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首歌說起

    這首歌的歌名叫《我們心向毛主席》，是1965年印尼共產黨未遂政變失敗後，印尼大規模排華時，由被印尼政府扣押的41名華僑青少年在拘留所里創造的；所以當時的歌名是《四十一顆紅心向太陽》。歌詞大意是：

    1965年印尼“九三零”未遂政變事件過去快半個世紀了。當時我12歲，很多事情還有印象。當時印尼總統蘇加諾衛隊的翁東中校（印尼共成員）在1965年9月30日宣布發動“九三Ｏ運動”。10月1日凌晨，他指揮的部隊分頭襲擊了陸軍司令雅尼中將和納蘇蒂安等7位將領的住所，綁架了以雅尼中將為首6名將領，並將他們殺害。翁東中校通過電台向全國宣布，他已粉碎印尼“將領委員會”的政變陰謀，並成立“革命委員會”。然而，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少將並不在逮捕之列。他在得知政變發生的消息後，召開了陸軍戰略司令部工作人員會議，隨後接管了陸軍的領導權。當天傍晚時分，蘇哈托的部隊奪回印尼共和國電台和中央電報大樓，午夜時分又奪取了哈利姆空軍基地，這次政變遂宣告失敗。

    因為印尼共支持和參與未遂政變。印尼共事後遭到大規模清洗和屠殺。印尼共領導人艾地在逃亡中被捕並被處決。印尼共中華人很多，對印尼共的清洗使大批印尼華人遭殃。據估計清洗印尼共死亡人數在十萬至三百萬人之間，但學界的共識約在五十萬人左右。由於當時印尼政府大規模排華，不少華僑被迫回歸祖國。這首歌就是在當時的背景下創造出來的。

    新上台的印尼政府指責中共政府輸出革命；兩國後來因此斷交。其實這是事實。據說當時毛澤東還寫了悼念印尼共領導人艾地的詞，其中有“花落自有花開日，蓄芳待來年”。不過中國大陸政府當時並沒有更進一步的針對性外交舉措，因為當時中共政權國際上很孤立，而“輸出革命”本身也聲名狼藉。

    在當時來說，中共政權對印尼的影響很大。幾十年後我在美國曾在一個電腦公司里幹活。同事中有兩位印尼華僑。一位比我大十多歲，另有為比我小几歲。他們都講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印尼華僑的中文學校使用的課本都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運來的。“學雷鋒做好事”的事情他們也知道。然而這並不是說印尼人當時沒有反華情緒；印尼全國各地總有排華浪潮。印尼人對華人不友好，這應該是華人與當地人不怎麼融合有關；同時，華人也相對富有。華人到印尼謀生時往往很苦，但經過苦幹境況就會好轉，以後就會做起買賣；華人總是堅持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幾代下來還是會讀寫聽說中文。這讓當地人不舒服。當然，中共的輸出革命也讓印尼人恐懼。

    有資料講，上個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共向印尼提供了大批經濟援助和軍事裝備，同時也輸出‘革命’，扶植印尼共產黨。當時的中共總理周恩來更在一次講話中稱，東南亞有這麼多華僑，中共政府有能力通過這些華僑輸出‘共產主義’，使東南亞一夜之間改變顏色”。

    當時的印尼華僑對中共政府是什麼心態呢？通過《我們心向毛主席》就能知道了。我在農場的“荒友”中有位就是當年印尼歸僑的兒子。他父母不是在1965年印尼開始大規模排華後歸國的，而是1963年印尼爪哇島排華時回來的。他父母在印尼時是中學教師，就在首都雅加達工作。既然是教書匠就不會富有，回來也就是在北京買了所面積不大的房子居住。這位印尼歸僑的兒子和我是非常要好的哥兒們。他忠厚、剛強，同時還義氣深重。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從印尼歸國的華僑不少。我後來就近入學的中學裡就有兩位教師是印尼歸僑。當然，後來他們又都離開了中國大陸。

    我這哥兒們還能記得在雅加達的日子，直言不諱地說在印尼的物質生活比中國好得多。然而他始終對回國一事感到滿意；主要是在印尼總被周圍的印尼人敵視。《我們心向毛主席》這首歌我也能唱。記得在一起當“知青”時，有一天我唱起這首歌，他也跟着唱起來，還很激動。其實這主要是一種樸素的民族感情；再有嘛，應該是印尼華僑對毛澤東締造的國家的希望。毛澤東當年在印尼華僑中是非常有威望的。

    印尼到底有多少華裔？現在估計八百萬人到兩千萬人不等。他們“絕大多數是晚清以後，從中國的福建、廣東幾次大的移民遷徙到達印尼。華人到印尼後其生活條件極其艱苦。他們先是從事捕魚業，後逐步進入商業、服務業、製造業、金融業等產業，經過幾代人含辛茹苦的奮鬥，在印尼的這些產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我在想，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世界上的政治影響力有限，經濟實力更比現在差得極遠。那時印尼排華，中國大陸也只能派船把自願回國的華僑拉回來。為什麼印尼華僑對中共政府如此的一往情深？上面講了，主要是華僑對中共政權懷有希望。中國大陸的民眾還不是如此？那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建立十幾年，各級官吏也是相對廉潔的（大家都差不多窮，錢財上也真沒什麼可貪污的）。而這個政權建立了六十多年之後，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中共這個專制的執政黨已成各個權貴利益集團代言人，民眾對之的態度就極大的轉變了，對之的希望早已蕩然無存。

    我在網上看到人們議論毛澤東。有人說中國大陸民眾從來就沒有擁護過這位獨裁者，根據是中國大陸在建立中共政府後，從來就沒有真正民主選舉。沒有民選是事實，但絕大多數民眾在這個政權建立之初絕對的擁護這個政權是不可否認的。否則毛在中國經濟的指導上如此蠻幹是不可能的，更遑論搞“文革”。毛憑藉着他在民眾中的絕對威望為所欲為。

    有人拿希特勒和毛澤東作比較，說他們是一路貨色。我沒有仔細研究過希特勒和毛澤東的執政問題；但我知道，假如德國民眾從來就不支持希特勒，希特勒只能是真正的小丑一個。他不可能迫害猶太人，也不可能通過軍事侵略對外擴張。由此說來，納粹德國存在後在世界上犯下滔天罪行，希特勒是罪魁，德國民眾也要負責。同理，中國大陸民眾對荒謬“文革”對中華民族各方面的破壞也要承擔責任。或許您說當時中國百姓愚昧，主觀上並沒有意識到“文革”荒謬性。這麼說我是接受的，但仍不能推卸責任；因為毛一個人是搞不了“文革”的。所以願意思考的中國人都要認真反省。

    當然，民眾雖然在歷史的某些時刻短視，但可以在事實面前會認識自己過去的偏執和狂熱。“文革”之後中國大陸的民情的演變就是例證。這點我相信大家沒有異議。然而，我對海內外很多華人對毛和中共政權的評價卻有着看法。前幾天我在一個博客中看到有關爭論。博主對毛全盤否定，說他在任何時刻都是個徹頭徹尾的惡魔。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說應該客觀地評價毛，並說世界上的人本來就沒有惡魔。結果在博客上引起激烈爭論。我看多數人都認為毛是個惡魔。提出要客觀評價毛的人極力陳述自己的觀點，但我看沒什麼人認真去思考，只是一個勁地痛罵毛澤東。這讓我氣悶。我的氣悶和希望人們客觀看待毛澤東的人一樣。毛當年利用自己的威望，偏執和荒謬地搞“文革”，今天我們對毛進行評價的時候為什麼仍如此極端？

    其實我在這之前也有這種有口難辯的時候。我在博客中也寫了要客觀評價毛。我說，中共在中國大陸實施專制統治可以說是一個相對必然的過程；你甚至可以說在中國以往的歷史階段上，中國需要中共的專制統治，因為民眾的思想意識在那兒擺着呢。但現在時過境遷，中國大陸的民眾思想意識和經濟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中共仍堅持專制統治就是一種反動。可是沒人理睬我說的“時過境遷”，大家異口同聲地罵毛是惡魔。我說沒有毛澤東還會有劉澤東，還會有周澤東，他們說“誰也比毛賊好”。我體會，照這些情緒激動的人們看來，我們只要有個“好皇帝”，我們並不需要改變中國傳統的專制制度，是嗎？那如果罵毛的人真是這麼想的，而且全中國大陸絕大多數百姓都是這麼想的，那中國實現民主制度的道路仍是遙遙無期。首先就不能客觀地評價一個領袖人物，對任何事物的評價非好既壞。這仍然是傳統的專制制度下的思維方式嘛。

    拿我在本文開始提到的那首歌來說，您看完歌詞就哂笑“那時印尼華僑是傻B”，我對此言論會不以為然。這種“事後諸葛亮”沒意思。如果您當時是中國大陸的年輕人，也會由衷地喊“毛主席萬歲”呢。您要想到時代的進程。再說，現在動不動就要對毛“鞭屍”的人們是否覺得把儘可能地詛咒毛澤東了，我們這個民族就進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