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忆徐迟文革中畸形言行，剖析中国知识分子

送交者: 乐观成 2015年11月22日10:07:53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中国老作家白桦在近作短文“在路上”中回忆了更老的已自杀作家徐迟在文革中的畸形言行： 【“文革”第一年夏天，我在武汉被隔离，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一位老作家来到我被监控的地方，刚好看管的人办私事去了。这位老作家是我的多年的忘年交，精通西方多国语言，可以背诵罗马史诗，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写作。这个时候，他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使我大吃一惊，特别是当我看到他的额头上挂着一行血迹的时候，竟打了一个寒噤。他为什么不把血迹擦去再上街呢？他自己可能不照镜子，但是可能不洗脸吗？而且他的夫人应该提醒他。 我实在没敢冒昧地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坐下沉吟片刻之后对我说：昨天工农作家造反组织在文联开了一夜针对他的批斗会。这说明，他知道自己的头顶上流过血，毫无疑问是挨了打。一下我就明白了，他大约以为这一切都是罪有应得，甚至让众人看到血迹，以证明自己这个臭知识分子对“文革”的心悦诚服。我原以为，他至少会对昨晚的事件向我多说几句，可他没有，更没有一句怨言，连批斗的经过、内容都没有叙述。很快就提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今天应当如何配合“革命群众”，有效地来“革”自己的命。 当时，我真的还没有他的“觉悟”高，只是停留在对知识分子“原罪”的自省上。知识分子与生俱来就负有“原罪”是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悟到的，所以哪里还会有“革命”的奢望。既然你认定眼前是一轮红日，阴影当然就是你的延伸。我受益于中国文化中的自省，它让我在长期的禁锢中像苦行僧一样，对自己有个心理支持，日子稍稍好过些。后来，到了1975年，“文革”已近尾声，大部分中国人已经认清了“文革”的罪恶，以及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我又见到那位老前辈。我很想向他讲讲我在北京之行的见闻，“谣言”与追“谣言”所反映出的动态。他却“王顾左右而言他”地向我谈起读《资本论》的心得来了，并且真诚地告诫我：“江青同志是可信任的，毋庸怀疑。”我也就哑口无言了。“文革”后这位老前辈写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九十年代中叶，他猝然自杀，没有留下遗嘱，如此决绝，却原因不详……】 1996年12月12日夜，以“报告文学之父”著称中国文坛的诗人、作家徐迟，在武汉某医院跳楼自杀身亡，时年81岁。 19岁时，徐迟就在上海《现代》发表诗作，22岁出版轰动文坛的诗集《二十岁人》，1981年1月在《人民文学》发表闻名全国的《歌德巴赫猜想》。 在经历爱妻徐松患癌去世、第二次婚姻破裂等一连串打击后，热情的徐迟开始变得孤僻、沉默，除了与三四个文友谈天外，足不出户，闭门独思，并且与家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甚至连单位给他配备的电脑也拒绝使用。后来，干脆实行四不政策：不读报、不看电视、不下楼、不会客。当他情绪忧虑时，就自怨自艾，长嘘短叹，甚至惶惶不可终日。有时，他对朋友谈起他的寂寞和孤独，甚至说想到过自杀，但是周围没有一个人对此在意。远离现实的人生苦旅，越走越窄，周围的人只关注他的物质需求，却忽视了他的精神空虚，孤独、愤懑、抑郁、疲惫、狂躁、憋闷的徐迟，终于黯然自尽。他用一种激进的诗人式的“安乐死”了结了自己，不能不说是利己的。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在《自杀论》中，试图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解释自杀的原因。他认为，当个体与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自杀起因于个人在社会中经历的“不适应性”，可概括为四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是利己型自杀(Egoistic suicide)。迪尔凯姆认为，处于社会中的人，必须以他为之服务的社会作为生活前提，他需要一种高于自我的生活目标和意义（如宗教徒的生活目标是宗教信仰）。个人与家庭、宗教和社会相脱离，从而使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虚并失去目标。当“个人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变得松弛的时候，当个人远离社会生活、并表现出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时候，这类自杀就有可能发生。 白桦回忆徐迟的畸形言行，是为了剖析包括自己的中国知识分子： 【有不少记者向我问过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您几乎参加过1949年后中国发生的所有政治运动，而且都是被批斗的对象，这条路您是怎样走过来的？” 以往我羞于谈这个问题，所以我的回答连我自己都不满意。但这又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没有跳出几千年专制制度的思想文化束缚，也从没摆脱“忠君即爱国”的束缚。即使像屈原那样的伟大诗人也不例外。在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不管那个握着玉圭的是什么人，只要是戴着皇冠，就肃然起敬，并向他顶礼膜拜。】 【多年来，我除了自省，还有什么可以指望呢？这要感激陈毅元帅，他在“文革”初期情急中说过的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必然的规律吗？未必。但在精神领域里抓不到任何东西的时候，就剩下这条社会道德底线了！无论信奉什么主义的人，如果没有一丝向善之心，人还是人吗！ 多年以后，我甚至庆幸自己在所有的政治运动中都在砧上，否则，一不小心成了“新宠”，成了“骨干”，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但是只要活着，我们就还要在路上行走。今天，社会形态大变，而且飞速转向另一个极端。知识分子应该自省的是：把握住自我，别再故伎重演了。遗憾的是：不少知识分子正在扮演着类似意大利剧作家哥尔多尼的喜剧《一仆二主》里的那个快乐的仆人特鲁法尔金诺的角色，但今天的特鲁法尔金诺们侍奉的两位主人并非一对幸运的情人，而是权力和金钱。其结局是什么呢？可以预见。】 白桦：在路上 http://chuansong.me/n/1786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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