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用意，無異於昭告中外：假話我不說，真話不全說，你們不要再問我大躍進共餓死了多少人，也不要問我是我不知道還是不想說，這事兒到此為止，多的我一個字都不說了，有問題，你們找統計局！其尷尬、推脫的態度躍然紙上。

其實，這種態度早就已經成為政府各部門的共識：中國民政部官員在2005 年9月2日的“介紹中國減災工作情況”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三年自然災害的數字, 我們不怎麼掌握, 也不會更正, 也不會再公布這個事情。”

既 然大的方向是“要講毛主席是有偉大功績的”，“ 否定毛澤東就會天下大亂”，又怎麼能夠把駭人的事實和盤托出呢？雖然“歷史決議”對毛的功過做了三七開，但是自“決議”通過後，一切宣傳、文藝、教育、影 視不都圍繞着“功七”，把“過三”全盤屏蔽了嗎？ 雖然如此，毛左也並不領情。毛左鞏獻田叫嚷道：“大家請看啊！三年自然災害，僅‘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那麼三年不就正是3000 多萬嗎？這與國內外反動勢力和自由化分子們的說法不正好一致嗎？”

“這可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權威研究機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向全世界公開承認了在中國共產黨執政期間‘餓死了3000多萬人’！”

他 並進一步推斷：“《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一書作者的這一主觀推斷，不僅配合了全世界所有敵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們對中國共產黨及其偉大領袖毛澤東 的攻擊和污衊，更為嚴重的是，它數十倍地誇大了黨所曾經犯過的而又改正了的錯誤，它嚴重地誤導了社會輿論，抹黑了中國共產黨的光輝形象，抹黑了在偉大領袖 毛澤東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國內外一切階級敵人求之不得的舉動。”

“難道這不是通過向中國共產黨九十周年獻禮成果的形式潑向中國共產黨的一盆污水嗎！難道這不是通過向中國共產黨九十周年獻禮成果的形式射向中國共產黨的一支毒箭嗎！”

無疑，他們嫌官方對於大躍進的災難說得還是太實誠了，即使這樣迴避他們也不接受，一定要把毛重新捧上神壇方才罷休。有着這樣的朝野互動，李慎明大放厥詞的背景也就不難理解了。

二、對於大躍進死亡數字的研究

既然官方不能給出個權威說法，那麼歷史真相就只能各自表述了。下面列了一些數字，具體計算方法請各位自行查詢：

1、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600萬

人口統計有幾個數據，一個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按照每年的出生率、死亡率、總人口，算出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其根據是戶口登記。

1958年死亡率高於正常狀態，出生率低於正常狀態。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個別省份以外，全國的死亡率已經恢復到正常狀態。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是1600多萬人非正常死亡。從1982年人口圖，可以看出，21-23歲年齡段留下了缺口，就是1600多萬人。這是中央政府承認的官方數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雖然比實際死亡人數少得多，但指出的這幾年的人口變化的趨勢是可信的。

2、《中國人口》的數據：2000萬

80年代，由教育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的領導下，組成專門編輯委員會組織編寫、出版了《中國人口》，每個省一本分冊，總共32分冊。各省的數據也是經各省官方審定的，非正常死亡數據也是縮小了的，但比國家官方數據接近實際一些，是2000多萬。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是1619.92萬人非正常死亡，少出生3150萬，人口總損失4770多萬。按照各省統計的數據計算，非正常死亡是2098萬，少出生3220萬，人口總損失5318萬。

3、外國學者的計算結果：最高2850萬

美國普查局中國科科長班尼斯特（J•Bannister）修訂的數據計算結果：非正常死亡2987.1萬人，少出生3119.5成人，人口減少總數為6106.6萬人。

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Ansley•Coale）修訂的數據計算的結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萬人，少出生3068.3萬人，人口總損失5549.3萬人。

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所長卡諾（G•Calot）修訂的數據計算的結果：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850.9萬，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萬，人口總損失6048.75萬人。

彭 尼•凱恩：《1959－1961中國的大饑荒》一書中個紹了幾個數據，艾德爾認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萬，莫舍估計1960年非正常 死亡人數在1100萬至3000萬之間。希爾估計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3000萬，同時有3300萬嬰兒沒有出生或延遲出生。

4、中國學者的計算結果

旅居海外的中國學者丁抒：最低為3500萬人。

上海大學金輝：3471萬。

歷史地理學家曹樹基：3245.8萬。

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透露，體改所有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大饑荒年代，大約有4300萬人死於飢餓。他還透露，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這個數字是5000萬到6000萬。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維志的研究結果：3546.6萬人。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原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蔣正華研究的結論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700萬人；毛左分子、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估算的數字是2200萬人（此人雖為毛左，但並不諱言大躍進大量餓死人的事實）。

以 上可知，對於大躍進餓死人數各方也並無統一立場，大體在2000萬到3500萬之間。如此看來，李慎明否認餓死3000萬，難道是因為他認為“僅僅”餓死 了2000萬人嗎？否！很明顯，李慎明的意圖是根本否認大躍進造成了數千萬級人口損失的大災難，在他看來，大躍進即使餓死過人，其死人數也必定不過是無損 於毛主席“偉大光輝”的一個“無傷大雅”的數字，是可以用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來解釋的數字，否則，他又何必對50%的偏差大發雷霆呢？

李慎明在文中指“有人刻意編造”了大躍進餓死3000萬人的虛假數字。這個“有人”指的是誰？編造的數字出自哪裡？

既 然李慎明已經在文中點出了李志綏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和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並且承認“這兩本所謂的歷史著作，在國內外都產生過轟 動效應，現仍在國際國內都有相當的影響，”我想不如幫他挑明，在大躍進死人的數字問題上，除了上面所列的那些學者，他必定還指的是楊繼繩先生和楊先生的巨 著《TOMBSTONE》一書！

楊繼繩先生歷經十餘年，跑了12個省的檔案館和中央檔案館，複印、手抄了幾千萬字的資料，著成 《TOMBSTONE》一書，經過多方印證，認為大躍進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600萬人，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數大約4000萬人。大饑荒使中 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人。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客觀的數字，也是當前一個經得起檢驗的數字。

鑑於李慎明先生對於那些他看不順眼的學者下 了“國際資本背景”這樣嚴重的指控，我希望他能拿出證據來；鑑於李慎明先生對於死亡3000萬的數字下了“刻意編造”這樣嚴重的指控，我也希望他能拿出證 據來。如果拿不出證據，他應對自己的誹謗言行進行道歉。如果李先生仍依然固我的大放厥詞，卻不對我的這些問題作出嚴肅回應（我猜很有可能這樣），那就猶如 一個人當街拉屎污了環境卻不清理那樣，讓人懷疑他的人品和家教了。

三、對毛左所做辯護的批駁

毛左們大體上是一群活在自己的幻 境中不顧事實的一群人。在大躍進問題上，他們慣於懷疑而不去求證，選擇對自己不喜歡的東西就不相信這樣一種態度。他們常掛在嘴邊的口頭蟬是“反正”如何， 顯示出一種固執、偏執、不想講理、放縱情緒的傾向。這是一種退化，從成人退化成為小孩，或從人類退化成為動物。

正因為如此，他們和李慎明一樣，指責別人卻拿不出自己的數字。有一個例外是孫經先，他將人口數量的大量消失歸咎與戶籍統計問題，而不屑於去從一個個確鑿無疑的個案出發理解全貌。對他的責難，楊繼繩先生已經在《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一文中做了很好的回答。

還要回答毛左的幾個問題。有人說，當時中國人口不過六億多，要是餓死3000萬，意味着死掉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可能嗎？我想讓你回憶下，你這最近三年身邊認識的人中，有沒有人過世？人數比例多少？對你現在的生活有很大影響嗎？

有 人說，中國人口從毛當政開始到結束幾乎翻了一番，怎麼可能餓死3000萬？那我問你，據毛左說，中華民國時期中國人口每年都要餓死1000萬人（出處不 知），最終人口怎麼會比清末幾乎翻了一番呢？（清末人口，大約3億多，1898年（光緒24年）時人口約3.1972億；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國 總人口6億。）

有人說，別的地方死沒死人我不知道，“反正”我問過我家老人和周圍認識的人，沒有人說在那3年見過餓死人的。那我問你，你問問你家老人和周圍認識的人，見過有多少人死於八年抗戰呢？

有人說，毛主席時期中國人口增長很快，即使餓死了一些人，也是功大於過。我問你，一個醫生，治好了十個病人，殺害了一個人，他是好人呢還是罪人呢？

有人說，大躍進那些年毛主席已經退二線了，不歸他管事，那些壞事都是別人幹的，毛主席沒有責任。我說，不論責任人姓毛姓劉或是姓周姓鄧，我們像查案那樣，在抓兇手之前，先把受害人的情況、人數搞清楚，再說其他，好嗎？

總結我和毛左辯論的經驗，毛左的思維模式很有特點。有的毛左自以為很聰明，不做艱苦的調查研究，用一些自己所謂的“推理”“常識”就否定業已形成共識的結論，就像清朝末年的某些人，別人告訴他地球是圓的，他們不信，說，要是圓的，那地球對面的人不就掉下去了嗎？

哈 哈大笑，自己錯了而不自知。有人提出，當時如餓死那麼多人，怎麼無人造反？這種說法凸顯了提問者的幼稚無知。你怎麼知道當時無人造反？有人造反新聞媒體會 報道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已是飛機、坦克、大炮的天下，存在大規模造反的客觀條件嗎？另有人提出，當時餓死人沒有照片，1942年河南饑荒還有照片 呢。他們不想想，照相機掌握在誰的手裡。解放前的饑荒有外國記者和本國記者記錄和報道，49年後，外國記者都被掃地出門，中國記者全被單位圈養起來，就連 蘇聯專家都在大躍進後撤走了，誰去記錄？至於普通人，除了大城市的少數高官顯貴，誰能擁有照相機？有照相機的，誰敢到農村去記錄災情？即使拍了照片，又怎 麼敢去國營照相館沖洗？至於外國間諜都沒發現的說法更是荒唐。中國發生饑荒，“全世界人都知道”，逃港的災民就把慘禍暴露無遺了，連胡適當年都在書信中痛 心疾首，所不知道的，不過是過去和現在一些不能知道或不想知道的可憐人而已。

另一些人，撿了雞毛當令箭，發現一些以前自己不知道的情況就沾 沾自喜，以為發現了新大陸，戳穿了什麼大陰謀。比如所謂毛澤東退二線的事，也不去分析這個“退二線”是什麼含義？有無制度約束還是僅僅口頭說說？有無下達 文件、明確分工、文件傳達到哪一級？在實際中運行如何？都不研究，就一口咬定大躍進不是毛澤東發動的，反而是毛所反對的，用毛的話就是“拿了一些雞毛蒜 皮”向事實進攻，當然謬以千里。

所有這些所謂的論證，雖然光怪陸離，但與李慎明的文章一樣，方向卻高度一致，那就是替毛脫責。李慎明說：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經驗反覆證明，要搞垮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首先就要攻擊這個國家執政的共產黨；要搞垮這個國家執政的共產黨，首先就要醜化這個執政黨 的主要領袖。這是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西化、分化我們的最直接、最便捷、花錢最少但卻最有效的手段。”其邏輯，建立在一個古怪的推理關繫上，那就是毛代表 黨，黨代表國，用林彪的話說“得一人而得天下”，失一人也就失天下。

這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嗎？不，不是。毛澤東說：“人民，只有人民才 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林彪奉上四個偉大，毛澤東說“討嫌”；陳伯達吹捧毛澤東是“天才”，毛澤東把他打成“政治騙子”；有洋人恭維毛澤東改變了世界，毛澤 東說他只改變了北京城的幾個角落。可見，毛主席的擁躉們並不是在堅持毛澤東思想，他們的熱情毛本人也不領情。他們所堅持的實際是“主體思想”，這就是朝鮮 的語錄所說的，“領袖是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一切幸福的象徵。”，“一個民族的偉大性取決於其國家領袖的偉大，人民的未來取決於其領袖的英明。”於是，領袖 做對的，要大張旗鼓的宣揚，領袖做錯的，就要千方百計的避諱，最好讓人們都忘掉，如同《遺落戰境》中的克隆人那樣，如此，才有利於“團結一致向前看”！

奇 怪的是，毛左和李慎明們為什麼不想一想，這樣一個多米諾骨牌理論合理嗎？為什麼你們就不能像西方那樣，把“主要矛頭集中放在攻擊”某些個西方國家政要上 面，從而推進世界革命的大業呢？說穿了，蒼蠅不叮無縫的蛋，領袖體制是極大的弱點而不是強點，否則就不會引來這麼多“集中攻擊”了。要想長治久安，就必須 改進而不是企圖迴避弱點，否則，挺得了一時，挺不了一世，終究還是會“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四、李慎明文章所發出的危險信號

李慎明文章的嚴重性在於，他一改官方對於大躍進死亡問題的迴避態度，“挺身而出”，不但沒有“不講黨的歷史錯誤”，反而大講特講，不過是反過來講，文過飾非，以在任高官的身份公開否定餓死3000萬人的事實，雖然提不出任何根據。

這意味着什麼呢？是否是一個系統性的篡改、扭曲、塗抹、甚至銷毀歷史真實的開始呢？這才是最令人擔心的。

通 觀全文，李慎明的文章落腳點仍然落在“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上。其論據是陰謀論式的，雖然目標沒有時下流行的“共濟會”“轉基因”“羅斯柴爾德家族”等陰 謀論那樣離奇，目標指向傳統的“國際資本”。他的證據是李志綏、張戎在寫書時接受過“外國情報機構”的資助。很難驗證這些指控的真實性，中國官方在以前根 本屏蔽這兩本書的存在，更談不上對外國情報部門的作為提出抗議了；李慎明本人也語焉不詳，認定不了李志綏是收了50萬還是100萬。

雖然如 此，從“外國情報機構”跳到“國際資本”上面，仍然顯得很突兀。不知道“國際資本”與李慎明結了什麼仇，讓他認為這是一個“亡我之心不死”的邪惡力量，需 要且能夠操縱國外情報機構；也不知道在林林總總的“國際資本”當中，李先生所指的是哪些。是在北京CBD和上海浦東建起摩天大樓，處於入中南海和人民大會 堂的那些人嗎？當然，既然已經發現了陰謀，那麼按“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持”的邏輯，我們只需要堅守立場，事實如何就並不重要 了。

我們姑且相信“國際資本”勢力強大且不懷好意，意圖通過“看不見的手” 篡改歷史、詆毀領袖來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李先生似乎沒有做到應有的平衡，將我們的國家資本放在一起來考量。我們的國家資本—國有資產總量達140萬 億元，財政收入達10萬億元，有哪個“國際資本”有這樣的實力？何況我們的國家資本不但有看不見的手，還有宣傳、文化、藝術、教育、社科、“五毛”等“各 條戰線”上的“大軍”，還有公安、武警、軍隊等暴力手段。這些實力，豈是“國際資本”所能比擬的？國際資本所能篡改的不過是兩本書，我們每年出版的成百上 千的歷史著作、教材又有那本沒經過國家資本的過濾呢？實力沒有制衡必被濫用，在擔心“篡改歷史”這件事情上，李先生是不是有些厚此薄彼呢？

也 許這正是李先生的“有心之失”。他在文中夫子自道：“資產階級的本性，它生存的條件，就是要偽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偽造歷史。偽造得最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 歷史著作，所獲得的報酬也最多。法國哲學家、歷史學家福柯說，誰控制了人們的記憶，誰就控制了人們的行為的脈動，因此，占有記憶，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 攸關的。”既然國際資本由此需求，國家資本不同樣有此需求嗎？有需求就好辦，自然有人來提供，“報酬”嘛，“拿破崙說，一支筆桿子勝過兩千條槍。”您看着 辦吧。不過我覺得李先生還是太謙虛了，毛主席教導我們：“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您怎麼一張口就打了三折呢？

客觀的說，李文除了 曉之以利（害）外也沒有忘記動之以情。李慎明來自河南溫縣。河南是大躍進的重災區，餓死人數達300萬以上，僅僅一個“信陽事件”就死亡百萬以上。李慎明 說：“筆者在20世紀60年代的三年困難時期，就曾吃過草籽和榆樹皮等，但筆者認為，我們審視歷史，決不能簡單地站在個人得失立場，必須跳出個人局限，站 在人民和歷史乃至站在全人類文明進步的角度去觀察問題，方可能得到事物的真諦與本質。不能在毛澤東時代自己曾經餓過幾天肚子，過了幾年窮日子，就把新中國 成立後毛澤東時期前27年的艱辛奮鬥與後30多年的改革開放割裂甚至對立起來。”

你看，多麼深明大義！多麼令人感動！站得多麼高！看得多麼 遠！可是，李慎明你說“我”就可以了，為什麼說“我們”呢？你能夠代表你的家鄉父老說話嗎？有一個哲人尖銳的評價那些以“革命先烈”的名義壟斷權力的現象 時說：“勝利的人不是犧牲的人”。李先生雖然“餓過幾天肚子，過了幾年窮日子”，但現在卻是高官厚祿，出有車，食有魚，說幾句漂亮話也不會再有苦日子過。

但你至少不要慷他人之慨，消費已經被犧牲的生命，好嗎？

在 此還要奉勸那些認為對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的人，你們是“真自信”，還是“假自信”？自信為什麼怕講真話？劉少奇說得好，“怕什麼丑呢?今天不揭,明天 還要揭;你自己不揭,別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要揭”。擊鼓傳花畢竟不是辦法，台灣國民黨把228事件說清楚了，不是就主動了嗎？如果為“一己之 私”和一時的方便總是藏着捂着，並不能持久，反而會帶來極大的後患。清乾隆朝大興文字獄，企圖將不利於滿人的史實銷毀盡淨，但到清末仍被人翻出“揚州十 日”、“嘉定三屠”的舊案；上個世紀初發生在土耳其的亞美尼亞大屠殺事件，幾乎已被世人遺忘，卻想不到現在又成為國際熱點，讓土耳其政府極為被動。事實說 明，文過飾非不是丈夫，知錯能改方為男兒，蓋子是捂不住的，面對歷史問題只有放下包袱，輕裝上陣才是出路。否則，如果人們不能從歷史中吸取有益的教訓，那 麼“篡改歷史意味着重走老路”的警告不僅適用於日本，同樣適用於中國。那些玩弄歷史的人不但身前會玩火自焚，身後也會遺臭萬年，成為民族的罪人。

其實要做到這一點也並不難。不用自己去一錘定音，只需要放開檔案資料，自然有學者去研究，不難達成共識。與軍事機密無關的檔案材料，經過50多年仍不公開，這本身就是世界上聞所未聞的事情，除了說明心虛還能有什麼解釋呢？

最 後聲明，本人與李慎明先生素昧平生，無冤無仇，也不是什麼“國際資本”的代理人，本地官長也從不以結交“國際資本”的熱情招待在下。我所看不慣的是作為官 員又作為學者的人胡說八道，擔心謬種流傳，不能不起而批駁。一個人可以不說真話，可以保持沉默，但不能說假話。另外，仍然希望早日拜讀李慎明先生“專文論 證”的大作。為了督促先生早日完成作業，以解本人求知之誠，我亦將時時提醒李先生，還請先生勿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