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亚洲研究所 所长, 庆熙大学 副教授

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对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说，学习历史、编汇历史、从阅读历史中提升道德修养是最重要的活动。对历史重要性的深思熟虑和对历史提供的统治先例的探索则被视为维持善治、作忠诚臣民的关键。在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们都需要对历史有深刻的理解，并且能够认识到历史对现今的指导作用。孔子和孟子等伟人都宣称，一丝不苟地探寻准确的史实对圣人君子来说至关重要，并且只有那些真正懂得历史、以史为鉴的统治者才能避免暴政。

史学家司马迁是中国系统性编写历史传记的鼻祖。他深信历史对未来的重要性，以至于他选择了承受如此沉重的羞辱，仅仅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令人信服的历史原貌。他接受了宫刑，然后忍辱负重地活了下去，只为了能够准确的记录下当时的历史。

传统地说，中华帝国通常都建立在对历史的极度重视上，及其对历史准确的编汇和传承。每个朝代都会下很大的努力去搜集编译那些有关统治管理方式和人口调查的信息，以便在未来必要时候汇编成精确的史料，大概都会被下一个朝代所借鉴。对一朝历史的准确记录一般由后人撰写，这一过程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这些努力为客观评估历史提供了必要的材料。

在传统的中国，对历史评判的忌惮对于政府施行仁政也非常关键。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官员觉得他们的言行将被后世评说，而不仅仅是自己家族和上司的评价，因此他们的工作处处受到道德性约束。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是道德的，这种期待对于人类而言是不现实的。但是，这种对历史评判的忌惮对权力的日常运作构成约束。

然而，历史学家这个角色却在中国消失了，在世界许多国家亦如是。司马迁和修昔底德所承担的记载历史的任务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已经不再重要。在政府中，对历史的撰写已经成为一项边缘性的活动。事实上，很多史册都带上了一种娱乐的意图，通过讲述历史人物的传说故事来抓住读者的兴趣和好奇心。历史实践作为一种道德实践正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这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看上去，如今的领导人们已经学会驾驭这种转变：他们对媒体的报道比对历史的终极评判更加感兴趣。他们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历史会被一直记载，所以他们能够轻易从历史评判的麻烦中脱身。

如今，信息数量爆炸。然而，尽管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信息，但它们也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

今天没有历史学家肩负着道德责任感去分析我们周遭的信息，并做出判断去作为对后世有借鉴意义的数据。由于政府中缺少历史汇编办公室，守护“历史”的责任就落到了媒体的身上，而媒体是一群无利不起早的家伙。当然，还有唯利是图的咨询公司和已经背离情报收集原职的情报公司。这些机构没有一家能承诺凭着道德正义感，尽职尽责地为后世呈现历史，相反的，他们越来越多地被信息的潜在市场价值所驱使着的。

现在，没人努力去探寻过去那些有价值的机构，并为未来寻找灵感和启迪。当我们需要变革时，没有历史学家去积极地考证过去统治者们所制定的政策是否对今天具有借鉴或警示意义。可悲的是，历史已经变得对现实无关紧要。决策者的目光变得短浅，即便他们决定的政策具有长期的影响效果。这些短视的政策损害了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和社会不公等严重问题所做出的努力，因为这些问题只能用长远的视角去考量。这些都是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的问题。由于历史的缺位，人们为未来做决策和制定计划的能力被大打折扣。

我们社会中，现在正扮演史学家角色的机构是媒体，他们记录下我们的行为和政府的运作。尤其是在美国，这些媒体的角色感越来越强。那么，媒体究竟在做什么呢？媒体发掘那些劲爆的故事，不是为了理解社会的发展趋势，而是为了追求他们的娱乐价值。所以，这些故事变成了一场场夸张的闹剧，但对于理解其本身的意义毫无价值。那些复杂而充满矛盾的故事才构成了真正的人类体验，而这些故事无法通过现有的报道形式反映出来，因为那会让读者们感到困惑，无法马上获得阅读的满足感和情感回馈——而这些恰是盈利机构所需要的。

因此，人们几乎从来没有形成对这些严重问题的深入、全面的看法。可以说，这些媒体的读者从没有从中获得过基于长期制度变迁而得来的分析，相反，他们得到的都是个体所下的武断解读。经济矛盾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可能通过只强调娱乐和销售的媒体中介获知。媒体的观点往往狭隘，并且选择性的报道问题，让我们以为社会问题都来源于个别人士做出的个别选择。几十年或者上百年的趋势不易显现，对个人的压力以及企业和政府文化的影响也如是。媒体呈现出来的事实或许是真的，但其塑造出来的世界如何运行的图景却具有欺骗性。

过去的相似性已经被人们完全遗忘了。我们似乎认定整个世界不超过十岁，只是偶尔提及过去那些有趣的事情，而完全不考虑其与现实的关联性。你看不到任何讨论关于习近平政府到底是执行还是推翻了邓小平、毛泽东、乾隆或者永乐帝时期所制定的政策。即便是提出进行这种比较的建议，在今天的一些媒体人眼中都是荒谬可笑的。但事实上，这种比较曾经是历史的本质，是对现如今政策的理解，能够让我们在今天受益匪浅。

如果读者们已经习惯了被媒体灌输片面的观点，他们对深度分析与思考的耐心和接受程度将不断被消磨。他们将变得无力对那些复杂的问题进行追根溯源与剖析，甚至无法记住少量的事实。到最后，他们会变得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试图找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对于媒体来说，把一个人塑造成坏蛋既简单又可以牟利。呈现坏人的形象会给读者带来一种愉悦感——既让他们自以为知道了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又生发出了一种自我正义感。讽刺的是，读者其实愈发远离了对问题本质的理解。尽管媒体会曝光出严重的犯罪行为，但是它根本不起任何正面作用，因为它不会报道出引发犯罪的真正原因。简单的来说，媒体无法承担起历史的角色。

创造有趣的叙述去替代历史就排除了个人做出道德选择的可能，这一过程能够逐渐改变事件的进程。历史变成了一种娱乐，人们都被其所娱乐着，而无人再怀有道德义务感。而且，由于历史事件都变成了看起来“事不关己”的故事，所以个体的潜在行动力也被削弱了。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一种隐秘的精神麻痹——使得公民不知道如何去应对问题，尤其是那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媒体只会呈现事不关己的悲剧与坏人，而人们除了期望把坏人送进监狱——这样治标不治本的反应之外，不知如何去应对这些问题。

媒体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健忘”的媒介。如果历史关注的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对行为和统治模式的记录与追溯，那么媒体对事物的记录基本上是浮光掠影、转瞬即逝。媒体的报道往往在数天之后，甚至数小时之后就失去了价值，然而我们发现媒体在报道政府腐败和商业诚信等问题时，往往都是千篇一律。从历史性和结构性因素的角度，去写一篇分析这些趋势的文章远比写一千篇公开谴责腐败的文章更有意义。然而，我们看到的只是不断重复着耸人听闻内容的文章。媒体从来都不提供深入全面的分析。

尽管我们无法穿越到过去，但我建议，一个由类似官方史学家（史官）组成的机构（它不一定非要是政府部门，也可以由一些学者组成）去组建一个团队，搜集整理关于一个时代的核心信息材料，将会对未来的历史和我们现如今的社会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这种努力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对待信息的全新方式，并为新闻工作者树立更高的标准。通过创立一个彻底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机构去书写历史，我们可以重建一个保存历史记录的共享平台。史官的首要目标是为后世和未来史学家的判断提供信息，这些信息并不受制于那个时代的政治，而是以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作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