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干部子弟红二代中不爱读书、不会思考的，都喜欢简单霸气、径情直遂的表达，“有事说事，少给老子来什么‘哩格隆’”。所以，不管什么理论，都得像林彪说的，能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才好。他们作为胜利者的后代，就是这种思想方法，立场挂帅，简单实用和“以成败论英雄”。

可惜，人家老列、老毛、老邓、老江提出他们的理论时，想的不是你习核心今天会碰上什么问题，他们一心想的是解决他们当时所面对的问题。所以，即使是用他们装点门面，也得绕山绕水，一串‘哩格隆’，让人不胜其烦。

（二）

如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习核心今天碰上的是什么问题呢？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样不通过改革就保住一党专政的问题。这是前辈们都没有碰到过、思考过或着手解决过的问题。所以提前辈们的理论没用，失去现实意义，反而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反而把习近平思想必须创新才能解决它要解决的问题，弄模糊了。

这就是为什么习核心在近期的讲话中，不提或跳过前人理论。他的核心马仔宣扬说，习近平思想的实质就是理论创新，有的放矢，另起炉灶，完成他的使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住一党专政，并通过中美争霸，将专制制度发扬光大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什么非得另起炉灶，不能继承发展呢？倒不完全是为了高大上，当“宇宙伟人”和金正恩比肩，而实在是这几位前人的理论和实践，从今天的眼光看，都不算成功，或者只是一时的成功，相对于眼下党“走什么路，举什么旗”来说，已时过境迁，没有意义，甚至是负资产。

（三）

先来说列宁主义。网上有个江森哲，习粉，对人们看不起习，认为习志大才疏，一事无成，大为愤慨。江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最后落脚为第一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而列宁却要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习不认同，还是要回归社会民主主义。扯。这个江森哲应是白丁的学生一辈，或学生的学生一辈，道行太浅。列宁主义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问题。马克思以前说，只有发达国家（不包括俄国）的无产阶级一起起义，革命才能成功。保证这个一国胜利，当然就要对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思想统一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凌驾于社会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军队，从粮食物资的统购统销和没收资产阶级生产资料中发展出来的计划经济等等。这些“共产主义”实践，今天都已成为浮云，“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首先胜利”74年后，苏联解体了。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政党-军队、计划经济、思想控制虽然还在中国存在，但列宁主义的主干倒了，它要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俄罗斯大地上正在拆除列宁的塑像，执政的普京批判列宁主义，建“共产主义殉难者纪念碑”，习核心有什么理由非坚持这个失败的主义，给战略伙伴添堵呢？100年前的“首先胜利”，对今天的中国保住一党专政的实践已经没有意义。

（四）

毛泽东思想怎么也不要了呢？老毛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建政和文革。所以，毛泽东思想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1.怎样在一个甚少现代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半宗法制度的国家中，通过农民革命，夺取政权。2.怎样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确保共产党的统治不会偏离共产主义的实践。习近平呢，他继承了老毛开创的政权，不需再“夺取政权”，而是要防止别人夺取政权，毛的经验用不上。第二点，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早已偏离共产主义的实践，走资近40年了，习近平不想也不可能把中国拉回到毛的轨道。保住一党专政，就是为了以权谋私，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所反对的。所以，相对于习核心的问题和目标，毛泽东思想正是习近平思想的另一个最大对立面。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法制。

中国人被 “习核心想成为毛泽东第二” 的似是而非所惑，其实除了对权力的追求和对人民的控制之外，毛、习对理论、道路、制度有完全不同的“自信”。不管农民革命还是文化革命，毛泽东思想的基调是革命，是造反，是触及灵魂改造人。而习近平思想的基调是坚守既得利益，是维稳，是利用人性怯懦控制人。2015年社科院王伟光想重提“阶级斗争”，习王掉头而去——你丫想什么呐，谁斗谁啊？阶级斗争的祖宗老毛被封进了水晶棺，而以“唱红打黑”挑动阶级斗争的薄熙来，进了秦城。

从以警治国和国家恐怖主义（一口气抓300多维权律师，以医疗手段处死政治犯）的思路说，说习是“斯大林第二”更接近事实。但斯-习的最大的不同是经济基础，计划经济换成了市场经济，党对民众、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力，一下减损了50%以上，习的使命艰巨复杂了千百倍，非得在扬弃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

（五）

那老邓和老江又哪里让习核心不爽了？邓-江理论解决的问题正好和习近平思想要解决的问题掉个个儿，怎么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通过可控的“和平演变”建成市场经济。没有邓-江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就没有习近平思想所要解决的问题。邓-江把他们面对的问题解决得“太好”了，以至于现在一党专政阻碍了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性深化，市场经济中滋生出来的权贵资本又在腐蚀着一党专政，孕育着巨大的社会不满，邓-江理论在实践中走到头了，再往前，就是苏联解体式的和平演变，或者习王心目中的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法国大革命。现在必须掉过头来问，在市场经济中怎么做，才能一避免转型，二又保住一党专政。

从保住一党专政说，邓-江时代的认知是，老百姓日子过好了，自会拥护党。所以他们的理论只是把一党专政当做隐含的前提，并不特别论述，更不会去从历史中找什么“红色基因”。另一方面，他们的理论虽然回避政治体制改革，从实质上说却是面向社会转型的。老邓的方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带动后富，防止两极分化。可惜只有愿景，没有利益机制、强制措施作保障。老江的方案更“开明”，不分先后，各显神通，全民腐败，闷声发大财，猪八戒踩西瓜皮——出溜到哪算哪儿。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自会变。“三个代表”有一种“全民党”的内涵，党囊括所有利益攸关方，从党内利益多元到党内民主，再到社会民主，过程渐进可控。所以当吴邦国说“五不搞”时，江直斥“五个都要搞”。以全民党化解一党专政，思路奇特，逻辑上却说得通。所以我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后的理论创新。前民运的争议人物冯胜平给习近平上书，如果早个15年，上给江曾，或许还可能受青睐。按沈大伟说，庆亲王在胡温后期还在为习设计政改方案。

人都有历史局限性，不许人家动自己的奶酪，那你也别想动人家的奶酪。所以江曾下台后考虑的政改方案只能不了了之。现在轮到习近平来动别人的奶酪了，但却失去了制度转型的含义，变成纯粹的“不服从者不得贪”的集权手段和内部控制手段。

由此我们看清楚了，习之不喜欢邓-江的理论，是不喜欢它的制度转型内涵。习王上台伊始，就借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表明了反改革的态度，声称不能犯路易十六的“颠覆性错误”。习说，我们要保持定力，保持自信，才能实现伟大复兴梦想，这背后的动机就是维持现行制度，让赵家人只摸石头不过河——你们“老领导”是摸够了，我们可才刚上桌。所以孙立平说，改革现在处于绝境，向左是极权，向右是共贪。

（六）

习近平上台以后，搞过三个重要文件。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就是反腐运动的依据。习王在这个看似无害的规定之下，把全党打蒙，“软约束”根本招架不住霹雳手段。然后是三中全会的全深改决议，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决议。后两个基本是形式主义的假招子，甚至背道而驰。全深改，一面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一面以行政手段强制经济转型，一面号召股市冲万点，一面又为金融安全加强维稳，一面吹嘘互联网+“万众创业”，一面在民企建党委处处“姓党”…全无章法，控制型“改革”，使经济渐失活力。依法治国就更荒唐，709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打死雷洋，越境绑架，肝癌治死刘晓波，重审香港学运领袖制造出政治犯…践踏法制，无所不为。所以这三个文件不应从字面上去理解，要从习要达到的目标去理解。

我在此前讨论XJP思想的文章中谈到，习五年的实践干了4件事，反贪、维稳、整军、造岛，效果可疑，不足以支持XJP思想的“霸王硬上弓”。但是联系到上述三个文件的“反其意而用”之，联系到本文阐发的习的“理论创新”所要解决的问题，你会赫然发现，习这五年，集了多大的权，还有待十九大的检验，但他已经在无形中完成了一件事，让党的工作重心从1978年11届3中全会后，再次转移——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转到维稳保权-对外扩张。

（七）

本文的要旨是廓清XJP思想所要解决的问题，值得正在杜撰XJP思想的栗战书、刘鹤、陈希们深思。同时，这个要旨，也为观察习的第一个五年，提供了一个视角。这个视角绝对不支持那样的想象，即习在第二任期，会突然天良发现，变身为蒋经国或戈尔巴乔夫，带领中国民主转型。事实上，这个视角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证明，习一定会向着这个想象的反面，走到底。

（八）

最后一个问题：习为什么还保留着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共产主义只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假说，没有实践上的指导意义。这个幽灵对一党专政-以权谋私来说，不构成任何妨碍，而且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永远是一个不能证伪的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