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泯灭 党性的猖狂

"造神"运动轰轰烈烈，喉舌党媒群起为个人歌功颂德，遣词用句之酸麻，大有追上开国领袖毛泽东之势。习近平上周到访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要求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地产大鳄任志强随后发表评论指出:“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彻底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

党媒千龙网直指任志强：＂党性的泯灭、人性的猖狂。”

这一气急败坏的表白想“捍卫”什么呢？无妨是这句谩骂的另一个极端——人性的泯灭，党性的猖狂！

本解说词大标题立此存照，为千龙张目。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猴急。日下世风，看似早已有过之无不及地早早抵达了千龙泼皮心目中的理想国。

任志强的“神奇的一跳”，被《闲话上海》嘉宾张伟国激赏为一蹴而就为民间意见领袖“神坛”的霸主地位。

但本周的另一个新闻现象对此出“功夫在戏外”的另一番风景——2月25日《世界日报》社论《習李圍剿太子黨土圍子 引發征戰》 ：

习近平19日赴人民日報、央視和新華社三大官媒調研，指示黨和政府主辦的官媒「必須姓黨」。之後，知名大Ｖ任志強發微博稱，「人民政府啥時候改黨政府了？花的是黨費嗎？」接著《千龍網》、《紫光閣》雜誌和《中國青年網》紛紛發文和微博砲轟任志強的「反黨言論」，稱他是「資本翻天派」，「譁眾取寵，用心險惡」，「妄圖通過資本控制政權」，質問是「誰給了任志強反黨的底氣」，拉開一場意識形態討伐的征戰。外界了解的任大砲是華遠公司前老總，具太子黨身分。文革前，王岐山曾是任志強所在班級的輔導員，王與任都下鄉延安；文革後，任志強等一批紅二代與王岐山私交不錯...此次，任大砲敢於出面「挑刺兒」，顯然是有用意，有背景。而其用意何在，耐人尋味。北京「海內」人士透露，新春伊始，習近平委託中紀委、組織部，召集近300名金融和經濟界太子黨進行訓誡，要進一步剿滅各色土圍子...任志強作為華遠前老總，也算是「經濟土圍子」的小寨主。作為紅二代和新老利益集團代表人物，任志強反叛聲音能常在，說明太子黨「土圍子」們還堅固，人際關係在高層還很起作用。中共領導層的行為也極大地受到權力層內部人際關係或土圍子的框限…對習來說，不管哪一派，只要對集權和新政設置障礙，必會設法祛除…因為官媒和網上指責任志強的左派，也並非真心維護習近平的權威，更多是煽風點火、陽奉陰違的人。

【读报补丁】

《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蔡霞（中央党校教授）作者授权三剑客发表

• 最近几天，任志强成了争论的焦点人物，一些文章给任志强扣上 “反党”帽子，批任志强“用心险恶”、“利用微博反党”，还有的文章题目是“坚决打倒阴谋家、野心家、资本翻天派、‘中国特郎普’ 任志强 ”。不同观点争论本属于正常，但用满篇文革语言给任志强“上纲上线”，大有对任志强进行政治审判乃至要直接置其于死地的架势，这就不是正常的争论，而是带有政治诽谤乃至诬害性质了…这些文章发布在一级党组织主办管理的党网《千龙网》、相当高层的党刊杂志《红旗文稿》、党的外围组织——团中央的《中青网》上，貌似“组织上”表态任志强“反党”。事态如此严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怎么看待这些情况？用什么来判断党员任志强究竟是“反党”还是表达不同意见乃至提出批评？笔者翻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话：“全党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真正把党章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判断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现，要以党章为基本标准。 ”有人认为，党员发表不同意见，就是“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必须要给予严厉处分。这样的理解很片面，甚至是歪曲党的纪律…任志强仅仅是对媒体都“姓党”有疑惑，与“妄议”有本质区别，更扣不上“反党”帽子。习近平曾经指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总之，对任志强的发表意见如何处置，不仅是任志强的事，更和8000多万党员的权利能否得到保护直接相连。学习党章党规，增强党章意识，是我们更好地履行党员义务、行使党员权利、发挥党员作用的基础和条件。营造8000多万党员都能大胆讲真话讲心里话的党内民主氛围，是真正的爱党护党，而扣帽子堵塞言路，对党则有百害而无一利。就此，我们的党网、党刊该怎么做，是否需要再想想了?

☯铜锣湾书局☯

在这一新开辟的专题节目中，成功为听众朋友们朗读近年来上海人在新华书店买不到，在互联网上找不着，却和上海息息相关的“黄鱼车盗版禁书”。而这些鬼鬼祟祟流落在上海街头小巷时隐时现的盗版书，其内容漏洞百出，其排版白字连篇，地下读者们觅得宝物般的一刹那窃喜，常常会顷刻淹没在劣质印刷品几乎无法正常阅读的巨大郁闷之中。

而这些禁书的正版，人们通常可以在不久前被习近平总书记的地下党卫军取缔的香港岛铜锣湾书局的陋室中寻获。《十年一梦》，就是其中的一本。

《十年一夢》徐景賢

朗读之一

• 徐景賢，上海市人，1933年出生於一個教師家庭。上海解放前，曾就讀於南洋模範中小學，接觸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邉印�1951年，被調至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曆任文藝幹事，市委文藝幹事，副科長。

• 1964年，被調至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任黨支部書記，在毛澤東、江青、張春橋支持和指使下，和姚文元等一起投入對吳晗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1966年12月帶領寫作班全體成員宣布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1967年初，追隨張春橋、姚文元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先後擔任過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九屆、十屆中央委員等職。親身經曆並目睹了許多文革重大事件。

  文革結束後被捕，作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重要骨幹，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關押在上海市提藍橋監獄。1992年保外就醫，1995年刑滿釋放，1999年恢複政治權利。

  從1992年到2002年，作者用了10年時間，寫成這部回憶錄。

  文革序曲

  一九六六年歲末，嚴寒的冬天悄無聲息地來到了人間。

  然而，我卻仿佛沒有感覺到冬天的降臨。刺骨的風，寒徹的雪，似乎都在我那熾烈的熱情麵前消散了，融化了。因為，這一年的十二月十八日，由我擔任黨支部書記的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正式發表“造反聲明”；我在造反大會上以市委文革小組成員的身份，作了題為《造反才知主席親》的長篇發言，宣布造上海市委的反。這就是當時上海的各家造反報紙所報道的：“市委心髒爆炸，曹家後院起火！”曹家，指當時主持上海市工作的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從此，我就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之中。

  我公開宣布造反，在上海市委機關幹部中引起了強烈的震動：一方麵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機關紀律嚴明，規定任何情況不得外泄，更不用說是知情人起來造反了；另一方麵則是由於我個人的原因。我解放初期就到市委機關工作，當時還隻有十七周歲。我在市委工作的十五個年頭裏市委先後換了三屆第一書記：陳毅、柯慶施和陳丕顯，我都沒有離開過市委。我在市委機關裏有不少熟人，他們都叫我“小徐”。在宣傳部文藝處，我當過幹事，副科長，以後又擔任市委寫作班支部書記，並被任命為市委文革小組成員，列席市委常委會。我了解機關的內情，也受到領導的重用，所以，當我起來“反戈一擊”的時候，有些領導大驚失色，各部、委、辦的造反派起而呼應，也有些人表示不滿和反對，整個市委機關部亂了套。

  我的經曆

  我從一個青年學生成長為一個黨的幹部，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培養的結果。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我出生在上海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裏。父親徐宗駿，是上海郊區奉賢縣一個小商人的兒子，一九二六年畢業幹南京東南大學化學係，同年回到奉賢。一九二七年秋和共產黨人李主一、劉曉等創辦了一所曙光中學，他任校長；同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學校被國民黨查封，父親逃往上海，從此脫黨，他先在中學教書，以後在交通大學化學係任教，從助教而講師而副教授。我的母親戴秋楠，原來是小學教員，國共兩黨合作時期擔任過奉賢縣國民黨縣黨部委員，以後成為家庭婦女，養育了我們姐弟三人。我在家裏排行老二。

  我的童年時期和少年時期是在上海交通大學附近的一條石庫門弄堂裏度過的。我就學於學費昂貴的南洋模範中小學，因為父親在中學部兼課，可以減免我的一半學費，如果成績優秀的話，還可以減免另一半學費，所以我讀書時經常名列前茅。從小學到中學，我經曆了日本侵略軍占領上海法租界的痛苦生活，因為日軍進駐交通大學改為同文書院，父親憤而辭職，家境日見窘困，我也排隊買過戶口米，吃過六穀粉，培養了仇恨帝國主義侵略的強烈的民族感情。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父親複員回到了交通大學教書，我在交大學生的影響下．和中學同學一起參加了一些反美反蔣的學生邉樱瑩�任過平民夜校的教師，接受了進步思想。在中學裏我參加了學生自治會的競選，擔任學藝部長。

  上海的解放給我帶來了參與各項政治活動的廣闊天地，我在學校裏第一批參加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又成為南模通訊組的組長，向報紙雜誌投稿。一九五一年，我高中畢業的時候，違背了父親希望我成為化學家的意願，撕掉了大學入學報名單，報名參加了上海市政建設幹部訓練班。組織部門在選拔時，了解到我愛好寫作，寫過一些文章，竟然直接把我分配到市委宣傳部工作。以一個普通的中學生，能夠被選送到黨的高級領導機關工作，對我來說，實在是莫大的殊榮。從此，我開始了在市委機關工作的漫長生涯。

  一九五三年四月，我經丁景唐和徐嘯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我在市委宣傳部工作時，結識了同事葛蘊芳，她解放前在上海市立女師讀書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解放後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書。我們於一九五六年結婚，婚後有兩個女兒，建立了溫馨的家庭。

  我在市委宣傳部文藝處，開始時分工聯係群眾文藝，以後又聯係文藝界。我在工作崗位上繼續自己的學業，參加了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的函授學習，同時，繼續從事業餘寫作，在報刊上發表文學評論，雜文、散文、影評，書評等。我寫過以解放前夕上海學生邉訛轭}材的傳記文學《黨的兒子穆漢祥》，電影劇本《曙光在前》(與人合作)，出版過散文、報告文學集《生命似火》；我參與創作的話劇《年青的一代》，獲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頒發的優秀創作獎，並被搬上了銀幕。一九五九年，我成為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會員；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0年，我兩次見到了毛澤東主席；一九六五年，我作為青年作家的代表，訪問戰火紛飛的越南，受到了胡誌明主席的接見。

  我的這些經曆，為我被調到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並受到重用，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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