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鄧小平的“貓”到溫家寶的“貓”

　　近一段時期來，一個新的概念在各國政要以及專家學者之間流行開來，——那就是“中國模式”或者“北京共識”。下面是一些摘要，既有對中國模式的分析概括，也有提出的問題和建議，僅供大家參考。 　　　　

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喬舒亞.庫伯.拉莫的文章《北京共識》。

　　　　鄧小平的貓和溫家寶的貓 　　

　　文章指出：中國崛起的奠基人鄧小平曾經說過：“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開啟了中國20多年飛速發展起步階段。這20年來，中國成功的使4億赤貧人口脫貧，國力日漸增強，成為世界各國都不能忽視的一個地區性大國，實實在在的嘗到了發展的甜頭。 　　　　

而現在，新政府的理論則是：“貓的顏色也很重要，尤其需要一隻綠色的貓和一隻透明的貓”。綠貓（GREEN CAT）是指注重環境生態和可持續性發展。透明的貓是指建立誠信機制，務實政府以及有效的民主監督體系，也就是溫家寶總理致力於的科學發展和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可以想見，這一理論必然會使中國在新的20年裡發生又一次巨變！ 　　　　

“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 　　　　

喬舒亞認為，北京共識的興起以及華盛頓共識的沒落是中國崛起的附帶效應。 　　　　20世紀90年代的華盛頓共識主張全面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和精英化。這種模式直接導致了阿根廷，印泥，菲律賓等十幾個本來有潛力“起飛”的國家葬失的發展機會，甚至連原來的超級大國蘇聯也因此分崩離析，淪為二流國家。 　　　　

現在，一種新的模式為人們帶來了希望——北京共識——重新定義的創新價值，經濟帶動的國家安全觀以及根據本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實際情況採取相應的體制，進行循序漸進的政治改革等等。 　　　　

美國最害怕的不是中國的崛起，而是中國崛起所帶來得價觀的衝擊，如果美國不能保持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就會失去對“文明，民主社會”定義權，最終導致國家權利階層的崩潰。

　　　　毛澤東“ 批評與自我批評”對中國的影響 　　　　　

美國《福布斯》雙周刊文章《論中國的崛起》，（作者：耶魯大學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墨西哥前總統愛內司.塞迪略） 　　　　

塞迪略首先對中國所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進行了肯定，並談到了出席亞洲博螯論壇的感受，文章稱“根據我在其他國家的經驗，中國有着如此傲人的成就，官員們肯定會侃侃而談炫耀一翻，卻不料我所聽到的都是中國存在的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設想。胡錦濤主席還尤其開誠布公的談到“中國人口眾多，生產力人均水平底下，發展很不平衡’等。我在此期間會晤的其他不同部門官員也談到了經濟過熱，金融改革，國企困境，銀行壞帳以及反腐成本過高等棘手問題。 　　　　

這種自我批評的態度在其他國家包括發達國家的政府中是極為罕見的，我不清楚中國人為何如此強調挑戰而非成就，可能是傳統文化使然吧。有一點可以肯定，這毫無疑問將是推動中國崛起的一個強有力因素。”

　　　　中國應吸取新加坡的經驗 　　　　

美國《基督教科學緘言報》文章《新加坡：中國要遵循的模式嗎？》（作者：西蒙.蒙特萊克） 　　　　

文章指出：嚴格的說或從傳統意義上來說，新加坡並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新加坡一直對公共場合的言論自由和藝術自由進行嚴格控制，甚至有過“7人以上即為非法集會”的苛律，其所推行的選舉制度使在野黨根本沒有上台執政的機會。但是，在這種政治體制下，新加坡卻做到了司法體系的公正獨立以及經濟領域的持續繁榮————這顯然也是中共所要極力達成的目標。 　　　　

但是，把一個400萬人口的城市國家模式硬套在擁有13億人口，龐大面積，發展很不平衡的中國身上是很不現實的，中國應該借鑑而不是照搬新加坡經驗。

　　　　未富先老——中國最難邁過的坎！ 　　　　　

德國《南德意志報》文章《中國青春不在》（作者；馬凱） 　　　　

文章說，中國曾是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人均年齡很低，這一情況持續了3000年，但是已經成為過去，本月，中國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官員張唯慶對媒體坦承：中國人口開始老齡化，並且人口總量已經逼近“容量的極限”。 　　　　

中國的難題是：日本和西歐在變老之前就已經富裕起來了，而中國是在變富之前先變老，這是一個真正棘手的問題，而印度離這個問題還遠呢。 　　　　

中國老年人不可能象日本老人那樣作出經濟和科技上的巨大貢獻，而中國人口過多，決定了中國不能完全拋棄勞動力密集產業，否則就會有太多的人無事可做，而老年人往往不適合這些產業，在日本有很多老年人從事腦力勞動，者在中國是難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 　　　　

於是，中國會出現這樣一副景象：用於經濟初始積累的勞動力不斷減少，而需要國家供養的老年人不斷增加，如果處理不當，將會阻礙中國的進一步發展甚至產生深刻的社會危機。 　　　　

中國應該轉向制度反腐 　　　　　

法國《費加羅報》文章《亞洲反腐形勢嚴峻》，（作者：武迪，艾司特） 　　　　

文章指出，腐敗是全球行政領域或商業領域的普遍現象，這一點在亞洲國家中尤為嚴重，譬如東南亞國家，印度，韓國，日本，俄羅斯和中國。作為一個地區性大國乃至未來的世界強國，中國的腐敗問題比其他國家更讓人關注。 　　　　

武迪認為，中國的，中國的腐敗問題產生的原因有其特殊性，它主要是由中國經濟形態的飛速變革，發展與體制適應性的滯後之間的矛盾造成的，簡單的說就是政治體制改革跟不上經濟的發展。當然，也和中共一直以來缺乏制度反腐的意識，較為依賴毛澤東式的運動式反腐有關。 　　　　

令人欣慰的是，新政府已經意識到了問題之所在，並開始了推動制度建設的努力，反腐倡廉是被動的，防腐養廉才是主動的。 　　　　

武迪還提出了幾點建議：1徹底根除地方保護主義頑疾；2將司法系統從行政系統中剝離；3就特種審計制度和個人財產申報制度進行相關立法；4將各級反腐部門（紀檢）同歸中央直屬管轄，避免地級政府鉗制；5給予各級議會（人大）更多的監督權利；6可以考慮就上述措施在較有條件的大城市進行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