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改遭否决，天不会塌下来

香港普选争拗，已经经年累月。方案通不过，大家都心中有数。昨日香港立法会否决方案的真实场景，相信还是太出意料。我猜想建制派大量退场，是想造成法定人数不足，拖延投票。结果由于沟通不到位，仍留有8位建制派议员在场，让投票得以举行。但这个意外除了使投票记录显得奇怪而外，并没有使结果有任何实质改变。因为即使建制派全部在场，支持政改者，也到不了三分之二多数。方案会被否决，殆无疑义。

其实要拖延投票，最有效的办法是接着发言。只要是没有发过言的，谁讲都行，讲什么都行。那不就是拉布吗？不过就是一直讲到明天，结果也是不可能改变的。

现在事情既然已经结束，就到了总结反省的时候。我想这个反省，可以分三个层面。就香港而言，就中国而言，和就全世界的民主而言，我们可以反省什么？

当然首先声明，这里只是我个人的反省，代表不了别人，仅供大家参考。

政改失败对香港的意义

就香港的这次普选争拗而言，本人的第一观感是，缠斗太过激烈，妥协毁于固执。

毫无疑义，香港搞西式民主，至少在中国的范围内，客观条件最好。首先，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政体）。它的政制演变，与内地相对独立，又可以对内地形成示范。当然这种示范就有好或不好两种可能。其次，香港仅是一座城市，比起内地，社会形态简单无数倍。比如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宗教/民族分裂，当然应当好整治得多。第三，香港超级富裕，人均3.6万$，比中国台湾的人均，多出80%。中产阶级的比重，铁定全中国最多。第四，还是只有感谢英国，留下了一个良好的法治传统。

这样的基础，要试行西式民主，至少就中国范围而言，没有第二选。可是，香港的普选政改方案的讨论，一路走来，争拗之多，实在超出我几年前的预想。经年中，香港的泛民派步步紧逼，扬言占中。结果适得其反，为他们赢来一个防患于未然的8.31人大决议。然后占中付诸实施，更加升高了与中央的对立。双方都是寸步不让，直到最终破局，大家都做输家。

笔者的第二个感慨是，这种西式民主制度，的确是善于发掘矛盾。香港不仅没有前述两类对立，连阶级贫富对立都不尖锐，但它还是成功地发掘出了一个与中央合作或对峙的矛盾。

我的第三个感慨是，香港的泛民派怎么会那样地缺乏策略思想，不懂得欲速则不达的辩证法，不明白“袋住先”比什么都袋不住为强。真的要小心“票债票偿”，下届选举议席泡汤。

我觉得他们不可能停止抗争，一定会接着寻找各种机会与中央，与建制派对抗。只要中央和香港的建制派小心应对，让泛民派的捣乱恶意充分暴露，下次立法会选举，泛民派席次缩减的可能性远大于席次续增的可能。一旦哪一届立法会建制派占据三分之二多数，那就是重启政改的好时机了。当然如果这一天老也到不了，这个普选政改就可能长期拖下去了。

我真的觉得，香港的1200人选委会间接选特首，功能界别的设置，其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制。本人一直主张一种对中产阶级给予某些优待的加权民主。香港的制度就是这类加权民主的罕有的在实际运行中的范例。这个制度完全可以进一步完善化，而不是一定非要普选。 比如，适度增加一些大众界别比如劳工届的份额。比如让各个界别内部的选举推选过程更加规范透明。比如还可以让区议会的议员去选举市议会的议员（逐级递选）。只要能保证香港的良好管制（良治/善治），普选不是不可以长期搁置。

香港政改失败，对大陆的意义

这件事对大陆的影响，我的看法如下：

最大的影响是让中央对西式民主在中国土地上的可行性产生更大的疑虑，中央对坚持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决心会更加坚强。

同时这也会让中国的各路精英包括许多比较右倾的人士，更多一点回归谨慎。民众对西式民主的玫瑰色幻想会更多地破灭。至少我个人，就对这次失败极为失望。我知道，它推迟的不仅是香港的政改，也包括大陆的。它再明白不过地在警示我们，那里有多少风险。“这个东西真的不是那么好玩呀！”我想这是很多人心底的感慨。

显而易见，香港就是中国的政改特区。香港如果不能前进，那中国的任何城市，比如深圳，都不可能出现类似香港的直选市长的政改。更高级别的直接选举，更是想都不用想。

这个结果未必不是好事。因为我也的确觉得，西式的普选民主，至少是在现阶段，实在是不适合中国那样一个仅仅刚越过小康、内部差别巨大，缺乏法治、宽容传统、太久地习惯于集权政治的超级庞大的国家。我们还是应当努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教育水平、法治、公民意识、壮大公民社会、扩张中产阶级队伍，等待更好的社会条件齐备以后，再考虑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改变为宜。当然我并不认为现行的制度就已经尽善尽美，可以、应当调整的地方还很多。但大改就不必了。以今天的香港为例，那样风险太大。小小香港，立法会70个议席，还没有普选，今天就有多少个党派，多少种政见。如果不是有一个还算强势的特区政府，一个港英留下来的法治传统，还有中央在后面压阵，香港真的会很难管制呀。

西式民主的理念有没有根本性的漏洞？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更高层次的反省。

我不能不承认，人民主权的理想十分崇高，一人一票的理念很是公平。但作为一个研究政治制度的学者，我还是主张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仅从理念出发，来分析现实。

我看见，这个普选制度，在西方，也是二战以后才开始普及。我也看见，这个制度，哪怕是在发达的人均超过4万$的西方，也有很多窒碍难行之处。（比如无法遏制公众贪欲，过度的福利难以持续，同时难以退行。）

我看见，这个普选制度，在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问题。在太多的这类国家，人民和精英都缺乏足够的素养，各种乱象层出不穷，堪称成功的范例，在一百数十个发展中国家中，真是屈指可数。

当然我也看见，咱们东北亚，中、日、韩三个民族的土地上，情况还真与其它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不一样。

首先，有日本加四小龙五个国家/政体成功发展到任何其它非西方国家不靠大量出口石油达不到的发展水平。（人均2万$以上。）不过，我可是看见，它们都是在威权体制下，通过最关键的发展（起飞）阶段。然后，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移植西式民主基本成功。虽然在中国台湾，这个体制运行得还很颠簸。香港和新加坡已经足够富裕，却对移植西式制度达不成共识。

再然后，我看见，中国在飞速发展，但并不依赖西式民主。当然中国还处在飞速发展期内（已经开始减速）。我看见，中国决心走一条自己的政治现代化之路。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西式民主在那么多的非西方国家不服水土呢？

我的结论是这样的：真的是这里的水土，这里的人民就是与西方的不一样。我们先别说西式民主，就说经济发展。为什么除了产油国，除了东北亚，就没有一个非西方世界国家发展到中等发达（人均2万$）？连发展到初步发达（人均1万$）的，都那么少？（马来西亚、土耳其、黎巴嫩。）须知再多的石油收入也产生不了中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工商业经济发展，就不会有足够的中产阶级。没有足够的中产阶级，就不可能有成功的西式民主，而只能是以印度为典型的次级穷民主。

但这并不是香港的情况，香港可是足够富裕。那就还有第二个经济以外的因素在阻挡香港在政治上的西化，那就只能是与西方不同的东方文化。具体到这次香港的争拗，那就是政治上的不宽容与不理智，是西式民主原教旨主义，在阻挡妥协的达成。

有人说是中央政府也不让步。我也是觉得中央无法让。如果选出一个与中央对着干的特首，那真是后患无穷。有道是：“让危险胎死腹中，可是比让它出世后不得已时再‘扼杀’，风险小得多。”

那么普选是不是一切政改的最后归宿呢？我还真觉得这事可以商榷。我真的觉得，普选制度的政治哲学基础，人人平等的人民主权学说太过理想主义，它的并不充分的实践，已经给很多国家的治理，带来了现实的巨大困难。（比如泰国的红衫军/黄衫军之争曾经没完没了。现在军管了，谁也不争了。但哪天“还政于民”，自然还会争起来。）

所幸另一个曾经更加令人向往的财产人人平等的学说，已经被人类彻底放弃，迄今不过25年。但政治权利的至少理论上前景上应然上的绝对均平，依然是今天的普世價值，虽然它在过去的也包括未来的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真正做到。

我想以下面一段政治哲学概述来结束本文。本人一直在努力希望这个观念能得到传播。

毫无疑义，人民的全體拥有全部的政治主权，就如同人民的全體拥有全部的财产主权一样。但这種拥有並不算术平均。由于種種原因，一部分人民拥有更多一些的政治主权，正如一部分人民拥有更多一些的财产主权。政治主权如同财产主权，过度的均平不可行，也不符合人民全體的长远利益。当然政治主权的过度不均平，同财产主权的过度不均平一样，也不符合全體人民的长远利益。我们要追求和掌握的，是那个恰到好处的相对的均平或不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