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不是1985年福建高考文科单科状元　转贴　

亦明：我和方舟子分手、决裂的前前后后（四八）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xys/archives/315968.aspx

语文状元方舟子

   引言：

   知道方舟子而不知道方舟子是个语文状元，不是真知道方舟子；

   知道方舟子而不知道方舟子是个假冒状元，是真不知道方舟子。

   一、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伪状元

   1、 自己吹出来的状元

   在方舟子自我加冕的三顶桂冠——生物化学家、诗人、网民——中，并没有“语文状元”这一顶。

　但是，在方舟子所有的“光辉业绩”之中，他于1985年高考时获得的福建省语文单科第一名这个成绩，却是他最为骄傲的。

　这一点，任何对方舟子稍有了解的人都不能不知道。因为这段历史，这个辉煌业绩，不但如他自己承认的，“一有机会我总爱提一下此事”，实际上即使没有机会，他也要创造机会，来“显摆”一番。

　难怪有人会在报纸上这么说：“方最得意者，在于他是当年福建高考的语文状元。”(李方：《挑衅性指数：娱乐大众的真谛》，见2005年11月10日《南方周末》)。

　对于这个说法，方舟子当然不肯认账。看他咬牙切齿地如此反击说：

   “我对李方的主要印象，是在1999-2000年间他因为宣扬、支持‘史前超文明’和朱海军的‘面对面进化论’之类的伪科学，曾被我痛打过。据说之后他有所反省，不敢再妄谈科学，不过其信口开河的毛病却是改不了的了，改为妄谈别人了，比如说‘方最得意者，在于他是当年福建高考的语文状元’，俨然我肚子里的蛔虫。其实在我看来，能把文科妄人打得满地找牙，打得一起对我哭着喊着叫停，所感到的得意程度就大于小时候得了‘语文状元’。”(方舟子：《〈南方周末〉现在真是堕落了！》)。

   那么，李方是不是在信口开河呢？还是让事实来回答。

   早在1993年7月，方舟子就写文章告诉全世界说：

   “后来之所以以全省高考语文第一名的成绩，却去上没有文科系的理工学校中国科大，乃是因为知道诗歌创作可以业余玩玩，生物研究却必须有专业训练。”(方舟子：《我的理想》)。

   据方舟子自己说，他正式上网始于1993年8月。(见刘铮：《方是民（方舟子）博士采访录》，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Net/afustc_interview.txt)。

　也就是说，在上网之前一个月，方舟子就把这块“全省高考语文第一名”的牌子从箱子底翻了出来，擦拭干净，要寻找机会“提一下”。

　可以想象，方舟子在网下亮这块牌子的时间肯定要更早，甚至可能上推到1985年。

   方舟子狂晒自己的状元牌子，是在1999年以后。很可能当时无业一身轻，闲得无聊；也可能是急于打进中国的文史学界，需要一个身份证，于是在这年高考之际，方舟子推出了《1999年高考语文参考答案和分析》一文。当然，方舟子不会错过这个“显摆”的机会：

   “高考语文试卷登出后，有几位网友来函要我也登出标准答案。标准答案还未公布，我自己来写好了。我做为1985年福建省高考语文第一名，还是有资格来猜测出题者的用意，虽不中，亦不远。如果标准答案与我的不同，以我的为准，考生可以拿我的分析去跟老师辩论，呵呵。”

   在方舟子的语汇之中，“高考语文第一名”和“高考语文状元”这两个称呼是可以互通的。他有时甚至径直称呼自己是“语文状元”或者“状元”。比如，在1999年8月登出的《“法/轮/功问题”读者来信选登（二十三）》的“编者按”中，方舟子说：

   “前一阵‘法/轮’和‘民/运’渣滓集中揭露何祚庥的真面目，现在又变成了揭露方舟子的真面目，连‘高考语文状元’都成了谎言，大约自己说惯了谎，也认为别人都是跟他们一样的货色。”(见：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religion/falun-letter23.txt)。

   1999年11月，方舟子应《书屋》的约请，作了一篇“命题作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提起高考语文，就像谈起旧日恋人，内心不由就涌起一股柔情。各门高考科目中，只有语文这一门考的是技能，跟教材没有关系，所以也就不用特地去准备（准备了也没用），既不必像数理化那样做大量的练习题，也不必像政治、英语、生物那样死记硬背，在我完全是置之度外，只要到时候去考试就行了。结果还顺手考了一个全省第一，俗称状元。状元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所以一有机会我总爱提一下此事让我的祖宗风光风光，这回摆显起来更是名正言顺。做完了今年的高考语文题，跟标准答案对了一下，发现只错了三道，这把宝刀过了十四年，还是一点没老。看来如果再去参加高考，再拿个语文状元还是可能的。对别的科目我就绝不敢夸这样的海口。”(方舟子：《不动声色的变迁——从〈心中有话向党说〉到〈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见《新语丝》月刊1999年第11期；《书屋》1999年第6期)。

   2000年8月，方舟子在接受科大校友会的电话采访时说：

   “我在中学时就很喜欢文学，高考是福建的语文单科第一名。”

   “中学时因为文科各科都很好，老师们劝我考文科，认为我可以考文科状元。考理科状元就难多了，高手太多。”(刘铮：《方是民（方舟子）博士采访录》)。

   2001年7月24日《世界日报》洛杉矶版发表文章，题目是《方舟子“新语丝”网站敢说敢言》，其中这样介绍方舟子：

   “他自幼品学兼优，考大学时考出了全省语文单科成绩第一名。但这位‘文科状元’偏偏走进了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门，一脚踏入生物细胞学的领域。”

   2003年6月4日，《天津日报•假日100天》发表《13名人畅想高考未来》，对方舟子的介绍是：“方舟子：1985年参加高考，是福建省语文状元。”而方舟子在“畅想高考未来”时说：

   “我是在1985年参加的高考，平时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也善于考试，准备高考时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压力，反而因为只做复习、不必学新课程而觉得更轻松些。最后是以高分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我虽然学的是理科，文科课程也不坏，高考时得了全省语文第一名。”

   2005年1月24日，《时代人物周报》发表陈黎的文章：《方舟子 从诗人到战士》。其中说：

   “他在高中時文科的成績實際上更好一些。他說文科根本沒人能和他比，於是語文老師建議他讀文科，說拿個高考第一絕對沒問題。但他堅持要去讀理科，因為文科可以自學。他說：‘我從小就對生物很感興趣，我是生物興趣小組組長，採集了很多標本，植物、蝴蝶標本，其他人讀生物是因為生物熱門，我是惟一對生物特別感興趣的。我總成績不錯，語文拿了全省第一，是語文單科狀元，也算是報答我的語文老師了。’”

   2008年11月25日，《晶报》发表署名王恒嘉的文章，《方舟子：网络时代的“伪科学狙击手”》，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高考临近，因为方舟子各种文科成绩优异，有冲击‘状元’的可能，有老师极力劝说他报考文科，但方舟子最终还是选择报考理科进入生物系，因为他觉得文学之类的东西，完全可以自学，而生物等科学一定是需要试验室，需要人指导的。理科考生方舟子当年的语文单科成绩是全省第一。”

   根据上面这九条时间跨度长达15年之久的自吹自擂，说“方最得意者，在于他是当年福建高考的语文状元”这样的话，还需要成为方舟子肚子里的蛔虫、还需要“信口开河”吗？

   “高考第一名”——一般指文科或者理科总分的第一名——固然被时下的媒体炒作为“状元”。但是，稍微有点儿历史知识、稍微有点儿自知之明、稍微有点儿涵养的人，都不会根据自己在高考时得到过第一名的成绩，就说自己是状元。实际上，即使是没有一丁点儿历史知识、没有一丁点儿自知之明、没有一丁点儿涵养的人，也不太可能二十几年如一日地向世人“得瑟”这个经历。这是因为，在大学毕业二十多年之后，对于成功人士来说，那个“第一名”早已显得微不足道；而对于那些不那么成功的人士来说，提及这个经历，只会招来旁人异样的目光：“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就是说你吧？有谁原意给这句话当活例证呢？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心理作用，“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在作《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时，只能够找到“1977-1998年全国各省市的高考状元近400人，约占1977-1998年我国各省市高考状元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其中能调查到职业发展状况的高考状元约150人，约占1977-1998年我国各省市高考状元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们据此得出结论说：“大部分高考状元从产生到大学毕业，都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与现今高考状元‘高曝光率’大不相同，我国早期的高考状元诞生和毕业后‘能见度’偏低。”

   而恰恰是这个连“全国各省市的高考状元榜”都没有上去的“方状元”，却极力要自我“曝光”，要增大“能见度”。由于他的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自我宣传，方舟子成了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不，是全世界的华人圈中——最最著名的“状元”。

   2、 彻头彻尾的伪状元

   应该承认，假如方舟子真的是状元的话，则无论他再怎么浅薄地、不顾世人耻笑地显摆自己，别人也拿他无可奈何——现在的潦倒确实无法抹去过去的辉煌。但事实是，方舟子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假状元。

   (1) 真状元

   根据《辞源》，“状元”一词始于唐代。当时的举子到京城应试，须要先投“名状”，因此登上进士科的第一名被称为“状元”。“元”者，首也，头也，第一也。到了宋朝，“状元”之名得到官方的确认，专门用来称呼科举“殿试”(又称“廷试”)考得第一名之人。

   显然，殿试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参加的。不论哪朝哪代，想要参加殿试，都要经过多层次的选拔和考试。仅以明、清为例，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据《明史•选举志》：

   “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式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分一、二、三甲以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而士大夫又通以乡试第一为解元，会试第一为会元，二、三甲第一为传胪云。”

   也就是说，在当时，全国每三年才出一名状元。而通往状元之路，首先就要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但是，要参加乡试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明史•选举志》说：“科举必由学校。”参加乡试的考生，或者需要通过各类学校(国子监及府、州、县学)的“岁考”，或者通过乡试之前举行的“科考”。也就是说，想要考上状元，乡试是必过的门槛儿，即使是国子监的学生(俗称“太学生”，其地位远高于今天的大学生)，也要参加乡试。乡试在各省举行，考中的，成为举人。有了举人的身份，就算有了“功名”，也就有了做官的资格，尽管不一定会被授职。而举人中的第一名，俗称“解元”。明朝著名的解元有唐寅和解缙；清代著名的举人有戴震、梁启超和林纾。

   考上举人有多难？首先看每科登榜的人数。明、清两朝，每科乡试产生的举人人数，各省均有名额限制。根据《明史•选举志》，明正统年间，“南北直隶定以百名，江西六十五名，他省又自五而杀，至云南二十名为最少。”根据《清史稿•选举志》，清初顺治年间，

   “顺天、江南皆百六十馀名，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皆逾百名，河南、山东、广东、四川、山西、陕西、广西、云南自九十馀名递杀，至贵州四十名为最少。”

   也就是说，在明、清两朝，每三年考中乡试的举人，大省不过百余名，小省仅有几十名，全国才不过几百人、千余人左右。而“解元”，全国不过十余名，平均每年只有几名而已。(中进士的人数，在明朝，最多472人，最少只有32人，一般在二、三百人左右。在清朝，人数最多一科是雍正庚戌年，为406人，最少一科为乾隆己酉，为96名。(资料同上)。

   次看乡试考生中榜的机率。清顺治二年，各直省每中举人一名，许送应试生员三十名。康熙二十九年，江南、浙江每中举人一名，许送应试生员六十名，则中榜率低于2%。康熙三十年，应试生员人生是中举之人的百倍。乾隆九年，直隶、江南、江西等大省，比例为1比80；山东、山西等中省，比例为1比60；广西、云南等小省，比例为1比50。(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62页)。而在乾隆年间，福建的大县应试童生可达万人，中县五六千人，小县也达数百人。(见《福建省志•大事记》，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88页)。

   光绪二十四年，梁启超在公车上书中这样描述当时的科举状况：

   “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十人为进士;复于数百进士,而拔数十人入翰林。”(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见《梁启超全集》162页)。

   大致说来，在清末，百分之一左右的童生能够成为生员，百分之一、二的生员能够考成为举人，大约百分之十的举人能够成为进士。换句话说，在读书人中，成为举人的可能在万分之一，成为进士的可能大约为十万分之一，成为状元的可能低于千万分之一。

   唐朝诗人孟郊在四十六岁时中进士，作诗曰：“当年龌龊不足夸，而今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而状元及第之后，那更是功德圆满了。北宋进士尹洙曾这样说：

   “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也不可及也。”（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一般来说，殿试高中状元之后，紧接着就是皇帝赐宴、吏部授官，从此飞黄腾达，指日可待。据明人朱希召著《宋历科状元录》，两宋共有状元118人，其中“大拜者十人”、“执政者十五人”、“封侯者一人”、“任节度使者二人”、“任尚书者十四人”、“任侍郎者九人”。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吕蒙正中状元后，“授将作监丞通判升州，入仕五年擢知制诰，由翰林学士参知大政，仅七年耳。及拜相才十二年。”在明代，“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明史•选举志》)。清同明例。在明朝90个状元中，有17名状元入内阁。在清朝114个状元中，出了军机大臣2人、大学士11人、协办大学士8人、内阁学士34人、尚书21人、侍郎37人。(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59页)。

   也就是说，真状元大多是国家的栋梁。

   (2) “高考状元”

   据《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的定义，“高考状元”是“各省市高考第一名和高考成绩的最高分得主”。按照全国有30个省市自治区计算，每年高考，至少会产生文科和理科“状元”各三十名。按照这个比例，从1977年至今，全国的高考状元总数至少1980人，而实际人数要远远超过理论人数(2003年，全国产生39名理科状元，31名文科状元；福建省在1985年产生了四个高考状元，除了文、理科之外，还有外语和体育两科。)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每年的“高考状元”产量，大致相当于明、清时代二百年科举状元的产量；目前在世的高考状元，比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历史上产生的真状元总数(大约六百人)的三倍还多。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高考状元。1985年，全国有176万考生，福建有7万考生，分别产生了60个(只计算文、理科总分第一名，并且假设没有并列第一)和4个状元。这相当于全国不到三万考生出一个状元，福建不到两万考生出一个状元。

   也就是说，无论怎么看，如今的高考都与过去的乡试相似：考试由各省主持，名次在省内产生，考试第一名产生的机率与乡试相似。因此，所谓的“高考状元”，至多相当于科举时代的“乡试第一名”——解元。

   除了在考试的形式上距离悬殊之外，高考状元与科举状元还有差别吗？当然有。实际上，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这两样状元在考中之后所受到的待遇，就能够看出区别。前面提到，科举状元及第之后直接授官，以后仕途坦荡。而“高考状元”及第之后的待遇，则是还要继续接受十年左右的教育，才算熬到了学历的顶端。在此之后，这些过气状元又面临着找工作的问题。据中国校友会网最近公布的《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1977-1998年以来“能调查到职业发展状况的高考状元”中：

   “大部分高考状元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与社会期望相差甚远，他们当中大多数没能成为各行业的‘顶尖人才’，状元职业发展较少‘出类拔萃’，在目前我国主流行业的‘职场状元群体’中难觅高考状元的‘身影’。”(见：http://www.cuaa.net)。

   高考状元和科举状元能比吗？其实，让高考状元与科举举人相比，更能说明问题。看看《儒林外史》第三回中描写的举人中举前后的变化：

   范进进学考试(所谓考秀才)之时：

   “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童生。周学道坐在堂上，见那些童生纷纷进来，也有小的，也有老的，仪表端正的，獐头鼠目的，衣冠齐楚的，蓝缕破烂的。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周学道……问那童生道：‘你就是范进？’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学道道：‘你考过多少回数了？’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

   范进考中秀才之后：

   “范进进学回家，母亲、妻子俱各欢喜。正待烧锅做饭，只见他丈人胡屠户，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走了进来。范进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户道：‘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

   范进赴乡试：

   “不觉到了六月尽间，这些同案的人约范进去乡试。范进因没有盘费，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一顿夹七夹八，骂的范进摸门不着。辞了丈人回来，自心里想：‘宗师说我火候已到，自古无场外的举人，如不进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因向几个同案商议，瞒着丈人到城里乡试。出了场即便回家，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

   范进中举：

   “到出榜那日，家里没有早饭米。母亲吩咐范进道：‘我有一只生蛋的母鸡，你快拿集上去卖了，买几升米来，煮餐粥吃。我已是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了。’……报录人见了道：‘好了，新贵人回来了！’正要拥着他说话。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

   范进中举之后：

   “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家又来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

   高考状元“及第”前后的变化，能比得上举人吗？

   (3) “方状元”

   前面提到，所谓“高考状元”，大多是指各省市级考区中获得文、理科总分第一名的考生。《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的调查对象，就是这些人。查1985年8月2日《福建日报》，当年福建省高考实际上产生了四个总分第一名：

   理科第一名：闽清一中黄贤华和(620分)

   文科第一名：福州五中姚林 (563分)

   外语第一名：厦门二中张琦 (545分)

   体育第一名：三明一中方励红 (522分)

   这四科的前三名中，均没有方是民的名字。也就是说，方舟子不但不是什么“高考状元”，他连“高考榜眼”、“高考探花”都不是。

   除了“总分第一名”之外，福建省当年高考还产生了20个“单科第一名”，名单如下：

   文科数学：闽清一中黄莲琴、莆田一中汤学伟、明溪一中王守华 (均获满分120分)

   理科数学：泉州一中蒋春林、闽清一中朱丽敏(均获119分)

   外语：莆田六中李甄、林纪忠、李伯雄、平和一中应永泉、永安一中林月琴、黄海聂、大田一中吴文华、福州四中苏欲晓(均获满分100分)

   物理：福州高级中学黄友忠、宁化一中陈清华、三明一中钟继军、林国明(均获满分100分)

   化学：惠安一中王加彬(99分)

   语文：闽清一中黄贤华、云霄一中方是民 (均获97分)

   (《福建日报》1985年8月2日第一版)

   也就是说，方舟子仅仅获得了六门考试(当年理科考生参加六门课程的考试：数、理、化、语文、外语、生物。生物满分50分)中一门的第一名，却也要冒充状元，真是可笑之至。其实，他要是真的识点儿好歹、羞耻之心尚未泯灭，他大可以借着别人的嘴、借着媒体的嘴来帮他吹嘘。可他却急不可耐地赤膊上阵，自称状元，可见他对这个头衔是如何的垂涎欲滴、望眼欲穿。

　如果按照方舟子的说法，这些“单科第一名”就是俗称的状元的话，则福建省一年就产生了大大小小24个“状元”，相当于明、清时代全国半个世纪的状元产量。

   如果我们仔细检查一下这个“1985年福建省高考状元榜”，我们就会发现，方舟子的那个“状元”奖牌可能是所有24块奖牌中含金量最低的：不仅他的分数在所有状元中最低(当年语文满分120分)，而且，与他并列第一的黄贤华还是理科总分冠军。众所周知，全能冠军的强项在于“全”，而单项一般都不十分出色。所以，黄状元能够与方舟子并列第一，说明“方状元”的含金量大致相当于“黄状元”的六分之一。

   再者说，在某个项目上产生并列第一名，并不是真的多出了一个第一名的位置，而是把原来的那个位置一分两半了。因此，方舟子的那个“语文第一”，实际上是“半个语文第一”。而方舟子却刻意宣传自己是什么第一、状元，从来不提及那个与他同坐一把交椅的黄状元，其实质就是在抢夺另一半不属于自己的荣誉。方舟子对名望之贪婪，由此可见一斑。

   【2002年7月，方舟子的马甲“边秋一雁声”在“新语丝读书论坛”上放风说，方舟子除了是语文状元之外，“生物也是全省单科状元。福建日报上登的，85年。”(见：http://xyser.org/bbs/read.php?forum=0&id=116068)。事实是，1985年8月2日的《福建日报》根本就没有提及生物科的成绩。福建省当年考生七万多人，按其中三分之二是理科考生计算，则有四、五万人分布在生物科的五十个分数点上。因此，即使方马甲所说是真，他也肯定没有说出全部的真实：获得“生物全省单科状元”荣誉称号的，绝不会只有方舟子一个人。】

   除了分数最低、并且与人平分第一之外，方舟子这个“语文并列第一”还有相当大的水分。原来，根据1985年8月2日《福建日报》，在1985年，福建省“十七所省属重点中学免试保送了一百三十名学习尖子进全国重点大学”。假如这“一百三十名学习尖子”也参加了当年福建的高考的话，他们会不会把方舟子从这个“状元榜”上挤下去？当然，这个问题永远也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是，这个疑问也同样的永远都不会消失。中国有句民谚：“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竹林七贤之一阮籍曾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晋书•阮籍传》)。

   那么，“单科状元”(我们暂且将之命名为“方状元”)与“高考状元”在含金量上到底有多大的差距？我们不妨以美国的“高考”为例来做一番分析。在美国，与中国高考相似的考试是SAT。在2005年以前，SAT包括两部分，阅读和数学，每部分800分；2005年以后增加写作，总分变为2400分。总之，参加SAT的考生，每次考试只有一次获得总分满分的机会，但却有三次获得单项满分的机会。2008年度，有大约152万人次参加了SAT考试，其中9501人获得数学单项满分；7861人获得阅读满分；5358人获得写作满分。这些人(22720人次)之中，三项都获得满分的只有294人。(见：http://professionals.collegeboard.com/data-reports-research/sat/data-tables)。也就是说，获得单项满分的人次数是三项满分人数的77倍。不需要高深的统计学解释，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单项考试中获得好成绩的机率要远大于多项考试。实际上，这也是“并列总分第一”的机率很小、而“并列单科第一”的机率很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横向比较，我们还可以做一个纵向比较。前面提到，高考状元大致相当于科举时代的解元。那么，方舟子的那个“语文单科第一名”能不能换算成“六分之一解元”呢？恐怕不能。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现今的高考，只有语文一科与科举考试的内容相近，但是，二者在程度上却决然不同。高考语文所测试的内容，基本上属于古代文化中的“小学”范畴，即文字、训诂、阅读、理解。而这些内容，都不在科举三级考试范围之内。据明朝科举定式，乡试共考三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明史•选举志》)。清朝依明朝旧制。显然，让今天的语文高考第一名参加科举时代的乡试，就象是让今天的初中生参加高考一样。

   也就是说，方舟子的那个“福建省高考语文并列第一”，不但连“真状元”的边儿都沾不上，而且连“高考状元”的边儿都沾不上。可是，有谁听说过哪个“高考状元”像方舟子那样自我吹嘘吗？有哪位“高考状元”在四十多岁时，还对自己十八岁时的考试成绩津津乐道吗？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不要说诞生于1985年的“方状元”们早已销声匿迹，就是那些“真高考状元”，福建省的4位、全国的60多位、美国的上千位，也几乎全部都隐名埋姓、躲出了“人们的视野”。可是，只有“方状元”舟子本人，还整日价披着自己买来的状元袍、戴着自己缝制的状元帽，装疯卖傻地“春风得意牛车慢，廿年尚在长安转。”恰似当年的范进中举，丢尽了天下读书人的脸面。

   实际上，除了方舟子自己以及少数昧着良心吹捧他的媒体之外，并没有谁把这个“高考语文并列第一名”当作“语文状元”，连方舟子的老家都没人拿它当回事儿。查《福建省志•大事记》，其中记载有“福建省第一位进士”、“泉州第一位进士”、“福建第一个状元”、“一县同科两状元”、“明朝福建第一位状元”，可就是没有方舟子在1985年荣中“语文状元”的片言只语。再查《云霄县志》。在 “大事记”中，有“万岁通天元年(696年)陈元光之子陈珦中丙申王维榜进士，为建州后第一个进士”、“元和十三年(818年)就读于火田梁山书院(堂)的潘存实考中进士，官至户部侍郎”的记载，在1985年下有“台风暴雨”、“城关西市场动工兴建”、“中央歌舞团首次来云霄县影剧院演出2天”这样的记载，但就是没有记下方舟子荣中状元这件事。不仅如此，这部县志在末尾还附有很多“名表”，如“文科进士名表”、“文科举人名表”，甚至还有“贡生名表”，可就是没有“状元名表”。不错，“方是民”确实在《云霄县志》中露过一次脸，但那不过是他与另外13人并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博士名表”之中。(见：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3062&index=2251&。该表截止至1996年)。(除了这个名表之外，《云霄县志》还列有“民国时期云霄籍留学生、博士名表”、“清末云霄籍全闽师范学堂毕业生名表”、“民国时期云霄籍大专生名表”、“民国时期云霄籍中央军校学生名表”。)

   也就是说，方舟子的老家根本就没有拿方舟子当“状元”。所以说，方舟子几十年如一日的“一有机会我总爱提一下此事让我的祖宗风光风光”，不但没有给自己的祖宗脸上增加一点儿光彩，反倒让祖宗蒙羞含垢——云霄方氏出了一位世界上最著名的伪状元。

　其实，方舟子之所以“总爱提一下此事”，根本就不是要“让我的祖宗风光风光”，而是要“让我自己风光风光”。当然，他觉得“风光”的事，在别人眼中不过是不知羞耻的、可笑的卖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