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昭慧，从佛教里生长出公共精神

（瑞典） 茉莉

中国文化是一种缺乏公共精神的文化，如林语堂所指出的，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人们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我们要改变这种自私的文化，只引进源自古希腊城邦的西方公共领域理论是不够的，更需要从东方民族自身的文化中吸收和开发公共精神。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一批中国佛教人士主动入世达变，例如曾会见孙中山的太虚法师，他们发挥佛教的“救世之仁”，展开了一场佛教改革活动。

虽然太虚法师等人引发了现代佛教的公共性问题，他们身为僧人同时也拥有公民资格，但他们不能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热衷于与中华民国政府结盟，没能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同时，他们站在支持当权者的立场上参与政治事务，而不是开拓以批评为目的的民间公共领域。因此，他们只能如当今台湾与国共两党合作的星云法师一样，被视为“政治和尚”。

释昭慧出现在台湾“人间佛教”发展时期，她的导师印顺法师是人间佛教的倡导者、台湾最优秀的佛教思想家。印顺大师主张佛教徒不应该引遁独善，而应该回到人间，要脚踏实地在人间修行，帮助人间。作为印顺导师的弟子，释昭慧继承了人间佛教的思想，奠定了她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论基础。

同样是受印顺大师影响的女弟子，释昭慧与证严法师走上不同的道路。证严法师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慈善家，但她也不能被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她创立慈济功德会从事社会救助事业，基本上不碰政治议题，不进入以批评为目的的公共空间。


@ 来自寺院的牛虻走向社会运动


这是释昭慧独树一帜的地方。她不是如太虚、星云等去与掌握权力的国家统治者结盟，也不是只埋头做佛教界传统的慈善服务事业，而是抬起头来进入公共领域关注社会问题。和其他世俗的人文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她作用于社会、影响国家权力的方式是犀利的批判，通过台湾自由的公众舆论发生影响力。

这在传统佛教看来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传统佛教介入人世大都是通过各种善行，即修福德证智慧，而很少在现实世界上“见恶”与“制恶”。而释昭慧自小经历缅甸尼温政权排华，回台湾后毕业于师大国文系，受当代民主思潮的洗礼，认同普世价值，再加上性格嫉恶如仇，无法忍受不公义之事，她因此突破了传统，举起批判的旗帜。

释昭慧遇上了好时代。台湾在1980年代政治解严之后，社会宽松自由运动蓬勃发展，公共知识分子因此有了生存的条件。释昭慧标举“提倡智慧增上，入世关怀，激发积极勇健之菩萨精神，推展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其理念有了广泛实践的机会。

就像一只来自寺院的牛虻，释昭慧首先挑战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1987年，台湾一个杂志刊出一篇描述昆曲《尼姑思凡》的文章，佛教人士认为其内容有辱佛门，但其时台湾佛教比较弱势，被精英批得灰头土脸。同年《中央日报》又发表有损出家法师的形象的报导，于是释昭慧奋起抗争。她领导学生，集体去电抗议、发动拒订、要求平衡报导。后来台北艺术大学拟演出昆剧《尼姑思凡》，释昭慧作为当时的中国佛教会护教组负责人，带领护教组成员进行抗议。

自此一役，释昭慧以“新一代僧尼新作风”，赢得了社会的关注。此后，释昭慧参与各种人权议题，从事动物保护、环境保护乃至性别平权等各种社会运动。如她自己所说，慈善事业是为了救济苦难，而社会运动则是为了防治罪恶。她认为，现实人生的很多苦难是由制度政策所造成的，作为以救拔众生苦难为己任的佛弟子，在制止罪恶的发生上也不应当缺席。释昭慧不但进入信仰的世界，也进入行动的世界。

她的战役一个接一个，介入的有台北大安公园观音像事件，反挫鱼运动，提倡废除八敬法，参与反赌联盟，支持同性恋婚姻等等。其中以公共舆论推动政府政策的形成的事件有：从1993年起，作为台湾关怀生命协会创会理事长，释昭慧在其任内促使立法院通过《野生动物保育法》与《动物保护法》。1998年，台湾政府规定圣诞节当日放假，为争取宗教平等，释昭慧联合佛教人士成功地推动了“佛诞节放假”运动。


◎ 公共说理中的价值根据问题


由于释昭慧社会抗争的成果累累，她被誉为“怒目金刚”的化身。多年来，她不屈不饶地对不公义的现状发问，以凌厉敏捷的文风挑战常规，冲击了台湾社会思想的麻木。她的所作所为获得很多台湾知识分子的认同，也引起不少争议。

台湾宗教学学者温金柯先生在和我谈到释昭慧现象时，说：“昭慧具有佛教法师、大学教授以及社会活动家这三重身份，她必须同时具备两种忠诚，一种是对学术和知识的忠诚，另一种是对她所属宗教团体的忠诚。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更准确地解释她的种种言行。”

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释昭慧作为宗教家，与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否会有一些矛盾冲突？人们一般认为，科学可以被证明是错的，而宗教却意图垄断一切真理，是不可辩驳的，二者因此互相排斥。好在佛教这种宗教具有开放性，它并不要求盲从，例如佛陀就曾要求信徒要像购买金子一样检验他所说的真理。而且，佛教和其他科学一样，也强调逻辑及理性。释昭慧著作丰富，长于说理，文采和口才都很好。

但在以说理辩论为主的公共领域里，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因此，不管具有什么身份的人，都必须承认一些基本的共同价值。尽管释昭慧是佛教法师，她在说理的时候也只能以公民的身份去说理。如果释昭慧参与辩论的事件涉及法律，例如为慈济的内湖开发案辩护，那么她在说理时需要诉诸的是公众认可的权威——法律与道德。至于“善恶必报”的说法，那是佛经的规诫，只能作用于人们的信仰，而不是公民处理世俗事务的权威根据。

因此，一位佛教法师对公共事务发言，需要本身具有更多的社会常识，更谦卑更具宽容之心，以及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康德说：“知识分子要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但公共理性和“圣徒的脾气”是难以相容的，后者比较偏执狭隘，容易把事情弄糟。

如前所述，昭慧法师曾多次对大陆问题发言，如要求释放被捕的大陆法师圣观，在释永信事件上建议佛协建立公正透明的处理机制，这些都显示了台湾宗教界的大爱之心与正义感。但昭慧法师还需要补充更多大陆历史知识，例如，她可以比较六十年代大陆红卫兵运动与当今自由台湾的公众舆论，认识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