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之內涵

中國人是最沒有歷史感的，進城沒幾天，就翻臉不認人，罵鄉下人：農民。我老婆就這樣，很多人也這樣。據非官方統計，“農民”，在罵人的詞彙里，出現的頻率是最高的之一，毀滅性也很可觀。凡是，被當做“農民”的，自覺低人一等，個人權利也受到種種局限。

事實是，鄉“野”是我們最早的家園，也是我們最後的歸宿。為什麼這麼說呢，“野”字可見。“予”，在古漢語裡，同“余”；“余”，我也。宋朝大儒周敦頤《愛蓮說》中寫到：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里”，古代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一“里”25家，是一個自然形成的基本社會單元，類似於北京的小區。

“野”之本意，是我的家，你的家，我們的家園。古已如此，非我杜撰。“禮失求諸野”，一個社會中，最基本的習俗、道德規範和文化，是由“野”養成並發揚光大的。“野”是自足的，生產、生活與生殖，從搖籃到墳墓，於斯而終；“野”是穩固的，不因朝代變遷和社會動盪，而失去其本來的功能；“野”是偏遠的，“山高皇帝遠”，由於遠離政治中心，較少受到極權的干預和破壞。

“野”是古樸的，自然的，自我滿足和自得其樂的。但是，這是老黃曆了。今天之“野”，已徹底“拋荒”，舊的已去，新的未成，一副尷尬景象。像一位初次進城的農家女孩，濃妝艷抹，既沒有原生態的天然之美，也沒有摩登時代之現代感，不土不洋，又土又洋，簡直是“四不像”。

為什麼我們的家園，“改變了模樣”，原因是：

第一，土地公有。正像你不能在懷柔郊區買一處屬於自己的房子一樣，任何一個城裡人也不能在農村擁有土地。包括毛澤東、彭德懷這些開國元勛，在離開自己的家鄉之後，就再也不能回歸了。而事實上，在“舊社會”，傳統農村的士紳，很多是在朝做官、告老還鄉的人，這些人見多識廣，是先進文化的代表者。他們一方面以自己的道德、權勢，維繫着傳統農村的社會秩序，另一方面，也把“外面世界的精彩”反哺給相對封閉的農村。

第二，文化大革命以及對孔夫子的批判。土地公有化是在經濟上，斬斷了傳統中國自我生長的根基，而“文化革命”和對儒家傳統的批判，徹底搞亂了純樸的農民的思想。誠信、守拙、寬厚、忍耐，這些基本的農民品質，代之以欺詐、奸猾、刻薄和投機取巧。說假話的人、欺騙別人的人，才能夠活得更好，而誠實的人則處處受人欺負，而士紳階層的缺失使農村失去了對抗“地主惡霸”的力量，這就使得邪惡成為農村的主導力量。道德缺失，流氓當道，是當今中國農村的一大頑症。

第三，高考。高考對跳出農村的人來說，肯定是一件大好事，比如我們弟兄。可是，反過來，對於農村來說，不只是釜底抽薪的、大大的壞事。試想，1977年以來，農村子弟考上大學的以百萬計，而這些人是農村裡面的“文化精英”，是眾望所歸，是農村的“中流砥柱”。這些人離開農村之後，沒有地（我們原來有地的，戶口離開之後，就交公了），就再也不可能回去了。幾百萬“文化人”脫離農村，剩下的是什麼，可想而知了。

第四，改革開放所倡導的“一切向錢看”。當傳統的價值觀念，因為公有制、批判儒家學說和高考掃蕩得所剩無幾的時候，新一輪的道德衝擊，以改革開放的名義迅速占領農村貧瘠的市場，而“金錢宗教”的樹立，是最簡單有效的。幾乎在一夜之間，沒有任何信仰的中國農民，都成了金錢的最忠實信徒。

其實，對於廣大的中國農村來說，真正可怕的並不是貧窮，而是導致貧窮的原因。歷史上，中國農村的物質生活水平也不高，可是，“耕讀傳家”以及穩定的社會形態所導致的“熟人”社會使得鄉親鄰里之間，保持着古樸的溫情。因此，“田園”和“鄉野”一直是中國士大夫精神的歸隱和休憩之地。以“喬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莊園”和“康百萬莊園”為例，這些聞名全國的富庶之家，均植根鄉里，成為一方所望。

春節來了，很多人走上了漫漫返鄉路，但，和歷史上不同的是，遠在鄉野的那個家，只是一個短暫休憩的驛站，而不是我們可以永久居住的、永恆的、古老的家園了。

2011年2月1日星期二，12:40分，臘月29日

北京家中，為我、所有農民和所有中國人，而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