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造了一整套词汇来描述将近一个世纪的国共两党关系，比如像国共分歧、国共相争、国共冲突、国共合作以及国共和谈等等。夺取政权后共产党在大陆对思想领域的控制、教育深入有效，大陆人对中共这套词汇耳熟能详，信以为真，很少有人去思考它们真正的含义以及使用的概念是否真实，比如像国共分歧。分歧是指思想、观点方面的不同，它一般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当分歧严重到一定程度双方使用肢体语言时，分歧就成了冲突。而冲突一旦达到暴力程度，开始使用武器时就变成了战争。注1 回归一下历史可以发现，国共两党不存在仅仅停留在思想认识上的不同，所以国共之间不是分歧。共产党不仅有军队，他们在1931年就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这表明他们瞄准着国家政权，所以国共之间也不是冲突，是战争，是蓄意推翻民国政府的战争。其实毛泽东对中共定位很清楚：共产党“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一点掩饰都不需要。注2 至于说国共和谈也是谎言，历史上国共之间从来没有为和平而谈。

自中共在南方造反失败、辗转流落到达陕北后国共才开始有了接触。谈判最初由周小舟，潘汉年出面，西安事变后才由周恩来挑头。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谋取生存环境和条件是共产党面临的严重问题，因此在1937年上半年，周恩来一下杭州、二上庐山面见蒋介石，以“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直接受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导”为交换，索要“正规军队每月60万元，学校5万元，地方及部队经费约15万元”，蒋介石答应了周的条件，中共谈判的目的就达到了。杨奎松指出：“1937年是共产党以妥协作为前提的谈判，是中共中央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公开向国民党中央作出‘四项保证’后的结果。”注3 杨奎松的分析包含了三层意思，1共产党那时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妥协；2，当共产党无路可走必须妥协时，国共才谈得出结果；3，国共那次唯一有成果的谈判与和平无关。那次谈判的协议经过修改，就是后来中共公开发表的《共赴国难宣言》。

这个《宣言》是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的，虽然谈判是为了摆脱本党的困境，但是发表宣言时周却没有错过把和平挂在嘴上的这个机会：“亲爱的同胞们：当此国难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经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前途庆贺。”注4在其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周恩来常驻国统区，尤其是美国人参与后，他长袖善舞，以谎言政治和欺骗外交为中共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日本投降使中国战局突然发生变化，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措手不及。作为执政党，战争胜利带来的政治资本自然就落在国民党这一边，而收复失地，重建家园的责任也在他们的肩上。但无论从地域还是时间上，制胜的主动权不在他们这一边。美国总统杜鲁门（Henry Truman）后来回忆说：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东、华南仍在日本人占领下，长江以北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都没有。”“事实上，国民政府连接收华南都困难，要拿下华北就必须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注5

另一方面，日本侵华对共产党是一个独特机会。当中国东部、中部，北方、南方大部分国土遭受日本兵烧杀掳掠的时候，缺乏战略意义的黄土高原就成了中共的藏身的地方。不仅如此，在那8年里，侵华日军的战术重点随国军溃退的路线而向南向西移动，这样在北方农村就留下很多空白地带，共产党籍此以延安为点，全面发展自己的武装和地盘。因为他们是反对力量，抗战胜利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政治上积极意义，自然他们对民族危难、对国人疾苦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和平与否更不在他们考虑之中。但是他们也想谈判，因为谈判既能够为他们争取时间，又可以提供场所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和过去不同的是，战后的国共关系中多了一个美国因素。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动员了1611万人参军参战，同时在欧洲、亚洲两线作战，伤亡67万人，其中死亡人数40余万(战死人数近30万人），在亚太战死人数达10万人之多。” 注6 除了在太平洋上和日本人直接交战之外，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提供了相当于500亿美元的物资，其中的16亿用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因此，战后促成一个强大、统一和民主的中国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抗战结束前，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多次往返重庆和延安之间希望在国共之间搭起和平的桥梁，45年8月他以自己人身作为担保，陪同毛泽东到重庆参加谈判。同年12月，杜鲁门任命陆军上将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为他的特使，要他在《双十协定》的基础上，“说服中国政府召开包括各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实现中国的统一”。注7应该说战后美国对中国的统一、和平费尽苦心。

从绝对军事实力上去看，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比共产党要强大很多，但当时民情和舆论不在实力这一边。45年12月17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日本投降这几个月的中国内政史，是多么可痛！多么可耻！与敌人打完了，自己又打；胜利既然来了，偏不和平。所为何来？” 国民政府缺乏同共产党展开最后一战的道义勇气，但在国强共弱的情况下，蒋介石自信只要采取退让的姿态，就能把在抗战中壮大的中共势力纳入政府的范围以换取和平。而且面对战后重建中国的艰巨任务，国民党迫切希望谈出一个和平结果来。可那时的共产党已经不再是刚到陕北时的惊弓之鸟了，相反，因为中共有了幅员宽阔的根据地，他们的生存已经不是问题。再说，谈判桌上能够解决的问题和共产党一贯的战略目标完全不同。

按照46年政协《整军方案》，整编后国共原先所属的部队混合编在一起成为一支国军，18个月后将不再有国军50个师、共军10个师的区别，而是由政府统一指挥调遣。从美国人的眼里看问题，马歇尔觉得既然是和平统一，军队当然应该这样合并整编。马歇尔不了解共产党想要夺取政权的真实心思，国共军队那样整编，天下还没有到手，中共的枪杆子就没有了，中共当然反对这样的做法。周恩来嘴上告诉马歇尔的理由是：“共产党的困难在于，当它在军事事务上作出让步并达成协议时，不知道政府日后对于政治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注8所以谈判中中共坚持要求整军后仍然有自己单独建制的部队。达不到他们的目的，就拒绝提交整编的名册。这里的问题是，如果中共是为了和平而坐下来同国民党谈判，那么整军，加入联合政府这些能够实现和平的措施为什么不愿意接受？而且，既然早就知道谈判的结果对他们不利，为什么还一直要谈判呢？马歇尔也有这样的困惑，几个月下来他已经看到共产党是怎样在最后一分钟把谈判结果推翻，“如果共产党不采取新的策略故意拖延谈判，这将使当前的谈判有可能取得进展。”注9还是杨奎松看得透彻，他说：“中共对于整编方案只赞同其一般原则，将计就计，以免政治上孤立，但是实际上则要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逃脱，保存实力，做到统一而不被消灭。注10

我们知道谈判只是一种形式，谈出的结果才是内容；不求结果的谈判其实是一种政治手段；谈判的形式和内容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它们之间可以有四种不同的搭配组合，即：有谈判有结果；有谈判无结果；有结果无谈判和既无谈判又无结果。根据战后实际情况，有美国作为调解人积极参与，国共双方都不反对谈判，这样可以排除“无谈判无结果”。根据对谈判形式和内容的期待，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属于第一种情况，他们不仅希望国共举行谈判，而且期望一定要谈出一个民主的政府的结果。“国民党强大，他们以承诺民主为前提，欲使中共放弃武装，先把国家统一起来”。所以蒋介石注重的是谈出结果符合第三种状况。“而中共则坚持以事实上的割据来保存自己的军队和干部”，他们对谈判的结果没有兴趣，但是却需要谈判这个形式。属于第二种”有谈判无结果“ 注11事实很清楚，共产党只要谈判不要结果。既然如此，哪里还有国共和谈呢？

2015-8-29

注1：参阅《现代汉语词典》相关词目

注2：见毛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

注3：参阅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第4、第65页

注4：《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见《周恩来文集》上卷

注5：参阅《杜鲁门回忆录》下卷

注6：见《美国之音》2015年8月24日韩连潮博客文章《美国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注7：同5

注8：见《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147页

注9：同上，第218页

注10：同3 第286页

注11：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