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进入高潮形成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其标志当然是老毛在1966年八月五号在《人民日报》登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同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革的序幕应该是1966年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本人没有在那次重要的会议上露面，但大会却按照他的意图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串成一个“反革命集团”，为开展文革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势能。彭真是政治局委员，文革以前的政治明星，与宣传部长陆定一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一起代表资产阶级势力在中共党内的大力渗透。作为总参谋长和军委办公室主任，罗瑞卿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运行，也就代表了资产阶级在军内的渗透。

      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资产阶级已经控制了党和国家的部分权力，一场巨大的政治清洗运动早已不可避免。

      政治局扩大会议完成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在五月十六号通过了宣告文革开始的正式通知（以后简称为五一六通知），向全党全国通告党的领导上层出现了“修正主义”，在基层许多地方领导权力也被资产阶级所篡夺。

      第三件大事就是林彪以政治局常委，国防部长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在会议上发表了重点长篇讲话。现在回想起来，与前两件事比较，林彪的发言其实更为重要，对文革今后的展开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大约一万字近两小时的长篇发言中，林彪阐述了三个重点。第一，资产阶级从无产阶级或革命派手中夺回政权的主要手法就是政变，政变是古今中外政权更迭的一种主要方式。第二，资产阶级势力在中国人数虽少但能量极大，他们搞阴谋政变不可不防，否则革命者就要“人头落地。”第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发展，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中国才能防止“修正主义”保住革命政权永不变色。

      显然，林彪的长篇发言其实就是一篇用枪杆子作为后盾为文革鸣锣开道的政治宣言。关于政变的议论在林的发言中洋洋洒洒占了一半的篇幅，所以林的发言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关于政变这个题目独树一帜构成蔚然大观的一篇范文。为了产生震撼效果，林元帅列举了中外历史上几十个政变的事例，当然更是挖空心思费尽笔墨，让人们觉得预防政变已是十万火急: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损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怎么掉的。。。

      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

    表面上来看，林彪的长篇发言很好地阐述了文革的实质意义，文革的紧迫斗争性质，当然也是制造出了一种极为萧杀的政治气氛。然而最重要的是，这篇政治意义极为独特的长篇发言为推动文革走向下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目标埋下了一道厚重的伏笔。

    揪出了资深政治局委员和总参谋长还只是斗争的序幕，运动再深入一步不就是要揪出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副主席级别更高的人物吗？

    在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概没有人感觉到打倒刘少奇贺龙邓小平等人是下一个重大目标。大家觉得林彪那一大通耸人听闻的讲话很可能就只是为了政治斗争需要所做的空泛的气氛上的渲染。在经过了建国初期“反高岗反党集团，”1958年“反右”和反“彭德怀反党集团”这几场政治斗争之后，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比较清白站稳了立场。为革命多年冒着杀头的危险，党还不至于不问青红皂白把自己打为阴谋搞政变的反革命分子。

    几十年之后，当人们回首文革往事之时，林彪关于政变的长篇发言其矛头是比较清晰地指向了刘少奇和贺龙。刘少奇贺龙以及其余的中共高干没有察觉到林彪大谈政变的真正意图大概是因为他们认为“彭罗陆杨”等人与刘少奇和贺龙，除了正常的工作关系之外并没有其它特殊的关系。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虽然都是高官，其实就是联手还远远不具备发动一场政变的能量。常识是，要取代毛的领导地位或者武力剥夺毛的权威，唯一可能的危险只能是来自于在党内和军内的权威仅次于毛的领袖人物。在党内这样的人物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军内这样的人物是林彪自己或者是贺龙。

    令人可笑的是，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一个月刘少奇还傻乎乎地去布置对““彭罗陆杨”等人的批判，不知道自己就是前奏之后大戏的主角，不知道他自己早已成了被猎人死死盯着的猎物。再过两个月，当刘少奇为了维持正常秩序不得不“镇压”“红卫兵”造反之时，毛抓住契机高喊出“炮打司令部”的口号，刘在自己早已被定为砧板上之肉笼中鸟之后又给对方提供了重击的绝好口实。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刘少奇与贺龙应该在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立即辞职，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深刻的检讨”。不幸的是，他们都心存幻想，丝毫没有意识到毛为什么要实施一场巨大激烈触及灵魂和肉体的政治斗争。望着笼中的猎物，毛轻蔑地对刘少奇说：“打倒你我只需要用一根小指头。”毛也许并没有夸张，刘根本就没有与毛对抗的力量，刘少奇与贺龙在军中的影响力远远达不到发动政变的水平。    

    那么政变一说又从何而来？为什么毛和林彪觉得预防“反革命政变”是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如果政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难道他们二人是吃饱了撑的？或是只有通过“预防反革命政变”这个“莫须有的”口实才可以把刘少奇和贺龙拿下？

     俺的猜想是，毛觉得大饥荒造成几千万农民死亡，如果那一天时机成熟，刘少奇和贺龙很可能振臂一呼，解放军出现哗变，要求毛发“罪己召”之后以罪人之身“禅位”，自己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像斯大林那样被赫鲁晓夫所揭露的“暴君。” 一年多之后，刘少奇才想到请辞告老还乡去做个农民，但为时已晚。毛不会放过这个捕捉到的猎物来展示文革“反帝反修的非凡意义”。

     从林彪在文革初期关于政变的长篇发言来判断，林当时对文革怀有巨大的热情，对于文革的展开和进入到狂潮起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于林彪后来如何开始与毛作对甚至是反对文革，大概是毛的政治运动呈现出了反人类疯狂的一面是他所料不及的。他曾经苦苦追求的美女戏剧家孙维世就因为倔强被人用一枚大铁钉敲入脑门活活折磨而死，林如果得知这个悲剧，他也许就开始了对自己政治狂热的反思。

通过下面链接可以读到林彪在1966年五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政变的长篇讲话。 

http://blog.renren.com/share/255254907/10192427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