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一天，慈禧一聲令下，清廷對德國、奧地利、比利時、西班牙、美國、法國、英國、義大利、日本、荷蘭、俄羅斯宣戰。清朝如果向英法日俄宣戰，我覺得還有道理，但為什麼還要包括比利時，意大利，荷蘭，美國，奧地利，西班牙以及德國？

這就又涉及一個根本問題，在中國人眼裡，何謂敵人，何謂西方？ 中國對一個國家有好感，為什麼？ 中國對一個國家有惡感，又為什麼？

當然，我們也需要問另外一個問題。 清朝與之宣戰的國家彼此矛盾重重，英國法國歷史上是宿敵，三十年前法國敗於德國之手，之前奧地利又敗於德國之手，等等，為什麼這些在歐洲爭鬥不休的國家，對大清卻能聯手，讓慈禧感覺威脅極大？

日本戰國末年，西歐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爭先在日本傳教，德川幕府統一日本後，至少能區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對天主教採取極其嚴厲措施，而網開一面，讓荷蘭人還有個做生意的窗口，讓日本人從蘭學學習西歐的科技。

而堂堂大清，卻非要把當時有外交關係的11國混在一起，燴做一鍋？

也許有人說，當時人太愚昧。但看文祥死前奏摺，至少幾十年前恭親王和文祥對歐洲就有相當了解，以致文祥於1874年寫出“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 必合乎民情而後決然行之。自治其國以此，其觀他國之廢興成敗亦以此。儻其國一切政治皆與民情相背，則各國始逞所欲為，取之恐後矣。如土耳其、希臘等國，勢極弱小，而得以久存各大國之間者，其人心固也。強大如法國，而德國得以勝之者，以法王窮侈任性，負國債之多不可復計，雖日益額餉以要結兵心，而民心已去， 始有以乘其間也........中國天澤分嚴，外國上議院、下議院之設，勢有難行，而義可採取。”。這是中國最高層第一次談到西方政治制度。

文祥為軍機大臣，恭親王最重要助手，深得慈禧信任，又為滿人，話說到這個份上，慈禧要有心，總該知道些洋務ABC, 更不用說恭親王了。

文祥當時對“弱國外交”憂慮極深， 就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說“今日本擾台之役業經議結，日本尚非法、英、俄、美之比，此事本屬無名之師，已几几震動全局，費盡筆爭舌戰，始就範圍。若泰西強大各國環而相伺，得中國一無理之端，藉為名義，搆兵而來，更不知如何要挾，如何挽回？”。不幸，26年後，文祥不幸言中，分不清西方各國的排外派釀成大禍。哀哉!

庚子五忠，其中漢大臣三，許景澄，袁昶，徐用儀都是浙江人，許景澄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聯元滿人，立山蒙人。許景澄為文祥賞識一手提拔之人，雖然無力回天，但以身殉國，也不愧為”北大校長“。

下面是袁昶，許景澄"請懲禍首以遏亂源而救危局“疏摘要。 疏雲“竊自拳匪肇亂，甫經月余，神京震動，四海響應，兵連禍結，牽動全球，於千古之奇事，必釀成千古之奇災。....今朝廷方與各國講信修睦，忽創滅洋之說，是為橫挑邊釁，以天下為戲。且所滅之洋，指在中國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國之洋人而言？僅 滅在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至；若盡滅五洲各國，則洋人之多於華人奚啻十倍，其能盡與否，不待智者而知之。....應請旨將徐桐、剛毅、啟秀、趙舒翹、裕祿、毓賢、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拳匪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無任流涕具陳，不勝痛憤惶惶之至“。

許景澄知其必死，因他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所以囑咐身邊人說“各國聯軍行將入都，事不堪問亦，日後和約之苛不待言，君等當預籌之”。讀到這裡，嘆息不已。

可惜，現在還是有很多把各外國人燴在一起的人。這些人也許永遠無法回答許袁二位的問題“所滅之洋，指在中國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國之洋人而言？僅 滅在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至；若盡滅五洲各國，則洋人之多於華人奚啻十倍”。

再問一句，我們眼裡的西方，到底什麼意思？ 哪些國家，哪些制度，哪些文化？ 我們愛西方，到底為什麼？ 我們恨西方，到底為什麼？

我們現在是否還有許景澄，袁昶這樣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