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政权，其执政周期，实际上是证明自身政治合法性的过程。笔者认为，政治合法性主要有三个分层：1是程序合法性，主要是取得政权的方式被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2是执政的有效性（政绩合法性），主要是政权的执政能力被社会普遍认可；3是治理的合理性，主要表现为政权能使社会价值需求得到实现。

自中共建政后，中共已经经历了两个执政大周期。

1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建国周期。这个建国周期从中共建政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大概30年，以革命话语为意识形态，从政治上建立了一个真正独立的现代性国家，契合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社会愿望，同时也契合了中国历史上王朝定期更替的社会心理预期，因而从现代性和传统性两方面都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共识，从政治建构层面解决了中共在中国执政地位的程序合法性问题。

2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发展周期。这个发展周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本世纪前十年，也大概三十年，经历了三代领导集体，以改革话语为意识形态，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契合了社会民众要求有更高生活水平和建设强大国家的愿望，从经济发展层面证明了中共的执政有效性，并被中国社会所普遍认可。

中共在这两个执政大周期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以普遍性的社会需求为指向，从而使政策推行和话语体系符合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保证了执政的总体成功。

那么目前中国社会的普遍需求是什么？是否还处于第二个执政周期的社会需求范围内？笔者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普遍需求，已经转向更多的要求社会价值的实现。

一方面，马斯洛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揭示了民众需求层次的转移规律，那就是从物质需求转向价值和精神层面的需求，而中国社会在经过中共第二个执政大周期的初步富裕后，从个人内心层面必然会转向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的需求上来。

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发展后，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一系列问题开始显现，这一系列问题更多的体现为社会现状和社会价值的落差，在现实层面为社会大众追求价值实现提供了问题指向。

因此，笔者认为，从政治合法性的第三个层面，即治理合理性角度，中共的又一个执政大周期开始形成，主要是从国家治理层面证明中共的治理合理性。

从中共前两个执政大周期看，其时间周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差不多各30年。除了时间上的巧合外，它还说明中国社会需求的总体变化有一个时间上的周期规律，基本上经历了需求形成、需求实现、需求衰减三个阶段，经历这三个阶段的总体时间大概需要30年。

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目前的社会价值需求包含两个方面，1是传统性价值，比如说秩序、稳定、安全、伦理、幸福等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这种价值由于内生于中国的历史传统，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社会价值需求；2是现代性价值，比如说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等现代性话语体系下的价值理念，对中国社会来说，它是启蒙式的而不是内生式的，时代进步使这种现代性价值对中国社会的启蒙成为可能，它是中国社会价值在传统价值基础上的的提升。

因此中共的执政合理性就是使上述社会价值在中国社会得以实现，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就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

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不但十八大后中共官方对此曾多次表态，目前社会舆论甚至海外舆论也对此抱有很高的期待，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愿望，比如说，多维新闻网所呼吁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中共十八大后，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最显著的政治动作就是反贪腐。笔者认为，反贪腐不单单净化中共内部的政治生态，提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更重要的是符合中国社会的价值需求，因此它是中共改进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它一方面符合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需求，因为只有官员清廉，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才有保障；另一方面，也符合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价值需求，因为在权力主导的社会中，只有政治清明，才能使中国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成为可能。

因此，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大力推行的反贪腐，实际上是中共的执政重点转向治理合理性的一个明确信号，带有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意义。道理很简单，一个自身腐败不堪的执政党是不可能领导中国社会去实现所追求的社会价值的。当然国家治理的重点不会只有一个反贪腐，随着中共围绕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执政大周期的逐步推进，必然还有其他的重点时政措施出台。

除政治动作外，中共执政大周期的形成还必须有相关的话语论述，否则就不能有效的动员政党内部和社会民众。话语体系包含三个内容：话语方式，思想体系和价值理念。在前两个执政大周期中，相关的话语体系都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比如革命话语和改革话语，都起到了凝聚党心民意的作用，从而使中共的政策推行更有效。

十八大后，习总关于治国理政的讲话有很多，但是其着重点，还是在于国家治理方面，比如说最有代表性的“四个全面”理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其思想的内核还是在于如何改进国家治理；而十八大更是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明中共开始正式呼应中国社会的价值需求。可以这么说，以习总为代表的第五代领导集体正在建构新的话语体系，笔者称之为治理话语。

从话语方式上，革命话语需要理想支撑，所以注重激情；改革话语需要学习先进的制度理念，所以注重理性；而治理话语则需要与社会价值相契合，所以需要平实，或者说要接地气。而话语方式的平实，恰恰是第五代领导集体在言说方式上的最大特点。

从组织的层面，十八大后，中国政局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习总的个人权威得到极大的提升，并上升到“政治核心”的地位，实际上，这是中共要形成新一个执政大周期所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代际政治已成为党内人事更替的主要规则后，习总要想使自己开创的中共执政大周期能完整实现，就得使个人权威的形成有党内的组织保证。

中共在十四大后所形成的代际政治，实际上为第二个执政大周期的开创者邓小平身后延续这个执政周期所提供了制度保证，这就是执政一代、监政一代、指定一代，时间也恰好三十年，从而使党内的代际人事变化与社会需求的变化基本合拍。笔者认为，习总也正以类似的路径推进这个中共的执政大周期。

从以上十八大以来中共的政治动作、话语建构和组织体制这三个层面，可以看出，中共以社会价值实现为出发点，围绕国家治理能力的优化，中共正在从治理合理性的层面证明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一个新的执政大周期正在形成。

理解了中共正在形成的执政大周期，就能理解为何习总在上位初期就提出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观点。因为从政治合法性的分层角度，这两个政治大周期当然不能相互否定，否则目前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就是不完整的。

当时很多自由派舆论纷纷指责习总要“倒退回文革时代”，而笔者当时听出的一句潜台词却是：接下来还有三十年。

所以，要观察中共十九大，不管是观察十九大的人事变动，还是观察十九大的制度变革，或者是观察十九大提出了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如果忽视了中共正在形成新的执政大周期这个最重要的政治背景，大概都只能是雾里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