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不是局部性的、暫時性的問題，而是總體性的、長期性的和制度性的問題，引起了中國學者的普遍焦慮。2012年，革命竟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一個關鍵詞，革命已成為中國各個階層的一個普遍關切。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這意味着什麼？學者指出：告別或擁抱革命都是危險的


　　老高按：“革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主題；“告別革命”，卻是進入二十一世紀時學界議論的焦點。2012年，“革命”又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一個關鍵詞。最近，三位中國著名學者圍繞“革命”這一問題，各抒己見。
　　榮劍說：按照托克維爾的說法，革命並不是發生在社會最壞的時期，而是發生在社會較好的時期，或改革已經深入進行的時期。按照列寧的說法，革命是發生在社會最壞的時期，發生在統治階級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人民群眾已經不能照舊生活下去的時候。那麼，現在的中國，是什麼時期？
　　秦暉說：我們有一種假設是很靠不住的，所謂革命一定是暴力、無序，而所謂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實際在歷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無序，流血也更多。我的看法是轉型要推進，快慢看時宜，暴力/無序應力避。
　　朱學勤說：革命不可能像一些人的主觀願望那樣，想拋棄就拋棄得了，想告別就告別得了，也不能像一些不太負責任的憤青，一說革命就來勁，一說革命就要擁抱，在這兩個極端立場之間，我們要正視革命。
　　他們的看法對嗎？至少值得我們認真聽取和思索。




　　1995年，李澤厚、劉再復在《告別革命》的序言中說：“影響20世紀中國命運和決定其整體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們所說的革命，是指以群眾暴力等急劇方式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的激烈行動(不包括反對侵略的所謂‘民族革命’)。”在書中，作者主張“要改良不要革命”，“贊成英國式的改良，不贊成法國式的暴風驟雨式的大革命”，“解決階級矛盾可以是階級調和，協商互讓，進行合作，即改良而非革命”，並宣布要告別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
　　《告別革命》一書出版後在海內外引發極大反響，呼應者甚眾，“告別革命”成為上世紀90年代中國思想界集體性反思革命史觀的標誌性思想事件。在當時，反對“告別革命”的聲音並非沒有，但相比之下近乎微弱。1999年，《戰略與管理》雜誌刊登了李朝暉的一篇文章《革命之不可輕言告別》，文中寫道：“反對那種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呼籲革命不可輕言誠然是正確的，但如果不能看到，革命之所以始終揮之不去，根本在於絕對的權力的不良運行，而不是野心家的推波助瀾。那麼，呼喊告別革命，就是一種過於簡單的訴求。”
　　近20年過去了，中國社會的語境有了很大變化，然而對革命這個話題的熱情一如往昔。先是去歲辛亥百年重啟革命與改良賽跑的話題，而自去年歲末至今年初，從學界到坊間關於革命的話題熱度再起，而托克維爾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更呈洛陽紙貴之勢。
　　在改革還是革命這道選擇題的背後，是如下問題：中國到底需要什麼樣的變革？中國能否避免革命？
　　日前，博源基金會舉辦了“中國能否告別革命”座談會，與會人士圍繞上述議題深入探討，暢所欲言，本刊擇其要者而刊之，以饗讀者。
　　——《財經》編者


榮劍：中國能否告別革命

　　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不是局部性的、暫時性的問題，而是總體性的、長期性的和制度性的問題

　　2012年，革命已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一個重要關鍵詞，革命已成為中國各個階層的一個普遍關切。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這意味着什麼？
　　按照托克維爾的說法，革命並不是發生在社會最壞的時期，而是發生在社會較好的時期，或改革已經深入進行的時期。因為只有在這樣的時期，社會內在的矛盾才被激發出來，人們的權利意識和改變現狀的意識，也被充分調動起來。如果改革不能進一步滿足人們的要求，革命就會成為現實的選項。
　　但按照列寧的說法，革命是發生在社會最壞的時期，是在統治階級已經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人民群眾已經不能照舊生活下去的時候，革命就會爆發。
　　中國現在處在一個較好的時期還是最壞的時期？或者說處在一個特殊的無法進行歷史比較的時期？如何判斷需要我們進行認真思考。

　　一

　　從20年前的告別革命，到現在的不得不再次面對革命，這個話語轉向表達出知識界一個怎樣的思考線索，或者說社會的變化是如何被把握在思想之中的?馬克思說過這樣的話，思想是被把握着的時代。中國近20年的思想變遷，涉及多種主題，實際上涉及到的是中國社會變遷中的一些重大問題。20年前，李澤厚、劉再復明確提出告別革命，反映了那個時期知識階層的一個普遍共識，徹底告別以革命的、激進的、暴力的方式來進行社會變革，代之以改革的、改良的、漸進的方式來完成中國的社會轉型，應該說這個共識在現階段還沒有過時。我們今天在座的諸位都是這個意義上的反革命者，因為我們切身感受到了，革命的破壞性後果和影響，不僅對於中國當下社會，而且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都是難以估量的。
　　上世紀90年代，對革命的反思、對革命史觀的批判、對革命譜系的清算，文章可謂做到家了，鋒芒所指，包括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等所有革命類型。與革命相關的一些激進主義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同時遭致批判。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恰好在那個時候被引進到中國，成了一面觀察中國社會變遷的現成鏡子。中國知識人從中看到的，不僅是法國大革命的局限性，實際上更多地是看到中國革命與專制輪迴的歷史和現實，由此得到的深刻體會是改革比革命更重要，自由比民主更重要，英國比法國更重要，伯克比盧梭更重要。
　　我認為，正是知識界的上述理論反思和傳播從思想上配合了上世紀9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穩定局面。權力、資本和話語這三大力量共同意識到和平漸進的改革對中國的重要性。鄧小平倡導不爭論，不問姓資姓社，發展就是硬道理，實際上是擱置了一切理論爭議，用實用主義路線完全排除了激進主義的生存空間，革命話語基本終結，全民共同迎來消費主義浪潮，盡享物慾解放的快感。在社會的普遍改進狀態下，哪裡還會有對革命的焦慮。
　　事實上，直到2011年，學界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時，主基調依舊是對革命史觀的批判，不僅涉及對孫中山革命派的反思和檢討，而且對晚清憲政改革多有同情的理解。李澤厚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他認為，如果慈禧多活十年，晚清憲政改革就有可能成功。
　　然而，僅僅過了不到一年，即進入2012年，學界的整個調子就開始發生變化，就晚清憲政改革而言，提出的問題是改革和革命賽跑。人們問的最多的是晚清憲政改革失敗，被辛亥革命取而代之，原因何在？現在來看，原因當然很清楚，因為晚清統治集團已經喪失了憲政改革的動力和能力，在它不能繼續主導憲政改革的時候，它就只有成為革命的對象。辛亥革命儘管存在着很多問題，事後也沒有導致一個更好的結果，沒有產生一個合理的制度，但是作為晚清憲政改革失敗的必然替代物，辛亥革命因其某種必然性，而成了中國社會變革的不二選擇。以這樣的歷史尺度來觀察現實的中國意味着什麼呢？在我看來，至少意味着革命話語還沒有徹底喪失其現實性，革命話語到2012年重新出場，證明了這一點。
　　金觀濤、劉青峰寫的《觀念史研究》一書，從關鍵詞研究入手，由此觀察中國社會變遷和思想變化的關係，值得借鑑。按他們的統計，1902年報刊上出現的“革命”一詞是419次，到了1903年達到1398次，隨後在1906年達到了第二個高峰，是2875次。這說明了什麼呢？金觀濤、劉青峰的解釋是，這對應着中國知識分子對革命和改革的兩極化態度，革命和改革存在着此消彼長的關係，在改革日趨失效時，革命熱情就日趨高漲。2012年革命在中國成為全面話語，是不是也反映出改革遇到了困境？改革因其無法深入而喚起人們對革命的關切。
　　朱學勤對盧梭激進主義的批判，是上世紀9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反思的一個重要成果，它實際上是對法國大革命思想背景的一個清算。秦暉、金雁兩位對俄國革命也有持續的反思，尤其是金雁最近出版的《倒轉紅輪》影響巨大，對蘇維埃革命所基於的俄國思想傳統有極其深刻的分析。回過頭來看中國，這些對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的認識和反思，可以對中國的下一步變化提供何種啟示呢？中國與法國、俄國同處一個革命譜系，法國和俄國的問題或許就是中國的問題，中國可以法國或俄國的方式解決它所面臨的問題嗎？我的困惑在於，當促成革命的各種要素在中國社會內部仍然廣泛存在時，對革命的反思是為了阻止革命的再次發生，還是說在適宜革命生存的社會條件和思想條件下，革命一定會發生？
　　朱學勤在給我的信中有句話說的很到位，“改革不到最後死絕，不輕言放棄，革命不到最後關頭，不輕言革命”，這可能是我們的共同心聲。但這只是知識人的主觀選擇，從告別革命到不得不面對革命，這是否說明，告別的良好願望和主觀選擇，並不是決定社會變遷的主要力量，來自於歷史的經驗和啟示，對現實並不能發生根本性的影響，改革還是革命，一定有其各自發生的內在邏輯。我的觀察是，改革一定是主動的，可選擇的，可設計的，或者可調節的，後果可控的，而革命一定是被動的，不可選擇的，無法預計的，後果不可控的。

　　二

　　革命的邏輯蘊含於社會不可解決的矛盾中，能否告別革命，只能基於我們對當下社會矛盾的判斷，這些社會矛盾是否已到了現行制度無法解決的程度？實行憲政導向的改革，是否能夠解決這些矛盾？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革命的根本原因在於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而社會矛盾和衝突又是來源於社會中的少數人壟斷生產資料，用現代流行的話說，壟斷了各種資源。大多數人在喪失資源支配的情況下，為反對不合理的資源分配方式，必然會通過各種方式來進行反抗，以實現一種比較合理的生產和分配製度。這是基於對資本主義早期階段諸多不合理現象的分析，馬克思認為唯有通過革命這種方式才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
　　從1848年歐洲革命以來，馬克思不斷地預言革命，在每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來臨之際，都宣布更大規模的革命就要到來，資本主義馬上就要滅亡。但是，資本主義並沒有如馬克思預期的那樣，在革命中自取毀滅，反而一直存在下來，至今依舊看不到其滅亡的任何徵兆，原因何在？是因為馬克思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制度在其演進過程中，始終是通過改革其不合理的資源分配方式來達到消解革命的作用。股份制是對少數人壟斷經濟資源私有制的改造，民主制是對少數人壟斷政治資源專制的改造。同時，實行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和保障一切人權，用憲政的原則實現多數人的權利和保護少數人。正是通過這樣的制度安排，資本主義化解了根本性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用自由、民主和法治徹底告別了革命。
　　中國當前的社會矛盾，主要根源和早期資本主義一樣，都是在於少數人壟斷了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在這種制度安排下，壟斷經濟資源和壟斷政治資源必然合為一體，形成權貴資本體。中國當前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如腐敗加劇，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群體性事件大幅增加，均是來源於少數人壟斷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的制度安排，是不受約束的權力和不受節制的資本共同操控的結果。
　　可以肯定地認為，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不是局部性的、暫時性的問題，而是總體性的、長期性的和制度性的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人們自然會發生對革命的聯想。資本主義最後能夠避免革命，是因為它找到了一條從根本上消除革命溫床的正確之路，那就是通過合理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安排，來實現儘可能公平正義的資源分配，不僅人有其利，而且人有其權，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中國能以這樣的方式來解決它所面臨的問題嗎？

　　三

　　對中國面臨問題的嚴重性，社會各界有廣泛的共識，包括執政黨也有清醒的估計。執政黨十八大政治報告，明確把問題的嚴重性上升到了亡黨亡國的程度。但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社會分歧巨大，朝野分歧巨大，分歧的焦點在於，按何種方式來解決這些涉及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其實質是走什麼樣的路，按哪個方向進行改革。
　　執政黨目前的口號是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繼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條什麼樣的路？是不是現在正在走的路？走這條路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制度性問題？現在恐怕誰也無法下結論。真正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肯定不是嘴上說出來的，而是腳下走出來的。當我們在理論上還在閃爍其辭時，在時代潮流中還在摸着石頭時，在需要做出決斷時還在左右搖擺時，那就意味着中國的未來之路依然撲朔迷離，改革或革命依然是中國今後十年乃至更長時間持續不絕的話題。
　　馬雲有一句話，“改變成功者是最困難的，因為每一個成功者都有一大堆理由。”我套用他的話說，改變勝利者是最困難的，不僅如斯大林所說，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而且的確還有更多的理由來證明勝利者的地位是難以改變的，但是有永遠不敗的勝利者嗎？

　　榮劍為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研究員


秦暉：改良未必更和平

　　我們有一種假設是很靠不住的，所謂革命一定是暴力、無序，而所謂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實際在歷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無序，流血也更多。我的看法是轉型要推進，快慢看時宜，暴力/無序應力避


　　最近許多人推薦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引起了關於“革命”的熱議。而不久前金雁的《倒轉紅輪》也被一些人當作鼓吹“保守主義”的書，說是與蕭功秦先生的主張形成了呼應。後來我們一再說這裡有點誤解。金雁此書對俄國的“文化保守主義”傳統的確很重視，有新評價（但也談不上鼓吹，她對這一傳統的局限性也講了不少）。但是文化保守主義不等於政治保守主義。此書對俄國政治保守主義（如斯托雷平和馬克拉科夫等所謂“尋人派”）有明確的批評，而她提到的“文化保守主義”傳統包括了從普加喬夫到索爾仁尼琴等人，這些人在政治上可幾乎都是不妥協的反對派，我想蕭功秦兄也不會自比這些人吧。

　　“告別革命”是個假命題

　　我們肯定是反對“革命崇拜”、主張反思過去那些被崇拜的革命。但反思革命並不是反過來鼓吹革命恐懼症，更不是簡單地講“告別革命”。朱學勤兄說他當年就對李澤厚的“告別革命”論持異議。其實，16年前金雁和我就與李澤厚此論發生過衝突，但這事發生在香港，很多人不知道。
　　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時，我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雜誌上發了一組反思文章。李澤厚看了很興奮，寫了篇讀者來信夸這組文章“十分精彩，值得祝賀”，說這“使我更堅定自己的‘告別革命’論”云云。我們覺得有點啼笑皆非，就回了一篇，說你讀錯了，我們是批了“十月革命”，但主要還是反思斯托雷平改革，指出寡頭主義導致民粹主義，專制者不公正的“改革”導致革命的危險，因此“堅持正義比‘告別革命’更重要”，實際上這是為改革敲警鐘的。
　　結果李澤厚面子可能有點掛不住，又寫了一篇措詞很強烈的《以俄為鑑，避免革命》，說我這才發現你們的“本意所在”，你們是要“在近日數千萬人下崗的中國現實環境下促動革命”，那口氣就像在揭發“亂臣賊子”了。
　　我們回應說：其實早在1990年，即還在李先生“告別革命”之前數年，我們就曾在國內首先提出重新批判民粹主義，警惕轉型社會的民粹主義危險。但我們認為，決不能以寡頭主義來反對民粹主義，因為寡頭主義與民粹主義看似相反，實則相成，以前者反後者猶如以油滅火，適足以增加民粹主義“革命”的危險。以俄國而論，正如李先生所言，1917年革命的確“醞釀有因，由來有自”，問題是其“因”其“自”何在？李先生難道至今還相信《聯共（布）黨史》的誇耀，以為沙皇的垮台（二月革命）是自號布爾什維克的那幾個“激進知識分子”“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地“促動”的？
　　其實前沙皇總理大臣維特伯爵在1915年去世前便預見到：斯托雷平的“警察式改革”將使俄國陷入“嚴重的革命動亂”，而憲政進程的中斷則是斯托雷平時代的一大錯誤。維特該比李先生更希望“告別革命”吧，但他對何以會有革命的認識卻比李先生深刻得多。以不“正義”的方式謀“發展”於先，以不講憲政民主的方式求“正義”於後，這不正是沙俄走向“革命”的軌跡嗎？
　　16年後回頭看，其實今天“革命”議論的語境和當年並無實質變化，只是問題似乎更尖銳了。不過今天引起議論的托克維爾觀點與當年李澤厚先生的觀點倒很不一樣，其實托克維爾並不是個“告別革命”論者，多讀幾本他的書（不止《舊制度與大革命》）就知道，他不僅對美國革命是肯定的，對法國革命總體上其實也是歡迎的，他反感的只是雅各賓專政。他搞法國與美國的比較研究，也不是要肯定法國的“舊制度”而排斥無論何種的“革命”，他只是遺憾法國的“革命”未能像美國的那樣處理好民主與自由的關係，避免雅各賓式的狂暴和走火入魔。他得出的結論更不是像李澤厚那樣認為“發展是硬道理”，靠“發展”來消弭“革命”，恰恰相反，《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主題之一就是指出法國革命並非因為經濟不繁榮，革命正是在“發展”成就不小的條件下爆發的！
　　這事非常有意思，我們對所謂“十月革命”的否定眾所周知。包括最近金雁這本書也是這樣。但是我們肯定不想那麼簡單，把十月革命理解為只是一些激進知識分子想搗亂就搞起來了。《倒轉紅輪》也講到，雖然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需要反思，但“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其實俄國知識分子中的激進主義到了20世紀以後就逐漸冷卻，尤其到1905年－1907年革命以後“路標”就變了，後來的激進主義已經完全是另外一種類型。

　　革命未必更暴力

　　所以“告別革命”這個話語到底多大程度上是真命題，我有點懷疑。在我看來，我們現在害怕“革命”的朋友主要的擔心其實是兩點：一是流血和暴力，這是我們最擔心的。我們都不願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希望看到一種完全不流血的變革方式，或曰轉型方式。二是無序，如果變革以後造成一種無政府狀態，或者造成社會的極度混亂，對大家都沒有好處，而且無論哪種“文化”中，公眾長期缺乏安全感就會重新呼喚鐵腕，使轉型失敗。因此儘量避免流血和無序的確是個真問題。
　　可是流血/無序和和平/有序的區別是不是可以等同於革命和改良之別？避免流血/無序可以轉換成避免“革命”嗎？我覺得是轉換不了的。
　　通常我們說的革命與改革（改良）是就變革的深刻性而言，像辛亥那樣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我們就謂之革命，東歐廢除極權制度建立民主，通常也叫做革命（所謂“天鵝絨革命”或“和平革命”，我們官方認為革命是好詞，便帶貶義地稱為“劇變”，其實也是說它並非漸進改良）。而明治日本在維持天皇制下發生的變革，就叫改良或“維新”，越南那樣政治體制不變的經濟轉軌，也叫改革或“革新”。
　　但是變革越深刻越快節奏，就越會有更多的暴力和無序嗎？我想說：實際上我們有一種假設是很靠不住的，所謂革命一定是暴力、無序，而所謂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其實在歷史上相反的例子是很多的。

　　例如我們通常講的最多的兩個典型。過去一講改良，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典型，一講革命，辛亥革命就是典型。尤其在晚清這個話題上，中國為什麼能搞成明治維新，為什麼會搞辛亥革命，很多人都在討論這個問題。有人說中國就是搞不成明治維新，所以辛亥革命是正面的。也有人說，其實本來中國可以走明治維新的路，所以辛亥革命是負面的。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實辛亥革命本身流的血並不多，而明治維新流的血遠遠超過了辛亥革命。不說別的，明治維新中那些名人有幾個能夠善終的？明治“前三傑”“後三傑”六大名人，就有四人在維新過程中死於非命。從維新前夜改革派與保守派就不斷以死刑、流血政變和恐怖暗殺等形式進行暴力鬥爭：所謂安政大獄、櫻田門事變、池田屋事變、坂下門事變、禁門之變、功山寺起義等，更不用說維新過程中光戰爭就打了三次（征長戰爭、討幕戰爭、西南戰爭），戰火從日本最北的北海道五棱郭，一直燃到最南端的薩摩藩鹿兒島。僅僅西南戰爭中的一場田原坂之戰，就有3000多人戰死。
　　所以後來中國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堅決不流亡國外，說是中國還沒人為變法流血，就從我開始吧。那時中國的維新派也是把日本的明治維新看做流血變法的榜樣，而非“和平演變”的模範。中國的維新派與革命派之別在於他們想保留帝制，反對共和，但他們並不是甘地主義者，從謀劃兵變刺殺慈禧到發動自立軍起義，武裝“勤王”、暴力維新的選項他們是一直有的。
　　倒是辛亥革命死的人比明治維新少得多。甚至就是俄國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也沒有流什麼血。至於十月革命後俄國建立了一個殺人如麻的體制，那已經是體制殺人，不是變革殺人；是變革的方向不對，而不是“激進”還是“漸進”、革命還是改良的問題了。用托克維爾的話說，那就是“舊制度”殺人，而改變這個“舊制度”的“大革命”（所謂東歐“劇變”）在絕大多數國家倒真是一槍未放、滴血未流的“天鵝絨革命”。
　　所以，說革命一定會死很多人，改革一定會死很少人，這種說法在歷史上是站不住腳的。
　　還有一個流行的說法是，改革一定要有“頂層設計”，有一個嚴格的路線圖，上面規定好了，就按照這個步驟去做。而革命就是猛打猛衝，到哪是哪，走一步看一步的。其實很多的情況也是相反：革命有藍圖，改革反倒沒有什麼藍圖，用我們熟知的話就是摸着石頭過河，這樣的例子也是非常之多的。比如明治維新，誰當時有一個最終的設想？我們知道，開始推動明治維新的很多人，最典型的如西鄉隆盛，後來就變成改革的對象了。明治維新一開始是幾個比較開明的大藩（長州、薩摩等）反對中央（幕府），中央討伐他們。但是到了天皇掌權以後，那些強藩都被鎮壓下去了。像薩摩藩的西鄉隆盛本來是所謂明治三傑之一，他當時怎麼能想到明治維新會搞到他頭上呢？所以其實所謂維新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

　　“革命類型”的區分很模糊

　　可見，我們以前對改革和革命的區分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實際上這種區分非常模糊。
　　甚至這裡我要跟學勤兄商榷，你講的1.0、2.0、3.0版本，意思是不是它們有一個遞進關係？是不是一個比一個激烈？好像也不見得。比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顯然是你講的3.0版，但是它連“城頭變換大王旗”都沒有，翻雲覆雨的人為折騰固然堪稱浩劫，體制卻沒有發生實質變化，連“王朝”也沒有發生更迭。但是它就把大家都整得靈魂出竅。所以，我覺得是不是有這樣一種遞進關係也是值得懷疑。
　　還有一點，我們也不要把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差別講得太絕對。這兩個革命的確是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講得太絕對會導致很多問題。首先美、法革命有很多互相學習之處。最初發動法國革命的拉法葉特等人就是支援美國革命回來後受啟發在本國搞革命的。而美國不少革命元勛也是高度的法國崇拜者，所謂的親法仇英情緒非常明顯。傑弗遜就是個典型。他的親法仇英不僅是在外交上，實際上也有仇視英國君主制看好法國共和制的意思。
　　都說法國革命太“雅各賓”，美國革命就很溫和。其實美國革命中的清算也很厲害的，例如清算托利黨人。當然美國托利黨人死得比法國貴族少，因為美英終戰時他們很多都跟英國人走了。他們是獨立前的“愛國者”，當然愛的是英國，不是美國。後來托利黨在美國完全消失，美國變成輝格黨人一統天下，以後的民主黨共和黨實際都是從輝格黨人中衍生的。英國的兩黨是托利黨（後來的保守黨）和輝格黨（後來被更左的社會主義的工黨取代），而美國沒了貴族的托利黨，窮人的工黨也就興不起來。所以有人說美國“既沒有保守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只有稍微偏左和偏右的兩支自由主義”。
　　這與其說是美國有什麼獨特的文化，不如說是美國革命帶來的社會變革使其不同於前宗主國。由於托利黨退出美國，“貴族傳統”在北美消失，新建立的美國成了純粹的平民國家。這對北美社會造成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像美國政治學-政治社會學居於主流的李普塞特等人就不同意那種“英美”vs“歐陸”的兩分法，他們認為由於美國革命帶來的深刻社會變革，使得英美差異甚至大於美國與不少歐陸國家（如丹麥、瑞士等）的差異。所以，我們也很難說美國革命只是政治革命，就沒有社會革命的內容。
　　相反，法國革命，我覺得也是被簡單化了，法國革命最血腥的一幕就是雅各賓派掌權，殺掉國王，還殺了許多無辜者。但法國革命是不是由於有了盧梭的影響就必然會走到這一步，我覺得也很難說。要知道法國當時不但有社會變革，更在與幾乎全歐洲都參與的“反法聯盟”進行殘酷戰爭。殺國王主要並非因為社會矛盾，而是當時反法聯盟打進來，國王要跑到反法聯盟那一邊，結果被抓住，殺國王給他加的罪名是叛國，而不是國內矛盾意義上的“反動”或“反革命”。如果當時沒有這種國際大戰，法國革命會不會如此走火入魔？我看雅各派都未必能夠掌權，當然更不會發生大恐怖和殺國王的事。盧梭的觀點，我認為毛病確實很大，我也贊同批判盧梭。但是，把法國革命中的問題簡單地說成是盧梭的必然後果，恐怕不對。
　　同樣，現在一講英國革命就是溫和的“光榮革命”，好像英國革命就沒有經歷過殺國王，沒有經歷過克倫威爾的恐怖專橫。其實英國殺國王倒是基於國內變革的理由，與國際戰爭無關。

　　避免轉型中的暴力和無序

　　所以，與其說什麼革命還是改良、美國革命還是法國革命，我們不如就事論事：
　　第一，我們到底要使中國有一種什麼樣的變革。這一點在中國目前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通常講的革命和改良，都是指在認定了一個方向的基礎上講它的“速度”（激進或漸進）問題。但是方向問題首先是我們要搞清楚的。無論激進還是漸進，關鍵是往哪個方向進？在中國現在這還是一個很混亂的問題。
　　學勤談到的1.0、2.0、3.0，與其說是層次的不同，不如說是方向的不同，講簡單一點就是：摧毀自由的變革，還是建立自由的變革？至於變革到哪個層次的確很難說。我們的確在歷史上看到過有摧毀自由的“革命”，也有爭取自由的“革命”，而且“改革”同樣也有這兩種。所以我們要解決的，首先不是通過什麼途徑，或者快慢，來達到我們想達到的目標，而是我們要想達到什麼目標的問題。這個問題要涉及到更大範圍內的主義之爭，但在我們現在在座的這個圈子裡應該不用談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是有共識的。基本上就是要建立憲政民主，包括蕭功秦在內，他也是認為有這樣一個方向的。
　　如果方向是有共識的，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能夠避免流血、暴力和無序。至於流血、暴力和無序通過什麼辦法解決更好，一種辦法就是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講簡單一點這也是一種革命，這個意義上的所謂革命無非就是變革能夠比較快。這個比較快，或者比較慢，我同意學勤的說法，這個東西否定也不合適，崇拜也不合適。因為快和慢不是哪個人能夠決定的，如果沒有這個機會，你想快也快不了。如果有這個機會你也沒法不快，波蘭就是個例子，波蘭在圓桌會議召開期間，沒有人能想象到馬上就發生政黨輪替。
　　還有一種，做不到一下子解決問題就循序漸進，一步一步地來。但是一步一步地來也得朝着這個方向。有句俗話叫做“不怕慢只怕站”，還是得朝這個方向走，不能某一段時期突然又倒回來了。對中國歷史而言，真正現代化的政治轉型從來沒有發生過。但因為政治風波造成大流血，中國歷史在全世界都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學勤講的那句話，叫做“城頭變換大王旗”，每一次王朝更迭死了多少人。從太平天國戰爭以來，一直到1949年，其實就是王朝更迭，但它死了多少人。要說這個更迭因為有了馬克思主義的因素，可以假設它是一場革命，那明清之際呢，元明之際呢，唐宋之際呢，任何一個王朝“鼎革”之際呢。所以，這種純粹“城頭變換大王旗”性質的政治不穩定，我們中國有一個2000年不變的特徵，就是一個王朝不斷地維穩，結果維到一定程度，穩維不住了，就來一場徹底的大不穩，而且流血的程度是世界各國都沒有過的。
　　我前年在寫辛亥的文章中寫過，世界範圍其他國家沒有中國這種概念的改朝換代，不是說它們沒有朝代，而是說換一個朝代就要死那麼多的人，對社會的衝擊那麼大，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有這種現象。包括中國的周邊少數民族地區，也沒有這種現象，像維吾爾族、傣族，沒有像漢族那樣，一個王朝維穩一兩百年，就徹底陷入一場極端的、在歷史上都非常罕見的無序之中，這個無序要死掉一大半人，然後再從頭來。像這樣的現象絕不是清末才有，我覺得不管怎麼批評孫中山——孫中山值得批評的地方很多——其實主要不是在他發動革命，辛亥革命也不是他發動的，孫中山對辛亥革命有多大的貢獻，也非常值得懷疑。我們批判孫中山，主要是批判孫中山思想中的一些不切實際的，甚至是很不對的一些東西。至於說孫中山要為辛亥負多少責，我覺得也是一個問題。

　　避免無序的關鍵在於組織資源多元化

　　如果回到當下，我覺得中國的變化到底是要快一點還是慢一點，根本不是我們能夠想象的，而且這裡頭也沒有什麼好壞可言。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得走一步看一步。
　　從邏輯上來講，如果要在變革過程中避免我剛才講的兩個想避免的東西，一是避免無序，二是避免流血和暴力。道理很簡單，要避免無序，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一種多元的組織資源，任何一種高度一元化的組織資源都是在超穩定和超不穩定之間反覆振盪的。
　　當這個社會的組織資源高度壟斷狀態下，這個組織資源一旦解體，社會就陷入無政府狀態。如果要避免這個，不管是走改革的道路，還是走革命的道路，前提就是你有沒有替代的組織資源，或者說隱性的組織資源，也就是說這個社會一定要發展出一套公民社會，即便不完全是現代性的社會組織，帶傳統色彩的認同團體也行，比如封建制下就很難發生王朝末世的大動亂。你也不能說它有公民社會，但它有很多村社，甚至家族，總而言之，就是它的組織資源是非常分散的，不像我們中國上面一個朝廷，下面都是平民，而且中國的朝廷歷來對非官方組織資源都是打壓的。
　　大家知道，中國沒有傳統的宗教戰爭，但是中國經常有很多動亂和宗教有關，並不是因為他們提出了什麼異端的思想，就是因為官方不允許非官方的組織資源存在。
　　關於這一點，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插曲，很多人以前認為白蓮教在中國歷史上經常成為造反者的信仰，就想當然地認為白蓮教是一種革命的宗教，結果有些人專門研究了白蓮教的經書，最後得出一個結論，說白蓮教是最鼓吹穩定的，最鼓吹順從的，按照他們的說法是最不革命的，或者是最反革命的宗教。為什麼最不鼓吹革命的宗教還是鬧出那麼大的動靜，原因就是當局不能容忍任何非官方的組織，只要你是非官方的，他就要把你整掉，不管你的主義到底講的是什麼。如果我們要避免無序，恐怕就得解決這個問題。否則，不管是改革還是革命，只要原來組織資源是高度壟斷狀態，這個組織資源一旦出問題，社會就陷入無序，你是改革就是慢慢無序，你是革命就是快速無序，但這個無序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要避免轉型過程中的無序，就必須創造條件發展多元化的組織資源。
　　第二，要避免流血和暴力，最簡單的一個邏輯就是這個社會要有妥協精神，尤其是當權者要有妥協精神，最好是當權者有主動改革的精神。可是這個妥協精神和主動改革精神，不僅是中國，在世界上也是從它的利益考慮的。我不太傾向於簡單地說某某國家的統治者就特別保守，某某國家的統治者由於受了某某思想的影響就比較開明。
　　我覺得所有的統治者當他傾向於妥協，甚至傾向於主動變革時，幾乎都是基於兩個動因，第一是如果變革了有比較好的預期，他相信不會受到清算，不會落到覆巢無完卵這樣的下場。所以，現在有些朋友千方百計地要給官員一種意識，說這個變革對你是有好處的，你變了以後不但什麼都不會損失，而且還會得到更多，會有大赦的，原來不合法的都會變成合法。等等。也許這的確是使他們願意接受變革的條件之一。但是，我認為我們不要誇大這個條件，而且這可以說是一個比較不重要的條件，更重要的條件是要使他們感到不變革的壓力。
　　我們現在老想把這個壓力也變成一種利益的誘惑。比如，我們長期以來一直有一種誘導改革的思路，說改革對你是有好處的，一種說法就是說改革提供的市場機會都是你的，一開始你就可以占得先機。搞市場經濟你是先撈第一把，肯定對你有好處。還有一種說法，這個改革可以給你減少很多麻煩，如果不搞改革，你會承擔很多責任，柴米油鹽都讓你管，一搞改革了，老百姓就自生自滅了，不找市長找市場了，除了腐敗不干別的事了。這樣講就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壓力，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壓力，他不會僅僅由於利益的誘惑去產生變革的。因為道理很簡單，你再講所謂的變革以後不會對你有妨礙，那實際上他在不變革的基礎上，已經獲得了太多的資源，他為什麼要去擔這個心呢，我不變那就更沒有妨礙了。
　　所以，一定要使他覺得不變革對他是有壓力的，這個壓力是從哪裡來呢？現在我們有一種很流行的見解，這些人不是想真的革命，但他們用革命來嚇唬統治者，施加一種革命的壓力，使統治者為了避免革命就願意加快改革，這是目前很流行的一種觀點。我覺得也是在這種背景下，很多人提出不贊成告別革命的說法。這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但是用革命來恐嚇當權者，其實也有反作用的。
　　從蘇聯、東歐這些國家變革的路徑來看，其實有另外一種施加壓力的途徑，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雙重壓力。這種雙重壓力是促使東歐改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可以單獨講一下。

　　秦暉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朱學勤：告別或擁抱革命都是危險的

　　革命不可能像一些人的主觀願望那樣，想拋棄就拋棄得了，想告別就告別得了，也不能像一些不太負責任的憤青，一說革命就來勁，一說革命就要擁抱，在這兩個極端立場之間，我們要正視革命

　　告別革命，首先要告別的是李澤厚的“告別革命”，為什麼呢？
　　我覺得告別革命非常容易混淆，實際上是涇渭分明的兩個重大事情。我們知道，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整個80年代中國知識界有過一場啟蒙，也有過一場對革命觀念的再啟蒙，到1989年以前大家形成的一個話語是，對歷史上出現的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這種暴力的大革命要有一個批判和反思的態度。
　　李澤厚的“告別革命”，既是對上世紀80年代告別紅色革命、暴力革命的一個繼承，也是一個扭曲。因為到了上世紀90年代以後，知識界悄悄興起一個思潮，既有對法國、俄國、中國革命等以往革命傳統的告別，還有一個新的東西，就是改革還是革命。
　　李氏“告別革命”的話語是借着對傳統歷史革命的否定來抽空當下的革命危機，抽空這個危機底下人們對革命的討論。
　　因為李氏革命話語在形式上跟我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最接近，很多人認為我們是一家，我不斷地重複講不是一家。我不得不出來說我跟李氏告別革命是兩回事，我要告別的是歷史上的革命。
　　但對當下這個狀況，我主觀上認為要改革。如果不改革怎麼辦？那就是既沒有改革也沒有革命，這個狀況就延續下去。這不是不可能。民眾的底線沒有到，繼續拖下去，我們被拖掉了一代，再拖一代兩代也不是沒有可能。這是一種可能。
　　第二種，由於信息化，信息的平面流通、橫向流通越來越快，中國人好死不如賴活的空間越來越小。革命會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矗立在你的面前，你不正視也得正視。在這種時候，知識界應該承擔對革命話語的辨析，而不是籠而統之，說我們告別革命或者我們擁抱革命，這兩種都是很危險的。
　　如果不改革我們可能遭遇一種危機，而危機來臨的時候，我們束手無策，提不出更有建設性的意見。而擁抱革命同樣危險，不分青紅皂白地擁抱革命，最後肯定擁抱一場大革命。這時候要仔細辨析，革命是不是就只有一種，是不是有多種，人們可以在革命話語當中做某種選擇。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提出小革命1.0，中革命2.0，大革命3.0的細分的一個說法，供大家思考。

　　1.0的革命就是政治革命，就是改變舊制度，改變統治集團。用魯迅的話說，是城頭變換大王旗。大王旗底下社會是什麼狀況呢？就像鄧小平曾經說的，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樣炒，這叫1.0的小革命：僅僅政治領域發生動盪，不波及社會。
　　2.0的革命就是社會革命，那就是經濟上的訴求，包括貧富兩極分化全部付諸革命手段來解決，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分工廠，分商店。
　　3.0大革命就是精神文化領域，與所有傳統徹底決裂，塑造新人，剷除舊人，改造人性。
　　我最近知道一個新的情況，最早把托克維爾的革命和改革之間危險的關係引進中南海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1982年《國外社會科學》有一篇文章就介紹了托克維爾的觀點，那時候他的漢譯本還沒有出現，海內有識之士立刻注意到這篇文章，而且複印下來送給高層領導看。高層裡面有些人比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識分子明白，革命是要區分的，要警惕的是哪一種，要告別的是哪一種。
　　我認為革命不可能像李澤厚的主觀願望一樣，你想拋棄就拋棄得了，想告別就告別得了，也不能像一些不太負責任的憤青，一說革命就來勁，一說革命就要擁抱。
　　我提出在這兩個極端立場之間，我們要正視革命，革命當中有哪些是我們要準備面對的，有哪些是我們事先要說清楚，一定要防範，一定要警惕的。

　　朱學勤為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曾著有《風聲·雨聲·讀書聲》《書齋里的革命》《帝國往事》《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從盧梭到羅伯斯庇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