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為中情局工作過的美國人斯諾登，日前突然在香港現身、並接受媒體採訪。以參與者和知情人的身份以及確鑿的證據，揭露了美國政府以行政權力和手段、脅迫包括思科、微軟、蘋果、古狗等、統統在內的九大大通訊企業就範，執行一個所謂的“稜鏡（）計劃”。也就是以美國的特殊優勢和條件（所有資訊中轉的主或根路由器，大多均在美國），利用高科技設備和技術手段所產生的“副產品”--記錄並保存信息的條件，長期監督、竊聽並記錄包括美國國會議員和民眾在內的，全世界的電話或電子郵件信息。按照美國政府的要求，隨時無條件地提供給美國政府。更有甚者的是，斯諾登還進一步向媒體公開爆料，指出美國政府早已經在幾年前，就開始對中國大陸以及香港地區在內的，所有它們“感興趣”的，包括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或大專院校，進行監控和獲取電信資料的劣跡。證明這不是美國偶而的無心之舉，而是處心積慮、早有預謀的“小偷的幹活”，按傳統文化的道德價值觀標準“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來衡量，乃“其行可鄙、其心可誅”的不齒行為。難怪由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社會，會呈現出如此慘不忍睹的亂象了。

不過更“要命”的是，由於斯諾登的繼續爆料，進一步證明了一個“洪洞縣裡無好人（典故出自於傳統京劇‘蘇三起解’中一句有名的對白）”的事實。因為不但美國如此，連英國政府也曾經利用在倫敦召開G8峰會期間，靠美國的“稜鏡計劃”，對與會各國領導人或政府官員，進行過監聽或資料竊取，為英國政府創造更有利的談判條件。而且根據合理的邏輯推理（不是美國前副總統切尼般的下三賴“賊喊捉賊”遁術），也不能排除中國、印度或日本等國家，只要有條件，就一定會“如法炮製”的可能（比如筆者電腦的IP地址，就因為維護自己兼聽則明的“知的權利”，在自覺恪守“不傳播、不擴散”的原則下，堅持上海外新聞網站瀏覽。而被網管封殺，至今都不能靠正大光明的渠道上網），只是性質不同罷了。如果把美國比做偷牛“賊”的話，其它充其量就只不過趁機拔個拴牛的“樁”而已。此消息一經披露，立即引起國際輿論大嘩。讓所有一向把“隱私”視為不可侵犯的“神聖人權”的、所有自以為生活在有“憲法保障”的所謂“自由社會”中、沾沾自喜的人，忽然發現自己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脫光身上所有的衣服，赤條條地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由他人上下觀察打量、內外判斷、審視，以便找出自己身體上難以啟齒、更不想示人的“瑕疵”一樣，其震驚和慌亂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以至於在這幾天的香港，出現了到美國駐香港領事館、抗議美國“竊密劣跡”的團體和人群，更有“保護斯諾登的人權、為他提供政治庇護”的呼聲。卻罕見要求以“反求諸己”的態度，來思考、檢討人類社會真正存在的致命“痼疾”，從而找到“根治”良方的真知灼見。儘管這個“痼疾”或根治的良方，已經被科學《新理論》指出，卻被“諱疾忌醫”地忽略掉，而社會卻繼續熱衷於“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純屬“窩裡內鬥”之中。這社會上關於斯諾登到底『是“英雄”還是“叛徒”？“有罪”還是“無罪”？要不要給予“庇護”還是“遣返”？』之類，各說各有理的“公婆之爭”，就是典型。所以可以斷言『斯諾登的“命運”，最後一定取決於“政治利益和權力得失”的考量』跟一切是非或正義的“真理”無關。因為它們充其量只不過是用來假模假式地、讓自己的大小老婆、或二三四奶們表演一次“出廳堂、進廚房”秀、來撐門面罷了。其實真正“說了算”的，還是後面代表“政治”，卻口口聲聲嚷嚷什麼“女性至上（類似說‘皇上聖明’的太監）”的政客男人老公們。因為科學《新理論》有足夠的把握，確信迄今為止的人類，還從來沒有從思想精神上，走出由叢林法則主宰的“動物世界”。這“斯諾登事件”的表現，就是證明『人類還不具備真正的“理性”，從而不懂、也不接受只有人才有資格、並配得上打的那種，要靠“以理服人”為手段、來進行的“精神戰爭”。反而停留在“高等畜牲（還是動物）”的層次上。靠高科技山寨出來的“尖牙利爪”，自鳴得意、沾沾自喜地，進行着連猴子都會幹的，原始野蠻、血腥恐怖的“肉體戰爭”。不但不以為恥，反而利用自己那點沒有進化、跟猴子一樣的聰明小腦袋，把天使般神聖美好的“文明”概念，當成了“人盡可夫”的妓女，以為誰都可以躺在她們的床上，褻瀆地說自己的國家或社會，已經跟“文明”睡在一起了』的有力證據！

說實在的，《新理論》完全無意，也不屑站在同一個“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認識論”初級層次上，來對“斯諾登事件”說三道四，像在如“雞同鴨講”般的氛圍中，非要爭出個“是非對錯”來。因為人類的歷史已經證明，在這樣的層次上或氛圍中，除了最後都要靠“以力服人”來指鹿為馬地說了算外，根本就沒有“是非對錯”可言。不然的話，那個厚顏無恥的安倍政府及其屬下官員們，也不會甘冒天下之大不諱，公開把自己裝扮成狼外婆造型般的“受害者”了。

其實《新理論》早已經公開闡述過許多至關重要的結構性概念，比如認為『“自由”的訴求，是大自然賦予一切生物的本能傾向，但是在行為上，約束自由是人類“社會化”的必要和前提條件』也就是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所以人類要想進入自己人造的社會，從而得以享受猴子或其它高等動物都享受不到的物質文明的先決條件，就是必須自願放棄，或犧牲、限制一部分法律規定為“違法”的個人自由（猜測這可能是當年跟追求無限自由的猴子“分道揚鑣”的原因）。而這為了保護大多數人免受恐怖活動的禍害，而無需經過個人知悉或同意、就可以進行的“監聽、監視”之類政府行為，就是每一個公民必須繼承的“原始義務（以承諾放棄部分個人自由，來換取享受社會物質文明的權利）”。除非自己主動回到猴子群里去“認祖歸宗”，否則是是不能“違約”的。如果從這樣（也僅僅是這樣）的角度來看，《新理論》才會認為斯諾登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

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根據《新理論》對另一個同樣重要的結構性概念--人權，認為『所謂的“人權”，就是“尊嚴、平等和精神自由”。少一個不行，多了有“畫蛇添足”之嫌』要是從這樣的概念出發來討論“斯諾登事件”，就等同於對斯諾登先生“人權”的侵犯；不幸的是，今天我們的社會，恰恰是在片面看似有理的爭論中，“各執一詞”地來“據理力爭”。卻不知道我們從一開始，就犯下了“概念不全面、不周延”的錯誤。就像分別住在北京和紐約兩個人，同時在爭論自己“到底處在白天還是夜晚”一樣，是永遠找不到“正確答案”的。所以可以肯定，斯諾登先生最後命運的結局，只能取決於大國間政治利益的“拔河比賽式”的權衡和考量的結果。而他本人，只能是一個一次性用過即扔的“犧牲品”，或者充其量是一個系在拔河用繩中間，來顯示過程走向的那個“標記”而已。其本質就是偽民主慣用的“多數人暴力”。那麼、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呢？

其問題的根源，就是因為迄今為止的人類，由於始終沒有一個可以以理服人的社會理論系統，來充分發揮“人性”對自私、貪婪、欲望之類生物“天性”，加以限制、約束（但不能消滅）的“剋星”作用。反而被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古代讀書人精英（如朱熹、王陽明之流），可能出於無知的善意或“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等似是而非的理念，試圖用一些美麗的謊言，來規範基層社會中的大多數“治於人”的勞力者。久而久之下來，養成了“不說謊辦不成大事”的習慣。又被同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哲學家們，從現實表象中，抽象出一個規律--一個謊言要用十個謊言來圓。“劣幣逐良幣”的結果，於是今天的社會就成了一個如假包換的“謊言世界”，到現在，甚至連政府為保護社會和大多數民眾，不受恐怖攻擊的安全，而從事的監聽行為，反而成了需要偷偷摸摸進行的“小偷幹活”，甚至連事發後的反應和對應策略，都跟小偷一樣。比如美國前付總統切尼，在“人贓俱在”的事實面前，居然耍起“賊喊捉賊”的伎倆，反誣美國人斯諾登先生是“中國間諜”，真是恬不知恥到令人“嘆為觀止”的地步！

如果說在以叢林法則作為是非判斷標準的當前社會中，對斯諾登先生的“功過是非”，是一件“見仁見智”的事，甚至對他個人的“下場”也不樂觀的話。筆者和科學《新理論》，卻要對他的貢獻予以無保留的承認，並表示最大的敬意和感謝。因為無論他當初的動機或出發點為何？客觀上他都為在科學解壓縮中國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科學《新理論》的正確、有效性，提供了筆者和新理論本身，都沒有條件或能力搜集到的證據。從而在客觀上幫助科學《新理論》確立了不可動搖的實力基礎。他在客觀上的這種“良知”，必將載入史冊，絕對功不可沒！

兩年前，在拙文《“謊言世界”怎麼會成為人類社會的“鏡像”的》中（原文可去附件所列網址查閱），曾經明確地指出『對美國而言，靠謊言來爭取民意，作為對它國採取行動藉口的記錄，早已是“前科累累、不計其數和習以為常”了』更進一步指出『“說謊”根本就是得自於在生活在地球的“自然生態環境系統”中，包括動植物在內的一切生物，為了遵守並適應“叢林法則”所必須遵守的“競爭、優勝劣汰、弱肉強食和適者生存”的“運動規則”、而逐漸形成的一種天性遺傳』更指出『不幸的是，人類將這種本能的“遺傳基因”（所以連中國的孔子或美國的華盛頓之類的聖賢、偉人也不能避免），帶入了自己“人造”的、以“集體分工合作”為主的“非自然生態環境系統--社會”，並將這種生物世界裡，賴以維持生存和繁衍的“弄虛作假”本能，升級為“爾虞我詐”的謊言或“假動作”，並在“嘗到甜頭”之後“誤入歧途”。一發不可收拾地與時俱進，養成了“不說謊話辦不成大事”的習慣。把好端端一個人類社會，演變成了一個“不是畜生卻勝似動物”的謊言世界』

所以如果說當時這種觀點還得不到大多數人認可的話，今天就只有把頭埋進沙子裡的“鴕鳥”、才會堅持這樣做了。那麼，面對這樣的人類社會現實，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根據“擒賊擒王”的兵法策略，找到形成“謊言世界”的罪魁禍首--建立在西方“獸文化”和叢林法則基礎上，完全不具備以理服人的水平和條件的錯誤社會理論。在檢討、批判並徹底摒棄的同時，按照西方自然科學理論的成功經驗和模式，重新建立起一個能夠“以理服人”並經得起實踐檢驗的，正確而科學的社會理論系統。

而具體的做法，就是從『肯定斯諾登先生高境界揭露謊言世界的“良知貢獻”，從而呼籲國際社會寬容地、原諒他可能對美國犯下的低層次“法律罪過”』開始。

而作為科學《新理論》，將始終不渝地站在斯諾登先生一邊替他辯護。並將此作為自堅持“說實話”的布魯諾或伽利略以來，檢驗人類良知（或“含人量”）進步的又一塊“試金石”，並立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