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英語：Think tank）”又稱智囊團，是一個對政治、商業或軍事等政策進行調查、分析及研究的機構。智囊團又稱頭腦企業、智囊集團或思想庫、智囊機構、顧問班子。是指專門從事開發性研究的諮詢研究機構。通常獨立於政府或政黨，不少與軍事、實驗室、商業機構或大學等有連繫，部份以“研究所”作為名稱。它將各學科的專家學者聚集起來，運用他們的智慧和才能，為社會經濟等領域的發展提供滿意方案或優化方案，是西方現代領導管理體制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個概念最早就出現在西方（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而言，其實是多餘的）其主要任務是提供各種有可行性的相關選擇方案，為決策者（客觀理論上必須“獨裁”的民主領袖或集體領導班子）在制定政策或行動綱領之前，有更多可以搜集民情、民意的機會。從全方位對比、參考並權衡利弊，以便從各種矛盾、對立、卻各有利弊的方案中，選擇一個“害最少、利最大”的決策方案，來付諸實行。可以認為，這是一個科學而正確、多層次有效篩選、集中，去粗取精的方式，特別適用於把自己當成“高等動物”，以叢林法則為圭臬的西方社會。由於沒有如中國文化般科學、先進的文化加工能力，只能讓一小部分由於主（先天性體智差異）、客（後天性家庭財富、社會地位條件或環境氛圍的不同）觀條件不同的機遇，通過讀書、學校教育，而製造出來的真正“精英讀書人（與文憑無關的知識分子）”，以及由這些精英們組成的統治（勞心者治人）集團；和大多數因為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而只能成為“被統治（勞力者治於人）集團”，組成一個“非自然生態環境系統（社會共同體）。而“智庫（如美國的蘭德公司之類）”就是在競爭中，培養、鍛煉、發掘和利用這些為數不多（相對於全體社會人而言）的“精英分子”的智慧、能量的有效模式。

只是中國人應該認識到，由於在西方這種“獸文化”基礎上形成的加工文化，具有“先天性愚民能力”的條件（想想當年讓色情雜誌“花花公子”，以“保護言論自由”為由，打贏的那場“出版官司”就知道了）。所以比較容易凝聚社會的“合力”方向，從物質層面上，合成出較大的社會正能量，卻不能在精神層面上，形成推動發展真正文明的正能量（想想尼采那樣的“瘋子”也能被推崇就知道了）。終於誤導世界殊途同歸地走上“一切向錢（經濟）或物質看”的“人禍（對應於科學《新理論》提出的‘黃禍’概念）”歧途，才造成全人類社會今天這副慘不忍睹的現狀。所以在引進這個概念並“為我所用”時，一定要知己知彼地從本質上吃透，以免再次鬧出“邯鄲學步或東施效顰”式“摸錯石頭過河”的笑話而貽笑大方。

其實，“智庫”概念的精神本質，早就存在於中國文化的“錦囊”之中。所謂的“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廣開言路、言者無罪”等，以及提倡聖明的君主（領袖）要“聞過則喜”，宣傳“唐太宗和魏徵（或現代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君臣關係”、以及孔子“禮失求諸野”之類的典故或提示，無不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由先進、科學、優秀的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聰明而能力超強的中國人。其實個個都有當西方概念中，那種“智庫成員”的條件和能力』而我們真正不足的，是缺少充分釋放並利用這種能量的魄力和手段，因為我們始終沒有找到一個可以“以理服人”的社會理論系統，來與之配套。所以中國的問題和西方恰恰相反：西方的問題是因文化加工水平和能力造成的智庫人才不足；而中國是除了智障、腦殘者外“人人皆可為”（想想“出租車司機能頭頭是道地談論國事”的許多報道就知道了）。所以自古以來因為名利場上“粥少僧多”，個個都想當皇帝“智囊”的讀書人之間，就存在着激烈的競爭，並養成文人相輕、特別擅長“窩裡鬥”以及嫉賢妒能的卑劣傳統。不僅在名著“水滸傳”中，對王倫式“嫉賢妒能”的心態和行為，有深刻的揭露。而在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從劉少奇、彭德懷開始，對有特別貢獻的領導人、開國將領、有傑出表現的愛國運動員，以及有真才實學、心無旁騖、一心想報效祖國的歸國科技、文化精英們，在肉體和精神上所進行的殘酷人身迫害的、有案可查的事實，更讓這種醜陋的現象，淋漓盡致的暴露無遺。恰恰是這種“多數人暴力”式的“窩裡鬥”，大大抵消了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正能量。不僅因此讓中國文化背了“落後”的黑鍋，更讓中國因做不到“兄弟齊心、其力斷金”的結果，還要遭受到美、日以及越南、菲律賓等周邊小國的輕視和欺侮，是可忍孰不可忍？此時此刻，想起當年總是“說對話做錯事”的蔣介石（可能毛澤東也“高明”得有限）的一句未必錯誤的“攘外必先安內”名言，是有其客觀道理的。如果不是他格局不大、心胸狹窄，非要堅持一場“兄弟鬩牆”式的內戰的話，要是把能耐和精力用到從整個中華民族（而不是各別的政黨利益）的高度，來着手解決民族內部的“窩裡鬥”問題（其實就是解決“如何實行真正（而不是假冒偽劣）民主”的問題）。一旦實現這樣的“安內”目標，也許今天的台海兩岸一起，早就坐上世界不是第一、起碼也是第二把的“交椅”了（此結論歡迎包括台灣在內的，各路讀書人高手的質疑甚至公開挑戰）。

現在中國又重新提出要重視建立民間“智庫”的問題。其“廣納民意、求賢如渴”的動機或良苦用心、無可非議，甚至可以理解、肯定。但是卻不敢苟同。因為根據中醫理論，可以把任何一個社會問題，當成是一種“社會病”來治療。而治療的方法也有兩種：一種是以開一些如止痛片或退燒針之類的處方，來進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治標”，雖然一時能收“立竿見影”之效，但卻存在因誤診導致的“反覆發作”甚至進一步“惡化”的風險；另外一種就是採用“治本”的方式來徹底根治，可以收“一勞永逸”之效。但前提是一定要找出“病根”之所在，並進行“對症下藥”式的治療。而根據中國近代史的經驗教訓，當政者往往總是急於求成或急功近利地採用“治標”之法。最後導致舊病復發，且病入膏肓到無藥可救，陷入“歷史周期律”的宿命。只能靠不斷地“改朝換代”，來延續民族的苟延殘喘。直到21世紀的今天，還在要回憶“甲午戰爭”的噩夢般傷痛一例，就是典型。

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始終沒有找到中華民族積弱不振的“病根”之所在，只能依靠在“獸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由西方錯誤社會理論培養出來的“獸醫”般專家、學者（所謂的“德、賽先生”），對中國開出“把聾子治成啞巴”式的處方，永遠陷民族於“老病纏身、積重難返”的困境而不能自拔。

那麼，中國問題的“病根”到底在哪裡呢？這個“病根”就是『歷代中國的讀書人精英或聖賢們，從孔孟之道到程朱理學，始終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真諦“莫名其妙”，不知道這原來是一種先進、科學、優秀、高明到絕對可以“以理服人”，讓其它文化“望塵莫及”的“壓縮文化”。而是這些人出於自私、貪婪和性慾望的“天性”，或無知或有意地，加以“胡亂解壓縮”，導致的必然結果。最後讓由這種文化加工出來的、聰明而能力超強的中華民族，受天性的影響，拉着各種東西方的形形色色“跟屁蟲”一起，跟着他們的“接班人”，走上一條與真正的中國文化方向完全“背道而馳”的歧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地，以自己龐大的人口基數和文化能量的負面發揮，成了帶頭製造人類社會各種災難的“始作俑者”』就以可能即將成為顯性話題的“智庫問題”來說吧。其本質就是一個“南橘北枳”的典型，所以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其實，根據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一系列“新生事物（政策或現象）”的產生和發展軌跡，不難總結出一個規律。那就是今天的一切社會資源，皆掌握在有政治或經濟甚至海外背景支持、控制着“主流話語權”，由媒體吹捧出來的所謂學者、專家或權威手中。成為一個由“既得利益集團集團”掌控的、按其需要進行鼓與呼的“喉舌”，產生的影響或作用不可謂不大，立意的動機也不可謂不“名正言順”。可惜經過實踐的檢驗後，發現結果總是只有一個事與願違。由此可見，社會地位或頭銜並不能代表必然的正確和成功。這提倡建立“智庫”，就是一個典型。因為它從孕育誕生開始，就帶有“近親繁殖”的遺傳基因缺陷。

眾所周知，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以找到一顆野生水稻作為父本，再利用生物學的“雜交優勢”理論，來開始他的良種選擇、培育計劃，並取得巨大成功的（不知是否受到孔子“禮失求諸野”的啟發？）；而“馬鈴薯良種品質的退化”，卻是因為近親繁殖的原因。這更是多國法律規定不允許表兄妹之間通婚的理由，就是為了避免近親繁殖可能產生的後代缺陷。所以肩負研究改革、創新任務的“智庫”也一樣，必須避免“近親繁殖”帶來的不良後果。

可惜中國歷史傳統的無數“近親繁殖”事實正是如此（可能西方也不例外）。就以由各種政治背景、經濟後台、或白或黑的社會出身、不同學校、不同學術派別等因素，編織成的社會關係網為例。其本質上跟所謂的“裙帶關係”並無區別。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在儘可能保持“肥水不外流”的基礎上，進行相互之間的利益交換和輸送，並在“出問題”時，相互以自己擁有、包括各種網路或媒體宣傳在內的的社會資源，提供包庇或掩護。還有就是聯手排除異己，一起扼殺可能對大家都不利的新生事物的出現和挑戰。而堅持“以直報怨”的科學《新理論》的遭遇，就是這樣的“試金石”，證明完全起不到真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作用。

也許接下來，各種形形色色名目繁多、訴求各異的“智庫”，就會如“雨後春筍”般因運而生地冒出來，爭領這如曇花一現的“風騷”。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們中的大部分，除非或明或暗地接受科學《新理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擺脫錯誤社會理論的羈絆，最後殊途同歸。否則由於理論上就不可避免的近親繁殖“基因缺陷”，絕對擺脫不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下場。

歡迎各種“智庫”的老大們，先拿科學《新理論》來開刀、試水，進行挑戰、質疑。共襄“不打不相識”的盛舉。而不要指望靠權力來約束、甚至封殺他人的“言論自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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