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不知道

一

李大眼承鵬寫了一本書《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火得不得了。我想借火勢，讓自己的書火起來，於是，把李大眼沒挑明的意思說出來，叫：中國人民不知道。

世界人民都知道的，中國人民未必知道。例如，民主已是大勢所趨，普世價值乃是人心所向，但在擁有話語權的人看來，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中國要搞中國的特色。這種表述，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翻版，並無新意，可是，還是有相當的中國人，深信不疑。

回到歷史。

將今日中國之亂象，歸於歷史，無疑是一個最省事的辦法，也是對現實極不負責任的作法。但，當歷史一再重複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斷言：中國人對歷史的審視和反思，是不到位的，甚至是非常淺薄的。“知恥而後勇”，今日無勇，反證我們沒有認識到史上之恥。認識到了，就不會犯相同的錯誤，歷史就不會一再上演驚人相似的一幕。

所以，了解並認識我們的歷史與文化，不僅必要，而且重要。

二

中國人民不知道，長城是一個大而無當的“廢物”，不僅沒有起阻擋外敵的功能，反而，將整個國家的財力、物力以及活力消磨殆盡。對此，居於長城之外的滿族，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滿族入關之後，就再也不修長城了。可是，今天，中國人還把長城當作“奇蹟”供人瞻仰。凡有外國客人來，必拉着人家上長城，說：不到長城非好漢。而事實是，有了長城也扯淡。

中國人民不知道，大運河是另一個勞民傷財的“廢物”，對此，1598年來到中國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一眼就看穿了，他質疑到：“維持運河通航的費用——如一位數學家說——每年達到一百萬兩白銀，對歐洲人來說，似乎是非常奇怪的；他們從地圖上判斷，人們可以採取一條既近而花費又少的從海上到北京的路線”。

中國人民不知道，“四大發明”這種說法，有點懸。因為，“四大”中的兩大，我們根本不知道是誰發明的；但凡一項偉大的發明，在時間以及空間上，應該有相當的延續性和擴散性。就像絲綢，與其相關，桑樹種植、桑葉採集、桑蠶養殖、繅絲、染色、紡織是一個完整的產業鏈，“四大發明”中，只有造紙滿足這一條件。因此，“四大發明”的提法，未必合適。

有人會反駁我，專挑中國文化的毛病，專“滅自己人威風長他人志氣”。對此，我是有信心應對的。本書的文章，有一個特點，即：有學術風骨。所有文章，我堅持分兩步：第一，提出評價指標；第二，對照指標，再作評價。對長城、大運河如此，對四大發明，也一樣。對待中國文化的主流儒學，也同樣。各位有不同意見的人，可先反擊我的指標，再反擊我的評價。評價指標，就是一個靶子，一個黑白鮮明的靶子，一個供人射擊的靶子。有了這個靶子，正反雙方的PK，就有的放矢，而不是自言其說了。

為此，我的多數文章，略作修改，即可作為學術論文發表。但我沒那麼做，一是由於，中國之學術，已經沒有“學”，只剩下“術”了；二是，我希望我的思想，能有更廣泛的受眾。學術論文的面兒，畢竟窄了，可讀性也極差。

三

中國人民不知道，中國的封建社會，在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就徹底完結了。近代中國的“反封建”，其實是“捕風捉影”。之所以出現這種篡改歷史的兒戲，原因是，在歷史唯物主義者劃分的歷史進程中：封建主義是不可少的一環，是歐洲歷史進程的必然。但是，中國不是歐洲，中國的歷史也不是歐洲的歷史。但偏偏就有人不惜修正中國的歷史，以適應“普世”的理論。

封建主義是一種模塊化結構——地方自治，莊園主在對國王承擔軍事義務的前提下，在莊園內，他是擁有全權的。這種權威，賦予了莊園主一種局部革新的權力。為了保障其與其他莊園主的競爭優勢，他是有革新動力的。否則，其領地內的人民就可能用腳投票——溜之大吉。但是，在一個“大一統”的帝國里，地方官僚既沒有內在激勵，也沒有權力進行局部革新，帝國之停滯，也就不難理解了。

中國人民不知道，大，未必是好的。“大一統”，也未必好。苟如此，秦始皇的歷史貢獻，就要另行評價了。所以，當政者顯然不這麼認為，當政者沒有不希望天下一統的。連金庸小說里的黑道人物，也高呼一統江湖呢。可老百姓要是和當政者想得一樣，就是替人家操心了。或者，是無知。因為，人民的幸福並不與國家規模成正比。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基本上生活在小國裡面。

中國人民不知道，公平和效率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沒有公平，就沒有效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所以耗盡千辛萬苦，開疆拓土，是因為西班牙國王答應哥倫布作殖民地的總督，並且，對往來於新舊殖民地的貨物徵收稅款。鄭和之所以，把七下西洋當成了公款旅遊，是因為即使征服了殖民地，也沒有一寸土地是鄭和的。所以，何必呢！

中國人民不知道，“天人合一”，是一個假大空的口號。天，是永恆的；人，是易變的。一個永恆的，如何與一個易變的合在一起呢？再看，奉“天人合一”為指導思想的儒家，是如何對待動物、如何對待自然界的一切生物的，即可知“天人合一”之虛偽。儒學沒有眾生平等，沒有不殺生的概念，如此，能叫“天人合一”嗎？

四

中國人民不知道，中國教育的目的，在於把人分成賢愚兩類。然後，由賢管理愚。所以，教育和考試的目的，就是把“賢能”之士選拔出來。只要能把人分成兩類，手段是無關緊要的。唯一不可取的是抽籤——因為，抽籤意味着人人平等，這是西方的價值觀，和我們格格不入。因此，中國教育的根本問題，是有一個與普世價值不同的價值觀。這種教育，能弄好，簡直是痴人說夢。

中國人民不知道，孔子之“萬世師表”，是乾隆皇帝封賞的。換言之，千萬不要把孔夫子當成社會、當成大眾的老師，我們用不起——中國歷史上，有哪一樣皇家的東西，是老百姓可用的、用得起的。孔子受了皇恩，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他必須要踏踏實實地為皇家說話，而且，只說好話不說壞話。這是孔子的榮耀，也是儒家的榮耀。但卻是中國人的悲哀，中國文化的悲哀。

一個“教育家”，教出來的學生，沒有一個超過他的，你們願意把孩子讓他去教嗎？一個秀才，教過的孩子，超不過秀才；師範畢業的，教過的學生，超不過師範，你能說他是好老師嗎？但偏偏有這麼一位萬世師表，當代和後世，沒有一個學生能超過他，卻被稱為最偉大的教育家！

中國人民不知道，“尊重知識分子”是一個悖論——每一個人都要尊重，何來“尊重知識分子”之說。為了表示對“知識分子”特別的尊重，勢必要給他們一些特別的待遇吧。如此一來，豈不是對其他階層之歧視和冷落嗎？所以，這個口號純粹是忽悠，但是，它卻很流行，很有市場，很欺騙了知識分子和非知識分子的感情。如此不合邏輯的口號，居然大行其道，可見，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思辯能力之弱。為此，我寫了《我反對尊重知識分子》一文。我把拙文email給茅于軾先生，先生只回復一句話：對。

五

中國人民不知道，儒學縱有千般好萬般好，但有一樣最要命的不好，即：等級制。等級制將人分成高低貴賤不同的階層，高貴的人，過高級的生活——住宮殿、穿綢緞、吃鮑魚海參，等等；低級的人，過非人的生活——住破房子、穿布衣、吃粗茶淡飯。流毒至今，幹部以及特權階層，擁有數不清的房產、衣服、山珍海味，甚至數不清的“二奶”，老百姓卻為溫飽而奮鬥、而日夜操勞。

如果說，今日中國之官場腐敗、道德敗壞、民生艱苦和環境惡化，全是儒學造成的，大概言過其實，但是，如果說，和儒家的遺毒沒有瓜葛，則更是不可理喻，是缺乏對儒家文化足夠的認識和理解。如果說，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精華，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我寧肯把它當破鞋一樣，扔掉。

對待傳統文化，有一個人所盡知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原則，可是，在我看來，這是一句屁話。為什麼？因為，沒有確定原則。如果沒有原則，那麼，你認為是精華，我恰恰以為是糟粕；反之，亦然。

還有一種說法，即：在評價傳統的時候，不能用當代的標準，要用古人的尺度。這是又一句屁話——我們評價傳統，取捨傳統，究竟是為今人所用。今人所用，為什麼要用古人的標準呢？今人穿鞋，難道要用古人的尺碼嗎？所以，這又是一個極為愚蠢的說法，不值一駁，但是，受騙的群眾不在少數。要是以古評估的話，太監、小腳、下跪和萬歲，豈不千秋萬代不可終日了嗎？

王小波是一個被埋沒了的英雄，雖然有些人對他喜歡、念念不忘，可是，畢竟抵擋不住主流的有意淡化，我問過自己的學生，多數不知道王小波何許人也。然後，我就不厭其煩地告訴他們，王小波的書，要看。尤其是他的隨筆，實在是漢語文字的最高峰。他寫傳統、國學和儒家的，也有幾篇，不多，我覺得不是他不能寫得更多，而是他對儒學有一種徹底的輕蔑，但是，他永遠以自己的方式說話，他在一個故事裡，將儒學比喻為一塊口香糖，一塊被反覆咀嚼的口香糖。既然已經反覆咀嚼了，沒味兒了，怎麼辦？吐了唄。但不要隨地吐，以免壞了環境。

孝，是儒家倫理的第一要素。所有中國人被儒家迷惑，也在於儒家死死抓住“孝”道，不放手。這既是儒家的高明，也是中國人缺乏思考力的明證。事實上，“孝”是農耕時代的道德規範——小農生產，世居一地，孝子賢孫，都在老子可控制的範圍內。老子不行了，孩子們都聚在一起，伺候以及善後。即便如此，小家之“孝”，也是不可靠的。例如，鰥寡孤獨，怎麼辦？有兒孫，兒孫卻殘疾，怎麼辦？有兒孫，卻沒能力，怎麼辦？

所以，即便在小農生產方式下，儒家的“孝”，也是靠不住的。比較一下西方，就會發現，儒家之“孝”是“小孝”，是小範圍的。基督教的博愛，是打破小家的、基於教友之間的互助與養老，才是可靠的，才是“大孝”。今天中國的大都市，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今天中國，依然沿襲孔老夫子擬定的小家“孝”行，而事實上，這種模式已經將很多家庭拖累得精疲力盡。而且，這僅僅是開始，如果中國人固守所謂“孝道”，不走上社會化養老之路，看得見的未來，很多老人將孤苦無依。

六

中國人民不知道，中國歷史上的好東西，一直是被忽視的，至少是重視不夠的。這就是老子及其思想。和老子比起來，孔子只是小兒科。但是，老子倡導的“小國寡民”，當權者不喜歡；老子倡導的“隱逸避世”，當權者還是不喜歡——要是你們都跑到“世外桃源”玩兒去了，誰給皇帝繳稅納糧，誰給他們抬轎子捧臭腳啊。老子倡導的“無為”，更讓當權者打心眼裡不喜歡——“無為”，這不是讓最高統治者放權嗎？不是讓領導靠邊嗎？

所以，孔子的想法，簡單，招皇家待見；老子的思想，高深，上了一個新的台階，集權者不理解，也不知道如何操作，就被擱在一邊了。但令人欣慰的是，道德經的文本，沒丟，流傳至今。老子的思想，也就依然散發着經久不滅的光輝。“圖難乎其易也，為大乎其細也。天下之難作於易，天下之大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終能成其大。”一個志在偉大復興的大國，該時時記住老子的諄諄教導！

中國人民不知道，“兵家”之道，就是一個“詭”字。一個將兵家之道，奉為經典、奉為聖經的國家，如何奠定誠信實在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20世紀80年代以來，商場如戰場的說法、教說和實踐，甚囂塵上。還有人借日本人的光，說日本人都在用孫子兵法指導商戰呢！

商與戰，究竟有什麼本質不同呢？在《商戰十戒》一文中，本人借用博弈論的基本原則，說明：所有商業行為，都是重複博弈；即使在競爭對手之間，也是一樣。例如肯德基和麥當勞，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微軟和蘋果等等，不可計數。但是，戰爭行為，必是一次性博弈。所謂的“三十年戰爭”、英法百年大戰以及八年抗戰等，不是想重複博弈，而是誰也難以“一劍封喉”。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

一次博弈和重複博弈的行為模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商業行為，也不應該和戰爭行為，採取相同的行為模式。此所謂，各行其道。將商戰混為一談，再一次顯現中國人思維力薄弱。

七

為同一個主題，前後寫三篇文章，在我，也是第一次。在自然科學領域，“單位”是一個學科的基礎，如“度”是熱力學的基本單位，沒有“度”，就沒有熱力學。人類社會，何嘗不是一個“單位”不斷進化的過程。原始共產主義階段，單位是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單位是氏族；封建主義社會，單位是家庭和家族；資本主義社會，單位是個人。

由原始公社而個人，“單位”是逐步細分的，越來越精細。或言之，人類早期吃大鍋飯，越現代，鍋越小，終於，一人一碗吃份飯，誰也別想占誰的便宜。當然，這是西方。在中國，家、家庭、甚至家族，依然是經濟計量的最基本單位。在家裡，夫妻、父子、父女，是不算賬的；只有在兩家之間，才會斤斤計較。這就造成，在大家庭里，總有偷奸耍滑、不屑子孫不勞而獲，總有抽大煙、賭錢、胡吃海塞、嫖娼的敗家子橫行，為此，傅斯年先生說：家庭是中國最腐敗的組織。細想，其實不錯，哪一個組織能允許吃喝嫖賭的蛀蟲存在呢？沒有。但中國的家庭里，其人其事，罄竹難書。

因此，從社會組織上，比較中國和西方之差異，則中國是以家為單位的，西方包括日本，是以個人為單位的。中國社會要進步，必須由“家”而“個人”，計量單位更精細，否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就無從談起。

“家”是儒家、也是中國文化的最核心概念，離了家，中國人就像孔夫子一樣“惶惶如喪家之犬”了。可是，“家”也恰恰是“雙軌制”和中國社會一切不平等組織的根源。“家”，有親疏，而無是非；有尊卑，而無平等；有和睦，而無和諧；有權威，而無民主；有妥協，卻無真理。家內家外不一樣，親疏貴賤不一樣，如此手段，豈能由“小家”而“大家”，齊家治國呢？更別提天下！儒家的邏輯，講得通嗎？講不通，又如何行得通？

夢想復興儒家的學者們，能否別扯得太遠，先回答回答我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何如？

八

對中國人的道德“跳水”，中國人都失望了，不抱希望了。外國人反倒不這麼看，在《200年前，英國人對中國國民性之評價》一文，我引用了1892年隨馬格爾尼來中國的約翰.巴羅的一段話：

一個天性既不殘忍，也不陰鬱暴躁，而是和平、溫順和快樂的民族，其性格之中卻有這些令人不快的特點（注釋，就是上文所述：冷漠、自私、缺乏公德、不誠實），只能歸之於習俗的教化和無時不在的權威的脅迫。這一推斷可以由大批不同時期來到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現在印尼）、檳榔嶼，和其他我們東印度公司屬地的移民行為得到證明。在那些地方，他們的誠實跟他們的溫順和勤奮一樣出色。

......

“在那些地方，他們的發明創造的聰敏似乎也跟學習模仿的精確一樣出色。然而，在自己的國家裡，他們被認為只有在後一方面，才是出類拔萃的。

英國人雖然是我們的“世仇”，可是，約翰.巴羅的話還是很鼓舞人心的。就是說，200年前之道德滑坡，並不是中國人人性使然，而是專制制度的壓迫、虛偽的道德說教灌輸所致。

因此，只要沒有專制與強權，沒有違背人性的空洞的道德教條，民風淳樸、秩序井然、白髮垂髫、自得其樂的世外桃源，自然來臨。不要以為這是陶淵明式的空想，事實上，我去過的溫州治下、距離大陸三十海里、面積只有8平方公里的南麂島，就是現實版的桃花源——島民的房子，大門敞開着，全無大陸居民的高牆，以及“堅不可摧”的防盜門，若不是治安良好，無盜無賊，島民能一天到晚地“開門迎客”，唱空城計嗎？

南麂島給了我一個經驗——道德，是環境的產物；不同的環境，必然產生不同的道德。最懸殊的環境，乃大陸與島國。大陸是一個無限、開放市場，島嶼則相反，是有限和封閉市場。不同的市場結構，造成了交易次數之反差。在大陸，多是一次性博弈；在島國，則表現為重複博弈。顯然，一次性博弈與重複博弈的策略選擇，是迥然不同的。進而，大陸與島國，其道德準則也必然是迥異的。

由此，認定日本乃儒家文化圈一分子，日本人的道德準則，也是儒家那一套，是缺乏理論根基的。《道德的真相》一文，對道德之起源，進行了博弈分析。如果，該文的分析是紮實可靠的，結論是可信的，則，合乎邏輯的推論是，日本人的道德律，和中國不一樣，絕對不一樣。

對中國文化，還有一種論調：同化說。即，外族入侵之後的中國，文化不僅沒有衰微，反而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把外族同化了。元代的蒙古、清朝的滿族，都被同化沒了。也就是說，雖然我們在戰爭中失敗了，可在文化上，是勝利者。這種說法，極大地滿足了中國人的文化自豪感，很有市場，實際上幼稚可笑之極。

在我看來，“同化”乃奴化——蒙古族和滿族，和中原漢族相比，人數少得可憐；但作為一個統治集團，也夠了。以少數統治多數，而且是數量懸殊的多數，怎麼辦？從經濟的角度考慮，也要服從多數，接受多數的文化。接受了這種文化，就被奉為正宗，就可以高高在上、面南而治，何樂而不為呢？這種同化，沒有不成的，沒有不歡迎被同化的。

要是“同化”果真成立，為什麼滿族堅持“留頭不留髮”呢？自慰式的文化自豪，徒增笑料。

九

傅斯年先生說：“兩件事是一切問題的根本，是使我們所以為我們，他們所以為他們，使他們不能為我們，我們不能為他們的原動力。第一，是思想式的不同。第二，是人生觀念的不同。這兩件既然絕然不同，一切事項，都沒接近的機緣了。”

思想式，就是思維模式、思維方式之舊稱——吃西餐，不能使我們成為西方人；穿西裝，也不能；坐飛機上互聯網，玩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