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寫於67-68年

主席在青年時期曾經創辦了《湘江評論》，裡面有主席的一段文字：“中國的四萬萬人差不多有三萬九千萬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運，迷信強權，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

隨時代的前進，當然這些特性也有所改變，由於科學發達了的緣故，神鬼、物象、運命可以說已經沒有人迷信了。然而要說到迷信強權，則可以說是比當時更為迷信。如果當時是四十分之三十九，那麼現在大概是七十分之六十九點九。之所以會如此當然是有原因的。當時是資產階級的社會，當時的強權是資產階級的強權。然而勞動人民尚且有這麼多人迷信。到了現在是無產階級的社會，現在的強權是無產階級的強權，迷信無產階級的強權豈不是極其正當的麼？這個特性發展到怎樣一個地板了呢：不迷信強權已經快成為罪狀了。

列寧曾經說過：“真理是在爭論中確立的。”現在呢，也許改成“真理是強權者說出來的”更為恰當些。

現在的習慣，強權就是真理。誰的官做得越大，誰的話也就越成為“真理”。

譬如，兩位同志在辯論一個問題，一個同志在對方說完了某句話以後說：“我剛才說的一句話是毛主席說的”，這時，形勢立即起變化。這時無所謂這句話有無說服力，乃是因為出現了強權──主席的緣故。

再如，“造反有理”在某些地方曾經被打成反革命標語，後來是當然的平反了。其平反的理由則是：“這是主席說的。”而不是什麼“我們要造一小撮走資派的反”之類的話──這已經是後話了。

再舉一個例，文化革命中，內部消息傳得多了。馬路上，大批判專欄中經常出現轉抄有某位首長的講話或者主席的文章。這些文章的內容，大都可以說是比較“精彩”的。那麼對這些講話採取什麼態度呢?大家也都有所體會，就是看看，不發表意見也不引用──不管。因為這些文章的本身是無所謂真理不真理，只要知道，它是否確實系某人所作的就行了。確實的，當然就是真理。然而現在還不知道確實不確實，倘若發表意見就會惹出麻煩。中央是禁止私自翻印主席未發表的指示的。這裡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人只知有強權不知有真理。倘若這指示是偽造的或傳錯了怎麼辦呢？豈不成了“偽造的真理”？

在清華的《井岡山》報上曾經登載過一篇署名陳伯達寫的文章，後來有人說話了，知道這篇文章不是陳伯達寫的，而是某個黑幫分子寫的，於是道歉並進行批判，可是文章的本身是無所謂的，重要的乃是，作者是誰？

再如，關於”懷疑一切“這句口號，曾經爭論了好長一段時間，並沒有得出結果。後來，主席發表了意見，於是爭論到此為止了。這裡一是“這意見是主席的呀，當然我心服了”一是“再爭下去，豈不。。。”

再如關於芭蕾舞劇《白毛女》也曾經進行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爭論，後來的爭論結束就是因為有某人來表了態。

文化大革命，很多單位分成了兩派，這時倘若有強權一表態，形勢立即會起變化。這裡並非兩派經過了辯論逐漸明白了是非，乃是因為強權的表態，使他們明白了是非。發展到後來，很多派都希望強權表態支持自己，因為自己手中的真理不足以使自己勝利，而強權者的表態到可以使自己勝利。

再如，現在的電影，唱片是如此的少，難道沒有開放的都是毒草嗎?當然是否定的。這裡的原因就是強權者沒有表態。

總之強權者說某個作品是香花，那麼一切美好的詞句都可以用上去。當然最耀眼的一個字眼是“里程碑”，倘若強權說某個作品毒草，那麼凡所能想到的貶義詞，所能找到的帽子，都可以摔上去，這樣做，是絕不會錯的。

我們要知道某句話是否真確是否反動，最關鍵的一條要知道這句話屬何人所說。講這句話的是革命者。這句話就該讚揚。講這句話的是反動分子，這句話就該批判。倘若還不知道講這句話的是怎樣的人呢?只能採取三不主義：不表態，不引用，不批判。

要搜集反革命分子的材料嗎?那是再簡單不過了。只要將他平常的講話搜集起來就行。之所以這些話都是黑話就因為他是反革命。只要他是反革命，“於是凡有言論，全部根本推翻，即使我說二二得四，三三得九也沒有一字不錯。這些既然全錯，則紳士口頭的二二得七，三三見千等等，自然就不錯了。”誰有不同意見嗎,那就是為反革命翻案，反戈一擊尚可，頑固不化打倒，最好的方法：“不理解只許放在肚子裡，不許講出來。”

譬如在戚本禹下台以前，文章中引用一下戚本禹的講話是頗有些令人敬畏的，頗有些很強的說服力的。其意思是，戚本禹都如此說了，可見我的意見不錯。

然而戚本禹到台了，於是這也就成了罪狀。其意思是，你的意見同戚本禹的一樣，可見這是錯的，你的文章中引用戚本禹的講話，你就是同他一丘之貉。

再如，何是成了反革命，就因為有強權者表了態，有《解放日報》《工人造反報》等等，而並非因為何是的文章“反動”。可憐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看到過一篇有說服力的文章。不過不要緊，只要有強權表態就夠了。說服力的有無是無所謂的，反正所唱的是獨腳戲。

所以陸榮根寫了一篇文章就被送上了西天，就因為他觸動了當時的強權──陶鑄。

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前，劉少奇的《修養》曾經被某些人當作教科書，當作經典著作來讀，並非因為《修養》正確，乃是因為寫修養的是赫赫大人物劉少奇。劉少奇到台了，《修養》當然的毒草。也不會有人提出異議:因為劉少奇倒台了。

當然還有一些人硬要證明《修養》只有壞人才要看。那麼難道你們這些好人過去就沒有看過一遍《修養》嗎？假如你們看過的，那麼你們當時為什麼不站出來批判，任其流毒全黨全國全世界呢？莫非新華書店銷售了這些多《修養》全到地富反壞右手中去了，還是說當時做英雄不穩當呢？

這樣說，難免有一些同志要發怒，說現在沒有人提出異議是因為《修養》被批倒批臭了。那我只能說中國人的覺悟提高得真快呀。覺悟沒有提高得這樣快的當然只能是反革命了。我還想說一句：無論是剛開始批判，還是批判了一段時間，總之是沒有人說第二句話的。

為什麼有些人如此容易中《修養》的毒?就是因為他們"只認有強權，不認有個人"的結果。所以劉少奇下台以前，是強權，他們就中毒，劉少奇一下台，他們的毒就立即消光。戚本禹一上台他們又中毒，戚本禹一下台，他們的毒又立即消光了。這些同志極容易中毒也極容易消毒。每打倒一個走資派，他們都會發現：我中了毒了。

這種“中毒”其實是不能算是“中毒”的。他們的腦中從來不曾有過真正的思想，裡面全是強權的語錄，因為這是最行時的話語。假如他們是真的“中毒”，消毒就必然要有一個過程，也就是在別人批判時會出現"雖然你們這樣說，我仍然有點想不通。。。"之類的詞句。現在沒有，就可見他們並非真正“中毒”。譬如江青同志對她的孩子說“《靜靜的頓河》是一本壞書。”她的孩子反駁說：“媽媽，你能這樣說嗎？人家都說好。”這可以說是迷信真理。要是換了一些江青同志的話還沒有說定，他就會立即醒悟，立即反戈一擊。對於他們本來就無所謂真理，強權就是真理。這樣當然也允許，這是他們自己的事。發展到後來，誰要是象江青的孩子那樣一發問，立刻加上“炮打江青同志罪該萬死”的罪名，這就似乎有點可惡了。

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這當然是一條真理。其實不單是主席，林付統帥，周總理，江青同志等等的話統統都“句句是真理”，以至於王洪文，任立新的話也帶些“句句是真理”的味兒，所以有誰敢商榷一下就立刻成了反革命。戚本禹也曾經有過一段“句句是真理”的“光榮歷史”。

記得某一篇文章中說到在封建社會是“老子說了算”，在資本主義社會是“金錢說了算”，那麼從社會存在的矛盾分析起來，社會主義社會當然是“強者說了算”，大約要到共產主義社會才是“真理說了算”。

這樣說，難免有一些人要發怒，他說現在的時代是“真理說了算”，“毛澤東思想說了算”。其實這是不對的，因為“真理是在爭論中確立的”（列寧）然而現在對於那一個強權的那一句話是有過爭論的呢？沒有，可見現在是“強權說了算”的時代。譬如何是認為無產階級也應該運用吃小虧占大便宜這一武器，他也引用了毛主席的許多語錄來說明他的觀點，他認為他的觀點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當然也有人認為他的這個觀點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那麼這時是哪一個“毛澤東思想說了算”呢，當然應該進行爭論。然而沒有進行爭論，何是已經成了反革命，歸根到底還是強權說了算。

為什麼說“從社會存在的矛盾分析起來”現在是強權說了算呢？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着階級鬥爭，而且如前一篇文章所說，中國人是很善於上綱上線或者說很善於進行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社會主義社會是無產階級掌權的社會，強權就是代表無產階級，所以誰敢與強權發生爭論，當然就站到無產階級的反面去了。

在文化革命中，有一個風行一時的口號。“誓死保衛中央文革”“誰反動中央文革就砸爛他的狗頭”為什麼會出現這句口號的呢？就因為中央文革是強權。

那麼你們保衛得怎麼樣呢？陶鑄沒有保住，王力關鋒沒有保住，戚本禹沒有保住，正是在你們的“保衛”聲中，陶鑄下了台，王力關鋒下來台，戚本禹下了台，然而你們並沒有誓死。

你們的誓死的實質，不過是有人稍微對姚文元提了一點不同意見，就連忙大叫“砸爛狗頭”仿佛這就是“誓死保衛”似的。試問當彭真，當中宣部的黑幫在使用權力壓制姚文元的時候，你們到那裡去了呢？這時候姚文元頂過來了，那麼難道如今全國有人說了半句話姚文元就受不了了？要你們去“保衛”了，沒有你們的保衛就危險了？幸虧你們的革命行動才保住了姚文元？你們這些人物真可稱是“保衛中央文革”的特等英雄，真該給你們一個特等勳章。

所可惜的只是戚本禹之流幹了那麼多分裂中央文革的勾當，你們沒有去砸爛狗頭，你們的“誓死捍衛”只不過是你們成為穩當的英雄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許當別人在反戚本禹的時候，當陸榮根在反陶鑄的時候，正是你們“誓死捍衛”的良機。

正是在你們的口號中，姚文元的話也“句句是真理”了，對於姚文元的話也“不理解，只許放在肚子裡，不許講出來”，你們的威力何其大也。

向你們致敬，你們這些誓死保衛中央文革的英雄們。

向你們致敬，中央文革正是靠你們保住了，沒有你們的保衛，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向你們致敬，你們這些砸爛了很多個反對中央文革，不，反對中央文革的某一個成員，不，反對中央文革的某一個成員的某一句話的人的狗頭，但就是沒能砸爛陶鑄，沒有砸爛王力關鋒戚本禹的狗頭的英雄。

有一個倒台了的組織：中央軍委文革，可惜的是垮台得早了一些，如果能遲一些垮台，在垮台前再刮一場三四級的小風，那麼一定會有很多“穩當的英雄”大叫“誓死捍衛中央軍委文革”，這是必然的。

既然有強權，當然也有強權的反面，對於後者怎麼辦呢？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看近來書籍的廣告，大有凡作者一旦向左，則舊作也即飛升，連他孩子時代的啼笑也合於革命文學之概”。

這是一句很英明的語言，然而它只說出了一個方面。

看近來的形勢，人物一旦倒台，則舊勢當然的失勢，連他童年時代的“爸爸”“媽媽”都含有一些反動的氣味了。

這兩方面加起來，我想這才完全些。

總之中國人的習慣，隨着一個人地位的變化，升高或者倒台，就要對他們以前的事從新評價，換句話說，凡某人將來的地位是同現在不同的，則現在的評價肯定是錯誤的。別的不必說，紅革會犯了錯誤，解放日報事件中的作用就要從新評價了：這是貪天之功呀。假如它沒有犯錯誤，當然就讓它貪下去，貪下去。再如描寫主席過去生活，經歷事情的書可以說有幾本，然而差不多沒有一本不可以加上“恣意貶低”這一條罪名，這是因為主席現在的地位不同了，假如在主席的青年時代叫主席當時的百侶談談對主席的看法，必然也是貶低的。

魯迅當然是反對這一個特性的。舉一段魯迅語錄：“托羅茲基雖然已經‘沒落’，但他曾說不含利害關係的文章當在將來另一制度的社會裡，我以為他這句話卻還是對的。”

按照某些先生的邏輯，魯迅大概又可蒙上“為托羅斯基翻案”的罪名了。這段語錄是寫在文章里，登在報紙上，收錄在《三閒集》中的。不過，魯迅不正是和托羅斯基派打仗很英勇的麼？

現在，如果有那一個不識相的小物竟然發現了強權與強權之間的話也有“矛盾”，或者強權與塌台人物的話居然也統一，那可怎麼辦呢？譬如在劉少奇戚本禹在台上的時候，發現他們的話與主席的指示不符，或者發現楊成武的大樹特樹與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有矛盾，怎麼辦呢？或者在劉少奇倒台後，發現他的某一句話也合於毛澤東思想。

這就是他犯了一條罪狀：太認真，應該按照魯迅先生所悟出的秘訣去辦：“對於世事要浮光掠影，隨時忘卻，不甚瞭然”，“對於現實要蔽聰塞明，麻木冷靜，不受感觸”，已經認真了怎麼辦呢？“不理解只許放在肚子裡，不許講出來”最好的方法是當個逍遙派，千萬不要想出什麼揪出走資派的主意。這是白賠了老命的生意。

反革命=修正主義=兩面派=陰謀家=野心家=。。。=壞=塌台人物。

“經過文化大革命，我更加認識到權字的重要了”這樣的話已是屢見不鮮了。文章里，口頭上，或多或少都表示了同一種意思。聽到了這種話而且竟然有這麼多人都是這樣說，我不禁感到深深的嘆息，他說明了中國的現狀，權字比理字更為重要，縱使你有千條理萬條理，你沒有權就只能失敗，中國的現在不是權為理服務而是理為權服務。只要有了權，總能找到理論根據，而且是反對就要成為反革命這樣的理論根據。這樣的認識是可喜的，它看出了中國的特點，河裡的水漲到田裡來了，被人們發覺了自然是好事，把它堵起來，是共同的語言。然而沒有人說應該疏通河道，沒有人說應該改造這種現狀。應該讓權字為理字服務，應該讓權字和理字的重要位置顛倒過來。可是沒有人說，這就是我感到深深的嘆息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