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歷史，我們不能不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文革後鄧主持了“改革開放”？

如果鄧死在1965年，左看右看鄧一生所作所為， 實在很難讓人看到十幾年後的鄧。 在某種意義，毛把鄧逼成了“走資派”。

1949年後前十幾年，鄧跟毛相當緊。鄧是搞黨務的，和“生產黨”無關。毛幾次和黨內不同派別決戰，鄧大概都是站在毛這邊的。 至少我沒有聽說鄧小平支持高饒，支持鄧子恢，支持周恩來，反對反右，反對大躍進。 在這些重大決戰中，鄧似乎沒有犯任何錯誤。 中蘇決裂，中共組織班子批判蘇聯，好像牽頭的是鄧，毛對“九評十分滿意”。

毛周分歧，毛劉分歧，事前都有點跡象。至少64年有人高呼劉主席萬歲，連我這個中學生都知道不妥。一山容不得二虎，喊劉主席萬歲的，不是把劉少奇放在火上烤？

但文化大革命開始，鄧成了黨內第二號走資派。 造反派給鄧羅列的十大罪名是“1.作為黨的總書記有擅權的行為；2.批判個人崇拜有褻瀆毛澤東的權威；3.在1961年召開的一次黨的會議上違背了毛澤東思想，在農業政策中提出白貓、 黑貓能逮住耗子就是好貓的口號；4.1963年鼓吹要搞科學技術職稱和學位；5.通過1961年的高教六十條“削弱黨的領導作用”；6.反對毛主席關於教 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7.不同意毛主席對文化政策的批判；8.鎮壓北大“革命學生運動”；9.“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組壓制群眾運 動；10.留法以來就是橋牌迷，把他喜歡的橋牌夥伴用“專機”接送”。 看這十大罪名，實在覺得過於牽強附會。

說到底，鄧其實是為劉陪綁的。 大躍進毛捅下天大麻煩，最後劉等出來收場，毛退居二線。 以鄧當時那個地位和鄧的個性，大概是說得少做的多，儘量做好劉的助手。 鄧的麻煩，其實就是陪太子讀書的麻煩。太子用的人還不都是皇帝指定的？ 但一旦皇帝猜疑太子，這些陪臣就進退兩難。 沒罪也是有罪。不是今天死，就是明天死。

鄧是否能學柯慶施或林彪，在毛劉之間仍做毛的忠臣呢？ 柯慶施是方面大員，林彪是軍界巨頭，兩個人都縮在自己的地盤上，可以唱些高調。鄧主持黨務日常工作，和劉共事，逃無可退避無可避，甚至不能做個旁觀派逍遙派。 所以鄧在文革前和毛漸行漸遠，以致毛指責“鄧小平什麼事都不找我，幾年不找我。”又說“他這個人耳朵聾，聽不見，開會坐得離我很遠，對我是敬鬼神而遠之”。  毛內心大概希望劉鄧死掐，最後劉把毛請回來收場。

從這點而言，鄧之“無作為”可能是逼得毛髮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原因。

伴君如伴虎，做人難亦！

如果上述邏輯成立，我們就可以理解文革後期，毛為什麼啟用鄧來制衡周。 說到底，毛自己知道鄧沒有做多少對不起自己的事情。周鄧之間的關係本也不那麼和諧， 如果鄧還是五十年代的鄧，毛的算盤還是行得通的。

但是鄧已經不是五十年代的鄧，甚至不是和劉少奇一起工作時的鄧。  鄧人不可輕辱， 記仇。 也許心裡多少對毛還有點敬意，但要鄧服侍江青等上位，那也太異想天開了。 隨即就是所謂"鄧“大搞右傾翻案，毛自己出手又把鄧打了下去這段過程，毛終於把鄧逼成了後來的”走資派“。

1976年是鄧家相當惶恐的日子。鄧第一次倒台，大兒子成了殘廢，自己被發落工廠，禍及子女。 第二次出道，似乎滿心相信毛給他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但又被打落凡間。 那時全家可能大有死緩的感覺， 不知江青等的”屠刀“什麼時候就會落下來。 鄧當時被半軟禁，只能通過孩子多少探聽一點外界消息。 沒有經過的人，大概不能體會“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那種心理吧。 鄧後來沒有像江澤民那樣，也沒有像老毛那樣非要建立自己絕對權威，我還是給予相當高的評價。

鄧是個沉默寡言的人。 從現在所有回憶錄，我們實在看不出他思想轉折的痕跡。 到底什麼時候他心裡開始有了反叛之心， 何時有把反叛之心轉變成為一種要改革開放的念頭， 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問題。

文革受壓者並不一定能成為“走資派”，黃克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彭德懷要能活到文化革命之後，也未見得會像鄧走的那麼遠。 很多人也許責怪鄧走的不夠遠，但較之陳雲，李先念，王震等， 鄧的反思至少能和林彪比美或過之。

第一代共產黨員的悲劇在於，他們是從私人堆里殺出來的，眼見無數自己人殺自己人，無數自己人殺無辜者的悲劇，更不用說無數自己人殺敵人的勝利。 從這種生涯出來的人，“必須”殘酷無情，對自己如此，對別人也如此。 沒有這種冷酷，光反思為什麼自己人迫害自己人如此殘酷就能讓人瘋狂。 因此，指望第一代共產黨人能像和平環境長大的人那樣思維，恐怕多少是強人所難。

拋開種種疑問， 只談事實，很多人應該慶幸的是，毛把鄧逼成了“走資派”，而且是對歷史教訓下了一番功夫的走資派，而不是鐵杆毛派。 

附： 鄧家有一點與眾不同。 卓琳三十年代考進北大。 鄧家兩子一女都和北大物理系或技術物理系有關。 從現在所知情況看，書都念得不錯。推算，鄧的素質相當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