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总论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王朝循环正是华夏政治、文化的光明、先进、正确的最好标志。这是现实性的、比较性的光明，先进与正确；是不能以完美的理想，纸上空谈的绝对理念来衡量的。

    西方社会从来没有一个道义，人民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当权者有“是非、善恶、人性”地管理社会；人民没有任何物质力量可以和权势抗争。所以贵族统治千年不变的、世世代代地传下去，所以权贵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绝对的独裁，绝对的黑暗。结果女人的唯一出路是嫁给一个有钱人，平民男子的出路是冒着八死二生的概率到外国去发财。

    西方一直用一套理想的，纸上空谈的标准批评、丑化、攻击中华文明。只要用实践来检验西方自己的做的怎么样，只要用实践来比较中国与西方的差别，是很容易批驳西方的宣传、欺骗。今天的西方，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是不允许人讲实话的，在社会真正起作用的是潜规则。权势总是轻而易举操纵多数，而在老百姓的生产劳动生活中，是权势决定什么是事实，真假，是非，善恶。

    本文有如下五个部分：（1）总论;（2）中国的王朝兴亡循环;（3）西方为什么没有规律性的王朝循环;3.1:在思想精神界西方没有光明、进步、人性的理念;3.2:在现实的物质世界，西方社会的最终裁判者是权势;3.3：以司法为例看西方社会;3.4:西方社会是不容许人讲实话的;（4）人类需要有所忌惮，政治需要理想、精神；（5）西方一直都是用自己都不去做的标准来攻击中国。

    这些都是我研究的结论。似与社会上的观点很不同，欢迎大家讨论，批评，指正。因为精力有限，如有讨论、批评、指正，请到我的文学城的博客。

2：中国的王朝兴亡循环

2.1：中国农耕社会生存的方式

    华夏民族以农耕立国，是农耕民族。一个五口家庭，百亩粮田，种蔬菜，栽桑麻果树，养鸡鸭猪羊，一家人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富裕，但可以满足了。这是中国历代王朝创建时所规划的，也基本上做到的，给人民的生活。三千年以来，中央王朝都以为人民提供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即土地）为政府的最根本的责任。

    农耕人民的思想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少时，父母养育自己。中年身强力壮，敬养父母，抚育儿女。年老体弱力衰，靠儿子，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所以中国人生活有保障，老来有归属，人生也就有活头。人生有安有守，所以不求冒险创业，不期大富，修一个好名声，还有百亩田，留与子孙耕，代代不已。

    中国的王朝是以农耕为天下第一政事。新王朝成立时，因为开国皇帝建立的政府都是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实行中国王朝正统的政治理想，也就是儒家思想的精神。男子18岁后，政府授田百亩，必须勤力耕种。三年之耕，必须节省而留下一年之用。21岁时，为国家服役一年。在此一年里全家靠之前的节省过日子。这当然是国家为人民置产，人民要守卫这个国家的思想。但中国的大儒们有更深的用意：在人生的开始，人民必须学会勤劳节俭。不然的话，作为农耕民族，个人是活不下去的，民族也是生存不下去的。60岁还田于政府。此时，必须依靠儿媳供养。儿媳供养父母，只要有一个好的风俗习惯，在全社会实行并不难。儒学的大师们顺势建立了一个全方位的重孝道的社会体制：在刑法，政府褒奖，风俗舆论、伦理道德、宗教鬼神道等。孝是华夏伦理道德的基础，然后由孝入忠：对皇帝、朝廷、国家、民族、家族、责守尽忠。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圣朝以孝治天下”。华夏文明要求人民对王朝忠的同时，也要求王朝替天行道，施仁政，必须为人民谋生计。如果王朝不能替天行道，是要革命的；反动者被人民诛杀，只是杀一匹夫，一民贼而已。这是儒家思想关于国君理论的核心，是肯定王朝循环的。

    农耕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但要生存下来，却依靠全社会：如抗旱涝，止虫兽，抵抗游牧民族的侵杀。所以农耕民族是以有组织的、大集体的方式生存。秦汉以来两千年的社会模式是：宗亲乡党，聚族而居，大家守望相助，和睦友善。通常是“民间事，民间管”。有纠纷，肇受两方自己去找一个双方都接受的乡绅去评理，做裁判。一个能说明中国乡村自治的精神的是吃讲茶。选一个公共场所，如茶馆，请一位乡绅做主持。双方陈述原因、理由；任何人都可以旁观，可以发表意见、评论，以理以情以法取胜；最后由主持裁决。中国人要的是公平正义，是双方和全社会的人都能心服口服地接受。任何人（包括皇帝）以任何权威按照任何程序作出的决定，都必须要让大家能心服口服。这是真正的公平正义，对西方人来说，象天方夜谭一样不可能。西方文明从古到今在思想、理论上永远达不到的境界，在现实生活永远做不到的水准。

    不平则鸣，当民间管不了时，才去见官。从知县开始，去知府，去知州，去刑部。可以拦路喊冤，直接向大臣、皇亲、皇帝告状，还可以向鬼神述怨，向宗庙陈情。这些都是现实可行的，也是有效的。只要被冤枉的人有决心，是不需要权势与金钱为基础，就可以做到。大的冤案总是记在史册里，让一代又一代的人指责王朝的荒庸无道，哀悼无辜的冤魂。

2.2：皇帝与政府的职能

    从上述情况可以了解“皇权不下县”的事实。中国的政府大都是高高在上，但它有一个基本职能就是维护社会公平运行，是在强者（权贵、豪强）与弱者（平民百姓）之间维持公平正义。所以在和平时期，朝廷总是站在平民百姓一边，阻止强者以权、以势、以钱、以众欺凌弱者。

    保护弱者最根本的，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是保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只要他们有土地，他们就能活下去。只有在没有活命的压力的时候，人民才可能要求公平正义。弱者只要有土地，加上各级政府与皇帝都有维持公平正义的责任，其他的一切问题要好解决的多。在农民的土地问题上，历代王朝的在它的兴衰过程中都走了同样的一个轨迹：（1）王朝开始时，政府给18岁的男子发放土地，60岁时收回土地；（2）后来，政府既不发放土地，也不收回土地，让每一家保持自己的土地；（3）然后是不容许土地买卖；（4）当政府容许买卖土地时，很快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社会上是出现了大富人。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穷人，流民，盗跖。这时人民造反风起云涌，新王朝要出现了。这个过程也是皇权兴衰的直接反应。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皇帝已经不能号令政府去实行以前的重大政策，必须对现实妥协（即官僚集团，权贵豪强，主导社会的精英，地主阶级）。王朝已经不能有效地治理全国了。

    唐朝从租庸调制退变到两税制大概用了一百五十年，朝庭给人民发放土地只能坚持了八十年。仔细考察这一段历史，你就能发现，当皇权逐渐衰落时，也就没有力量能在豪强与百姓之间维持公平正义。人民必然受欺凌，逐渐地丧失生存权，幸运者成为有钱人的奴仆，混不到一口饭的人为贼为匪。一个王朝不能够保卫农民的土地时，必然不能保卫农民不受豪强的欺压。这时候，农民的税收不断加重，而国库的收入反而是减少了，因为财产大多进入了豪强的腰包。没有了皇帝，农民被权贵欺压的更重。

    一个重要史实是：同各级的权贵们的独裁、专制、削剥相比，皇帝独裁、专制、削剥对老百姓的负担与损害要小的很多。以皇帝为目标来研究独裁、专制，是失焦。以田地税收为例，汉朝的正常税收是十五分之一，但常常只收一半甚至免收。所以汉唐的税收一般不超过三十分之一。而汉唐是中国国家与人民都最富有的时期之一。可见中国历史上重税收并不是皇室的奢侈，而是进了层层权贵们的腰包。

2.3：谁管皇帝

    皇权高高在上，必须神威严厉，才有能力制止一大群权贵豪强的不法。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但皇帝并不是独裁的。关于这一点可以看二十五史。如果出现皇帝昏庸无道，欺凌劫杀百姓，怎么办？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方面：与同时的西方国家元首、政府整体相比，中国的皇帝、王朝要比西方明显的好得很多。可以看文章：《不看欧洲史不知道什么是无耻》，然后相比较。这还不是最可怕的。西方动辄几百甚至数千的大小贵族、国君，他们大多是拉一支队伍，占一片土地，圈一批老百姓，建一座堡垒，然后就在那里世世代代做统治者。他们一个个象上面所讲到的罗马的皇帝们，大国的国王们一样昏庸无道，欺凌辱杀百姓。即使如此，还能稳如泰山地将统治权世世代代传下去，因为西方没有王朝循环。

    另一个方面：华夏的史实是皇帝所受到监管是不仅多方面的，而且是实际有效的。监管方式有人民内部矛盾与非人民内部矛盾之分。

    皇帝的过失与罪行是人民内部矛盾。秦汉以后，每个朝代都有制度性的对皇帝的监管。华夏文明的道统是这个文明能生存与复兴的基础。凭借道统，一个小官、小吏、平民老百姓都可以同皇权、政权、神权、民意（即民主决策）抗衡。只要道理在小老百姓这一边，扭转乾坤是有希望的。我有一文，举了一些史例说明历史上对皇帝的监管:论“小法官推翻总统令这就是美国的伟大！”。在西方，今天下级是绝对不容许为了道理、对错妨碍上级的私利。好心人Noworry就建议华人练就一身乌龟王八缩头功，才能在美国不吃眼前亏，立与不败之地（文章：闲话两句（25）为noworry辩几句）。

    还有一点，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专制、独裁，又从何说起！两千多年来，“皇权不下县”，绝大多数老百姓一辈子不进官府，不见官。县城之下，民间没有警察（官府的差役）。“民间事，民间管”，老百姓不满意，可以找政府，找皇帝。官府做的不对，可以再回到民间，评理、议论，可以凭持道统和政权、皇权讲理。那里象今天的美国，警察到处都是，老百姓不听话是开枪，听话也是开枪。老百姓被打死后，即使全程有录像为证，大概率的结果是法院判警察无罪。只要是法院作出的决定，即使不公正，受害人也只能接受，全社会不但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还坚定地相信西方司法公平正义。唐代杜祜的《通典》，及之后都有详细记载，历朝历代都有详细、周全的规定：租税，兵役，刑罚，朝廷褒奖，学人考试，官员任用、责任、权限、考核、生降。一这些不是皇帝，宰相说了算，大家都必须按规章行事。规章制度同今天西方的相比，豪不逊色。二这些规章制度既不是那一个朝代制定的，更不是那一个皇帝制定的。中国王朝的通典是在前朝的制度上（就是那个被他们推翻的王朝），由儒学大家与朝廷共同讨论增减以适应时代。这些通典同时也是合是非、合善恶、合人性。中国王朝的规章制度、法律有极强的继承性，它们不是皇帝制定的，也不是为了皇帝的利益制定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

    皇帝的过失与罪行是非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换皇帝。当换皇帝不能解决问题时，就换王朝。“君主视人民如草芥，人民视君主如仇寇”，人民根据这个理论要求更换王朝。这是儒家关于政治制度理论的核心。这也是对皇帝的警钟，但西方统治者是从来没有的。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人民没有办法过日子是皇帝最大的罪恶，是王朝被推翻的最大原因，也是人民广泛接受的改朝换代的理由。中国的王朝兴亡循环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是王朝腐朽、没落，不能正常管理国家了。

3：西方为什么没有规律性的王朝循环

    西方文化与文明有一个根本性的，巨大的黑洞：西方没有一套光明的、进步的、人性的思想理论标准，老百姓可以用来衡量、监督世俗权力，淘汰不合标准的王朝。历史上，无钱无势的老百姓在统治者的面前，从来都是弱小的、卑微的，无助的。不论是在物质世界里，还是在精神世界里，他们都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千年的、稳如泰山的、世世代代传下去的贵族统治用“权势决定一切”锻造了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现世的权势成为世俗世界一切（人事物情）的最终裁判者时，最后决定他们统治范围内的事实，真假，是非，善恶。

    我们先看西方文化的政治理论与意识形态，再看西方的历史事实。我写的既是西方文化，也是历史事实，并且同西方今天的现实是一脉相承的，是吻合的。诸位可以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见闻，自己的亲身经历去验证。

3.1:在思想精神界西方没有光明、进步、人性的理念

    西方文明没有华夏文明的道统，代替道统的是神统。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基础。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西方社会的最终裁判者是基督教的神:上帝。上帝是有形的，具体的。《圣经》里清清楚楚地记载祂做的一些事，说的一些话。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祂说的话，做的事是神圣的，绝对正确的。然而只要你读一下《圣经》，你就发现基督教的上帝与人类诅咒的恶魔唯一的不同就是神的力气更大，能打赢对手。上帝的行为与道德用任何文明的标准来衡量都是极端坏的。可以看文章：基督教上帝的一些事实。

    基督教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而且那个罪才是最大的罪。人的一切罪（原来的罪加上后来犯的罪）是人类自己不能解决的。唯一的出路是靠上帝。只要一信上帝，人的一切罪不但都解决了，而且不是任何问题。所以基督教徒可以毫无忌惮，做尽一切坏事（最近有一位牧师，发现得了艾滋病后强奸了30名五到十岁的女童，还坚信自己一定能进天堂）。如果没有信上帝，不论你再好，再完美，也一定要进地狱。上帝是万物的主宰，祂决定人的思想与行动。所以一个人信不信基督教，也是由上帝决定的。也就是说，谁上天堂，谁下地狱，在很早很早以前上帝就定好了。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要人类绝对崇拜，绝对服从。但祂却不管人间事，还要求人民服从人世间的一切权势。人靠权势作恶，基督教肯定世俗统治者的权力，庇护人世间权势的一切罪恶。他们的一切罪恶在宗教神学上，在伦理道德上，在文化、风俗习惯上都是站的住的。上帝对人类没有任何责任，在任何条件下人类都没有任何权利，任何理由要求、指责、反抗上帝。上帝建立了一个准则，人世间的统治者，也象上帝一样，既要统治下的人民绝对服从，又不对人民有任何责任。这样下来，人世间的唯一重要的、唯一起作用的是物质实力：即权势。你只要能统治别人，你就可以要求他们绝对服从，而且不必负任何责任。西方人在殖民地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1）上帝是不讲（实际上是反对）“是非、善恶、人性”的。祂根本不以这一套标准来奖罚人世间的事与情。没有神的力量起作用，“是非、善恶、人性”在西方没有强大的精神的力量的支持。它在社会的作用是微弱的。（2）在现实的、物质的利害得失上，统治者并不用它来奖罚人民，约束官吏，自己更不实行。“是非、善恶、人性”与人生前的一切奖罚，与人死后的一切奖罚都没有关系。它不能对人的言行有影响，也就没有社会作用。在上帝的天堂，在权势统治的人间，公平正义是毫不相关的事。必然结果是在西方人的现实生活中，在他们的思想里，是没有是非、正义这么回事的。所以在基督教思想指导下的社会没有“是非、善恶、人性”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与伦理道德。

    与华夏文明相比就更明显了。（1）在中国民间实行的儒道佛，作为一种宗教，宣扬的是因果报应。常识如：“福善祸恶”，“祸福之来，必象其德”，“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其核心是佛教的业。在人的生死轮回里，唯一永远伴随着你的，而且是唯一决定你以后人生的祸福的是你的业（你自己的一切行为）。以后的好事，坏事，并不能改变你以前的业，只能再增添新的业，得出一个新的总和。（2）“是非、善恶、人性”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与伦理道德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老百姓可以理直气壮地同皇权，政权，民意，神权相抗争。一部二十五史，处处皆是，老百姓敢于面对权势，要求公平正义的最大勇气、最大力量是中国政治理论的道德传统。当玉皇大帝不愿意祂的女儿们嫁给凡人时，小老百姓都坚信玉皇大帝是错的。当人民确定庙里的一座神像是做了坏事，人民会敲锣打鼓地去将祂砸碎的。

    只要仔细分析一下中国社会对读书人的态度，就有深刻体会。如果说中国文人是主攻社会科学的话，那么华夏的道统是所有的社会学知识的一以贯之的、唯一的大纲。道统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理论，哲学思想，神学宗教，伦理价值，司法礼仪的基础与根据。国人尊重读书人是源于尊德重贤。要读书人治理国家，是因为他们讲道理，有品德。读书人不讲理，要被天下的人唾骂，所以春秋备责贤者。汉武帝任用公孙弘为丞相，开始了中国王朝的正统：选贤能的读书人为政府首脑，统领天下官员，实际治理国家，向皇帝、向天下人民负责。中国王朝的理想的运行模式是“圣君贤相”：即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

    西方从来既没有这种历史，也没有这种文化、思想。谁治理国家？世世代代永远不循环的贵族。统治者尊重谁？统治者尊重为他们保天下的骑士。随着西方政治制度的稳定（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功能），统治者对骑士的依靠减少，统治者对骑士的尊重就跟着同步减少。老师不受尊重，历史上多半以奴隶身份依附贵族。学生象老师学的只不过是知识，技术，挣钱、糊口的工具而已。既然是为了挣钱、糊口，那么提供挣钱、糊口的机会的老板当然比老师重要得多，高贵得多。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在工作单位里面，能决定你挣钱、糊口的经理要比“民主自由人权”，要比选举的议员、总统更实在地控制你，欺凌你。老百姓迫于生活，打掉了牙齿和血吞到肚子里。欧洲、澳大利亚这几年有很多报道，一些打工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自愿地、“民主自由人权”地同任何有一点小权力的人们上床。而工人们所拿的只不过是政府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可见“民主自由人权”从虎皮大旗到小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实质了。

    道之所在，师之所在也。所以中国人尊重老师。由尊重老师开始，培养成一个习惯：尊重道理。所以中国的老师是先教学生做人，再教学生知识。从皇帝（太子），大臣，到老百姓，都是这么教的，也都是这么学的。而西方的老师只谈知识，根本没有传授“是非、善恶、人性”的做人。西方贵族对人民没有任何责任，却世世代代永远统治下去，是不合理的，不正义的。他们要世世代代地统治下去，就必然要反对“是非、善恶、人性”。西方没有“是非、善恶、人性”是必然的。东西文明的高低不是立见吗？

    中美在抗美援朝的谈判时，中方准备了一大推道理，事实。美国人很简单，让朝韩双方在各自的盟友的支持下打起来，能打到那里，那里就是朝韩边界线。谈判，只不过是用“文的形式”找出那个边界线。想当年，西方列强侵犯中国时，中国的儒学出身的官员们在同西方打交道时气的吐血，因为西方人只讲势力，不讲道理。西方今天的行事准则仍然是一脉相承的。

3.2：在现实的物质世界，西方社会的最终裁判者是权势

    只要信上帝，基督教不但庇护世俗权势的一切罪恶，而且让统治者的一切行为合法，合理，合神的旨意。兰德的著作在美国的影响仅次于《圣经》，她的观点就更露骨了。所以西方的权势阶层都是坚定地拥抱基督教。基督教统治带来了欧洲千年黑暗史。那个时代社会的政治、法律、礼教、伦理道德、文化习俗、哲学都是根据《圣经》决定的。欧洲文艺复兴是要从万恶的神权统治中解放出来。资本主义推翻了基督教统治，自己一掌权，立即将基督教请回来，高高地供在上面，成为资本主义政权的保护神。美国内战时，南方邦联的口号是“上帝是我们的辩护者”。为奴隶制度辩护的论据完全出自《圣经》。妇女平权运动中，反对者都是引用《圣经》里女人要服从男人的话。希特勒在《我的斗争》里说清洗犹太人就是按上帝的意志行事。纳粹士兵记着上面刻了“上帝与我们同在”（Gott mit uns）的皮带，去犯丧尽天良的罪恶。产生这些历史事实的土壤是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西方文明，这个土壤今天并没有本质改变。

    基督教要求人民屈服于世俗权力，“凯撒的归凯撒”。历史中，大大小小的土财主将欧洲分成许多庄园。在每一个庄园里，土财主就是小号的国王。上帝赋予他们人世间的一切权力。天上的神权从来不管制这些土财主，人世间也没有一个国王或大财主过问他们怎么样统治手下的人民。没有一个讲理的地方（没有伦理道德），可以劝诫、管制这些土财主。他们是人间一切对错、一切道理的最终裁判者。大小财主之间会有矛盾，但在对付农奴反抗时他们是精诚团结。农奴们分成一块一块的，很难团结一致，不构成有实质意义的力量，所以贵族的力量是压倒性的，贵族的统治能够稳如泰山。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英、法、意、美、日等国军队支援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战争，就是出于同样的心态。

    起初，西方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贵族如中国占山为王的土匪，他们是用拳头决定人间事务。欧洲文艺复兴不仅是西方历史，同时也是全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最伟大的进步。从此之后，西方逐渐由“比拳头”过度到“数人头”决定人世间的事务，但就是没有象中国那样，用道理、对错、善恶决定人世间的事务。宋人洪迈《容斋随笔》谈论到秦、汉、唐、宋，皇帝与大臣讨论好的，在朝廷上制定的政策方针，诏书颁发全国后。受到小吏或士人的批驳，朝廷收回诏令。小民之所以理所当然地批驳，皇帝也理所当然地改正：道理之所在也。这在西方如同天方夜谭。

    西方从来没有一个道义（道理），人民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政府（权贵）有“是非、善恶、人性”地管理社会；人民没有任何物质力量，可以和当权者抗争。西方有钱有势集团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绝对的独裁，绝对的腐败，绝对的黑暗。

3.3：以司法为例看西方社会

    西方的司法必然与其文化相对应。西方的法律是神圣的，这既是政治规定，也是西方统治者长期以铁腕手段，以不容任何怀疑的，绝对地镇压任何不听从政府法律行动的成果。中国人到了美国，马上就学会绝对的，无条件地服从警察（文章：从警察暴打16岁高中女生所看到）。被捧为“神圣的”的西方法律，实际上同神圣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司法规定以两方打架胜负判断案件，西方人民一样接受司法的神圣性。501年日耳曼规定在审判中可以通过决斗判定案件。“决斗法”很快在欧洲普遍实行。直到十二世纪末，英国率先废除了“决斗法”。逐渐地直到十七世纪,司法决斗才退出欧洲的司法舞台。要如何黑暗的社会，要如何高压的统治，人民连动物都需要的公平正义都不要了，还信奉没有公平正义精神的司法是“神圣的”。是的，动物都需要的公平正义，都会判断是不是公平正义；但西方人不需要，也不会判断。请看一个用猴子作实验的视频：Capuchin monkeys reject unequal pay。

    权势阶层按照自己集团的利益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法律，无论这些规章制度、法律的对错、是非、善恶、人性，人民都必须象敬畏神那样敬畏法律。这就是西方崇拜法律，信奉法律是神圣的起源！西方“法律是神圣的”问题是：在肯定法律权威的同时，将否定道理、违反人性、甚至本身就是不公正的法律正当化。这种文化是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司法只要坚持程序公正就行，它的实质（有一个公正的判决）竟然变成毫不重要。荒唐吗？其实一点也不荒唐。程序公正神圣化是有权势的阶级在后面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谁是最大的赢家？能玩得动程序，而且保证它公正，受益的人当然是精英们，还有能让精英们为他们效劳的有钱有势的人。所以西方所谈论的公平正义同中国的公平正义是两码事。我讨论过西方司法（西方司法公正吗？；西方司法公正吗(2)？；西方司法公正吗(3)？；西方司法公正吗(4)？）。

    西方在国会辩论中，在制定政策、争夺利益中，甚至在司法调查中，否定、攻击一项政策，一个事件，一个判决，通常是与事件本身的“是非、真假、善恶”没有关系，百分之一百取决于自己或集体的立场。治理国家的政客将这一点做到极至。民选的政客能这样做，必然造成一种社会的风气：所有人都跟着学。这样做肯定不犯法，也肯定免于责任，当然还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去看内部的操从，各级有权势的人是跟着政客学。面对任何事实、任何道理，都能找出借口，没有道理还气忒壮为任何观点辩论。这是很可怕，也很可悲：民主社会的结党营私与操纵，“事实，真假，是非，善恶”是主观的，是由态度，利益决定的。这种风气，甚至已经蔓延到学术界。

    今天，对于90%的美国人民而言，他们的意见（赞成也好，反对也好）对国会立法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是零（视频：美国政府代表人民吗？）。这个事实很重要，因为实际上是有权势的人（1%）控制了法律。他们作为一个集体，将自己集团的利益用法律规定下来，并将为他们谋私利的法律神圣化。西方居然能成功地让99%的人民接受它，还认为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除了司法，权势集团是依靠潜规则，是通过人民不得不赚钱糊口养家的生计来控制人民的：即在生产劳动中。对白领，上层人士来说，违背了你工作大环境的潜规则，你就混不下去了，在专业世界找工作更难。不信，你调查一下在西方那些没有团体在背后支持的，出来讲实话的人的遭遇。（1）美国最著名的女记者海伦托马斯的遭遇。她的遭遇是合法的，合潜规则的，因此有权势的人可以用同样的手法毁掉任何不听话人。（2）澳洲一个牧师Gerald Ridsdale能性近侵一千名儿童。在一个有一点可能伸张正义的地方，一千名儿童，他们的家长，亲人，担心自己的小孩的家长，还有各种人权机构会不去讨一个说法？到了这个规模的事情还能掩盖怎么久，什么黑暗不能掩盖？中国人能知道西方的真相吗？

    社会学界有一个难题：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在民主制度下稳定运行，而其他许多地方引进民主后，就会出现混乱，倒退。一是潜规则。西方民主成熟了，在正常情况下是按照潜规则有效地管理人民。那些伟大、美丽的口号是给外人看的，同人民的生活，特别是生产劳动生活是没有关系的。要理解潜规则的运行，可以研究日本社会。日本可以引进任何规定、法律，但日本社会总是可以一切照旧运行，因为起作用的潜规则并没有变。二是法律（即政府）的权威。人民无条件地、绝对地服从法律，即政府通过的法规，即政府对人民的管理。

    同中国相比就更明显了。（1）中国王朝首先是保证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土地）。（2）国家的权力机构与民间的权力运作都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两个权力机构是相互支持、相互监督的。在和平时期，总是豪强通常是在合法的手段欺凌弱者。政府是站在平民百姓一边，阻止强者以权、以势、以钱、以众欺凌弱者。皇帝的权威是让国家有权力对付豪强的联盟。（3）中国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宗教迷信是高度一致，并强有力地维护“是非、善恶、人性”道统。这个光明、先进、正确的道统的影响之深之广，请看中国人的一切仙道、龙狐、鬼妖、精怪,它们要修成正果，都是无一例外地要向这个准则靠拢。

3.4：西方社会是不容许人讲实话的

    潜规则在西方社会的正常运行中起支配性的作用。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在言论自由的大旗下是不允许人讲实话的，内幕运作是极端不透明的。西方发生了那么多丑闻，奇闻，犯罪，伤天害理的事情，有几个内部知情人（如果没有权势的集团在后面支持）站出来，谈真相，更不用说开记者会，出书了。在西方，一个个参加事件的，知道真相的人是不敢讲真话的。谁公开，谁玩蛋！这是西方的现实权力结构必须做到的，否则西方社会就不能照常运行。它既维持了西方社会的稳定，也保护了西方社会的腐败，同时也给中国赶超西方提供了可能。

    举两个例子，美国天字一号的事是总统选举。总统选举作弊、违法是正常的事，大家都知道，却没有人敢揭露内幕。（1）1960年，肯尼迪就是靠作弊赢的总统宝座。在芝加哥，他们动用了黑手党。在德州的一个小镇，只有四千选民，却开出了七千张选票。尼克松因此输掉了。后来因为水门事件，有二十年的时间尼克松是美国最遭人憎恨的总统。即便如此蒙冤屈，尼克松也不敢公开谈论1960年选举作弊。你又看到那一个参加这次选举作弊的人站出来开记者会、出书，揭露肯尼迪选举作弊的。（2）2016年第三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川普说要等到选举结束后，他才能下结论这次选举有没有问题。这不是最正确、最完美的答案吗？西方不是自我标榜是法治国家？法治的第一律不是要以事实为依据？民主不就是要对权力要监督？那为什么等到选举结束后，再评定选举是否公正，就象是犯罪。辩论一结束，这就成为川普的最大问题（罪行），被西方的和亲西方的媒体异口同声地鞭打、讨伐。

    与中国相比，就更明显了。中国出了事，内部的人，周围的人，亲戚朋友熟人，有类似经历的人，喜欢评论思考的人，都出来爆料。中国人是热心传播。如果可以用来攻击中国政府，西方的舆论是象着了魔地宣传。西方的问题，你可曾看到相同的场景？除非是有钱有势的团体在后面支持，否则内部人是不敢出声的。西方社会没有那种土壤，那种空气让正气在人间生存，让人民敢、能为真理、为是非善恶说话。我们有时看到西方人挺身而出，坚持公正，那是因为双方不在同一个圈子里，没有面对管自己的权势，是潜规则不管的地方。

    结果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完全错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也错了。如王朝循环，黑格尔等西方人知道西方的历史事实，但他们隐瞒不说。中国人认为人，特别是读书人，应该有良知，讲道理，所以相信西方人的话，先是接受西方文化没有这样的问题。再凭着求实求真的精神，发现中华文化的许多问题。然后，然后就是今天这个局面：被忽悠了。

    当人世间除了世俗的权势之外，没有任何超世俗的道德、精神、理想存在时，当现世的权势成为人类的最终的裁判者时，当现实的、物质的权势，而不是客观的理论标准，决定什么是事实，真假，是非，善恶时，一个人除非他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活下来，否则他必然要为了生存以“民主自由人权”的名义非常自愿地做权势暗示他的一切。在这个时候，人世间就没有事实，真假，是非，善恶了。

    社会的风俗习惯，人的伦理道德最后还是同现实社会的奖罚连在一起的。你不相信吧？请看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社会环境的改变，由于道德的衰颓，如影随形地引起人心的变化。两汉重孝道，选孝廉，奖孝子。这是汉末家族兴旺，魏晋南北朝的高门大族控制中国的直接原因。读这一段历史，就能想象西方没有道统累积几千年而带来的黑暗。

4：人类需要有所忌惮，政治需要理想、精神

    王朝兴亡带来巨大的破坏，但腐朽、没落的王朝如果不被更换，必然导致文明变质，成为黑暗、反动、反人性的文化。所以王朝循环是一种极端手段：正本清源，大清洗后从头开始。不论是一个个体，还是整体，人类需要有所忌惮，特别是统治者；政治需要理想、精神。这应该是常识。中国历史有许多记载。

    元清最大的不同是政治理想的不同。元朝征服天下，并不把天下当作一种精神、事业，仅当作生钱的工具。朝廷官吏以横征暴敛为政绩。忽必烈汗以二百二十万两银子的总数把天下的税收包给一个回回人，他要的是钱，而不是国家人民。在元朝人分四类，职业有十等。最上层是军人贵族，后是僧道医卜（保命的职业），之后商人，这些是社会的上层阶级。下面是工匠，农牧民，他们的劳动直接支撑这个社会。读书人排在娼妓之后，与乞丐并立，因为不能从他们那里搜刮到银子（不交税赋）。不仅仅王公大臣，连地方行政长官都是世袭，等级森严，每一个官吏都视下属为奴隶。工匠和农牧民则等同奴隶，象解放前西藏的农奴制。以汉人为例，禁止打猎、习武、拥有兵器、聚会、夜行。二十家为一甲，设蒙古人为甲主，甲内男女老少任其奸淫。受到时代的影响，元朝高级僧侣享受王公贵族的待遇，堕落到公开娶妻生子，拥地蓄奴，甚至直接参加奸杀掠抢。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风俗的一个最低点。传统的儒家的政治理想破灭，读书人精神丧失。请看那个时期有权势的人与读书的人的表现，是不难悟道：政治需要理想、精神（也就是说，西方的那一套行不通）。

    日本的历史是个注解。日本社会与中国相同，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是建立在“天理人伦”上。王朝是“天理”与“人伦”的最主要的联系者与执行者。当王朝堕落、或没有能力行使职能时，人间没有更换王朝的希望时，人世间就没有天理了。建立在天理之上的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就是空的，假的，骗人的。社会风俗习惯、文化文明的就会被污染了，人类的良心就很难存在了。研究日本的人都发现日本人没有是非观念，对任何权势绝对服从。我有一文讲述了日本社会的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常现象，原因也在此（为什么你总是被谜一样的日本所骗）。

    印度也是一个注解。印度的统治者是永远不更替的。今天你看到的许多印度权贵家族，他们世世代代统治着那个地方，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这个王朝不循环的国家建立的文化，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就必然是种姓制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才能保护永恒不变的权贵世家。贱民的污贱是会传染的，他们将不祥传播到经过的地方，所以他们必须随身带一把扫帚，打扫他们脚踏过的泥土；他们必须避免自己的影子碰到高贵的人与物，因为他们会玷污身边的一切。这一切都是他们的出身决定的。当堕落的王朝不能被推翻，当权贵统治经过千年的定格后，人世间的一切事情与公平正义就没有关系的，人世间也就没有道理了。读世界史，常常令人感叹、悲哀：原来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三大区域之一（神州大地，地中海沿岸，印度次大陆）的印度竟然走上了以种姓制度为核心目的的社会（即政治、经济、文化在无形的理论与道德上，在有形的奖罚设施上）。印度实行了人类权贵不循环的最有效的办法。

    西方同印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种性制度的实施上，可以从西方的神话传奇，民间故事，文艺记实中直接体会到：女孩子的唯一出路是嫁给一个王子（有财产的绅士）。可见平民百姓在西方社会是没有一点点机会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十八世纪时，欧洲的穷人愿意做七年的劳役换一张去美洲的船票。而美洲七年劳役之后，他们能够存活的概率不到百分之二十，同十九世纪中国被贩卖到巴拿马的铁路劳工的死亡率相同。“西方文明猛于虎也”是全社会的现象啊！

    以英国为例，他们能征服全世界，建立了号称“日不落”的帝国，却在一个小小的岛屿上不能融合、统一成一个国家。为什么？世俗权力是合法、合理、合潜规则的专制独裁者，社会没有是非、善恶、公平正义。人民对管理者的决定、审判、奖罚不能心服口服，怎么愿意接受别人集团的统一。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吧，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能做老大，为所欲为，不能在人下，被为所欲为。所以西方世界的每一块地盘上都是邦国林立。今天宣扬西方文明的大本营：好莱坞，要演戏（实际上是要生存下来），就的陪男的，女的，不男不女的上床。没有人认为这样不合理、不合法、不合潜规则的，还没有讲理的地方。如果你有一个摊子，能混的下来，如果你不能做永远老大，你愿意同有钱有势又强大的好莱坞统一吗？你手下的人愿意吗？与中国相比，就更明显了。公元一千年前，周公制礼乐，兴教化，华夏以是否“明理守道”为华夷之分，所以中国人能够建立一个广土、众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岂是偶然！

    世界史大家汤恩比终生研究的结论是：将来统一世界的很可能不是西方，而是中国。那时在伟大的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刚刚洗刷掉“东亚病夫，黄祸，愚昧、黑暗”的帽子。很明显，汤恩比的结论不是根据中国当时的科学技术，生产发展水平，物质精神状态，而是中国的文化、道德、思想传统。习总说：中国人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摆事实，讲道理，不要被西方宣传忽悠。否则我们真以为美国人一边高呼“人生而平等”，“不自由宁死”，一边高举“圣经”和“自由人权”的两大旗帜，同时还能腾出一只手屠杀了一亿多印第安人，贩卖了一千多万黑人奴隶。这些缺德事就是正宗的“民主自由人权”，是真正的普世价值，是上帝的真爱大爱。

5：西方一直都是用自己都不去做的标准来攻击中国

    长期以来，西方一直用一套理想的，纸上空谈的理论为标准批评、丑化、攻击中华文明。如果停留在抽象的、理论上的、单方面的研究中国的问题，中国人很容易被忽悠，被坑蒙拐骗。如果理论联系实际，用实践来检验西方自己做的怎么样,用实践来比较中国与西方的差别，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比西方逊色。

    观察西方士兵的民主自由人权，从表面上看，他们可以选最高统帅，真了不起！但最高统帅同他现实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那些与他生活有关的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和他生活的规划、细则，他屁都不能发一个。看每一个士兵的实际生活中，他们的民主人权要比中国差，有调查显示，美国军队的每一个女兵都受到过性侵（军队有强奸文化，《时代》周刊报道是三分之一）。那些在战场拼杀的女兵，虽然非常害怕敌人的炮火，却更害怕男性战友的强奸。女兵敢讲实话吗？讲了有用吗？有“民主自由人权”的女兵被强奸后，现实的最好办法是不作声。她们绝大多数也是这样做的。那些拿着枪，提着脑袋上战场的大兵都敢强奸，还能逼着她们不敢讲出来。那种制度下，那样的人们，对社会上的一般人，能好到那里去？你自己去想想吧！

    与中国相比，很明显以选举为基础的西方政治制度没有能解决士兵最关心的问题，他们最低的人权也没有得到保障。这种失败几乎是全方位的，但并不妨碍西方的政治制度被宣传成最完美、最先进、一点也不需要反思。可以去问西方生活的人：全世界的人今天最关心的是他们的人身与财产的安全。在你的所有选举中，不管是选出来的总统，还是任何一级的官员，有十分之一的民选政府能切实有效地解决你们的安全问题吗？恐怕连一个也没有见到。全世界的人最关心的明天的事是他们孩子的教育。有民选政府能切实有效地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吗？据我所知：在西方，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民选的政府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所以他们从来不会去等下一次选个好政府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都是，全部是，百分之一百的是：一走了之。搬到一个他们的经济能力容许他们搬到是好地方（好的治安，好的学校）。再看看，西方所谓的好区的安全与教育，其实连中国的一般水准都达不到。

    西方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是不允许人讲实话的。在西方社会真正起作用的是潜规则。今天结党营私是西方民主社会运行的本质特性。一个人必须挤进实权人物的私人集团，才不会成为圈外人，而进这个集团是必须要通过上梁山的投名状的过程与考核。这是历史的，长期的积累的局面。在西方现世的权势成为人类的最终的裁判者时，现实的、物质的权势几乎能一手遮天。看你所在的机构在每一件管理者在乎的事上，权势总是轻而易举操纵多数。结果是权势决定什么是事实，真假，是非，善恶。重复一遍：今天西方在每一件具体的、管理者在乎的事上，在老百姓的生产劳动生活中，是权势决定什么是事实，真假，是非，善恶。这既是西方民主选举的政客在国家政治中作了榜样，也是西方文明千年统治的遗产。西方的结党营私与操纵“事实，真假，是非，善恶”的程度是没有在西方生活的中国人难以想象的。

    我写此文，目的不是为中国的帝皇时代唱赞歌，更不是说华夏文明不需要发展，不需要学习西方文明的优点，而是为了让大家去认识西方的真相，不要学西方的黑暗、反动，不要受西方忽悠而重蹈前苏联的覆辙。要西方生活的、有西方经验的人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评判，要让其他人有机会知道真相。这才是自由民主人权的真谛。如果话都不让人讲，那我们也应该知道西方的言论自由，只是吹捧西方，谩骂中国的自由。

本文的许多思想、观点、内容都是学钱穆的，特别是《晚年盲言》一书。我深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