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認大饑荒說明了什麼？

     余不潔

大躍進時期產生的大饑荒無疑是一場人禍，它和自然環境、水文氣象的相關性很弱，從已公開的歷史材料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相鄰的兩個自然條件相似的區域或者村莊，一個餓死了眾多百姓，而另一個地方的百姓幾乎全都保全了下來，原因就在於兩個地方的主事者的不同。有時甚至出現和自然條件相反的情況，往往越是天下糧倉、魚米之鄉餓死的百姓反而越多，而一些自然條件相對較差的地區的災難卻輕。而這種情況，單單依靠統計資料很難分析清楚。

對於這場亙古未見的大災難，關於它產生的原因、具體規模以及後果進行研究，當然是當代歷史學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由於官方至今限制已經過去五十多年的原始檔案開放，無疑給研究工作帶來了巨大的困難。為了還原歷史，國內很多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並得出了一些差異巨大的數字：大饑荒中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約在1700萬（西安交大 蔣正華）到 4020萬（上海大學 金輝）之間。毫無疑問，除了某些基於政治風向的投機性“研究”外，任何一項通過嚴肅的研究得出的結論都值得尊重。

由於沒有獨立的統計機構，各級當權者為了私利偽造和修改統計數據，比如工農業的產品數量，當年大躍進以及文革期間公布的統計數字事實證明很多都是虛假不實的，有些數字今天看來都已經成為荒誕不經的笑料。但在當時，都是經過相關部門正式發布的。顯然，越是關繫到當權者地位和名譽的統計數字，越有可能造偽。所以，當年的統計資料的真實性和準確性，特別是涉及到人口大規模死亡問題的統計資料尤其值得仔細斟酌。比較而言，一些親歷者和知情者在晚年擺脫了利益的羈絆，無論是基於當年正直、善良的初衷，還是為了能讓自己在以後內心不再受煎熬，往往吐露實情。在官方沒有徹底公開相關檔案之前，這些知情人的回憶錄所提供的資料的重要性是其他資料無法比擬的，也是任何研究結果都無法替代的。

這其中，廖伯康的回憶錄披露了四川省人口減少近千萬的事實；原安徽副省長張愷帆的回憶錄告訴世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實際死亡人數是548萬，除去正常死亡數、逃亡及失蹤數等，安徽餓死約500萬人；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撰文披露信陽地區共餓死105萬百姓。對於這些數字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在沒有更直接的原始材料公布之前，任何否定性的結論都是無法令人信服的。無視上述史料、毫無道理的否定親歷者提供的數字，只能讓人們懷疑其研究的動機和價值。

著名經濟學家千家駒（1909年10月11日-2002年9月3日）在其晚年親自編寫的年譜中，披露高層對大饑荒（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餓死人數曾經內部做過三次統計：“六三年四月統計為一千二百萬人，六四年統計為一千七百七十萬人，六五年第三次統計為二千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人”。由此可見，即便高層在進行統計時也不是一帆風順的。統計了三次，每兩次之間都相差五百多萬！而第三次統計的數據距離真實情況恐怕還相差很遠。

此外，通過一些親歷者的回憶錄我們還可以比對和檢驗某些公開發表的數字。在大躍進期間，總後勤部主任邱會作受周恩來的委託去一些地方考察災情。邱會作在回憶錄中列舉了自己親眼見到的三個例子，其中第一個例子是1960年廣西橫縣：“躺在床上的縣委書記見到邱會作時，伸出了四個手指頭，意思是已經四天沒有吃飯了。因為要保住該縣‘衛星縣’的榮譽，地委不准縣委上報災情。”一個縣委書記都四天沒有飯吃，餓得無法起床，當地百姓的情況可想而知。對此，橫縣誌記載如下：一九六○年“春夏間……因缺糧餓死一千四百人（一九八九年版《橫縣誌》第十六頁）。查當地縣誌，當年該縣人口533154，其中農業人口 475006。發生這樣嚴重的災難，一個五十多萬人的縣，只有一千四百人餓死，那麼，在邱會作的回憶錄和橫縣誌兩個文本當中，該讓人相信哪一個？

至於某些責任者例如曾希聖、路憲文以及李井泉等人在內部會議上的檢查，儘管有人當時痛哭流涕，承認了部分事實，但是，在死亡人數這個最關鍵的問題上，都還是在儘量掩蓋和迴避，因此，他們提供的數字往往有折扣和埋伏，並不可輕信。比如曾希聖在檢查中說：“七月石關會議（指1961年7月在岳西縣石關召開的中共安徽省委擴大會議），各地匯報1960年的死人數字是二百二十一萬八千二百八十人，（在這裡，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撰文點出要害：曾希聖不說非正常死人，而是籠統地說死人，死人有正常和非正常之分，石關會議各地匯報的是非正常死人數字）但是我沒有接受他們的意見，提了一些疑問……結果把原匯報的數字縮小為一百一十七萬多人”；而信陽事件的禍首之一“路憲文對待其所犯錯誤和罪惡的態度是不夠老實的，信陽地區死人問題，先後經中央、省委八次檢查，仍未徹底地檢查（摘自《關於路憲文在“信陽事件”中所犯罪惡的處分決定（草稿）中共信陽地委》）”吳芝圃在61年檢討道：“估計從1959年10月到 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百萬以上，單是信陽地區就占1百多萬。”實際上，就在承認“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的同時，吳芝圃還在對死亡數字進行遮掩和搪塞，因為他僅僅提到1959年10月到 1960年11月這一段的情況。河南百姓因飢餓死亡的真實數字可能要大大超過此數，因為至遲在1959年初春河南便已經出現百姓的大規模死亡，也有資料記載，早在1958年11月河南就已經開始大量餓死百姓了。

李井泉秘書陳振寰的口述資料提供了當時關於從四川大規模外調糧食的內幕，告訴世人，四川大量餓死百姓中央是知情的，並且要承擔責任。但是，他為李井泉的辯護卻是令人無法接受的。他說：“李井泉調糧的錯誤，就是服從了中央的命令，你能說他是錯誤嗎？有錯誤，前期對情況了解不夠，調糧調的多了些，後期，這個責任不能歸結到李井泉一個人。從全局來講，他是有功勞的。在調糧這個問題上，李井泉不是錯誤，而是對中央有功的。有人說他是罪，我說不是罪，而是他的功。照顧了全局，犧牲了局部。”那麼，既然是中央的命令，為什麼還一再向中央隱瞞死亡人數，為什麼中央還要經過再三調查才能獲得真實數據。更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是由於執行中央的命令才造成這樣空前的災難，為何還去打擊迫害向中央匯報真相的下級幹部？明明知道自己治下的百姓已經在成百萬地餓死，卻以維護什麼大局而狠心不顧，在這裡不僅讓人看不到黨性，更看不到他們的人性。這樣做居然還有功勞，聽起來實在是令人髮指。這樣的說法，不僅是對人民的背叛，也是對當年他們自己“革命”初衷的背叛，不客氣地講，就是在封建王朝，這樣的封疆大吏也會被歸為逢君之惡、助紂為虐的奸佞。

考慮到中央集權和上下各地同構的現實，可以推斷四川、安徽、河南的情況在全國範圍內是普遍存在的，區別不過是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底）鄧小平從四川視察回來路過信陽，把信陽地委檔案調出來看了一下，說各地都是這個調子、做法，信陽沒什麼特殊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 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害死信陽百萬百姓的路憲文的這個記述，儘管有為自己辯護的意味，但也並不違背當時的真實情況。

信陽事件可謂是大躍進中最典型的事例，其中所暴露出的各級幹部的權欲薰心、殘忍、冷血令人髮指。看看當年信陽百姓的老公祖王達夫（地委專員）的親述吧：“由於餓死、打死人的地區廣、時間長、程度嚴重，不少公社、大隊村莊，死亡人數占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比例；特別是許多村莊和許多戶，成莊成戶的死絕，致使死人無人埋、人食人現象的發生，造成老者無兒女，壯者無夫婦，幼者無父母（王達夫 我在“信陽事件中”所犯的嚴重錯誤檢討）”。對於這場災難，毛澤東認為它是“階級鬥爭的最激烈的表現”，是“階級敵人篡奪領導權，對勞動人民進行殘酷的階級報復”。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則把這場災難定義為人禍，無疑是“實至名歸”。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有人反而把這樣的災難視為探索建設社會主義，姑且先置馬克思於不顧，那毛澤東會答應嗎？實在無法明白，這樣的說法到底是想為社會主義貼金還是在抹黑社會主義？

數以百萬計的百姓在大量餓死，對於高層並不是什麼秘密，一個無法辯駁事實的是，面對全國範圍內的大饑荒，高層不僅公開否認並且拒絕了國際上的援助，同時，還在繼續大規模出口糧食以及支援世界革命。對於這樣一場持續三年、甚至四年的慘絕人寰的災難，用“探索”這樣荒唐的字眼來搪塞是否過於輕浮了。毫無疑問，數千萬百姓被餓死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但是，不能因為它涉及政治問題，便可以曲學阿世。從“三年自然災害”到“三年困難時期”，從 “浮腫病”到“營養性死亡”，半個多世紀了，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難道精英們還沒有學會講一句能讓老百姓聽得懂的人話？

不管這世道還存在着什麼樣的迷局，百姓們畢竟開始聰明了。人們明白，無論為了什麼樣的崇高目標，也不可以為所欲為、置數千萬百姓的性命於不顧。不要說什麼“大局”，就算是天堂降臨，在數千萬國人的屍骨面前也會黯然失色。不過，從“大局”到“探索”，到否認事實的存在，儘管顯示有些人依然還很冷血、很無恥，然而這似乎還是一個進步，這畢竟顯示一些人知道餓死數千萬百姓不是一件可以輕易忽悠過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