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正在看有關法國大革命前法國社會的幾本書， 看到西方近年史學的不少”新觀點“。 對中國讀者而言， 對中國讀者腦海裡面形成的觀念而言，有些頗具顛覆性。 比如，中國讀者一般認為法國波旁王朝代表封建貴族的利益，但現在看法是法國波旁王朝形成是為封建社會解體為代價，王政時期的貴族是個開放的集團，吸收了大量資產階級的精英人物，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部分參加了法國大革命反對王權那邊。

不僅上世紀60年代後修正主義歷史學家如此看， 連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喬治•勒費弗爾著《法國大革命的降臨》（1939）都認為法國大革命是貴族發動的。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在修正歷史學派猛攻之下的傳統革命史學派最後失去對法國大革命史的解釋權，一大原因是他們自己對細節的研究。

現在再看法國啟蒙運動，可以發現雖然不少人出身於典型資產階級家庭，但也有不少出身貴族或頗為接近貴族。 伏爾泰是一個（母親出身貴族家庭），提出三權分立的孟德斯鳩更是貴族。

所以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王政到底代表誰？ 為什麼按階級鬥爭理論被代表的特權階級中的人物會提出三權分立這種徹底顛覆王政的”革命“觀點？ 為什麼多數中國人又偏愛王政代表剝削階級這種理論？

馬克思主義階級力量在中國影響極深，不僅對左派，也對右派。 

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本身就有很多含糊之處。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

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的多種多樣的層次。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主、臣僕、行會師傅、幫工、農奴，而且幾乎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階層”。

這兩段有兩個很有意思的觀點， 首先，在某一社會階段，不一定只存在一對對立的階級。 按馬克思的觀點，只有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才趨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階級“。其次，馬克思主義雖然強調階級鬥爭，但從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角度，並沒有階級鬥爭本身能推動社會發展的意義。 

毛澤東大大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強調每一社會階段的兩大對立階級，而且強調階級鬥爭本身對歷史的推動作用，從而抽走馬克思歷史唯物論中生產力發展的絕對作用”，這是很有意思的修正。

但我這裡要談的不是毛澤東思想中的“階級鬥爭”，要談的是在一個有不止一組對立“階級”存在社會中王權的角色。

在這樣的社會裡面，很難把王權或（國家）簡單化為統治階級利益的代表，特別當所謂統治階級內部也可能存在“階級對立”，存在對立利益的時候。 就18世紀法國而言， 貴族和大資產階級有對立一面，也有趨同的一面， 封建領主和農民處於一種對立之中，而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農民又處於另外一種對立關係之中。貴族之間又分多派，之間深刻的矛盾。

從這個角度看，才有現代歷史學家眼裡複雜的多線的法國大革命圖像。才多少能理解為什麼貴族會反對王政，孟德斯鳩會提出三權分立的思想，等等。

法國如此，中國又如何呢？ 秦朝之後的朝廷是否代表貴族階級，地主階級的利益，在另一方面是被壓迫的農民？

很多人可能毫不猶豫做肯定回答。 但從歷史看，很少如此。 一個朝代結束，很大程度因為其只代表一小撮人，無法代表貴族，無法代表士族，無法代表地主， 等等

從更深刻的層面，我們要問的是，在很多人心目中毫無疑問存在的能包含整個社會的“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真存在嗎？ 如果存在，如何存在，以怎麼一種形式存在？

在問這大問題前，還是從歷史事實中尋找一些經驗主義的回答好了。

先談西漢，西漢中央皇權代表貴族，代表分封王族的利益嗎？ 這裡”代表“又作何解釋？西漢初年分封有多種原因，一個是酬功，一個是擴大劉家勢力，一個是接受秦朝滅亡的種種教訓。 這種分封不得已而為之，多封一點，西漢皇帝的所得就少一點，所以利益對立的程度超過同一的程度，也因此，才有一系列削藩之舉。

武帝攻打匈奴，得不到分封劉諸王侯的支持，一怒之下用種種措施剝奪大量王侯職位，這裡面看不出任何漢朝廷能代表分封諸侯利益的跡象。

因此，談西漢的”民族利益“,"國家利益"相當勉強， 西漢政府對施恩與民，創造公共利益藉以凝聚治理下萬民之心幾乎是無所為。

也許有人認為匈奴威脅使得國家代表漢族整體利益，否則就有亡國亡種的威脅， 不幸，這也誇大當時北方危險。 春秋戰國內地農業民族對游牧族攻多守少， 處於擴張階段。當時和北方游牧族接壤的秦，趙，燕都有大勝北方游牧族的記錄。而北方游牧各族在內地統一之前從未統一過，所以到底是北方游牧族威脅使得內地不得不統一，還是內地統一逼迫北方各族不得不統一是個有趣的問題。更有可能的是，在內地國家不斷逼迫和援助之下，北方游牧族才逐漸強大，成為內地千年禍害。

再談東漢，東漢末年有黨錮之亂，被迫害的是士族， 黃巾造反後朝廷才赦免黨人，藉以平亂。

西漢末年士人對朝廷全失信心，才有王莽篡漢，東漢外戚和太監衝突，何進引邊軍入境，才有東漢末年大亂。 這兩次大亂，朝廷無疑無法代表士族，何況中小地主？ 要是朝廷能代表士族利益，士族願意支持朝廷，那麼又何來三國？

我並非否定中國傳統社會中所謂“民族利益”，“國家利益”， 但我必須說，我眼裡“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是具體的， 從這個角度， 我不太覺得中國傳統社會真正形成“普世”認同。以中國內地之”地大物博“，但凡能形成起碼的足以讓全民族為之付出相當代價的”民族利益“，”國家精神“，”國家認同“，那麼歷史可能大不一樣。

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戰國末年各國抵抗亡國的意志比秦後大朝代強。 魏國大梁守衛戰，趙國邯鄲守衛戰，齊國田單復國一戰，防守方面處境都可以說接近絕境。田單復國成功，邯鄲耗到信陵軍救兵到，反而殲滅數萬秦軍， 大梁直到被水淹才投降。 這就涉及又一個基本問題，戰國末年魏人，趙人，齊人眼裡，國家又意味什麼？

從春秋戰國歷史而言，當時魏人齊人趙人等大概還生活在某種共同體之中，共同體生活的另外一面就是共同利益公共精神。總之，當時魏人齊人趙人有比後世百姓更強的凝聚力。秦統一後，亡國之民以國為姓，這可算”國家“精神集團精神的表現。

但秦漢似乎未能提供一種能讓各姓之民在更高一層認同的機制。“融合”本身是有缺陷的。因此，漢朝雖然是漢族形成期，但是大朝廷需索多而返哺少，國家又過於龐大而高遠，缺少小共同體之細微精密和互動，缺少真正的凝聚力。漢亡後，亡民沒有以漢或劉為姓氏的。

宋代以後，儒家大談”華夷之分“， 大概內心希望能創造一種”華夏“的認同感。 但從元滅宋，清滅明看，這種認同還沒有強大到能凝聚足夠力量的地步。

上面談到的是傳統社會，現在社會有變了多少？ 在多大程度上現代國家把索取的又返哺於民，從而讓全國人民產生一種強大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 對於每個人而言，在怎麼一種程度上這種認同成為一種普世的認同？（比如，對每個人提供優質醫療服務就能產生一種普世認同）

我不知道， 我在學習，我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