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资产阶级法权 |
送交者: 马悲鸣 2005年05月14日10:30:24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重建资产阶级法权 ·马悲鸣·
1、张春桥堪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非张春桥莫属。他和姚文元在文革後期各书大块文章,痛批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革命不能讲价钱。记工分要干;不记工分,为了“解放三分之二”于“水深火热之中”也要干。给钱干,不给钱也得干。“红军长征时,谁给他们记工分了?!” 但现实的中国工人阶级却将这个陈述颠倒过来说:干活拿钱,不干活也拿钱。 在中国众多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做的大批判里,只有张姚的文章批到了点子上。可惜姚文元没有坚持住自己的立场。当他在监狱服刑期间,乃父姚蓬子去世。上海当局派人到监狱询问姚文元是否愿意继承遗产时,他竟然一口答应了下来!财产继承权当然属于资产阶级法权。姚文元批了半天别人的法权,他自己还是要这份资产阶级法权的。可见中国的文人尽是骗子一流。所以说,真正纯洁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只剩下张春桥一人了。 姚文元只是骗在了明处。那些欣赏他,崇拜他,但没有成大名的骗子文人还多着呢。现在海外的文人中就有此辈。整个文革期间他们都在整别人的“走资派”、“五一六”,并以此窜红。谁知在八九民运中他们也成了精英,六四後也跑到海外吃洋面包来了。 陈子明先生在《改革十年的回顾》中提到,改革最缺的就是没有理论。熊焱先生也曾发表文章,同样说民运没有理论。其实这理论再简单不过了:既然中国的改革是和文革四人帮的理论背道而驰的,那么重建和恢复资产阶级法权就是最好的理论。 反说张姚的理论:记工分干,不记工分不干。给钱干,不给钱不干。颠倒秩序说:干活拿钱,不干活不拿钱:“老子不干还不挣呢!” 红军长征,凭什么不给人家记工分?!
我们只从报端的人物报导上看到,长征时红一方面军的团长後来都官拜上将军了。红军最盛时的总兵力达到过三十万。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八万六千人马,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损失三千七,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损失九千七,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损失八千六,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损失三万,尚余不足四万,到川北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只剩下八九千人了。当时四方面军有五万人马。到长征结束,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总共只剩了三万。那余下的十数万大军都哪里去了?他们真正“醉卧沙场”的并不很多,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流落在长征路上。从江西到河西,绵延万里。他们无家可归,寄人篱下,饱受背井离乡之苦。谁知等共产党打下天下以後,还是不要他们。 中共对待流散红军的政策是:“一年回归的收留,两年归来的审查,三年回来的不要。”反正中国有的是人。共产党宁要新开辟根据地刚分到土地而感恩戴德的农民,也不再要流散红军。 直到改革开放後,中共才想起这批人。简单收集一下名单,每人每月发给十五到五十元的津贴打发了事。“解放後”他们中的很多人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成“逃兵”、“叛徒”和“张国焘分子”而饱受折磨。 从流散红军一生的遭遇中我们得到的启发是:再也不能给共产党干了。因为他们没有资产阶级法权,不给为他们的事业奋斗牺牲的人记工分。没有流散的都封侯拜将了,而流散的就得漂泊一生。张春桥还在那里振振有辞地说风凉话。 红军流散的责任在于指挥失当,并非罪在流散红军自己。君不见美国政府对流散、失踪、被俘美军的尽职尽责?不管生死,必欲悉数索还,全部查清下落,给军属和选民以清楚的交代而後已。被俘美军回来後都受到英雄式的欢迎。总统亲自讲话,对由于军事当局指挥失当而造成他们落入敌手,受尽酷刑的遭遇表示歉意和慰问。他们是为美国而受苦的,荣誉不减凯旋的英雄。下回如果美国再有战事,这些曾经被俘过的美军战士仍然毫无後顾之忧地再度奔赴沙场,报效祖国。 如果在中国工农红军和美军两支军队里任选其一,那么根据流散红军和被俘美军霄壤之别的遭遇,应该选择参加美军,而不参加红军。当兵就要当美军。
中国帝制时代,“父债子还”是天经地义的。因为那时的产权以家庭为单位。也因此常有富户子弟偷卖父亲产业供其挥霍而致败家的。但这些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行不通。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权是以个人为单位。子不偿父债,但也无法拿父亲的产业去抵自己的赌债。以个人为单位界定产权使得一个人的债务到他死时总有个了结。而以家庭为产权单位的债务则可以代代相传,无尽无休。“株连九族”和“夷三族”更是以家族为单位。联坐法、保甲制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则是以邻里为单位。 以个人为单位的权利界定比以家庭为单位分得更细致。和天下所有事物一样,分得越细,越进步。所以资产阶级法权比中国帝制时代的封建法权进步。因为个人是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法权界定到个人这一步以後无法再继续划分下去了。所以说,以个人为单位的资产阶级法权是最终的法权。 法权是法律保证的权利。没有法权,法律自然也就没有用处了。所以中国在大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毛泽东时代已经废法废到几乎无法的地步。一切行为的规则都来自“最高指示”。 毛泽东曾向埃德加·斯诺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注2]无天。’”结果翻译照字面直译过去。斯诺理解成毛泽东把自己比喻为一个打着伞在雨中孤独行走的和尚。
八九学潮又提出老掉牙的口号:“反贪污、反腐败”。而贪污腐败又哪朝无之?每一次社稷易姓都是反贪污、反腐败的结果,哪一朝又想得出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呢? 反贪污的根本是重建私有制的会计制度。天下的钱财都有主。一个人贪污了款项,必有具体的损失者。那具体的损失者自然会上法庭去告他。哪象公有制,天下的钱财都是没主的,不拿白不拿。一个人贪污了公款,损失者是虚无缥缈的国家和人民,却找不到具体的损失者去起诉。美国人每天经手那么多的钱财,怎么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贪污腐败呢?!原因就是美国实行产权界定到个人的私有制,没有什么公家的钱财可供贪污。 反腐败的根本是重建私有企业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谁腐败,谁失败,谁先破产倒闭。损失的是他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国家。竞争对手巴不得他腐败呢。 中国帝制时代贪污腐败的原因,讲到底是私有化程度不够,法权不明晰。但帝制时代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总算指明了一份个人产权。从法权的进化上说,这总比“普天之下,莫非党有;率土之宾,莫非党员”的社会主义还要更进步合理一些。也因此帝制能勉力维持两千余年,远比仅四十来年就百孔千疮的共产制度更有生命力。 公有制计划经济下的贪污腐败是其逻辑的必然。因其没有法权,只能靠政治运动和思想工作来防范。如果不搞运动,则根本没治。
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法权的界定较之中国的封建法权还要模糊,所以现在中共治下的贪污腐败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更其泛滥。 没有法权观念的中国政治表现在官场上就是竞争没有规则。毛泽东竟然要了他两个接班人的命。邓小平则把他的两个接班人赶下台。中共治国从不讲章法。谁横,谁阴,谁奸,谁自私,谁狡诈,谁取胜的机会就大,谁就能享受无边的特权。反之,不够横,不够阴,不够奸,不够自私,不够狡诈的就沦为阶下囚,甚至性命不保。同样是井岗山出身的元帅,一军团的林彪正在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时,三军团的彭德怀正在挨“革命群众”的批斗。久而久之,中共各层干部队伍掌实权的就都是由足够横,足够阴,足够奸,足够自私,足够狡诈的人占据了。章法是他们享受非分特权的绊脚石,是排挤健康力量时的掣肘。他们怎能做茧自缚,作法自毙呢?!
“法权”的观念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军事共产主义时谈不上什么法权。等到人类进入文明,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再到自由资本主义,法权的概念是一步步演进得更其清晰分明。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实际上是一个产权私有化一步步深入的过程。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却一步打回到军事共产主义;把法权,连同法权意识一起铲除。人类五千年创造的全部精神文明都属“封、资、修”大毒草而受到批判。共产党人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产权是法权里最重要的一项。而无产阶级因其无产而用不着产权。法权因其保护产权而成为无产阶级暴力剥夺有产者的障碍,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才大批资产阶级法权。 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後,从斯大林到毛泽东搞的所有政治运动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防止法权的再现。除非中共要竭力保持中国人永远都是无产者;否则,改革就只能是重建资产阶级法权。 法理上属于你的权利,你不争也属于你。法理上不属于你的权利,你争也不属于你。如今倍受反感的“走後门”,行贿,打击报复,贪赃枉法等等这一切,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法权。人们不择手段地争没主的,或者干脆属于他人的权力和利益。而所有者本人反而守不住自己的权益。 只有健全了法权,社会生产才能安全公平地大规模展开。改革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法权有理!” 【附录】~~~~~~~~~~~~~~~~~~~~~~ 旅美中国学人评张春桥 (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2005年5月12日)中国四人帮成员张春桥 文革四人帮成员张春桥4月21日因癌症去世,中国官方媒体推迟了将近3 *宋永毅:张春桥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宋永毅说,官方报导中列举张春桥中学时的活动,说他曾在学校发起 宋永毅说,虽然张春桥在文革中推行毛泽东的路线不遗余力,但是比 *高文谦:毛泽东曾力保张春桥* 在海外出版的《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5月10日在纽约表示, 高文谦回顾1980年审判四人帮时的情景,江青虽然在法庭上破口大骂 高文谦说:“林彪以接班人身份集中火力打击张春桥的时候,毛泽东 宋永毅说,所谓“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即加上毛泽东。但 *高文谦:张春桥告诫中共不要骑在人民头上* 高文谦表示,审判四人帮时,邓小平曾派人去问张春桥,在法庭上有 高文谦说:“这句话恰恰说中了中国社会由于跛脚鸭式改革造成的严 *宋永毅:当局害怕失去政权合法性* 虽然文革已经成为将近40年前的历史,但是中国政府至今仍然将文革 宋永毅说:“一个民族如果不吸取历史的教训是最可悲的。现在老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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