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絕望的墮落

　　　　　　　　　　　　　　　　作者: 何玉興

納粹期間的德國，大部分教授公開表態支持納粹政府。大師級的哲學家海德格爾在發表校長就職演講時說：“任何教條和思想，將不再是你們生活的法則。元首本人，而且只有他，才是德國現在和未來的現實中的法則。”愛因斯坦認為，“德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集體來看——他們的行為並不見得比暴徒好多少。”思想知識界的這種普遍放棄、逃逸、墮落的行為，帶給一個民族的影響是致命的。

“文革”期間的中國，大師級的哲學家馮友蘭建議：“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書坑儒，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實行全面的地主階級專政，鞏固了地主階級的政權。這個歷史經驗很可以作為無產階級的借鑑，這也是古今對照，古為今用。”溯本追源，如李國文《中國文人的活法》中所說：“焚書坑儒這種高智商的殺人方式恐怕不是秦始皇一介武夫所能為”。

在騾馬市般的地壇書市，花三元錢買了一本薩特的《噁心》，淪陷時期巴黎知識分子群的醜惡表演，實在噁心得讀不下去。在保羅·約翰遜的《知識分子》中，知識分子們成了世俗道德的違背者，他們行為怪癖，心腸剛硬，撒謊、虛偽、自私自利到了極點。拉塞爾·雅克比《最後的知識分子》，表達了對美國知識界的憂慮，即真正的危機是知識分子這一群體正在消失。哈耶克說，知識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淪入過度專業化與技術化的陷阱，失去了對更廣闊世界的好奇心。

還有一種情形，那就是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描述的：宮廷樂師、行吟詩人與修道院的僧侶如今變成廣告撰稿人、專欄作家與公共形象設計者。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獨創的“有機知識分子”一詞，勉強把他們歸屬於知識分子行列，其實他們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翻閱黃梵的《第十一誡》，比薩特的《噁心》還讓人噁心。主人公齊教授是聲名顯赫的學術權威，可他利慾薰心，投機鑽營，生活腐化墮落，不僅榨取學生的科研成果，而且為了撈到科研經費，獲取當權者的認可，甚至不惜修改數據，拿人命關天的炮彈軌道數據當兒戲。在齊教授身上，我們看到走向墮落的知識分子“象徵性的背影”，權力正在通過金錢和地位來誘惑知識分子放棄道義與良知。

費振鐘的《墮落時代》，與其說它是一本關於晚明文人的書，不如說它是一部旨在人的現代性的書。走近晚明的文人，讓我們嗅到了“墮落時代”的酒氣，讓我們看到了“墮落時代”酒色過度後的迴光返照。他們酒後佯狂，裝瘋作傻，倚瘋作邪的病態成為常態。而晚明文人的病，絕不僅僅屬於晚明的文人。

王力雄在《渴望墮落》一文中寫道：以王朔的小說與賈平凹的《廢都》為代表的文學標誌着中國知識分子（主要是人文知識分子）“與其傳統觀念，已經發生了許多背道而馳的變化，同時卻和王朔筆下的痞子，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相似之處”，這就是對於“墮落”的渴望。在當今的文壇，墮落似乎已經成為時髦，文人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墮落並炫耀自己的墮落。

張承志在《以筆為旗》中將文人分為幾類：東施抹上魔幻口紅，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的人，糾纏在稿紙卷頭卻意在高官流水賬的人，因不逞和無才而小心翼翼但求人和的人，高喊衝鋒可是不見流血的人以及種種這棵樹上附庸寄生的人。何玉興把知識分子分為三類：一是被包養的“二奶”，如戰國時食有魚、出有車的士；二是被拋棄的或嫁不出去的“怨婦”；三是持獨身主義的“尼姑”，但出家前大多受過刺激。林賢治說：知識分子算什麼東西呢？他們不過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來築造輝煌的聖殿牞自然也能用來砌做污穢的糞池。

夠了！關於知識分子墮落的例子，書上成千上萬，現實中比書上還多。

一棵被當地居民視為地標的樹，多少年來，人們行走在曠野中，憑藉它找到自己的家。樹死了，許多人從此再也找不到家園。

費希特在《論學者的使命》中說：“基督教創始人對他的門徒的囑咐牞實際上也完全適用於學者：你們都是最優秀的分子；如果最優秀的分子喪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麼去感召呢？如果出類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還到哪裡去尋找道德善良呢？”

最絕望的腐敗並不是官僚，而是知識分子。官僚的腐敗只能誤一個黨派，一個朝代，而知識分子的腐敗卻誤國誤民，流弊深遠。最絕望的墮落也並不是匪盜痞，而是知識分子。匪盜痞的墮落都只能貽害一方百姓，壞一家之風氣，而知識分子的墮落卻敗壞的是整個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個民族最寶貴的精神操守。知識分子的墮落才是一個社會和一個民族徹底的和最後的墮落。其他人的墮落好比大江大河局部的渾濁，而知識分子的墮落，則是水源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