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秦以前如何，秦以後的大朝代似乎始終有上下隔絕情報不通的問題。 演化到明清，社會出現了很多國舅害忠臣皇帝被蒙蔽的故事，要點是君主為美色所迷，國舅為了把持朝庭大權陷害功臣，楊家將，薛剛反唐等話本多屬於這類。拋開美色為什麼有這末大威力，這些故事的確反映了高度集權社會上下不通，君主周圍少數人靠此牟利的事實。

不幸，國民黨和共產黨時代， 這種上下不通的情況仍舊存在，老蔣要靠小蔣才了解部分真相，老毛大躍進自以為得意。 為什麼呢？

四五十年前，大陸翻譯過美國一本名叫”出類拔萃的人“， 內部發行。講述的是肯尼迪政府一群精英如何誤判，讓美國深陷越南泥潭的故事。 雖然事隔多年，有兩件事讓我記憶尤深。一個是美國三軍情報系統對政府匯報都有美化自己軍種表現的傾向，但對其他兵種報告中不實之處都一清二楚，只是互不揭發互相包庇而已。第二講美國將領政客和越南軍政要員會面越南人能根據美國人心理隨意編造事實的情況。 現在人常說”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只怕豬一樣的隊友“，大概多少也適用越南戰爭。

情報對管理一個國家至關重要，無論內政外交。 不知在哪裡看到，西方中世紀的王子要拿出三分之一的收入搞情報。這也許有所誇張，但說明西方中世紀情報的重要。 西方中世紀封建社會和日本封建社會對情報（社會和對手）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中國秦後的大朝代，而且有本質不同。 中國歷史上對遼金蒙古滿清甚至日本大敗，很大程度和情報不通誤判有關。 大躍進中各種荒唐匯報更遺恨萬年。 大概只有中國，才能千年把印度看成一個佛教國家吧。

我個人覺得，情報工作的真諦是客觀性。 為了客觀，提供情報的人就不應該和接受情報的人發生太直接太個人的關係。特別，他（或她）情報應該和接受情報的者沒有個人利益衝突。  一旦有利益衝突，接受情報的人勢必篩選情報，情報就失去了真實性和客觀性。

國內戰爭中，中共的情報工作相當出色。 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中共，事實是一批人因為信仰的緣故（為了報酬的不多）相當無私的提供了大批情報。 做情報判讀的，基本也能做出客觀的判斷。從概念上，國內戰爭中共情報系統最接近歐日封建社會和近代情報系統，基本客觀，情報員不必看上級臉色行事，也不靠上級臉色生存。

1949年後，情況大不一樣。毛自己提倡親身做各種調查，但他所作的調查應該看成笑話。 他根據自己調查做出的決策更造成了社會的巨大災難。

原因很多，他個人的判斷力，情感傾向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但違反情報收集的最基本原則也是一個原因。 一念之差能決定匯報人榮辱生死者直接聽取下級匯報是相當危險的事情，特別在缺少尊重真理傳統的東方社會。 美國在越南碰到這個問題， 毛澤東也遇到了這個問題， 而這個問題，很大程度是毛自己創造出來的。 熟悉1949年後合作化運動的人大概都知道毛在這個問題如何善變，如何短期內支持鄧子恢的主張，然後翻臉不認人，把鄧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撤到底， 有這末強的偏好，上行下效，底下要靠揣摩上級心理報告，社會調查只能成為一場笑劇。不幸的是，時至今日，領導人所謂“社會調查”仍舊天天上演， 勞民傷財，糊弄別人，糊弄自己。

中國“國舅陷害忠臣皇帝被蒙蔽”能成為民俗文學經久不衰的主題，大概反映了中國文化某些深層的問題。 既然是深層問題，當然也反映到其他領域。

比如傳統中國司法從來沒有建立利益相關人應該迴避的概念。 在情報收集方面，也從來沒有建立類似的概念。司法方面， 明朝廠衛為社會一大害，廠衛不僅有調查權，而且有抓捕權和審判權，幾個原本應該分離的權力集中於一個人一個組織之手，其禍無窮。 只要廠衛幾種權力不分離，再監督也沒有用。明朝先有錦衣衛之害，然後建立廠衛監督錦衣衛，多一層組織，多一層禍害。

說得再深一點，中國大概從來沒有發展出真正“客觀和主觀”（行政權和立法權分離）的概念。中國人相信“天人合一”，在某種意義即人超越客觀和主觀的界限，其結果大概就是完全忽略客觀性的研究。 社會所有個人只看到自己的天地，把自己的天地幻覺化為"所有人"的世界。

“國舅故事”還有另外一層意義：中國“衙內”文化。 為什麼中國的“衙內”不花大功夫內鬥，卻要找小民耀武揚威？ ”衙內“和”衙內文化”的演化和社會心理離本篇題目太遠，留待以後。

回到本題， 中國在克服自己文化傳統惰性，在了解社會和社會調查方面還任重而道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