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僅從日皇的政治功效來斷罪，正如剛從獄中釋放出來的德田球一等人的《告人民書》中所提示的那樣：“我們的目標是打倒天皇制，樹立起基於人民總意的人民共和政府。長期以來的基於封建意識形態的軍事警察專制，把人民當家畜以下來處置的殘虐政治、毆打拷問、牢獄、伴隨着虐殺的殖民地榨取等，與軍國主義侵略者在中國、菲律賓等島的侵略暴虐，以及世界天皇的妄想，都內在地緊切相關，正是天皇的本質，他們的自家廣告的文詞反而暴露了其欺騙性。這樣的天皇制，即天皇與宮廷、軍事、行政官僚、貴族、寄生土地所有者以及獨占資本家的結合體，如果不一掃而光的話，人民就不會獲得民主主義的解放，世界和平就無法確立起來。”[3]但是，日本戰敗的結果並不直接是日本民族以及受侵略的亞洲民族的解放，而主要被轉變成美軍的占領政策，這個政策的決定正好受限於美蘇兩大軍事集團的新的對立背景，使得日皇的存廢本身不再由日本國民自主選擇，而從屬於美國在亞洲的軍事戰略。為此，導致日皇得以殘存的另一側面——文化傳統——被誇張起來以掩蓋其扮演的政治的歷史角色。

以神道為名稱的意識形態，本是與日本文明進步無關的皇統文化，除了關於如何支配民眾之外並沒有什麼物質或精神的內容，論其起源，與別的民族的原始社會並沒有太大差別，[4]即發源於巫術鬼神。《魏志》的倭人傳部分記載邪馬台國的女王卑彌呼“能事鬼道以惑眾”，即提出證明，日本小國群立的王權首先出自巫術的能力。日本的天皇制度，大致是在容忍小國王權支配的基礎上間接支配民眾，並吸收中國大陸的文化強化中央集權性的古代官僚國家體制而形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日皇作為國家君主的同時繼承了最高司祭的祭祀大權，本來是日本“國體”自彌生時代以來沒有清算掉的“隔代遺傳”，當皇權真正發達起來時並沒有興趣顧及此職能。只是當皇權的政治角色被取消之後，可被作為文化職能的司祭角色反而重要起來，實際上成為它的唯一政治功用的發揮場所了。具體地看，日皇得以充任最高司祭的神道雖被封為日本的民族宗教，好像可與佛教、儒教以及後來的基督教並列似的，其實它既沒有教義、經典，又沒有正式組織結構，只不過繼承了一些舊來的巫術禮儀在鎌倉時代以後被人為地製造出來，成了為日皇統治服務的精神鴉片。這些巫術禮儀行為中，略具社會意義的是就是春耕開始時的祈年祭和秋收時的新嘗祭，這種民族宗教只是一種村落的農耕行為，並沒有固定的設施或強制，主要是到了明治（1868年）以後，天皇絕對主義的國家官僚專制統治形成，從制度上保護、強化了作為國教的神道的形成。例如在每一次大規模地動員民眾資源·生命投入與外國的戰爭之後就在神社中設置醒目的勝利紀念碑[5]供民眾參拜，完全脫離了民族宗教的本色。成為固定、具體物質設施的神社，配合國民教育的皇權思想，有效地在日本走向現代化的近代歷史中扮演了御用角色，最終成為軍國法西斯主義的國權手段。

靖國神社的祭典中仍然保存着古來民族傳統的祈年祭、新嘗祭以及春季、秋季例大祭、但它的引人注目的儀式當然是每年七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的御靈祭和八月十五日的“大東亞戰爭終戰”紀念活動。每到了這個季節，在以天皇歷史、戰爭遺族為中心的“英靈”悼念活動中，實際上根本看不到祈求和平的良心，而籠罩着右翼軍國主義勢力刺激整個日本政治的宣泄，他們達到了過去天皇專制下極端少壯派軍人的功效，引導整個日本政治的翼贊、右傾體制的形成。當然，從“會報”、“戰友連”（全國戰友聯合會）等傳單可以知道，自從戰敗政教分離以來，靖國神社的存立也不容易，雖然有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界名人的支持，但喪失了“國民神社”地位的靖國神社唯一能夠打動人心的就是那些同時作為加害者的戰爭受害者（以及家族）的感情。作為戰爭的性質而言本來沒有多餘說明的必要，但統治集團卻相當成功地把天皇·國權等同於國家·民族，使得相當多的日本普通民眾抱着為國（其實是為天皇）的信念開赴戰場或承受犧牲。甚至，如果我們只觀察某些細部表現，那些為了戰友、為了同胞而選擇犧牲的每一個單獨的日本民眾（而不是統治集團成員）體現了人類的善良、高尚的性格。正如《靜靜的頓河》中所描述的那樣，普通善良的民眾常常身不由已地被置身於對立集團（民族、國家、宗教等）的悲慘命運之下，我們不能絕對地以“侵略戰爭”定性而全盤否定被迫附屬於某一集團之中的民眾的行為。那些死於戰爭的三百多萬日本人中的大多數民眾雖然犯有不可饒恕的罪行，但更大程度上，他們與被侵略的中國等亞洲民眾一樣，是日本天皇·軍國主義的犧牲品，[6]理解並同情他們（特別是廣島、長崎的死難者）的立場、感情，也是我們這些受侵略民族的民眾不被新的國家權貴利用為“愛國主義”手段的責任和良知。當我們看到那些戰傷者、戰死者家屬，[7]那些跪在路邊行乞的老兵，深深為日本這個民族憂慮和悲哀！因為按道理，日本國家在懲治日皇等戰爭犯人的同時給予普通受害者以國家賠償（因為他們是被國家權力支配從事戰爭的），自然使義理分明、社會公正得以伸張；但日本統治階層卻不肯放棄對民眾的支配，首先竭力保存下天皇制，然後又利用東條等軍事戰犯的自殺“盡忠”行為，[8]把他們打扮成為國民英雄，這樣，祭典放置東條等靈壇的靖國神社就完全成了軍國主義教育的道場。“靖國神社的英靈”過去成為停戰、和平的阻撓與藉口，今天則強制日本國民不去反省、認識自身的犯罪行為。

明治以來，御用文人倫理學者們找來武士的道德作為日本人的光榮傳統並賦予其“國民道德”的地位。但“武士道”並不同於出家武士的道德，出家武士的道德在實際歷史階段中存在並發揮過積極的作用：一方面有武士對主君（但不是天皇）的直接忠勤，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主君對武士（離家來京的單身求職者）的義務。兩者的關係與其說是奴隸主與奴隸的隸屬關係或封建領主與農奴的從屬關係，倒更象今天的資本經營者與職工的契約關係，我們在外表行動上看見武士為主君在戰場上賣命，實際上在戰鬥之前存在着計算恩賞的軍忠狀，武士的道德正如我們今天的商業道德一樣，並沒有“絕對獻身”的性質。在這種雙向性的契約關係中，主君方面也負有同武士一樣的道德義務，即在戰敗時儘可能把後果承擔起來，甚至以自殺等行為來求取勝利者不虐待自己武士的承諾。例如日本人認為是“忠臣典型”的賴朝家臣富山重忠，剛開始是平家的家丁，參與對賴朝的討伐，後來因為賴朝提供的條件更高而“跳槽”。如果忠實地按照這種武士的道德，在天皇與國民的關繫上，裕仁簡單地自盡好了，[9]或者宣稱放棄皇位並廢棄之，也可算“立地成佛”吧！

武士道把主從關係規定為無條件的“獻身的道德”，就不再與世俗生活中的武士的道德相同，而完全是國家統治階層人為製造出來的借天皇的絕對權威統治民眾的政治制度。[10]這種由皇室御用的“文化”傳統越被強調為“國體的精華”、“萬邦無比的日本精神”，就越嚴重地阻撓真正的日本文化的進步和發展。歷史上，朝廷也曾對佛教的“鎮護國家”功能抱着過分的期待（741年聖武天皇），與個人修行達及正果的佛教經典並不相關，此舉被後來興起的淨土宗（1224年）改革所揚棄，日本朝廷才轉而製作神道。神道由對天皇個體的崇拜，轉化成對以天皇為代表的統治集團的服從。明治以來，除了國家機器中的神道灌輸外，統治階層很容易在初期階段的日本資本主義的形成過程中，用國家權力對其注入神道的精神，以支持財閥的形成。[11]日本的財閥雖經戰後美軍的強制解散，但很快就在大藏省等的推動下再行合併或形成“系列”，[12]把位於“系列”下層或“系列”之外的中小企業排除在正常競爭的市場之外。

日本政治構造從明治以來的發展結局必然是戰爭的投降，它為日本政治構造帶來了新生的轉機。從形式上看，新憲法雖然由於美國的戰略利益、中國的內戰悲劇（蔣介石政府為了獲取內戰的勝利不可能具有代表全民族的對日政策）保留下日皇使之繼續存在，但從主權在民、基本人權保障以及和平建國的基本理念里，提供了日本社會在各個領域裡不斷鬥爭和改進的可能。實際上，戰後日本社會的許多進步法律的制訂如工會組織權利、罷工權利、男女平等權利等等，都是民眾通過一次次的鬥爭，最終迫使統治階層讓步，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的，進一步保障了普通的國民不必再經過艱苦的掙扎也能享受一部分憲法的恩惠。除了外部環境，民主主義（如解散財閥、制訂《反獨占法》）正是日本經濟快速復甦、成長的最根本保障。但日本的民主主義在政治上並沒有得以順利展開，比當初制訂憲法時的期待反而退化下去，這一方面是因為對日占領政策完全操縱在美國政府手中，美國很快放棄了改造日本社會的興趣，轉而支持、鼓動反民主主義中的親美勢力的抬頭。如果戰前的皇道派右翼中起碼還包括有部分反抗美、歐在亞洲殖民的民族主義傾向的話，今天殘留的民族主義者已被列為政府通緝的恐怖分子（如“日本赤軍”派）。[13]

日本民族從根性上講，是一個弱肉強食的種族，那些駐留在日本的140處占地10億平方米，每年花掉日本國民6千億日元稅金的美軍基地就是日本尚無政治主權的證明。前不久，那些為美軍基地服務的日本工作人員要求按照日本的新法律縮短勞動時間，美軍就要求日本政府再增派3千名工作人員（達到2萬5千人），一向精明善於算計的日本人對此並沒有什麼反抗和疑問。[14]我們看到，近年來反對擴軍的各種努力很輕易地被代表大財閥利益的日本統治階層[15]所擊破（如社會黨的“牛步戰術”在國會中拖延但未能阻止海外派兵法案的通過）。同時必須指出的是：中國政府的反民主、反人權政策正好成為日本、美國擴軍備戰的最佳藉口，日本國會、政府在天安門事件問題上，在戰後五十周年的決議上堅決不肯明確表態（擔心損害日本的國家利益），但在反對中國的核試驗方面卻絲毫沒有曖昧，在南中國海域的爭端中異常興奮地報道中國的軍國主義威脅。

日本有能力與意願繼承美軍在亞洲逐漸減弱的勢力空白，但它缺乏亞洲各國的容忍（如連親日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政府都反對美軍的撒離）。在亞洲各國家尚沒有達成國民主權與基本人權之際，協助這些國家的政府共同抑制亞洲民眾的奮起（其中必然包含反日要求）、收買拉攏這些國家的政府官僚，就成了日本達到政治、軍事大國地位的外交手段。如日本的ODA（政府開發援助）資金的運用，最近開始被用來配合日本的上述政策（如進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日本政府表面上為ODA加上“人權、民主”的條件，但天安門事件後西方各國宣言制裁，唯獨日本政府不動聲色，一九九五年卻又以中國的核武器為理由要刪減ODA數額。當然，中國政府還沒有墮落到完全被日本收買的程度。不過，這種最後由兩國政府的幕後交易種下的禍根最終會引發兩國國民感情的敵視與對立。

近幾年來日本政治構造的迅速保守化、右傾化、國權化，超出了人們的一般預想。其沒有進一步達成憲法理念的政治構造正把日本拉回類似戰前的軌跡，簡單地從國會級別的政治勢力看，過去最大反對黨社會黨在日皇、國歌·國旗、自衛隊定位、安保條約等重大政策方面完全墮落，與自民黨沒有區別，公明黨、民社黨等反對政黨則完全蛻變為強權政治翼贊勢力，只有共產黨不改初衷，略為吸收了一些革新民眾的支持，但其狹隘的意識形態與缺乏民主的組織運營方式註定了其不會獲得更大的空間。一個不承認亞洲民眾基本人權的日本正迅速地向擴軍備戰的軍國主義強權膨脹，再考慮到沒有達成民主主義的中國民族主義隨着經濟發展的增長，亞洲地區的和平尚沒有奠立起基於民眾間相互尊重、平等的保證，新的更大的危機正逐漸明晰起來。[16]

[趙京，1995年8月6日，靜岡縣三島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