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之子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中的一段話：“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羅稷南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 (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要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一個近乎懸念的尋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先生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任何人讀到這段對話，都會出一身冷汗。
當時，《魯迅與我七十年》一出，這段對話就成為議論的焦點。我曾好長時間回味這段話，想想毛澤東生前那麼熱愛、敬重、頌揚魯迅，怎會說出這樣的話？毛澤東一向熱愛魯迅。開始在馮雪峰的影響下讀魯迅，什麼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革命家，沒有媚骨……這都出自他的口。建國後毛澤東在書房的一張照片，靠在書架翻書，這書就是新出版的《魯迅全集》，毛澤東讀過多少書，可見對魯迅的熱愛。毛澤東曾有言，假若他要選擇職業的話，要當一個雜文家，這是否因為魯迅的影響？我們如果了解魯迅，會發現毛澤東和魯迅有很大的共同之處，這就是叛逆精神、鬥爭精神，甚至“造反”精神。既然他們“心是相通的”，應當成為知音同好才是，我是不相信有這樣的話和這樣的情節的。魯迅死於1936年，假如活到1957年，這不僅是思想界、文化界，也是國人擔心的一個戰戰兢兢的問題。魯迅確實沒有媚骨，所以才叫人擔心。於是這一假設成了國人的“情結”，定要設法證實它！《魯迅與我七十年》，這一懸念終於得到了左證，於是我們都可以放心了，因為它完全“合情合理”，好像是一句等待已久的要證實的話。

但證實這個對話的是黃宗英女士，後來我才讀到黃宗英在《炎黃春秋》2002年第12期以《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撰文證實，她就是現場見證人，“我永遠忘不了當時‘對話’給我的震顫，提起這件事，我血液循環也要失常”。黃文摘錄如下：

……魯迅之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寫到，1957年羅稷南在一次座談會上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這段“羅毛對話”，我是現場見證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還活着的人也聽到這段對話。我打電話給我熟悉的律師，簡要地敘述了當時的情況後，問他：“如果我寫出自己聽到這段對話，將與海嬰所說的份量不同，因為我在現場；如果沒有第二個人說他也當場聽到，那我豈非成了孤證？若有人提出異議，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證，那麼在法律上……”那位律師說：“正因為當時在場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責任寫出來，留下來。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聽到的事實寫出來再說。”於是我就到處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數據校正我的遠記憶，以期儘可能準確地表述這場短暫又撼人心魄的“對話”。

我又見主席興致勃勃地問：“你現在怎麼樣啊？”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着，他會怎麼樣？”我的心猛一激靈，啊，若閃電馳過，我感覺空氣彷佛頓時凝固了。這問題，文藝人二三知己談心時早就嘀咕過，“反胡風”時就嘀咕過；可又有哪個人公開提出？還當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節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曉得將會發生什麼，我尖起耳朵傾聽：

“魯迅麼——”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呀，不發脾氣的脾氣，真彷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見羅稷南和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他倆倒坦然理解了，我卻嚇得肚裡娃娃兒險些蹦出來……

我讀到黃宗英的證實後，對這個對話就徹底不再抱有幻想了。沒有理由不信。這話讓我想到了魯迅的意義。這就讓我們明白，魯迅是民族的！不是哪一個政治團體就可以隨便占有的。表面上讚揚，骨子裡照樣仇視。魯迅因他的雜文，在當時就有殺身之禍。朱元璋做了皇帝就不是從前的農民朱元璋了，洪秀全當了天王也不是從前的農民領袖洪秀全了，而一個思想家是永遠不會背叛他自己的。誰在那個位子上，誰就會對着魯迅這枝筆不舒服，由一個對魯迅的讚美者變成仇視者，這並沒有不好理解的。

文章摘錄自香港《文匯報》作者：山海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