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强雄才，过重私节 近平谋深，咎在权贪

2016两会在即。

外媒《南华早报》《世界日报》，在同一天里发出了完全不同的气象预报----

《南华早报》： “两会前瞻 还会听到多少不同的声音？”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通常是国务院总理的舞台...但在今年的舞台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让总理李克强有所失色。虽然按照宪制，国家主席在这场年度政治大戏中并非主角，但一场前所未见的宣传运动正在推广其作为强人领袖的地位，可比肩毛泽东...分析人士预计，习近平会把党高层人事调整列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他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提拔他的左膀右臂，让他们负责李克强所领导的中央政府班子职权范围内的事务。分析人士预计，习近平会把党高层人事调整列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他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提拔他的左膀右臂，让他们负责李克强所领导的中央政府班子职权范围内的事务。

《世界日报》：“習家軍成形 高層人事傳聞用心險惡”

中國正緊鑼密鼓舉辦一年一度的人大和政協會議（簡稱「兩會」），再度引起外界對中共19大人事安排的關注。「習內核」將成2016年中共政治的「新風景」...19大人事布局，將是今年中共政治的重頭戲...海外最近有報導分析稱，習近平看上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有意將其調至中央擔任深改組辦公室主任，為接替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熱身」。理由是：一、韓正曾是習近平在上海任市委書記時的搭檔；二、韓主政的上海GDP全國第一，說明其行政能力不錯；三、重用與自己搭伴工作過、有豐富經歷和政績的「上海王」，應是習近平人事選擇的自然結果等。而李克強2018年後不再連任的原因，被歸結為：一、身體不好、能力有限，力不從心。中國經濟持續下行、股市崩盤、熔斷機制導致「股災2.0」、人民幣貶值，均被看作是李相治理不力，施政無方。二、習李在經濟政策和治理方略上「分歧嚴重」，李遂「被邊緣化」。例如，李的「克強經濟學」和「克強指數」在習壓制下曇花一現，很快消聲匿跡。三、習近平獨攬經濟大權，創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並親自擔任組長，架空李克強治下的國務院，使習李關係尖銳對立。韓正是否有資格被劃歸「習內核」成員，北京部分圈內人有完全不同看法。他們認為，韓正將取代李克強，純屬天方夜譚、編故事。韓正是江澤民的人，韓如果內調，是逐步讓其退出政壇的開始，也是習近平派親信接管上海的舉措，而不是重用韓。「習李體制」並非外傳那樣名存實亡...習李關係的基礎是：一、李克強是技術官僚，沒有政治野心。二、習對李的態度將影響整個團派勢力和官僚系統向心力，習不會蠢到自毀長城。說習李之間有嚴重分歧，是反對派一廂情願想法，混淆視聽而已。習近平集權，依靠兩大勢力：一是太子黨，二是團派和官僚隊伍。依靠紅二代，是特定時期的特定策略，暫時的權宜之計。依靠團派和整個官僚系統，才是習執政的根本和長遠打算。而「習李體制」面對的最大阻礙力量，是掌握經濟、金融和軍隊的太子黨。四中全會後，李克強的經濟改革鋪開，全面進剿太子黨掌控的各種「經濟土圍子」。太子黨便暗中興風作浪，阻擾改革，一時之間，李克強舉步維艱...事實上，習李經濟政策和治理上不是分歧嚴重，而是各有侧重...外傳習李分歧嚴重，李被邊緣化(甚至參與政變)等，均缺乏可靠依據，與現實相去甚遠。

各得其所，各执其词。

闲话上海请张伟国嘉宾为我们理顺思路。

【读报补丁】

《习近平主席当众责令李克强总理改稿》 杨光 中国人权双周刊 原标题为：强人习近平的弱点

• 今年三月人大开幕式现场直播时，在习近平主席与李克强总理之间发生了一件小事，颇令人回味。正当李克强要走上讲台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习近平忽然转向李克强，指着报告打印稿首页向李指指点点，二人交头接耳一番，随后，眼尖的代表们发现，李克强的讲话对书面稿作了一处小改动，在第一段“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良好开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启新征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迈出坚实步伐”中间插入了一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进展”，显然这正是习近平现场指点的结果。事后的官方解释是“由于时间关系印制遗漏”，但熟悉中共政治运作的人都知道，“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与修订时间极其充裕，早在前一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之后即已着手，而起草工作虽属总理职分，但定稿、印制之前政治局常委必已多次审阅，想必习近平早已过目并首肯，如措辞仍有可商榷之处，为什么早前不提出，非要等到“两会”现场众目睽睽之下当场责令堂堂总理临时修正不可呢？...此事不禁让人联想起“开国领袖”毛泽东的二三事。其一，毛手拿一张印有柯庆施文章的《人民日报》，当众羞辱总理周恩来：“这样的文章你写得出来吗？”其二，毛竖起一根小指头轻蔑地对国家主席、党中央二把手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其三，毛一手指着昔日名义上司、曾被他亲口封为“明君”的前总书记张闻天，一边与旁人谈笑风生：“此人曾经想要我的命。”习近平当众责令李克强改稿，这件小事颇显毛泽东式为人与为政风格。但此事似乎并未引起观众的注意。对于无从了解中共常委会黑箱与中共高层关系内幕的政治观察人士来说，这样的细节实在不可多得。它隐约透露了习李关系缺乏默契...习近平相对于李克强足够强势，二人没有同事之间的相互尊重...所谓“集体领导体制”事实上已经崩盘，习近平已经“一枝独秀”，“高处不胜寒”，与其他六位常委拉开了很长的距离...如此，或有重蹈毛泽东晚年覆辙的可能性。在中共，强人政治的隐患和风险比庸人政治更多，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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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夢》徐景賢

朗读之二

上海市委写作班——文化大革命的舆论策源地

• 一九六三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决定从各方面调集人员，成立—个专门的写作班子，负责撰写各个领域的大批判文章。市委写作班刚建立时，由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分管，把我从市委宣传部文艺处调去，担任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市委写作班的地点设在上海华山路丁香花园，传说是李鸿章为他的小妾建造的一座大花园。写作班下设文学组，主要笔名是“丁学雷”，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由我负责历史组的主要笔名是“罗思鼎”，寓“做一颗永不生銹的螺丝钉”之意。开始时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金冲及负责，金冲及随石西民调去北京以后，改由朱永嘉负责；此外，还有哲学组、自然辩证法组等。写作班的成员都是从社会科学各部门，各单位，各大专院校，各文艺协会、院团以及市委党校等处调集的，都是较强的“笔杆子”，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谁要是进了市委写作班，那就是一名受党信用的“左派”，在当时是十分光荣的事。

  一九六四年，石西民调去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写作班改由市委书记张春桥分管。张春桥是我的老上级，在市委文艺工作部和市委宣传部，都当过我的领导。一九六六年张春桥调到中央文革小组任副组长以后，上海市委写作班又由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负责。无论是石西民，张春桥或是杨西光，他们对写作班都抓得很紧，向我们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部署一个又一个的战役，审查一个又一个的选题计划，直至审改一篇又一篇的重点文章。在他们的领导下，市委写作班在各条战线上主动出击，展开了全面的大批判：

  在哲学方面，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

  在历史方面，批判了忠王李秀成的“自白书”、影片《清官秘史》的历史观；

  在文学方面，批判了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所代表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批判了“国防文学”口号和“中间人物”论；在电影方面，批判了《中国电影发展史》和瞿白音的《“创新”独白》，批判了影片《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舞台姐妹》……在戏剧方面，批判了“有鬼无害”论，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田汉的《谢瑶环》……

  总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还没有揭开，在思想战线上早已是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了。当然，关键性的战役就是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一九六五年初，江青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在上海通过张春桥找到了姚文元，下达了撰写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的任务。江青强调写这篇文章要“保密”，姚文元就躲到了我们市委写作班来。当时写作班已经搬到武康路二号，张春桥亲自向我们宣布了保密纪律，由朱永嘉任组长的“罗思鼎”小组为张春桥和姚文元收集、整理明史资料。

  早在一九五四年，我在讨论工人文学创作的座谈会上就结识了姚文元。此后，我们之间有着较多的交往，所以对于他的来到写作班，我作了妥善的安排，替他在武康路二号的二楼辟了一间专门的写作室。《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写了八个月，写到第十稿，由毛泽东亲自审定，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题，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由此也立了功，后来受到过江青的公开表扬。

  一九六六年，张春桥和姚文元先后被调去北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组员。上海市委任命我和朱永嘉任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替市委到处“救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以后，我不想再为市委效劳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派到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去“摸气候”，张春桥和姚文元接见了他，要他带口信给我，告诉我上海市委在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执行了错误路线，要我带领市委写作班的成员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过了几天，姚文元又和我通电话，问我“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意思很清楚：张，姚让我放下工作上“前线”，是要我和上海市委划清界线，带头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

  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因病住在西郊，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主持日常工作，苦于应付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炮轰”，他要我代他起草向中央和群众作的“检查”，还让我列席市委常委会，使我了解了许多内情。于是，我在十二月十八日的市委写作班造反大会上当众作了揭发，并勒令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和市委常委常溪萍等人到会听取批判。我们的口号是：“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我们的行动，开了全国各省、币、自治区党政机关内部造反的先河。

  我带头造反，“揭竿而起”以后，市委机关内部的造反派纷纷杀将出来，我们又成立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简称)以及各个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继续向已经基本上陷于瘫痪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进攻。

  那年冬天，我甚至连自己的三十三岁生日都忘记得一干二净。每天每日，我骑着自行车，以市委联络站负责人的名义，往来奔忙于上海各个造反大会的会场之间。每到一处地方，我就从头上摘下那顶哥萨克式的皮帽子，解开对襟的中式棉袄，满头冒着热气，慷慨激昂地发表一通演说，然后匆忙地赶往下一站。在我看来，这真是一个火热的冬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