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衰亡

    黨國是意識形態的產物，它隨意識形態的消亡而消亡。當革命史觀盛行，共產主義信仰在人民心中占統治地位的時候，黨國是最適當的統治方式，擁有不可質疑的權威。但是，隨着信仰的崩潰，黨國的合法性受到空前的挑戰。原因很簡單：人們不願服從一個他們已不再相信的權威。1987年，筆者曾對中國信仰崩潰的前景做過如下的描述：“文革的結束似乎預示着中國一個歷史時期的結束。文革不僅摧毀了孔教---中國的過去，更使人們喪失了對共產主義---中國的所謂未來---的信念。過去被摧毀，未來又丟失，今天的中國正處於地獄的邊緣：它既不屬於孔夫子，也不再信奉馬克思。在文革動亂年月之後，玩世不恭和逃避現實之風流行全國，那些對過去發生的一切既不忘記也不寬恕的文革倖存者已把中國從一個世界上最理想主義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最為現實主義的國家。什麼都不相信，今天的中國人什麼都敢做。作為極端的唯物主義者，我們不怕天譴，也不擔心靈魂下地獄。” 25年後重讀這段話，似乎它更適應今天的中國。

    中共的當務之急是收拾人心，重建政權的合法性。王希哲先生說，中共的合法性來自於“打江山，坐江山”的傳統觀念。這不正確。因為它無法解釋歷代王朝末期的造反起義。文革結束後，中共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它的經濟成就上。但考慮到隨之而來的分配不公和官場腐敗，很難確定經濟成功到底是加強還是削弱了這一合法性。可以說，中共正面臨建政以來的最大的執政危機。左派領袖張木生指責政府“抱着定時炸彈擊鼓傳花；” 自由派作家沙葉新聲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溫家寶多次呼籲政改；官方人民日報也表示：“寧要不完美改革，不要不改革危機。” 所有這些呼籲，標誌着朝野各派在改革的迫切性問題上已經達成了共識。
 

軍國崛起

    軍國是黨國意識形態崩潰的產物。它是一個靠力量而不是信仰維持的政權。在中國，當人民相信政府的時候，統治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它不需要軍隊，也不依賴法律和宗教。一旦信念崩潰，暴力就成為解決問題的唯一手段。以實力為後盾的軍國雖不民主，但它能提供秩序。這是中國最稀缺的產品。“共產黨壞透了，但還看不到比它更好的。為中國老百姓計，還是共產黨多存在一些時候好。” 二十年前余英時先生曾這樣告訴筆者。他的擔憂是有道理的。就算共產黨是個大土匪，十惡不赦，它至少還有管理千百萬小土匪的功能。“在我之後，洪水滔天。” 路易十五說這話時，似乎已經看到了路易十六的斷頭台。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沒有信仰，沒有宗教，沒有法律，也沒有靈魂的國家。這個國家一旦解體，後果不堪設想。

    黨國之後，必然興起的是軍國。它的初級形式是警察國家，最後階段則可能是軍人獨裁。近年來中國的維穩經費以幾何級數增長，體現了中國社會從黨國到軍國的演變。必須承認，毛澤東時代政府對人民的控制是成功的。被奴役而深感幸福，靠的是思想和信仰的力量。群眾專政廉價高效，既讓奴隸享受主子的感覺，又能控制社會的每一個神經細胞。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老大哥不僅無處不在，而且無人不是，其功能遠比今天遍布全國的攝像頭有效。黨國絕不會允許花費兩億人民幣看管一個瞎子卻讓他跑掉的笑話發生。即使要鎮壓，它也不會忘記收取子彈費。時光倒流40年，受地方政府迫害的盲人陳光誠不會逃進外國使館；他會到北京去找毛主席告狀。

    與黨國不同，軍國以金錢和暴力控制社會。如果說凡是能用人民幣解決的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矛盾，那麼，不能用人民幣解決的矛盾---如六四、西藏和08憲章---則是敵我矛盾，必須訴諸於坦克和監獄。在政治上，黨國和軍國有截然不同的風格：黨國熱衷於開會，軍國忙於出警；黨國提倡運動，軍國反對摺騰；黨國喜歡政治委員，軍國依賴國保大隊。

    軍隊是中國社會最有組織的力量，註定了要成為黨國遺產的繼承人。軍人掌權不符合西方民主國家的歷史經驗，也不同於東歐—蘇聯解體的先驗模式。但它是中國從黨國走向民國的必經階段。中共經濟上太強大了，很難想象它會像蘇聯-東歐那樣由於經濟壓力崩潰。另一方面，它在法統上和道統上又太虛弱了，一次失控的民變就可能使局面變得不可收拾。倘若類似天安門事件的動亂再次發生，需要軍隊開槍鎮壓，我相信軍人不會再聽從黨的命令，除非下令者是他們信服的軍事強人。從去年的埃及事件中中國軍人已經看到，他們的命運並非註定要做劊子手或替罪羊。憑藉一紙“絕不向人民開槍”的聲明，他們就可以坐收漁利，接管政權。這種既得民意，又得實權的好事，中國軍人沒有理由拒絕。結論是：在一個沒有信仰的時代，黨絕對指揮不動槍；一旦突然事件發生，只能是槍指揮黨。
 

遙遠的民國

    民國---民主中國---是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理想，也是中國政治轉型的最後階段。民國的擁護者以普世價值為基礎，憲政民主為目標，從而得到西方國家的認可和支持。可惜的是，他們的理想太超前，遠離了中國的政治現實。中國今天的自由派，恰如上世紀40年代末被西方視為“第三種力量”並加以扶植的民主人士，是一群政治上的邊緣人。他們根在西方，政治上先天不足，經濟上缺乏獨立，喜歡抱在一起取暖，又常常被自己的崇高所感動。由於對話語權的控制，他們經常陷入自我欺騙，以為自己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並代表民意。他們熟讀西方經典，鄙視中國現實。他們從西方請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卻忘了考察兩位先生生長的土壤。他們不知道，中國老百姓希望的公平不是他們設想的起點的公平，而是打土豪後終點的公平；中國老百姓理解的正義也不是他們熱衷的程序正義，而是造反有理的道德正義。他們最不願意承認的是：在權利和金錢之間，中國人寧願選擇金錢；在腐敗與道德之間，人性本能趨向腐敗；在奴役（太平犬）與自由（亂世人）之間，人民無疑會選擇奴役。

    海外民運搶占道德制高點，主張以一切手段結束中共一黨專政。為說服中國人民接受他們的主張，他們斷言中共的崩潰不會導致中國崩潰，強調東歐天鵝絨革命推翻政府卻沒有打碎一扇玻璃。他們試圖在中國推動茉莉花革命，不顧革命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徐文立指示：中國民主黨目前的任務是參政，議政，準備執政。胡平斷言：沒有政府，也比共產黨好。夏明主張：我們應不惜一切代價把中共搞亂，讓它一夕三驚，舉止失措。這裡不禁使人想起拿破倫的一句話：“政治上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干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 。這裡且不說他們有沒有能力把中共搞亂，就算有，必須回答的問題也是，中共崩潰以後他們有能力收拾局面嗎？如果有，靠什麼？如果沒有，怎麼辦？筆者早年參加並長期關注民運，看到的現實是，不足兩百人的民運圈，分裂成幾十個組織，有至少四個總統和數不清的主席。他們不是熱衷於清理階級隊伍抓特務，就是全心全意為新移民服務辦政治庇護賺錢。當然，其中也有比較專業和敬業的，他的工作是每周五定期在家裡開總統記者招待會。
 

共產主義與人性

    相對黨國來說，軍國是一個進步。它雖然也壓迫人民，但並不試圖改造人性。在這個意義上，它更像傳統社會。我們知道，傳統專制和共產黨專制的基本區別是前者只關心如何統治，後者卻致力於創造新人類。“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 毛澤東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為了實現他的烏托邦理想，他不惜付出任何代價。羅素曾說：“一個人30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有良心，30歲以後還相信就是沒有頭腦。” 從1949到1979，中國為實現共產主義作出了真誠的努力。它在30而立之年告別了共產主義，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範圍內吸引了無數嚮往自由的優秀分子，結果卻開闢了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它許諾人們天堂，卻把他們帶進了地獄。在付出億萬生命代價之後，共產主義運動徹底失敗了。從純粹哲學意義上說，共產主義的失敗是人性的勝利：不完美的人性戰勝了完美的主義。換言之，不是共產主義太壞而被人類拋棄，是人類配不上共產主義。它的失敗不是因為它的邪惡，而是因為它的崇高；不是因為它不道德，而是因為它不可能。也許，共產主義是世界的劫數，人類在劫難逃。悲劇的根源是人類的無知，愚昧和狂妄。幸運的是，瘋狂之後人類終於恢復了理性。他們認識到：一個理想無論多麼美好，也不能用活人去做實驗。如果不偏離常識，共產主義的災難本來應該是可以避免的。問題並不複雜，它的答案已經隱藏在一個孩子的幼稚問題中：“既然共產主義是科學，為什麼不先拿動物做實驗？”
 

以反腐收拾民心，反日收拾軍心，黨內民主收拾黨心

    除非革命爆發，改革是中共的唯一選擇。但中共改革的道路不會與東歐、蘇聯、台灣和南韓一致。它會走一條自己的道路。這條道路是由中國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決定的。改革的前提是危機感和自信心，二者缺一不可。那些相信中國模式會成為世界潮流的人不會改革，因為他們沒有危機感；同樣，那些草木皆兵、以維穩為第一要務的黨政官僚也不會改革，因為他們沒有自信心。改革的開啟者必是那些既能掌控局勢，又對現存體制弊病有深刻認識的人。胡、溫十年在政改上不作為，與他們脆弱的權力基礎有關。對於中共這個有濃厚血緣傳統的政權來說，他們不是婆婆，甚至不是小媳婦，他們只是主人請來的管家。與胡溫不同，紅二代出身的習近平是真正的自己人，在體制內有強大的人脈關係。如果強勢接班，習近平非常可能改變目前這種權責不分、混吃等死的狀況，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發動者。近來中共對釣魚島事件的強硬態度，一反不折騰的既定方針，明顯帶有習的風格。這種風格人們在他的南美講話中已有所領教。不顧溫家寶是中國首富的傳言和習近平家族有28億資產的報導，中共決定高調查處薄熙來貪腐案，表明了當局背水一戰的決心。以反腐收拾人心，以反日收拾軍心，最終完成對權力的全面掌控，似乎是習近平的接班步驟。我相信，習近平會在十八大後提出以黨內民主為核心的政改方案，用選票重建共產黨的合法性，從而收拾早已渙散的黨心。
 

神醫遍地

    如果說政改的前提是自信心和危機感，它成功與否則取決於改革方案的選擇和中國社會的承受能力。像一台成功的手術，醫生的醫術固然重要，病人的體質也不容忽視。今天的中國，正如學者雪珥所說，是神醫遍地，藥方滿天。他們中有毛左，也有極右。藥方有重慶模式（張宏良），新民主主義（張木生），基層民主（李凡），遞進民主（王力雄），黨內民主（李銳），也有推倒重來的多黨民主（胡平）。比較有影響的是憲政民主的主張，它們中又分為君主立憲（金復新），黨主立憲（方紹偉）和民主立憲（張千凡）。這些人中或許真有扁鵲，華佗，但更多的恐怕卻是獸醫、屠夫改行，拿着屠刀當手術刀。考慮到眼前的病人不僅病入膏肓，而且肥的流油，以及醫患雙方歷史上的恩怨，他們的醫德比醫術更令人擔憂。
 

有幾流的人民，就有幾流的政府

    政治改革是中國共產黨的自我救贖，它的前景取決於這個黨是否能夠超越自身。中共以群眾運動起家，骨子裡相信民粹主義。另一方面，它對武力有一種從娘胎裡帶來的崇拜。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不僅是毛澤東的信仰，也是除自由派外所有中國政客的教條。群眾不是真正的英雄。歷史從來就是少數人創造的。愛因斯坦之所以發現相對論，巴菲特成為股神，恰恰是因為他們從來就不相信群眾。正如蘆笛所說，無論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還是偉大領袖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都是人類發明的最大謊言。這些美麗的謊言之所以永遠不會被拆穿，只是因為所有的政客都需要媚俗，知道歌頌人民是通往權力的最佳途徑。事實上，人民並不神聖，政府未必下流。有幾流的人民，就有幾流的政府。一群烏龜競選，只會選出個王八做主席。中共若想成功改革，必須克服人民拜物教，依靠精英，不相信群眾。與此同時，它還必須實行軍隊國家化，把黨軍變成國軍。國家要長治久安，軍人必須退出政治，不對政府指手畫腳。必須認識到，無論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都是腐朽的封建思想，最終只會導致動亂。在現代文明社會中，軍隊的義務是保衛國家，不是干預政治。
 

三重盔甲還是三道陷阱

    重慶市長黃奇帆最近談到的中國經濟的三重保險---三萬億外匯儲備，三萬億稅收潛力，三萬億可變賣國有資產---是任何一個嚴肅的學者都必須正視的問題。經濟改革的成功為政府提供了足夠的資金來解決各種“人民內部矛盾”，使中國崩潰論的鼓吹者感到沮喪。非常可能，三十年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歷史的進程：中國這條船已駛過了因飢餓貧困而反覆陷入動亂的歷史三峽。如果說傳統的王朝大多是餓死的，本朝很可能死於饕餮。一旦處置失當，中共引以自豪的三重盔甲也可以是三道陷阱。巨大的財富引起巨大的貪慾，在利益誘惑下，社會道德全面坍塌，執政黨的腐敗變得不可遏制。王朔曾說：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MONEY IS NOT EVERYTHING；WITHOUT IT YOU ARE NOTHING。）這句話已經過時了。今天中國人民信仰的箴言是，借用一句薛蠻子的話，MONEY IS NOT EVERYTHING；IT IS THE ONLY THING。
 

十大自由：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

    蔓延中國的，是全民的腐敗，或用孫立平的話，社會潰敗。政府腐敗的根源是人民的腐敗；暴政的基礎是人民愚昧。好友蘆笛曾說，共產黨前30年教人殘酷，後30年教人貪婪。此言不虛。50-60-70後是喝狼奶長大的，擅長階級鬥爭；80-90-00後是喝地溝油長大的，習慣坑蒙拐騙。在今天的中國，腐敗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大眾文化。社會上已經沒有人痛恨腐敗，如果有，也只是痛恨自己沒有腐敗的機會。美國有四大自由：言論，信仰，免於恐懼和匱乏。中國有十大自由：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除去政治因素，中國無疑是當今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與美國四大自由相比，中國的十大自由顯然更符合人性，更容易被大眾所接受。它是大多數中國人信奉的真正的普世價值。

    人性是複雜的。專制制度下形成的專制人格更是如此。“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壓迫越深，反抗越烈。” 這是文明社會正常人的反應。在毛澤東的中國和今天的北韓，我們看見，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歌唱；壓迫越深，歌聲越嘹亮。我們從小被教導：嚮往自由的人是殺不完的；一個人倒下去，千百個站起來。六-四的現實是，一個人倒下去，千百個躲起來。當鎮反處死幾十萬人，反右迫害幾百萬人，饑荒餓死幾千萬人，文革株連上億人的時候，中國人沒有反抗。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信念。在信念崩潰的今天，不顧政治生態、人權狀況、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現實，人們起來反抗、鬥爭、維權了。自1949年以來，中國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自由過，但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反抗過。一切都顛倒了，王朝的氣數好像又走到了盡頭。
 

三民主義：順民，刁民，暴民

    在專制制度下，中國人是順民；政策寬鬆時，中國人是刁民；動亂革命時，中國人是暴民。這就是中國亙古不變的三民主義。除此以外，我們不知道還有第四種活法。中國人從未做過公民，更沒有公民社會。細讀歷史，我們看到導致辛亥革命爆發的四川保路運動，並不是公民維權，而是一場典型的刁民運動；它是一群貪婪的鄉紳對一個垂死政府的無恥敲詐。王朝初年都肅反殺人，末年都搞和諧社會。刁民就是和諧社會的必然產物。林語堂形容中國人是朝儒，野道，臨死信佛，兼三重角色於一身。毛澤東以後，中國已無順民。有的只是公民面貌出現的刁民和潛在的暴民，他們也是目前國內維權運動和海外民運的主力。刁民一詞在此並非完全貶義，它只是對一種狀態的描述。準確地說，刁民是專制制度下順民向公民轉變的必經階段。刁民往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一步則為暴民。遺憾的是，中國人努力了三千年，經歷幾十次改朝換代，始終沒有邁出這向上的一步。
 

升米恩，斗米仇：財富的誘惑

    改革最大的難題不是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而是弱勢團體的膨脹。對一個乞丐持續施恩，他第一反應是感恩，續而是抱怨，最後則會反目。這就是古訓“升米恩，斗米仇”的道理。對一個行將餓斃的人，你給他一升米救命，從此不再往來，他會感激你一輩子。你若再給他一斗米，則會啟發他的階級覺悟，想到你倉庫里還有許多擔米，並堅信---如果他讀過馬克思---它們都是剝削來的。於是革命發生，剝奪者被剝奪。

    這就是中共目前面臨的最大風險。覺悟了的人民的欲望是無限的，他們朝着發財的路上迅跑，不喜歡看到別人---尤其是他們的公僕---比他們更光榮。（BBC記者曾指出兩會代表的平均身價遠高於美國參眾兩院議員，是一個富人俱樂部。兩會發言人辯解：鄧小平講致富光榮。記者反詰：那是不是也太光榮了一些呢？）從薄熙來事件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共政治局，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億萬富翁俱樂部。委員們本身可能清廉，但他們的家族成員卻無不生活在腐敗之中。這是一種像空氣一樣瀰漫的制度性的腐敗，沒有人可以抗拒。筆者不幸認識幾位紅二代子弟，知道他們的財產來的是多麼的不可抗拒。羅素說：“我之所以有道德，只是因為還沒有受到足夠大的誘惑。” 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充滿誘惑的國家。我不去中國，因為我知道自己經不住那樣的誘惑。
 

先共和，再共產，最後共管

    共產黨最怕的，是共產主義。此話聽似荒唐，卻是事實。在完成人民公僕向億萬富翁的轉變後，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受到兩方面的挑戰：均貧富的傳統和共產主義的正統。公僕小保姆搞改革，把自己變成了胖主婦，於情於理的確有虧。但考慮到改革一開始就是在小保姆的領導下進行的，這樣的結果又並非不可思議。可以確定的是，此時此刻的胖主婦的確是不想折騰了；她真誠地希望和諧社會。問題在於，你不想折騰，別人未必不想。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既然你扛了一面以均貧富為宗旨的共產主義大旗，你就要為此付出代價。杜牧總結亡秦教訓：“滅六國者，非秦也，乃六國也；誅秦者，非天下也，乃秦也。” 湯恩比研究文明興衰得出結論：那些使一個文明興起的原則/主義，往往就是使它滅亡的原則/主義。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講的也是這個道理。共產黨是靠共產主義起家的。它能逃過被共產的宿命嗎？1924年，民國政治家鄭孝胥提出三共論，先共和，再共產，最後共管；預言共和滅大清，共產滅共和，最後歸於共管。多年以後，我的三位朋友，王力雄，李劼和蘆笛分別寫了三本政治預言小說，不約而同地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中國在核戰爭中崩潰，被國際社會共管。據我所知，他們在寫書時互不認識，也沒有讀過三共論。
 

當代和珅溫家寶

    作為新興權貴集團的代表，中共對窮人不再有感召力；它對權力的壟斷和共產的旗幟又使它難以獲得富人的擁護。窮人厭惡而富人懼怕，中共的社會基礎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薄弱過。要重建合法性，中共必須反貪。反貪又不傷及自身，是一門藝術。近來1600名老幹部對溫家寶改旗換幟的指控和江澤民調侃溫是中國首富的報導，使人聯想到和珅的命運：同樣是當朝首輔，同樣是當朝首富。和珅跌倒，嘉靖吃飽。和珅的家產不僅充實了空虛的國庫，也收拾了不少散落天下的人心。在黨內，薄代表極左，溫代表極右。如果說薄的唱紅打黑是要恢復黨國，溫的普世價值則是在呼籲民國。對正在形成的軍國，它們都是威脅。薄熙來的阿基里斯之腫是王立軍，溫家寶的軟肋是他那些貪得無厭不知收斂的親屬。如果說倒薄失去部分人心，以貪腐治溫倒可能收回人心，彰顯中央反貪治腐的決心。畢竟，無論中央如何定案，不會有人相信薄熙來垮台是因為腐敗。而溫相貪名在外，早已是海內外認定的中國首富。普世價值調子唱的太高，打薄又得罪了太多的人，沒有太子黨背景的溫家寶犯了跟薄熙來一樣出頭鳥的錯誤，很可能成為下一場黨內鬥爭的犧牲品。

    薄熙來在兩會上強調他太太谷開來如何賢慧無辜，顯示他擔心海伍德案東窗事發。溫家寶高調宣稱為黨工作45年從未謀過私利，也反映了他內心的擔憂。弗洛伊德心理學研究表明，人類心理有強烈的補償功能：他們會反覆談論一個話題，以實現“無意識願望在想象中的滿足”， 從而疏導鬱積的情緒，保持心理平衡。用大白話說，就是缺什麼講什麼。缺錢的人喜歡講錢；缺權的人做黃粱夢；缺女人的講黃段子；缺德的仰望星空講道德。蔣介石私德有虧，所以嘴上常講仁義道德；毛澤東擅長權術，經常教導人們不要搞陰謀詭計。
 

革命使人墮落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政治頗象一個沒有退出機制的風險基金，操作基金的政客則象一群永不罷手的賭徒。一方面，是打江山，坐江山；天無二日，人無二主；牌要做大，事要做絕；四個堅持，五個絕不。另一方面，是將相王侯，寧有種乎；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台改朝換代的戲在中國已經上演了幾千年。今天，在維穩和維權的外衣下，它還在繼續。要結束這台舊戲，朝野雙方都必須與傳統觀念決裂。權利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墮落。如果權利腐化當權者，革命則通常使那些追求權力者墮落。心理學研究證明，政治迫害對被迫害者心靈的摧毀遠大於對迫害者的影響；它變犧牲者為暴君，從而使暴政延續。長期被踐踏的人本能會想要踐踏別人。對這種心態，米蘭-昆德拉曾做過生動的描述：“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曾十分崇拜那些從政治犯監獄歸來的人，後來我才發現，大多數的壓迫者曾經都被壓迫過……，被迫害往往是培養迫害者的最好學校。”
 

共產黨的問題就是人民的問題

    一位從國內來的朋友說，海外民運人士和國內異議人士不一樣，是兩類人，後者素質更高。這似乎不是事實。事實上，中國的異議人士在海外叫做民運人士，在國內就是維權人士。典型例子是：劉曉波回國，由民運人士變為維權領袖；余杰出國，由維權領袖變為民運人士。他們人沒變，素質沒變，變的只是角色和環境。有趣的是，歷史會不斷重演，讀史人覺得可笑，當事人卻渾然不覺。戊戌失敗後康有為逃亡日本，孫中山前往求見，康拒絕：你是革命黨，我是保皇黨，我們倆人不一樣。89民運失敗後，陳一咨、萬潤南逃到巴黎成立民陣，王秉章趕赴參加被以同樣理由拒絕。2006年，小布什在白宮接見中國異議份子，余杰和王怡排擠同行的郭飛雄，理由還是：我們和他們（民運人士）不一樣。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和當局的打壓，無論是孫黃還是康梁，陳一咨還是王秉章，包括後來的余杰，最終都走上了同一條路，成了一樣的人。

    其實，從更深的層次看，共產黨和人民也是一樣的人。共產黨的問題就是人民的問題，人民的問題也就是共產黨的問題。中共有八千萬黨員，從統計學上講，這是一個足夠大的SAMPLE，如果這個SAMPLE還不代表人民，就沒有什麼可以代表了。從這個意義上說，黨和人民利益的對立是個偽命題。真正和人民對立的是權貴集團。通過黨內民主，完全有可能把共產黨和權貴集團剝離，使它真正代表人民，或更準確地說，代表人民中的一部分。
 

黨內民主是中國的出路，共產黨的退路

    三十年前，鄧小平提出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口號，經濟改革由此突破。今天，隨着經濟改革的成功，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已成為黨內外精英的共識。這一共識的具體表達方式就是黨內民主。推行黨內民主不僅是因為它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規範黨內的派系鬥爭，防止不擇手段的政客利用民心來實現自己的野心。

    “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這是毛澤東對中國政治現實的正確描述。但他終其一身卻沒有找到一條正確處理黨內外矛盾的方法。自中共成立以來，黨內的反對派總是被打成反動派。鑑於這一歷史教訓，十八大的當務之急是開展黨內民主，承認黨內的不同派系集團，公平競爭並善待反對派。回顧歷史，我們看到美國建國時也只有一個黨---華盛頓革命黨。它沒有與被趕到加拿大的保皇黨或國內托馬斯-潘恩的民粹派分享政權，而是自我分裂成了聯邦黨和反聯邦黨，後又演變為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共政改的最大限度是黨內民主。沒有理由相信一個對自己都不民主的政黨會對別人民主，會開放黨禁，與其它政黨分享政權。但中共完全可以借鑑美國的經驗，把本來就存在的黨內派別鬥爭公開化，合法化和制度化，從而最終實現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化，形成事實上的兩黨競爭制度。中共政改可參考越共總書記由中央委員直選的經驗，在可控範圍內實行差額選舉。黨內兩派選出代表人物，依執政理念不同競選最高職位；軍隊在競選中嚴守中立；競選雙方遵重選舉結果；在朝的執政，在野的監督；若干年再來一次。我相信，以黨內民主為核心的一黨兩派制一旦確立，當今社會的痼疾---腐敗，懈怠，信仰危機，執政黨公信力下降---將從根本上得到解決。隨着黨內最高領袖的民主產生和派系監督的實現，“權為民所賦”將成為現實；三民（順民，刁民，暴民）將為公民取代；實施黨內家法的紀委和龐大而擾民的維穩機構也將最終退出歷史舞台。

    黨內民主是中國共產黨擺脫封建，告別革命，走向未來的必經之路。這條路走通了，中國將走出王朝循環。失敗了，中共將同歷史上其它的封建王朝一樣，成為歷史滄海中的一個泡沫。千秋萬代是秦始皇的夢想，打江山，坐江山是農民的境界。共產黨人的胸懷應該與此不同。事實上，今天中共能對中國做的最大貢獻，就是利用自己巨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源主動地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政黨政治，使中國有序地走向民主。畢竟，天下沒有永久的宴席，也沒有永久的執政黨。黨內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黨專政結束之時。在黨內民主中消失的中共給中國一條出路，也給了自己一條退路。
 

結束語：不會再有十九大

    軍國為政改的成功提供了必要條件。首先是因為它沒有信仰，不怕離經叛道，其次，它可以有效地控制局面，為各種政治實驗提供穩定的外部環境。與浪漫的黨國領袖不同，軍國領袖必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信奉馬基雅佛利，隨時在拿破倫的狐狸和獅子之間選擇角色。我不知道習近平是不是這樣的人。但我肯定知道的是，如果他不是，以後就不再需要這樣的人了。除非政治改革成功，很難想象中共還會有十九大。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不會發生革命。但政權完全可能自我崩潰。在今天的中國，推翻一個政權不再需要四大野戰軍，三大戰役和三年解放戰爭；如中東茉莉花革命顯示，一根火柴就足夠了。記得在蘇-東-波相繼解體後，余英時曾對我說：“如果明天打開報紙看到中共垮台，我不會吃驚。因為你看哪一個共產黨國家垮台超過一天的？”

這不是詛咒，這是一個歷史老人對民族命運的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