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歷史，離不開儒家。 談秦朝之後的中國歷史，更離不開儒家。 秦後儒家，最常見的說法是自董仲舒“舉賢良對策”為武帝採納後，儒家成為中國官方哲學。按照多種流行的看法，儒家幾乎和專制是同義詞。至少儒家是中國專制最大的幫凶。

但常見的說法未見得正確，在史學家那裡，秦制帝國皇權和儒家的關係遠遠不是兩者合一，共生共存的關係。

拿漢代講， 雖然武帝時代獨尊儒術，但並不意味兩者真正融合。 只要認真讀過“鹽鐵論”辯論的人，就可以看到儒者到底如何看待秦始皇和漢武帝。 武帝時代改變博士原有制度，增設弟子員，設有五經博士，從此開創了一個經學的新時代。 但是經學並不完全等同儒家思想，經學是官方認可被改造過的”儒學“。

漢史專家陳啟雲說”主持建立官學學官公孫弘“少時為獄吏”，“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學”（王先謙補註：“何焯曰：雜說，雜家之說，兼儒墨、合名法者也”），在朝廷任職也是“習文法吏事（補註：“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緣飾以儒術”，是個典型的“陽儒陰法”人物“， 而後對經學崛起，司馬貞的評價是”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令立官，四方扼腕。“。 所以“凡諸子……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蜂出並作，各引一端……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若能修六藝之 術而觀此百家之言，捨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這代表了漢代主流學術思想對諸子（包括儒家思想）和經學的分野的看法。就這看法而言，漢代獨尊的是“經學六藝”而不是儒學思想。這可能是司馬遷、荀悅、司馬貞所共同質疑的地方（陳啟雲）。

武帝之後，儒家屢屢向漢家統治的合法性提出挑戰。 有人上書公開要求漢朝讓賢被殺。 儒家反抗運動最後的結果就是王莽上台，只可惜王莽空有理想而無實際治國的能力，王莽改制讓儒家理想主義大為失望。但即使王莽失敗，據說儒家理想主義者仍舊不肯和新登台的劉秀集團妥協。

東漢起家的那批人可以說和經學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但東漢皇權和儒家甚至經學的關係又頗不正常。 外戚，太監，官僚三者爭鬥，說明經學官僚和皇權的關係相當疏離。皇帝王族外戚都在儒家文化圈之外，不得不用經學官僚而又自覺缺少制約儒家官僚和世家的手段。 東漢末年皇權和閹黨聯手壓制士人搞出幾次黨錮大案，就是明證。

如果皇權真是獨尊儒家，三百年足以讓皇權和儒家實現完美融合。 說到底，秦朝制度下，高度集權的皇權和多少主張多元以及傳統禮法的儒家官僚本質有不可融通之處。

東漢崩潰，曹魏主張唯才是舉，哪怕“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這實際是對抗儒家道德主義和經學世家壟斷最極端的對策。 曹操勝利了，幾大儒家世家，如楊，孔，伏等都被暴力鎮壓，但是諷刺的是曹魏自己也成了短命王朝。 唯才是舉的根本弱點就是，若無道德約束，人人都願做亂世梟雄，又何來忠臣？ 沒有忠臣，又何來穩定王朝？

沒有兩漢培養出來的精神，一批自負奇才者最後把中國導入五胡亂華的地獄世界。 在東漢後幾百年，強者遵循叢林法則，你爭我斗，進行了一系列實驗， 最後只建立了一系列短命王朝， 最後還的靠儒家來救場。

反對儒家的人不妨想一個基本問題。 如果西晉也是像明朝那樣高度集權的國家而無世家，五胡亂華後中原地區又將如何演化呢？ 是否真要有一代一代的胡族朝代？ 當時北方儒家大世家又在”撥亂反正“，重新回復儒家大朝代做了多少工作？

唐代承認士族的作用， 無疑暗示了歷史演變的內在邏輯。 唐代皇權力圖跳出士族的束縛，任用外族將領，窮兵黷武，使用太監監軍，甚至造成太監可以決定皇帝來去的局面，其結果是又一場大亂。 後唐以及五代，最終靠武力結束了士族時代，但已經淪落到沒有文化只有暴力的武人也只建立了一個有一個短命的王朝。

因此我們有宋。 北宋又回到歷史經驗證明最不壞的儒家， 終於建立了一個大王朝。但請注意，這是的儒家早就不是先秦的儒家， 儒家原本豐富多彩的內涵已經被壓縮了又壓縮，主要目的變成如何建立和維護一個穩定的中央政權，如何把上層內鬥限制在一個可以控制的範圍里。北宋的實驗是成功的， 通過新設計的科舉制度，新王朝吸收足夠人才而又不用擔心官僚士族的獨立性和分裂”主義“。如果沒有外族的壓力，宋代也許可以延續相當長時間吧。

但是任何事情有利必有弊，順從的儒家也是無能應對外來壓力和挑戰的儒家。 這又是一段故事了。以後再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