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總禁會所：從平安時代說到明治維新

整整一百年前開始，中國不得已放下了大哥大的架子，開始虛心向日本學習。這種學習，如所周知的是先從日本引進現代詞彙開始的。這個引進一直延續着，近二十年來有擴展的趨勢，像卡拉OK、人氣、過勞死、料理、便當、物語、吐槽、熟女、會所等等，都是日語詞，其中有引進後保持原汁原味的，有變了味的，這其中變味變得最邪乎的當數“會所”一詞：原本那麼“高端上檔次”，被一些下流人等引入到天朝，就墮落成為低俗色情下三濫的代名詞，讓人詫異。

“會所”是個純粹的日本詞，並且一直是作為日本的政治文化的符號、作為日本雅文化的符號出現的。在系譜上，套用中國《詩經》的分類說通俗點，日本的會所文化大致經歷了從頌到雅、再到所謂的國風化的幾個階段；在建造樣式上，從最早的非獨立到獨立，即最初是作為“寢殿造”（寢殿即正殿，寢殿造是對稱的，類似於中國北方的四合院）所附屬的會客室、過渡到室町時代的“書院造”（非對稱，類似於中國南方的庭院建造）、並最終定格為書院造本身。在功能上，是從天皇、將軍的應接室、到貴族的文藝沙龍、再到普羅大眾的詩歌會、茶會等張行雅文化活動的場所，再到救濟平民的“町會所”，最終歷明治維新，定格為今天的社區辦公室或商工會所這樣的一類性格。

“會所”一詞就是其字面意思，是人們會面和聚會活動的場所。

會所最早只有大富豪家才有，如天皇家、公家（貴族）和武家（軍事政權首領），或是建在大寺院的院牆內，這就讓會所從一開始就打上了政治和宗教的色彩。不過開始並不突出，也沒有什麼文化色澤，無非是作為正殿（寢殿）的附屬建築物，用來接待客人的一間小房子，叫做“客亭”或“出居”。

“會所”一詞最早出現於日本文獻，是在平安末到鎌倉初的公卿藤原定家（1162－1241年）的日記《明月記》，裡面把設在天皇的浴場邊上的應接室叫做“御會所”[1]。

“會所”的第二次出現，是在同期稍後的歌人鴨長明（1155－1216）的歌論書《無名抄》中，裡面提到“出席這陣的聚會才發現了，和會所里大不相同。這裡的人們裝束十分隨便，色相俱露，各種亂來。”[2] 說明在天皇的御會所之外，同時也存在着“裝束嚴正，不露色相，不許亂來”的會所。

“會所”的第三次出現，是在鎌倉時代後期的高僧無住編纂的《沙石集》中，書中有些憤懣和衛道士口吻，指責俗士在家也敢建造堂塔，“或為博名、或為家飾、或為贏利、或作為酒宴之座席、詩歌之會所”[3]。可見這個時期“會所”是貴族和僧侶吟詩作賦的文藝沙龍（歌會），出現了某些“自由化”“大眾化”傾向，因而“不拘禮法之事漸多”[3]。

這個時候的會所，已不單單是政治符號，也成了文化的符號。

“會所”一詞以後在文獻中漸多，著名的有日本南北朝時代成書的《太平記》，其中描寫武將佐佐木道譽（1296－1373年）的好文之道，說他的“會所有六間大小 [4]，鋪設了大花紋的榻榻米，配置了主佛（本尊）、立軸（脅絵）、花瓶、香爐、鑵子、盆等，應有盡有；書院裡掛着王羲之的草書偈，放置韓愈的文集，禪宗情調的值班房（眠藏）里置放着用緞子裹起來的沈枕。……”[5]

這一段之所以有名，是因為它給出了“書院七所配飾”的定型，在其中多使用“唐物”來做裝點。自平安時代起，中國唐朝的文化和方物大量進入日本，日本人便把來自天朝的輸入品叫做“唐物”，用得起唐物飾品，才叫一個高貴！這個六間大小的會所被稱做“道譽會所”，事實上就是後來的“書院造”（書齋庭院式樣）的雛形，不再是原先那種莊嚴肅穆的寢殿造，雖未獨立成套，但“會所＝書院”的概念已然成形，開始了從寢殿造向書院造的過渡。另一特點是，這時的來客已不限於皇親貴族或高貴僧侶，而是擴展到了所謂“同朋叢”（為前者服務的戲班子、御用藝人等）。這些人是所謂的遁世者、“無緣之人”，身份低下之人，但他們也能跨進“高貴的會所”里一展身手，這就開始了“會所”從殿堂及雅文化到民間及俗文化的過渡。

俗文化並不俗。貴族的和歌、雅樂和各種風雅行事，慢慢地外化到了民間，衍化成大眾的連歌、今樣、立花、茶道、香道、以至猿樂（耍猴）等等，談何俗氣？更不摻有絲毫的色相氣味。

“會所”進入室町時代，已經有了濃郁的書院氣和禪宗氣。建築形態上，這時的構造是按禪宗寺院的方丈室（住持的居室或客殿）來取的，禪宗認為方丈之內有宇宙。因此在會所的主室，必飾有三幅成對的掛軸，面前置三具足，建築史家伊藤毅認為日本中世紀的會所與草庵在建構上可以等量齊觀。[6]。在功能上，開始擔負起更多，類型於老佛爺的“戲園子”。天皇將軍行幸至此，或舉行節日慶典，或於休閒中辦點公事，而主要的，是在這裡舉辦私人性質的遊興活動。於是，會所就從寢殿中的一個配角地位獨立出來，成為單獨的院落；過去掛牌（室札）稱“泉殿”“小御所”，現在掛上了“○○會所”、“會所泉殿”的室札。[7] 泉殿原是與正殿對面的臨池的、用來納涼、賞月等的一種配殿。

有名的會所建築很多很多，如室町幕府將軍的御所里所修的會所，醍醐寺法身院、金剛輪院、大乘院門跡的成就院、伏見宮貞成親王的邸宅，細川高國的邸宅中的會所，都是。當然，再有名也有名不過的，是室町幕府三代將軍足利義滿修建的北山殿會所（今京都鹿苑寺），這是獨立會所的嚆矢[8]，也是把將軍邸弄成書院造（書齋庭院式）的嚆矢。其中的舎利殿即著名的金閣，兩重三層結構，上二層里外貼滿了金箔，現已成為了世界文化遺產。還有慈照寺的銀閣也是世界文化遺產。此外，還有四代將軍足利義持的端御會所和奧御會所，奧御會所有十二間大小的主室，其中“所置寶物之莊嚴觸目驚心、山水之殊勝非語言所能敘述。極樂世界的莊嚴不亦如此乎？”[8]



到日本京都一定要看金閣寺或銀閣寺，這倆分別是日本“北山文化”和“東山文化”的代表作，看了就知道真正的“會所”是什麼樣子。

會所的本質是會場，由主室和副室、庭院等構成。

副室設計成書院格式，配以上下擱架、壓板（兼做屏風）等，用來放置唐物等裝飾物共來客觀賞，此外必不可少的是榻榻米。今天，日本人家裡地方大點的都有個“和室”，書院會所就是原型。

主室是開會的地方，可說是四壁空空如也，不帶有任何用來擱置裝飾品物的機關設備。舉行活動時，可借設置屏風（置押板）來進行裝飾。主室一般是個九間的正方形，據說是源自與阿彌陀堂的“九間四面堂”。

會所的一個主要功能是開“唐物展覽會”，這在日本人競相傾慕中土天朝的年代，是可想而知的。



奈良十輪寺染田天神講連歌堂



大阪杭全神社連歌所

室町時代樣式的會所現存的不多了，奈良十輪寺有一座染田天神講連歌堂，大阪杭全神社裡有一座連歌會所（杭全神社連歌所）。杭全連歌所建於江戸時代的寶永5年（1708），至今仍被用來搞連歌活動。正面中央是屏風板（押板），四周的上面掛滿“扁額”、上畫三十六歌仙，四壁空空。

連歌會就是大家圍着“執筆”坐成正正方方的一圈，四面的窗戶洞開着，由執筆起個題目，大家一邊觀看窗外的景色、一邊開動腦筋想句子。誰想到了就吟誦出來，讓執筆記下，最後連起來就成了一篇“長詩”。連歌顯然和貴族之間比賽的和歌“五七七”是不同的，連歌是集思廣益的長篇連綴、是集體創作。在連歌會所里，人們沒有身份的高低之分，天皇將軍來了，也得一般高低的跪在座布團上、報上自己想出來的句子，從而形成一個既異己、又和諧的空間。這和許世友將軍所言：“我要做士兵之友下連當兵”，穿上士兵服和戰士一起聯歡，是一個意思。

當然，日本會所的這種平等只是一瞬，即“限於主室的平等”，出來之後依然尊卑有序。日本社會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

連歌吟誦了一陣，口渴了，喝口水，當然不是喝白開水。於是就在會所配了茶室，漸漸的，興起了開茶會和“鬥茶”的風氣。室町時代，茶道風靡，唐物的茶器茶具、宋代傳入的龍鳳團茶，成為重要的競奢物。茶道開始時只是貴族間的一種攀比活動，競物競技，發展到室町中期，茶人村田珠光（1423－1502年）發起倡導一種運動，強調茶具必須摒棄高價的唐物、改用粗製的中國瓷器即可。村田反對在茶會上飲酒和賭博，認為這俱為“不莊嚴”的表現，認為只有在和、敬之中，才能獲得主客間心神上的交流。

進入戰國時代（1493－1590年）後，千利休（1522－1591年）突破傳統開闢蹊徑，居然在空無一物的陋室里玩起了茶道。千利休主張茶人必須進入禪宗的荒蕪（“侘”）、靜寂、和簡約的境界，摒去所有與茶無關的內容，才能求得內心的純淨。

由茶人村田珠光和千利休發起的簡化運動給普通平民帶來了機會，開創出了茶道與平民相結合、與禪相融合的嶄新的普羅世界。會所，如同美國的town-hall一樣，在日本的民主化進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人們在連歌時需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由窗外的物候來刺激靈感和帶動情緒，這就帶動起了日本的花道、庭院藝術和園林文化的興起，同時養成了日本人對於季節變化的格外敏感，人們通過會所的活動來賞月、觀花、舉行宴會，看猴戲……。

人們都說日本人素質高，怎麼高起來的？都說是教育，一個說爛了的泛泛之論。我的觀察，這主要來自於會所文化傳統及它的各種次生文化。在這些雅俗共賞的活動中，人們普遍提升了教養，養成了公民意識、集體意識和社區意識，即日本所說的“共同體意識”。會所把日本人個個培養成為“活雷鋒”和“愛國賊”。


（好像才說到了戰國時代，待續）


鈴蘭台
2014年2月8日


註：

[1] 斎藤秀俊「會所の成立とその建築的特色」『茶の湯の成立』小學館＜茶道聚澹徑�、�，1984年。

[2] “此比の人々の會に連なりて見れば、まず會所のしつらひより初めて、人の裝束の打解けたるさま、各が気色有様、亂れがわしき事限りなし。”

[3] “近世ノ作法、仏の懸記ニタガハズコソ、仏ノ弟子ナヲ仏意ニ背ク、マシテ在家俗士堂塔ヲ建立スル、多ハ名聞ノ為メ、若ハ家ノカザリトス、或ハ是レニヨリテ利ヲエ、或ハ酒宴ノ座席、詩歌ノ會所トシテ、無禮ノ事多シ。”

[4] “1間”接近2平方米見方，可鋪一塊榻榻米。後同。

[5] “爰ニ佐渡判官入道々譽都ヲ落ケル時、我宿所ヘハ定テサモトアル大將ヲ入替ンズラントテ、尋常ニ取シタヽメテ、六間ノ會所ニハ大文ノ畳ヲ敷雙ベ、本尊・脇絵・花瓶・香爐・鑵子・盆ニ至マデ、一様ニ皆置調ヘテ、書院ニハ羲之ガ草書ノ偈・韓愈ガ文集、眠蔵ニハ、沈ノ枕ニ鈍子ノ宿直物ヲ取副テ置ク、十二間ノ遠待ニハ、鳥・兎・雉・白鳥、三竿ニ懸雙ベ、三石入許ナル大筒ニ酒ヲ湛ヘ、遁世者二人留置テ、誰ニテモ此宿所ヘ來ラン人ニ一獻ヲ進メヨト、巨細ヲ申置ニケリ。”

[6] 伊藤毅「會所と草庵」『都市の空間史』，頁192－195，吉川弘文館、2003年。

[7] 川上貢『日本中世住宅の研究』墨水書房、頁184－185，1967、2002年。

[8]“凡會所奧端両會所以下荘厳置物寶物等、目を驚かす。山水の殊勝言語の覃ぶ所に非ず。極楽世界の荘厳もかくの如きか。”（貞成親王《看聞日記》，14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