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7-29日，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日本駐舊金山總領事館和美國Pacific Forum CSIS在舊金山召開由50名美日“專家和政策執行者”參加的第15次美日舊金山安全保障會議，之後作為Issues & Insights, Vol. 9, No. 14發表了題為“美日安全保障關係：對同盟的試金石”論集。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雖然註冊為民間非贏利機構，但實際上是由25個國家組成的“產業、官方、學術界”三者聯合的國際組織“太平洋經濟互助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的日本委員會的事務局，隸屬日本外務省，其成員多來自退休的外務省官僚。Pacific Forum CSIS 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華盛頓）在檀香山的亞太獨立部門。此論集的開首“謝辭”中首先對日本外務省北美局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課表示感謝，可見這次會議是日本政府在全球經濟危機、奧巴馬新政權之下借用美國的“智庫”機構對美國政府的試探氣球。不用諱言，會議的中心圍繞着美日同盟的目標和對手-中國-展開。其基本要點可以歸結為：

一、 全球經濟危機對美日兩國的實體經濟帶來了嚴重損失，與會人員抱怨美日政府沒能利用同盟關係處理這次危機。二、 奧巴馬雖然讓國務卿克林頓夫人最先訪問日本，也最先邀請麻生總理作為國家領袖訪美，但實際上不如共和黨政權理解、重視日本。奧巴馬的裁軍、廢核和縮小同盟軍事力量的政策也讓日本不安。三、 中國的崛起正在改變亞洲的勢力平衡,特別在台灣海峽，美國的優勢正在丟失。日本方面特別擔心，美國對中國的重視，是以犧牲日本為代價的。四、日本要改變政策，不受憲法約束，克服美日同盟中的“非對稱性”，變成更重要的夥伴。

會議的參加者中，來自日本的御用發言者主要代表日本政府的意見放風，沒有什麼主見或新意，倒是有幾名影響美國的對日政策的重要人物的意見值得一聽。Joseph Nye奈伊是Pacific Forum CSIS主席，在美國政府和學界被評為“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第一人”。他在1995年提出的所謂“奈伊報告”建議美國在東亞維持10萬前線戰鬥人員，奠定了克林頓政府的基本策略，布什當局也基本延續之。但奧巴馬最終沒有任命奈伊，而由完全沒有政治資歷和日本知識的加州律師John V. Roos出任駐日大使，可以看出奧巴馬不喜歡十幾年來“操盤”美日同盟關係的、以出席這次會議的奈伊、Richard Armitage為首的小圈子，也沒有餘力顧及已經不太緊要的美日關係。奈伊這一次會議沒有提出什麼引人注目的高招，只是勸日本人不要過於緊張中國的崛起。他知道美國已經沒有實力在東亞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擴張了，借用了一句俾斯麥的名言：“只要一具士兵的屍體就可以了”。意思是說，只要有美軍士兵在朝鮮半島或台灣海峽被殺掉了，就可以刺激美國投入戰爭。關於奧巴馬的裁軍、廢核政策，他特別提到從“冷戰武士”變為今天的“和平騎士”的基辛格（原國務卿）、舒爾茨（原國務卿）、佩里（原國防部長）和Nunn（原聯邦參議院武裝事務委員會主席），顯示出較為明智的遠見。他進而提醒日本可以在環保、氣候、能源等強項發揮領導作用，實際上把美日同盟的“空氣”（軍事）功能進一步稀釋了。

與出身哈佛大學的奈伊相比，海軍出身的Armitage是布什當局切尼、拉姆斯菲爾德、賴斯等新保守主義集團的悍將。他最著名的美日同盟“政策”就是：“你們不是想與美國對等嗎？我只想看到戰場上日本士兵的軍靴！”這樣的武夫被布什任命為副國務卿掌管東亞事務，與自民黨的極右翼首相小泉、安倍等人狼狽為奸、圖謀修改日本和平憲法，把日本推向軍國主義方向。這樣的美日同盟，與中國的民族主義+非民主體制、台灣的獨立傾向、朝鮮北方的個人獨裁，推波助瀾，成為東亞和平與繁榮的威脅。

蘇聯於1991年瓦解後，1996年克林頓與橋本在東京簽署題為“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同盟”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時，確認了決定兩國政策方向的、體現共同價值觀的三項基本原則﹕維護自由﹑追求民主與尊重人權。這實際上在不解消美日安保條約的情況下為把軍事同盟轉換為政治關係提供了可能。但在天安門事件的背景下，在1997年的防衛指南修訂中，實際“操盤”美日同盟的小集團“自然地”把美日同盟的目標轉向了踐踏自由、民主、人權的中國。就在這次會議的一周之前，麻生首相在日本的防衛大學發表演說時，再次提到“作為世界第一、第二位經濟大國”、“捍衛自由與民主”的美日同盟。其實，前一個因素正在變為歷史，麻生很可能是最後一個能這樣講的日本首相，因為中國的經濟總值馬上會超過日本。後一個因素只是一個幌子。20年前，當我們在日本的中國學生奮起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時，美日同盟空前強大，為超級經濟大國日本提供了千載良機。但卑鄙的日本政府連自己在巴黎G7西方首腦會議上簽署的“保護中國留學生宣言”的基本國際義務都踐踏掉，誰會相信基於軍事條約的美日同盟會捍衛自由與民主？自民黨依仗日本經濟大國的地位，試圖一舉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會成員，達到政治大國的地位，但遭到亞洲民眾的強烈反對而失敗。自民黨沒有反省自身的政策，利用“九一一”事件後布什當局的“反恐戰爭”，推行軍國主義政策，直到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和日本的經濟超級大國地位的凋零。

2009年8月30日，半個多世紀來幾乎從未中斷執政的自民黨從眾議院300席位劇減為119席位。而日本反對黨民主黨在國會選舉中贏得壓倒性勝利，獲得480個席位中的308個席位。這在是日本戰後和平憲法下，一個反對黨第一次在國會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自民黨下野後，日本政府對憲法第9條和平條款“再解釋”或修改的危險暫時過去。日本民主黨在“外交、防衛”政策中，表明“確立新時代的美日同盟”，包括建立對等夥伴關係、與美國分擔全球責任、推進自由貿易協定、修訂在日美軍地位協定、改善在日美軍基地等。成為首相的民主黨領袖鳩山強調要更替利益交換的舊政治運作和由官僚支配的日本主權，並承諾在政府政策上作出全盤的改革。例如，要讓日本擺脫美國式資本主義的某些弊端，將對鄰近的中國尋求更密切的經濟合作，等等。鳩山也闡明出任首相後不會參拜靖國神社，並且有意建設一個非宗教的國立陵園。當然，鳩山本人是日本政治弊端“世襲政治”的典型，正逐漸掌握該黨運作主導權的年青議員多數出身於新自由主義激進派的政治家育成組織“松下政經塾”，與自民黨沒有多大區別。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以民主黨為絕對優勢的聯合政權中，社民黨堅持修訂在日美軍地位協定、減少甚至取消在日美軍基地（75%集中在沖繩島）。在多少擺脫了官僚支配的鳩山政權下，不會再出現議員在國會宣讀由官僚起草的議案的情況，更不會出現（村山）首相因為不忍心在繼續強占沖繩村民土地的文件上簽字而被官僚（防衛設施廳長官）訓斥的場面吧！

從天安門事件到民主黨執政，日本用了20年時間完成了冷戰結束後日本政治結構的轉換。在這二十年間，美國的單獨超級強權地位已經終結。經歷了全球金融危機，在奧巴馬當局下，美國被迫大幅度調整外交政策，其中最緊要的是調整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奧巴馬2009年6月4日在埃及開羅大學發表講演，闡明美國致力於尋求與穆斯林國家關係的新開端。奧巴馬講“民主”、“宗教自由”、“婦女的權利”、“經濟發展和經濟機會”，原來是從羅斯福1941年6月6日面臨世界戰爭所發布的“四大自由”宣教而來。美國從世界大戰的廢墟中擔負起領導“自由世界”文明的使命，通過“冷戰”戰勝蘇聯帝國，多少也與羅斯福的價值宣教有關。在終結冷戰的天安門事件20周年之際，奧巴馬宣告了對布什當局的“十字軍征討”型中東政策的死刑，代表美國、西方、基督教、資本主義等開始與伊斯蘭世界展開“文明間的對話”。但是，伊拉克、阿富汗、伊朗、以巴衝突，沒有一個問題能短期解決。2009年9月23日，在第64屆聯合國大會開始一般性辯論之際，奧巴馬出席會議並發表講話。這可以認為是他的綜合外交政策的宣言，包括停止核武器的擴散，尋求一個沒有核武器的世界、追求和平、應對氣候變化、經濟危機、人權等要素。奧巴馬引用６５年前羅斯福的最後一次就職演說，概括到：“我們學會了做世界公民，做人類社會的成員。” 這基本上把我們帶回到蘇聯1991年瓦解後，作為唯一超級強權美國應該採取的方向。對付中國的由世界最大兩個經濟體結成的軍事同盟在2009年被稀釋、淡化，並進一步趨於解消的方向。

解除了近代以來一直壓迫中國的軍事上隱患，中國的國際地位的崛起（以G20甚至美中“G2”取代G8重新確立世界經濟秩序）更顯出國內政治社會矛盾的嚴重性，中國的民主化更具有世界性的意義。如果說“六四”事件後，江澤民當局作為鄧小平路線的遺囑執行人，其合法性沒有受到嚴峻挑戰的話，胡錦濤當局（以年終重判劉曉波為典型）已經無法迴避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危機。美國的奧巴馬政權、日本的民主黨政權、以及較低層次的台灣的馬英九政權的出現，都是各國民眾奮勇抗爭的成果，為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自由、民主、人權價值在中國還沒有得到實現，更賦予了中國民眾前所未有的掌握自身命運的使命。今年早期克林頓國務卿訪中、晚期奧巴馬總統訪華，都務實地沒有提及人權問題；另一方面，向馮正虎那樣的普通中國公民為了維權抗爭，反而引起國際媒體和民眾的注目，顯示由美國政府或任何外國權力“主導”中國人權事務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實際上，自從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國民眾的奮鬥已經結出不可逆轉的果實，推動中國民主化的主體當然是從民主中得益最多﹑在專制體制中受害最深的中國民眾。只有中國的民主化才是最終揚棄、自然地解消美日同盟的唯一光明前途。

（註：此文不少內容修改自筆者最近出版的《美日同盟及其與中國的互動關係》。）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 美國聖拉蒙市, 2009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