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跃进风光起麻城

1958年的大跃进形势，给麻城带来了无限风光--全国各级报刊、电台，对麻城经验、生产工作的“大卫星”，连篇累牍，报道不断。又是拍电影，又是出书，天下扬名；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外国代表团，下至全国各省、地、县负责人，先后来麻城视察、参观、访问、学习、取经；原黄麻起义的将军、部长们，也为麻城而骄傲，纷纷重返故里，探亲、视察、支援家乡建设上项目；湖北省委、省政府、黄冈地委、专署都把麻城当成“样板田”，各级主要负责人时时来到麻城视察、蹲点；……

不言而喻，麻城的革命历史地位，和跃进的现实份量，正是这一切的前提条件。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样一份历史档案吧：
1月4日，王任重亲赴麻城，到生产先进的省、地、县三级干部试范样板田??宋埠等地检查农业生产和财经工作，麻城县委书记吴德简和赵金良全程陪同，一边汇报58年跃进规划，一边聆听工作指示，上下之间，相处甚宜。
2月，四川、浙江、上海、湖南等省市34个参观团，先后来麻城参观夏收作物田间管理，水利建设，学习取经。
3月4日，湖北省农业厅在麻城召开推广棉花营养钵现场会，麻城介绍1957年棉花高产先进经验和1958年棉花生产的高产措施。
3月16日-19日，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章温，省妇联主任郭力文来麻城参观访问，并到许家乡“五四”一社看女社员郑秀芝操作双铧犁表演。
3月17日-19日，苏联农业专家果列诺夫、畜牧专家爱拉斯契金及夫人来麻城参观农业生产。
3月14日，省长张体学率农业检查团来乘马、福田河等地检查工作。4天时间，多次就麻城58年大跃进作出指示。
3月25日，内蒙、山东等省区代表团741人先后来麻城参观访问。
4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余毅来麻城察看苏区生产，访问老红军付兴贵和国务院下放干部。
4月10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率61人参观团回故乡访问。
4月11日，李先念副总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湖北省委书记王延春等在麻城县长陈化民陪同下，视察中一社桃园大队和沙院子青年突击队。
4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来麻城，看望文改委下放干部。
5月3日-7日，中央财贸部在麻城召开财贸工作座谈会。
……
5月，湖北省委、省人委发给麻城1957年粮棉双丰收奖金两万元。
8月19日，朝鲜副首相李周渊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在副省长刘济荪陪同下访问建国一社，正是早稻亩产“三万六”大卫星发射之际。
“天下第一田”问世后，视察、访问、参观者更是如潮涌入。述其大要??
10月1日，农业部长廖鲁言由省委书记赵辛初陪同，来麻城宁埠、中一检查棉花生产。
次日，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一行3人来宋埠和中一公社视察。
10月4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前来视察，次日，在麻城县委大礼堂作报告。
10月8日，保加利亚国民议会副主席尼古拉格奥尔吉耶夫来麻城访问，参观高产“卫星田”“天下第一田”的生产情况。
10月20日，冶金部副部长夏耘等11人，视察三河钢铁厂，青年五星铁厂，国营三河铁厂。
11月初，王延春视察红旗人民公社，检查生产，对麻城进一步安排好大跃进工作予以指示。
12月1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冶金部长陈毅来麻城视察，并在凤凰钢铁厂参加钢铁生产劳动。

大跃进年代，湖北是全国的先进，麻城又是湖北的典型。麻城所享受到的政治待遇和厚爱，决非其它地区所能企及。而麻城也给省委、地委脸上贴了金、争了光。
用麻城县委书记吴德简的话来说：“我们决不会辜负上级领导的厚望，一定要要这场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天下第一田”，形势逼人，水到渠成。

三、重望所向，斗胆报出“二万五”

麻城“棉花卫星”，一炮打响，成为名闻全国的“跃进”典型。从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主席到省委第一书记，上下称誉。麻城县又向全省和全国各地下了“挑战书”，成为大跃进的标兵。众望所向，重任在肩。在中共中央、湖北省委和黄岗地委厚爱和指导下，麻城县委真的是鼓足干劲，下定决心在“放卫星”的大跃进运动中去勇夺魁首了。

据一位当事者回忆说，当年他在县委工作。一次他去给县委书记赵金良汇报工作。提到麻城皮棉亩产百斤县的事，他不无担忧地提醒赵书记，皮棉亩产才79斤（实际不到60斤），倘若领导查下来，往后怎么交待?赵金良没等他说完，劈头盖脸地将他一顿痛骂，还说他用心险恶，给大跃过泼冷水，攻击党的领导，思想右倾。果然，在后来的“反右倾，拔红旗”斗争中，他被打成“右倾分子”，下乡劳动改造。回想当年，他不无感叹：“看到赵书记勃然大怒，脸都涨红了，脖子上青筋直蹦，当时我也吓坏了。大家关系一直都不错的，我还是为了他好。听了逆耳忠言，翻脸不认人。从那以后，县委一班人放起卫星不要命，就像上了赌场。”
是的，在虚报皮棉亩产百斤县的时候，县委还有人心里发虚，怕戳穿牛皮不好收场。由于高级合作社运动大搞生产资料归公，社员一年四季忙于水利化工程、深翻土地运动等大兵团作战，劳累过度而分配比互助组和单干还差，生产减产。1957年发生春荒，1958年也出现春荒缺粮，不少人外出逃荒讨饭。硬吹粮棉生产增产丰收，这确实象赌场上押宝一样没底。现在这一宝押上大发了，一鸣惊人，成了全国跃进样板，捞足了政治资本。因此，根本就不想收场。当然，领导也不会放你出场。说到底，麻城县委一班人，不过是当时整个“跃进”大赌场中，几个大胆的赌徒而已，设庄者早就看中了麻城的特殊政治价值，看中了他们的勇气。因为他们的勇气，正是煽起其它持谨慎观风态度者心中欲火的最佳“广告”。往下赌，只能是越赌瘾越大，赌注越下越大！

1958年春耕,王任重几次打电话给姜一，告诉他现在全国跃进形势越来越高，要看得更远，三千斤的指标能不能落实。到五月份，王任重在电话中更上一层楼，强调要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眼界，放卫星重点在水稻高产，三五千斤恐怕是没法交待了，要考虑产量过万斤的事了。
为此，省委、地委负责人和工作组赶往红安、麻城，具体安排“跃进卫星”的落实措施。
三月，中共麻城县委经过研究，决定以白杲、城关为中心的20万亩水稻田作高产试验田，不惜一切要保证亩产达到1500斤，争取1700到2000斤。麻城县委负责人很是自得，因为这一番指标比1957年的规划已经翻了一番。县委扩大会议公布了这一决定。
没想到材料上报省地委，受到了一番狠狠批评。姜一书记把麻城县委第一书记吴德简叫到地委，又是批评，又是开导：“你们麻城是全国的标兵，是湖北的标兵。大跃进形势逼人哪，一日千里，你们拿亩产一二千斤来应付省委？”吴德简汇报说：“同志们信心都很足，我们争取放亩产五千的卫星.........”
姜一很不耐烦地挥手打断他的汇报：“不要死盯着一个数字嘛！要有发展的眼光。人家报一千，你报二千；人家报五千，你就得报一万！”
脑筋开了窍，回到麻城，吴德简就风风火火地布置起亩产过万斤的工作。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共中央发出号召：“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 大跃进急剧升温。
中共湖北省委贯彻中央精神，走在各省前面，率先提出口号：“树立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力争水稻亩产万斤”。7月17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代表省委作报告《在五年内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湖北》中，提出湖北到1962年工农业发展的奋斗目标：钢年产一千-至一千二百万吨，户均一点五吨；粮食年产三百五十至四百亿公斤，争取人平一千至一千二百五十公斤。棉花二千至三千万担。五年内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三年扫除文盲。同时，大力批判“农业增产有限论”，肯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形势比人强。中共麻城县委进一步解放思想，敢想敢干，于6月底正式提出了早稻亩产三万斤的高产指标。
领导定指标，基层定措施。经过研究决定，中共麻城县委把“放卫星”的任务，安排到了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
建国一社地处平畈区，生产条件较其它地方好一些。全社1124户，4715人，耕地5016亩,其中水田2504亩,出产粮棉。1957年粮棉双丰收，成为全县闻名的先进农业社。其中早稻“亩产570斤”,高于全县“平均亩产432斤”的水平一大截。尤其让县委看重的,是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社主任王乾成从土改当农委主任起,就一心跟党干革命,党叫干啥就干啥，工作年年得先进。57年扛回“亩产过千斤”的大红旗,当上黄冈地区农业劳动模范。58年春还作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农民代表,风风光光地出国慰问,回国后又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此时劲头大得很，任务交给他没问题。省地县三级领导都把该社当作重点,并派出白杲高产工作指导组，在这里办点示范。
肩负着领导的重望,1958年上半年,建国一社的干部们总是在根据高产指标形势的新变化，不断修改着自己的指标，追赶着领导们不断升温的高指标。
58年新春伊始,社主任王乾成在工作组指导下,提出了一个惊动干群的指标:“去年亩产千斤田,今年争取一千五！”此言一出，乡里风言风语说什么的人都有，竟然有一个不怕鬼的年轻人,当面指责王社长是欺上哄下,拿着高产当本钱,你怕不怕别人笑你？结果在工作组主持下,全社开展了“反右倾,拔白旗,扦红旗”的大辩论。对“白旗分子”，哪有什么道理好讲，拳头、耳光一齐上，推、打、捆、批不留情，打下了“右倾保守”的气焰，打出了“高产卫星”的威风。后来王乾成宣布：早稻试验田，亩产要过六千斤！果然会场鸦雀无声。
六月中旬，县委在闵集乡召开水稻高产现场会，研究如何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争取水稻大面积平衡丰产，创造高额丰产纪录。现场会上，县委负责人号召大家“要发扬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把试验田的生产提高一步，搞出早稻亩产上万斤的“高产卫星”。 
参加现场会的王乾成，被县委负责人的讲话吓了一跳，王主任虽说是人猛气粗，万事不惧，但当县委决定由他来放“大卫星”时，他还是怔住了。想来想去，县委领导就是高出一截。你不敢想的他敢想，你不敢说的他敢说，他想出来说出来，下面的就该你照着去做了。做不到，就要反右倾拔白旗。做好了，当然有奖赏。
在县委领导的动员下，他在会上再一次作了“高产卫星”的开路先锋，斗胆报出高产指标，争取试验田亩产二万五千斤。
先进就是先进,重点果然不负重望，建国一社的高产指标，使县委领导舒了一口气。
但王乾成在会下给领导们出了一个难题：“吴书记，赵书记，卫星我是放了，不过这事只能说，不能看的。你要报高产卫星，我敢给你放，不过一检查就过不去了，怎么办？”
赵金良一听，又急又恼：“你这个人怎么回事，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告诉你，这个卫星不仅说得。还要看得，出不得半点问题。”
赵金良和吴德简商量了半天，终于开了窍，想出了一个高招：“吴书记，王主任说一亩田冲上天也产不了两万五，如果弄它个十亩八亩的稻子来，种在一块田里，那还能不高产！”两位书记欣喜若狂，终于找到了放“卫星”的绝招来了，“好办法，果然是好办法！”吴德简赞不绝口。跃进时代，技术革新么。赵金良苦思冥想，发明了一个大跃进年代的专有名词：“移禾并蔸”，又叫“掇禾并丘”。
从此，“天下第一田”有了保障。后来全国各地水稻“高产卫星”，大多走了“移禾并丘”这条路子。高，实在是高！麻城县委的领导方法，果然高明！

县委书记放了心，王主任可揪了心：早稻亩产“二万五”，在社委会上通得过吗？“二万五”，百分之百的“二百五”呀！看看八月就是开镰收谷的季节，一个多月想什么方法才能兑现呢？他是种田人出身，一亩田打多少谷他哪能不知道。关键是田里怎么搞出二万五千斤粮食。王主任急得几天没吃好饭，没睡好觉，生怕完不成党交给的这光荣任务。
果然，回社后召开社委会 ，大家听到亩产二万五，全都惊呆了。亩产二万五千斤，别说长了，堆在地上都有好几尺高。社委会在社委们吵吵骂骂中结束，没讨论出结果。
隔不两天，又召开了社管委扩大会议，干部和积极分子到了３７人。高产指标一摆出来，会议又吵成了一团。王主任猛一拍桌子，提高嗓门压住全场：“今年的早稻除了要搞大面积平衡丰产外，还要大胆搞亩产三四万的高产试验田！”
主任的话音刚落，一位社委会委员立即反对说：“搞大面积平衡增产不是一样增产，为么事一定要搞高产试验，盘古开天地以来也没听说过亩产三四万的事，种田人种的是稻谷，大树上长铁，一亩也产不出三四万哪。”当下附和他的人差不多占到一半。
王主任哈哈大笑：“我也让县里批了一通。县委有跃进增产新措施，把已经长好的稻谷全扯起来，几十亩并一亩，高度密植，高产量没问题。县委给 起了个名，叫掇谷并丘。”
会议又吵成了一锅粥。
王主任的话音刚落，一位社委会委员立即反对说：“我怕人都发晕了，田里好好地长着谷，扯它几十亩并一亩，费多大的劲，又增加不了一两谷。劳民伤财的，搞它做么事？”
有人说：“有功夫下在田里，真的把产量搞上去，交了国家，社员口里也多吃它几两。早稻插下去了两个多月了，生米煮成熟饭，做么事要搞这放卫星？”
“口一张，几万斤，一亩田有多大不晓得，种田的人嘛，都搞不清种在田里还是种在天上。”
王乾成斩钉截铁地说：“开会是要大家讨论一下高产卫星怎么放，不是要大家来唱反调的。人家河南的小麦卫星，一放就是七千斤，这是大跃进的形势嘛，又不是我王乾成瞎吹的，报纸上讲嘛，党的政策如今是要高产。”
意见不统一，扩大会很快就成了辩论会，大跃进年代有很多专有术语，辩论，就是其中之一。被辩论者被押上会场中心或台上，任凭别人批斗辱骂泼脏水，不能辩白一句，否则就是不老实，要打下嚣张气焰。辩论就是斗争，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会议开来开去，气氛越来越紧张，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赶紧改口认错，以避大祸。
经过一番辩论斗争，高产“卫星”指标终于通过了，王乾成得意洋洋，赶紧向县委汇报。
“二万五”放“卫星”的消息传开，社员群众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人形象地说：这是拳头大的口，晒筐大的嘴，张得开合不拢。有人还编了这样一首顺口溜：“深耕一丈五，肥料要几千，卫星好几万，恐怕不如愿－－－减产赔款。”
社员风言风语，就连一些干部家属也觉得自己家里的当干部当苕了，当的背时缺德官，明明白白的人，当了几天干部怎么就发苕了，一放“卫星”好几万，弄得自己在人前做不起人。干部们回到家，父母劝，老婆骂，乡亲们指脊梁。
“发苕”，是湖北人骂人的方言，含义同于“二百五”、“活宝”、“白痴”、“傻瓜”。谁愿意“发苕”呢？“掇秧并丘”放卫星，实在太“发苕”，谁也不愿去当。而王主任迫于舆论压力，一时也不敢下这个手，这事就被搁置下来了。

三、逼上梁山

转眼就过了个把月，现在到了早稻收割季节。
从北方小麦夏收开始掀起的“放卫星”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王任重和湖北省委憋足了干劲，全面布置湖北全省水稻高产的“放卫星”。
7月17日，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王任重代表省委作报告：《在五年内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湖北》。他在报告中对各地放高产“卫星”作了明确的指示和布置，并提出：“今年稻谷可能出现万斤，至少也有5000斤、8000斤的。要不，稻谷可成了低产了。晚稻肯定有万斤的，是不是可能有两万斤的呢？也可能有。那么我国的稻谷单产就可以创造世界最高纪录。创造小麦最高纪录的是苏联，亩产二千斤，而我们是七千斤。
省委定了调，地、县猛吹号，姜一代表黄冈地委向省委表态：早稻定要过万斤，争取三五万。
7月底，姜一打电话到麻城，催问吴德简“放卫星”的工作准备得怎么样了。并明确地告诉他，省委和地委已经在等早稻“卫星”了，必须抓落实，要立军令状。
当吴德简和赵金良得知建国一社放“卫星”还没动静时，火冒三丈，把王乾成和蹲点干部一顿骂，责令限期落实，如有差错，党纪处分！

早稻开镰了！“高产卫星”在湖北遍地开花。
7月31日，《湖北日报》报道了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率先破万斤的消息，该社放出早稻亩产10597斤的“卫星”。
8月10日，孝感县创造早稻亩产15361斤的“高产纪录”，《湖北日报》隆重报道。
但是，省委、地委的电话接二连三，报纸、广播形势逼人，当时南方各省水稻“高产卫星”如炮火连天，麻城县领导被催得心急火燎。用县委宣传部长的话来说，放卫星那些日子里，上上下下的负责人，心情都是一日三波。
王任重召集派驻黄冈和麻城的工作组，负责人亲自谈话，反复强调在黄麻起义的老苏区，放“卫星”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特殊的社会效果。王书记很有几分感染力地训示：群众的干劲，靠我们把火烧起来。要善于发现典型，培养典型，总结经验，以点带面。现在全国各地大跃进，放“卫星”的形势一日千里。湖北的工作历来是不错的，大跃进是不是会落后？争上游才是我们的风格嘛！同志们下去，要充分依靠地方党委，要坚决服从省委的部署。湖北要在全国争上游，麻城的高产“卫星”应该当成重点。
省委、地委工作组和高产“卫星”验收团，奉命急赴红安和麻城。麻城县委紧急部署放“卫星”。没过两天，麻城县平清乡第二农业社1.01亩试验田，在县委领导人和验团的督战下，放出16260斤大“卫星”。
县委领导人同省、地两级领导，研究决定在全县开展放“卫星”的社会主义大竞赛，电话通知到各乡和农业社，要各地尽快把高产“卫星”估产量上报县委，并强调各社增产试验田要现场验收，通知到各乡和农业社，核实产量。一时间，各乡各社高产“卫星”纷纷上报县委。你报五万，他报三万，也有报一万、八千的。一时间好不热闹。经地、县两级领导研究决定，认为亩产报五万的不可靠，报一万的又太少，只有建国一社亩产三万多比较可靠，而且建国一社又是省、地、县的先进典型，因此决定以建国一社为重点验收对象。
8月9日验收的通知传达到建国一社。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严峻局面，社委会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办法。火烧眉毛能不急！这次大家倒统一认识了，既然逼上梁山，那就不干也得干。会上有人提出了一个办法：掇谷！上级提倡掇秧并丘，不过现在季节已晚，稻谷都快垂穗了。是不是把快熟的稻子并田移栽，几块、几十块田的谷子并在一块，不高产才怪事呢！
会议一下子热闹起来。但到哪里去找这么一块高产试验田呢？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由负责中片生产的社副主任负责，在生产条件较好的河北垸，找一块条件好的早稻田。
河北垸，处于麻溪河和大河两条河流之间，土质肥沃，而且离公路不远，上面领导来视察、参观者来参观都方便。这个垸子有近280亩水田，分属四个小队，历来也是社委工作的典型。
8月7日清晨，肩负重任的冯副主任赶到河北垸，喊醒了睡梦中的二小队队长。冯副主任坐定之后，向小队长一五一十地讲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问道：“么样，有没有决心搞？”队长一边擦着惺忪的眼睛，一边挥手说：“搞就搞！”
两人踩着田埂，到处选“卫星”基地。转到水塘边的一块大田，卷起裤腿，下田踩踩泥脚，感觉泥质有些硬，冯副主任说：“这田搞不得，蔸大的稻子插不进。”小队长说：“那就换一块田看看。”
他们边走边试田里的泥脚，不知不觉来到垸子侧边的一块油砂田边。一试，泥脚正适合，就近扯一把稻试栽，蛮顺手。小队长还有些犹豫：“这块斗丘田小点吧？”冯副主任在田边边洗手边说：“管它呢，时间紧，来不急了，就是它了！”
“天下第一田”就这么扯淡般地定了下来！
午饭后，冯副主任同社主任商量好，喊来六名社委搞“试验田”，他们先把斗丘田的稻全部扯起来，然后从田头开始，一棵挤一棵的栽起来。六个人忙了半天，天快黑时也只栽了一小块田头。太难了，几个人叹声叹气回去了。
王主任在田头蹲了半天，一看不是个事。第二天，调了37名社员下田搞移栽。结果跑了17人。这不是造孽吗，长得好好的谷，眼看就要割了，费工又费时去从别的田里扯下来，按到这块田里又不多长一两谷，反而要整掉不少谷。这年头，党员和干部怎么越搞越苕了，而且油盐不进，刀枪不入，真没法！有3个人思想闹不通，干脆罢工不动手。
眼看验收日期逼近，按常规办法已经不救急了。社委会召开干部会，决定采取强硬手段，该压就压、该罚就罚，搞不通就辩论。一定要把“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狠狠整下去，坚决不准“放冷气弹，唱促退曲”！
接着，社里又召开青年会，组织青年突击队，动员群众突击作战。有的社员说：“这种横拉蛮的事千万干不得，闹得将来受损失，社里要减产,公粮交不上，社员要挨饿的。”社委会当即抓住典型，召开田头辩论会，狠批猛斗，社员也被整得服服帖帖，不敢多话。事情至此就好办了。
社里组织了150多人的劳动力，先将斗丘田整得软软糊糊的，再分拔稻、运稻、栽稻三个专业班，“协同作战”。稻不好运，扯下来有泥巴，禾穗上有谷，弄不好谷子就会掉落下来，而且谷穗只要碰折就会断茎，吊几天谷就发烂。社领导督战，命令社员回家取来箩筐、水桶挑禾，搬来木梯、门板当“担架”抬。真好象伺候月婆子般作难。原来估计扯8亩田的稻，就可以将这块斗丘田按满。结果扯了12亩田的稻，才算“圆满完成任务”。
由于日夜鏖战，十分紧张，移栽的稻杆大都沾上了泥巴。他们又搬来打药的喷雾器，灌上水，将泥巴小心翼翼冲洗掉。同时，还没忘记把踩得泥泞不堪的田塍一一刮平。刮泥浆时又小心翼翼地不弄伤草，否则连草一起刮掉，田塍都成了和尚头，那就要露底出丑了。最后，再用砂子一撒，大兵团突击作战的痕迹就没影了。干部们弄虚作假时表现出来的才智，真是到了令人叫绝的地步。
试验田如期弄成了。已成熟的稻谷移来立不住，一风顺地拥在田里。那年头干部们真是智谋万千，让人们拿来绳子，打上木桩围住田边。稻穗露在上头，穗子压穗子，足足铺了一尺多厚。社干部轻松舒坦了，心中一块秤砣到底落了地，现在就只等上级来检查了。
但群众心里憋火平不下气。社员罗文高当众用手戳着这块斗丘田大声说：“这样办要能高产，我把头剁下来给干部当座垫。”有的社员戳着干部的背影说：“都是苕种！好事没见你们揽来，蠢事倒叫你们做尽了。这是睁着眼睛跳崖，自寻死路。将来会害得大家没有饭吃！”
干部们听见了只当没听见。管他呢，反正检查团快来了，检查完了算交了军令状交了差，而接着来的奖励、提拔、出风头，想起来就叫人耳热心跳！等的就是检查团快快来，社员爱骂不骂去，只当没听见。
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到，高产荣誉之后的，真的是减产和高征购带来的大饥荒。他们的弄虚作假，固然应付了上级的压力，然而即将发生的事，就祸害了一方父老乡亲。

四、高招出“高产” 昧心创“奇迹”

1958年8月13日，中国最具权威性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套红标题下，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报道了开天辟地以来，人类农业文明史上最具爆炸性的新闻：《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
据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从8月8日开始收割，到11日才全部收割完毕。参加三级验收团的，有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史林峰、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韩玉生，中共麻城县各乡、社代表数百人。中共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也参加了一部分验收工作。收获的过程都是由验收人员和社员们一起收割、打场、扬场和过秤的。在1.016亩早稻田中，实收干谷37547斤12两，平均亩产36956.7斤。
报道说，这块高产田的主要培育人，是这个社社主任王乾成、副主任冯福炳、社委王茂刚和第二生产队队长罗学江，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许多社员（主要是青年社员）也积极参加了培育工作。
据报道说，这个人们所不敢想的早稻高产纪录，是充分发挥共产主义风格大胆革新的成果。这块田共整了10次，深耕一尺以上。共施底肥、追肥5次，先后施用的肥料有：草籽3000斤，圹泥1000担，陈砖土400担，硫酸铵105斤，过磷酸钙80斤，水粪60担，豆饼108斤。底肥是结合犁地分层施用的，作到了层层有肥。插秧的密度，实际上已经很难用多少蔸来计算了，因为整块田的稻子都是一根紧靠一根的。在稻禾长到1尺多的时候，又实行了掇秧密植。在验收时，人们曾选1平方尺的面积进行实测，据实测结果推算，平均每亩约有768万穗。把鸡蛋随便放在覆盖着的稻禾上滚动，鸡蛋始终不会掉到田里去。可见这块田的禾密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过两天《人民日报》发表的麻城“卫星”照片，其中一幅分外精彩。只见4个小孩站在稻谷上，脚面都不埋没一点。照片解说词：这块亩产田里的早稻长的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象在沙发上似的。
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社论说：“去年我国水稻亩产的最高纪录，单季稻是二千四百多斤。麻城麻溪河乡建国第一社所创造的纪录，比去年增长十四倍以上。”“这样高的单位面积产量，这样高速度的增产，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冬就说过：‘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今年的农业丰产，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科学的预见。早稻、花生高产‘卫星’的出现，是共产主义风格的胜利，是破除迷信、彻底解放思想的胜利。湖北麻城县麻溪河建国一社的同志们，实行了高度密植及其他许多革命性的措施，终于赢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又一次生动的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史无前例的奇迹来。”
社论强调：“我们培育高产‘卫星’的目的，就是为大面积丰产提供榜样和经验，我们希望各地在培育高产‘卫星’的同时，要抓紧大面积丰产这一重要环节，认真总结经验普遍推广，争取全面的大丰收。”
社论充分肯定了“移苗密植”的经验，并大力向全国推广，强调“这个经验，对于目前争取大秋作物的丰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各种农作物的大面积丰产开辟了道路。”
与此同时，《湖北日报》也发表了署名“龚同文”（中共湖北省委写作组）的文章《再论“卫星”的重量》，夸耀建国一社这个丰产纪录，“比1957年早稻平均亩产570斤增加了64倍”，盛赞“亩产早稻三万六千多斤里头有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奇迹的出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实际上，这颗创造“世界奇迹”的高产“卫星”，不过是一场以喜剧开场，以悲剧告终的活闹剧。知情者把实情留给了历史。
原来，为了应付上级“验收”和检查，社委会专们召开了“敌情”分析会。会上先将“破坏高产卫星”的“敌情”作了估计和分析。地富反坏右会搞破坏，散布谣言，“右倾分子”、“落后分子”会发牢骚，讲怪话。各队要把这些人排一下名，把他们隔离起来，或者调到偏远不挨人的工地上去。实际上是社里怕人们对“大卫星”风言风语说“怪话”，甚至把放“卫星”的真情露了底。
河北垸赶在上级验收前，紧急遣送了“敌对分子”和“讲怪话”的16人到偏远的钢铁工地。这一招还蛮有效。当时大部分青壮劳力都上工地“大兵团作战”去了，家里留下老弱病残人心惶惶，怕吃不消那种劳动强度。社、队干部又召集社员群众开会，恩威并施，特别强调讲怪话要严惩，在刹歪风。
万事俱备，8月9日，这块掇谷并稻的试验田开镰收割，留下一块一丈见方的“样板田”，供日后验收参观。10日，省、地、县一批农技干部奉命到达，他们在“样板田”中选择一平方尺的面积进行实测。据实测的结果推算，估计这块“高度密植”的试验田，产量不会超过九千斤，与社干部上报的三万多斤相差太远。
晚上，专署农业局的农技干部向地委验收团的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但未得到理睬。当晚，地委验收团会同社委会布置连夜打场，从生产小队赶来10多头牛，用石磙碾场。河北垸4个小队抽来了100多人，挑灯夜战，苦战一通宵，把堆在晒场上的约6分多面积的稻堆全部脱谷完了。但是，有的农村出身的干部因为熟悉农活，当时就发现，有的稻堆是前几天割的，不是斗丘田的稻谷。原来，为了完成高产丰收的政治任务，放出省委、地委、县委所期望的高产“卫星”，建国一社的领导们又私下布置，趁人多人杂混乱之机，派人把河北垸4个小队收割的稻，全部挑到这个晒场上充数。
8月11日，以湖北省委工农业检查团成员、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和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为首的省里的验收人员，到达建国一社。此时，打场和过秤已经完毕。
为了确保这颗既是生产“卫星”，又是政治“卫星”的高产“卫星”发射成功，省委验收人员采取了比地、县验收团“慎重”得多的方法，召集地委验收团、县委验收组全体人员、白果指导组组长，以及省、专、县技术干部和各乡、社代表数百人参加，省委验收人员亲自用三角测量法丈量试验田的面积，又将稻场上堆放的已经脱粒的稻谷一一过秤。经过去杂、去水份后，由社会计计算出结果。
最后，省人委会副秘书长史林峰当中宣布说：“建国一社创造了世界奇迹”，1.06亩“江西早”籼稻，收干谷37547斤12两。平均亩产36956.7斤。尽管激情昂扬，但他心中还是有数的，他亲手测量、过秤的，只不过是“卫星”创造者们早已弄虚作假设计周全了的结果。
但科学具有自己的鉴别力，当时参与验收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有的人并没有泯灭自己作为科学家的良心。
在当晚的验收人员会议上，湖北省农科院的一位年轻科技干部，直言陈述了自己的异议。他认为根据计算，亩产36956.7斤，将意味着一平方寸要生产6斗谷。而样板田的实测结果表明，这块试验田的产量不可能达到三万六千多斤。还有的人口里不说，心里有数：“江西早”名曰早稻，实际上是中稻，只是插的时间早些。较之早稻，它的产量无疑要高些，但最高一亩也只能产800多斤。
主持会议的地委验收团负责人见此情景，十分生气，怒气冲冲地说道：“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人家那么多人打场还能有假的！我看这个会议上有那么一种十分危险的右倾情绪！”
话音刚落，刚才发言的那位年轻科技干部腾地站起身来，拂袖而去。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知识分子不服邪！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
在座的各位科技人员当然明白这番话的分量有多重。经过57年反右，知识分子整个被当作资产阶级来看待，“知识越多越无用”，“知识分子要改造”，这是一场政治革命的狂风暴雨奏响的主题曲。何况几天前报上发表了刘少奇的讲话：“农业社的干劲和钻劲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农民做了，这是个革命。”大家都为那位科技干部捏一把汗。
还是专署农业局一位干部出来打圆场，说情况还可以进一步了解，但应该相信群众。会议的紧张气氛才缓和下来。
过了一会，有人拿来一张表，上面写着建国一社早稻丰产试验田，经过验收亩产达到多少多少，要与会者签字。在场的领导干部签字后，其他人也随大势一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最后一道验收手续到此结束。

当天晚上，新华社一位记者在当地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由社主任介绍创造早稻高产世界纪录、放“大卫星”的经过。王乾成重点介绍了“移苗密植”的经验。会前，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他已作了认真准备。
当记者问他，何时“掇秧并丘”时，王主任按着本子上写好的内容回答：“早稻抽穗时节。”快割谷了才并丘的事讲出去不是丢大丑吗？所以并丘的时间改在6月21日开始。他说，开始深耕、施肥都不够，当时早稻已长到一尺多高，为了夺高产，他们便毅然决然把秧苗拔下来，再深耕，再增投肥料，并移苗密植。王主任把拔稻移栽说成是“移苗”，记者就记下“移苗掇秧”；王主任把时间提前一个多月，记者就依此录下。
记者又问他们还采取了哪些增产措施？社主任巧妙的回答，一切能够增产的措施，他们都努力去作；一切妨害增产的因素，他们都努力克服和消除。如加强田间管理，施追肥，防倒伏，防灾害等。实际上这是中共中央文件和大小报刊上反复强调的几条。
座谈会后，新华社记者怀着抓大新闻后的职业自豪和激动感，连夜加班赶写新闻报道，并将稿件内容火速传到北京。于是就有了上述的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套红新闻。

8月13日下午，几位青年突击队男女蹲在这“天下第一田”的田埂边，心事忡忡地扯开了谈。
一位高小毕业回乡的青年说：“这年头，怎么假的跟真的那么弄，自古种田人是弄不得假的嘛。现在好像越假越吃香了，想不通呢！”
有位刚得到“跃进劳动标兵”奖状的“突击队员”很激动：“这哪里是种田，这是在种昧心田哪！人糊弄田，田就糊弄人。这几十亩田的谷子搞成卫星田，毁了多少粮。种田人这样种下去，只怕日后要喝西北风。”
果然“苦日子”来临后，五人中一人饿死，两人浮肿，一人子宫下垂兼重伤寒，几乎失了性命。当然那是后话了。

“天下第一田”问世后，有麻城县群众愤然上书，反映干部的弄虚作假，强迫群众拔禾并丘，十几亩并一亩，放出“卫星三万六”。患病休养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读后愤怒不已，在从北京去广州养病前，亲自写信，将上书转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建议中央登报制止。在当时的气氛下，此论无息而论终。

六、“天下第一田” “卫星”动九阙

麻城县水稻亩产“三万六”特大“卫星”发射升空，立即轰动了湖北省和全中国，甚至在国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使馆很快将此消息电告国内有关当局；西方一些国家的政界要人和科学家对此表示关注，进行科学论证和分析；不少落后国家出于对发展生产的需要，对此也表示了极大兴趣。
麻城高产“卫星”传至国外，最后真是丢尽了国格和人格。
当然，在“大跃进”的年代里，麻城“三万六卫星”出尽了风头，显尽了荣耀，并且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巨大反响，成为全国各县学习的榜样。麻城“卫星”创造的“掇秧密植”法，一时成为全国各地放“卫星”的法宝。
8月15日，省委书记王任重率领大批省里党、政重要领导干部，来到建国一社贺喜，并亲手奖给高产创造者一面“高举红旗，争取更大面积平衡增产”的大红锦旗。
王任重在省、地、县领导人簇拥下，去高产试验田。一到田头，他就乐乐得笑哈哈地合不拢嘴。原来，麻城县委奉省委通知，在地头上树起了一块大牌子，上书六个书法非常漂亮的大字：“王任重试验田”。赵金良赶紧上前汇报，说是这块试验田，是在省委领导下获得了高产，省委领导说得好。王任重哈哈大笑：“党的领导好嘛。”他仔细看了谷子和穗、蔸。不看不放心，越看越高兴。亲眼看到这丈余见方的样板田里的稻谷，争强世界夺冠军的理想化为现实，王任重心里真是乐开了怀，连声赞扬说：“多厚的谷子，连手也插不进。”这样的高产，“是全国、全世界都没有的事。这说明我们的农业生产大有希望。”他豪气高嗓地说：“前些时，别的地方创造出来的小麦六千斤、七千斤的高产卫星，有些人不相信，现在水稻亩产三万多斤，更要吓坏那些不相信的人。耳听是虚，眼见是真，不相信高产的人叫他来亲自看看，这样可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麻城县委负责人因领导有方，再次受到重重嘉奖。
继之，来自省内外、国内外的参观者蜂涌而至，参观大潮一浪接着一浪连天接地。社员们不得不放下手中农活，不停地送往迎来。有趣的是，一听说又来客人了，就得敲锣打鼓前去迎接。麻城县委指示：对参观者一律实行“吃饭不要钱”，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许慢待客人。沿途十余里，路边都是招待吃饭的大小指示牌。十里炊烟十里灶，好不热闹。县里摆阔，杀猪宰鸡，酒肉伺候客人。一时间路上不断人，灶里不停火。河北垸的粮食吃完了，社里大车小车赶忙送；鸡鸭猪羊杀完了，县里怕怠慢全国各地参观客人，要求四乡八社发扬“共产主义风格”，选好的往河北垸送。一时间热闹的场面，吸引得四乡八社的小孩、老人都往这里赶，总想趁机打一场“牙祭”。
“王任重试验田”、“天下第一田”的大标牌耸立在斗丘田地头，未割的“样板田”，顶上搭起帐篷，四周拉起树桩绳围。建国一社的王主任则忙前忙后，专职为来宾讲示“先进经验”，一天六七场，口干舌燥，却精神十分。人逢喜事精神爽嘛，再苦再累也心甘。何况这出头露脸扬名天下的喜事！
“掇秧并丘”，为大跃进放水稻高产“卫星”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中共中央指示向全国大力推广“天下第一田”的先进经验。一时间，电影、电台、报刊、出版社，各路人马蜂涌而至。
这一厢，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纪录片《早稻王》人嘶马叫，为表现人定胜天，与暴风雨搏斗的场景，十几支高压水龙向演出的干部社员狂喷猛射；那一厢，中央和各地报刊先后发表3785篇有关“天下第一田”的文章和报道。麻城名噪天下！湖北人民出版社和科技卫生出版社，以精兵强将，抢版抢印，很快出版了《天下第一田》、《湖北省麻城县早稻丰产经验》、《湖北省麻城县油菜丰产经验》等小册子，仅《经验》一书，印30万册。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轰动全国的文章《水稻掇秧是个好办法》。麻城县委书记赵金良向全国介绍说，建国一社早稻扦秧后多出一部分秧苗，扔掉可惜，扦了九亩。出穗时九亩并一亩，收了36956.7斤谷。掇秧后空的田，立即扦晚稻，预产两千斤。今年全县早、中、晚稻53.4万亩，并丘掇秧，产量比大田高出一二倍，最高有亩产十万、二十万斤的。县委计划，全县64万亩水田，59年除30万亩早稻外，还借晚粳田育早稻秧十万亩，中稻并丘十万亩，扦秧面积可达84万亩，多产20万亩水稻。赵金良提出，要大胆设想，进一步早扦早熟早稻，使之6月中下旬成熟，掇上迟熟早稻，使之7月下旬成熟，再掇迟熟中稻，使之8月下旬成熟，8月底再掇二季稻。这样，麻城平畈一亩一年栽四茬稻，增产无可估量。

从此，高产“卫星”步步高。“天下第一田”，“一花引得万花开”！你能九亩并一亩，我就能二三十并一亩！
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刘西平的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说，现在亩产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提五千斤的很少了，大家正开展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措施之一就是“放手密植”。过去谷子一步三安苗，每亩三万多株。现在每亩二十六万株。密植到四十至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株谷穗一两，一亩三万斤。
同日，福建连江学麻城，发出“简作晚稻并丘”紧急指示，要求八到十亩并一亩，每亩扦六十万到一百万株。果然很快放出亩产六万斤晚稻大“卫星”。
8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应城县白湖乡长喜社，创造亩产43869.4斤亩产纪录。
9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麻城又创奇迹，熊家沟乡建新六社，学习建国一社先进经验，中稻亩产突破五万大关，亩产达52599斤。报道说，这是我国第一个跨“五万大关”的中稻高产纪录。它是由熊家沟乡团总支书记、共产党员周克东，社主任邹海萍等11名干部社员创造的。春耕开始，扦秧前四犁、三耗、两耙，深耕，多施肥，密植2 x 2 寸。施肥过十万斤。7月中旬，又另拔二十亩田的秧，加上这一亩多的秧，全栽在这田里，获此高产量。
9月9日，《云南日报》报道，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卫星公社中稻亩产突破六万斤大关，产量为60479.6斤。
9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中稻亩产突破八万斤大关。
赵金良的《水稻掇秧是个好办法》，一时间患祸天下。它不仅“一花引来万花开”，引出了全国众多水稻高产“卫星”，更为恶劣是59年，湘、鄂、赣、江、浙、粤六省有据可查的照此炮制案例，一年四茬的试验田达三百多万亩，结果早稻播种太早，二茬接不上，三茬苗、四茬苗长成烂草，三百多万亩田基本颗粒无收，一篇“海阔天空”的文章，造成十二亿多斤粮食损失。大跃进时代，祸国者势必殃民。

湖北的大跃进气势非凡。非凡的气势便有非凡的魅力。难怪当年毛泽东总喜欢坐镇武汉，统筹全局了。
九月，毛泽东再次御驾南巡，落脚武汉东湖宾馆。 王任重特意让省委宣传部将湖北大跃进的典型材料汇编成册。其中,麻城经验材料占了一半。王任重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北的大跃进形势,并着重突出了省、地、县三级领导如何促进麻城工作大跃进，麻城跃进形势一日千里。他说：“人还是那些人，山还是那些山。但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干部群众干劲冲天，硬是在山坡田里搞出了亩产三万六千斤的高产奇迹。我自己带队去看了那块天下第一田，那田里的谷子，长得好哇，人上去硬是踩不倒谷子头。”他向毛泽东汇报解释了“掇秧并田”、“县委定指标，基层定措施”等经验，还说：“看来移禾并田是个好办法。只要科学地进行田间管理，移禾并田高产是没止境的。空出来的田，一年四季可种稻。”
看完《早稻王》的新闻纪录片，毛泽东喜笑颜开，点上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很有几分激情地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眼又见，耳又听，看来天下第一田是令人信服的嘛。应该让那些促退派去麻城亲眼看一看人民群众的伟大创举。我们党历来有一句话，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只要干部当促进派，中国的大跃进，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讲五年、十年实现共产主义，干部和群众的这种共产主义伟大创举，就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基础嘛。毛泽东还仔细询问了几位省委书记，粮食产量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张平化赶紧说：“主席，现在人民公社社员生活大大提高了。麻城干部汇报了一幅农民创造的对联，上联是‘鼓足干劲增产’，下联是‘放开肚皮吃饭’”。毛泽东闻言大喜，笑得都合不上口：“好！好！几千年农民受穷挨饿，终于在共产党领导下，能够放开肚皮吃饭了！”谈了一阵湖北人民公社的大好形势，毛泽东颇有几分先见之明似地告诉这几位，粮食多了，农民放开肚皮吃饭也吃不完怎么办呢？一部分交国家，支援工业，一部分要多养猪，酿酒，要让农民吃饱饭，吃上肉,过上好生活。
11月25日，毛泽东在武汉市设宴，欢迎前来取跃进之经和共产主义所有制革命之经的金日成和朝鲜政府代表团。毛泽东邀请他们看了几部中国大跃进的新闻纪录片,包括《早稻王》，并向他们大谈了一阵革命哲学和辩证法，及建设共产主义的话题。
12月13日，果然，被御封为“促退派”首要的周恩来，开完武昌会议，率领陈毅副总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及一大群部长，在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的陪同下，奉命视察麻城。
来到麻城，周恩来视察了“天下第一田”等几块高产田，又到了幸福院、钢铁基地、公共食堂。看到高产田，听到干部和积极分子创高产的经验汇报，面对已经空旷的田地，周恩来赞不绝口。来到公共食堂，他更来兴致。详细地询问了社员群众的吃饭问题。尽管冬季来临，社员已经开始吃不饱饭，许多社员已经饿得两眼发花了，县、社干部还大谈社员群众如何一日四餐、五餐、六餐，天天有鸡、鸭、鱼、肉轮着吃之类。周恩来兴意盎然地卷起袖子，亲自下厨炒了几个菜，招呼干部社员说：“来，来，来，同志们在第一线辛苦了，我炒几个菜，请大家尝尝我的手艺。”在公共食堂的大门口，周恩来看到了那幅毛泽东赞不绝口的对联：“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他掏出纸笔记录下来，还对张平化说：“同志们都应该把这付对联记下来，这幅对联是很有意义的。共产党革命，就是要让老百姓有饭吃，丰衣足食。”
麻城县委搞了一个大跃进农业成就展览馆。周恩来一行人走进展览馆，迎面就是一座大大的棉花山。“高产”棉花堆成了山，粮食“卫星”直冲云天。满屋的跃进图板，满墙的跃进口号。巨幅的图表说明，1958年，麻城全县粮食产量十亿多斤，棉花单产达千斤，六万亩花生达千斤。还有亩产两千多斤的小麦，三万多斤、五万多斤、十万多斤的稻谷，亩产六千多斤的高粱、一万多斤的芝麻、四千斤的黄豆等高产标本，琳琅满目。讲解员激情满怀地指着一捆粗壮的标本介绍说：“这就是亩产三万六千斤的早稻王。继这个‘天下第一田’高产纪录而来，中一人民公社、白果人民公社又发射了五万斤、十万斤的中稻卫星........。”
黄冈专区“大跃进”有声有色，麻城“卫星”三万六，应城“卫星”四万四，毛泽东踌躇满怀。不仅周恩来到麻城，朱德委员长奉命率队访应城，就连西哈努克亲王这样的国宾来访，也应毛泽东的推荐，去应城参观访问，访粮食高产之经，取“卫星”高产之宝。

“天下第一田”，九阙起视听，天恩动浩荡。湖北大跃进，旨此第一功。因大跃进跟潮造势出经验，省委书记王任重倍受青眯到何等程度呢？李锐曾向我提及这样一个情节：大跃进湖北搞得有声有色，毛泽东在武汉时，曾经这样向人介绍王任重：“这是我们党未来的接班人哩。”听者震惊。
就连黄冈地委书记姜一，麻城县委书记吴德简，也是天意垂恩。其工作报告，曾屡达中南海，多次受毛泽东嘉美表彰，亲笔批示，昭示全党。

七、“卫星”漫天 惊世骇俗

“天下第一田”天下扬名，天恩倍加，麻城县委书记和上峰们欢天喜地，大脑发热，忘乎所以，一时间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趁着人民公社化东风，麻城掀起了“放卫星”运动高潮。
省委书记王任重、王延春先后召集麻城县委几位书记和省地委麻城蹲点工作组负责人开会，大谈粮食高产，“卫星”上天的“伟大意义”，强调“当前要趁东风，放卫星，夺高产”，要让全县的社员“放开肚皮吃饭，吃饱，吃好，这样才有干劲，去夺取更大的高产胜利。”
1958年9月5日，麻城县城召开万人大会，首建“五四人民公社”。随之，中一（中馆驿）、红星（宋埠）、红旗（铁门）、白杲、龟山、东风（东木）、东方红（张家畈）、阎河、三河口、福口河、红色（乘马）、团结（城关镇）、火箭（宋埠镇）等人民公社相继成立，原121个乡改为116个大队。人民公社、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一律归公。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却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样，“生产千军万马，红旗漫天盖地”，放起“卫星”来就更有气势了。
县委书记赵金良在麻城三级干部跃进卫星动员大会上，哈哈连天，大炮连天：“同志们，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现在大家是看清楚了，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在省、地委领导下，我们创造了天下第一田的高产奇迹，又创造了亩产五万、十万的奇迹。前几个月，报高产卫星，三五千斤就很了不起，披红挂彩，喜报上门。同志们，现在的形势一日千里，一天等于二十年。三五千斤没意思了，三五万斤也落后了。今天的擂台会上，我们要看到跃进跃进再跃进的大卫星。要让跃进的卫星，飞满麻城天空；要让胜利的喜报，铺天盖地......。”
果然，高产“卫星”在各级干部赤膊上台，声竭力嘶的表演中灿然发射了。
擂台上，你报三万，他报八万，白杲公社保证明年早稻“卫星”亩产20万斤，龟山公社报出棉花亩产过万斤。东风公社打擂者，面对各社的高产指标，上得台来，急中生智，攒拳挥臂，高呼出一串报高产的顺口溜：“总路线，万万岁！大跃进，万万岁！人民公社万万岁！东风公社放卫星，明年亩产万万斤........”
赵金良看到这火热的场面，对边上坐的农业局长夸赞说：“好！好！冲天的革命干劲，加上革命的浪漫主义，这就是我们的大跃进精神！”
1958年，报经省、地工作队和麻城县委认可的高产“卫星”一串串。依县委办公室主任陈昌国上报材料，有据可考的有：白杲公社燎原大队党分支书记鲁性贤早稻直播亩产过万斤，龟山公社星星大队五中队党分支书记芦文彬创造芝麻亩产过万斤；中一公社中稻亩产五万六，白杲公社中稻亩产十万斤，龟山公社二十一亩晚稻亩产过万斤，白杲公社燎原大队五中队共产党员姜淑兰试验田亩产籽棉六千斤，五一公社二中队分支书记林世猛试验地亩产籽棉四千斤，五百多亩棉地亩产超过一千四百斤；红薯卫星亩产四十万；高粱卫星亩产十万斤.........
据当年东风公社的一位大队分支书记回忆说：“大跃进那年头,麻城真象县委所说的，卫星放得铺天盖地。自打‘天下第一田’放‘卫星’后，各社热闹得很。党员干部挖空心思想点子，找热点。真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放不出的‘卫星’，五花八门，奇谈怪论都放了‘卫星’！我们公社要放牲猪‘卫星’，就编出‘千头猪场’，‘万头猪场’。还弄出新闻，说是母猪发情，先用苏联约克夏公猪配种，又用本地公猪配种，交配几十次，一胎下出来改良品种小猪二三十头。登报的人也不想一想，那头母猪肚子能有多大？ 你问谁来验收？开始那还作古正经请省、地、县验收团或工作队的人走走过场，后来他们一天到晚跑来跑去，根本忙不羸。那你报什么他就发什么。当时，干部们放‘卫星’都象发神经病一样，指手划脚，胡说八道。六二年整风，那个‘放猪卫星’的干部,被人起了个绰号叫‘种猪’。你说当时的干部还有什么人格？”

根据<<麻城日报>>和麻城县档案馆所存资料,1958年麻城“放卫星”的名目种类多达371项。其名头有 “红薯卫星”、“高梁卫星”、“深挖卫星”、“积肥卫星”、“钢铁卫星”、“砍树烧炭卫星”、“集资卫星”、“反右倾卫星”、“吃饭卫星”.......不胜枚举！
要说当年麻城为放“高产卫星”搞的花样, 真是千奇百怪，荒诞不堪。麻城县委在电话会议上,要求各社放“卫星”要“出奇创新” ，不要总是老一套。下面的干部哪里还有顾忌，一开口就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白杲公社几位干部下队检查工作，公共食堂小灶煎鱼炒肉，杀鸡买酒。酒席之间，公社干部从鸡钵子中挟起一串蛋巢中的蛋黄来，刚放进嘴里，灵感冲动，要过笔来，一篇向县委报喜的“卫星”文章脱手而出：白杲公社放出高产鸡蛋“卫星”，鸡蛋大于鹅蛋，一个蛋足有半斤多重，十个鸡蛋重6斤半.........
驻中一人民公社的县委工作队在田头扯起“技术革命”的大旗，召来青年突击队，大讲“科学种田”、“米丘林嫁接法”，硬是在八分红薯地头搞起了试验田，要把南瓜秧嫁接到红薯秧上。说是要让技术革命结新果，地上长南瓜，地里结红薯，亩产达到30万。结果呢？八分地里绝种无收。用接受作者调查的原工作队员的话来说，当年这类神话多了。柚子树上嫁接桔子,要让桔子长的比柚子还大。高梁杆上嫁接玉米，声称杆上长苞谷，穗头长高梁。尤其是技术革新会上,那就没边了。在领导的“革命浪漫主义”感召下,有的说萝卜跟白菜嫁接,上面长白菜，下面长萝卜。有人说让黄牛跟母猪配种,生下的猪有牛大......那年头,别说干部,就连积极点的种田人,也都跟发癫似地,胡言乱语,疯话连篇。 
跃进“卫星”放晕了头,县社领导更是挖空心思想点子。那水平,绝对不是一般招术。
继“天下第一田”和熊家沟“五万二”，两个特大“卫星”发射之后，各社队纷纷放出“大卫星”，县委兴高彩烈地估计58年全县粮食产量，冲过十亿斤，粮食太多会吃不完。针对58年大面积“增产”，“大兵团作战”劳动力紧张的情况，县委决定搞“减少面积，加强管理，提高产量”的“小片集中高产卫星”试验田。
58年秋季，县委决定在城关人民公社闵集管理区搞小麦“高产卫星”。办法是平地上取士，堆成大士墩，要办三个单产三万斤的“小麦卫星墩”。县委书记赵金良对干部、社员们动员说：“种好这三个卫星墩就行了，一个墩子的产量留作口粮，一个墩子的产量作储备粮，一个墩子的产量支援国家建设。
但闵集管理区在落实这一指示时，又解放思想，认为只办大小两个“卫星”墩就够了。他们提出口号：“小包（墩）吃全乡，大包（墩）卖余粮。”即小墩的麦产量用来解决全乡几千人的夏收口量，大墩产量给国家卖余粮和留储备粮。
试验地选在闵集四大队一小队的董家院子（垸名）。当时由县、社两级干部坐阵指挥，动员了全管理区的劳动力搞“大兵团作战”，每天投入劳力四五百人，工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那年头，搞什么都是讲个形式，运土的板车、独轮车上都插旗，装得多的车插红旗，装得少的插白旗。推车的，挑土的，白天干，晚上挑灯夜战。遇上干部检查，社员们“哦、哦”连天，工地上倒是热闹非凡。堆墩的土，远的从四面八方用车推来，就近取土则用担挑。终于赶在霜降前垒起了两个“卫星墩”。
1990年秋，笔者亲访闵集乡，踏上了如今已是残败的“卫星墩”，并照了好些照片，以作历史见证。大礅面积约一亩，小墩约有五分地左右。当时大墩高达一丈四尺高，小墩也约高一丈二，土墩四周因取土挖出大坑小凼，凼子深的达一米多。平地而起方方正正一丈多高的土墩，活象大地上肿起的两个恶瘤。踏上这残破荒凉的土墩，放眼远处，“千万不要忘记阶段斗争！”“掀起社主义教育的新高潮”的白灰标语在田野的田塍、墙壁上张牙舞爪，一派七十年代作者当知青时的紧张气氛。仿佛当年墩边四围的大小红旗，仍在秋风中猎猎作响，高产标语牌仍在刺人眼目，县社干部“大墩产量十万斤，小墩产量过五万”的高调，仍象幽灵般在上空回荡。那种愚民政治和强权社会的恐惧感与厌恶感，立马袭人而来，令人不寒而?，毛骨耸然。
就在这片土墩上，四方八村运来的土杂肥和人畜肥堆起几十方，鸡粪几千斤。小麦播种时，干部亲自督阵，指挥社员们背着麦种，整袋整袋往地里倒，然后扒均一下，麦种盖地三寸多厚，说是密植才高产。据当事人估计，两个墩子用去麦种三四千斤。
播种完毕，县委在这里召开全县各社干部现场会，下令全县推广这种“少种高产丰收的先进经验”。会后，全县各社队闻风而动，纷纷垒起这种“高产卫星墩”。1958年，全县秋播面积比上年减少二十多万亩。
1959年夏收，两个“卫星墩”颗粒无收，全县夏收粮食大减产。董家院子的春荒、夏荒连着冬荒，社员断粮断炊，死人倒是不断。

如此荒唐的“样板田”，竟为省、地工作组首肯，并编成“先进经验材料”，上报地委和省委。正在为“伟大领袖”发话“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而冥思苦想的王任重和王延春，蓦然惊醒，赶紧指示省委办公厅，与省农委等有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落实1958年秋播，全省开展减少生产面积，大搞“少种高产丰收”运动。结果全省减少秋、春两茬小麦600万亩。而播种的1600万亩小麦，20%因密植过度，颗粒无收，余者也大幅度减产。

0 秀夫

一群疯子的杰作。

0 rain_late

尽量展现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

0 iloveyy1

叫你们当年闹黄麻baodong,遭报应了吧

0 E209

如今还在放呢

0llii1

报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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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麻城可还呔得狠呢——

麻将要打10块的，好算帐；香烟要抽30块的“满天星”，不然拿不出手；白天放烟花、衣服穿牌牌、聊的是国际、吃喝进酒店。——我日！年均几千块钱的收入不晓得呔的么裸。

0另类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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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早稻王》的新闻纪录片，毛泽东喜笑颜开，点上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很有几分激情地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眼又见，耳又听，看来天下第一田是令人信服的嘛。应该让那些促退派去麻城亲眼看一看人民群众的伟大创举。我们党历来有一句话，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只要干部当促进派，中国的大跃进，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讲五年、十年实现共产主义，干部和群众的这种共产主义伟大创举，就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基础嘛。

------原来老左们常引用的主席语录：“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是在这种情形下讲的？

四季白杨

AK8341

九、 麻城新“经”动九州

摸清了“伟大领袖”的脉搏，湖北 “纠风整社”下功夫再次做起了大文章。

王延春亲率“秀才”和工作队员，赶赴麻城，组织五级干部万人大会。麻城县委招待所。王延春不客气地打断了吴德简安排生活的汇报，开门见山地告诉姜一，这次要把万人大会开好，要把毛主席、党中央整社的思想讲清楚。一定要让大家讲实话、讲心里话，言者无罪，我们决不会搞秋后算帐。做错了事，要认错，才会取得信任，才敢讲话。告诉大家，省委、地委、县委是动真的。缺粮，给粮；缺钱，给钱；一平二调搞错了，算清楚帐，坚决退赔。 

五级干部会议从3月23日开始进行了十多天。除县里干部外，有300名公社干部，600名管理区干部，2500名生产队干部，5600名生产小队干部，还有一部分社员代表和“观潮派”、“算帐派”参加。

会议开得很热闹。大会开始，县、公社和管理区三级党委，就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检讨认错。又发动下级干部和群众提意见，讲心里话。时值春荒，各队一穷二白，食堂断炊。生产队干部和到会的群众，听得上级许诺，对“一平二调”的东西退赔还钱，发救济粮，如同见到救星。有人开了头，会场上争先恐后报损失，报灾情，报钱粮。

县里拿社队的，公社拿队里的，队里拿社员的，一张白条一句话，东西说拿就拿了去。经算帐统计，麻城全县拆毁民房47535间（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建企业、修办公楼用料），平调耕牛874头，牲猪3024头，小家畜家禽8679（只），中小型农具69654件。家俱409753件，砍伐树木2000多万棵，占用土地60520亩，无偿占用劳力32000人，各种运输工具31616件。其手段是平、调、扣、派、征、购、统、占、献九字经。

汇总材料送上来，整理好交给写作班子。

3月27日、30日、4月1日，以省委书记王延春、地委书记姜一、县委书记吴德简的名义，将万人大会的情况写信汇报给王延春，王任重转呈毛泽东。毛泽东读来，对整社心中有了数，立即批示至全党，令各地效法湖北，安排好整社工作。
3
月27日，王延春和吴德简写信汇报说：

会议开始，通过三级检讨，三个兑现，一针见血，解开了基层干部和群众心里的疙瘩，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县、公社和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使基层干部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人人心情舒畅，上下团结。

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搞三兑现：一是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粮的，立即供应。三是穷队，该支援的，立即贷款。

首先是退钱。县长挂帅，成立清理委员会，负责县级退赔。关键在公社，个别社钱花光了，大部分有钱不想拿，县委说服公社书记，到底是要农民，还是要几万块钱？县里抽公社的钱和物资，要退回去。县和公社当场开支票，拿出钱320万元，分别退还生产队。当场办手续，退生产队拖拉机8台，抽水机5部，动力机49部，其他小机器部，各种运输车子744部，各种小农具2697件，耕牛1025头，生猪9019头，小家畜3589只，蜜蜂2192箱。这样，会议立即沸腾起来，进入高潮，人人敢于鸣放，大字报贴了又贴。

信中真真假假举了许多政策对头，群众心满意足，感谢毛主席的事例。

钱和物兑现消息传出去，轰动了全县每个角落。

据信中说:群众的生产情绪，直线上升。城关公社五四一队，原来只有900人出工，25日增加到1700人，共中278个妇女，是公社化以后一直不出工的。以前每人每天做营养钵1345个，25日每人做3795个，群众说，过去吃饭“摔摔打打“，干活时“懒懒踏踏”；现在吃饭时心情愉快，干活时劲头很大。五四九队60岁老社员刘光启，听到消息后，说出了内心话：“毛主席说的话，我都听，都说对，可是有一个问题我想不通，五七年我没有很好干活，还分得一百三十二元，去年都讲风格，我拼命做了五千七百多分，却只分得一块三角钱，我三日三夜没有睡觉，去问队长，队长说：搞共产主义嘛！要讲风格，你还想个人发财不成？我想，毛主席真是这样整我吗？从此以后，我把每天不离身的粪筐扔了。这次听了政策，我明白了毛主席永远是英明的，我骂了他，对不起党。现在老头又把粪筐找回来，整天起早摸黑地拣粪。

安排口粮。全县6014个食堂，口粮接到麦收的1638个，有困难的2545个，目前就要供应的1821个。全县没一个地方不吵供应，产粮区和高产区吵得更厉害。信中认为，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怕多征购。会议上，报上来麦收前全县需供应粮食三千多万斤，比县计划增加两千多万斤。经过县委工作，“紧张的空气逐步缓和下来”，“多要供应指标的自动少要了”。

支援穷队。富队退了钱，大部分穷队却还要负债。会议宣布：穷队欠公社和国家的债务，一律缓还。县、社给穷队贷款280多万元，并派出400多干部和一批技术人员加强穷队，发展生产，帮助穷队赶富队。

4月2日，毛泽东接到王任重呈来的材料，对此批示：“这几个文件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万人大会的情况》，值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

就算帐中揭露出来的社、队干部贪污问题，3月30日，王延春、姜一、吴德简又写信专门汇报。

在解决县、社平调问题上，会议本想解决粮荒缺口，但无法落实。信中说，全县八百多个生产队就有七百多个要供应，要粮2500万斤，不仅超过县里900万斤的指标，而且超过全县库存粮1800万斤的指标。于是，县委决定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帐。

29日,仅半天讨论就揭发出很多问题。

许多生产队帐目不对。宋埠公社抽生产队钱77万，生产队帐上却有99万，各小队上交生产队籽棉24.8万斤，生产队帐上只有19万斤。张畈一队，9个小队和队里查对帐目，出入很大。粮食差2.9万斤,高梁差1100斤,花生差60斤,芝麻差500斤,黄豆差270斤,钱差几百元。

生产队干部普遍有贪污行为，宋埠公社岐亭六队24个干部，19人贪污2400元，5个贪污的都因不在家。生产队干部贪污十几块钱算“清白干部”，贪污一二百元相当普遍，多的千元以上。小队干部贪污一般几块，十几块，多的几十元。

贪污的名目很多，有贪污工资的，中一公社21000个劳动力，生产队领去23000个劳动力工资。有贪污超产奖金的。三河公社5个大队，有4个大队奖金被贪污了。有贪污工农业投资的，东木公社丁家河十一队的干部，把社员投资工农业的现款和7个大元宝贪污了。有贪污副业收入的。龟山公社八队4个干部集体贪污4900元事业款，因为分不平，下手抢了，连通讯员也抓了一把。有贪污过节费的。

三河公社春节发肉发钱，有的生产队干部就把钱扣了。贪污罚款的，龟山公社8个干部，私罚社员40元，拿去喝酒。此外，有贪污利息、贷款、救济款、购粮款、伙食费等，反正是见钱就抓。

信中认为，这涉及到党群关系问题，宁可多开两天会，也要抓好。

收到王任重转来的这封信，毛泽东于4月3日批示全党：“此件极好，每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帐才能团结；算帐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来，一身干净；自由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帐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4月1日24时，王、姜、吴再次写信，汇报大会揭露出的生产队干部贪污和瞒产私分问题。

信中说，自29日转入解决小集体（生产队）与社员矛盾以来，情况很好。今日止，有177个生产队突开了，搞出了私分和干部多占的粮食1969万斤，棉花41万斤，油脂20万斤，干部贪污挪用款36万元。下面说几个典型材料：

城关公社枫树十四队原总收入7.5万元，算帐后清理出5.3万元，增加70%。

白杲公社星火一队报出瞒产50万斤粮食。

宋埠公社116个生产队干部贪污挪用6616元，人均570元。

白杲、城关公社116个生产队549个干部（包括小队长）共贪污87451元，人均159元。

城关公社红石三队区干部贪污挪用12000元。

三合公社一个生产队会计就贪污816元。

中一公社各生产队干部一直都多领3000多个劳动力的工资，贪污了。

宋埠公社五星三队队长洪中明用假发票、偷卖公物、改单据等十种办法贪污挪用1418元。

白杲公社星火十队干部以补助照顾为名，私分三次，计500元。第三次曾有一个党员反对，人们用“脑筋太死，赶不上形势”说服了他。

东木公社木子店六队一个食堂主任贪污226元，会计怀疑，他就这样吓唬会计：“你看哪有共产贪污的。”

由于贪污引起的干部生活特殊、皮鞋、烟酒、鱼肉、不务生产、乱搞皮绊等现象也是极其严重的。
对待生产队干部，首先肯定他们大跃进中的功绩，肯定绝大多数是好干部，然后严肃指出他们贪污多占的错误，严重性是破坏了党和农民的关系。

毛泽东对此有几分愤怒地批示：是在于毁坏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于毁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在于毁坏干部自身。

4月3日下午，毛泽东将此件批发全党： “此件连前两件，中央、省、地、县委书记、委员人人必读，各县、社都应仿此办理。”

从这三封信，毛泽东第一次系统接触到大路进中干部普遍贪污挪用的严重问题。然而，信中掩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严重粮荒，并将之归结为瞒产私分和干部多吃多占，这就为后来大饥荒中全党“反瞒产”、“搞后手粮”，开启了思路。

以“天下第一田”知名天下的麻城县，又以刹“共产风”，反干部贪污风而天下闻名。

从各地上报中央的材料来看，麻城万人大会经验，成为各地整风的指导文件，对当时全国整社运动起到了样板效应，对全国农村缓和紧张局面、舒解民众疾苦和反对干部贪污浪费，起到了积极作用。

万人大会后，麻城各社队发动群众，贯彻政策，整顿公社，全县830个生产队全面开花，省、地、县、社派人帮助整改。全县2264个小队，退赔20万元。部分退还社员财产，把炼钢铁时强收的社员铜铁器皿，作价9.8万元;“调用”社员粮食折款90.8万元退还社员；其它物资，部分退款3.5万元;退家俱3.2万件;1.2万户社员搬住退还的老房;退社员牲猪7172头。

1959年4月，湖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会后向中共中央报告中，检查说：“胜利冲昏了头脑”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助长了下面干部的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的风气。并修改了原上报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从450亿斤降为300亿斤。中共中央以充分肯定的批语，将此报告转发全党。此后全省浮夸风有所收敛。

据信中反映, 一时间，社员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春耕生产热火朝天。用社员的话说：“共产党和毛主席知错就改，我们有盼头了！”

十、 1959：“苦日子来了！”

自1959年春荒，麻城人开始过上了“苦日子”！

至今，回忆起大跃进和“苦日子”，麻城的过来人仍是毛骨悚然，心惊肉跳。

用“天下第一田”的河北垸一位当事者的话来说：“麻城人跑过白匪、跑过日本鬼子。白匪和日本鬼子来了，你还能躲到山上去。苦日子来了，躲都没法躲！”

1959年春荒，骤然降临到荆楚大地，饥民如潮，灾情如潮，而且各地的城市纷纷出现库存紧张，粮食告急的情况。这令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大惑不解，又怒火中烧。

1959年3月11日，整社纠风的湖北省六级干部大会。本来谈到人民公社体体和所有制问题时，还不失洒脱的王任重，一提到完不成中央粮食征调，各地上报粮荒问题，不由得火冒三丈，怒然失态：“全省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是大跃进、大丰收。在大丰收的情况下，出现了怪事情：粮食、棉花、油料的统购任务完不成！”

他声色俱历地瞪着台下干部嚷了起来：“全省粮食产量1958年比1957年增加了200亿斤，中央要我们多调出多少斤粮食呢？比一九五七年只多调六亿斤。可是到现在完成得很差。这一点，我们湖北省是很不光彩的！”是呵，增产200亿斤，却拿不出粮，交不了差。

王任重又气愤又激动地说：“更怪的事情是，不仅仅没有完成收购任务，有一部分地区还大闹粮食风潮，什么食堂停伙，没有粮食吃了，一天十二两米（十六两一斤老秤一引者注）、八两米、四两米、挖藕、吃菜、往城里跑。有的地方闹得乌烟瘴气，就象一九五四年大灾荒后的样子，简直惶惶不可终日。”、

而灾荒危如刀兵水火！就在他说话的同时，全省有800万人一天只能吃到三四两米（老秤），更有1300多个食堂断炊！1959年春，号称鱼米之乡的湖北，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现象：初春树叶刚发芽吐绿，就被饥民一扫而光，捋了长，长了又捋，树叶捋去填饥肠。至五月暮春，许多地方还是只见树枝不见叶。漫山遍野，老人孩子见到绿色就扑过去。饿得眼都发绿的男人们，把泥塘翻了一遍又一遍，哪怕挖出一个藕节巴，也是妻儿老小们救命的希望。

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1月至6月，全省病饿致死的农民高达十多万人，浮肿病人大量出现。一时间荆楚大地饥民遍野，逃荒、要饭的“盲流”滚滚……而各地民兵，公安奉命设卡堵截，大抓破坏社会主义形象的盲流，送劳改，罚苦力。

大跃进,黄冈在湖北出了名，“苦日子”黄冈民众遭罪更深。高产高征购，黄冈征购高于历年。地委原报1958年粮食总产50亿斤。后在“纠风整社”时，调整为33亿9908万斤（实际不到30亿斤），比1957年减产4.5%。而征购任务，却由上年6亿2907万斤，增加到7亿1065万斤，多征8158万斤。

麻城县牛皮吹得大，征购自然更高。征购任务是按产量比例下达的。麻城县委书记在《人民日报》上公然宣称：继“天下第一田”后，高产“卫星”此起彼伏，亩产10万斤、20万斤的高产“卫星”形势喜人。

县委书记吴德简和赵金良先后宣布：1958年，麻城粮食总产量超过10亿斤。因此，下达的征购任务为1.2亿斤，后调整为9294万斤。比上年多1169万斤，全县人均多征17斤。而1958年粮食产量，实际不到4亿斤，县委后来“落实”为4亿2725万斤，比上年减产5709斤。

一方面，粮食高征购，一平二调，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秋收劳力短缺，粗放收割；另一方面粮食减产，必然导致粮荒。

1959年春荒，湖北最严重的是黄冈，黄冈最严重的是麻城、应城、蕲春这些高产“卫星”县。蕲春上报材料说，张榜公社大桴冲大队8460人，仅二月中旬到三月底，一个多月饿死139人，113人饿成重病，682人浮肿，屙血！

据《麻城县志》：“1959年，饥荒。民食草根、树皮、观音土。”

“天下第一田”的河北垸，1958年放大“卫星”，结果高产、高征购。征购后，全社留下的粮食不够吃两个月。12月开始，社员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二两米！食堂一天开两餐，有时开一餐，吃的掺菜稀饭。而且食堂人员、干部先捞稠的，剩下稀的给社员。本来冬天也长菜，但耐不住拿菜当救命粮。青菜吃完了，社、队员发动社员去采野菜、草根、树皮掺在稀饭里。

县委还一个劲发动干部搞“瞒产粮”，要完成征购粮任务。到了春节，家家户户哭声连天，男女老少饿得肚皮贴着脊粱骨。

大年三十晚上，河北垸一些农民家里冒出了烟，那是饥饿难耐的人们，把填枕头的谷壳倒出来，磨成糠煮一餐“团年饭”！大年初一，小队干部望着空荡荡的粮仓，心里流血，只好把喂猪的粗糠，分给社员磨了吃。正月十五那一天，小队又把喂牲口和积肥的菜枯、麻枯饼，分给社员当粮。

到了3月，公共食堂断炊了。“天下第一田”如今却连吃糠、吃野菜都难了。社员靠野菜、野草救命，甚至挖“观音土”当粮吃。还有社员跑到20多里路外的大坳水库，到山里挖葛根、蕨根、麻根，拿回家当粮吃。近处挖完了，又跑到60多里外的野马岗挖野菜。

1959年春荒，河北垸的群众，吃的野菜，真能开博览会了：灰灰菜、地米菜、马齿苋、猪婆菜、鹅鹅肠，这些猪草，如今成了好吃喝。竹叶草、鸡叶草、车前草、水葫芦、野蒿子甚至茅草根、铁盘根草、各种树叶，这些猪都不吃的东西，人们拿来填肚子，还不容易采到手—饥民太多了！

当初人欢马叫参观“天下第一田”的“迎宾路”上，如今树叶捋得秃顶光，树皮剥得净净光。就边山坡上的油树皮全都剥光了——那东西有毒，人吃了泻腹拉肚子，吃多了中毒会死人。但饿极了的饥民也顾不上死活了。

1959年春荒，麻城吃野菜毒死83人，中毒2758人。

最难吃的是糠壳和观音土。咽下去不容易，屙出来更难，只好请人用小耳勺从屁眼里往外掏，不少人被活活憋死。河北垸因此死两人。这一年，全垸饿死49人。罗毛 和她弟弟饿死时，一个12岁，一个才2岁。罗毛娟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我饿啊，想吃一顿饱饭。”

58年放出中稻亩产52599斤“大卫星”的熊家沟乡，距河北垸十多里。59年的春荒骇人听闻。58年征购粮，使熊家沟乡成为麻城县缺粮断炊最严重的地区。至1959年春，全乡大规模出现粮荒，浮肿、死人时常发生，而县里催交征购的电话不断。

该乡徐家山垸，本是粮丰谷茂富饶之地，59年春荒，饿死、病死近百人。五级干部大会问题反映后，白杲公社派人前往救灾。当他们运送1500斤大米，5000斤蔬菜赶到徐家山垸，家家断炊，户户倒人的惨况，令那些救灾的汉子们人人潸然泪下，泣不成声。也亏了这批救济粮，大批饥民才得保性命。

另据《麻城县志》载：7月，部分地区农民因饥荒外逃。白杲公社望花山6队外逃52人。政府大力工作，全部回村。

1961年整风整社时，省、地工作队有一份材料：1959年春荒，麻城县因食堂断粮饿死、病死4500多人（1960年，县委一份检讨材料中说是死人1370人），病倒37380人。实际情况，应该远比这严重。
幸好纠风整社，县委发下920万斤救命粮，春荒终于熬过去了。夏粮开镰后，麻城民众吃到了半年来第一次饱饭，尽管夏粮因“吃青”和社员无心生产而严重减产。但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六七月间，麻城饥民的大批外逃，讨米要饭。

直到7月，白杲公社望花山大队6队外逃社员52人。结果全被“劝说、动员”和抓了回来。

对于59年春荒，麻城县委有一种说法和交待，1960年，在县扩大干部会议第一阶段的总结报告中，赵金良这样说到：“58年年成也不错，就是因为大吃大喝，结果饿肚子。当时我们打电话叫你们吃，吃饭放卫星，不光吃饭，还叫你们吃肉，全县杀了六万头猪。白天吃不算，夜晚还要吃。这样吃了两个多月。到59年春季，有的粮食吃完了，几天没有米，光吃代食品、吃菜。59年又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又搞了一些，今春又是半斤粮食。”

1959年的春荒，到麦收终于熬过去了。政策宽松了些，社员们允许生火，还分了一点自留地，而夏季田地里、山岗上生产的野菜还多一些。

被饥饿折磨惨了的人们，开始鼓劲生产，期望着早稻开镰，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吃饱肚子。

十一、 天绝人路 

1959年8、9月间，庐山会议改变了中国历史和人民的命运。

庐山会议原定议题是进一步纠左，克服困难，以利继续跃进。上庐山之前，毛泽东一路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湖南在粮食安排、食堂问题、大炼钢铁方面，工作比较好，毛泽东去湖南时，专门带了王任重同行，帮他转转脑筋。而湖北粮食紧张，王任重也想向湖南借粮。

湖北的情况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不仅是农村断粮，湖北各地城市粮食供应也非常紧张，就连粮食之外的副食、肉类、油类甚至是香烟等物的库存也几乎快要挖空了。

1959年6月，不仅省委领导人的特供物品大幅度削减，甚至为了迎接毛泽东随行人员的生活，也成为湖北省委头痛的麻烦事。

以前,毛一行来到湖北，管吃够吃饱的鱼、肉、禽、蛋及特色菜点，已极为奇缺，就连蔬菜也偶尔才能让人尝鲜。毛泽东的伙食就更为难了，往往省委一连忙上几天才能找到一点毛喜欢吃的腊味。

毛泽东由此也感到了湖北的困难。王任重向毛泽东汇报时，还是一口咬定湖北的困难是1958年遇到天灾。不过，他后来也曾向毛泽东承认过领导失职之错。

6月22日，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湖北广水车站，毛泽东约王任重晚上到专列上谈话，谈大跃进问题和湖北的情况。两人从深夜11点谈到第二天凌晨2点半钟。王任重心情沉重地对毛泽东说：“我最近到麻城、新洲去参加劳动，看到农民面有菜色，我心里难过。”

当然，所谓劳动是没参加的，饥饿的农民他倒是看到不少，社员的苦难他也了解到一些，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关注到了这一点，他也就选了这样的话题说。

毛泽东闻言，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们估产估高了，用粮用得太多了，提倡敞开肚皮吃饭，不妥当。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

跟着毛泽东到湖南的王任重，却几次受到他不能容忍而又无可奈何的羞辱。

在长沙、王任重本想找个机会向周小舟开口借粮。但他是个虚荣心特强的人，总也并不了这个口。

在一次和周小舟、罗瑞卿几个人闲谈中，周小舟对自己上一年的大跃进“插白旗”，挨批评表示不满，对湖北上年浮夸放“卫星”得表扬，而1959年出现大饥荒感到气愤。周小舟当面挖苦说：去年我们产量低挨批评，但是我们现在还有粮食和腊肉吃。湖北不是放“卫星”，报高产吗，怎么搞得现在连饭都没得吃？王任重听到此话，满脸胀红，讪讪地出门走开了。

不过两个月以后，庐山会议反击“彭、黄、张反党集团”，王任重可好好地出了这口恶气，周小舟被整得九死一生。

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随行的王任重又被毛泽东的乡亲们不意中狠狠地羞辱了一番。那天毛泽请家乡的亲戚、朋友、烈士家属吃饭。酒席上饭让吃饱，酒上喝好。饿肚子好几个月的韶山乡亲们，见到好酒好菜好饭，如狼似虎，狼吞虎咽。

毛泽东起身敬酒之际，他的一位亲属老汉当着毛泽东的面向同桌的王任重说话了：“你们湖北去年放卫星，报纸上一登就是上万斤，几万斤，不愧心？我不相信你湖北的田土再好，就能产谷上万斤？”

王任重当场非常尴尬，只好解释：“亩产万斤，确实说谎，但有少数高产千斤是真的。”老汉听了直摇头。但这是毛泽东的亲属，王任重丢了人也没法去找回面子。但此事弄得他心烦意乱，当晚无眠。

庐山会议，毛泽东定下19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在学会过日子这个问题中提及，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去年湖北的错误，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放过卫星的县过的最差。显然，象麻城这样的卫星大户，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在“神仙会”上，王任重反省了湖北的大跃进，认为教训确实沉痛，比五四年大水灾情更困难。今春500万人几两粮，吃稀饭，教训才深刻。已死了1500人，15万人浮肿病（按：当时省委掌握的不完全统计材料，死人37000多人，浮肿51万人—引者）。早稻下来才可好转。这是全党全民教训，很难过。对所谓胜利估计错误，是盲目性，主观主义 ，冲昏头脑。

粮食只产200多亿斤，却按450亿斤过日子。今年一月还报400亿斤（反了浮夸，公社上报的说有430亿斤）；三月还说有350亿斤；四月再摸，不到300亿斤； 上山前由县委书记再摸，230亿斤（实际产量不到190亿斤——引者）。五七年是219亿斤，为什么增产不多？大跃进掩盖了水旱灾情，500万亩只收几十斤（仍报千斤），有100多万亩早稻失收。去年增产密植、高产，放卫星成风。领导只抓了小面积样板田，只抓了公路边看得见的。脑子发热，难于转弯。说真话不容易，县委书记、劳模当面说假话……


看来已清醒了的王任重，却在毛泽东就彭德怀“上万言书”而怒发雷霆万钧，大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后，见风转舵，全力投入揭批斗争之中。王任重也因此更为毛泽东所重用。周小舟被打为“反党集团主将”，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也受到牵连。用王任重的话说，湖南省委“坍了台”了。按毛泽东的意图，从湖北省委调来张平化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调来王延春任湖南省委书记兼省长，湖南省委被改组。

庐山会议后，湖北象全国一样，掀起了“更大跃进”高潮，机关、工厂、农村、学校全面揭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揭批否定 “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工、农业生产“更大跃进”，城市全面建立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全面恢复，农民自留地全部归公。

8月25日至9月15日，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在武汉召开。8月31日转入“反右倾”斗争。会议仿照庐山会议抓“军事俱乐部”形式，武汉市委宣传部长夏衍绶、《长江日报》社长肖松年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文化俱乐部”成员。

会后，全省大批“观潮派”、“算帐派”，大搞“更大跃进”、“反瞒产”运动。

十二、 “ 罪孽啊罪孽，真是罪孽！”

麻城，“更大跃进”造成更高指标、更高征购、更大粮荒，造成更为严重的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更为恶劣的干部生活特殊化，更加尖锐的社会矛盾。

一位原县人委会干部，对庐山会议后麻城形势，作过中肯的概括：“庐山会议后，一切理想化的幻想都破灭了，从人心说，上级的高调没谁信了，工作无法推动。但共产党的干部肯定跟着中央走，中央说咋个子办，干部肯定跟着走。吃亏的肯定是群众。干部说不听，就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暴力成了动力。工作中心就是粮食，高指标、高征购，搞不到粮食就‘反瞒产’。农村能搜刮的粮食都搞走了，整个社会都乱了套了。社员吃什么？偷、抢粮食、挖野菜、吃观音土，得病死人，那个罪遭大了。罪孽啊罪孽，真是罪孽！”

庐山会议后，麻城县委把上半年纠风整社中的承诺一风吹，社社队队大搞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提过意见的人被扣上“右倾”帽子挨整。1959年9月开始的“反右倾”运动，两年中开除党籍者112人，留党察看84人，撤职40人，严重警告处分65人，警告67人。被批判者一律受到体罚。

粮食生产又大放“跃进卫星”。59年夏收减产，早稻减产也已成定局，而县委订的粮食生产指标，从四亿斤、四亿五千万斤、最后“跃进”到五亿五千万斤。上级下达的征购任务，定在一亿一千万斤。而实际产量，三亿三千二百多万斤。若完成征购，留下种子，牲口粮，人均口粮不到三百斤，出米二百斤，人均每天吃粮不到六两。干部多吃多占，食堂人员贪污偷拿后，公共食堂能让社员吃到的口粮，平均每天半斤。

收早稻、插晚稻，县委提出口号：“交足国家的，再留自己的。”收下稻谷就地封仓交国库，社员一看寒了心：粮食泡了汤，日子怎么过？因此，只有保命的心，没有生产的劲，晚稻秧头天插下去，第二天漂起一层。人哄田，田就哄人。稻田里，只见禾草不见谷，普遍亩产一二百斤。“天下第一田”，亩产不到一百斤。

59年早稻、晚稻收割，粮食成为干群冲突焦点。县、社干部紧急下乡，在晒谷场蹲点。县委要求：“边收，边晒，边入库，边上交，武装护粮。”胆大的社员则边收、边偷、边藏，以备饥荒。县委闻讯，下令“坚决打击阶段敌人的破坏活动！坚决打击偷粮瞒产的歪风邪气！”在中一公社“反瞒产”现场会上，县委书记布置：偷粮的，要批斗、送劳改。抢粮的，就地镇压。1959年至1960年，麻城县几个粮库发生武装人员开枪打死人命事件。

暴力，成了干部们开展工作的法宝。群众稍有不满，“就遭乱斗、乱罚、乱打。”县委书记在中一公社和宋埠公社提出：“棉花一天要长三寸”，将棉株插上标记，派人检查。达不到要求，就地“整风”搞得人心惶惶。

县委在宋埠公社搞“高产试验田”。9月，听说省里要来人检查工作，县委急忙抽调大批社员“突击作战” 。第二天，县委负责人到田里检查，一看草未薅尽，劈头盖脸两耳光，当事的社员在毒热太阳下的田里罚站两天，不准吃饭，并发话：“还吃饭？人活都不会干，吃屎吧！”

1960年12月，全县粮荒十分严重，干部群众都惶惶不安。而赵金良《在县委扩大干部会议第一阶段的总结报告》中，对与会者大力施压，务必完成征购任务。“我们的任务就是一亿一千万斤，把它完成再没任务了。明年的任务一亿一千万斤已经定下来了，夏季如果丰收了，可以完成任务的50%。如果增产30%，也只增加10%的任务。我们过去的缺点，是生产的发展赶不上统购任务的增加。”

在这个会议上，他还神气活现地传达了王任重吃粮少也死不了人的指示：“今年再讲清楚，现在每人每月留了25斤，再吃不到，不能找我们。我们20多斤粮食只要安排好，完全可以过得去。去年几斤谷也过来了。任重同志讲：四两粮食不作重活，只作轻微的事，死不了人；半斤粮食只能搞半日制，劳动半天，休息半天；二两粮食，吃的水也不能挑。没有粮食有藕吃，也饿不死人，如果没藕吃光吃菜也可以维持20至30天，死不了人。” 

这可不是赵金良假传圣旨,胡说八道,硬把这没人性的话往省委第一书记头上扣，这的确是王任重在全省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亲口指示。

明知就在严重缺粮的情况下，县委不顾人民死活，搞起了“反瞒产”运动，全力搜刮“征购粮”，以证实麻城生产确确实实现了“更大跃进”。

会后，几位县委负责人亲自出动，蹲点“反瞒产”，查“后手粮”。

一到公社，他们首先宣布把各生产队粮仓，公共食堂粮仓一律封存，上交国库。又组织社队干部，带领武装民兵，挨户查抄。先是“坦白交待，自查自报”。报不出来就“辩论”。再不交粮就抄家。各社队都奉命派干部来参加现场取经，然后回去照此办理。社员断不断粮，饿不饿死没人管，反正回家要的粮食一斤一两都不能少。

麻城县委第一书记吴德简就在反瞒产大会上凶狠地交待下来：“国家的征购任务，一斤一两也不准少。少了一两，党籍干籍一齐拿。你不拿粮食，我就拿你的人！”全县在这场运动中，打死逼死67人。“反手后粮”运动的结果，把社员口粮，及部分公共食堂粮食一扫而光，加剧了大饥荒，造成更大规模浮肿死人。

社队干部更为恶劣。据整风材料揭露，三河公社捆绑、吊打、辱骂社员的干部达661人。其中，平堵山管理区团支书硬说社员曾志文偷了食堂的粮食，派民兵把他抓来，把他双手反到背后，用绳子把他双手的大、小手指捆紧，吊起来毒打，背后还压一块几十斤重的大城墙砖下面烧一堆辣椒，用烟熏。直到曾志文4根手指吊断，人摔到地上，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才让把他抬回去。

三河公社动手打人的公社干部（包括公社工作组）5人，管理区干部11人，生产队干部64人，小队干部78人。被打的群众318人，因打致伤的10人，因打外跑的28人，致死的4人。被搜查的社员1014户，占总户数的4.6%。乱惩乱罚的有11个管理区,84个生产队90人,占干部总数28%,其中生产队干部83人,小队干部7人,被罚的社员4096户,占总户数的19%。

“反瞒产”运动加剧了粮荒。全县出现大规模逃荒、断粮、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小儿严重营养不良情况。仅1959年全县发现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即高达34595人。没被“发现”者当然不在此列了。

据1961年冬，中共麻城县委给省、地委的报告《关于一年来农村整风整社的总结》称：“今年三月整风中所揭发的问题，除政策方面外，干部作风是十分严重的。

据统计：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严重蜕化变质的有858人，‘五类’分子253人，他们贪污多占粮食44万多斤，现金7万多元，瞒产私分粮食125万斤，油料一万多斤，皮棉一万多斤，打骂群众946人。破环了党群关系，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如白杲公社梁家畈一队党支部付书记李安恒，从三月到八月，共捆打吊骂社员几十人，捏造社员董纯绍偷他的皮包一个，人民币60元。首先派民兵到董家进行搜查，又亲自动手用扁担毒打一顿，苦打成招，逼着赔款20元，棺材一个，衣服一件，共折人民币37元。董因受伤过重，被打后一个月就死了。6月18日，又以反偷盗为民，组织非法斗争，将偷走救命的妇女抓来，一次打7个妇女，有的打得不能走路。群众骂他们是‘国民党’。通过整风，发动群众诉苦斗争，将李逮捕法办，人心大快。各公社都根据揭露问题的情节轻重，分别进行了党内的和行政的处分。

1960年至1962年,省、地、县整风整社，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组，收集了大量干部问题材料，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权力的现象，是权力者对社会成员的支配和控制，权力的本质，则是权力者对社会产品的支配和占有。当社会整体利益还感召着权力者们面向即定目标时，权力支配的利益也会朝向此际。当大跃进理想主义破产时，权力支配的利益必然趋向二元化——权力系统和权力者本身。暴力推动工作，腐败浸透干部。

纠风整社中被揭露整改的干部腐化堕落问题，庐山会议后则如洪水猛兽，卷土重来。

一位整风整社受到党纪处分而一直喊冤的干部，曾这样对笔者辩解：“当时的情况很复杂。前几个月的整社，干部认识到了错，办了糊涂事，伤了社员的心，也想把工作做好。但庐山会议后形势跟白色恐怖差不多，谁还敢坚持原则讲真话，批斗、吊打、劳改等着你。当时的中心工作，就是搞粮食，交征购。下面又没粮，怎么办？只好昧着良心办事，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形势那么紧，粮食那么难，当干部也有妻儿老小，利用权力搞点多吃多占，也是人之常情，不然也跟社员一样忍饥挨饿，那不多占点，就逃不脱浮肿死人。为了保命搞点吃喝钱财，我看远比现在的干部好得多。”

庐山会议后,干部队伍堕落到如此境地：贪污腐化，多吃多占，巧取豪夺，鱼肉百姓，只是为了危机中的生存本能。大跃进的理想主义，在他们心里也荡然无存了。

按照后来整社，“三反”和社教运动的揭发材料及我们的调查所显示，干部腐败，从1959年下半年更加泛滥，到1960年上半年横行无忌，下半年有所收敛，1961年以干部“五风”为目标后，大量问题被揭发出来。

1961年，麻城县委组织部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干部中普遍存在特殊化，以权谋私和贪污行为，开小灶贪污公款，私分粮食成为尖锐问题。有的人见钱手痒，见物就拿，见吃喝就张嘴，用公款如用自己腰包。社员反映最激烈的问题，就是食堂断伙，浮肿死人，小灶都天天大吃二喝，酒肉不断，全县67%以上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一二把手，小灶常年不断。”

干部不仅多吃，而且多占，往家拿。1960年春节，宋埠公社7名主要干部，从食堂小灶拿走牛肉25斤，猪肉118斤，粮13.5斤，油70斤。1960年10月至1961年4月,白杲公社干部,从生产队平调的牲口中,杀老弱病牛6头,猪58头,羊22口,鸡1750只,鸭630只,以招待客人、开会、打牙祭为名,大吃二喝,集体私分。有的干部竟把配给浮肿病，干瘦病人救命的营养品和救济粮，贪污私分，宋埠公社60%的营养品被私分。”

据1960年开始的农村“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整风运动揭露，湖北农村大队、小队干部中，贪污多占的达23%，平均每县队干部贪污多占15万元，打骂群众严重的约占5%。而据省里大大缩水的材料，弄虚作假的长期吃小灶的占10%，不劳动的占7%。1960年2月湖北省委上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三反整风运动的报告》，认为湖北省农村干部30%——35%变质了，“主要是手脚不干净，强迫命令，弄虚作假，‘吃小灶’，不劳动等。群众意见很大。”群众批评说：“有的干部是三子：穿的衣服公子，做起事来象戏子（做假），吃起饭来象月婆子（产妇）。”又说：“有的干部是三化：生产指手化，汇报说假话，生活小灶化。”麻城县宋埠公社大塘角管理区五队的贫农们写了一张大字报说：“干部大不该，贪污又抹牌，小灶天天开，超支个个来；生产不领导，跃进从何来？要求上级党，快快做安排。”

60年春荒，麻城流传一首顺口溜：“干部家里人不死，食堂家里不死人，粮店家里死不了人。”而广大社员则衣不遮体，腹内填草，村村死人，户户浮肿。

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有权有势，就有钱有粮。干部“也是人嘛”，没有制约，便乘机大发灾荒财，贪污之余，用粮食换社员私藏的金银首饰，大洋、元宝。有的好色，用小恩小惠，用几十斤甚至几斤粮食，就胁奸一个妇女或大姑娘。更可怜的是男人在外的军属，家无劳力，生活更苦，一些女人便成为干部勾搭成奸，或长期逼奸霸占的对象。麻城县27名干部为此受到党纪国法处分。

随着全国性社会危机的严重加剧，在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统一布置下，1960年4月开始，麻城县逐步进行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以期挽救局面。

麻城县委的“三反”整风运动重点，定在白杲公社。湖北省委、黄冈地委和麻城县委，派出精兵强将组成三级工作组，发动和开展“自下而上的、以群众揭发检举为主的“整风运动，中心工作是整顿干部作风，解决社员困难，落实生产生活。

白杲公社是麻城干部“五风”最重的灾区之一，也是省委、地委、县委整风的重点。

据中共黄冈工作组于1960年9月25日《关于白杲人民公社开展整风运动的检查给地委的报告》称：白杲公社，自春季解决干群关系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以来，各级干部作风有很大的改善。“但从这次检查情况来看，部分干部作风转变仍不彻底，在工作中还存在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如全公社小队长以上的干部有3163人，犯有捆、拥、吊、跪、打等错误的就有333人，占干部总数的10.8%。其中公社干部6人（包括公社抽调的工作组干部在内），占公社干部52人的11.5%，管理区干部11人，占管理区干部86人的12.7%，生产队干部168人，占生产队干部653人的24.1%，小队干部154人，占小队干部4323人的6%。

从各级干部的违法乱纪情况看，捆、吊、打、跪 、罚群众的有10个管理区64个生产队158人，占干部总数5%，其中公社干部（包括公社工作组）5人，管理区干部10人，因打外跑28人，致死4人。被搜查的社员1041户，占总户数的4.6%，乱惩乱罚的有11个管理区84个生产队90人，占干部总数28%，其中生产队干部83人，小队干部7人，被罚的社员4096户，占总户数的19%。”

从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来看，也是十分严重的。

如明山管理区，有6月间，因麦收产量由350斤降为240斤，总支认为有瞒产水分，在6月2日总支委员会后，由总支书记王坤义和黄世发等领人，分头到工队，对全队232户进行大搜查。全区除4队的25户未搜外，其余1002户全部被搜抄。干部们是见粮就抄，见食物就拿，共抄走小麦4791斤，大麦637斤，元豆522斤，大米324斤，薯粉56斤，食油16斤，二队的王婆婆正焖一罐子豆子，也部干部们搜出吃掉。气得61岁的老人痛哭一场——老人全家已好久没吃过一餐饱饭了，好不容易连借带求人的弄了点豆子全部抄走吃掉，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夫子河管理区7队一位社员小孩偷麦，生产队干部到他家大抄家，抢走布料14.5尺，水桶一担，粪桶一担，水瓶一个、蜂箱一个，磁钵2个，被子两床，蚊帐一床，公债6元，扁担一根。家中只剩下一张三尺宽的床，和抄拿时被小孩哭下来的一个鼎罐。全队对小偷小摸的罚款，合现金18185元，公债3819元，罚走没收的有牲猪52头，羊79只，兔子27只，鸡鸭20只，小牛一头，球鞋28双，热水瓶18个，布料400尺，晒罩16床……（字迹已不清——引者）大麦128斤，棉花46斤，铁铳一根，丸罐46个，其它物件456件。

更为严重的是目无法纪、侵犯人权，任意体罚群众。如麻溪河管理区团总支书记谈自荣，在9队工作，说4小队有瞒产私分，在一次群众会上，到会30余人，被他罚跪的有小队长王光力等12人。谈自荣领头高喊：“反对瞒产私分！”“打倒小队长王光力！”逼迫承认瞒产，一直闹到半夜才过去。

公社干部袁正龙，因妇女张国珍等4人偷谷，即进行非法斗争，不但将4人毒打罚跪，还叫团支书彭全川用谷捏手，因体罚过重，致使张国珍身怀一个多月的孩子流产了。另外，该队妇女吕三春等2人，在打谷时，把两篮稗子拿进公共食堂，被财经队长蔡绍安发现后，即把吕毒打一顿。打后，吕三春跳到水塘自杀。蔡绍安不但不救，反而让团员陈从美下去，揪着头发，往水里连淹多次。拉上岸后，蔡队长又是一顿毒打，并下令：“衣服不干，不准回去！”因伤势过重，致使吕三春从8月4日到现在卧床不起。

麻溪河管理区第四生产队队长，因让社员朱长本出工，而朱因人不舒服与队长发生纠纷。第2天就罚他割草500斤，必须完成任务，否则全家人停伙扣饭。结果朱长本未完成500斤任务，全家人停伙十天，队长还说：“你再要调皮，就要扣死你！”结果朱在7月2日投绳自缢而死。

在白杲公社党委的重点梁家畈管理区，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由于受上级领导人包庇，李安怀等12人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不予处理，反而重用。李安怀在1959年整社时，就因在水利工地上严重违法乱纪，吊捆毒打群众，受到处理。下半年又当上党支部副书记和管理区主任，而违法乱纪行为更加严重。党员干部戴定法在夫子河管理区第七队蹲点，不到一月，就毒打社员8人。李安怀分工在11小队蹲点工作，先后捆打4人，致残1人。

公社党委副书记郑明在夫子河管理区蹲点工作，在8月底召开的一次总支委员和支部书记会议上，就动手打完成任务不好的干部2人，并要参加会议的干部“好好看看，学会完成党交给任务的工作方法。”在同日的另一次总支委员和支部书记会上，因人没到齐，就骂总支书记彭其祥的娘。

麻溪河的社员说：“大跃进干部们口口声声要改天换地，搞啥子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大堂没见么样子，干部个个都象阎王、判官，我们社员只差下油锅、过火山了，比过阎罗殿还难哪！”

这就是“天下第一田”所在地的历史写照！

1960年2月开始的农村“三反”整风运动，湖北省委又把麻城定为重点，工作队已经下去蹲点了。但与此同时，原黄麻起义的将军和高干们，接连来电来信，反映和询问家乡灾情，请省委给家中亲人老友以救济补助。为避免刺激他们，认真掂量后，湖北省委研究决定，改变典型，另劈新路。麻城终于从“样板田”的位置上隐退了。

十三、 “有幸莫当样板田”

“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不到半年，1959年冬粮荒连着1960年春荒，如雪崩般铺天盖地席卷全国。中央决定，立即开展全农村“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以挽救局面。在许多省、市、区仍然以“更大跃进”为中心，还不太清楚如何一手抓好“更大跃进”，另一手抓好“三反”整风之际，湖北的经验材料已经总结上报。

1960年4月24日，中共湖北省委上报中央《关于农村三反整风运动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我省农村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2月中旬开始，到4月15日止，生产队一级的整风，已结束的70.2%，正进行的29.8%,预计4月底可基本结束。整风摸底，全省大队、小队两级干部94.7万人，约60—65%是好干部，30—35% 干部本质是好的，但有程度不同缺点错误；真正坏分子，包括钻进来的五类分子，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不到5%。

报告从六大方面统计了干部作风和“基层组织不纯”问题，并就此进行了统计。“整风揭发问题主要是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及命令风、浮夸风、共产风，及一些基层组织严重不纯。

初步统计，全省3.3万个生产队中，问题较多的12052个，约占36%；问题严重的5621个，占17%。这些问题严重的队中，五类分子当权的20.1%，蜕化变质分子当权的18%，富裕中农当权的28.8%。大队、小队干部中，贪污多占的23%，计贪污多占现金1036万（平均县15万），粮食2319万斤；打骂人严重的5%，弄虚作假严重的约占5%；不劳动或很少劳动的占7%；长期吃小灶的占10%。

在坏人掌权的地方，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国民党式的统治。阳新县三溪公社白扬生产队副支书明安国，解放前一贯不务正业，参加过会道门，58年通过副社长混入党内。找个机会把土改时斗过他的老贫农明昌柏打一顿，关38天，明昌柏回家10天死去。又把他老婆、儿子、孙子逼死了。去年以来，他直接间接逼死人命11条，活埋1人，捆绑吊打76人。以‘查瞒产’为名，3次挨户搜查，没收群众粮食和其他食物供他吃喝；敲诈勒索，强迫群众给他送礼，计246元，480斤粮，其他副食品和用品16种对上面欺骗逢迎、虚报产绩，树为‘红旗干部’，群众恨之入骨，称他‘活阎王’、‘东洋人’。全队外逃26户、70余人。该队是县委委员兼三溪公社党委书记李延年的重点，干部群众几次反映明安国的问题，都被压下去，还说是‘立场坚定，斗争坚决，这个队没有他，生产就搞不好。’经整风揭发，李本人就是蜕化变质分子，娶资本家女儿做老婆。公社公共积累13万元，被他贪污6万多元，个人有4部收音机，两部照相机，价值400多元的自行车，还有钢丝床，胶皮面的麻将桌。他还拆毁一部全新的康拜因和另两部机器给他做小汽车。买一部录音机用录音向干部做报告，叫放映队到他房里放电影，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看；春节到水库慰问的时候，大摆酒席，叫文工队唱歌跳舞给他看着助兴。工作上官僚主义，他虚报成绩，隐瞒灾情。1959年元日—60年2月，他领导的公社死1957人，占死人4.37%，其中非正常死亡387人。”

报告按照“党的阶级路线”政策，把干部“五风”问题往“阶级敌人”身上一推了之，以避免十分敏感的权力体制问题。各地纷纷把把归结到“五类分子”钻进来。湖北省委在报告中说，据公安部门统计，公社化后，全省五类分子混入党内515人，当上生产队，小队班干部8300多人。英山县南河公社麻园墩管理区红星二队支书胡志甫是富农，浠水县两次参加工作被开除，到英山又钻进来。

襄阳地区不完全统计，被开除回乡的1489人中，762人又当干部。

干部和五类分子家属结婚，也是很大的漏洞。襄阳地区不完全统计，公社以下干部和五类分子家属结婚的3800多人，一部分因此变坏。新洲县凤凰公社民主管理区第10生产队长刘家富，打过3人，贪污多占80多元，8尺布票，8斤米票，不在食堂吃饭，59年只做了十几个工，还私喂一头牛。

枣阳县太平公社李岗生产队斗争3个坏分子大会上，群众斗志昂扬，几次宣布散会都不肯散，最后自发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公社万岁！食堂万岁！

郑阳县景阳公社是一个重灾区，党委书记魏光才总是向县委报告生活安排好了。最近县委下去检查，发现非正常死亡一千多人，群众没有吃的，公社却盖了26间楼房，过春节时丁几个公社干部吃了200多斤猪肉，50斤羊肉，50斤鱼，50斤酒，还放了40多元钱的鞭炮。有一个社员饿急了拿了一点公社的干饭吃，党委书记亲手吊打。当阳、远安两县初步调查，11个公社从生产队无偿抽调的东西有耕牛742头，骡马驴303头，猪887头，羊211只，鸭174只，大中型家俱1114件，马车板车465辆，房639间，现金16000多元，粮63000多斤，耕地6250亩，还抽调2196个劳力到公社农场。

此时，毛泽东的兴奋点还在“反右倾”、“掀起更大跃进高潮”，对于湖北省委的报告，毛泽东一反往常，并没有亲笔批示，而是由中共中央转发各省、市、区党委。

1960年春荒以后，全国各地的粮荒灾病报告一浪高过一浪涌向中南海。毛泽东终于向现实做出了心不甘、情不愿的让步。“更大跃进”至1960年夏收前后偃旗息鼓，无声而终。1960年夏季全国农村正式开场的整风整社运动，标志着毛泽东寄予奋斗厚望的大跃进最后一丝希望也破产告终。湖北省委在中央新的精神和部署下，进行着新的努力，准备着新的报告，并且不断地得到毛泽东新的批示，新的重用……….

不过，尽管麻城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1961年开始，中共湖北省委却不再拿麻城做典型、写材料、树形象了。典型在于领导树，何必去刺激黄麻起义的元帅，将军和高干们呢？

麻城民众喜乎？忧乎？但麻城县的干部，却踏踏实实减轻了精神上压力。在1961年以后，凡湖北省委在整风整社、三反、五反、社教、四清运动中报中央的典型，那里的班干部都会因自己对民众造孽而付出大代价。

但干部作风问题并没有就此终结，民众的苦难并非就此熬出头。

1962年，麻城县陈县长听到八届十中全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精神，即到中一公社布置要找那些投机倒把分子（做小买卖）和“地富反坏分子”进行斗争，说是“看看群众忘了斗争没有？”中一公社干部怕县长说他们“右倾”，立即发动斗争。先斗“地富反坏”，后转向贫下中农和一般社员。由开会斗争到罚站、罚跪、捆绑、吊打等，一个多月中斗139人，捆、打、吊、跪82人。

陈县长又从中一公社跑到白杲、铁门、宋埠布置“阶级斗争”。白杲区斗20人，除9人经区委批准外，其他都由干部圈定，抓来就斗。“阶级斗争”运动虽只搞了半个月，即被县委制止，但造成严重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县11个区，斗争331人，其中被打21人，捆绑65人，吊打3人，罚跪42人。按成份论，地主54人，富农50人，“反革命分子”1人，“坏分子”2人，贫农15人，中农9人。湖北省委在一份汇报材料中，将此案作为干部违法乱纪典型上报，中共中央批发全党。

从庐山会议“掀起更大跃进”，到1960年4月整风整社的7个多月中，麻城县人民直接承担的灾难，从县委一份缩水的统计材料中可见一斑；死亡15300人，浮肿、干瘦、子宫下垂等病人127836人。三河口公社因饥饿死人2447人，占该社总人口7.8%。其中,八磊石管理区7个月中死亡631人,占人口28%。

1960年12月6日，中共湖北省委在麻城县三河口公社开展反“五风”试点。麻城县委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整风16天，麻城县干部“五风”才开始全面刹车。

这一年，全县浮肿、干瘦、紫绀、妇女子宫脱垂、闭经五病剧增。县委、县政府组织抢救，抽调一千多医务人员，40多名干部建临时医院263个，收治病人25491人。

因为是革命老区，黄麻起义发源地，湖北省委调拨了一“营养品”和粮食，来抢救灾民，治愈了一批浮肿、干瘦、紫绀、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下垂、闭经等病人。又考虑到麻城特殊地位，1961年地委调整了麻城县的征购粮。自大跃进以来，“天下第一田”所在麻城县人民才第一次从省委的“重点”中得到好处。重点样板田是干部的希望，重点照顾才是百姓的实惠。

1958年到1960年，麻城县人口统计，告诉了我们大跃进•苦日子年代，麻城人民受害的大致程度：

年份 总人口数 死亡人口
1958 703859人 11254人
1959 679819人 15269人
1960 672781人 16362人
1961 691400人 19850人

资料来源：黄冈地区革命委员会《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5）》

这是文革年代公布的大大缩水的统计数字。查阅公安部门存档的资料，从1953——1957年，人口正常死亡每年六七千左右。

而大跃进至苦日子，包括老、弱、病人的死亡都直接与饥饿劳累有关。另据《麻城县志》，大跃进这几年，麻城年均死亡15816人。

依据有关材料综合统计，麻城死人总数约在5万多人左右。而据1962年麻城县委关于整风整社工作总结的草稿，和赵金良检讨书的草稿来看，麻城县因饥饿、劳累、疾病、自杀而死亡的人数，约在七八万左右。后来正稿中删去了这份数字。

大跃进还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土地大量荒芜，耕畜大批死亡，生产工具大量破坏，房屋大部损毁，群众生活用品大量毁失，粮食生产严重滑坡。从下表我们可以看到粮食生产的大略情况：

粮食播种面积、产量统计表 《麻城县志》
年度 面积（万亩） 单产（公斤） 总产（吨）
1953 119.02 172 204930
1957 121.4 189 228960
1958 115.06 186 213625
1959 101.32 164 166045
1960 133.56 161 214390
1961 153.55 138 211820
1962 138.4 168 232730

从表中可以看出，大跃进年代的粮食亩产,仅相当于战乱之中1949年的生产水平,而那时农民根本没有双季稻等等的生产强度和成本。大跃进，“跃进”到了战乱经年也不如的境况，人民群众，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一位麻城县原领导曾给我许多帮助，结束麻城县的调查采访时，我们就“天下第一田”及麻城大跃进•苦日子一系列事件做出长时间的交流。听我谈到“三反”后，省委改换了样板田，沔阳事件省委又搞出一大堆典型的时候，这位退下来的干部苦笑着说：“不是搞样板田，麻城大跃进和苦日子能搞得那么惨？有幸莫当那个样板田，麻城百姓还不会受那么大的罪哩！”

0进步力量

毛把经济搞的一塌糊涂.

0阿发5574

瞎搞

地球也就这里可以这样乱了来, 我想非洲黑人也不会这么瞎听话.

十四、 省长哭请紧急救援

麻城告急！黄冈告急！！湖北告急！！！

湖北人民群众的生活陷入了空前悲惨的境地。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至1962年，湖北省浮肿病、干瘦病、妇女子宫脱垂、闭经等病人累计1493多万人，外逃270多万人，断粮断炊占公共食堂总数近20%。数百万人死于饥荒！省政府把省里库存的余粮，火速运往最困难的地方。然而，车薪杯水，无济于事。

省长张体学流着眼泪，以湖北省委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和李先念打长途电话，哭请紧急救援。

“先念同志，我真没有办法才向你汇报啊，我是来向你要粮食的，天灾人祸，湖北在挨饿哪！”

“啊！”

“中央怎么批评，我都接受，可一定要给我们粮食.......最近我到下面走了一趟,看到老百姓在饿肚子,看到那些在战争年代支持我们的老苏区的群众饿肚子,我心里真难受。”他边说边流泪：“我没领导好......现在,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没意见,只求中央支援我们粮食......”

没两天,中央给湖北拨来了一亿斤供应粮!

多少年以后,一谈起大跃进•苦日子，这位原省长就说: “这是个大教训呀!要讲给子孙后代听,以后再不要犯这种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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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阮银甫为本文提供了部分资料和文字。本文由余习广负文责。

余习广 1989年9月 一稿 于 颐北

2004年2月 三稿 于 圣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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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巴巴爸爸

用接受作者调查的原工作队员的话来说，当年这类神话多了。柚子树上嫁接桔子,要让桔子长的比柚子还大。高梁杆上嫁接玉米，声称杆上长苞谷，穗头长高梁。尤其是技术革新会上,那就没边了。在领导的“革命浪漫主义”感召下,有的说萝卜跟白菜嫁接,上面长白菜，下面长萝卜。有人说让黄牛跟母猪配种,生下的猪有牛大......那年头,别说干部,就连积极点的种田人,也都跟发癫似地,胡言乱语,疯话连篇。 

汗```汗````汗``` 幸亏他没想到让大象和母猪配种！荒唐的年代

0九月九喝酒

伟大领袖竟然娶了一个反革命的老婆，更荒唐！

qaz000

0四季白杨

俺再次感谢疯疯癫癫兄、京客兄。也十分感谢值班编辑！

以前，俺只知信阳，而不知麻城。
想想现在，生活确是好了很多，但二级分化严重，贫困阶层的难处非常人所能体味；其次，缺乏安定感，生活就象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怕就怕现在的官员GDP，就是过去粮食产量的翻版。

0便签

看到前面哈哈大笑，看到后面想哭……

0京客

四季白杨兄:麻城不算什么严重的,信阳事件只是中共中央点名的12大事件之一啊!

0老庞

一个饿死人也不能乞讨的社会！中国历史上最没人性的时期!!

0老庞

一个国家主席不必经什么手续就被整死的社会，除了B-52，谁人不是奴隶？！还以为自己是主人了?可悲!可怜!

老庞

0老庞

毛的治下农民比例越来越高。

0老庞

不仅农民要种田，城里的青年也要下乡种田。

老庞

和平时期饿死千万人的统治者，被称为“大救星”，I服了U，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