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与中共集体领导体制的冲突

春秋戈

文革以后，中共政权的专制主义本质没有变，但是，中共恢复了最高领导权力的集体领导体制，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强调中共最高领导权力和决策的“集体”作用，朝着限制和制约最高领导人个人权力，迈出了坚实有力的一步。

所谓的中共“集体领导体制”，一指由多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二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实行集体领导机制，即由“领导集体”掌握国家权力，对党和国家事务进行“集体领导”。其特征就是“集体”：是“集体成员”，而不是“个人”；是“多个机构”，而不是“一个机构”；是“集体智慧”，而不是“个人智慧”；是“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决策”。其内容涵盖五大机制，即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交接班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和集体决策机制。

中共政治局的工作规则和工作条例规定，中共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以及重大问题集体讨论、集体决策，决策过程中“坚持党的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机制。

人们发现，习近平主导的反腐败，既没有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过往五届中央全会会议的任何相关决议，也没有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任何一次会议相关决议，甚至没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相关决议予以授权，批准和支持的纪录。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从不曾批准和授权习近平主导和推动“反腐败”。所谓的“反腐败”，完全是习近平超越中共总书记个人权限，超越中共最高领导集体的决策机制，与中共没有任何关系的个人行为，是为维护包括像齐桥桥在内的，习近平个人和家族利益的封建皇权专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