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臘德爾斐的阿波羅神廟，刻着一句永恆的箴言：“認識你自己”！蘇格拉底把此語作為自己的格言。兩千多年後，尼采繼續給人們指出：“我們無可避免跟自己保持陌生，我們不明白自己，我們搞不清楚自己，我們的永恆判詞是：離每個人最遠的，就是他自己。─對於我們自己，我們不是知者”。 

    這段深刻的歷史箴言對於中國的學生應是良藥,是對所謂“學生運動”的歷史性認識的起點.

    1989年初夏，我在東京。電視上出現了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集會，為了紀念去世的胡耀邦。我想起了1976年的4月5日，為了紀念去世的周恩來而突發的天安門廣場的學潮。

    1976-1985時隔九年,出現了兩次天安門事件,倒了鄧小平,趙紫陽兩位總理.年輕的學生就有這樣的能量?不可思議!難道鄧小平,趙紫陽兩位總理竟會支持幼稚的學生,大鬧廣場,引發自己的政治危機? 1976年的四五事件居然獲得平反,我所在的上海延安中學的六七屆高中畢業生宗福先,模仿曹禺的“雷雨”劇本結構,寫了反映四五事件的話劇“於無聲處聽驚雷”,一鳴驚人!1976年的四五事件後不到半年,文革結束.我也得到平反,恢復名譽與工作,賣畫為生.成家立業.1987年6月20日我踏上了中國民航東京航班,開始離鄉背井,紮根海外的生涯.與1966年開始的十年噩夢相比,我深感幸運,那時,幾乎所有的親友,冤家都認定我犯了反文革,反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錯誤”,這輩子玩完了.

    難忘啊!終生難忘!1966年的北京紅衛兵運動,在上海,首先燃燒到我的母校-上海延安中學. 當時,我是學生會主要幹部,負責全校宣傳工作. 六月中,“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標語擋住了校門,我憤怒不已,到處尋找寫此標語的六六屆初中畢業生胡順華,他躲藏起來,至今沒見面,但是我永遠忘不了他的姓名.校門口擠滿人群,圍看這幅醒目的混蛋標語.當晚我敞開校門,在學校廣場上,組織了與帶來這幅標語的十幾個北京紅衛兵的通宵大辯論,我是大會執行主席,路過的工人革命幹部群眾與我校學生義正詞嚴,大獲全勝.愚昧的血統論不經一駁,天亮時,我根據上海市委接待處的意見,宣布紅衛兵是個群眾組織,他們工農兵幹部子弟紅衛兵把我們拒之門外,沒什麼了不起,我們可以成立地富反壞右子弟紅衛兵.於是全場歡呼,擁我為頭. 組織成立了上海延安中學工農兵幹部子弟紅衛兵的原校團委主要幹部王少普聞此消息,如雷轟頂,昏厥在他已經占領的紅衛兵辦公室里.那幾個北京紅衛兵才是十五，六歲的黃毛丫頭與男孩子,敗了還哭鼻子.然後躲進原上海警備區司令熊應堂的寓所.我帶領幾十個學生去抓他們,因為他們抄我們顧老師的家,毀壞偷竊,毒打逼死我們的老師.我們當時幸虧沒衝進熊家大門,十多年後熊魯平告訴說,他家衛兵已經子彈上膛恭候我們.正是熊應堂的長子延安中學六七屆畢業生熊魯平把北京紅衛兵領到上海竄連放火.想不到，這把火一燒十年。文革開始就是學生運動,還是中學生運動.中學生運動掀起的不是罷課，而是關閉了全國高校進學大門，1967年7月，由學生運動發展到“無產階級革命派”在全中國“全面奪權”，掀起“大揭發、大批判、大鬥爭”高潮。《人民日報》號召“革命派”痛打“落水狗”。一代民族精華、革命領袖人物被揪上批鬥台，遭肆意凌辱.野蠻的、可悲可嘆的歷史一頁揭開了。 

    那時，我們未滿二十,血氣方剛,義憤填胸,哪裡會想到此後長達十年的恐怖時代.我不滿即發,不平則鳴。幾乎把已經學到手的所有的知識變成為我對所有倒施逆行的分析與指責的銳器.1968-1969兩年裡,像我這樣的書呆子，既無自知之明又無縛雞之力,文革期間，卻口無遮攔，敢與政權作對,為爸爸叫屈，為親友鳴冤，反對上山下鄉，反對破舊立新，差點送了小命.當時的上海長寧分局政保科長痛罵我“乳臭味干”,要我閉上嘴巴,不要自以為讀了“悲慘世界” “第三帝國興亡”就理解了這個社會與世界。其實他是提醒我“小心！笨蛋！”我糊裡糊塗地多次被抓被關,被隔離，被批鬥,被監視，直至1983年才得以平反。後來想想,心有餘悸，大難不死，沒被判刑，真是全憑運氣啊.

    回想那段往事，中國的學生運動為何就有這樣巨大的破壞能量,它是民族災難的原點,它能引發社會動亂和政治運動,它能不問青紅皂白把國家元首與各級領導以及民族精英打倒在地,送進牢房甚至送進地獄,它使千萬人頭落地,它使經濟停滯,文化毀滅,求學無門,上山下鄉.我曾經也是學生,經過文革之難,使我對學生運動深惡痛疾..

    另一方面激進派的學生,從六六年的紅衛兵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三忠於” “反修反帝”，到八九民運天真的學生訴求“民主”,嚮往“自由”,“反官倒,反貪污”，我看到了學生的幼稚，無知，狂妄，愚昧。因為我經過了文革，我清醒自製。

    事實證明,學生上街起鬨,形成運動，一定被人利用,不,是被高層陰謀集團利用來打倒政敵.甚至可能是上層唆使學生上街，故意製造事端。最後把災難降臨到國家與人民大眾. 

    1976年的四五事件是文革末期的信號,幸虧它美言了後來開槍鎮壓學生的鄧小平,所以獲得平反. 宗幅先的“驚雷”之意義便是如此.

文革結束之後，六四事件發生前，中國在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帶領下，拋棄了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狂熱，開始進行市場改革，允許國民經商，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了1989年，上層分歧導致了共產黨領導層內部的分裂。儘管已出現十年經濟增長，學生和學者卻因為官員腐敗和共產黨不願效仿席捲前蘇聯陣營的政治改革而不滿。更多公眾也因官員特權、太子黨權貴財閥的興起以及物價改革帶來的通脹而十分憤怒。胡耀邦因其自由傾向於1987年被罷免，這些矛盾在胡耀邦死後爆發了。

1989年四月他突然死亡，引發了上千名學生前往天安門廣場表達自己的哀傷,很快天安門廣場上的悼念活動升級為“反官倒,反貪污，反特權”的學生運動。如同以往,天安門廣場上學生騷亂.罷課絕食,遊行對話,曠日持久,範圍擴大, 可憐的學生含淚高呼愛國,愛黨, 並提出如下七點訴求.

第一項是要求公正評價胡耀邦先生的歷史貢獻，要肯定胡耀邦先生提出的民主、自由、寬容、和諧的價值。第二項是要正確評價對待那些因“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兩場政治運動而受打擊的人。 第三項更具有現實意義，就是要求黨政領導人及其子女公布財產 第四項是增加教育經費 第五項是要求取消北京當時關於集會遊行的禁令。 第六項是要求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自由辦報。 第七項是要求自由的、民主的選舉，這也是憲法規定的權利。後來學生把這些訴求簡化，只要求承認運動是愛國的、民主的就收場。認真想想, 學生含淚高呼愛國,愛黨,反腐的口號，並提出如此重大的要求.顯然是夢想,一個國家的大事難道就是憑一場廣場運動來草草決定,而且政府非得接受學生們的要求不可?那麼多年輕人,就憑你的愛國熱情,罷課絕食就可以改變一個政府的意願,顯然，這類行為在任何國家都是行不通的.學生的背後一定有人操縱,否則普通的學生從何處得到太子黨經商與官倒腐敗的材料?據說，趙紫陽以及黨內高層其他相對溫和派人士曾提倡用慎重的政治自由化和新聞自由來平息兩個月的天安門事件。其政治上的幼稚無法想象.難道這是真實的？

    我在東京,從電視上看到老友的兒子沈彤成為學生領袖,立即寫信給他爸爸沈天森,叫他們準備好錢讓沈彤出逃為上,因為絕無成功之可能.在東京每天有人打電話喊我出門參加示威行動,我回答,我絕不參加一個必然失敗的事件.我不會為學生的幻想去冒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風險.從文革過來的我,以為到1989年為止的十年已是中共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我絕不反對鄧的改革,在海外，我們不能反對中國政府。我也懷念胡耀邦,他徹底平反冤案,我才得到出國的自由.但是我看得明明白白,學生的態度絕非反黨,他們僅僅是要顯示愛國心,自命不凡,為民請命,天真無知的背後有人在策劃巨大的陰謀,這是一場可怕的高層權力鬥爭的象徵.與我等小民無關.

    果然, 高層強硬派則認為自由化會帶來危害，不能解決問題。他們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 兩個月後,中國官方最終對六四事件的定性為一場必須鎮壓的反革命暴亂,軟禁趙紫陽,6月4日士兵大舉進入北京、攜槍的士兵和坦克輾過天安門廣場，以開槍打死了幾百名赤手空拳的抗議者和旁觀者而告終。從此,六四成為國外政治勢力的中國民主符號.年年紀念,至今不斷.於是有名的學生學者開始逃亡國外,名揚四海，無名的學生學者開始牢獄生涯，失學失業.沈彤是六四後第一個順利逃亡美國的幸運兒,六月五日我在東京接到他從成田打來的電話,興奮地告訴我他已經在飛往美國的途中.

    現在回顧二十四年前的“六四”，那時正是中國面臨經濟改革帶來的一系列挑戰的時候，這主要指中國內部高層如陳雲，鄧穎超,姚依林這些政治局常委和元老，他們對趙紫陽的經濟改革措施採取了系列干擾和破壞活動。鄧朴方的康華集團上海分公司的白總在我離開中國之前,約我在上海丁香花園聊天,告訴我,其實在1986年康華集團就被鄧穎超等人的嚴厲措施所摧毀. 以鄧朴方為代表的這個第一個首先富起來的精英集團被掐死在改革的搖籃中.中國當時的經濟改革面臨很大的難關，如果想進一步推進經濟改革是否要考慮企業制度改革，當時趙紫陽無法推進改革，因為中國共產黨內部的保守勢力千方百計地進行阻撓。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青年學生在大學裡受到激進的年輕老師的影響， 開始有了更多的對現狀的關心。學生可能不太了解經濟改革本身的問題，但是他們覺得中國當時出現了腐敗現象，他們獲得內部傳出的有關高層官員的子弟開始經商的情報，他們覺得社會存在一系列問題，他們希望中國能夠推動政治改革,實現社會公正。政治改革這個口號其實也是中國第十三大趙紫陽擔任總書記後試圖推行的一個口號，鄧小平表面上也默許了。如果從更加寬廣的歷史背景來看，“六四”的發生與中國從1979年當時相對寬松的政治氣氛有很大的關系。現在回想起來，從1976年毛澤東去世到今天，1979到1988年之間相對來講比較寬松。其原因不是中國共產黨選擇了自由化的方針，其中，與中共胡耀邦，趙紫陽這兩位開明的總書記有關系外，這種開明也是鄧小平上台的基礎。實際上是鄧小平在1976年，在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當時幾位中共中央的副主席發動政變把江青等四人幫抓起來後，當時中國黨內和社會上出現了希望鄧小平推動改革的期待。同時，中國高層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對鄧小平採取壓制的態度，他們不希望鄧小平走到前台來，因為那樣的話會奪走他們的權力。在這種背景下，打倒四人幫是一次權力鬥爭，打倒四人幫後又是一場權力鬥爭。對鄧小平而言寬松的政治氣氛，討論對毛澤東的歷史功過的評價都關繫到鄧小平是否能夠鞏固其權力。同樣，在八十年代後期，反官倒之風颳倒自家門前時，鄧小平拋棄趙紫陽，藉助對“六四”的鎮壓鞏固了自己的權力，走到了中國政治的前台。

六四與文革,小巫見大巫.文革被否定而平反了. 六四卻至今沒有平反的可能.為什麼?文革的災難涉及面太廣泛了,上至國家元首民族精英，下至工農兵學商，冤獄遍天下。六六年宣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血統論的高乾子弟不到一年幾乎統統成了“狗崽子”。高幹不平反,“狗崽子”哪能被重用?哪有新興的權貴集團?哪有成了財閥的共產黨員?哪有入了黨的資本家?那有太子黨的全面掌權？ 六四學運則不同。別說政治意義，光說死者，他們幾乎都是平民與學生，無權無勢，默默無聞，死無對證，甚至被棄之荒丘，不削一顧。但是，那些六四的精英們，名人們，卻能通通順利逃亡海外，享受着西方的民主與福祉。 

如同以往，對於國家大事，我們無資格說三道四。君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天經地義。進一步說，80年代改革開放的方針和口號，對毛澤東的看法態度，國際關係，反腐整風，中央決議，是我們能管的了的事嗎？ 二十多年來，年年紀念“六四”，三十多年來文革被淡化，遺忘，與十年文革相比，短暫的“六四”學運算什麼？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年輕人愛國,愛黨,反腐的夢想破碎了。對於中國大部分80後，90後的年輕人，他們對於中國歷次運動，文化革命,四五，八九民運幾乎一無所知,也無興趣.往事不堪回首，也不需回首！人生的希望永遠寄托在國家的強大與興盛上，人類的進步永遠是建築在對現實的不滿與對未來不斷的追求上.無關乎生活在專制下，還是在一個民主的國度里.法國大革命就是一個明證.過去的不幸，淡化吧，遺忘吧！這是諒解的開始，和諧社會的保證。我們這一代人上了西天，還有誰會懷念過去！今天中國富裕階層給中國人爭了面子，中國強大了，不滿現實的學生們，拿着父母的血汗錢，嚮往“學而優則仕，學而去致富”，不要想入非非，以卵擊石！你們千萬不要一時衝動一世後悔，你們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乳臭未干，掀起一場運動，反對一個政府，留給你的是牢獄之災，流亡，死亡，你們還將被立即忘卻拋棄，而把永遠的悲痛留給養育你的父母親人。牢牢記住：人類歷史上，當今世界中，連囚犯，罪犯，政治犯，通緝犯也必須首先是被操作而成名的人！否則，即使你負罪冤死 也無人問津！

    從五四到八九的學生運動，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這重重黑幕.天安門廣場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

    回到開首的阿波羅神廟的箴言：“認識你自己”!學生們！首先“認識你們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