追殺到美國，這都是來自於政府的不安全。一種是來自環境的不安全，即街上有騷亂，犯罪率上升，當然也包括傳染病流行。因此我提出了制度人權和環境人權這兩個概念。而一個人在社會上的人權總和，是制度人權加環境人權。

一個人寫了一本書遭到政府追殺，這是制度人權有問題，而如果寫了一本書受到民間某個非法團體的追殺，則是環境人權問題。

比如國務院對美國人權狀況的報告，有許多就是美國的環境人權不行，政府看上去讓什麼都自由，導致了環境人權的惡化。比如俄羅斯，從制度上看人權足夠，可是議員遭暗殺，一點也不比被打成反革命去勞改要更好。

現在還是研究制度，一個什麼樣的制度是最好的呢？是能夠和當時的環境匹配以達到最佳的在安全和自由兩個方面的平衡的制度。

這是因為，制度能夠改善環境。在制度上對自由的限制如果能夠導致環境人權的改善，這種限制就是必要的。比如一個地區一段時間騷亂增加，因此要宵禁，這是制度對人的行走自由的限制，但宵禁的結果是減少了騷亂，使人的生命更有保證，改善了環境人權的狀況，總的看起來，宵禁就是划算的。

但是，如果說一個地區根本就沒有嚴重的騷亂情況，政府出於自己的私利，莫名其妙地宣布宵禁，限制人民的自由，這就屬於侵犯人權了。

還是來研究安全問題。因為，中國人民自鴉片戰爭以來，主要就是要解決這個安全的問題。比如說，在解放前，東北和西南都有大量的土匪，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就不感到安全，因此，人民解放軍不惜犧牲生命進行剿匪，就是為的使人民增加安全。

在文革中，看鄧榕寫的書就知道，她一個人從陝西插隊的地方隻身旅行到江西見她的父母，說明當時的旅行是安全的，不必擔心被搶被土匪綁去被拐賣什麼的。這和我當時的經歷一致，我探家的時候一個人也是從南到北，也是有很強的安全感的。

其實，文革最應當被否定的，就是在1966年到1969年期間，社會上缺少安全感，街上各造反派相互武鬥，生命上缺少安全感。但是九大召開以後，社會趨於穩定，一般普通老百姓的安全感還是很強的。

而整個毛澤東時代，國家安全是非常大的問題，也是直到文革期間，中國才正式加入聯合國。在此之前，一個被聯合國視為非法的政府不可能有安全感。

安全有許多種，最重要的當然是生命的安全。比如說，一是不因為某件事情被政府殺，二是不因為某件事情被社會上其它的人殺，三是不會因為工傷事故而死亡，四是不會因為生病而死亡，五是不會因為生病受傷因為看不起病沒有錢而死亡，六是不會因為沒有飯吃飢餓而死亡。

中國社會中為什麼人人會那樣拼命地追逐金錢？因為缺少它沒有安全。有幾十萬元安全嗎？也未見得，一個大病過來，許多錢就沒了。富人有許多錢也不安全，有可能一個罰款過來，或者一筆生意賠了那些錢也是走得很快的。

我倒是覺得，如果我有國家免費提供的很好的住房，有公費醫療，有基本的伙食供應，則錢不錢的也就不太重視了。

為什麼家長要花許多錢讓子女上大學呢？因為子女不上大學，成了一個沒有學歷的人，這不安全感是很強的。拿了大學文憑，就成了某種貴族，能夠獲得穩定的職業，安全感就強得多了。否則的話，如果去挖煤，可能因為事故而死。

或者說，如果把有學歷的當作一個階層，沒有學歷的是另一個階層，則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的安全感，這兩個階層是倒着的。在改革開放前，沒有學歷的人更有安全感，而有學歷的人安全感要少一些。在改革開放後，沒有學歷的人缺少安全感，而有學歷的人安全感很強。

而就追求人權而言，我前面已經講過，人權分為兩部分，安全和自由。而且是先安全，後自由。

因此，中國社會現在兩部分人，有學歷的和沒學歷的。有學歷的追求自由，沒學歷的追求安全，追求的方向不一樣。

而國家安全是相當重要的東西。因為國家安全也就是每一個人的安全都有份的。象抗日戰爭時期那樣，日本鬼子一殺過來幾千萬人死亡，每一個人都不安全。

而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就需要在制度上對每個人的自由進行一定的限制。只要這種限制是和國家的安全環境相匹配的，就無可指責。

因此，我注意到這論壇上經常是無論右派還是左派，都在認為我國的人權和制度方面還不夠“完善”，或者很糟，或者乾脆沒有。其實，要說“完善”這件事情，世界上本來就是沒有的，世界上哪有完善的東西？

但是，你是指的什麼地方不完善呢？是指的強國論壇的版主刪貼麼？是指的某一些新聞國家有意不大張旗鼓地報道麼？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安全環境呢？有沒有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敵人一直在堅持不懈地進行和平演變工作呢？

如果注意到這一點，就會象在非典流行期間對政府的一些隔離措施理解一樣了。

當然，政府方面，制度方面，要做好對自由的限制和對安全環境的匹配工作。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環境危險越小，則對自由的限制也就應當越小。

或者說，等到台獨被消滅，美帝國主義崩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也和世界各國能夠友好相處，和平演變的勢力基本上土崩瓦解，基本上強國論壇上不再有人拿着薪水搞和平演變，那個時候版主在刪貼方面的限制就會小得多了。那個時候有人在大街上跳着腳大罵政府，政府應當清楚他是為的自己的利益，並非受僱於某些外國勢力。

也就是說，看一個政治制度是不是好，就要看它對自由的限制和安全環境是否匹配，如果匹配，就是好的，如果不匹配，就是壞制度。

而壞制度有兩種壞法。一種是，安全環境是好的，但制度上仍然要對自由進行沒有太大理由的強限制，即制度人權差。另一種是，安全環境很差，而制度上卻不作為，比如明明傳染病流行了，政府根本不管，也是壞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