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和主權，到底是什麼關係？

人權和主權之間的關係，並不曖昧。可是，由於集權國家的執政者，總是有能力以主權代表的形象出現，所以，在他們看來，主權第一，人權第二，主權高於人權，人權從屬於主權；西方學者和政治家，則堅持相反的觀點。他們認為，人權是第一位的，主權是第二位的，人權高於主權，主權應該為人權服務。

人權和主權，到底是什麼關係呢？對此，我和西方人想得一樣。“愛國者”聽了這句話，又該罵我“奴顏婢膝”和“賣國賊”了。我不怕，我希望所有攻擊我的人，把“槍口”對準我下面的論據。要是，“愛國者”能指出其中一條是錯的，我就認輸。當然，我相信，這種情況是永遠不會出現的。

歷史地考察人權和主權之間關係的話，顯然，民族國家，只是在近代才出現的一個政治概念和社會組織形式。人類，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都是過着“無組織、無紀律”的自由生活，更談不上什麼國家和國家主權。可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每一個人都具有與生俱來的權利，這就是天賦人權。

如果，將人權置於主權之下，作為主權的附屬品，那麼，人類早期的先民們，豈不是全都白活了，或者說，他們根本就不該活着啊。因為，他們生活的年代，既沒有國家，也沒有國家觀念；沒有國家，也就沒有主權；沒有主權，何來人權。人權最重要、最基本的權利，就是生存權。這樣推理下去，國家出現之前的人們，生存的權利何來？生存的價值何在呢？沒有人敢說先輩們活得沒有意義，可偏有人說主權高於人權。這種混賬話，只有腦力殘疾，才說得出來。

此其一，從時間上看，人權先於主權。

從主權的構成來分析的話，我們能更清楚地看到，國家以及國家主權只是一個人為的、空虛的概念，是一個無形的框架。只有在這個“空殼”中，置入人民，國家才能從半空中落到實處，成為一個實在的社會存在。主權，是一個國家所有人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權利集合，這部分權利是人民讓渡給政府的。政府和人民之間，是一種“委託——代理”關係。人民是委託者，政府是代理者，政府是為人民打工的。

人權是根本和源頭，是“父權利”，主權是從全體人民所擁有的全部權利中分出去的一個“子集”，是“子權利”。正因如此，在西方國家，在人權高於主權的國家，人民沒有讓渡給政府的權利，政府無權行使。例如，個人隱私權不受侵犯，個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等。

主權高於人權，則意味着“子權利”高於“父權利”，政府從人民手中分得的部分權利，竟然可以凌駕於全體人民擁有的全部權利之上。這種邏輯，是與“一切權利源於人民”、“政府是人民的公僕”的現代國家理念相違背的。

此其二，從主權的構成上看，人權高於主權。

從源頭上說，主權起源於人權，主權是全體人民對自己所享有的部分權利的、有選擇讓渡。接下來的問題是，人們讓渡人權目的是什麼？或者說，權利攥在自己手裡不好嗎？為什麼偏偏要轉讓給別人呢？站在理性經濟人的基點上，可以斷定，部分自我權利的暫時性喪失，其帶來的收益一定大於所失，簡言之，是賺錢的買賣，而不是賠本生意。賠本生意，一個人可能做，一部分人也可能做，但所有人都做賠本買賣的情況，是不可思議的。

人們願意讓渡主權，是為了獲得更大的收益；這也說明了主權的另一個性質：主權是手段，而人權是目的；主權之存在的唯一目的，在於其能更好地發展人權，能在“主權”的照應下，給人民帶來更大的福利。否則，主權從何而來啊。哪一個人會無償出讓自己的權利呢？無償出讓，只有兩種情況，一被欺騙，二被脅迫，而這兩種情況在民主社會和現代國家，是不允許出現的。

明確了人權是目的，主權是手段，它們之間的關係也就迎刃而解了。只有手段服從於目的，從沒有目的服從於手段的。主權高於人權的說法，無異於本末倒置。正像經濟發展的目的在於謀取人民的幸福，而不是追求GDP一樣；GDP是手段，快樂才是目的。把GDP當“最終目標”，同樣的不可理喻。犧牲了快樂，GDP 有什麼意義；很多富豪，手裡拿着大把的錢，卻鬱鬱寡歡。經濟和快樂，孰輕孰重，不言自明。

人，是社會的最小單位，人權也是人最基本、不可分割的權利。這一基本特點，隨時間流失，而不可更改，即：人權是人生永恆不變的權利；主權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一個國家的疆界，雖然不可能朝定夕改，可封疆拓土的事情，在歷史上，並不少見。僅以中國為例，蒙古族和滿州八旗先後入主中原，南宋和大明的正統，也先後被元朝和清朝取代。南宋的主權，沒了；大明朝的主權，也被努爾哈赤的馬蹄踐踏的支離破碎。人民呢？人民怎麼辦呢？如果“人權”是“主權”的附屬物，“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同胞們是否該隨着覆亡的朝廷一起殉葬呢？以身殉國，報效當局，否則，豈不都成了國家的叛徒和罪人了嗎？或者說，今天，13多億人當中，都是歷史上大宋或大明的叛徒，因為，那些與“主權”同在的人，早隨着宋明一起死掉了。高唱“主權高於人權”的人士，不妨想想，你們的祖宗，和你們想的不一樣。要是他們也信奉“主權高於人權”，為主權盡忠為國家捐軀的話，哪有你們這些“狗崽子”啊。

沿用“主權高於人權”的邏輯，會帶來一系列無法自圓其說的邏輯悖論。清末，孫中山在日本、美國以及英國，利用海外勢力反對清朝統治，準備革命和建立民國。他這種行為，無疑是一種革命行為，正因如此，孫中山才被稱為革命先行者。如此評價孫中山，原因在於，大清國的皇帝和權貴集團腐敗透頂，置四億五千萬同胞的人權於不顧，嚴重地損害了全體人民的利益。

對孫先生的評價，採用的是“人權高於主權”原則。要是反過來，用“主權高於人權”準則，清政府是當時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是全體中國人民的主權代表。孫中山所為，不就成了藉助帝國主義勢力“干涉國家內政”了嗎？果如此，孫中山就不是什麼“革命先行者”，而是大清國的叛徒了。我們不能為了“奉承”和讚揚孫中山，就採用“人權高於主權”原則；為了其他人和其他目的，就改用“主權高於人權”原則。此一時彼一時、因人因時而異的評價原則，一方面會搞亂人們的思想和觀念，另一方面，也經不起邏輯“一致性”的檢驗。

“主權高於人權”，是一把雙刃劍。雙刃劍的危險，在於打擊敵人的同時，也傷害了自己；更可怕的是，“斃敵八百，自傷三千”，自己遭受的損失遠大於敵對一方。薩達姆非常贊成“主權高於人權”，在這一原則庇護下，伊拉克成了薩達姆的私人莊園，打擊異己，殘害同胞，滅絕少數民族，迫害不同宗教信仰人士。甚至，他對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