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可以分为三类：史料学、历史哲学以及二者的结合。历史学者大多做史料学，少数做史料学和历史哲学的结合，极少数做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又可以分为小型历史哲学和宏大历史哲学，后者更是罕有人迹。

宏大历史哲学的先驱是英国学者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1934至1961年出版了12卷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包含7个文明的历史，但被批评为对非西方文明的史料审辨不足。此后30多年无人敢于问津宏大历史哲学，都觉得太难了。

由于几位奇才的大作，宏大历史哲学从1990年代末以来可以说是已经获得突破。

第一位奇才是美国的贾雷德·梅森·戴蒙德 （Jared Mason Diamond，1937年9月10日－），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的生理学教授。1997年出版《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文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这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基本观点是环境地理和生物地理影响社会发展。

戴蒙德说，这种观点被历史学者们认为是错误的或过于简单的环境决定论，或者认为了解世界范围内的环境差异和社会差异太难了，但是一些学科提供的新知识提供了对上述问题的新眼光。这些学科有：涉及农作物及其原始野种的生物地理学、涉及家畜及其原始野种的行为生态学、研究人类及有关动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学、人类流行病学、人类遗传学、语言学、考古学、对技术、文字和政治组织的历史研究。

戴蒙德青少年时的志向和学养受到父母的影响。他母亲是教师兼语言学者，父亲是儿童遗传病医师。他中小学时志向是医师，7岁时还曾狂热地观察和研究野鸟。从小学到大学主要受到语言、历史和写作训练，然后读生理学研究生，1961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研究分属两个领域，一是分子生理学，二是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演化生物学是生物历史的科学。

第二位奇才是以色列的尤瓦尔·诺尔·赫拉里（Yuval Noah Harari，1976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2012年出版《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Sapiens: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中文版：中信出版社，2014）。这也是一部人类发展史，从如下多学科角度考察：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人类学、生态学、政治学、心理学等。

赫拉里2002年在牛津大学耶稣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专攻中世纪史和军事史。

第三位奇才是中国的刘仲敬（1974年12月10日－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现代史方向博士生。读博士两年，已出版专著5部：

《民国纪事本末》（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

《从华夏到中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

《安·兰德传 : 生平与思想 》（商务印书馆，2015年）

《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 》（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

《守先待后 : 思想、格局与传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刘仲敬从中国现代宪政史扩展到华夏政治史，旁及世界政治史。刘仲敬的文章网上很多，称得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刘仲敬12岁（1986年）和13岁之间，为消磨时间开始读《史记》，遇见精彩的段落就会默记默诵，不看《表》、《志》之类讨厌的流水账部分，只看本纪、列传之类有故事、有文采的部分。这条线路引导他读完了二十四史的大部分中有故事的部分。

刘仲敬1992年17岁考入华西医科大学。1996年21岁毕业后任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法医10年。

刘仲敬说影响他最大的是约2003年之前读的三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雷海宗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他认为，“……雷海宗是斯宾格勒在中国的真正继承人。他们和主流的差别不在技术上，而在格局上。这种分歧不是更加精确的实证研究所能解决的。从根本上讲，以文明兴亡为对象的思辨和以历史事实为对象的实证是两种东西。后者的主要用途在于为前者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材料；但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就没有什么意义。”

刘仲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演化生物学的影响，比较像戴蒙德。

2009年34岁进入四川大学世界史专业读硕士，37岁获硕士。译有大卫·休谟《英国史》和麦考莱《英国史》。2013年38岁进入武大历史学院读博士。

晶报访刘仲敬：智力优越的“游士”和极端脆弱的少数派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40113988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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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乐山水：当代中国历史学者中的几位刺猬与狐狸

（2015-8-21）

在古希腊诗人阿基罗库斯留下的残章中有这样一句：“狐狸知道很多东西，刺猬却有一个绝招。”英国哲学和历史学者以赛亚.伯林爵士说，学者和思想家也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两类：一类对世界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追求普适的理论和解决――刺猬；而另一类体察个体的多样，追求不同甚至相互抵触的目标――狐狸。比较著名的刺猬有：但丁、柏拉图、卢克来修、帕斯卡、黑格尔、陀斯妥也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等；而狐狸有：莎士比亚、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埃拉斯穆斯、莫里埃、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等。（《刺猬与狐狸》，收入《俄国思想家》）

在历史学中，偏重史料学的学者可以算是狐狸，中国历史学者大多如此。极端者如傅斯年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钱钟书也是。偏重历史哲学的学者可以算是刺猬，中国历史学者中比较少。中国第一部通史的作者司马迁是刺猬，他的史学观是追求古今普遍的倾向性或规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王国维和陈寅恪是刺猬。

史料学者可以不做或略作倾向性或规则的概括（思辨、猜想），而历史哲学学者一般需要具备史料考证基础或史料审辨能力。与科学研究相比较，史料搜集和考证相当于科学实验或田野考察，历史哲学相当于科学研究者对数据概括出规则或倾向性。

当代中国历史学者中的刺猬的例子有高华、吴思和刘仲敬，而狐狸的例子有杨奎松和沈志华。

高华教授（1954年5月12日－2011年12月26日）的名著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揭示了中共式思想改造的缘起与模式。此书的一大特色是构拟出历史人物的意图，这在偏重史料的学者看来不够可靠，但对历史人物心理的构拟传统悠久，在中国，《史记》中就常见，只能比较不同构拟的合理性程度高低。此书的史料基础很厚实，引用文献200多种。

高华教授是南京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博导，兼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和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

吴思（1957年5月－）的名著是《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和《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等。

吴思曾在《农民日报》工作10年。他在接受BBC中文网专访时说，干记者干久了很容易就发现，中国社会并不是按照明文的法律规定、文件规定运作的。《潜规则》所举的一个例子，关于化肥是怎么分配的，就直接来自我的记者经历。”“从那时起，我开始意识到中国社会的运行有一套不明说的规则。……直到1990年代我细读明史，才有了进一步体会。"潜规则“首先是官和民的关系，但也包括官和官的关系，以及官和上级之间的关系。”

吴思所谓的血酬定律和元规则及二者关系是：“血酬定律说的是暴力的投入和产出，简单来说就是三条。第一，血酬就是暴力掠夺的收益。第二，血酬定律是指当暴力掠夺的收益大于成本时，暴力掠夺就会发生。换句话说，暴力掠夺行为与收益正相关，与成本负相关。这是一个事实判断。第三，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于是就牵涉到暴力掠夺集团跟生产集团的关系问题。“元规则”是决定规则的规则，在历史事实上，这个元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当然，暴力最强者也不能一意孤行，他要考虑到生产集团会不会偷懒，民众会不会反抗、逃亡，然后寻找一个最佳的掠夺率，不管是税率还是对自由的限制。元规则的主导者是暴力集团，是暴力最强者；他们计算成本收益的算法，是用血酬定律来描述的。”

吴思是北京人，近期才辞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和副社长。

刘仲敬（1974年－）的著作有《民国纪事本末》、《从华夏到中国》和《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等，其最大特色是概括出国际体系对近现代中国的塑造。

刘仲敬是四川人，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方向博士研究生和凤凰新闻客户端主笔。

杨奎松教授（1953年10月－）的名著有《革命——杨奎松著作集》(四卷本，一. “中间地带”的革命——从国际大背景看中共成功之道、二.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三.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四.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等。

1982年1月至1987年2月。他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任编辑，搜集了很多中共至今未开放的档案。

杨奎松教授生于北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和博导，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学术委员。

沈志华教授（1950年4月－）的名著有《朝鲜战争揭秘》、《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

1990年代，在苏联解体后俄国史学界比较混乱的时期，身为富商的沈志华斥资数百万从俄美购得大批前苏联解密档案并无偿向学者开放。 从1996年至2002年间，沈志华与中国社科院合作，组织翻译、整理、出版了36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引起史学界的轰动。

沈志华教授是北京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和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大学的客座教授，中国社科院多个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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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刘仲敬是中国人文学钟摆反向摆动的一个代表

（2015-9-20）

人文学是学术之祖，分化出科学。科学中采集数据和对数据概括出倾向性或规则

是一般程序，但人文学因为剩下的对象太大太复杂，还是延续考据学（如搜集考证的史料学）和哲学（如思辨猜测历史倾向性或规则的历史哲学）的分裂，研究时尚的钟摆在两端之间摆动。

中国人文学的现状是考据学为主，但新一代学者的不满声音越来越大，钟摆正在从考据学那一端向哲学那一端摆动，刘仲敬是一个代表。

在此之前钟摆向考据学端摆动，始于文革后批判之前人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全盘应用。

更早的向哲学端摆动，始于1950年代，如史学中的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的以（马克思主义）论带史。

更早的向考据学摆动，始于清初。学者痛感明代义理之学无济于世，然后又遭受统治者严密的文化控制。现代胡适等开创的新人文学，还是以考据学为主。

更早的向哲学端摆动，始于宋代理学。更早的向考据学摆动，始于汉学（汉代对先秦典籍的注疏之学为主的考据学）。更早的就是先秦诸子之学的哲学爆发了。

劉仲敬：自由主義與殖民主義在遠東的崩潰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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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刘仲敬说了什么

（2014-12-6）

刘仲敬的“格局、结点、路径和命运”说了什么呢？

这个记录稿标题的顺序不恰当，应该是：结点、格局、命运和路径。

首先是结点。结点是重大事件，如同棋局中的关键几步。重大事件约束了棋局的后续变化，也就是格局。棋局的变化约束，约束了博弈者的后续招数，也就是博弈者的命运。受到约束的后续招数，也就是博弈者的路径。

重大事件可能是先前格局导致的，也可能是偶然的，所以并非必然论或决定论。

这是一种历史哲学，或者如刘所说，是不限于历史的普遍哲学。刘将之溯源到休谟，再溯源到苏格兰启蒙学者：

【提问人H：您的解释模型跟哈耶克的心智理论有很大的[相似性]，他现在在中国一直很火，但是他的那本《感觉的秩序》，就是提出整个心智模型和道德哲学基础的这本书，却不太受重视，到现在都没有翻译。您有考虑过翻译他的东西吗？

刘仲敬：这个，我的学说其实跟他关系不太大，而跟休谟的关系倒比较大一些，但是两者之间是有（？），你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就是，模式、自发秩序，通过博弈来自发演变，这种演化论的模式跟达尔文的进化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而且它可以抽离具体学科，也就是说，它不一定要用在经济学，或者是社会学或者是历史的具体项目有关，实际上他可以跨学科用到很多不同的项目上。而如果说这种东西要有一个思想根源的话，那么苏格兰启蒙运动就是他们共同的思想根源。哈耶克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都是从这个思想根源里面搞出来的，萌发出来的。就像是同一个民族，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后裔。或者说是像你和你的表兄弟，长相都有点像你的祖爷爷，因为你们是[同根生的]，这叫做家族[遗传]【家族相似性，维根斯坦《哲学研究》中的比喻，指一个类的部分成员A与部分成员B有共同属性X，B与部分成员C有共同属性Y——乐山水】。至于那本书的话，我想应该是排在前几名的。在我心目中的重要性顺序中间，他怎么说也是前四名。

历史哲学和史料学是历史学的两大部分。史料学考据历史事实，如同新闻报道考据读者感兴趣的新事实。历史哲学思辨/猜测历史事实/现象背后的规则（例外很少）或倾向性（例外较多）。

历史学者中有单做史料学的，也有在做史料学基础上做历史哲学的。单做历史哲学的很少，如汤因比的历史哲学的大部分没有自己的史料学基础。单做历史哲学，和做其他哲学的风险相同，猜错了就全错了，当然猜对了价值无量，因为覆盖面太大。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是因为猜对了而享有崇高地位。

刘罢黜史料学而独尊历史哲学，批评沈志华和杨奎松过甚，有失偏颇。

参看：

刘仲敬：格局、结点、路径与命运

http://site./bolun/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14212535

刘仲敬：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

http://site./bolun/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1421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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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刘仲敬是用哲学图解历史吗？

（2015-3-14）

看到有的网人批评刘仲敬是用哲学图解历史。这种批评错得可笑，因为批评者不做历史研究，不懂历史研究。我曾经说过：

【历史哲学和史料学是历史学的两大部分。史料学考证历史事实，如同新闻报道考证读者感兴趣的新事实。历史哲学思辨/猜测历史事实/现象背后的规则（例外很少）或倾向性（例外较多）。

历史学者中有单做史料学的，也有在做史料学基础上做历史哲学的。单做历史哲学的很少，如汤因比的历史哲学的大部分没有自己的史料学基础。单做历史哲学，和做其他哲学的风险相同，猜错了就全错了，当然猜对了价值无量，因为覆盖面太大。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是因为猜对了而享有崇高地位。】

做史料学，当然不能从哲学出发考证历史现象。这类批评刘仲敬的网人，以为历史研究就是史料学。

刘仲敬不做史料学，做的是历史哲学，对已有史料思辨/猜测其背后的倾向性。这种研究当然是从基本假设（哲学观点）开始的，但研究过程也是验证和发展基本假设，并非图解。这种研究是毫无争议的历史研究，评价只能是与同类研究比较高低。

从史家才（历史研究能力）、学（多方面学养）、识（对历史的见识）来看，刘仲敬在中国历史学者中都是少见的，成果也很好很不少，前程不可限量。

批评者只是历史爱好者，历史学入门常识都不具备，批评文章惨不忍睹。这种云泥之别也具有喜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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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历史倾向性及规则和决定论

（2015-8-8）

规则和倾向性是哲学类人文学和科学研究追求的结果。规则是例外很少的，倾向性是例外较多的。哲学类人文学研究的是变量很多的对象，结果以倾向性为主。科学研究的是变量较少的对象，结果以规则为主。

规则和倾向性存在于何处，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实在论，说规则和倾向性是客观实体，存在于先验世界（柏拉图主义）或神那儿（神意或天意）。在历史哲学中，实在论就是历史决定论了，历史是被先验世界或神的规则和倾向性预先决定的，人力无法改变。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客观规律也是一种历史决定论。

第二种是概念论，说规则和倾向性是心理上的，是人们对对象的认识。历史哲学猜测制约现象的倾向性和规则（不是先验世界的、神的或客观的），据此作出预测，跟历史决定论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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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以刘仲敬的哲学为例谈理解和评价学术

（2015-9-22）

刘仲敬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在网上引起的敌视，让我很吃惊。想了一下，明白了，敌视者是把他的哲学当作政论了。网上谈政治，似乎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说说自己的立场，反对甚至谩骂敌对的立场就行了。不过刘的哲学不是政论，他对中国现代政治史乃至华夏政治史做哲学思辨，当然涉及古今中外的政治，但再说一遍，他的哲学不是政论。谁觉得他的哲学让你不快，那是你的政治哲学素养不足以支撑政治立场，感觉到他的政治哲学的威胁性。不然的话，不会过于在意。

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不是科学，不是猜测较小倾向性或规则-用数据分析论证猜测，而是猜测较大倾向性或规则-举例说明比以往猜测的合理之处。不能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论证要求哲学，哲学猜测只要说明比以往猜测概括的东西多或有其他较为合理之处，就行了。看学术的东西，要知道它是哪一类的东西，要看它比以往的研究有没有较为合理的贡献。如果读到新贡献较大的研究，那就像欣赏到好的音乐或绘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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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人文学、科学以及社会科学

（2009-3-13）

1. 人文学

“人文学”（humenities）这个名称，容易引人望文生义，以为是用的跟天文学、水文学一样的命名方法，是研究人的学问。实际上人文学研究的不光是人，它是基础研究中科学之外的多个学科，跟科学不同的地方主要是方法。人文学在古代（直到四百多年前现代自然科学兴起为止）发展程度高于科学，是现代科学的来源之一。

人文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考据（如文献学和史料学），考证单个现象的具体属性。考据早就有过一些很高的成就。例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中的殷商君主世系表。他没有见过殷商的甲骨文献，只是利用当时的其他文献资料和访诸野老，排出了那个世系表。清末王国维等人通过对出土的殷商甲骨文献的考证研究，发现司马迁的殷商世系表错误很少。由此可知，考据的目的是搞清楚单个现象本身的具体属性。考据主要利用文献资料，也有人兼做田野调查。

人文学的第二类是纯思辨概括（如哲学和文学批评），对现象进行纯思辨的概括。例如古代史学家在对社会变化的追记里，往往表现了对其原因的探讨。再如春秋时代的孔子，认为当时的社会弊病，原因是人们不再遵守周礼。由此可知，纯思辨概括的目的，是发现制约现象之间关系的规则或倾向性。概括出的规则是充分必要条件式，例如：当且仅当有现象A（或ABC……），就有现象X（或XYZ……）。概括出的倾向性如：如果有现象A（或ABC……），倾向于有现象X（或XYZ……）。纯思辨概括主要依靠假设-演绎、归纳、类比、顿悟等思辨方法。概括的结果就是所谓理论。理论听上去是个吓人的大字眼，其实不过就是概括。日常生活中，人人都要做概括，所以人人都是理论家。：）有效理论概括的现象越多，覆盖的面越大，其价值就越高。人文学理论容易过度概括，即概括的现象过多。所概括的现象，有些是无法重复的历史现象，有些是难以观察的心理现象，有些掺杂了见仁见智的价值判断（如利害、善恶、美丑），因而观察现象及之间关系的过程时常难以重复，验证理论失效的可能性（这被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尔称作可证伪性）时常难以找到。

人文学的第三类是综合研究（如历史学），兼作考据和纯思辨概括。

2. 科学

科学是什么呢？有两类不同的看法：一类是民俗看法，另一类是专家看法。在多数人看来，科学就是正确的、可靠的、有用的、好的以及拥有其它正面属性的知识。这种看法由来已久。在伽利略以来的四百多年时间里，自然科学事业获得了此前智力探索者从未梦想到的巨大成功，简直是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自然科学知识的可靠性令人信服，部分自然科学知识的实用性更令人惊讶。自然科学的进展引发了工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开发出了似乎无穷无尽的财富，已经而且继续惠及大多数人，并且影响到每一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多数人没有考察或从事过科学研究，看到的只是它辉煌的结果，看不到它跟其它智力活动有同有异的具体过程。在他们看来，科学家就是某个领域的权威，掌握着某个领域的正确知识（也就是科学）。这种对于科学家和科学形象的大众主观塑造，是众神和神谕形象在这个时代的翻版。这种科学的神谕隐喻，导致了“科学”和“科学的”这两个词的泛滥成灾。例如，因为正确的知识就是“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知识；所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再如，因为人文学和历史学是正确的知识，所以人文学和历史学是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又如，因为正确的或实际的就是“科学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或实际的；所以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又如，因为应用科学知识的活动就是“科学的”活动，所以应用科学知识的种田、管理、决策就是科学种田、科学管理、科学决策。

在专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家）看来，科学是一大类多姿多态的研究活动。从熟透了的有时使用思维实验的理论物理学，到长久以来未能建立理论系统的生物分类学，多种科学研究活动的共性很难归纳；可能只好借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比喻来描述：A学科和B学科有相似的属性z和y，B学科和C学科有共性y和x，C学科和D学科有共性x和w。这样A学科和D学科就没有不同于非科学智力活动的共性。还好，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不是“科学诸学科的相似性”，而是简单得多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科学”。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只需要先讨论典型的科学（如物理学）的下列两个属性：

(1) 研究过程和结果是客观的或可验证的（可证实的或可证伪的）。

(2) 研究结果构成一个理论系统。

可验证性，在波普尔之前只有可证实性。科学家报告一个新结果，要说明方法和条件。别人可以重复，按照报告者的方法和条件，必定得到同样的结果。波普尔提出可证伪性，是为了补充可证实性。波普尔应该是受了狭义相对论验证过程的启发。狭义相对论在一般条件下无法验证，后来是一批天文学家利用对一次罕见的日食的观测才证实了这个理论。波普尔的可证伪性，就是针对象狭义相对论这样的难以验证的理论。这种理论要获得科学身份，必须提供验证的可能性，必须有判决性的实验或证据来检验它是对是错。

数学和逻辑学等公理系统，是不可验证的。公理系统只是从假设的公理开始没有内部矛盾地推导出一个系统，并不要求每一步结果都能接受经验证据的验证。欧氏几何学从包含“平行线永不相交”的五条公理推导出来，可满足一般需要。两种非欧几何学（里满几何学和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一种将上述平行线公理改为“平行线最终相交”，另一种将其改为“平行线之间的距离逐渐增大”。后来发现，前者可用于描述大圆球面（如地球表面），后者可用于描述马鞍性的天体。

人文学中的哲学、文学批评等学科，一般也是不可验证的。哲学的对象都是已有研究条件下无法进行经验研究、只能进行思辨研究的。如果研究条件有所改善，对某个哲学对象可以做经验研究了，可以验证了，这方面的哲学研究就会分化出去，形成一个新的科学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很多学科都是这样从哲学里跑出来的。文学批评不可验证的原因，类似于哲学。

人文学中的文献学、考据学、考古学和历史编撰学等学科，都是可验证的；但是它们研究的是一个一个具体对象的属性，如某个古人生于何时，它们的研究结果并不构成理论系统。

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是可验证的，其研究结果也构成理论系统。这些学科的经验研究路子和理论系统目标，都是向物理学等典型的自然科学学科学来的。跟四百多年的现代物理学相比，这些现代社会科学学科都还处于少年期，最早形成的也只有一百多年历史。

科学是个多义词，所指的范围可以大小不同。最狭义的科学是狭义自然科学。狭义自然科学的的目的，如同人文学纯思辨概括的目的，也是是概括出制约现象的规则或倾向性。这不同于人文学考据的目的（考证单个现象的具体属性）。狭义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纯思辨概括要对现象做出概括，需要先观察现象，获得数据（资料）。在观察现象的方式上，狭义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纯思辨概括差异巨大，却相对接近于人文学考据。人文学纯思辨概括学者观察现象，不限定范围，不需要观察较多事例（数据）。人文学考据学者专注于单个现象本身，观察现象限定了范围，需要观察较多事例。观察方式有如前文所说的研读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等。狭义自然科学学者观察现象也限定了范围，也需要观察较多事例。观察方式最典型的是实验，以一个现象为主要观察对象。对于可能相关的多个现象，控制住它们的变化，只让其中一个现象（如温度）发生变化，看看是否引起主要观察对象的变化。如果受控变化现象引起主要观察对象的变化，那么就观察变化相关性。其他观察方式那么逐一其它现象的变化是否和怎样引起主要对象的变化。

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明确限定的范围之中的现象之间的关系。一项科学研究，以一个现象为主要对象，逐一考察其它现象的变化是否和怎样引起主要对象的变化。科学研究的对象明确限定，这同考证的人文学的对象明确限定是相同的，同纯思辨概括的人文学的对象不明确限定是不同的。

科学研究当然需要思辨，但不限于思辨，还要通过实验、调查等实证方式探究现象之间的关系。这样思辨和实证结合的概括研究，是可以让别人重复的；而得到的规则或倾向性，是可以验证的。科学研究的思辨和实证方式，综合了纯思辨概括的人文学的思辨方式和考证的人文学的实证方式。

科学习惯上分为两大门类：一类是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和生物学），基本上是对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作思辨和实证（或经验）的概括，只有数学是例外的纯思辨概括；另一类是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和社会学），对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作思辨和实证的概括。

3. 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往往同人文学混为一谈，连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和学者都大多是做人文学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也是大多给了人文学项目。大学文科专业和学者、学生也大多是人文学的。追究原因，一是中国传统学术基本上只有人文学，二是官方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又大半（哲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是人文学，或干脆就是宣传（谎言或偏见）。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是不同的研究活动，虽然二者之间有过渡地带和交叉现象。

同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给人的感觉是不够硬。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社会科学的积累和发展时间（两百多年）比现代自然科学（四百多年）短得多。其次，一个社会现象背后的因素太多，一般只能概括出倾向性，如同背后因素太多的自然现象（如气象）。再次，对多数社会现象的探究不能用自然科学中最有效的实验方法（控制住某个因素之外的其它因素，让它们保持不变，只让一个因素变化，看它的变化是否和怎样引起主要对象的变化）。还有，有些社会现象（如心理现象），处于黑箱之中，只能根据输出来构拟其内部变化。

中国和华人中的社会科学，更是弱小。这有制度原因（禁止不利于统治者的社会科学研究），也有文化原因（当官或发财功利心太强、只有人文学传统、官方意识形态的新传统）。等到未来中国人痛感缺少社会科学这种重要性不低于自然科学（而且更难引进）的基本软件时，中国的现代化恐怕已经因此延误多时了。

国内社会科学一些学科有向中国传统人文学倒退的“本土化”时尚。国内一些社会科学学科，与国外交流较少，范式陈旧，多数学者外文不好或懒得看外文文献，知识老化。现在经费多一些了（中国的科研经费几乎可以买任何生活用品，也是中国特色），急于高产，就说本学科应该“本土化”，或者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本学科（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怎么“化”或“建立”呢？自创体系、拥立中国权威的体系或回到古代人文学（后二者都比外文文献容易读）。新体系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有教授自称已经创立了十三个新学科。一年写几本专著的学者不稀奇。一年能码出那么多字，就让人吃惊了，怎么可能作过可以重复的观察和思辨呢？这是要倒退到古代人文学之前去了。

4. 人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家族相似性

自然科学、数学、社会科学、纯思辨人文学、考证人文学之间有着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这个基础研究家族的五个成员各自分别具有下列属性的一部分：

(1) 研究目的是概括出现象之间的倾向性或规则（自然科学、数学、社会科学、纯思辨人文学）

(2) 研究对象是明确限定的（自然科学、数学、社会科学、考证人文学）

(3) 研究对象限于自然现象（自然科学、数学）

(4) 研究对象限于社会现象（社会科学、考证人文学）

(5) 需要初始假设（自然科学、数学、社会科学、纯思辨人文学）

(6) 通过可以重复的观察来获取数据（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考证人文学）

(7) 对数据加以思辨以概括出倾向性或规则（自然科学、数学、社会科学、纯思辨人文学）

(8) 概括出形式化的（或数学化的）规则（自然科学的多数学科、数学、社会科学的极少数学科、纯思辨人文学中的数理逻辑学）

这些基础研究活动还在发展，属性还可能改变。此外，学科命名并无严格规范，因此有的名称未必反映学科或学科群的属性。例如认知科学是形成于50年代的学科群。80年代哈佛的心理学教授加德纳写了一本认知科学简史——《心灵的新科学》，说认知科学有六个核心学科：认知心理学、当代语言学、人工智能、民俗人类学、神经生理学和心灵哲学。如此则这个名为科学的学科群包含了三个社会科学学科（认知心理学、当代语言学和民俗人类学）、两个自然科学学科（人工智能和神经生理学）和一个纯思辨人文学学科（心灵哲学）。

附带说一下，所谓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时不太好区分。发展程度较高的基础学科（如纯数学、理论物理学），相应的应用学科（如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学）一般是研究怎样应用基础理论，而发展程度较低的基础学科（如理论语言学），还不能提供很多应用领域（如语言教学）需要的理论，所以相应的应用研究（如应用语言学）就要从基础研究做起了。

5. 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是一个哲学标签，可以用在两个方面。在科学哲学里，主要是上个世纪上半叶的逻辑经验论，基本观点是科学的对象只能是可以直接观察的现象。它发源于维也纳（石里克等）和柏林（莱辛巴赫等），影响了英美的分析哲学（后者另有先驱：德国的弗雷格、美国的皮尔士、英国的罗素和摩尔）。

逻辑经验论曾经影响到心理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和文学理论等人文学学科。

起源于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斯金纳等），只研究可以直接观察的刺激-反映链条中的人类行为，不研究内部心理机制。观察方式与以前的学派一样，主要是实验，其次是调查。但是它的主流派地位，已在上世纪中叶，被起源于美国的认知心理学（米勒等）所取代。后者专门研究内部心理机制（认知系统），观察方式没有改变。

起源于于欧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先驱：瑞士的索绪尔、布拉格学派：十月革命后流亡的俄国人特鲁别茨考伊和雅克布森等、美国学派：布龙姆菲尔德等、哥本哈根学派：叶尔姆斯列夫等），只研究语言形式（语音、语法形式）系统，不研究语义系统和心理机制。观察方式，主要是田野调查，其次是调查书面语料。但是它的主流派地位，已在上世纪中叶，被起源于美国的生成语言学（乔姆斯基等）所取代。后者认为语言系统是一个认知子系统。观察方式，主要是内省，其次是田野（语感）调查等。其后起源于欧美的非主流派——功能主义语言学，也认为语言系统是一个认知子系统。观察方式，主要是田野调查，其次是内省。

起源于法国的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等），受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启发，只研究文化的形式系统，不研究心理机制。观察方式，与以前的学派一样，还是田野调查。这个学派早已消亡。后来影响较大的学派——民俗人类学，主要研究心理机制，观察方式没有改变。

起源于俄国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普罗普、雅克布森等）和起源于法国的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巴尔特等，受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启发），只研究文学作品的形式系统。观察方式，主要是书面作品阅读，其次是田野（民间口头作品）调查和阅读。后来影响较大的学派——解构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研究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含义，观察方式是作品阅读。

上述心理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是社会科学的老牌学科，在受到逻辑经验论影响之前，已有百多年历史，学科草创时就有明确限定的社会方面研究对象（分别是心理系统、语言系统和文化系统），就使用实验和田野调查等类似于自然科学（物理学等主要用实验，生物分类学和地质学等主要用田野调查）而非纯思辨人文学（读书而非观察对象）的观察方式（现代心理学始于冯特建立莱比锡大学心理学实验室，现代语言学始于德国学者调查印欧语言的语音对应关系和同源词、文化人类学始于欧洲学者对异族的田野调查）。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只是在这些学科中助产了一类学派，把研究对象缩小为可以直接观察的现象，并未改变学科原有的观察方式。这些学派都已作古，后起学派不再把对象限制为可以直接观察的现象，观察方式也基本上没有改变。因此，在这三个重要的社会科学学科中，丝毫看不出对象和方法上倒退回人文学的巨变。

“科学主义”的另一个意义，指的是社会上对科学的盲目崇拜，也叫科学至上论或科学拜物教。在很多人看来，科学就是正确的、可靠的、有用的、好的以及拥有其它正面属性的知识。

这种看法由来已久。在伽利略以来的四百多年时间里，自然科学事业获得了此前智力探索者从未梦想到的巨大成功，简直是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自然科学知识的可靠性令人信服，部分自然科学知识的实用性更令人惊讶。自然科学的进展引发了工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开发出了似乎无穷无尽的财富，已经而且继续惠及大多数人，并且影响到每一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很多人没有从事或考察过科学研究，看到的只是它辉煌的结果，看不到它跟其它智力活动有同有异的具体过程。在他们看来，科学家就是某个领域的权威，掌握着某个领域的正确知识（也就是科学）。这种对于科学家和科学形象的大众主观塑造，是众神和神谕形象在这个时代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