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上周五在白宮地圖室，跟奧巴馬總統一起縱覽全球局勢，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之後發表文章，蜜蜂沒有獲得授權轉貼，所以只是轉摘一些重要內容，如果有興趣請點擊這個連接去閱讀中文原文：

弗里德曼：和奧巴馬談美國外交政策

奧巴馬若有所思地說道，總而言之，美國面對的最大威脅，也是唯一真正能削弱我們的力量，就是我們自己。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在很多方面的情況都不錯，從新能源到創新，再到經濟發展。但是他說，除非美國的兩黨也能做到我們對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以及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所提出的要求——摒棄勝敗之爭，開始通力合作——否則我們永遠都無法完全實現自己的潛力。

“我們的政治有些運轉不良，”奧巴馬說，我們應該用中東可怕的分裂局面來“提醒自己：如果各政治派系採取極端的立場，社會就將無法正常運轉。一個國家越多元化，就越不可能去採取極端激進的立場。”

奧巴馬指責，共和黨極右勢力的崛起讓很多本可能達成的妥協泡了湯，不過他也承認，選區重新劃分之爭、新聞媒體的兩極分化，以及政界中不受控制的金錢運作——我們如今這個政治體制的真髓——正在削弱我們一起面對巨大挑戰的能力，而這種影響遠甚於任何外敵。“越來越多的情況是，政界人士由於支持了最出位的極端立場，從而獲得了回報，”他說，“這遲早會讓我們嘗到苦果。”

（嘿嘿！如果一黨專制就沒有這些麻煩，但是這恰恰跟他下面提到的建立中東地區政策是唱反調——蜜蜂）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如果說前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如他自己所寫“親歷了”二戰後秩序的創建，那麼奧巴馬是否覺得自己在親歷它的“分崩離析”呢？

“首先，我認為整個世界不能一概而論，因為有不少地方喜訊頻傳。”比如亞洲，他說，像印尼這樣的國家，還有智利等很多拉美國家，都是這樣。“但我的確認為，”他說，“在中東和北非部分地區，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秩序開始鬆動了。”

但是，如果我們一早就為世俗派的敘利亞反政府團體提供裝備，或者在伊拉克駐留一些美軍，狀況會不會更好呢？奧巴馬回答，假如人口占優的什葉派的沒有“揮霍”與遜尼派和庫爾德人分享權力的機會的話，就根本沒有必要在伊拉克駐留美軍。“如果什葉派多數抓住機會，以更加行之有效的方式主動接觸遜尼派和庫爾德人，[而不是]通過清除復興黨之類的立法的話”，那裡就不需要駐留外界部隊。奧巴馬認為，若是他們自己都沒有這麼做的意願，我們的軍隊遲早會陷入夾縫之中。

（這裡看出美國政府在發動推翻舊政權之後在那裡的主導地位，並不是那麼有力，即使扶持上台的傀儡，也沒有足夠的民主觀念管理自己的政府。美國如果撒手不管，那裡的政權就會垮掉——蜜蜂）

奧巴馬表示，“至於敘利亞”，為反對派提供武器就會產生效果的想法“是一種幻想。有人認為，我們可以為基本上由曾經的醫生、農民和藥劑師等人組成的反對派提供一些輕武器，或者什麼更加精密的武器，這樣他們就將不僅足以對付裝備精良的政府，而且還是一個有俄羅斯、伊朗及久經沙場的真主黨(Hezbollah)支持的裝備精良的政府——這樣的好事永遠都不可能發生。”

奧巴馬表示，即便到現在，美國政府也很難識別、訓及武裝足夠多的敘利亞世俗反對派：“他們的本事沒有大家希望的那麼大。”他還表示，“在伊拉克問題中，人口占少數的遜尼派感到不滿，在敘利亞問題中，人口占優的遜尼派感到不滿，基本上是從巴格達延伸到大馬士革……除非我們能提供一個滿足民眾訴求的方案，否則我們不可避免會遇到問題……遺憾的是，伊拉克的什葉派多數在一段時間內並沒有完全認識到這一點。他們現在開始認識到了。很不幸，我們如今還要面對 ‘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縮寫ISIL）。我認為，他們對普通的遜尼派並沒有多少吸引力。”但“他們在填補真空，而對於我們來說，問題不只是如何在軍事上對抗他們那麼簡單，還有如何回應在該地區占多數的遜尼派的訴求……目前，這一地區與全球經濟脫節。”

（打垮了薩達姆，現在冒出來的極端組織更麻煩，美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諸將們的智慧沒有預計到這樣的結果，現在該誰來吞下這個苦果？——蜜蜂）

伊朗是在發揮正面作用嗎？

“我認為伊朗人所做的是，”總統說，“終於認識到，從長遠來看，伊拉克什葉派的極端立場站不住腳。順便說一句，這對各個國家來說都是一個適用範圍更廣的教訓：你想要100%的勝利，贏者通吃，攬下所有戰利品。但這樣的政府早晚會崩潰。”

我曾經說過，突尼斯等狀況比較良好的國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績，是因為各派別擯棄了勝敗之爭。一旦做到這一點，就不需要外界的幫助。

“我們不能替別人做那些他們自己不願做的事情，”提到伊拉克的派系矛盾時，奧巴馬說。“我們的軍隊非常強大，如果把所有力量都投入進去，我們能暫時掩蓋住問題。但對於一個長期運轉的社會來說，民眾自身需要決定如何共處，如何照顧彼此的利益，如何妥協。涉及腐敗等問題時，民眾及領導人需要擔負起自己的責任，改變這樣的文化……我們可以幫助他們，與他們一起走過每一步。但我們不能代替他們。”

因此，我問道，能解釋一下利用武力保護ISIL (ISIS)和庫爾德斯坦難民的決定嗎？庫爾德斯坦自治區是伊拉克境內真正的世外桃源。

“庫爾德人利用了美軍在伊拉克的犧牲帶來的那段時間，”奧巴馬表示。“他們很好地利用了那段時間，庫爾德地區正在按照我們希望的方式正常運轉。該地區寬容地對待其他教派和宗教，我們希望其他地方也能如此。因此，我們的確認為確保這片土地得到保護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更大的層面上，我所表明的是，我不希望充當伊拉克的空軍力量。同樣，如果當地人民沒有承諾齊心協力，採取必要的政治手段，開始保護自己，對抗ISIL，我也不希望充當庫爾德的空軍力量。”

總統表示，“我們沒有在ISIL開始攻擊的時候對伊拉克各地展開空襲，因為這會消除努里·卡邁勒·馬利基(Nuri Kamal al-Maliki)總理的壓力。”他表示，這只會促使馬利基及其他什葉派教徒這麼想：“‘我們實際上不需要做出妥協。我們不需要做任何決定。我們不需要歷經一個艱難的過程來搞清楚我們過去做錯了什麼。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讓美國人再次幫助我們脫離困境。而我們可以一切照舊。’”

奧巴馬說，他想告訴伊拉克各個派別的是：“我們可以成為你們的夥伴，但是我們不是你們的救星。我們不會為了控制事態的發展而派大量美國軍隊回到伊拉克。你們必須向我們證明，你們願意且設法維持一個建立在和解基礎上的統一的伊拉克政府，且為此做好了準備。你們願意繼續打造一支對文官政府負責的、沒有教派傾向、能夠發揮作用的安全部隊。”

“擊退ISIL確實符合我們的戰略利益。我們不會容許他們通過敘利亞和伊拉克建立什麼哈里發王國，但是，只有確信我們的夥伴能夠填補這個空白，我們才能做到這一點。因此如果我們要幫助遜尼派部落，如果我們幫助地方的統治者和領袖，他們必須明白，他們是在爭取什麼。”否則，奧巴馬說，“我們可以讓他們[ISIL]在一段時間內消失，但我們的飛機一走，他們立刻就會捲土重來。”

（嘿嘿！這倒是美國政府的明智之舉，必須要接受美國幫助的人們明白自己的任務，美國不是保姆，如果全世界的娃娃吃喝拉撒的屁事都要去全力以赴，美國根本沒有那樣的力量。——蜜蜂。）

我問奧巴馬，是否擔心以色列的局勢。

“以色列過去幾十年的成就讓人驚訝，”他回答說。“從一片不毛之地建立起這樣一個充滿活力、成功、富裕和強大的國家，這證明了猶太人的聰明才智、巨大能量和遠見卓識。因為以色列在軍事上是如此強大，我並不擔心以色列的生存……我認為真正的問題是，以色列應該以怎樣的方式生存。如何建立一個保持其民主和文明傳統的以色列國。作為一個猶太國家，如何將以色列開國者的最佳價值觀反映出來。而且我一直認為，為了做到這一點，你必須找到一種與巴勒斯坦和平共處的方式……你必須認識到，他們有合法訴求，這也是他們的土地和居住地。”

在被問到是否應該更積極地推動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 胡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Palestinian Authority)主席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又名阿布·馬贊[Abu Mazen]）達成以土地換和平協議的問題時，奧巴馬說，這件事得看他們自己的意願。內塔尼亞胡總理的“支持率比我高多了”，而且“受到了加沙戰爭的極大提振，如果他不感受到一些內部壓力，他就很難做出一些非常艱難的讓步，包括開始轉移定居點。這件事很難辦到。對於阿布·馬贊來說，問題稍微有些不同。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在某些方面太強大，而阿布·馬贊在某些方面太軟弱，因此無法坐到一起，做出薩達特(Sadat)或貝京(Begin) 或拉賓(Rabin)願意做出的那種大膽的決定。它需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領導人把目光放得更長遠……對政治家來說，以長遠眼光看待事物是最難能可貴的。”（確實，以色列掌握足夠的武裝力量可以選擇保持現狀或者改變現狀，真正達到與巴勒斯坦人和平共處，是長遠利益，但是美國也不能越俎代庖，還是要以色列人自己去認識和解決問題——蜜蜂）

顯然，奧巴馬對伊拉克問題的很多觀點，源自於利比亞的動盪帶給他的教訓。北約(NATO)推翻穆阿邁爾·卡扎菲上校(Col.Muammar el-Qaddafi)，但卻沒有組織足夠的後續國際援助來幫助他們建立相關機制，這引發了利比亞的動盪。無論是在重返伊拉克還是插手敘利亞的問題上，奧巴馬總是在問自己：我是否在當地或國際上擁有合作夥伴，能夠讓我們所策劃的改變具備自我持續性？

（看看這樣講暴露了美國確實在全世界製造麻煩，嘿嘿！-----蜜蜂）

“我給你舉個例子，這件事讓我得到了教訓，而且至今仍在產生影響，”奧巴馬說。“那就是我們加入了在利比亞推翻卡扎菲的聯盟。我絕對相信這是正確之舉……如果我們沒有實施干預，利比亞可能就會變成今天的敘利亞……會有更多人死亡，更多動盪，更多破壞。但也要承認，我們和歐洲的合作夥伴低估了把事情做徹底的必要性。在卡扎菲下台後，所有人都感覺良好，所有人都舉着標語，上面寫着，‘謝謝你，美國。’而在當時，我們應當做的，是以積極得多的行動來重建那些沒有任何文明傳統的社會……因此，現在每當我思考‘我們是否應該軍事干預？我們對未來是否有一個解決方案？’的問題時，我都會想起這件事留給我的教訓。”

(奧巴馬總統的認識當然遠遠高於那些普通推動普世價值的人們，美國也不斷地為自己和盟友的錯誤決策交學費。——蜜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