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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因比（1889-1975）曾经提醒人们：“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他以古希腊史中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例，认为它反映的几乎全部是雅典人的观点，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了近代，导致近代历史学家也按照雅典人的观点描述这场战争，把伯罗奔尼撒人视为敌人。假如当时的胜利者不是雅典人而是伯罗奔尼撒人，记述这段历史的是伯罗奔尼撒人而不是雅典人，“那么，我们就会拥有一部完全不同的历史。”（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1974年）

   在汤因比看来，历史只不过是胜利者的宣传，它必然带有某种主观性和相对性，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摆脱他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排除道义和偏见的影响去撰写所谓“纯客观的历史”。

   我对汤因比充满了敬意，不仅仅因为这个英国人用40年（1921-1961）时间撰写了煌煌12大卷、洋洋500万字巨著《历史研究》，也不仅仅因为这个人建立了体系庞大、丰富复杂的历史哲学体系，更重要的是他的很多论述往往能够被我们的经验所证实，比如“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这个观点，就能够在我们进行历史和现实的观察时被证明是一条真理。

   用这个观点来推导，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历史经常交互呈现“隐”和“显”两种形态，在一段时间里，胜利者的宣传表现为“显”，对真实进行了遮掩，使真实呈现“隐”的形态；在另一段时间里，它们又会突然发生逆转，“显”者转化为“隐”，“隐”者转化为“显”。我们经常说“历史会证明一切”不仅是对历史公正的一种寄望，它还反映了这样一种历史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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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从何与怀先生的历史记述和时评文章中认识他、了解他并进而成为朋友的。最初，我接触何与怀的历史记述只是个别篇章，何先生把《北望长天》书稿传给我，我才知道他已经在这条承载着历史意义的道路上前行了许久，创造出了如此丰厚的产品。我对从事精神创造的人总是充满敬意，我认为何与怀做的工作很有意义。意义在哪里？意义在于当历史显现为“显”的时候，何与怀要把那些被隐藏和遮盖的东西从“隐”的状态中挖掘出来，使之显现——收集在《北望长天》中的文章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作品。

   何与怀即使作为海外学者做到这一步也极为不易。我这里说的不易指两方面：一，需要抵御乃至于抗拒某种力量有形或者无形的限制，这意味着你必须怀有一种崇高的道德使命，具有为了张扬思想而受难的勇气；二，需要以相应的思想学术水准和道义高度来处理手下的素材，这就是说，这并不是一件随便什么人想做就能够做的事情。

   何与怀在这两个方面都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的思想、学养和道德勇气使得他穿行在素材的丛林中游刃有余，他凭借敏锐深刻的历史感选择和撷取具有历史意味的事件，就像技艺精湛的画师那样把它们表现出来，组合排列成为琳琅满目的历史画廊……站在这个画廊前，我们固然会为那些思想受难者悲惨坎坷的命运唏嘘，固然会慨叹某种可以被称之为“宿命”的东西对于知识分子使命的搓弄，我们也同样会为还原和呈现了历史真貌的人在心底里发出赞叹。

   何与怀有资格获得这种赞叹，他无愧于这种赞叹。

   我答应何与怀先生为这本书撰写一篇序言，当然有友谊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对记述者和被记述者的敬佩。是的，我们应当为能够直接面对那些逝去了的灵魂感到幸运。当晦暗的天空上出现普照大地的思想光轮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情不自禁为它欢呼，我们会默念那些很少在公开场合提起的名字：林昭、遇罗克、王申酉、张志新、刘宾雁、王若水……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显”才显得那样苍白，而“隐”则像生命那样鲜活。

   这时候你就应当想到，在这个世界上，精神法则是超然于所谓“社会法则”之上的，它总是在向我们宣示一个真理：有一种东西即使活着也没有生命，有一种东西即使死去了也会徜徉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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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话题延伸一下。

   陕西省乾县有一座著名的陵墓，这就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谓之乾陵。乾陵立有两块高宗去世的时候武则天亲自主持竖立的高大石碑，西面是“述圣记碑”，由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用8000余字碑文歌颂唐高宗的丰功伟业；东面是武则天的“无字碑”，由一块巨大的整石雕成，碑首雕有8条互相缠绕的螭首，饰以天云龙纹，碑上平滑无字。由于无字，自然引起人们很多猜测联想，其中之一就是则天武帝自信是一代杰出君主，功过是非留给后人评价。我大致相信这种说法。

   我曾经数次陪同朋友去乾陵参观游览，每一次站立在“无字碑”前都很有一番感慨：人人都想不朽，但是历史常常不遂人愿——该朽的，不管你竖立了多么高的石碑修筑了多么大规模的庙堂照样朽掉；不该朽的，即使仅仅留下一抔黄土甚至于消逝于天地之间也照样不朽……这就是说，石碑无用，真正不朽的是那些被人们镌刻在心碑上的人，是那些用灵魂而不仅仅用肉体站立的人，是那些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盗天火给人间的人。

   在乾陵前面那两块有字的和无字的石碑面前，我们谈论最多的竟然不是渴望流芳百世的皇帝，而是那些长眠地下、由于某些原因不再被允许提起的人——奇怪的是，这些人与何与怀在《北望长天》中记述的人物竟然出现了大面积重合。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的确有一种东西是不死的，它就徜徉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闪耀在寥廓寂静的苍穹深处，回响在每一个用理性支撑的人心中。

   我们经常说历史总有一天会让一切被遮掩的东西昭然若揭，然而，长久以来我们也在深深遗憾无法把那些人物的记念转化为有形——在这个世界上，显然有一种东西比我们的记念更有力量，严格一点儿说，是这种力量决定着何为“显”何为“隐”，即使是那些“徜徉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闪耀在寥廓寂静的苍穹深处，回响在每一个用理性支撑的人心中”的事物，也无法进入公众视野。好在认为把它们“显现”极为重要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了这些人的努力，我们不仅从网络上看到真相，我们甚至还能从出版物中获得接近那些伟大灵魂的机会。

   《北望长天》就像所有此类书籍一样，终于找到机会向后人述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回想我十几年以前在无字碑前的慨叹，不能不认为历史归根结底具有一种向善的本性，它知道应当把人们期望的东西呈递到人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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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网络交到很多朋友，何与怀先生为其中之一。

   我惊讶地发现海外学者对祖国发生的事情极为关注，他们不是用眼睛而是用整个灵魂注目着这块与他们血肉相连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非正义，前进与倒退，光荣与耻辱……“中国”这两个字在他们心中有比在我们心中还要沉重的分量，他们希望祖国繁荣富强，他们知道一个国家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够强大，知道只有 “自由”、“民主”才能够抵御非正义，抵御倒退，抵御耻辱……这是从经历中而不仅是从书本上获得的信念，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出于这种信念。

   这使他们变得极为坚韧，做着很多国内学者没有条件做的事情。何先生告诉我说，《北望长天》将在台北出版，我具体想象到那个似乎遥不可及的地方，想到1997年我到那里与出版界朋友聚谈时的情形，想到那里有一个叫龙应台的人……这时候，地理上的距离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台湾近在咫尺，因为，有一种被称之为思想和精神的东西使我们联结成了一个整体，就像我们并不孤单、我们与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整体一样。

   海外学者可以不关注国内发生的事情，可以不做让被遮隐的事物显现的事情，同样，台湾也可以不关注大陆发生的事情，它也可以不做学者们做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还要做？《北望长天》之类的书籍与台湾人的生活有直接关系吗？这个问题简单而又复杂。说它简单，是因为他们与我们同种同宗，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护佑那些应当被护佑的人；说它复杂，是因为还有比这种关系更为重要的东西决定着他们做什么和怎样做，这就是：正义。

   是的，正义。正义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所有人类的精神支点，即使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也被它所激励，相互做它要求做的任何事情，何况身体里流淌着中华民族血液而又关注这个民族命运的人？如果我们不能被正义所支撑，我们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期望台湾、香港、澳门做更多的事情，期望越来越多的人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们对他们将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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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经写过一本名为《人类的群英闪耀时》的历史特写，记述了人类历史上一些著名事件和人物辉煌闪耀的瞬间情形，他认为“这种充满戏剧性和与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人的一生和历史进程中都难得一见，而它们对个人命运和历史进程的影响却超越时空。”我们同样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何与怀笔下的人物。

   从《北望长天》的篇什中，我能够看出何与怀寄以了怎样的思想和艺术追求，奇妙的是，恰恰是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序言”中概括出了何与怀所着眼的东西：“我想在这里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这种群星闪耀的某些时刻——我之所以这样称呼这个时刻，是因为它们宛若星辰，永远放射着光辉，普照着暗夜。我不想用虚构来增加和冲淡所发生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时刻历史本身已经表现的十分完全，它无序任何辅助手段来做补充。历史是真正的艺术家，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用虚构超越它。”

   何与怀就是这样利用他掌握的历史资料并赋予它们某种艺术形式的，《北望长天》思想严谨而又不失艺术张力，是真正能够被称之为“思想作品”的作品。它的重要性更在于让“隐”显现为“显”，让人们看到了历史真相，看到了未被遮掩的心灵。

   所以我说，这本书是何与怀为那些高尚而深刻的灵魂镌刻的一座心碑。

                                      2008-7-18，北京

陈行之注：这是我为澳大利亚著名华人作家何与怀先生新书《北望长天》一书撰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