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性暴力和非革命性暴力
“革命”二字在我看來，經典點說就是階級角色的置換，什麼階級來統治的問題。按這個定義，“文革”顯然是一場革命 —— 平民革命 —— 工農階級置換了劉鄧代表的官僚階級。這種置換不是一個人、一個群體，而是一個世代的置換。原來內定好了並着力加以培養的“紅二代接班體系”被打散，本來作為“天之驕子”當仁不讓要接班的高乾子弟群體頓感“失落”，失落感驅使他們在“紅八月”籍殺人來發泄，而他們中不少人也反思了，反思的結果是在改革後迅速“異化”，成為“西奴”、“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徒”。他們利用體制資源走向了反面，成了他們的父輩當年鬧革命的對象 —— 大小資本家。從這個意義上講，文革當然是失敗；和英國革命、辛亥革命一樣，文革是一場不徹底的革命，這種不徹底性實際上為異化埋下了伏筆。
而當代人說的“革命”（工業革命、信息革命、……），無非就是生活方式的劇變。轎車進入了尋常百姓家，這一方面帶來了生活便捷，另一方面帶來了環境突然變差，交通事故突然猛增，死人、傷人，糾紛賠償……。
可見不論革命性的還是非革命性的、當代的還是經典意味的，任何的重大變革都是帶着血腥味道的、都是伴隨着暴力，並且，“非革命性暴力”（經濟的、文化的、日常生活里的）不僅每日每時都在發生着，在規模上往往也比“革命性暴力”要大得多得多，只不過人們不去意識罷了。
文革時期北師大女附中的學生打死副校長卞仲耕，當然是屬於一起革命時期的暴力事件；南朝鮮軍政時期，李承晚集團在美帝支持下大肆屠殺左翼和同情左翼的民眾，“濟州島四•三事件”殺了島上五分之一，“保導聯盟事件”殺了30萬手無寸鐵、直接導致朝鮮戰爭的爆發（“膺懲李孽”），都明顯屬於政治大屠殺；辛亥革命後數十年間的軍閥混戰，光一個中原大戰在河南就禍害了30萬民眾，抗日時期扒開花園口淹死了89萬民眾，這些屬於軍事暴力；與文革同時期在美國南方諸州發生的排斥黑人的爆炸案、暗殺案等，屬於文化暴力；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發生在中國的光徵地拆遷糾紛據說每年就多達400萬起，其他永遠也數不清的經濟糾紛過程中的打人、傷人、殺人，都屬經濟暴力。其他如家庭、鄰里、同事、村人、甚至路人之間的暴力，就更不用說了。暴力顯然不是革命的“專利”，若論“罪惡”二字，彼此彼此而已，並且實際上非革命性的暴力往往比革命過程中的暴力，傷人死人要頻繁得多、狠得多、恐怖得多。
人們一方面對於非革命性暴力存在着集體無意識，像“中國每年非正常死亡高達數百萬人”這樣的新聞基本不會引其多少興趣，“街市依舊太平”，數百萬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另一方面，人們會放大去看革命過程中的暴力，沒玩沒了。革命時代就有“好得很”還是“糟得很”的爭論，今天革命是褪去了，人們根據自己對革命的好惡去做評判，認同的，“死就死了吧”，不認同的，便會放大悲劇，嚷嚷着“反思”啦“記憶罪惡”啦“國家賠償”啦，甚至個把人的死於非命，會被放大到什麼制度什麼普世價值的層面，拿來給“惡意的閒人作‘流言’的種子”。例如，王友琴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就給宋彬彬帶上“殺人犯”的帽子，並要求整個“革命”都要負責。
對待革命性的和非革命性的暴力，需要公平看待，至少沒必要大驚小怪，更不可以雙重標準。如果要求革命（“文革”）必須為卞校長負責，那麼美國政府是不是要為伯明翰市的黑人教堂爆炸案負責、去和兇手布蘭頓一起坐牢呢？沒有吧。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要不要替自殺的失業者和黑煤窯的礦難工人去殉葬呢？也沒有吧。要不要去為每年數不清的攤販糾紛“道歉”、為數不清的徵地糾紛、拆遷糾紛、債務糾紛、三百萬民企的倒閉、以及各種交通事故和環境惡化帶來的死於非命，去“坐牢”呢？都沒有。而這些類的不幸，都是在轉型引入了自由市場體制的條件下發生的。
台灣“二二八”事件，蔣介石給陳儀發電：“格殺勿論”“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蔣經國主導“白色恐怖”時提出“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網一人”，這些顯然是必須負責的。沒有蔣家父子的這些旨意，不到一千萬人的孤島，是不會有十數萬無辜民眾被扣上“赤嫌”而死難的。
文革時期，且不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不打人罵人”是中共的鐵律，毛澤東制定幾十年了，即從1966年6月21日到8月5日的短短四十多天裡，毛澤東親自發出“不許打人”的指示，就有四通之多。但8月5日卞校長還是被打死了。所以毛的話也不是什麼“一句頂一萬句”，要麼是被封鎖了，要麼就是有人頂着不辦，甚至可能是有人乘工作組撤出之機，故意製造這麼一起兇案，拿來噁心中央文革等“革命左派”的。
從“也談卞仲耘之死”（馮敬蘭/劉進/宋彬彬/於羚/葉維麗，記憶》第47期【訪談】）一文披露的全過程回放來看，我是不太相信這兩天瘋傳的“鄧榕殺人”的。“卞仲耘之死”是一起刑事案，兇手是誰應該比較清楚了：劉進、宋彬彬不是兇手，大致可以鎖定為家住“西邊大院（三軍總部大院）”的高乾子弟。問題是，卞校長被折磨了三個多小時之久，其間劉宋二人雖曾兩次出面囑咐“不能打人”，但既不力阻又不趕緊報告（起碼附近就有派出所），現在來個“道歉”，又不肯說出真兇，顯然是不夠的。當年，伯明翰爆炸案明明鎖定了兇手，卻因種族歧視勢力KKK的強悍而不敢抓、不敢判，結果審判遲到了38年。卞案的真兇，知情者肯定大有人在，都不敢說。因此，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怎麼來結束中國的“官本位”文化的問題，和在關注革命過程中的暴力的同時更去關注非革命性的暴力，因為後者就發生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每時每刻。文革是反官本位的，但文革被否定了，官本位更甚了。反思官本位之害，是認識“宋彬彬道歉”的key。
鈴蘭台
2014年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