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阶级谈香港社会 一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2年02月09日00:46:39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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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社会主义行动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 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二年 香港：左翼人士被判监 东区法院昨天的裁决，是向所有反对政府新自由主义政策及日益加强镇压的示威者发出预兆警告。 两名香港的左翼活跃分子（23岁的黄轩玮及27岁的周诺恆）因2011年抗议港铁加价，被判监两星期。港铁于丰厚利润情况底下提高票价，令民众更甚憎恨政府持有的港铁。港铁公司不单于全球营运公共交通，同时更是房产的一大炒家，令香港房产市场价格高踞不下。 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指：“此裁决是政治检控，旨在传递一个政治讯息 ── 抗议行动若不温驯，将会面临严刑峻法。” 去年4月，两名示威者于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演讲时，衝上讲台抗议而被重判，可见所谓“独立司法机关”的过度反应何其荒谬绝伦。黄轩玮及周诺恆被控“扰乱公众秩序”，而法官李国华为合理化判刑，指此行动引起其他人仿傚。黄轩玮是社会民主连线(LSD)成员，是该党去年区议会候选人之一；而周诺恆并非社会民主连线成员，但受社民连线前主席陶君行雇用为助理。 抗议权利被判定为犯罪 正如我们先前于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的警告，政府及资本主义建制试图限制香港的群众抗议，包括对反对政府的批评人士“政治暴力”的荒谬指控、加强警察镇压等，以及一连串如採用会打压现有民主权利的措施。相比起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香港的民主权利已受更大限制。 中港两地情势互相映照，香港进一步趋向更专制的统治模式，而中国内地则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加强对异见人士的打压。北京政府控制香港政府，并透过与财团、媒体和学术精英的牢固纽带去操控香港政治。中央当今视香港的激进抗议文化为威胁，恐惧其扩散至中国内地。尤其是遍布内地的“群体性事件”（2010年超过18万件）、如乌坎村(2011年9月-12月间)所展示部署精密、组织强大及有计划的抗争行动，以及最近的连串罢工事件，可见中央政府的恐惧。 被拘捕示威人数上升8倍 为了缓和极权政府的忧虑，香港政府尽其所能去展开本地的镇压，使很多评论员指出香港政治情势正在“大陆化”。统治阶级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要重新恢複臭名昭著的廿三条国家安全法立法。2003年群众抗争运动曾阻止廿三条。 自从去年鹰派作风的警务署署长曾伟雄上台后，可以肯定的是，政府以更强硬的警察打压及法律检控手段对付社运分子。曾伟雄上台首年，总共有416名示威者被逮捕（前年数字为50名），增加了8倍，是1967年六七暴动以来最高的一年。大约20名示威者因去年各抗议场合中所谓违法，仍然等候审判。2010年被逮捕人士中没有人被判监。但从本案例可见，法庭可能于未来案件中採取更强硬的姿态。这不是巧合，而是反映政府及其司法机关改变其政策及措拖。 社民连受到打击 资本主义建制目标明确的要打击社民连及其同盟（即被媒体标籤为“激进派”各类分子），试图将该党的行动分子打成“搞事分子”的公众印象。政府更严苛的起诉及裁判是打击社民连的手段之一，以惩罚其作为反政府的角色，尤其是2010年5月组织“五区公投”运动，而获得反政府的五十万票。北京极权及其香港傀儡政客决心要以打击社民连为示范，表明对任何抗争及挑战零容忍。 对黄轩玮及周诺恆的重判仍于上诉中，但应该以连串抗议行动作出反击。除非如此，统治阶级必然更进一步採取手段打击社民连及其他抗议人士。社民连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等人被告“刑事毁坏”及“行为不检”，正在等候判决。有很大风险，法庭会基于政治考虑会宣布类似的重判，而“长毛”若被重判，有风险会被禁止于本年9月份的选举中捍卫其立法会的议席。2008年选举中，“长毛”第二次被选进立会，获得民选立法会议员中第二高票。 可惜最近泛民主派政党分裂，而右翼政党进一步靠拢北京，并鼓吹民主抗争中“妥协”，令动员群众反对政府镇压的任务和捍卫基本民主权利变得更为困难和複杂。 我们需要发动强大的抗议行动去反对这件政治检控事件。现在必须立即开始动员青年及工人去捍卫“长毛”、黄轩玮、周诺恆等政治被告，并揭露香港统治者的专制。游行示威的“暴力”无疑是被资本主义媒体及政客夸大渲染，但同时我们必须正视，衝突行为会被亲政府阵营（受右翼泛民主派的纵容下）借助去混淆视听，令一部分本来同情抗争运动的民众失去正确判断。 游行应该作充足准备，选举产生的代表及干事去管理安全问题，并应对警察的衝突策略。于当前形势中，佔领行动、静坐抗议等抗争策略是正当的，应该透过参与组织及政党选举代表的委员会，以最民主的方式去作准备及协调。为达到最佳效果，示威方式必须高度纪律，以及有意识地呼吁无经验的新的不满的阶层 （包括工人、青年及普通群众等）加入阵营。 团结抗争运动 社会主义行动（工国委CWI香港）呼吁左翼分子紧急回应对黄轩玮及周诺恆的裁决。我们必须于上诉程序完结前，立即组织抗议行动。我们应该立即召开一个协调会议，邀请各界希望反击政府打压的人士，扩展及协调抗争阵线。如果被告的上诉被否决，我们更要呼吁国际性的扩争行动，针对于澳州、英国和瑞典有营运的港铁公司。 “反廿三条、捍卫民主的抗争已经受到威胁，我们要立即开始，以抗议及活动去反对法庭苛刻的裁决。”邓美晶说。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撤销对黄轩玮和周诺恆的裁决 香港讨论会：年青人如何组织起来？ 澳州社会主义党（即工国委CWI澳州支部）墨尔本市议员安东尼‧缅恩（Anthony Main）于1月10日-13日期间来到香港，与香港左翼青年交流抗争经验。 1月12日(星期四)晚上，社会主义行动于社会民主联机总部举行讨论会，有约二十人参与。会中安东尼‧缅恩（Anthony Main）介绍维多利亚州一个代表快餐店和零售业工人，名为“联合”（UNITE）的战斗性工会。 “联合”工会旨在废除“青年工资”、工作零散化和低工资水平。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亦是讲者。 安东尼‧缅恩（Anthony Main）简介澳洲的情况： 相对于陷入经济崩溃的欧美，澳洲的经济仍未陷入实时危机。澳大利亚经济以中国为缓冲区，向其输出大量矿产，使国内矿业十分发达，不过这只是单一行业发展。只有资本家赚钱，其他产业的工人收入都不断下降，特别是年青人。所以在2003年，“联合工会”成立了，为了对抗剥削，重建具阶级意识的工会，并取代现时的工会官僚。 新自由主义肆虐，使公司利润不断上升，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水平却不断下降。同时，旧工会并没有激化阶级斗争，更向资本家靠拢，以致成员数量不断下降。现在最受剥削的工人为：女工、青年和外劳。 安东尼重点指出了澳洲工人两大问题：散工渐渐取代长工，工资不断下降。 A. 散工问题： 在互相竞争的情况下，老板争相剥削工人，纷纷把长工转为散工。以件薪、日薪、时薪等计算工资的散工，使工人工作去规化，同时减少工资，工时不稳，无有薪假，也无医疗保障；令多为散工的青年人入不敷支，使他们失去前景。 B. 工资低廉： 澳洲有两种不同的工资，一种是专门给年青人计算的，最低工资是建基于工人的年纪（15岁的青年只能拿一半的成人最低工资）。历史上，雇主们声称女性的经验和工作能力低，故薪金只有男工的一半。现在，同样的论调却套了在青年工人身上。可是，青年人并没有半价消费，如交通并没有优惠，所以这是赤裸裸的年龄歧视。当年女工的能成功争取同工同酬，是由于她们建立了战斗性工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但今时今日的青年人却没有，可见旧工会的无能。 今日“联合”工会不断进行宣传教育，对青年工人提出清晰坚定的立场，形成新力量。他们近年的最大抗争针对大型连锁便利店7-11，那里的工人多为外劳，是来澳读书的国际学生，他们领的工资比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资还要低。然而，7-11的利润是十三亿澳币，都是从工人身上剥削而来的。 但要组织国际学生是困难的，因为他们的学生签证是有限制的，一星期只有20小时的工作时间。为了帮补日常开支，只能被迫违反逗留条件，超过工作时间上限。要为他们争取权益更为复杂艰难，因为不少工人害怕参与工会活动而被革职，故此“联合”工会很多时只能作暗地里组织，当有必要时才高调抗争，于媒体曝光。 C. 工人抗争： 因为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迫使政府介入其中，令7-11把克扣了的工资还给工人，更把其中一个最严重的剥削犯雇主判监。但后来7-11的回应却是把店铺易手，变相解雇了现有的一批工人。旧工会普遍不支持“联合”工会这青年力量，但此事已可能使更多年轻工人加入工会运动。 安东尼认同，工会必须政治化，且具战斗性和进行阶级教育。要想办法组织青年工人，反对旧工会的官僚；历史会把工会官僚丢进垃圾桶。未来的经济危机，会使资本家变本加厉地压迫工人，所以“联合”工会会提供一个战斗性的替代，以身作则，作为一个抗争模范，教育工人。 长毛发言： 长毛又简介了香港的工人运动之现况，工人没有集体谈判权。香港仍有工会组织，但其参与率低，也不积极去从事抗争，所以旧工会领导下的工人难以争取成果。 因此，香港的工人斗争多数是防守性的野猫式抗争，随著危机解决，抗争便会结束；难以发展成独立工会运动，更难使工人们产生阶级意识。不过，大量的野猫式斗争，也可以刺激主体抗争，但前景未明。可是，也有成功例子：击退快餐连锁店大家乐的＂扣饭钟＂政策（不把工人的用饭时间计入工资，变相减薪），社民连和社义行动等组织进行一系列的野猫式抗争，争取了媒体的关注和群众的支持，更有网民发起抵制行动，终迫使大家乐高层屈服。 长毛略述了香港的经济特点：由地产及金融霸权掌控。而工人阶级的成份，则由原来的传统工业工人，转移成为保安和清洁（多数是中年工人），还有连锁店的服务员（多数为青年工人），也有公共事业员工。 他又举出以往的失败工潮为例： 1985年地铁地勤工人的工潮。工潮引起了激烈争论：罢工应否影响香港地铁的运作？但当时的地铁工人警告资方太久了，却无更多行动，结果遭资方各个击破。 1992年春节，国泰空中服务员及机师罢工，工业行动会对资本主义有决定性的破坏，但工会却作出了错误的决定：不在春节客货运高峰期罢工，而在假期之后；这当然就导致了工潮的失败。 另外，资本家利用女性歧视降低工资，现时工会都没有处理。今日的青年被外判化和中介化，以致入不敷支，成为失业后备军。 两位讲者的发言结合讨论了澳洲和香港的青年与工运发展。这凸显出香港工人阶级与青年要捍卫自身的权利与利益，必须要推动和建立有组织的战斗工会和工业行动，并将之与政治教育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张蜀杰被迫逃离中国 工人国际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 – 工国委CWI）支持者24岁的张蜀杰的遭遇充分说明了中国日益严峻的镇压形势,越来越多的左翼活动分子和批评者正成为当局打压的目标。 张蜀杰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一直以来致力宣传在中国建立独立工会和捍卫工人权利。他是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网站的撰稿人和工国委（CWI）的支持者，工国委（CWI）在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等众多国家地区拥有广泛的成员和支持者。自2009年以来，张蜀杰成为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网站和双月刊杂志《社会主义者》的记者。网站和杂志都在中国大陆境内都遭到了全面禁止。 2011年2月，张蜀杰成为中国最新一轮镇压浪潮的无数受害者中的一位。北京专制当局极端恐惧因埃及穆巴拉克专制统治倒台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爆炸性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引发连锁反应而采取这一轮新的镇压。中国左翼活动分子日益成为当局镇压的目标，而他们的困境却几乎很少得到全球资本主义媒体的报导。资本主义媒体喜欢把重点放在自由主义或亲西方的持不同政见者身上，因为他们的思想更接近这些媒体的口味。 张蜀杰2011年10月在工国委（CWI）的同志们和其他中国大陆、香港和欧洲的朋友们的帮助下，躲过警方的监视而设法离开中国。提供帮助的人包括爱尔兰社会主义党（工国委CWI爱尔兰支部）的爱尔兰国会议员乔-赫金斯（Joe Higgins）和欧洲议会议员保罗-墨菲(Paul Murphy),以及香港社会民主联机的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 假如当时张蜀杰继续留在中国，他将可能面临长期监禁；国家安全局威胁可指控他犯有“泄露国家机密”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这可能导致判处长达十年有期徒刑。这些指控今天经常被用于打压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而“国家机密”的概念非常笼统，既包括质疑政府公布的2008年四川地震中遇难的中小学生人数，也包括中国实际持有的外汇储备的金额。张蜀杰目前在瑞典，1月末瑞典国会召开的关于中国人权和当局镇压的听证会上将讨论张蜀杰的案例。 当局是如何进行镇压的 张蜀杰2011年2月24日在重庆市被国家安全局的警方拘传。这时正值中共当局开始发动大规模先发制人的镇压，旨在扼杀由中东剧变引发的在中国发动“茉莉花革命”的讨论。张蜀杰被拘传期间既不允许联系律师，也不得通知他的家人。国家安全局的警察告诉他，他们知道一切有关他的活动情况；除非他向警方提供所有与他接触的人的信息，“交待”他与工国委（CWI）的关系，并同意与安全机关合作；否则他可能被无限期拘禁，即“被失踪”。而这是中国国家安全机构采用的典型的镇压手法。 当张蜀杰第一次被警方拘传时，被控制超过28小时；期间他被没收眼镜和被迫站立长达数小时，警方更长时间拒绝提供食物。尽管他从未遭到任何正式指控，但他的计算机、手机、银行卡和个人文件等都被警方作为证据没收和检查。他被警告可能会因为“接触被取缔的组织”与“涉及国家安全”的犯罪而面临数年监禁。他只有与国家安全机构“合作”才能避免这一厄运。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张蜀杰被迫同意他们的要求。但是，不为国安警察所知，与他们指示相反的是，张蜀杰还另外秘密地与工国委（CWI）同志进行联系以寻求建议和帮助。 在随后的数个月内，国家安全警察阅读了张蜀杰与其同志之间的往来交流，并指示他如何答复。警方劝说他自愿去香港出席会议，而警方将支付所有旅行费用。同时，他们给他详细的指示，要求他在会议期间用手机拍摄参与会议人员的照片，并收集他人的个人信息。当重庆市国家安全部门的调查重点主要集中在与工国委（CWI）相关的香港社会主义行动和中国大陆的支持者的时候，同时也讯问其他相关的激进势力团体的情况，如香港社会民主联机（LSD）和其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他们想知道梁国雄与工国委（CWI）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因为张蜀杰在此前参与香港会议时曾见过梁国雄。不过，社民连是一个激进的支持民主的团体，与工国委（CWI）之间没有联系。 中国大陆的警方和法院是无权在具有独立司法体系的政治实体香港进行执法。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公民的政治结社权受法律保护，大陆的国家机关无权干预或监视相关活动。 这就意味著，重庆市国家安全局的人员以监禁相威胁，指示张蜀杰在香港从事违反基本法的活动。这些安全官员随后还支付了张蜀杰在2011年10月前往香港出席会议的旅行费用，并指示他收集香港政治活动人士的相关信息,其中包括一名选举产生的香港立法会议员。 张蜀杰无意为当局进行肮脏的窃密工作。他暗中与工国委（CWI）的同志进行联络，在逗留香港期间离开中国。 一案例充分暴露了中共专制当局的野蛮统治和无法无天，尽管其一直试图给外界制造尊重法律遵守规则的形象。而外国政府和相关公司为了维持其核心利益近来大幅降低对中共当局侵犯人权和日益严重的压制性统治的批评。任何敢于挑战这一镇压体制，并为此付出代价的人都应该得到所有左翼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支持和声援。 2011年的“寒蝉”镇压 今天，中国正在经历十多年来最严重的警方镇压，国际大赦组织将之称为“寒蝉效应”。数以百计的作家、律师和活动分子遭到警方的拘捕和“被消失”。其中知名度较高的有艺术家艾未未和维权律师高智晟等，警方希望以此来警告其他人，并强调没有人是“不可触犯的”。在这轮广泛的打压中，尤为针对那些为其他镇压受害者辩护的重要维权律师，这对于任何认为中国正在出现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的想法都是巨大的打击。 在2011年的最后几天，数个法院重判异议分子的案例完全粉碎了镇压开始减缓的想法。在西方圣诞节假期，四川的陈卫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贵州的陈西也应相同罪名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而另一个重要的维权分子，倪玉兰也正因为“寻衅滋事”而在北京受审，她因为在数起征地拆迁案做辩护而可能面临严苛重判。 去年中国的内部维稳预算激增至6240亿元人民币（约950亿美元），甚至超过其军事预算。政权内部支持镇压的强硬派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由于2012年将出现重要的领导换届轮替，而同时严重的经济衰退带来的挑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政府因此授予安全部门随心所欲地“制定规则”，从而消弭任何潜在的反对声音。 安全部门因此越来越多地使用强迫失踪、秘密拘留和其他“法外的”措施，进一步地限制中国本来就极为有限的合法的表达权利。根据国际大赦组织2011年6月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行为越来越明目张胆，官员们甚至放弃了假装遵守法律的努力。” 当局全方面地提升其专制控制手段，其中包括先进的和更为深入的网络控制、计划建立世界上最庞大的安全数据库以提升其社会控制的能力，对微博等网站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措施，因为微博正在成为揭露官方滥权和报道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的流行通讯工具。 对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的镇压 与国际上类似的发展一样；近年来，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在中国左翼思想和反资本主义思想有显著上升。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不断扩大的不平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明确地拒绝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此前，中共当局并没有太多关注左翼批评力量，认为自由主义和“亲西方的”的影响是其最大的政治威胁。但在2008年左右局势开始发生决定性的变化，遭到国家安全部门监控和打击的左翼团体与个人有显著增加。 毛派、“新左派”、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捍卫工人权利的群体，尤其是那些主张为劳动人民建立独立组织的群体，纷纷遭到拘留与监禁，其中一些案例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扰乱公共秩序”等罪名遭到审判。在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上有数个相关案例的报道。 张蜀杰和其他工国委(CWI)支持者在中国大陆的政治活动只是文字宣传性质的。他仅仅是为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网站和《社会主义者》杂志撰写与翻译文章。（在许多勇敢的朋友的帮助下，《社会主义者》网络杂志得以在中国大陆地下传播）。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网站是工国委（CWI）的成员在2004年建立的，这引起了中共专制当局的极端不满。网站及其支持者曾在几个国家组织过支持中国工人罢工和反对血汗工厂的声援活动。他们还参与各种抗议活动以宣传中国被捕的异议分子的案例。他们的活动范围包括联络劳工运动人士、农民工维权人士、同性恋平权人士，和其他因信仰和政治活动而在中国被视为“从事非法活动”的人士。 在过去的三年中，有数名与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网站有联络的青年工人和学生遭到警方的拘捕，他们先后都遭遇过与张蜀杰类似的情况。2009年，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网站出版的纪念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与北京大屠杀二十周年的书籍《“64”1989——震惊世界的七周》遭到中共当局明文禁止。（该书英文书名为“Tiananmen 1989– Seven Weeks that Shook the World”，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91-633-4709-2）。该书与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一起被当局列入当年遭禁的五本“非法政治书籍”。地方政府和邮局奉命追缴该书。张蜀杰是该书的匿名作者之一。 2009年10月，作为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网站创始人之一和《“64”1989——震惊世界的七周》一书的作者之一，瑞典记者劳伦斯-科茨（Laurence Coates）被中共当局禁止入境。他被中国边境官员指控“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潜在威胁”。 一旦人们克服恐惧之心，无论增加多少镇压力度都不可能拯救一个集权政权，而这一进程事实上已经在中国开始发生。随著经济日益趋向危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和前所未有的债务水平，完全有理由使挂羊头卖狗肉的“中共当局”对未来充满恐慌。对包括工国委（CWI）在内的左翼批判力量的打击显示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潜力。工国委（CWI）主张可以概括为：立即完全实现民主权利，结束一党专制，自由选举革命宪政议会，建立工人贫农政府，大幅提升基本工资和实现最高8小时工作制，免费的公共医疗和教育，所有大公司和银行实现民主的全民所有。 张蜀杰的案例和其他数以千计的案例一样凸现出需要在中国加强斗争反对当局镇压，要求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和结束警察恐怖。为此目的，工国委（CWI）准备发起一场大规模支持中国被迫害者的宣传运动，尤其是针对像张蜀杰这样的社会主义者。这一宣传运动将包括团结声援、呼吁捐款和组织抗议反对中国当局的镇压。 香港：内地孕妇赴港分娩的冲突 一月十五日，一千五百多名香港民众组织游行，抗议公立医院产房床位短缺，矛头直指赴港分娩的内地孕妇，指责内地孕妇“抢夺香港医疗资源”。香港公立医院床位不足，医护人员应接不暇，分娩服务质素受严重打击，激发双亲、孕妇以至医护人员的愤怒。游行队伍提出“港府贱卖香港身分证”、“盲目乱撑双非婴”、“出卖港人保双非”等口号。 民众对医疗资源短缺的愤怒固然可以理解，但迁怒于内地孕妇赴港产子“争夺资源”，只会将政府私有化恶行转化成地域矛盾，甚至出现种族歧视的反动意识。社会主义行动必须指出，中港政府对医疗集团牟利纵欲养恶，才是孕妇床位短缺的真正原因。 民粹主义抗议本身只会导致的是两地社会底层为争夺资源而引起的仇视意识。然而我们必须理解群众的忿怒因由，从而提出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赢取群众支持而领导运动转向左翼。资本建制为求合理化私有化政策而煽动民族情绪，社会主义行动必须坚决反对。然而将所有地域仇视情绪的群众定性为“种族主义者”甚至是“法西斯主义者”，非赢取群众支持之道，反而令民众误解左翼分子为空中楼阁的道德教条主义者。 医疗产业 人命生意 自二零零三年以来，香港医院管理局为了削减公立医疗开支，首先缩减两大医学院的收生人数（2011年数字为320人2001年数字为340人），继而推行“自愿离职计划”，大量专业医护人员流失至私立医院，令公院人手持续下降六年。很多医护人员经过公院的专科培训后，连带一身技能走到私院工作，公院遂成为私院的人才培训营，免费为私营财团提供精进的医护大军。公院人手短缺、工作环境恶劣、工资又比私院低至一半，因此公立医院员工更换率奇高。在受到影响最严重之一的屯门医院，前年有四分之一的年轻医生离职，而继续坚守岗位的医生则要承受超高工时。根据去年“前线医生联盟”和“公共医疗医生协会”的调查，12%医生每周工作超过80小时，3%超过100小时。高工时的影响医护人员判断能力，医疗失误的报导在报章上司见空惯。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坐拥六千亿财政储备的香港政府！ 政府削减公立医院开支，目的是要提高私营医疗的占有率，配合自由行政策，促进从事接待内地孕妇赴港分娩的“医疗产业”。零三年中央政府宣布开放自由行政策，内地中上阶层连带资金流入香港，带动香港消费、推高商户财团利润，医疗遂成人命生意。从2003年至2011年，内地赴港光顾私院分娩的数目飙升12.5倍。这为财团带来丰厚利润，2010年间，内地孕妇在私家医院产子有3万名，若以平均5万港元为基本消费，全港私院营业额进帐15亿。更甚者，香港12间私院中有10间皆为“慈善机构”，毋须缴交税项。2010年，圣德肋撒医院及浸会医院分别录得4.4亿元及2.8亿元，法例却保障其合法逃税。从一开始，政府推行的医疗产业就是有意识地针对内地市场，今天却要倒过来拒绝内地孕妇赴港产子，何其矛盾！ 私院侵蚀公院资源，不但表现在医护人员流失方面，公院和私院之间的医疗工作分配亦将之表露无遗。私立医院中每百宗产子个案里，平均有2%需要深切治疗，私立医院很少有足够深切设施，最终大多数高难度个案又推诿至公立医院一力承担。公院人手短缺，医护人员却要面对挑战性的工作，资源分配严重不均。 政府玩弄统计数字，将私有化医疗的罪行推诿至内地孕妇身上，激化族群矛盾转移视线。事实上，根据政府统计署资料，由2006年至2010年非本地孕妇赴港使用公院分娩的数字由11945减至10695，故此孕妇分娩数字上升的是使用私院的中上阶层，公院的负担并非因内地孕妇而加重。政府煞有介事指赴港分娩的内地孕妇增加，而令公院人手紧绌，实际上它自己正是床位不足的真正元凶。 冲关赴港分娩 收紧边境管制？ 据医管局数字，去年闯急诊室产子内地孕妇就1,656人，比前年上升逾一倍。孕妇未经预约而紧急产子，缺乏适当的分娩筹备和安排，甚至有个案冲关孕妇于救护车上分娩，或者匿藏于非法经营的旅馆等待分娩，对孕妇及婴孩本身安全造成重大危险。 香港政府任何收紧入境限制的措施并不能解决冲关问题，只要需求依然存在，反而更多孕妇会铤而走险。收紧入境的措施除了激化地域矛盾，造成族群歧视外，就是一事无成。自从香港政府于去年开始采取“落闸”的措施，由去年4月开始停止接受非本地孕妇预约至年底期间的分娩服务，而今年政府亦限制公营医院只有3400个非本地孕妇产子配额。此措施欲以强行拒绝内地孕妇使用公院分娩，却不能舒缓人手紧绌，冲关赴港分娩数字反而继续增加。同时，这亦助长中介公司的新兴行业，以帮助孕妇冲关来牟取利润。 资本主义政府的移民政策是基于资本流动为依归，富人入境视为带来财富，穷人入境则造成负担。为求操弄民众地域矛盾的情绪，特首候选人梁振英以停收“双非”(父母皆非香港居民) 孕妇赴港产子为选举工程的一部分，博取民意支持。在当今中港人民利益二元对立的民粹气氛底下，梁振英借此政策摆出“够姜同阿爷撑”、“维护港人利益”的姿态。事实上，梁振英等一众权贵素来对人口政策的取态非常简单，就是对有钱人无任欢迎，穷人则踢出门外。 零三年时正正是当时的行政会议成员梁振英提倡“六百万投资移民计划”，以实时获得香港居民身分的条件，来鼓励内地富豪来港投资（根据相关规定，即使投资移民香港的中国内地居民，也必须是中国籍而已取得外国永久性居民身分的人士）。直至一零年时，将房地产剔出计划认可投资类别，以免继续助长内地炒家推高楼价。数年前梁振英欢迎内地人入境，今天又成为港人利益的“守护者”，政客真面目无遗地表露出来。 至于政府排斥穷人入境的手段亦素有历史。九九年一月的香港居留权争议事件中，内地新移民争取港人在内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权，当时任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发表“十年内将会有167万人可从中国内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陆沉论，伺机要求人大释法拒绝香港居民在内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权。事实上回归十年来平均每年只有5万人，叶刘的吓唬手段得逞，如今在内地孕妇事件上再度促请人大释法，取消“双非”孕妇所生孩子的居港权。 过五关斩六将赴港产子，所为何事？ 内地孕妇到香港生产的绝大多数都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中产以上阶层，并不是因为负担不起内地医疗费所致。如赴港生产，公立医院需要至少十数万元的手术、治疗、旅行、食宿费用，而私立医院更是要高达数十万的支出，非内地基层民众所能承受。阶级社会下，只有少数富裕的人们才有尊严生存的权利，穷人则要继续承受内地医疗下伪造药品、滥收费用的危险和痛楚。 中国医疗系统全面私有化，造成医疗费用廿年间飞涨十余倍，令“看病难”成为严重社会问题。医疗产业和其他产业一样，成为少数人敛财牟利的工具。虽然目前内地90%以上的医院是公立医院，只有10%左右是民营医院，但所有医院都以追求利润为经营宗旨。由于财政拨款不足和保障体系不完善，医院80%至90%的收入都由自己创收。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和医生只好想方设法从老百姓口袋中掏钱。 归纳内地孕妇赴港生子的主要原因如下： 1）香港相对较高的出入境民主权利，孩子获特区护照可于120多个国家免签证入境。而中国社会和政治未来局势不稳，所以希望给孩子提供一个不同的选择，就是办一张香港护照留出路。 2）中介公司为求谋取利润，夸口在港出生的孩子可享八百万福利。此外，内地给予香港居民的特殊优惠待遇，例如香港学生可以参加难度很低的港澳台联考进入内地优秀的大学，北大和清华等。 ※事实上，他们相当部分难以享用这些服务。因为除非孩子父母居住香港周边的广东临近区域，否则享用这些服务本身会很昂贵而麻烦，但拥有权利比使用权利更为重要。 3）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内地富有家庭如果在内地生二胎，则面临的罚款可能不低于赴港产子的费用。如果孩子在香港生产，则可以不受计划生育配额和罚款的影响。 趋利避害是人的自然属性。内地孕妇赴港生子是国际移民潮的一部分，只要在香港生产就自动拥有香港特区居留权的法令仍然存在，内地居民赴港生子的现象就不会完全杜绝。也不仅是到香港生产，现在中国内地每年有数千富有阶层家庭不惜花费数十万去美国生产，以便孩子能拿到美国护照，这在美国已形成相应的产业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的香港和台湾，以至今天很多俄罗斯、东欧和非洲的富有阶层也采取这种方法给孩子获取美国护照。美国产子是世界范围内的产业。 部分香港居民在指责不纳税的内地孕妇占用香港资源的同时，同时有几十万移民海外的香港居民十几年不在香港，但同样享用香港的福利资源。譬如这次领取六千元政府派钱，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有移民十几年的香港居民没有换身份证，为了领钱而急忙换旧香港身份证来领钱。 同样，全球范围内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到处遍布，移民甚至冒著生命危险和债台高筑前往发达地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各国和地区的贫富差距仍然存在，以民族／政治国家边境建立的堡垒，那么这种局面就不可避免。 社会主义者的方案 在香港民众的地域主义上升时，仇视内地人民占用资源，甚至谑称内地人为“蝗虫”，要求限制内地孕妇赴港分娩的同时；内地居民的大中华民族主义意识亦有提升，认为香港经济“背靠祖国”，既然享受自由行及CEPA等经济利益，就必须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事实上现在中央政府所谓扶助香港的重商经济政策，往往更有益于香港的资本家与上层精英，而并没有实质改善基层与贫困民众的生活，反而进一步刺激贫富分化）。所以，这两端矛盾不能靠民族主义去化解。根本问题是，缩小贫富差距，中港两地的贫富差距、香港内部的贫富差距、内地的贫富差距，才能减少资本主义边界间人口流动造成的矛盾。 内地孕妇来港分娩，婴儿从而获得居港权，本身就是解决香港低出生率的方案之一。香港出生率为全世界最低，平均一年每1000人之中只有7.63个新生儿童，就算加上4万名内地孕妇出生的婴儿，出生率医也只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若（欧盟千人出生率约为10.8），而数字更不及美国（美国千人出生率为13.83）。假设香港本地人的生产数字升至人类平均生育率的2.49（香港仅1.07），目前香港现有的医疗设施同样完全不敷应用。而内地来港孩童可以成为日趋老龄化的香港新一批的劳动人口，补充香港人口的人力资源。 资本主义政府的人口政策和边境管制取态，就是视富人入境为带来财富，穷人入境则造成负担，是无法改变的事情。故此，社会主义行动坚决反对任何政府收紧入境限制的措施，因为这只会激化更大的地域矛盾，造成种族歧视。劳苦大众必须夺回边境的审批权利，取代以利润为衡量入境指标的政府。对于公立医院的资源分配问题，我们必须于医疗体制全面公营化的基础上，以民选产生的中港孕妇、病人代表、医护人员、医院工作者的委员会，去管制中港孕妇产子配额、以及公平分配医疗资源，终结以利润为依归的运作模式。 中港两地人民团结抗争，反对私有化及削减医护人员人手、大量增建公立医院（香港平均兴建一间公院需要40亿，政府使用不足财政储备一成的400亿，即可兴建10间公院）及增聘人手、恢复公院医生公务员水平的退休金及各种补偿、全面民主公营化医疗系统，以民选产生的中港孕妇、病人代表、医护人员、医院工作者管有及控制。 香港：“长毛”梁国雄将赴瑞典 揭露国安迫害工国委（CWI）支持者张蜀杰 1 月21日（星期六）上午，社民连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与社会主义行动共同召开记者会，揭露中共国安部门威迫内地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张蜀杰，要他前来香港刺探香港社运组织和人物，当中“长毛”梁国雄是其重要目标之一。“长毛”梁国雄将于1月26日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参加瑞典国会关于中国人权与民主问题的听证会，并为同场发言的张蜀杰提供证词。参加此次听证会的，还有独立中文笔会常务秘书张裕、国际特赦组织代表和瑞典左翼党（Left Party）的国会议员。 张蜀杰与“社会主义行动”同是“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支持者。他自2009年以来一直为本网站（chinaworker.info）撰写和翻译文章，支持建立独立民主工会和支持工人斗争，并数次赴香港参与“社会主义行动”等左翼会议。2011年2 月，他遭重庆国家安全局警方秘密拘押和讯问，被指控“接触被取缔的组织”与“涉及国家安全”的犯罪，有可能面临数年监禁。国安更威逼他与警方合作，刺探香港与内地的政治人士和社运活动分子，包括社民连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社会民主联机和“社会主义行动”等。2011年10月，张蜀杰受警方胁迫前来香港参与“社会主义行动”的会议，拍摄与会人士容貌及搜集相关信息。最后，在香港和欧洲诸多左翼人士帮助下，张得以离开中国前往欧洲避难。帮助他的人士包括“长毛”梁国雄、工国委（CWI）爱尔兰社会主义党的国会议员乔．希金斯（Joe Higgins）和欧洲议会议员保罗．墨菲（Paul Murphy）等。 张蜀杰的个案显示，内地国安动用非法手段对香港左翼活跃分子进行刺探，中共当局的政治镇压已经延伸到香港。香港所谓的“一国两制”的自治权正受到严重侵害。 从二零一一年初起，阿拉伯世界爆发群众抗争，中共当局借“茉莉花革命”进行先发制人打压（张蜀杰支持的工人抗争与“茉莉花革命”无关），对无论左右翼的政治异见份子与人权运动者，越益采用强迫消失、秘密羁押、软禁和人身安全威胁和各种恐吓行为。近几个星期，中国当局分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三名资深异见分子，四川陈卫（9年）、贵州陈西（10年）和湖北李铁（10年1个月）。 张蜀杰是中国当局进行专制镇压的无数牺牲者之一，“长毛”梁国雄、张蜀杰及其他与会人士将利用此次听证会作为平台揭露当局的蛮横与残暴。我们希望以此团结国际工人阶级共同争取民主权利。 “长毛”到达斯德哥尔摩，将出席关于中国政府专制镇压的听证会 香港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已经到达瑞典，将在瑞典国会出席一个关于中国政府专制镇压的听证会。瑞典左翼党（The Left Party）将于1月26日（星期四）举办此次听证会，听证会主题是“中国民主权利问题——见证中国政府专制镇压”。 除了“长毛”，其他与会的发言者包括，24岁的工国委（CWI）支持者张蜀杰，他数年来为中国劳工论坛网站（chinaworker.info）写作，2011年因遭受政治迫害而被迫逃离中国， 独立中文笔会常务秘书张裕和国际特赦的发言人。 由于一党专制当局对群众性反抗极端恐慌不安，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发生针对专制政权的大规模反抗之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正在经历十余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镇压浪潮。在最新的镇压中，已经有包括博客作者、维权活动人士、记者和维权律师在内的数千人受到打击。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当局做出了数起严厉的判决，——三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陈西、陈卫和李铁，合计被判29年有期徒刑。根据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报告，去年中国有34名记者被监禁。 张蜀杰的案例日前已经得到香港媒体的广泛报导，他去年二月遭到的逮捕其实是中国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先发制人打击行动的一部分。 张蜀杰被威胁除非他同意与国家安全人员“合作”，否则将被判处可能长达十年的有期徒刑，他们要求他参加一个在香港举行的政治会议，以收集香港当地和内地左翼活动人士的信息。张蜀杰不愿意出卖同志，而暗中联络工国委（CWI）的同志；经安排从香港逃到欧洲。 “与其成为专制当局的间谍，我宁可选择离开中国”，他告诉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这是我唯一能捍卫我说话权利的办法，只有这样我才不像其他众多被专制当局镇压的人一样保持沉默。” 国家安全局的主要目标是与工国委（CWI）有联络的社会主义行动，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对包括“长毛”本人和他所在的社会民主联机（LSD）的活动感兴趣 。 “长毛”告诉香港的《东方日报》（1月22日）张蜀杰的案例说明，虽然香港有与中国内地截然不同完全独立司法体系，但国家安全局公然违反“一国两制”。 张蜀杰的支持者将在香港于周四晚上举行烛光守夜活动，以呼应斯德哥尔摩同时举行的听证会。 香港：《苹果日报》广告－ 是时候要站出来反对种族主义！我们已经受够了！ 今天在《苹果日报》上刊登的针对内地人的广告反映出香港正面对种族主义言论及政治行动主义的新低点。 种族主义正于香港抬头。当内地新移民及自由行旅客被谑称为“蝗虫”，如《苹果日报》广告所描述，北大教授孔庆东则辱骂“很多香港人是狗”。政府及建制派政党幕后推波助澜下，不少似是而非的“非政党组织”冒起，组织游行示威以至签名行动，攻击外佣和大陆人为“侵略香港公共资源”。去年区议会选举中，建制派为了催谷选票，扭曲外佣争取永久居港权事件为“侵占香港”，制造恐慌掩盖真正的社会问题。 种族主义的抬头是为中港两地社会危机的警号：贫富差距日益加剧、愈多人民为求谋生计以及寻一容身之所，不得不挣扎于痛苦之中。政府和统治精英利用种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去保卫自己的统治权，并分裂和迷惑群众的反对运动。这和世界上其他的例子一样，政府加强鼓吹种族主义，推行反穆斯林、难民以及其他族群的政策。它们被利用作为政府变得更加专制的借口。而最极端的表现是法西斯主义－在1930年代时主张剥夺所有的民主权利以及任何工人组织抗争的能力。在今天的中国，最专制的执政党反对基本的政治改革，并且利用极端民族主义。 资产阶级政府清楚知道，“99%”愤怒的群众对“1%”贪婪的有钱人和资本家恨之入骨。故此，当抗争者呼喊要求权利平等时，种族主义者就用外来者和少数族裔作为“代罪羔羊”，从而转移愤怒的焦点。 最近， 尖沙咀名店D&G不容本地人拍照，赤裸裸的歧视激怒很多香港民众。可惜，族群仇视的情绪徘徊于民众中，令矛头直指大陆游客，忘记高档品牌蔑视穷人的暴行！ 《苹果日报》的广告是典型的种族主义论点，而且已被用过很多次。它使用虚假的“事实”而得出不明确的结论，表示更加专制（更少民主）才是解决方案－加强出入境限制及警察执法、减少出入境自由、排斥“难民”（即使被国际法公认拥有权利）等。而实际上这其实是要求香港实行内地现有的“户籍”制度，连中国地方政府也正步向废除这令人反感及歧视的护照系统。《苹果日报》的广告要求修改基本法，若果推行，将等于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以及减少香港自主权。广告写道“忍够了！”对此我们也同意，“我们忍够了种族主义的谎言！” 不受种族主义迷惑！不受小圈子选举蒙骗！ 特首小圈子选举正在进行，三名候选人都利用种族主义博取民心，尤其煲大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议题。不单止是专制当局的“猪狼”两营站出来反大陆人，装模作样“维护港人利益”，就连民主党的“陪跑小丑”何俊仁都乐于参与其中。 下届特首选举只有1200名权贵可以投票，占香港人口0.017%，但专制当局却要愚弄我们，令我们误以为香港有“民主”。建制当局拾起“种族主义”此工具，去打击内地人和菲藉家佣，从而掩饰自身的罪行。面对本地孕妇要忍受大排长龙、公营医院不胜重负的困境，“猪营”的唐英年和“狼营”的梁振英猫哭老鼠，对香港妈妈“深表同情”，但正正是唐梁任内的政府埋下当今的医疗危机。政府为取悦“1%”的医疗集团，在合同和土地契约中输送利益，对惠及“99%”的公院医疗开支却一毛不拔。“反种族主义青年”认为只有全面公营民主控制医疗服务，才可确保得到它所需的大规模聘请、训练人手、大额投资。我们反对私家医药服务侵蚀公营医疗服务，偷取专业人士和资源。 驳斥种族主义的谎言 公营医疗服务因资源不足而负荷过重。政府有意识地牺牲公院资源，推动医疗私营服务。现在香港有一半花费在医药的开支都是私营的，但却只服务了百分之十的病人。近年政府对内地孕妇施加配额，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刚成立的“反种族主义青年”(Youth Against Racism)旨在建立一个战斗性的青年团体，以揭露和驳斥种族主义的谎言。鼓吹种族主义的团体和政党散布仇恨意识，使各国劳动者难以（甚至不可能）团结抗争，以得到社会变革。因此，种族主义对各国的劳动人民都是个威胁。种族主义者想要把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开去，忘却政府的恶行。我们要不分族裔团结青年、学生和工人，为香港、中国以至国际上的制度变革去奋斗。 从学校、校园以至工作场所开始，我们希望团结组织抗争，争取往学校、医院和社会服务等公共服务投放更多资源的运动。我们反对一切歧视：不论是国藉、性别、性取向和宗教上的歧视。“反种族主义青年”对抗一党专政的政权及其政治爪牙，并不屑拾人牙慧，讲什么虚无的“香港核心价值”，而团结中港两地的抗争，打破中共专制以及其所袒护的财团利益。 反种族主义青年主张： 香港：大专院校学生在岭南大学游行反对族群撕裂 2月3日，岭南大学校园，约20名来自岭南大学、中文大学和香港专业教育学院（IVE）等大专院校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苹果日报》刊登种族主义广告。本次示威是“反种族主义青年”（YAR）团体发起的，活动发言人为岭南大学学生暨社会主义行动成员余炜彬。余炜彬表示，游行目的旨在反对《苹果日报》作为媒体平台刊登此类种族主义广告，意图制造族群冲突。 活动参与者同时包括上述大学的本港学生和内地学生。示威者的主要口号是“蝗虫与狗团结抗争！”，不少示威者戴有“蝗虫”或者“狗”的面具，以反对最近在香港与内地出现的歧视性和族群撕裂的言论。在游行中，示威者散发“是时候要站出来，反对种族主义！我们已经受够了！”的宣传单张。之后示威人群在岭大正门外焚烧刊有该广告的《苹果日报》后和平散去。 余炜彬表示，当前出现的种族主义情绪是在贫富分化日趋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对立情况下，统治精英分化群众和转移注意力的重要手段。所以主张香港青年应该从学校、校园以至工作场所开始，我团结组织抗争，争取往学校、医院和社会服务等公共服务投放更多资源的运动。反对一切歧视：不论是国藉、性别、性取向和宗教上的歧视。 此次游行只是系列反种族主义活动的一部分，示威活动前数日“反种族主义青年”曾经在岭南大学设立街站进行宣传，而下周日他们还将在中环时代广场设立摊位继续进行反种族主义的宣传，团结更多青年与群众进行反对种族主义的运动。 香港： 反对立法会议员无耻加薪 立法会小组于二月七日提出下届议员加薪一倍，由现时的7.4万增加一倍至14.1万元。此提议惹起大部份市民的反感是理所当然，在香港不民主的立法会中，高达30位的议员不由人民一人一票选出，60位立法会议员当中有一半为代表财团商家利益的功能组别，包括出席率最低（于去年大会会议52次缺席23次）、连续10年从没有提出过任何动议及修正案的霍震霆，以及在任20年来从无提出任何动议及修正案的乡议局主席刘皇发！这些毫无作为的寄生虫却能每月拿取高薪7万元，稳坐议席十年之多，而今还还要再增加薪金一倍，绝对能担当“尸位素餐”四字！ 试问劳动大众怎能不气得咬牙切齿？社会主义行动坚决反对立法会议员增加薪金，并要求所有议员削减薪金至一般市民的平均入息水平，不得享有任何特权。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五名功能组别的纸板议员刘皇发、霍震霆、詹培忠、李国宝及李凤英于去年全年无提出过任何动议和修正案（2010-11年度）。刘皇发自1991年以来，20年从没有提出任何动议和修正案；李国宝20年来只提出一次修订、缺席投票率高达87%；霍震霆连续10年无提出任何动议或修订、参与七个事务委员会当中六个出席率不足五成；詹培忠连续7年无提出任何动议或修订、缺席投票率达64%（数据源：立法会天主教监察组），而他们五人也恰恰都是于08年立会选举零票当选的功能组别议员！在不民主的议会制度下，他们不受人民所监督，人民无法透过选票制裁功能组别议员，可见其腐朽之程度令人民恨之入骨。 高薪厚禄 不知民间疾苦 议员薪金严重脱离市民 香港去年第四季个人入息中位数为$12,000，现时一名立法会议员的月薪为$73,150，已是一名香港普通劳动市民收入的6倍，若通过加薪后将为$141,000，议员薪金和市民的平均入息差距将超过11倍！ 除了基本薪金，立法会议员每年享有医疗津贴近三万元以及约满酬金15%，单是一个议员的一年医疗津贴$28020便已超过一个跟最低工资出粮的打工仔四个月的人工！ 难以维持最低基本生活的最低工资$28于去年五月实施，但劳动市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受到通胀影响，去年第三季实质工资只上升1.6%，打工仔增加的工资大部分被通胀抵消（《东方日报》, 30-12-2011）。 香港贫富悬殊为全球发达城市之冠乃是众人皆知，劳动人民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著交通费上升、两电加价、食物通胀、高企不下的楼价及房租，付出劳力的劳动者生活苦不堪言，依靠微薄的工资生活，但另一边厢，一些现在稳拿7万一个月的功能组别议员尸位素餐安坐于立法会中，为维护财团利益，否决所有保障基层市民权益的决议，包括在最低工资和全民退休保障问题上节外生枝，阻扰民意！ 削减高官议员薪金 踢走腐朽功能组别 立法会充斥著服务商家财团以及独裁中共的议员和傀儡政党，包括支持是次加薪的立法会议员酬金小组主席刘慧卿及其担任副主席的民主党。正是民主党于2010年反对废除功能组别的五区公投，向独裁的中共政权妥协，支持不民主的政改方案，维护资本家权力，令今日的香港将更难取消功能组别！而刘慧卿不知所谓地支持加薪一倍的建议，简直是厚颜无耻，完全揭露了民主党是资产阶级代言人的丑陋事实。 名义上议员应是人民的政治代表，被授权进入议会，根本不应享有任何特权。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的“民主议会”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议事堂，大多数议员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无非是为了个人名利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谋。 更何况香港这个立法会还是个“半身不遂”的伪民主议会，半数席位非普选产生，而是由统治精英与资产阶级在小圈子内可耻地私相授受及世袭罔替！如此腐朽不堪的政治体制岂能不激起七百万香港民众之愤怒？ 故此，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削减现时所有高官及议员的薪金至普通市民的入息中位数（$12,000），反对不民主的权贵议会，废除作为财团商家之政治工具的功能组别，全面实现一人一票普选，建立真正的“劳动人民的议会”取而代之。 香港：反对劫贫济富预算案 小圈子政府贯彻其厚待财团的本色，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跟去年同样差劣。尽管过去五年累积的经济增长为19%，人均生产总值升至34,200美元的水平，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投入仍然缺乏。曾俊华宁愿花巨额退税中产并推出令商家财阀更富有的措施，却不打算解决社会的贫富悬殊问题。根据社联的报道，2011年上半年度仍然有120万贫穷人口，跟2010年相比并无任何改善。 建制派政党、民主党、公民党及一众亲财团媒体近日不断利用双非议题把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短缺的原因隐藏，政府众多劫贫济富的措施就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本次预算案派糖八百亿元，计划退税中产的款项达百亿元，医疗开支只增加30亿元至450亿元，教育开支仅增加40亿元至600亿元。退税及增加免税额是富人的游戏。若按就业人士每周平均工作46小时（统计处）计算，只有时薪高于58元的人士才须要纳税，统计处2010年第二季数字显示接近70万人的时薪低于39.5元，140万人士的时薪低于59.5元。补贴电费、差饷也是跟基层群众亳无关系，现时接近一半的家庭并不拥有自己的物业。政府又提供1,000亿元的信贷保证矛中小企，以公共财富补贴私营企业，配以进出口报关费减半、免商业登记和减利得税等措施，令财团更富有（大型财团往往会把其大量及不同范畴的业务放在不同的有限公司，真正的小商户往往只持有有一间公司）。 政府早在二零零二年就开始大幅度减少培训医生，并不断减少孕妇床位，社会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由私营的医疗机构“填补”了。事实上，现在香港有一半花费在医药的开支产生在私营医院中，但却只服务了百分之十的病人。现时公立医院的孕妇床位则比1997年少了1,000个。教育方面，学生向来就面对学额严重短缺的况，每年约12万会考生被淘汰至只有5万人能入读高中教育，而能透过高考入读政府资助学士学位的学生就只有1万2千个。教育需求的真空就由私营的学院和补习社填补了。政府又从2000年初开始把教育产业化，引入副学士和高级文凭，再引进334学制，把原来由政府负担费用的中七学年变成由每个学生因学士学位课程增加一年而多付4万多元。学前教育在本地全部是私营的，新预算案继续推行学券计划，继续把金钱送给私营机构，把每个孩童和青年必需的教育服务当成赚钱工具。值得一提的是医疗和教育都是香港政府提出的六大优势产业中的行业，政府将来并只会不断把更多的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私有化。 老人问题也十分严重，全民退休保障遥遥无期。现时政府并无投放资源实行公营长者照顾服务，只有由非政府机构和私营机构提供的资助宿位。全港安老院舍照顾服务的7万5千个宿位中，有6成即4万5千个是私营的非资助宿位，根据社会福利署资料，轮候资助安老院舍的长者截至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有接近2万8千人。轮候护理安老院的津助院舍及合约院舍宿位平均时间长达34个月，轮候护养院宿位的平均时间则为35个月。预算案计划增加的1千个资助宿位只是杯水车薪。跟其他范畴一样，政府对公营安老服务缺乏投放资源则令私营机构大大发财。除非能够花费每月6千元或以上光顾私营机构的长者宿位，否则就只有等。现时全港约1.5万名长者需要依靠收拾和售卖纸皮维生。 从小学教科书开始，统治阶级就欺骗我们香港地少人多云云，然而现时本港的空置单位有22万8千个，预算案计划于港铁锦上路站和八乡车厂上黄盖再提供8,700个单位及5,000个置安心单位予人作投机炒卖。超过30万人正轮候公屋，计划每年兴建的公屋单位只有1万5千个。社会主义行动认为，每年兴建的公屋单位元元数量需要5万个。 我们不能寄望这不民主的政府会有何举措造福社群，即使设立最低工资等改革也是基层群众自己争取得来的，我们必需团结更多的基层群众参与抗争，捍卫我们劳动者的利益！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撤销800亿劫贫济富预算案，反对亲富退税政策，增大公共教育、医疗、福利开支 香港： 访问“反种族主义青年”活动发言人余炜彬 2月3日，在岭南大学校园，约20名来自岭南大学、中文大学和香港专业教育学院（IVE）等大专院校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苹果日报》刊登种族主义广告。本次示威由“反种族主义青年”（YAR）发起，活动发言人为岭南大学学生暨社会主义行动成员余炜彬。以下与余炜彬的对话： 1) 为什么你和你的同志要组织“反种族主义青年”？ 香港一直弥漫著种族主义的气氛，二月一日《苹果日报》刊登的“反蝗虫”广告是一个转折点，令我们认为迫切需要组织“反种族主义青年”。我们廿多名来大学生在岭南大学抗议苹果日报散布仇恨言论，当场焚烧“反蝗虫”广告。种族主义是鼓吹暴力，以限制民主自由来达致排外目的，威胁普罗大众的民主权利和人身安全，它排他的逻辑不单单是针对“外来者”，更会延伸至其他弱势群体如领取综援人士。右翼民粹在政治真空中发展迅速，一次性的抗议行动并不足够，我们必须建立坚实的组织进行长久战，提供一个左翼的论述以揭露社会的真相。 2) 种族主义在香港是个严重问题吗？ 由英殖时期，建制有意识煽动起的对越南船民和香港艇户的歧视，或对南亚英军后代的歧视。到今天，政府利用港人内地非婚生子女居港权、外佣居港权或双非孕妇来港产子议题，大打种族牌以达致其一时目的，如转移公众对政府亲商政策、公共开支不足、利得税率甚低等问题的视线。纵然，现在的香港与国外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围绕著岭大种族主义教授陈云＜城邦论＞的，是自觉的种族主义者，明明白白的主张香港的“文化优越论”，又指大陆人是蝗虫，用的是残体字。种族主义者的仇恨言论更有从虚拟世界走到现实的趋势，例如“唱蝗团”和有人报称看见内地人推婴儿车路过而上前撞了一下。若果没有人组织青年反抗，种族主义可以走向更危险的情况。 3) 对于公共开支不胜负荷，你认为如何解决？ 公共服务不足源于政府不断的私有化方案，最严重的要算是医疗和教育的私有化。例如医疗开支在历年削减之下仅得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二点八，公立医院的床位比九七年还要少一千张。教育的开支亦仅得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点六，比例上比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更低。这些问题都源于资本主义的利润制度。解决公共服务不足的方法是立即公有化所有医疗设施、公共事业，受工人选举的委员会民主管理，充公所有空置房屋和个人的第二套住房，供有需要的人入住，大幅度提高公共开支，废除资本主义利润制度。 4) 对于外佣居港权议题，你的看法如何？ 外佣居港权议题是由统治阶级煽动起来，以在去年区议会选举打击参加五区公投的政党。他们以夸大事实、伪造数据来煽动起香港人的犬儒主义。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一向对外佣实施歧视政策，例如外佣的最低工资（即同时是最高工资，大多数雇主不会支付高于最低工资）远低于本地人，以维持本地的廉价劳动力。所以本地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外佣实际上是扣连在一起的，应该团结反对资本剥削和两地腐败的统治当局。我们应以由两地劳动人民所组成的出入境委员会负责审查移民要求。 5) 今天香港的反种族主义斗争水平如何？ 我们第一次焚烧“反蝗虫”广告向种族主义者迎头痛击，于一面倒的仇视内地人气氛下出现了反舆论，连苹果日报都忽然转駄，急急出了一篇“要旗帜鲜明反对‘蝗虫论’与歧视”。然而，今日整体香港反对种族主义的水平是非常之低层次，右翼及中间派政客固然走上歧视内地人的立场，外佣工会以至泛左团体皆没有信心采取行动，只想消极地逃避，期待有一天种族主义情绪会自行消失。今天的香港事实上很需要一个随时能动员一百至一百五十名活跃分子的反种族主义统一战线，才有望把种族主义扼杀在萌芽时期。 6) 国际经验及例如对于你组织“反种族主义青年”有帮助吗？ 我是“工人国际委员会”(CWI)香港支部“社会主义行动”的成员。工人国际委员会在各地对抗种族主义的经验，例如在政治运动上，瑞典、澳洲捍卫难民权，以及直接行动上阻截种族主义政团游行，或者阻截政府遣返难民回国，故此与国际同志定期交流，都可以作为借镜。我们瑞典支部有同志曾经被纳粹分子列入暗杀黑名单中的第二名（原来的第一名已经被杀了！），试问在香港面对些许电话滋扰和网络上的人身攻击，又怎能阻止我们继续斗争？ 7) “反种族主义青年”未来有什么计划？ 我们会继续深化在大学的组织，建设坚定的反种族主义团队。我们目前有来自岭南大学、中文大学、城市大学等会员，要加强在重点院校例如岭南大学和中文大学的组织工作，设立街站和派发传单，并且要举行定期的政治讨论会，加强会员的政治教育，增加会员人数。日后如果我们组织力量够强大，除了与工会及左翼团体组织抗议，更会去进行反抗议反宣传，例如种族主义的建制组织“爱护香港力量”有宣传时，我们会组织更多人到场抗议，甚至阻止他们的宣传行动。 8) 什么人可以加入“反种族主义青年”？会员需要干什么呢？ 参加反种族主义青年的唯一资格限制是参加者必不认同种族主义观点，并以左翼理念与之抗争。我们既有十三岁的会员，亦有六十岁的会员；既有本地人参加，亦有内地人、美国人、墨西哥人等等参加；既有学生，亦有职业青年。我们不要纸面上的会员，需要成员挺身而出切实参与抗争，并勇于招募更多成员加入。作为我们的成员将会有一张会员证，会员应该公开自己的身分，在朋辈中建立一个拒绝种族主义的气氛，并且参与反种族主义青年的政治活动。 香港：小圈子选举自寻死路 香港的特首小圈子选举沦为一场丑闻缠身、丑态百出的闹剧。最近几周接连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好像天天反复印证一句俗语 – 真相比小说还离奇。香港亲北京的统治权贵和商业巨子的贪渎腐败、无耻谎言、犯禁违法和任人唯亲的酱缸文化暴露无遗。更甚者，丑闻涉及三个月后将卸任的在任特首曾荫权。由于接受款待、乘座私人飞机，曾荫权在立法会道歉，指“连串事件动摇市民对制度的信心”。 我们目睹了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抗议浪潮，群众群起反对操控政经决策的“1%”资本家。但香港的小圈子选举制度甚至没有向1%的选民开放！ 0.017%的香港市民组成的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将选择决定下一任特首。该委员会主要是由商家和有钱人组成，还包括少数的所谓“业界利益团体”以略作装饰。无论如何，最终还是由中共当局一锤定音。 假戏真做 东歪西倒 上两届的2002年和2007年特首选举中，北京只派出一名候选人，令其当然“当选”。这一次，当局有种种原因，要假戏真做，从建制阵营中推选出了第二名候选人，应付民间要求实现真正民主的声音。小圈子选举声名狼藉。因此，为了给予获胜的候选人一定的“合法性”，北京精心编排一场“竞选战”，并安排了所有选举需要的真实内容（竞选宣言、民意调查、竞选集会和辩论），但是恰恰没有真正的选民！自编自导的“伪选举”令北京未来多一个操控局势的手段，以便去把弄和限制群众要求普选的要求，维护自己的牢牢手握大局的“底线”。 根据他们的计算，无论未来选举权如何扩大，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可以改组成为提名委员会，成为“过滤系统”以排除建制不想要的候选人。 但中共预想的“绅士之间的较量”彻底崩溃。香港人目击一场唐梁两营之间的殊死混战。毫无疑问，这反映了香港的资本权贵内内部的权力斗争，而候选人激烈冲突幕后的阴招诡计更反映出中国专制当局自身出现的分裂。 唐营节节败退 从一开始，北京青睐的特首候选人就是商人出身的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一个恶名远播、昏庸无能的“纨裤子弟”。但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他今天竟然会在竞选中节节失退，当中他的行径暴露其愚蠢无能的特征。同时，唐营受挫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所谓商业天才组成的“强大团队”到底是些什么货色。唐英年的竞选团队是由东亚银行老板李国宝领衔、前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作为“高级顾问”。另外，助选团队中的刘銮鸿（刘銮雄的胞弟）近来也恶名远扬，因为他动用价值1.52亿的豪华游艇，“顺道”将出席完澳门赌场春茗的特首曾荫权及其妻子载回香港。 唐英年一家的九龙塘豪宅非法僭建揭示出一个宏大的“地下行宫”，拥有葡萄酒品酒室、健身房、美发沙龙、多用途影院和日式浴堂等设施。唐宅图则暴光后，唐英年的谎话连篇、诿过于人，无耻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最初他先是根本否认地库的存在，接著又声称非法僭建物不过是个“储藏室”，最终竟然诿过于他的妻子！如果当初2007年修建房屋时的设计包含了此非法地库的话，唐英年及其妻可能会因为欺骗屋宇署而入狱两年。两人已经被下令拆除地下室，被传需要以混凝土灌入填补空间！ 游艇和僭建丑闻揭示的资本权贵穷奢极欲、腐败不堪的生活，与香港稠密的居住环境和惊人的生活成本对比鲜明，使绝民众感到恶心与愤怒。拜曾荫权的商家朋友所赐，世界上最难负担的住房价格（与收入比）就在香港。据报的唐英年2400平方英尺的地库面积要比香港普通住房单位的平均面积大5倍，是我们恶名昭著的木板隔间房面积的40倍！ 最近美国国家科学院一份调查发现，“富人比那些不富有的人更可能撒谎、欺骗和违反法律”。这一调查结果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不但不意外，还恰恰为唐英年和他同伙加以印证。唐英年自己是政府打击非法僭建物的一个负责人。去年五月，在曾荫权住所非法僭建丑闻曝光后，政府成员被勒令“妥善整修房子”，并要申报告所有非法建造，当中有五名政府成员被发现违反法律。不仅是违法越轨行为本身，真正惹怒了百万民众的，是权贵自以为是，超乎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上的心态。唐英年声称他的竞选是“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正如《南华早报》一位专栏作家指出：“（核心价值就是）富人拥有知法犯法的权利。” 唐英年为何不退选 《南华早报》的社论表示，“唐英年已别无选择，只有退出竞选”；《苹果日报》则说，他的信誉已经被“埋葬在地库”下。然而，唐英年仍然步履蹒跚地继续竞选，被人们形容为“无耻的”、“荒谬的”与“滑稽的”。这显然不只是唐一个人的决策（说起来唐英年自己有否曾经做出过任何决定），而是反映了北京当局和富豪推波助澜。民意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说他应该退出竞选。即使是当年唐英年有份成立的自由党，也机会主义地表示，“如果民意仍然不接受唐英年，自由党选委不会投票给唐英年”。 这不只是唐英年个人的“无耻”和“荒谬”，而是制度本身带来的问题。从一开始，何俊仁参选特首就是为了争取民主党的曝光，并对北京当局显示他的政党追求“通过谈判实现民主”的幻想。更难堪的，是民主党何俊仁决定继续作为“陪跑小丑”，在这场闹剧中折腾。 正如《社会主义者》杂志始终强调的，真正的民主权利从来不是“仁慈”的专制当局授予的。民主必须通过群众斗争去争取，不仅在香港，还需要与中国大陆的群众斗争联系起来。泛民主阵营中的妥协派，没有真正地抵制专制政权，反而为小圈子选举与2010年政改方案保驾护航，以粉饰“民主的”门面，注定被中共当局玩弄于股掌间。 候选人唐英年是一个上海纺织名门家族的后裔，其父亲唐翔千在2010年被列为香港第40位最富有的人（“福布斯”杂志），据说与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关系密切。他是统治权贵的首要选择，得到香港一批“知名的”银行家和地产商的支持。12个大型地产集团掌握著选举委员会中的64票，其中38票已经明确指定支持唐英年。此外，汇丰银行的亚太区行政总裁王冬胜最近刚刚下令在香港裁减3,000个职位，他与香港首富李嘉诚一样都是唐英年的重要支持者。 商家想在礼宾府里安插一名恭顺听话的自己人。他们对雄心勃勃的梁振英心怀警惕、疑虑重重，视他为对大亨们统治制度心怀不满的二线商人们的代言人。虽然两者都清晰拥护资本主义，但是唐英年更是笃信“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正统教义；而梁振英则更类似社会自由派，倾向于在养老金和住房等领域的政府干预。有反梁营的商家攻击他为“社会主义者”，但正如极右翼共和党人对奥巴马也有类似的攻击，是极其荒谬的。 危机在此，下一步怎样走？ 不管谁能在选举中胜出，北京现在都面临严重困境和政治危机。在地下行宫曝光后，许多人认为北京会匆忙推出“B计划”，在二月底的提名最后期限前，派出新的候选人，如民建联名誉主席曾钰成。但目前暂时北京仍然坚持“A计划”，一方面是因为当局认为，当前的任何计划改变都会表现自己惊惶失措，另一方面当局亦正犹豫于下一步棋怎么走。如果推出第三名建制派候选人，会令在3月25日的选举中将没有人能得到所需要的601票，增加流选风险，而不得不在5月重新进行选举，导致出现更尴尬的局面。 如果唐英年在群情汹涌下被当选的话，香港将面临“管治危机”。甚至唐英年的前战友、自由党名誉主席田北俊也警告，2003年七一大游行反对廿三条、数十万人走上街头的一幕可能重演。如果成真，影响波及范围将超越香港。习近平作为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继任人，是中共当局中香港事务的最终负责人，对选举失控亦要负上责任。一位与中央政府关系密切、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进一步说明：“如果香港局势失控，这将对（中国）新的领导班子带来负面影响。这不只是香港事务。”(《南华早报》，2月29日) 唐梁之争的激烈程度连北京都被吓了一跳。这反映，在“选举”工程和与之相伴的互相抹黑，大大激化资本建制派内部的权力斗争。这也是中共当局不想在中国推行“西方民主”的主要理由，因为它深知，现阶段当局内部的权力斗争仍然受到专制制度这一“束身衣”的束缚与压制，任其爆炸将对自身的统治构成威胁。这种上层的内部分裂也是资本主义危机日益深化的表征。大陆即使要推行限制重重的香港式假选举，也很可能会形成统治危机。如今北京对香港选举的局况未能牢牢在握，这对中央自身都是一个警号，未来任何“改革”的想法对其统治皆极其危险。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共当局就与香港的名门望族建立起密切联系。自1997年以后，当局更愿意透过这批富豪来统治香港。中共当局之所以支持唐英年，因为他是豪门眼中的“安全可靠的代言人”。北京方面之所以给梁振英参选开绿灯，不过是为了增加一些“有选择、有竞争”的错觉。梁振英的盘算的，很可能不是今届当选，而旨在下一届2017年的特首选举。但选举就像任何领域的斗争一样，它自有其逻辑。梁振英自己可能都没预料到，由其阵营发动的“地库丑闻”会发展成灾难性的政治局面。但是覆水难收，如今这对于整个体制的损害已经是木已成舟。 甚至比中共当局，资本权贵更不漠视民意调查，更不拘泥于民主小节，至今似乎坚持要挺唐英年。他们对梁振英的不信任、担心他过于“独立”的想法，随著梁营竞选工程的作用日渐提高。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背后泄漏相关信息，重重打击唐英年信誉的是梁振英阵营。而且，最近也是梁营泄漏曾荫权的相关丑闻，以打击“现届政府”的威望，顺水推舟抹黑卸任政务司司长不久的唐英年。商界巨头可能会游说北京坚持挺唐英年，一是因为“无法与梁振英合作”，二是因为他凶狠的竞选战术严重损害了整个统治根基。 北京当局可能仍然选择支持唐英年吗？当前不可能作出任何确切预测。但是，从很多场合所示，香港民众群情汹涌，对中央的大为不满。中共威权统治的性质意味著，它缺少合适的政治工具管理一个“民主”，日间更复杂的局势不是依靠官僚发号施令就能解决的。尤其是如果群众的反对没能通过街头运动表现出来的话，唐英年仍然有一线生机。 正当选举闹剧令局面崩溃，对于所有反专制、反对“1%”资本家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今天群众的不满超越了针对不民主选举制度，更去到对整个统治阶级的深痛绝恶，必须以有组织的方式宣示出来。必须组织街头抗议及群众运动揭露三名候选人、其亲资本主义方案，以及令人憎恶的小圈子选举。社会主义行动将在这场斗争中起到自己的作用。旧的泛民主阵营已经崩溃，右翼泛民主派可耻地投降，现在有必要在群众斗争、民主基层成员架构、反对资本主义和专制统治的纲领等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民主运动的。在这方面决定性力量是工人阶级和青年，他们必须创建一个新的拥有社会主义纲领的基层工人政党。 香港外劳的心声 有301,000名外劳在香港生活工作。当中大部分来自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也有少部分来自泰国、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地。她们负责照顾孩童、老弱，并确保香港众多家庭生活的正常运作－这都是此缺乏福利的城市中必要的服务。而外佣得到的回报却是社会上的歧视与指责。去年，外佣被亲建制的组织和政客攻击。最近，两名建制派的政客投诉星期天的市中心人头拥挤。好像外佣们在一周这唯一的假日中能够有其他选择，她们大多都没有私人地方来跟朋友社交、休憩等。 在居港权官司中反抗歧视的外佣们成了城中热话。这被政府和资产阶级建制来攻击外佣，并将她们变成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的失败之替死鬼。外佣居港权的问题并非是特权，而是平权。为甚么对银行家与律师们——事实上前面两者在社会中的“贡献”更为成疑——与对外佣们适用不同的法律呢？。大多的外佣们根本不想要永久居留权，并认为工资以及工时的问题更为重要。《社会主义者》杂志与都是来自菲律宾的Divina、Elsa和Glenda，讨论她们的经历。 Divina：我想念女儿们 Divina十二年前来到香港。在马尼拉，她曾经是位会计经理，但跟公司发生矛盾后离开。她毅然到香港成为家庭佣工，为家庭赚取更多的收入，并负担两名女儿的教育。 她说到海外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与问题，尤其是孩子们要在缺乏母亲照料的情况下成长。这往往导致许多的问题，例如未成年怀孕、滥药和暴力等。她大女儿的住所最近被打劫。让她感到非常担心和心疼。她女儿跟其他女学生在大学附近合租了一个单位，而这次的遭遇不单是女儿的手机和财物被盗，更使她们成了马尼拉高犯罪率的受害者。另一名与她女儿同一所大学的女生在数月前遇害。这令到离乡别井打工的母亲更为担忧。 Divina早年都能够每年回家探亲，但她最近回家的一次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她负担不起两名女儿来香港探望她，所以去年四月只有她大女儿来。她非常挂念小女儿。 外佣在香港第一次订立的最低工资中被排除。“香港政府是明显地在歧视。外来劳工跟香港本地工人没什么两样，我们都是工人！”她说。 Elsa：居港权的议题反映出不仅仅是种族主义，还有是阶级歧视 Elsa在香港已经工作了差不多十二年了。自从她守寡以来，她成为了家中的唯一收入来源，需要养育两名在学的女儿。在菲律宾，她曾经当过小商贩。然而她丈夫得癌症过身后，这一切就改变了。她的经济状况让她别无选择。“离开我两名才十几岁大的女儿去到外地打工是我一生人最困难的决定。”Elsa说。 外地家务佣工完成了两年期的合约后才能够有一次两星期的回家休假。对于Elsa来说，到外地打工的问题之一是：她长期的离开并未能好好教育孩子，她最小的女儿在十七岁就怀孕了。Elsa的极力支援下，她女儿还是获得了大学学位。“我上次回菲律宾是在2011年四月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她说。 Glenda：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 Glenda今年三十三岁，已婚并育有一名儿子。她自2003年开始在香港工作。在此之前，她曾在台湾的工厂工作三年，那时候她才二十岁。Glenda来自贫穷家庭，但她也拥有大学学位。由于在菲律宾难以寻找工作，为了帮补家计，她毅然出国找寻“更好的机会”（greener pasture）。对于Glenda，到海外工作完全吞没了一个二十岁少女本该有的正常生活－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来养活家人。像许多其他外劳一样，她经历了抑郁、情绪紧张和严重的思乡病。 “那时候非常辛苦。”Glenda说她早年在香港的生活。她要早上五时起床并工作至晚上十时，不过她还是有每周一天的假期。她现在的工作更为痛苦。她跟她姊妹在一起工作生活，负责照顾一对老年夫妇。老妇人患有老人痴呆症，并经常对Glenda和她姊妹恶言相向。 她们的生活环境非常挤迫，而她俩连基本的舒适也没有。Glenda要她姊妹一同睡在地板上，仅仅垫了一床棉被而已。老妇人不让她们睡在多余的床褥上。晚上她们甚至不允许在工作情况之外使用电灯，因此她们只用手电筒。她们的食物还可以，只是老妇人总是在吃饭时不停咒骂她俩，经常以“蠢猪”相称。 她们不但在家里受到羞辱，在外面也如是－无论在餐厅、商店甚至医院。她认为这种歧视不单是针对她作为菲律宾人，也是在歧视家庭佣工。 “一次我永远都忘记不了的歧视经历是早年我主人让我带他儿子到私人游泳池。管理人竟然不让家佣们在池里游泳。这让我联想到以前美国白人与黑人的隔离政策。” Glenda的每月工资只有港币3,580，而她投诉发薪永远会迟五天。“我要附账单，买东西，我在这里付的是港币，不是披索！我们的工资根本不能让我们有尊严过活。” Glenda对外佣被排除在最低工资之外感到失望：“将我们排除在外实在是非常不人道！” 三月八日是国际妇女节，全世界的女性都会参与游行活动来为自己的权利抗争。香港亦会举行不同的集会。女性外劳比大部分人更有原因走出来抗争。我们需要属于外劳真正的民主工会，并将他们的抗争联系到本地工人的抗争－为了平等权利、生活工资和工作保障。 没有团结抗争就不会有改变！ 香港：“长毛”被判囚两个月 社会民主连线（LSD）主席“长毛”梁国雄被控刑事毁坏及扰乱公众秩序的莫须有罪名，并判囚两个月后，将可能面临被立法会开除议席。而其他示威者－黄洋达、容伟棠，邓建华及陈倩莹－则被判三周徒刑。 案件针对去年九月抗议政府所举办的就递补机制的咨询论坛的示威，这再一次反映出对反政府示威的打压。去年七一游行有超过二十万人抗议政府这个不民主的方案。 ｢咨询”论坛只不过是政府装模作样的拖延策略，来转移公众的不满，并准备在将来再一次硬推旧方案的修改版本。 此次法院的判决是对正义的效颦。所谓刑事毁坏的物件是在尖沙嘴一个会议中心的两扇门，价值四千元，而对示威者加起来的刑期却是五个月。被告们同时被控扰乱公众秩序，但事件的成因事实上是政府拒绝示威者参与那个“公众论坛”。 示威者被刑事检控 “囚禁‘长毛’的决定是一个耻辱。”曾经多番与这位社民连议员共同抗争的香港社会主义行动（工国委ＣＷＩ）的邓美晶评论道：“这证明了我们社会对于有钱人和有权势的人有一套法律，而其他普通人则有另一套法律－示威者被刑事检控，但另一方面政府高官和特首候选人可以随意违反法律、收受奢侈礼物、并与黑势力联谊。” 进行中的特首小圈子选举，将会在星期天由一千二百个精英选委投票举行，而这个选举自身已经变成一个闹剧，(特首)候选人及其竞选团队接二连三地被揭发肆意违法和与犯罪分子狼狈为奸的丑闻。但是挺身对抗这完全反民主制度的人士却遭到警察的镇压、法律与媒体舆论的嗜血攻击。 正当香港要求民主的声音越来越大，群众对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的不满越来越深，由中央支持的资产阶级建制正寻求新的打压方法。针对“长毛”的法院案件是明显的政治检控，是对他和他的政党的报复，只是因为他们在2010年为抗议龟速的民主进程而发起的变相公投运动中反政府的角色。 四十五年来最多打压的一年 政府对示威抗议愈来愈有出的对抗性和强硬手段的趋势，并在一年前委任了鹰派的曾伟雄作为警务处处长。曾伟雄所领导的警队明显地改变了作风，在2011年拘捕了416名示威者，相对前年只有50人。这是自1967年导致数十人死亡的反英暴动以来拘捕人数最多的一年。 立法会议员如果被判囚超过一个月就可以被解除议员席位。我们现需要一个有力的群众抗议运动来要求解除对这五名人士的莫须有指控，并揭露这法院判决的阶级偏见。 •撤销对“长毛”梁国雄和其他四名被控人士的罪名 香港元州：领汇漠视居民需求建制议员敷衍塞责 居住于深水埗元州村元和楼十多年的街坊周先生，本月联络社会主义行动元州村区议会前仗候选人邓美晶（Sally），表示希望我们能协助元州村特别是元和楼的居民解决两项与元州领汇商场内设施有关的问题。 首先，由于领汇商场二楼可直接通往长者宿舍元和楼，而同时商场有自动扶手电梯通往二楼，因此元和楼的长者一般习惯经由元州商场回家。然而，商场近发祥街出入口的电梯每日会运行至凌晨十二点，而迎长发街一侧的电梯却会在十点钟停止运作，这样就对元和楼的长者造成极大的不便，令他们不得不多绕超过一百米的距离方能回家。 另外，近发祥街的商场出入口两道玻璃门中其中一道长年累月失修损坏而不予开放，由于该出入口可直接通往保安道街市亦较接近地铁站，因此人流量甚多，一道玻璃门的损坏足令街坊不得不集中拥挤在另一道门通行。周先生指，该玻璃门经常损坏，多次维修后不久却又再次因损坏而不予开放，而今次更关闭了四个月仍未修复，令街坊感到相当不满。 对于上述两项情况，周先生无奈地告诉我们，无论是当区民建联的区议员陈伟明，抑或办事处就设置在元州村内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还是民协的施德来等，对于这些问题表现出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要么称爱莫能助，要么说自己不太了解情况。因此，周先生希望我们能够给予协助，跟进这些问题。 不到半年前，在一片涉嫌舞弊和种票的阴霾下，建制派得以在选举中“大胜”。当时，我们社会主义行动联合社会民主连线组成选举同盟参予了这一场选举，以我们激进进步的政纲为元州村的居民提供一条左翼的替代方案。最后我们得到了近五百票的支持，百分之八的得票率。这对于我们，一个年青的激进力量，而言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成绩。 在该次选举中，建制派民建联的候选人获得了三千多票而连任。选举期间，我们指出建制派乃至右翼政党民协只著眼于对居民以小恩小惠的笼络，却在实质的工作上推诿责任、腐化无能。特别是对领汇疯狂加租，漠视区内民生束手无策。很不幸地这一个情境，却被我们再一次所言中。 当我们的成员与周先生面谈并到元州商场了解情况后，立即就前往元州商场的领汇办事处跟进问题。一如所料，领汇方面采取推诿的态度，他们表示，商场本应十时正关门，只是近发祥街一侧由于二楼酒楼客人未散，所以才让电梯运作至十二时；至于玻璃门的问题，他们侧推诿于“承建商”身上，指正在等待他们提供合格的零件以作维修，并称“最快四月底方可修妥”。但直至临离开之时，领汇方知道我们成员的身份并交换了名片。 结果，当我们正准备动员受影响的街坊举行一次反对领汇漠视街坊需求的示威集会，与领汇交涉两日后，邓美晶再次接到周先生的来电，表示虽然电梯问题仍未解决，但那“最快四月底方可修妥”的玻璃门却已经完成维修并重新开放了。 一方面，这充分暴露了右翼政党政客的无耻无能。这一事例非常生动而现实地说明了民建联无论在选前或选后如何大洒金钱以图笼络或声称自己如何“务实”，最终都会原形毕露。同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到半年前有人曾经口口声声的标榜自己“服务社区”多少年，或称自己如何“熟悉社区情况”。平日里高薪厚禄，堂而皇之地居庙堂之上，但却对社区小小一件举手之劳的事情却束手无策。 另一方面，从与周先生的访问中得知，事实上在领汇上市前，元州商场两侧的电梯都是开放至凌晨十二时，相信领汇是为了节省电费成本而缩短开放时间。领汇一直以来漠视民生需要，一味贪得无厌追踪利润。我们的政纲早已提出过“充公领汇资产，收归民主公营”，亦多次发动示威反对领汇霸权。而这一次我们亦有理由相信，领汇由一开始意图推搪拖延，到知道我们成员身份后由于畏惧群众抗争而加紧维修。说明社区事务，不能信任由政党政团包办，民众必须亲自投入参与，方能为自己争取到改善。 虽然现时玻璃门业已修好，但这并不意味著我们的工作到此为止。电梯问题仍未解决，我们正计划发动新一轮抗争行动向领汇施压；周先生亦表明愿意协助，并已有十多名受影响的街坊愿意参与。 当然，我们亦不会忘记，问题的根源在于领汇私有化本身！因此，我们亦同时坚守我们的立场，——充公领汇资产，收归民主公营！ 香港：豺狼上台 民主斗争的暴风雨 3月25日，正当权贵主导的选委会宣布梁振英“当选”为候任特首之时，3000名示威者于投票中心开始高喊“梁振英下台”，这是中央极权傀儡的一个不祥的新开始。示威者受到警方胡椒喷雾的攻击，显然亦是大事发生前的警号。在这场不民主的选举闹剧结束一星期后，成千上万的民众势要参与4月1日首个反梁振英的游行。 上星期投票后，一场前所未有最恶劣的选举“圆满”结束。对北京来说，这是一场政治恶梦，破坏了所有候选人的声望，更进一步令香港不民主的政制恶名远播，而北京几乎无掩饰地控制是次选举，深化了公众对中央的对立意识。更甚者，是次小圈子选举离不开贪污丑闻、违法事件、官商勾结，连带大力打击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即使选举已过，丑闻依然继续，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以及两名地产界钜头（敦氏兄弟）正涉及贪污事件的调查，事件前所未有地惹人注目。丑陋的选举工程不免危及胜出者，为下届特首造就不利条件，而非如北京所愿令其取得“公众合法性”。 只有57%的选委会(689票)投票给梁振英，是1997年香港开始特首选举的“表演”以来最低的得票率。（小圈子选举只有1193名名人精英可以投票，其中大多数是最有钱的资本家）。梁振英于北京控制的选委会内仅仅取得多数，但他在社会上真正的支持度却低得多。一个由数间大学合办的模拟投票（民间选举）吸引了223,000人投票，更准确地反映了民意：54% (119,000)投白票，只有17.8%票投梁振英。 超出中共政权的意料，是当初让两名亲北京候选人竞选，原本为制造“民主选择”的遮丑布，结果却引发一场唐梁两营之间完全失控的斗争。一名评论员适切地将是次选举总结为“政治宰杀场”，而令香港资本权贵展开前所未见的分裂。 “防暴警察及催泪弹” 选举接近尾声之时，资本权贵阵营分裂的激烈程度展露无遗。当时已无望获胜的唐英年指控梁振英于2003年的一个高层秘密会议中，建议使用“防暴警察及催泪弹”镇压反对廿三条国安法的示威者。唐英年又指梁振英又想限制商台的牌照，以惩罚它宣传鼓吹反政府抗议活动。虽然梁振英强烈否认，但超过一半人口相信指控属实。事实上电台牌照一事并非什麽新事，当时报章亦有报导过梁振英的立场。 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2003年时梁振英并非唯一一个考虑使用镇压手段的人。唐英年的指控引致其他秘密洩漏，例如当时任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数星期后引咎辞职）曾经与自由党党首田北俊讨论可能要动用解放军。政府当时退让的主要原因，并非基于“和平主义”或“捍卫香港核心价值”，而是因为2003年7月1日五十万人游行上街，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当时民众的愤怒情绪。在此情况上，政府使用残酷镇压可以促发反弹，发展出半革命的气氛。 唐英年因为散播这些资讯，被一些资深的政治人物严厉讉责。北京对于他的讲话大吃一惊，并毫无疑问地十分忿怒。唐英年的指控关乎到资本权贵极力隐瞒的最内部秘密，即“国家”的真正本质，以列宁的语汇《国家与革命》可以将之归结为“特殊的武装队伍”。 唐英年打破此“禁忌”，足以証明了资本建制内的斗争是如何激烈和严峻。他后来坦承，当知道“梁振英有机会胜出”后，便决定打破政府的保密协议（对此他可能会面对纪律处分）。但事实上，唐英年及其强大的利益后台一定知道，最后阶段时唐英年的选举工程在政治上已经死亡。唐英年选举期间丑闻不绝，如果他胜出将会造成即时的管治危机。对梁振英的攻击是用来摧毁整个选举，造成僵持状态，迫使发生以新候选人参与的第二轮选举。选举前的一个民意调查指出，四分之三人口对流选及新候选人表示欢迎。大部分人对唐、梁、陪跑小丑民主党何俊仁的态度是“别吵了！你们都去死吧！”。 但中共不想有任何重选发生，故此于3月14日人大会议闭幕后，中央政府开始游说选委会投票支持梁营。“我们的底线是不想见到流选发生。”一名不透露姓名的北京人士消息指：“拖延多数星期只会引发更多互揭隐私以及建制阵营的分裂。”(《南华早报》, 3月21日) 最后数天，选举工程变得更公开及笨拙。中联办不但派人到处游说，更向报章施加压力不得刊登批击梁振英的报导。树仁大学新闻系教授梁天伟指，中联办干预媒体是一个趋势，现在做法更为赤裸。 此外，有报导指李嘉诚曾于人大会议后于北京与接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当中习近平要求他转向支持梁振英。“李超人”不但拒绝，更将此事透露公众。 即使在选委会的权贵阵营之内，梁振英的支持度都难以令人信服，却迈向成为97年以来香港最脆弱的候任特首。正如很多评论员所指，即使如预期一样，梁振英会于上任早期实行一些民粹的开支政策，但他似乎也不能享受任何政治蜜月期。正如低收入家庭、无家者、老年人需要大量政策援助之际，梁振英将面对来自资本权贵的压力。这些权贵深深分裂，又对梁心抱怀疑，如果梁振英有响起任何警号，要放弃香港传统的“小政府”教条，他们一定会怒吼。在选举的最后数星期，梁振英已经开始减少谈及社会政策纲领。《南华早报》发现，唐英年的选举纲领其实比梁振英的包含更多开支计划。 廿三条立法 梁振英是强化国家机器镇压、勒紧香港“抗议文化”的强硬派，去年有数千个大小的抗议活动，议题包括社会议题以及民主诉求，而警察愈来愈以强硬取态对付。盛传梁振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他多番否认。数年来即使他自己是政府一员，却有技巧地向特首办发动挑战，扮演著批评政府的角色。（由1999年来他一直是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召集人，直至2011年辞职参与此选举） 梁振英于选举后翌日到访中联访，证实了广泛公众的看法：北京比以往更多地控制大局。现时有传中间有一个交易，为回报中联办游说有功，梁振英会从事“四大政治任务”：通过廿三条立法、实行国民教育（亲中国／中共）、扼制港台（时常直言批击建制的公营大气电波）、政制发展（以北京可接受的方式实行普选）。 特别是，梁振英力图推行廿三条立法（很多人假定2003年事件后廿三条已告一段落）。那年夏天的群众运动触发了政府重要的管治危机，以及特首董建华（也是梁振英的“良师益友”）的辞职。如果廿三条当时通过，会深化香港政局的“大陆化”，引入中共对集会及组织自由的严苛打压，进一步箝制媒体（现时已被依照北京意愿扭曲），禁止公众鼓动反对一党专政。廿三条会给一张空白支票，让政府可以镇压任何挑战北京专制政权及香港资本主义的运动或斗争。这会将香港转向至警察国家。 反对派政治领袖警告，梁振英会预备“白色恐怖”的统治，不是没有理由，纵然他脆弱的选举会令他面对很大问题。在鹰派警务处处长曾伟雄上任后，警察採取更衡突性的策略，使去年有440名示威者被捕（相比之下2010年数字为50人）。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正在斗争反抗报复性的两个月判囚，法庭声称他扰乱一个政府谘询论坛，其他几个示威者亦面临相关判监。这些都是政治大陆化的警号，而梁上任后很可能会被强化。 为了反对镇压手段以及新政府推行廿三条立法，需要一场与以往不同的群众运动。2003年的游行展示了民众对此议题的深刻感受，而今天中国日益加强镇压下，已经大致上否定了对中共“民主化”的希望，民众对廿三条更为反感。这运动可以并必须以街头抗议开始，但不能停留在此水平，这是不足以对抗的政府制止抵抗的决心。 反廿三条、争取全面民主权利的斗争必须连繫至其他政治武器，例如罢工、杯葛运动等群众集体行动。今天欧洲工人正反削支政策以及“三座大山”(国际货币基金、中央银行和欧盟)的不民主统治，例如爱尔兰的集体拒绝付款运动以反对紧缩税项。这运动是由左翼领导的，当中社会主义党（社会主义行动的姊妹组织）扮演重要角度。在香港，我们必须引领大中学生加入反廿三条的阵营，推动一天罢课为开始的理念，以至其他形式的群众行动，从而将抗争扩散至其他领域。 未来迎战鹰派梁振英的斗争必须要充分组织和准备，需要有纠察队以及更自律的游行，去迎接去挑衅性的警察（包括混入搞事分子）。这表明需要建立民主群众组织去斗争：战斗性工会，更重要的是真正基层工人政党。 政治震盪 梁振英的胜利标志著由过往政府重要的转折。他是精于计算的资本主义政客，并曾经使用民粹主义去营造“亲穷人”的形象。有些反梁的富豪甚至攻击他是“社会主义者”，一个可笑的指控！梁振英在香港和中国建立了与中共派系及商业利益的连繫，明确地支持资本主义政策。在1990年代末，他帮助时任总理的朱鎔基的政府起草了《物权法》草案。“他因为推动中国土地所有权的政策的改变而备受讚赏。”1997年5月《亚洲週刊》写道。 曾荫权的领导班底是富豪的走狗（固此富豪较支持唐英年）。梁振英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可能会尝试利用社会民粹政策，例如房屋和退休金等，去粉饰对公民自由权利及民主斗争的攻击。他继承了库房水浸的政府，有$6500亿港元的财政盈馀。这给予他的政府一些馀裕，而北京的“竞选管理者”会要求梁振英展开新政府的一些开支计划，尽快克服他低民望的形势。 但是，小圈特首选举闹剧展开统治阶级历史性的分裂，令梁振英的任务更为複杂。 统治阶级分裂成两个阵营 《南华早报》的社论指：“梁振英面临的首个挑战是令人却步的。激烈的选举期间两个亲建制阵营前所未有地分裂，梁振英必须将之修补。” 马克思解释过，当统治阶级失去信心去继续现行制度时，革命因统治阶级分裂由上层开始。唐梁两营的选战展开了资本建制间激烈的分裂，难以修补，反而可能会因为香港政局持续不稳而“制度化”。这是北京所恐惧的。 挺唐的主要富豪正在为他们的挫败疗伤。对这群习惯呼风唤雨的人来说，这是97年回归以来首个挫败。尤其是当梁振英企图争取民心而动用一些民粹政策时，会侵犯到富豪的垄断利益，而选举期间权贵间残酷的内斗会继续，反梁的资本主义势力会尝试打击及惩戒他的政府。北京正紧急调和，拉近战斗中的建制派系，但处于现时经济危机深化、社会分化严重的环境，这似乎难以成功。 资产阶级的分裂亦与中共日益尖锐的权力斗争有相当密切关係。清洗薄熙来标志住主要派系斗争正在展开，当中围绕住现任领导胡温的团体与候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组成联盟，去排挤亲江泽民的派系（例如薄熙来及唐英年）。从1990年代以来，江泽民的“上海帮”在中共把持很大权力，现在可能有所改变。这过程只是开始，随著新一轮震盪及危机，当时中共领导班子交替愈近时，斗争会进一步激化。这反倒过来会波及香港政治，并影响两个建制阵营的形势。 香港正处于风眼位 这不仅是新届特首面临的问题。当全球经济危机波及香港的极新自由主义及开放市场经济之时，唐英年可能会感谢梁振英抢走他的工作。对香港资本主义来说，现时两条阵线上会有很大麻烦：欧洲及中国。最近国际货币基金(IMF)报告响起了震惊的警告，中国硬著陆的话，香港比中国会受到更严重打击。国际货币基金(IMF)警告，中国房屋泡沫崩溃可以触发银行危机，抵消年度4.5%的经济增长（将预料的8.5% GPD增长减至“硬著陆”的4%）。它亦警告，当中国经济增长每下降1个百分点，香港则会下降1.25个百分点。其中一个原因是香港银行庞大地涉及内地业务及其房产市场（现相当于香港GDP的200%）。这份报告亦警告，欧洲的萧条对香港的影响比欧州本身更严重，欧洲经济增长每下降1%就会演变成香港经济增长下降1.5%。这是因为香港与欧洲的庞大贸易（输入、输出、和对内地输出输入的转口贸易），亦因为欧洲的银行在香港经济中有著重要的角色。 泛民分裂继续深化 新民党领袖田北辰警告，在梁振英管治下，香港的政治版图会更为分化。他指泛民主派及建制派内部都会有“进一步分裂”。 何俊仁参选小圈子选举以至难堪惨败，但民主党显然不会得到任何教训。(何俊仁连泛民选委的一半票数都拿不到)。无论是竞选期间还是梁振英胜利后，民主党领导人均表示愿意与新届政府展开会谈。 梁振英会试图平衡不同阵营和派系，在它们之间挑拨离间。不能排除他会试图拉拢反对抗争的泛民温和派， 甚至在更远的将来让他们担任政府职务。民主党明显不会排除会这样做，虽然现时梁振英欠缺民众支持，但让泛民担任政府要员实为言之过早。梁振英亦会谋取北京支持，利诱泛民领袖更多交谈，从而令泛民由反对及斗争的道路上离开得更远。 因此，香港正进入新时代，一个暴风雨的时代。今年七一游行数字将会期望更高，而廿三条会成为焦点。当天正是梁振英接任的第一天！ 当务之急是为反梁振英不民主、反亲资本政策的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提供一个组织平台。旧有的泛民主派运动显示，受制于其亲资本主义观点以及对群众斗争的畏怕，它已不能为民主权利和全民普选展开真正的斗争。社会主义行动(CWI)为群众性工人政党及战斗性工会而努力，我们强调，要将香港的民主运动和反资本主义斗争连繫至内地日益壮大的反中共独裁运动。 五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香港：五一是庆祝国际工人运动的传统节日。劳动节源于120年前，自此五一经已与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工人权利斗争（尤其是八小时工作天）密不可分。 支持消防员！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最高工时八小时与五天工作周，同时不得扣减工资！工会一定要为增加实际工资而斗争，并与缩短工作周的目标链接起来。 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民主的制度，由“1%”的超级富豪统治真正创造社会经济财富的“99%”大多数人。由美国“占领”运动的群众抗议，到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以至欧洲工人的反抗与大型罢工（详情请参考本期关于西班牙、爱尔兰以及美国的文章），全球群众都在反对这个邪恶的制度。 零八年，全世界的大银行制造金融危机后置身事外、本性不移继续捞取大量利润。正当世上千万民众被推向贫穷线以下之际，商价巨子却猪笼入水。 香港最富有的40个富豪的总身家为17,170亿港元，是香港政府每年医疗开支的三十倍！一直以来，资本主义信徒不断告诉我们，如果有钱人可以“投资创新” （即投机）的话，财富就会“向下滴漏”。天大谎言！贫者愈贫才是现实，现在每五个香港人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下，自从1997年以来明显上升。即使在世上最富有国家美国，全国学生借贷超过1万亿美金（约合7,760亿港元），最近有数千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免贷文凭”。 在五一劳动节之际，必须要指出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首先，通涨问题恶化，尤以房屋和食物价格直飙，劳苦大众十分耘耕，一分收获。公平工资网络（ Fair Wage Network）警告，实际工资“冻薪”将会是香港2012年打工仔的趋势。当然，比起2011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 1.7%，这已是有所“改善”了。 支持最低工资40港元——反对歧视 同样，经过多年争取，最低工资去年终于落实，但每小时$28即要工人挨饿，我们亦要加大施压力度。单单要弥补一年来的通涨幅度，今年最低工资至少要提升到$35。我们需要发起运动，组织起低收入、年青和年老工人，并发动工会“战争”向恶名昭著的高度剥削行业（包括快餐店、便利店、餐饮与酒店）宣战。最基层的工人由自身组织、为自己斗争，能够强化工会，并将之演化成战斗组织，增大所有阶层的工人的议价能力。当然，雇主已经组织起来反对工人福利，工会领导必须以抗议迎头痛击，不只是召开记者招待会，而是切切实实展开斗争！ 更可耻的是，外地佣工的歧视正在继续，并不断恶化。社会主义行动要求最低工资立法覆盖所有劳动者，包括外藉工人。如果我们在政府将外佣、女性、年青工人等群体打成“二等公民”时袖手旁观，打压最终会降临至全体工人，并会削弱及打击整个运动。 反对种族主义！ 因此，社会主义行动捍卫本地及外来工人的的全面民主权利和法律保障，包括加入工会和罢工的权利、自愿性居留权，并为有尊严的工时及工资斗争。我们要铲除滥收费用的吸血中介公司，莫任之成为外佣负担。抵制这些中介公司匪类的唯一办法，就是要将之民主公有化，并取消向外佣征费。 “社会主义行动”与“反种族主义青年”极力反对资本建制不断煽动种族主义，抹黑外佣和内地移民等群体，旨在分化工人，并边缘化工人权利与民主权利的斗争。同样，血汗工厂为全球亿万富豪茹毛饮血的工具，而当中工人无数的抗争果敢坚毅，令我们不得不致以崇高敬意。 我们要求中国允许真正的工会和罢工的自由，并建立群众运动来打倒亲商贾的“中共”独裁。五一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重温过去全世界工人艰苦斗争中赢得的经验：“一方有难，八方支持 － 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社会主义行动成立未到两年，在香港仍是一个新组织，旨在为一个具群众会员的、新的工人政党奋斗，并以社会主义取代混沌无序、多灾多难的资本主义。在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旗帜下，我们将与一众志同道合的党派，在40多个国家进行五一游行，枪口一致高喊：资本家，滚蛋！ 资本家，滚蛋！ 我们要立即全面实行民主，并结束内地的一党专政。但这必须要连系至打破“1%”资本家的经济统治：将大企业与银行公有化，实行公共民主管理，并将之运用于计划真正的工作职位和廉价房屋，并大量增加公共服务。社会主义行动与工国委(CWI)在眼前的斗争发挥积极作用，争取减低工时、生活工资、反对种族主义、反对歧视，但我们亦将这些议题连系到需要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如果你同意我们的社会主义主张，欲强化反抗“1%”资本家的斗争，请勿犹豫，立即加入社会主义行动！ 香港：专访社会主义行动新成员 NATE 同志，你能首先简单介绍下自己吗？ 大家好，我叫NATE，16岁，仍在香港的高中读书。我在差不多一个月前加入了社会主义行动。我是在一个反种族主义的集会活动时认识他们，而自此我一直很活跃地参与他们的活动。 你能说下你为甚么加入社会主义行动？ 我有一次被邀请出席他们的支部会议，我感觉到社会主义行动他们在政治上非常的活跃，并且非常有组织性。他们也对香港以致全世界的政治议题都非常熟悉，而且能够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在实际社会政治上来赢得改变。相对来说，其他的组织一般都只会关心特定的议题，例如选举。但是社会主义行动在面对任何政治议题都是十分活跃的。 你为什么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呢？ 我的政治立场一直都带有左翼倾向，而自从我加入了社会主义行动以后，我越来越明白到社会主义的逻辑性和必要性，而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建立在贪婪之上。社会主义是建立于大家群众的民主合作与分配，是一个人类更进步的社会制度。 我如此关心左翼政治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政治决定了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命运，现今的制度是完全不公平的，是靠剥削大多数群众来运作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怎可以让它继续下去？ 虽然我来自于中产家庭，但我知道贫穷正存在于社会之中，社会的上层几乎垄断了社会中所有的资源，而下层的人却一无所有。我希望可以参与建立一个更公平的世界，而这是在资本主义下不可能完成的事。 社会主义行动与工人国际委员会有联系，你为甚么选择支持工国委？ 我了解到工人国际委员会非常有组织性，并在国际上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他们在全球都有就著不同议题都有许多的运动。他们对于政治也是非常清晰的，从不会怯于讨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你会有甚么跟你身边的年青人说的吗？ 我想说政治会深深影响著每一个人，如果大家年青人都对政治不闻不问，我们就不可能改变任何问题。年青人活跃参与政治行动是非常重要的，这才能让政府知道他们不能够一如以往地一意孤行，而人民其实是可以自我民主管理并满足群众的利益。 香港：最低工资实施一周年 需要继续抗争！ 今年五一劳动节是最低工资实施一周年，但这并不值得高兴，去年最终落实的水平远比劳动者所争取的每小时33元为低。政府将会于今年十一月检讨最低工资水平，为争取真正能改善基层工人生活的最低工资，我们需要组织更多大型的抗争。 太低的最低工资 28元的时薪根本不是一个生活工资。以工时中位数每周45小时计算，每月只能获得5,400元。根据经济日报的资料，本港现时的贫穷人口有120万人，相比去年最低工资实施前并无改善。而乐施会的报告显示，四成低收入住户于最低工资实施半年后生活仍然匮乏，基本生活支出如定期检查牙齿、看私家诊所急症、供子女参加课外活动等，仍未能负担。随著每年的通胀（本年首两个月的通胀率为6.1%）影响，现时的每小时35元才相等于去年的每小时28元，而这是一个过低的水平，而去年工会提出的33元亦已经跟不上通胀，因此社会主义行动认为，最低工资应设置于40元，这才是能满足工人和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的生活工资。而围绕这一要求需要组织群众性的宣传运动。而最低工资亦必须把外劳、青年和学生实习生也包括在内。 影响社会？ 今次最低工资水平检讨，一众财团代表一如以往对最低工资大肆抨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联侨企业行政总裁）黄友嘉表示目前最低工资时薪28元（即每月只有5,400元）已不算低，若上调会对整体经济带来影响，香港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会长胡珠（新光酒楼主要拥有者之一）表示如果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到最高35元和落实标准工时，将会有不少食肆结业。事实上，最低工资实施前，资本家一直恐吓群众，表示最低工资会令大量劳动者失业、雇主需结业或撤资等等。例如大家乐主席就曾于2010年6月表示，若最低工资为33元，其集团“可能要发出盈利警告”，然而该集团2011年中期报告显示它在去年4至9月期间仍录得1亿9千万元的巨额利润。最近它亦计划将内地分店从100间倍增至200间（内地省市亦已实施最低工资），可见最低工资对大型企业的利益根本丝毫无损。另外，据统计处资料，最新的失业人数和比去年最低工资实施前下降了1万3千人。领取综援个案中，今年2月的失业类别个案和低收入类别的个案则比去年4月分别下降了10%和14%，最低工资鼓励了更多人参与劳动。资本权贵竭力告诉我们最低工资的害处，就是为了令财团能持续得到大量廉价劳动力，并削弱群众的抗争意志，以保持他们的经济特权。而我们并不需在得到生活的权利前先为财团取得巨额利润，如果资本主义不能支付给工人足以维持生计的体面工资的话，那么我们也负担不起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坚持，任何不能支付$33元最低工资的商业机构，应该转型为民主公营事业，以保工人饭碗和权益。高昂租金才是小商户的致命伤，因此我们要求冻结租金，并推行打击地产投机的措施。 工人阶级团结抗争 梁振英接任特首后很可能会推出一些民粹的政策，表面上应建制派政党如工联会和民建联要求，把最低工资作些微的上升，为它们在今年九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争取支持，及减低群众的抗争情绪。如果最低工资的检讨结果并不为群众满意，梁振英则可以躲在“委员会的决定”后面，把责任推到委员会身上以避开批评。一个代表财阀的政府并不能够解决工人阶级的问题，我们要的是一个真正由公众民主计划生产的工人民主政府。民主派右翼如长期反对最低工资的民主党亦不能被倚赖。工人们需在工作场所进宣传，呼吁青年工人加入工会并参与抗争。我们必需组织一个具战斗性的工人政党，为争一份体面的最低工资及其他的劳工保障，包括为更高的最低工资水平、标准工时、劳工三权（组织工会权、罢工权以及工会集体谈判权）而抗争，并与民主运动、社会运动结合，以团结所有群众、壮大抗争运动的力量！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将最低工资提升至每小时$40，并与通胀挂勾 香港：彻底击倒国民教育 师生唯有罢课抗争 政 府由强推的“德育及国教育科课程”受到民众质疑煽动学生“爱国爱党”情绪，强迫学生对国家有自豪感和感恩之情，扼杀学生的言论及思考自由，惹起强烈反弹而 闹得满城风雨。反国民教育的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动员了约二千名中学生参与七一游行后，获得了家长及教师的同情，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从逾千名家长募捐了 12万元刊登反国民教育联署广告，向当局施加压力。家长代表陈惜姿更扬言，学生罢课抗争是最后一步。 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号召七月廿九日（星期日）反国民教育大游行，下午二时半铜锣湾维园集合，游行至金钟政府总部，相信超过一万人参与，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游行。 煽动爱国主义的洗脑课程 一 直盛传推行国民教育科课程是梁振英的四大政治任务之一，与推行廿三条立法、扼杀香港电台广播、实现假普选三个任务并驾齐驱。梁振英的当选令民众更警觉中共 政权进一步牢握香港政局。中国内地的教育课程向来一面倒歌颂政权和煽动极端的爱国主义，而国民教育科由直属中共教育部的北京师范大学参与制作教材，中联办 宣传文体部长郝铁川早前发表“洗脑是一种国际惯例”的言论，进一步师生及家长对于思考及言论空间被扼杀的恐惧。 国民教育制服团体“国民小 先锋”曾被内地传媒形容为中共领导下的少年儿童组织，近年在香港积极举办升旗礼和训练学生步操。最近，其油塘道教联合会圆玄学院陈吕重德纪念学校分队，被 指在步操练习中加入枪操和剑操，要小学生要手持道具兵器操练。事件惹起学生及家长愤怒，质疑国民教育会否宣传军国主义和武力卫国的思想。 近 日由教育局资助、国民教育中心出版的《国情专题教学手册》，教材的参考书目大部分来自内地，包括引用中共青岛市委党校、教育部豁下《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的 文章。当中形容中共政权是“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更指一党专政有助“确保政权延续性和社会稳定”，而不批评独裁政府下的官员贪腐及民主权利受打 击。选材内容更为偏袒政权，对于八九六四屠城以至当今内地群众斗争四起等议题只字不提。由于浸大当代中国研究所有份编写教材内容，教材推出后，浸会大学教 职员工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主编者不负责任，指事件严重损害浸大声誉，要求所长薛凤旋教授向公众交代事件。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受到舆论压力下，被迫承认手册 容有偏颇。 中外的统治阶级向来皆以洗脑教育煽动爱国主义，麻醉学生对统治者的反抗意识。日本的“爱国教育”《教育基本法》于零六年被强行 通过，迫令学校灌输爱国意识。零八年，大坂府门真市数位中学老师在毕业典礼上，拒绝起立齐唱国歌，并对学生说有自由选择是否齐唱，最后全校160名毕业生 当中159人没有起立。九名老师因违反教师指导条例被处分，老师到市政府起诉要求收回处分，但最终被驳回不予受理。而美国方面，更有许多拥有强烈宗教背景 的中小学校禁止教授一切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科学课程！ 强推国民教育 政府自取其辱 事 实上，小圈子选举令香港统治阶级四分五裂后，建制当局已经于本年五月就国民教育科被迫妥协而提出三年开展期，即表示本年九月分不会强迫性要求学校推行课 程，而给予三年宽限期作为“准备”。如今面临震天架响的反对舆论，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及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反复强调学校可以自由选择课程的方针及推行时间， 可见即使九月分政府方案能够通过，实际实行的力度和效果已经被大大削弱。当局畏怕群众反抗而被迫让步的同时，亦盘算温水煮蛙的狡猾策略：九月后以“自愿” 推行国民教育的中学（尤其是具亲中共背景的中学）为“先锋”例子，向其他学校施加压力，以迫使全部学校2015年全面推行洗脑课程。 新任 发展局局长麦齐光上任十二日后，因为嫌涉贪污辞职，梁振英政府本已经陷入严峻的危机，而反国民教育的怒火更令新政府四面楚歌。就连前教育统筹局局长王永平 都警告，港府强推国民教育势必陷入严重政治危机。临近立法会选举，争议性议题令建制分裂陷入难以收拾的地步。自由党主席刘健仪害怕失去选票而伪装站在人民 一方，指国民教育需要“小心处理”，更罕有地动员20名党员游行至政府总部要求政府押后推行国民教育，事后被中共喉舌《文汇报》批评“摇摆不定难以取信于 人”。 在强大的群众力量面前“强人政治”的形象是如斯不堪一击。梁振英政府本来以国民教育作为探测民情的工具，以预计未来推行廿三条立法 的“可行性”，岂料遇上激烈的反抗声音，再次证明深陷统治危机的政府将会寸步难行，推行廿三条的政治任务对政府来说将更为兵行险著，为避重复零三年董建华 下台的复，加上为了让中共政权安然渡过领导层换届，中港政府将更为如履薄冰，在民意没有显著降温之前很可能先将立法搁置。 击倒国民教育 师生必须罢课 游 行是动员群众对抗政府不民主政策的重要手段，但单靠游行是不足够的。我们应该让学生及教职员讨论并设定罢课一天的确实日子。如果有认真严谨的准备公众宣传 运动，并在每间学校和地区举行会议，罢课将成为击倒洗脑教育的关键斗争。学生需要建设自己的学生会，以组织起来并捍卫自己的权利。群众性的学生会可以于罢 课及抗击国民教育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 教师、学校职员和学生罢课一天 香港：九万人上街反洗脑 要求撤回国民教育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超过九万人上街参与了反对国民教育的游行，远比主办单位“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预期的一万人多。游行队伍在下午三时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出发，约五时队尾才走出维园，人群到达终点金钟新政府总部的集会时，仍久久未能看到队尾。 参与今天游行的人士为学生、家长、教师和普通市民，非常多家长带同子女参与，让子女上一课公民教育课。烈日当空下不乏孕妇参与，亦有推著婴儿车的父母，声言要捍卫下一代的思想自由。不同政党及团体也参与了这场游行，包括学民思潮、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香港教育人员专业协会、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等，社民连线、人民力量和公民党等政党亦动员支持者参与。沿途示威者高喊“撤回国民教育”、“不要洗脑教育”、“吴克俭下台”等口号。 社会主义行动高举“取消洗脑国民教育 团结师生罢课一天”的横额，向群众提出呼吁老师、学生及教职员罢课一天的诉求，得到过千市民联署支持，包括家长、老师及学生也认为唯有通过罢课，才能迫令无视民意的政府撤回国民教育的课程。 在傍晚游行龙尾即将抵达政府总部时，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一同会见传媒回应游行人士诉求，重申会继续国民教育科的三年开展期，政府态度强硬，只靠游行并不足以击倒国民教育。社会主义行动认为学民思潮及教协等学生及老师组织应该积极筹备罢课行动。距离开学尚有一个月时间，当务之急是于学校和地区设立学生会组织，民主讨论罢课的确实日子和运动策略。 香港：群众抗议反对洗脑教育 7月29日(星期日)庞大的游行为香港新政府及其领导梁振英上任的首个月写下灾难的一页。当天超过90,000人– 包括学生、家长、老师等– 挤拥在城市的中心，以反对政府的爱国教育课程。这一政策是中共专制当局企图进一步加紧控制香港的又一尝试，尤其是用以遏制青年人中日益升高的反政府的情绪。此计划将于九月小学开学后以自愿性质推行，并将延伸至中学，在2015年将定为必须课目。正如本次庞大游行队伍所展示的，群众中广泛存在对于被定性为亲政权的“洗脑”课程的反对情绪。仅仅在游行的数天前，主办单位预计游行人数只有10000人。 人群在遮挡烈日的雨伞下叫喊口号，并手持标语的纸牌：“不要思想控制”、“反对洗脑”，甚至有一张纸牌写上“戈培尔正在香港复活！”。 “中国想香港下一代只知道国家有多好，而不知道坏的一面。”，一个9岁的游行人士向美联社说。 “国民教育就如毒奶粉，毒害下一代。”一名携著蹒跚学步的小孩的家长向<南华早报>说。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去年一个调查指，7成教师反对国民教育课程。自此，反对情绪愈演愈烈，不仅是教师中，而是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中，周日的游行就是例证。香港大学上周所做的一份民调显示，只有12%的受访者支持推行新的课程。此次游行不但是游行人数惊人，而参与者平均年龄之低亦是一新纪录。 支持学校罢课 工国委(CWI)的支持者“社会主义行动”在游行中提出罢课一天的诉求，以在游行后延续运动，获得了巨大的回响。我们是在游行当天唯一一个提出罢课口号，并为此展开宣传运动的组织。民众在社义行动的摊位外列队签名支持罢课，杂志“社会主义者”亦迅速卖光（卖出超过200份）。 政府推出的课程旨在宣扬经北京过滤过的中国近代史、否认政权的压迫性、抹去一切关于八九屠杀民主运动分子的事实。如全世界所有政府一样，北京正加强利用民族主义去合理化自己的统治。一本新推出的教材<中国模式>派发到学校，对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歌功颂德。该书宣称专制制度造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所谓“稳定”。 星期天游行的一位搞手提及该教材，说：“这本教材比中国内地的教科书更生硬恶劣。” 当中共独裁的喉舌攻击美国的“多党制”(<中国模式>将之定为无效率)时，其真正讨厌而针对的是例如游行权利、组织权利、罢工权利、组成工会权利等。这些权利都是历史上群众斗争赢过来的，并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工人和受压迫者与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斗争。然而，美式制度反动落后的一面，例如华尔街对政局的操控、百万富翁占议会人数的47%、警察对示威者的暴力打压、不民主的媒体垄断，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反对的，却又是符合中共独裁所需。 政局危机 梁振英上任只有一个月，国民教育课程成为了对抗受人唾弃的政府的首要议题。 7月1日新特首上任当天，街头上涌现400,000人要求梁振英下台，游行人数为九年来最高。梁振英3月份在小圈子选举下得到富豪689票而“当选”，但今天有传北京准备“B计划”去取代梁振英。 梁振英已经面临政治大量丑闻，包括发展局局长上任12天后被捕然后辞职，现正面临贪污起诉。梁振英于3月的假选举踢走其对手后，促发资本权贵的分裂，削弱了其领导班子，亦限制了梁振英以增加公共开支去减低反对声音的能力。对民主权利的渴求、惊人的收入差距、不断恶化的房屋危机交结在一起，形成相当大的群众压力。 不仅是反国民教育的斗争，显然梁振英企图重新推出镇压性的国安条例“廿三条”，以打击香港的“抗议文化”。廿三条打击示威权利，并取缔所有与外国组织有联系的政治组织。今天反国民教育的抗争实质上是未来更大规模反廿三条的预演。 “这一反爱国教育的群众运动反映对梁振英班子的不信任。”作家和评论员林和立说。一名游行的长者告<英文虎报>说：“我害怕言论自由和其他自由会很快会侵蚀。” 政府面临多方面的社会压力，令保皇政党对国民教育的立场摇摆不定。它们害怕，如果被公众认定为亲梁振英及其政策，9月份立法会选举会失利。北京上星期向其傀儡政府示意，不要在选举期间批评梁振英，为击倒邪恶的国民教育的运动增加优势。 设定罢课日子 但要成功击倒梁振英及北京，斗争运动必须要升级，并将准备罢课定为问题的中心。单靠游行很少机会能够击倒政府的政策，这些政策本身牵涉到相当程度的政治威望。如果梁振英刚上任不久就在此议题上作出退让，将重挫其极力表现的“强人”形象。 整个统治建制明显受到729的游行数字和反对的暴风浪动摇，但政府过往曾经作短期的退让和拖延诡计，以分化、误导和摆脱群众对抗。最近两次政治制度的改动正是例如– 限制补选的恶法本年较早被强行通过，而不民主政制方案亦为小修小补下在2010年被通过。同样，面对星期日的游行，政府宣布成立委员会去“监督”新课程的推行。星期日游行的搞手（包括迅速拥有5000名成员的学民思潮和教协）正确地拒绝参与这骗局。 学生、教师和家长的活动分子正在讨论下一步行动，当中提出几个策略，包括罢课行动和杯葛国民教育课。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杯葛可以是行动的一个补充，但社会主义行动强调单靠杯葛是远远不及罢课有效的。 杯葛国民教育是如同一场“游击战”，学校与学校、课堂与课堂之间没有连系，而学生和老师的个体负上启动抗议行动的责任。这个战场会让学校当局以纪律处分的方式施压和要胁，孤立“搞事份子”，故此远远不及罢课行动有效率。罢课的行动性质可以团结最广泛的专业教育人员、学生和家长作出集体行动。罢课同时一定要是积极行动，若果政府拒绝让步，就以群众游行和集会去讨论进一步的行动，而不是呆在家中休假。故此社会主义行动提出罢课一天作为第一步，并于新开学期首几天就该实行。 社会主义行动是在729游行中唯一一个提出罢课诉求的组织，并获得巨大回响。教协感受到家长和自己成员的巨大压力，故此在7月30日宣布如果政府不撤回国民教育，就考虑罢课。这是踏出正确的一步，但是不足够的。明显政府正在等待并希望在新学期开始时首先让某些学校“自愿”推行课程，然后削弱群众反对。故此，需要由教师、教协会员、家长和学生活动分子向教协领导层施压，设定全港一天大罢课的日子，是极为重要的。学生和家长团体不应再等待教协了，应该燃起自己的讨论、地区会议和活动，去建立对罢课的支持。 群众性组织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建立群众性学生组织，让学生在自己的学校建立活跃的支部，并连结至整个城市。现存的学生压团体在现阶段是较松散，大多数是在Facebook等的“虚拟”网路，而非具有民主架构的群众性运动组织，而这在对抗像梁振英这样如狼似虎的资本政客的斗争中是必须的。 罢课一天反对政府洗脑将会让香港的资本建制感到恐惧，意味著运动重要的升级：从既庞大又重要的街头抗议提高意识，升级至工作场所内的集体斗争（即工人阶级的传统斗争方案） 。由于历史原因这是在香港稀见的。 社会主义行动呼吁： 香港：市民到教协请愿要求立即启动罢课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晚上7时半，60名支持罢课的市民、教师（其中包括教协会员）、教职员、家长、大中学生及不同团体成员参与了“全港大罢课行动”发起到教协的请愿行动，促请教协立即设定罢课确实日子。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长毛）及社会民主连线成员亦到场支持。 游行队伍于起行前集会，“全港大罢课行动”发起人邓美晶表示，目前有必要将反对国民教育的行动升级，并以推动罢课作为推倒国民教育课程最重要的抗争手段。她又认为，从729游行至今已从街头收集到超过4600位市民支持罢课的签名，足见师生及家长已有策动罢课的准备。但教协理事领导层迄今还没有公开地表达一个清晰的立场，声称等待政府“若不撤回”才考虑启动罢课。 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长毛）表示，十分支持是次行动，认为教协应发动罢课，迫使梁振英政府完全彻回国民教育科。另外，参与游行的中学生Nate表示，反国民教育的运动非常重要，因为这将连系到未来反对廿三条的抗争。家长Mandy及Andrew也各自分享为人父母的感受，认为政府无视大部份反对国民教育的声音，罢课是现时的唯一出路。 队伍于八时半起行，从旺角行人专用区游行至教协位于山东街的总部。社会主义行动高举“教协领导站出来立即组织罢课！”的横额，与群众高呼“教协教怯不要妥协！”、“支持全港大罢课”、“罢课抗洗脑教育！”口号。游行吸引不少途人围观，更有路过的市民表示支持而马上加入到游行队伍中。 游行队伍到达教协总部后，“全港大罢课行动”发起人邓美晶与教协副会长黄克廉及代表会面，再次朗读声明，递上请愿信以及4600个支持罢课的市民签名，要求教协作为全港最大的教师工会，必须摆出领导姿态，组织罢课及决定罢课的实际日子。教协副会长黄克廉在回应媒体发问时却表示，正等待政府今个月内的回覆才会再考虑进一步的行动。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政府现时正采用拖延的手段应付群众反对国民教育的声音，直至九月份开学，政府必定先让亲中共学校先“自愿”推行国民教育后，米已成炊再向其他学校施压，展开洗脑工程。我们认为，要真正击倒国民教育，唯有将抗争升级，以罢课作为打倒洗脑教育的武器，迫使政府真正彻回国民教育科！ 香港：九月九日票投社民连！制裁梁振英，制裁腐败的建制保皇党政客！ 九月九日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于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下揭开序幕。 <!--more–>六四烛光晚会维园人头涌涌、六月十日为李旺阳惨死挤拥中联办、七一40万人上街争民主、七月廿九日9万人游行反洗脑，以上事件千千万万的民众正在向当今建制怒吼。 正如本文所解释的，社会主义行动正组织选举工程，支持梁国雄（长毛）及社会民主连线。由于社义行动乃相对新生之势力，难以负担立法会选举高昂成本，故此本届未能派出自己的候选人参与。但我们现在与去年参与区议会选举一样，目的并非只为了赢取选票，更是为了提高群众政治意识，建立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并要招募新的活跃分子加入。故此，我们呼吁选民票投社民连线，作为是次选举中最激进的一个选择，而其选情的报捷将为未来反梁振英政府打造最好基础。但是，我们同时强调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必要性，让大众了解九月九日到票站投票，只是第一步，进而呼吁工人及青年加入社会主义行动而投入斗争，借以创造有力量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危机中的政府 资本建制日趋贪污而爆发丑闻、“民主进程”不进反退、各亚洲经济体系中最严重之贫富悬殊，皆令香港愈来愈多人走向政治化。此外，中共独裁政府以最可笑的伪选举强行委派梁振英为特首，只在激发群众不满的怒火。 刚上任的梁振英政府并没有享受过新政府应有的蜜月期，反而上任首五个星期内已有三名局长爆发丑闻，陷入即时性的危机。上任首日40万人游行要求梁振英下台，被大部分时事评论员将形容是个“坏开始”。梁振英令北京阿爷后来重新将落败候选人唐英年视为更稳阵的特首，可谓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南华早报》(2012年7月21日)报导，有传北京谋略家流传一个“计划B”去替换梁振英，正如2005年时董建华“脚痛”下台。由于替换梁振英会令中央政权的面子受重挫，故此这似乎不会于目前发生，但我们不能排除未来事态会这样发展。中国局势日趋不稳，中共独裁需要稳住香港，而梁振英似乎对此力有不及。 根据媒体报导，即使政府内部人士都认为新政府是一个“大爆煲”。梁振英不仅面临公众对国民教育的激烈反弹，更因其任命一班寡廉鲜耻的骗子作为政府高官，促发民众更大忿怒。现在政府高官就如奥运比赛一样，竞逐“辞职下台”的金牌。前发展局局长麦齐光只上任十二天即下台，并因涉嫌诈骗房屋津贴被捕。他的继任人陈茂波随即被卷入经营劏房的丑闻。陈茂波企图掩盖事实也在数天内被揭穿。陈茂波的位子现正摇摇欲坠，新政府可谓完全失败。 住屋危机 由于这些危机都涉及了地产界，因而令人民对此更为愤怒。这个行业由富豪和投机者前行著独裁统治，令受害者已不止于工人阶级，甚至愈来愈多的中产阶级也深受其害。香港楼价在过去三年中飙升了80%，高于世界上任何地方。 “经济学人”杂志于2012年4月28日发表的季度房屋价格指数发现，香港物业价格高出“公允价值”58%，使得它作为仅次于新加坡的第二被高估的房地产市场。 目前在公屋轮候名单上有18,9500户，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更多公屋和低廉的租金。然而，名册上的这个数字低估了住房危机的真实程度，因为至少有10万多人生活在不安全、不卫生或临时性的住宿。同时，根据前特首曾荫权指，香港有228,000空置单位，主要用于金融投机炒卖。 梁振英一直试图赢得一些民众的支持与承诺增加公屋落成量。他最近与大亨李嘉诚发生冲突，因为李嘉诚反对政府重新启动2002年在富豪的压力下中止的居屋计划。梁显然感谢李嘉诚暴殓的财富和贪婪，让他能简单地制定一个政治目标，试图赢得一些舆论支持“复建居屋”计划。 但是，如果我们关注这场虚张声势的战争背后的实际的事实，梁振英的住屋计划其实没有多“大胆”。房屋局局长张炳良指，居屋重启计划直到2016或2017年都不会对地产市场有影响，而在此之后，建屋计划将被限制于极为有限的水平－每年5000个单位。对于那些最有迫切需要的人而言，复建与否根本分别不大，因为它只是提供出售金额的补贴，而非租金补贴。低收入家庭被拒之计划的门外，因此需要大幅增加公屋的供应量－而这部分梁振英却萧规曹随，与之前的政府没有多大差别。 贫富差距 住屋的危机与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密切相关。最贫困的10%的家庭平均收入自2001年每月$2,590港元下跌到2011年每月$2,170港元。 谁在阻挠民主？ 这些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社会问题与香港民主斗争是相通的。近三十年的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在英国、当下则在中国控制下－通过政策的延误，谎言和拖延来阻碍引入“正常”的议会制度。 据其拥护者所说，资本主义与言论自由和法治是香港的所谓“核心价值”。在仔细观察下，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明显的矛盾。腐败丑闻表明，不仅资本家和他们的政府是今天香港最大的不法分子，他们也反对扩大民主权利。许多人，包括主要的泛民主派政党领导人，误以为中国当局是唯一反对真正普选制度的力量。 作为一个专制政权，中共的反对民主权利是明确的– 但它不是独自在此。如李嘉诚和其他富豪等都非常成功地融合在中国政府的国家机器中（如人大，政协等），他们同时也是23条立法和其他限制民主权利政策的鼓吹者。香港的资本主义精英沉浸在反民主的情绪中，担心如果人民群众加强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则会导致“福利主义”和他们梦幻般的特权遭到侵犯。 回顾历史，当新兴资产阶级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争取民主权利的扩展是作为反封建主义和专制君主制的革命斗争一部分－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动员更广泛的斗争人数。今天，革命斗争，也是推翻独裁政权的唯一途径。 但是，今天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在亚洲，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后开发国家或在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对这种斗争怀著恐惧与矛盾。面对镇压劳动群众，压挤工资和增加工作时数的必要，他们一般都警惕著西方资本主义底下的极为有限的“民主”形式。即使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最近的意大利和希腊－反民主的银行和如欧盟等国际资本主义机构扶持非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组成的政府”，以迫使通过不受欢迎的紧缩政策。 这就解释了香港资本家的利益与中共独裁是互相挂勾的－同样的都是出于对工人阶级潜在力量的恐惧。因此，仅仅只与其中一方战斗是不可能的。出于这个原因，那些支持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泛民主派，并声称它是最有利于民主自由的经济体系，是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变革。可耻的“温和”泛民寻求与独裁政权进行腐败的妥协，显示了这些政党的政治破产。 “超级议席”－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立法会选举新增了五个所谓的“超级议席”五个－对应五个地方选区的所有选民都可以投票的功能界别。对这一创新来推销“一人两票”（一票为地方选区和“超级”功能组别之一）的想法持怀疑态度的市民绝大多数赞成彻底废除功能界别。 五个“超级议席”只是一个装饰，民主党可耻的应上届政府恳求同流合污，掩盖深深不民主的功能组别的性质。这些特权与亲当局力量的堡垒被设计用来“凌驾”于群众选举结果之上，并保证当局可以控制立法会。 “超级议席”没有改变这一点。其余30个功能组别，由低于香港2.5％人口的少数人决定。在上一届立法会选举中，这些议席中有14个候选人没有竞选对手而自动当选－他们的资格得到银行家和地产商事先同意，以代表他们的利益，并抗衡受民众的压力影响的另外半个立法会。 最后一次的小圈子选举行政长官，令人误以为北京允许一场民主竞争进步的错觉（本是操纵手法，但事与愿违，两个建制派的候选人卷入一场“内战”）。同样的设想，“超级议席”选举将产生很多的“民主”的错觉，却同时保持目前的不民主制度的主要核心。在现实中，没有规定“超级议席”参选人必须是区议员－真正能代表一个挑战或替代现行制度。 但是，正如假行政长官选举失控，“超级议席”选举也可以令亲北京阵营事与愿违。目前，亲建制的候选人被迫疏远过于梁振英和其不受欢迎的政策，如学校洗脑计划。这导致了北京香港事务的高级官员王光亚前所未有的干预，在7月访问深圳告诉亲政府的政党，“不要依靠攻击政府在选举中政治上得分”。 这些分歧并不反映任何真正的亲政府阵营核心部份的转变，而只是为选举而作出机会主义的变化。只不过，这种情况下政府创造了新的困难和矛盾，强化了危机气氛，并可能导致如学校课程计划等关键政策搁浅，尤其是如果教协和其他抗议团体能充分利用危机升级的机会，通过罢课行动的斗争建立斗争的基础。另一个建制阵营分裂的标志是，梁振英的头号支持者与选举顾问刘梦熊催促梁振英推迟国民教育科计划，刘梦熊也是全国政协委员。 二十三条 反国民教育的抗争可以说是未来更为艰巨的反二十三条斗争的“预演”。自1989年以来首次的一天总罢课将会严重动摇政府的管治，尤其是在立法会选举前夕发动的话。这会让反二十三条运动获得宝贵的经验，显示群众抗争需要何种形式。现在证明了单靠游行示威已经不足够。当然游行示威会对提升群众意识其关键性的作用，但是要真正推倒政府的恶法仍然需要更有力的行动。 二十三条通过之后将会在香港引入中国大陆独裁政府的打压手段。警察会获得大量的权力来禁止“搞事”的游行，而对中共独裁的公开批评将会受到打压甚至监禁。与一些外地“不受欢迎的”外国政治组织的联系将会被禁止，以阻隔国际上的支援和声援。但是拥有清晰政治（新自由主义）目的的大财团、金融机构或其他资本家的打手当然不会被限制。就算没有二十三条的今天，香港记者协会指出87%的记者认为今天的新闻自由比2005年还要差。 二十三条明显地是梁振英政治任务的核心。因此，反对此恶法通过的抗争需要立即开始，而需要在接下来的立会选举作为主要的议题。 “温和派”的泛民已经表明他们不能在民主的议题上作出有力的抗争。推倒二十三条第一次立法的2003年历史性的50万人游行是在泛民领导们的悲观与消极态度中发起的。当年爆炸性的动员成功阻止了第一次的立法，但也是建基于当时的实际局势，包括经济衰退、房价崩溃以及对董建华政府的不满。 我们不能够期待同样的因素会在今天重复，所以任何现实的反二十三条的策略都需要包括其他除了游行示威以外的手段。与更广泛的反专制斗争一样，现在需要的是要在广大工人群众、工作场所以及社区当中建立起群众运动，发起不同的杯葛运动、占领甚至使用（极为重要的）罢工武器。反对二十三条而发动的一天总罢工将会是群众展示巨大力量的机会。这不单会让本地的资产阶级精英感到害怕，甚至会影响到中共独裁，因为他们害怕中国内地的遭受超剥削的工人阶级会模仿反抗。 斗争的策略 作为反二十三条的策略之一，社民连承诺其立法会议员会随时准备好辞职来迫使全港性的补选，就像是2010年的“五区公投”那样。这个策略需要作为更广泛反对恶法的群众动员运动的一部分来考量，而同时还要考虑其他很多新的因素才能落实采取这个策略。后来组成社会主义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在2010年的补选运动中积极参与。 社民连的领导们重新地提出此等方案有重大意义，并反映出态度上的巨大变化。跟我们组织不同，许多人－包括一些社民连成员－对于2010年“变相公投”的低投票率感到沮丧。而我们认为，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这些错误的“悲观”结论间接导致后来2011年的分裂－人民力量和社民连。相对来说，社会主义行动强调50万反政府的选票是非常重要的成果－并可发展起来。 社民连提出的总辞以及反二十三条的新“公投”反映出社会情绪的改变。街头示威的增加趋势和对于人民力量的黄毓民、陈伟业以及社民连的“长毛”梁国雄在立法会拉布战的巨大支持（反对替补机制）都反映出这点。拉布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大部分的“温和派”泛民也在巨大的群众意见下被迫改变初衷并支持“激进派”的行动。 人民力量在近月来在示威游行中的动员也更为成功。其得到许多痛恨建制派和伪民主派民主党的基层青年和民众的支持，并且提出了与社民连咩有多大差别的选举纲领。但是，尽管有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动员，其并不是由成员们民主地组成，人民力量只是由几个出位的领导所垄断。加上其隐藏的与“泛蓝”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并没有公开的显示出来）的连系，都局限了人民力量无法被推进成激进左翼，或是成为群众运动的承载工具的可能性。 需要工人政党 这些例子都显示立法会的议席－用来做为动员群众的平台－可以是斗争的重要力量。这尤其是在当一个工人政党透过清晰的社会主义纲领来赢得议席。社会主义行动从来不像其他左翼或无政府主义人士那样采取一个僵化的反议会立场，我们明白利用选举的议席来提升意识和发动斗争的重要性。但我们也在2010年的运动中指出，选票数字（也包括补选公投）并不是一切成败所在。其他方面，例如在“议会”外动员和组织的成功还更为重要。 议会和选举策略有时候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工人阶级透过其独立组织的角色，以至发动罢工的武器。当香港现时的工人组织由于历史原因十分薄弱（而中国的更是如此），未来的斗争将会是“后追”的机会，到时候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和工人政党－将会是政治的重要力量。 社会主义行动一直为此准备并推动著由依靠工人薪金生活的代表所带领的工人群众政党的建立。我们所谓的工人群众政党跟香港职工盟主席李卓人今年初所建立的工党完全不同。这个新的政党是建基于英国“新工党”的模型，该党已经清楚地跟工人阶级划清界线。放弃了参与和领导斗争，新工党不断跟“激进示威者”割席，因此我们认为其只会是一些中间偏左政客们的平台，而不是工人阶级运动真正的承载工具。 在这次选举中我们呼吁支持社民连，一个对政府和保皇党派最激进的挑战代表。社民连提出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反对私有化并为民主权利而斗争－一些社会主义者也争取的政策。不过我们认为他们没有强调需要与资本主义完全切割，而这些政策本身并不足够。 社会主义行动代表著一个清晰的社会主义替代，提出将垄断香港的银行及大财团收归公共民主的控制底下。我们一方面积极地与社民连的成员在不同运动中合作，另一方面也指出需要建立一个拥有活跃群众成员的工人政党，只有其才有力量推翻独裁者并改变社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呼吁在九月九日投票社民连的同时，我们也不会就此止步。加入实现社会主义替代的斗争－加入社会主义行动！ 香港：大规模抗议运动反对洗脑教学计划 大规模运动迅速发展，其领导人们却突然叫停 社会主义行动（工国委[CWI] 香港支持者）评论： 可惜，在没有任何民主讨论之下，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反国教大联盟领导人突然通过媒体宣布结束占领。这一转折在四年一度的立法会选举前一天晚上（9月9日星期日）宣布，当时梁振英刚刚宣布取消强制开展新科目的三年期限。由工国委同志发起的“全港大罢课行动”学生运动在占领政总中积极活动和成长。 “全港大罢课”在一份新闻稿中称：“政府总部的占领行动是一场历史性的运动，但在仍未达到其主要抗争目标之前，就突然被终止。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机，本可能会作出更大的让步。” 解散占领政总的决定，没有让“反洗脑运动”、愤怒的青年、教师和其他参与者感到满意。在9月11日，大学进行的半天罢课得到了正面的响应。八千人参加了抗议集会，这是香港大学生在1989天安门运动之后最大规模的行动。下面的文章是一个访港的工国委同志所写的关于上周群众动员的目击报告。此后是邓美晶代表“全港大罢课行动”所写的关于批评解散占领政总决定的声明。 在香港的目击：反洗脑抗争和占领政总行动 访港工国委同志 在过去一周，“占领政总”运动在香港迅速发展，对亲北京“强人”梁振英而言是个巨大的挑战。那是反对实施“国民教育”运动的一部分。这一计划通过在所有香港学校教授一系列民族主义课程为中共唱赞歌。 在星期天凌晨，运动的领导层突然宣布占领结束。 24小时后，政府总部外的广场变得空空荡荡。前一晚胜利之时还高高悬挂的横幅被弃之如敝屣。这一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反洗脑群众运动 亲政府的教育计划最初由上届政府所推动。新特首梁振英宣布他将落实这一计划，尽管抗议声不断，并迅速引发了民愤和抗议的浪潮（参见https://chinaworker.info/zh/content/news/1850/）。 9万多人在7月29日上街抗议。社会主义行动参与其中并呼应中学罢课迫使政府取消该计划。 在接下来的几周，社会主义行动帮助发起了“全港大罢课行动”，得到中学生和大学生以及其他当地支持者参与。他们每周设立街站，邀请人们签名呼吁罢课。市民对此积极回应，多达数千人签名支持。在8月13日他们组织了60多名抗议者到教协（香港80%的教师参加的教师工会）办公室请愿。反国教联盟组织了添马舰占领行动，当中的的核心成员有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温和派教协领导层，而教协在罢课问题上立场消极。 局势在9月1日发生了改变，当时大联盟发起的在立法会大楼外的抗议。超过一万人冒著大雨参加，并在立法会外留守到晚上10点以后。 “全港大罢课”行动派发了数千张传单，我们的口号得到积极响应。 由于把握了群众愈加强烈的罢课情绪，我们运动的影响力得以提升。当台上一名发言者说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来阻止洗脑计划时，她的讲话被数百名学生高呼“罢课！”的口号打断。 这一运动的迅速激进化迫使大联盟的领导层在9月3日星期一发起另一场示威。这是大多数中学开学第一天，超过一万人参与示威。这一抗议和占领运动被称为“占领添马舰”，因为立法会大楼周围区域被称为添马舰。 示威连日进行，运动发展势头迅速。专上学联呼吁大学生在之后一周的9月11日进行罢课。一个学校的学生送来了一尊民主女神像，那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象征之一。我们的同志和“全港大罢课”运动每晚派发数千张传单，到周末已经派发了超过三万张。在星期五，超过12万人聚集在添马舰。运动的发展势头及其能够取得的成果看起来不可限量。 在“占领添马舰”运动中的争论和分歧 但是运动并不尽如人意。在周一示威之后，全港大罢课开始遇到了来自示威的组织者的刁难。其中包括一个名叫“学民思潮”的中学生运动团体，他们被广泛视为该运动的推动者。尽管他们称不反对罢课，但实际上却并不支援罢课，相反他们呼吁其他更加模糊的斗争形式如“公民抗命”。 在添马舰，学民思潮的纠察向“全港大罢课”成员施压，要求其收起呼吁罢课的街站。其中一些人声称全港大罢课尝试伪装成学民思潮以得到支持和签名。因此我们的同志制作了数张“我们不是学民思潮—支持全港罢课运动”的告示牌。 学民思潮拥有大约400名成员，其脸书得到160,000个“赞”。尽管作为一个新力量—其发言人只有15岁，他们作为反抗梁振英政府的象征而得到广泛支援。但是他们看起来没有任何民主架构得以让中学生能够影响其策略和提出要求。同样大联盟组织示威的方式也没有任何民主的成分。这场示威由于艺术和音乐演出变得越来越非政治化，这与示威者越来越政治化的情绪南辕北辙。 “全港大罢课”运动曾要求成为大联盟的一部分，并和其他团体一起组织示威，但是他们充耳不闻。当学民思潮的成员得知这一要求时，他们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加入联盟的方式。”事实上，运动领导层和所有纲领都来自一个和教协及其他NGO联系紧密的非选举产生的圈子。从这个圈子他们能够得到示威的技术设备（音响、急救帐篷以及资金）。 在上周中期，全港大罢课运动在政总外的街站受到一个人民力量的支持者攻击，并且在脸书和报纸上受到攻击。他们宣称我们伪装成学民思潮，尝试“骑劫”这场运动。我们的运动受到的另一个批评是在我们的签名单上收集捐款和电邮地址。之所以出现这些攻击是由于全港大罢课越来越能有效地提出其要求，而这不合希望防止运动激进化的人的口味。 这些攻击在星期三达到了顶点，一个人民力量的女性支持者煽动周围一群老人攻击了全港大罢课的街站。 一天之内两个转折点 尽管有这些内部矛盾，占领政总运动在周末时充满了动力。全港大罢课在9月8日召开了其成立以来最大的组织会议。在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得到了许多电视和报纸的报道。会议决定建立罢课委员会并在九月底组织中学生罢课。就在会议结束之际，讯息传来：梁振英让步了。 但是这只是部分让步，国民教育政策仍然能够在学校“自愿”的基础上实施。这意味著被亲中共势力控制的学校会首先实施国民教育，然而再向其他学校施压。当晚我们来到占领政总现场，人群感到自身力量，充满了喜悦的情绪。超过十万人聚集在一起庆祝。数千张呼吁罢课的传单和贴纸被派发，看起来9月11日的大学生罢课参与人数会超过之前预期。这场运动胜利的可能性大增—不仅击败洗脑计划而且更可能给命悬一线的梁振英政府予以致命一击。 在集会之后，大多数人回家，占领者开始过夜。突然，在凌晨两点左右，添马舰群众抗议被宣布中止。所有帐篷都应该在第二天星期日拆除。 星期天晚上，政总外的广场已经空空荡荡，只有一些家庭携带小孩途经广场。但是像前一天晚上大规模抗议的痕迹已经消失了。 一个由30到40人组成的团体尝试继续占领。一个青年教师说他不知道结束占领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他认为不应该叫停占领，而有必要继续斗争直到彻底消灭国民教育。 反国教大联盟领导层似乎不受群众组织民主控制，而抗议规模发展愈大和愈趋1激进化，使领导层越来越不安。他们也承认他们对梁振英的让步“不够满意”，但是仍然在没有提供任何另外继续斗争方式的情况下中止了占领。 大联盟的领导层坚决反对发起罢课的立场越来越清晰，他们害怕连日的抗议集会成为罢课运动的跳板。工国委同志和全港大罢课行动正是罢课行动的积极呼吁者。幸运 的是，运动没有被解散。大学生在9月11日进行的半天罢课是20年来最大规模的。梁振英注定只能在添马舰抗议被解散后苟延残喘于一时。在未来数周，斗争将继续进行，程度将上升到更高，并有可能实现全港学校大罢课。 为什么解散占领政府总部行动是一个严重错误？ 9月9日，十万市民占领政府总部，是7月29日以来第三大的示威抗议。凌晨1时半，在大多数人都已回家之后，民间反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宣布停止占领行动。这是由大联盟的“小圈子”领导层作出的决定，“全港大罢课行动”一不认同解散的时机，二不认同作出决定的方法。政府总部的占领行动是一场历史性的运动，但在仍未达到其主要抗争目标之前，就突然被终止。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机，本可能会作出更大的让步，甚至要为自己的存亡而寝食不安。如果占领运动能够继续，哪怕只是一两天，政府很有可能会无条件地彻底取消国民教育。现在我们必须认清，一次历史性的机遇被不幸地浪费掉，必须重建运动，重新组织并继续前进。 “全港大罢课行动”相信，当务之急是汲取运动中至关重要的教训。 运动达到了其目标吗？ 即使连反国教大联盟的发言人在取消行动的时候也承认，斗争还没有取得胜利。梁振英取消三年展开期，作出些微的让步，但当局依然能够暗中地在逐间学校强推国民教育。在解散运动之后，大联盟领导称，担心政府继续向学校派发国民教育科的“课程指引”。在匆忙结束运动之前，原来“魔鬼细节”尚未得以解决。大联盟的团体（学民思潮、教协、家长关注组和教会组织）曾誓言坚持抗争，直到完全撤回国民教育。占领政总行动只持续了一周，仍然处于发展中的阶段。但是，大会突然中止“现阶段”的抗争，而事前并没有进行充分和公开的讨论。此举中断了运动原本强大的气势，今后要重新动员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实为困难－群众运动不是任你随意开关的按钮！ 不少参与者希望这不是运动的终结，“全港大罢课行动”当然不会就此退缩，会继续推进罢课的宣传活动。但是，我们亦同样要面对一现实：原本在上周仍然一鼓作气的占领行动在不恰当的时间、以不恰当的手法“被解散”，今后抗争将陷入复杂难料的境地。 占领运动是什么类型的运动，为什么被提前中止？ 国民教育是占领政总行动的导火线，但整场运动的议题不只涉及洗脑课程。连日的大型群众示威可以媲美阿拉伯之春和美国占领运动，规模远远超越了大联盟的预期。运动发展之际，开始超越其最初目标，演变成一场广泛地反梁振英不民主政权、反中共一党专政的抗争。 “梁振英下台”口号响彻政总广场，反映群众的愤怒。可是，大联盟的领导层希望把抗争议题限制在国民教育上，防止运动“过于政治化”。首先，次要的音乐表演占用愈来愈多的时间，而大联盟更将被搬至政总外的民主女神像搬走。大联盟忧心忡忡，避免群众将反国教运动和八九六四直接比较，故此占领行动在一周内不断被“去政治化”。大联盟的领导层害怕运动染上激进的政治色彩，会令自己失去其控制。 “全港大罢课行动”的义工被大联盟的义工骚扰，阻止我们派发呼吁罢课的传单和贴纸。我们捍卫我们参与的民主权利，并得到场内参与者的支持，收集了过万个呼吁罢课的签名。 “全港大罢课行动”有权以自己的方式（收集签名、募集捐款和派发传单）参与运动。我们不只捍卫自己的权利，也捍卫所有参与团体的民主权利。群众运动不能被单一的立场操控（这正是我们反对中共一党专政的原因），必须包容异见，在抗争路途上让所有团体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声音。大联盟意图在运动中推行由上而下的控制，并避免“政治”和“激进”的做法。这正是他们如此突然决定取消占领行动背后的重要因素。 怎样的决定应该被采纳？ 在9月9日凌晨，在10万多人抗议后，大联盟的代表宣布结束连日的占领行动。任何参与的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利询问：这决定是如何作出的？为什么没有诉诸更广泛的讨论和咨询？不管大联盟分子如何努力进行组织，一个数十万人参与的运动不是属于任何组织的“私产”。一个民主的领导层有责任保障所有重大决定（特别是取消运动的决定）是建立于参与者广泛讨论和理解之上的。但是9月9日大联盟并没有这样做。当宣布决定的时候，数千青年仍然在添马舰，非常多的人高喊口号，希望继续留守，但是大会无视他们的诉求。据我们所知，连学民思潮的大多数基本成员亦没有被咨询过。 大联盟领导以“小圈子”的方式运作，使其有了利用媒体终止运动的专权。大联盟向媒体宣称参与者“疲劳了”，但现场不乏新人愿意成为义工。如果大会有民主的架构和组织，就能够更易让更多的人参与抗争的日常运作。相反，在政府一方威逼和诡计的影响下，若果没有民主的决策和参与，不管任何主办团体如何努力和真诚，都可能误判群众的情绪而作出策略上的严重错误。通过在各组织级别选举委员会，使群众抗争民主化，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运动成功的关键！ 反洗脑运动不能以另一种形式继续进行吗？ 我们一定要同心协力继续积极推动运动，直至取得全面胜利。但是，我们也必须归于现实，从9月9日的事件汲取经验与教训，明白占领行动以粗暴的方式突如其来“被取消”，令下一阶段的斗争更为艰难。如果占领政总的集会能得以继续的话，那么学联9月11日的罢课行动会更有效。再者，同时采取几种不同形式抗争并无矛盾，占领行动和罢课是可以同时进行，相辅相成。有谁说过一场运动一次只能做一件事？如果能在所有的学校和社区建立起民主委员会和民主组织，而不是将决定权留给少数的“领导层”，运动的能量将会无限，群众即兴发挥的创新行动亦会层出不穷。 如何应对关于罢课的问题？ “全港大罢课行动”自七月以来一直倡议，发动学校罢课是反洗脑运动赢得胜利最有效的方法。罢课直接提出了工作场所和学校的权力问题，代表对国民教育政策更直接的挑战。反国教大联盟的领导人曾经公开反对我们罢课的建议，认为“这过于激进”，而其他人（包括学民思潮的一些成员）表示仍未就罢课“进行讨论”。所以， 与其说反国教大联盟是在领导反洗脑运动，不如说他已经落后于运动的形势。现场大量无组织的青年已经表现出更激进的念头，而反国教大联盟则试图压制运动的前进发展。 本来在10万多人聚集政总时，反国教大联盟可以宣布罢课一天的具体日期。这不但确保大多数人参与罢课，而且梁振英正处于巨大压力，仅仅宣布罢课就可能迫使他做出更大的让步。但与之相反，大联盟的领导人似乎在说，群众应该回家等待他们决定下一步怎么做。这并不是群众运动取得胜利的方法。 关于疲劳的问题如何应对？ 反国教联盟指主办单位已经非常疲倦，为9月9日结束行动自圆其说。这个解释令人震惊，占领行动只持续至第七天！举世共鸣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纽约的第一场密集占领活动持续了两个月以上，而且他们并不是自愿离开的，是被警方强行驱离的。 一小群核心组织者的疲劳是否能成为，不仅他们停止活动，而且也停止动员群众集会的合适理由呢？这似乎是个借口。即使没有添马舰的帐篷营地，主办单位仍然可以呼吁群众继续每日的集会。营地并不是必要的，动员群众才是关键。 1989年，东欧斯大林主义一党专制的政权垮台时，并没有“占领”运动，只有一浪接一浪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和一些国家的罢工。再者，如果主办单位因疲劳而减低了活动能力，则应该面向其他组织和更广泛的群众。反国教大联盟动员这场运动的一个主要弱点是他们将相对一小群“内部人士”当作主角，而群众只被看作是临时演员。 “全港大罢课行动”的想法偏偏相反。整个运动本身才是关键，而台前表演则是其次。 当群众运动被取消时，事实上仍在发展。部分学民思潮的支持者指因为9月8日（周六）“只有”10万参与占领，而在前一晚则有12万人，故此运动正陷入低潮的证据。这根本不是证据！任何一场运动都不能以数学方式精确预测其发展，而一定是有周期性的高低起伏。特别是如果反国教大联盟能够以学联9月11日罢课为例，呼吁中小学生罢课一天，那么运动就会变得更战斗性，可以继续扩大。 关于绝食的问题如何应对？ 反国教联盟的另一个类似说法是，取消占领是因为绝食者的健康问题。但是绝食明明可以取消，并同时与占领继续进行的。绝食带来的健康风险本身就是一种抗议，而政总的绝食者每人轮流绝食数天，本身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活动。真正的绝食（禁食直至死亡）是一种极端的斗争方法，需要非常谨慎行事。参与者非常感谢政总外的绝食者所作出的牺牲，但为了让运动继续发展，我们不能只依赖于这种方式。 我们应该汲取什么教训？ 在一场群众抗争中，单靠努力、热情和善意是远远不够的，战术、理解群众运动以及民主负责的领导层也是必不可少。在启动“全港大罢课行动”的时候，我们都认真地汲取了埃及和突尼斯革命的群众抗争、以及中国八九六四的教训。在所有这些运动中都有著一些重要的经验与教训。 没有运动的发展是直线性的，其中必有高潮和低落。 2011年的埃及革命中，在某些日子里解放广场的示威者下降到只有几百人，但人数在之后又回到新高点，而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亦如是。群众不可能成为“专业示威者”，他们都有家庭、工作或学业需要兼顾。特别是当他们感受到运动有明确的目标与策略，他们就会来参与示威，而不是日复一日，一味重复同样的事情。最关键的是负责的领导层，其应该是由群众通过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组成，在需要的时候提出战术上必要的创新和发挥，从而提升斗争的层次。 在当初的北京和埃及也是如此，工人们提出了罢工的问题（包括总罢工）。因为学生领袖反对总罢工，在北京当时已为时已晚。当群众开始疲劳之时，当局就将运动镇压了。在2011年2月，埃及众多工厂罢工，是推翻独裁者穆巴拉克的决定性因素。为了能建设一场成功的群众运动，不仅挫败国民教育，而且打败不民主的梁振英政府，我们必须从重要的斗争中学习经验与教训，了解其长处和失误。 香港立法会选举简报 九月九日立法会选举结束。尽管建制派政客倾尽庞大资源成功配票下，在直选拿下17席，民建联和工联会分别增加3席和2席。另一方面，但是选举在一片反梁振英和反国民教育的高涨情绪作为背景，结果的反映出香港政局出现两极化的现象，激进派的议席由过去的3席增加至4席，未来将令反民主的梁振英政府进入更严重的管治危机。 五区公投深远 影响激进派选举大幅上涨 是次选举激进民主派势力急升，人民力量和社民连的得票总和比上届上升七成，共得约26万票（社民连得票约8万7千票，而人民力量获得超过17万票），增长十分惊人，足见民众对激进反政府路线日渐认同。人民力量取得三席（新界东陈志全、九龙西黄毓民、新界西陈伟业），社民连则有新界东的梁国雄（长毛）当选连任。而同样参与五区公投的公民党亦获得26万选票，透过直选得5席。假如将人民力量、社民连与公民党的得票加起来的话，合共约52万票，恰恰是2010年五区公投时的票数，可见五区公投运动成功巩固支持普选民主的群众支持，是香港民主运动的重要一幕。 民主党民协萎缩 妥协派路线破产 整体泛民主派的得票却未如期理想，总得票只有101.9万（约55%），打破了传统泛民主派比建制派的“六四黄金比例”，原因主要是温和民主派（民主党及民协）流失大量选民的支持。民主党总得票为24万7千票，直选仅获4个议席，并只能依靠由台底交易换来的超级区议会议席来维持泛民的最大党派。同样反对五区公投的民协，也是靠超级区议会议席来免于“亡党”的命运。民主党与民协同样是提倡与中央密室谈判，而其于2010年支持并通过的宣称带有“民主进步性质”的政改方案的荒诞，在今年3月的特首小圈子选举的大龙凤中表露无遗，足见妥协派路线的破产。民主党是次选举中得票比公民党，或激进派总和还要低，反映出群众经已看穿传统泛民右翼政党支持政改、民主进程毫无建树的本质，而转向支持激进派。 超级区议会废票 本年新增超级区议会功能界别的五个议席，由区议员拥有参选权、提名权，并由全港未有其他功能组别投票权的选民一人一票选出的议席。这是2010年的不民主政改方案下通过的，用以优惠坐拥较多区议会议席的妥协民主派和建制派。 超级区议会选举泛民主派获得三席（民主党涂谨申及何俊仁、民协冯检基），建制派则取两席（工联会陈婉娴、民建联李惠琼）。值得注意的是，超级区议会的白票和废票高达八万票，可见选民对伪政方案新增的非直选议席的不信任。更多的群众已经意识到，超级区议会只不过是传统泛民右翼政党与中央的一场政治交易，而非是走向撤销正个功能组别迈向普选的真正道路。 新晋议员、意识混乱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选举中出了传统的势力赢得议席，亦见泛民中有新晋的议员成功进入立法会，当中包括工党的张超雄与新民主同盟的范国威。这些新势力的崛起，反映出在经济环境陷入危机下，群众对传统泛民的失望，以及对寻找真正代表基层利益的焦虑。必须要指出的新晋议员都并不具备清晰的政治意识，并利用不同的民粹政治，来填补群众间缺乏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左翼力量之真空。 香港工党并不是一个真正建基于工人阶级的群众政党，没有清晰的左翼纲领来达至工人民主，亦没有尝试在工人间组织群众党员。顶多而言，工党只不过是以数个立法会议员为核心，并加上不同小型民间团体组合而成的合作联盟，亦似乎没有准备切实参与群众抗争，冲击现存的财团垄断的制度。加上工党成立初期经已表明不会参与“激进”抗争，可见其并不能够在未来为建立反抗不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剥削中的抗争运动。 另一个受人瞩目的新晋议员为新民主同盟的范国威。表面上，新民主同盟为一些不满民主党支持前年政改方案的前民主党二线党员组成，走于激进民主派与妥协民主派中间的路线。不过其政治路线始终离不开右翼，在是次选举中更利用民粹种族主义为政纲，当中“反对香港赤化”的模糊口号，除了反映出民众恐惧中共而渴求民主的进步元素，更多反映的是反内地人的排外民粹。范国威的选举工程不离开“香港人优先”的民粹口号，以双非孕妇、“捍卫正体字”等煽动反内地群众的民粹种族主义。这是一个危险的现象，不但将群众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剥削下不满的矛头从资本家转移至内地基层群众与新移民身上，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抗争，正中此产阶级的下怀；更会为本土大香港主义提共发展的土壤，甚至未来会发展成极右排外的专制主义。 需要左翼的工人群众政党 是次选举中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替代参选，以挑战主流的资产阶级政客。在中共进一步钳制香港政治，而未来恶化的社会经济形势下，是次选举已经反映出群众正被激进化，但群众现时缺乏一个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左翼力量，因此正焦虑地寻找出路的大众部分亦出现走向排外民粹的端儿。在未来资本主义危机的恶化、独裁的梁振英政府在政治上的加大打压（现在的国民教育与未来的二十三条立法），群众需要组织成左翼的工人群众政党，并提出社会主义的替代纲领，才能免于资产阶级政客的混淆视听，为工人阶级建立工人民主提供正确的路线。 最低工资继续拉锯30元水平远不足够 政府钦点组成的最低工资委员根据政府两年一检的政策，商讨最低工资的水平，并于本周二达成“共识”，决定将最低工资调升至30元，最快于明天5月实施。加幅仅为7%，追不上两年来整体通涨的数字（香港去年通涨率已经为5.4%），而影响基层工人及老人最深远的食物价格上涨更远远超出这幅度。根据统计处去年报告，目前仍有有近33万人时薪不足30元，当中以物业管理、保安、清洁行业为数最多，是本港最受剥削的工人之一。有调查指出，若果以前年设定的28元为基数，只计算通涨上升对物价的影响，最低工资应该调整至35元。 最低工资委员会内，商界代表竭力阻止最低工资有“三字头”出现。代表商界的自由党议员、曾因最低工资争议被称为“廿蚊张”的张宇人以欧债危机及经济不明朗为理由，指出时薪水平应维持不变。社会主义行动的回覆是，资本主义危机最大的受害者正是工人阶级，而我们绝不会为投机炒卖者的输局埋单。 此外，最低工资实施两年来，资本家不断将通涨归咎于最低工资的实施。商铺高昂的租金将通涨归咎于最低工资实为资本家愚弄人民的诡辩。再者，地产霸权底下高昂的租金才是小商店经营艰难的最大原因。根据高纬环球和国际购物中心协会最新公布的全球购物中心报告显示，旺角街铺每月呎租1000元，较去年同期升67%，升幅高于铜锣湾及中环的40-50%，而全港平均计全年商铺租金料升百分之5-15%。 无论是建制派还是泛民主派阵营都异口同声指出30元最低工资不足够。 9月19日六名现任及候任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一同出席民间争取最低工资联盟的记者会，除了民主党表示最低工资水平应不少于33元，其余五名代表的党派都明确支持最低工资35元的水平。而职工盟20人亦于9月27日于政府总部外抗议，要求最低工资上升至35元。 建制派工联会如候任功能组别立法会议员陈婉娴亦表示，支持最低工资提升至33元。梁振英政府深陷统治危机，来自四方八面威胁政府的压力间接增加了劳方的议价筹码，而资本建制亦想利用最低工资轻微的上调换取民意的支持。 前年最低工资一役，资方压低水平至28元，漠视工人对最低工资33元的诉求，由于通涨，现在争取33元的水平实际上已经比起前年退步。社会主义行动坚持最低工资40元，并必须与通涨挂勾，并需要成立由工人代表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去调查和监督物价上升情况。 政府退让含糊不清反国教运动尚未胜利 9月27日下午，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主席胡红玉公开表示：“委员会今日会议有部分共识：国教科在政策修订下不用独立成科，故认为不需要有官方课程指引；既然不用有课程指引，亦不用再作修订。因此，官方指引已失效。”受梁振英操控的委员会显示政府进一步的退让，可是基于要维护面子，政府含糊其辞而不愿公开表示撤回国民教育。即使国民教育几乎胎死腹中，但政府始终并非真正撤回课程，我们不能排除政府仍然会以教育津贴或施加压力的方式，令部分学校暗地里推行国民教育。 我们需要回顾整场反国民教育的抗争，并从大联盟错误的决定中汲取当中重要的教训： 九月九日凌晨二时左右，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突然宣布解散一连十日的占领行动。占领行动令反国教运动迈向高峰，对整个梁振英政府造成重大威胁。推动罢课正是将运动遍地开花的最佳方法，然而解散占领行动等于弃械投降，“全港大罢课行动”曾就此作出强烈抨击，并预见占领行动被解散后，没有了整场运动的一个中心阵地，下一步的抗争将会陷入复杂的困境。林郑月娥对结束占领和绝食的决定感到安慰，足见大联盟的错误决定让政府舒了一口气。 即使如此，9月11日专上学生联会号召的大专生罢课依然相当成功，共八千人参与于中文大学的集会，表现了学生反对国民教育的决心。之后更有9月xx日城市大学的500人的反洗脑大集会，还有9月24日起连续两天公开大学部分学生进行罢课，显示了大学生亦勇于站起来反对洗脑教育。可是，各院校的集会行动未见有协调统一，未有重新整顿反抗运动的士气，对梁振英政府的威胁亦大不如前。 反国教大联盟在解散占领行动后，没有提出进一步将运动升级的策略。主要是将反洗脑的责任推回个体的学生及家长，并采取被动的态度去“监察”学校推行学民教育的情况，甚至劝喻家长日常要留意子女的教材有没有爱国教育的成分。集体的抗争转向单独的监察，使运动去政治化和去组织化，一场大规模的抗争机会白白流失。这错误的决定当时甚至令不少民众混淆起来，误以为国民教育已经被撤回。 9月21日学民思潮号召全港中学的国民教育关注组和学生会，会议后总结下一步主要行动只是派发宣传反国教的小册子。不少参与者表示，会议中召集人黄之锋被问及推动罢课的问题时，只以“罢课不是设定日期就可以”和“不是我们说要罢课就可以罢课”回避问题，没有以准备抗争的心态和意愿，与学生切实讨论组织罢课的可行性。 “全港大罢课行动”深明组织罢课不是轻然设定一个日子就可以自动成事，而是需要经过周详的计划和讨论，并设立民主的罢课委员会去策划和协调整个罢课运动。学民思潮作为反洗脑运动的中学生焦点，如果设一定个目标的罢课日子，可以让学生尽快动员及筹备。可惜教协和学民思潮似乎不愿意承担这个斗争的责任。 作为规模较小的“全港大罢课行动”，我们仍于不同学校宣传和组织独立的罢课委员会，给予学生建议如何在校内由下而上推动罢课，并让学生和参与者民主讨论和决策罢课安排。我们努力维持组织的民主和开放，让支持反洗脑的学生、旧生、家长和教师都可以加入罢课委员会，向学生建议如何在校内推动罢课。不少表示持有反国民教育的学校允许学生，但全港大罢课行动成员在学校组织罢课委员会后，受到校方巨大施加压力以图停止其组织行动，包括没收学生的传单、受到校长纪律处分的威胁，甚至要求学生会见辅导。真正威胁政府的抗争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校方打击，而全港大罢课行动亦支力支援和协助学生抵抗打压，鼓励学生亲身将事件向公众及媒体曝光。 正当大学罢课泛起抗争的涟漪，中学罢课行动能激起巨浪，不仅能对梁振英政府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甚至有机会迫使梁振英下台。政府含糊的退让无非要收买群众的民意，事实上亦可能降低反国民教育的意欲，但我们需要随时准备继续斗争，以罢课推倒国民教育的讨论在未来可以再炽热起来。 沉痛哀悼南丫岛海难39人 十月一日晚上8时20分左右，港灯一艘名为“南丫四号”的客轮在南丫岛受到港九小轮“海泰号”高速撞击，船尾受到严重破坏，乘客全部坠海，客轮被撞击后约两分钟船身倾斜下沉，酿成101人受伤，现时仍有13人留医，死亡人数目前增至39人。事件为1996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公共安全事故，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社会主义行动沉痛哀悼罹难者，并向死伤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 发生事故时港灯船上载有121乘客及3名船员，船员与乘客比例极为悬殊。乘客当中估计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港灯员工，其余是他们的亲友；而港九渡轮则有95名乘客及4名船员。两名船长均为超过十年经验的资深船长，“南丫四号”客轮周姓船长右手骨折及肋骨骨裂，伤势严重但神志清醒；而港九小轮的黎船长被问及意外情况时，则表示头晕及头痛，怀疑患上创伤后遗症。根据星岛日报10月3日报导，“搜救人员通宵搜索，赫见船舱座椅压死人及‘尸叠尸’恐怖情景”。同日的太阳报则指出：“上层船舱的长凳，在撞船及船身直插水中后全数倒塌，压著上层乘客并带入水中，形成‘人叠人、凳叠人’的死亡陷阱… ”此外，搜救人员亦称搜救期间受到重物击中而受伤，但由于时间仓卒只有负伤继续救人。 港九小轮“海泰号”船长被指于撞船后迅速离去，根据明报10月3日报导：“目击经过的‘海泰号’乘客说，船上层10多名乘客眼见‘南丫四号’下沉，曾自发收集救生衣和救生圈，准备抛下海救人，多名乘客曾大呼‘停船’，更目睹一名乘客冲往船长驾驶室，要求驶回头救人，但‘海泰号’除一度减速，最终还是没有折返救人，并迅速驶回榕树湾码头泊岸。”明报报导亦指出，香港商船高级船员协会秘书长钟东堂亦认为，港九小轮应留下协助救援堕海乘客。有超过三十年船长经验的余志明表示，按照惯例，如果两艘船相撞后船体相接，双方应交换船只损毁程度，才判断应否离开。 港灯船只由于没有备载客名单，故此未能提供登船人数及名单，令至今失踪人数仍未能确定，涉嫌违反海事处指引。此外，船员亦没安排所有小孩全程穿救生衣。南丫四号船尾短时间内下沉的原因，是因为船尾两个船舱的防水分隔怀疑刚被撞破而未能发挥作出，而船头的水密间封却成功阻止入水，因为只有船尾下沉而船头仍然浮面，发挥浮标效果。小轮业职工会理事长程岸丽昨探望南丫四号周船长后引述他指，“南丫四号”每年均有验船，事发前不久亦刚完成验船。港九小轮迎亦于10月3日召开记者会，表示“海泰号”当时的航速二十几海里，没有超速。而船只在九月才做过检查，船上仪器正常。 撞船意外责任谁属，仍然未有确切的定论。肇事两船共7名工作人员涉嫌违反水上危害他人安全罪被捕，警方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海事处表示，会调查“南丫四号”的船身结构，相撞过程，安全设备是否足够，船员驾驶航行是否违规，预计半年完成调查报告。 中共“国庆”烟花的五光十色与海难受害者的沉痛心情形成强烈对比，香港政府定10月4日起连续三天为降半旗致哀日。港灯作为公共交通的私营公司，对员工有否有足够安全训练及人身保障、船只维修及安全设备是否足够，仍然有待调查。社会主义行动认为事件必须由死伤者家属代表、渡轮员工代表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才能彻查真相。 香港：长者生活津贴免入息审查 小恩小惠 诸多阻挠 现时香港有53万老人领取俗称“长者津贴”的高龄津贴，每月为$1,090元。梁振英竞选小圈子特首时，曾经开出长者生活津贴（俗称“特惠长者津贴”）计划的支票，争取基层的民意支持，但装扮亲基层的面具在当选不久后很快被撕破。政府提出每月$2,200的特惠长者津贴，每年耗资约62亿，因为需要设置资产审查机制，惹起基层长者及贫困人口的不满。10月20日(星期日)社民连、街工和民协共同发动抗议，总共约100低收入人士及长者在政府总部外进行抗议，要求长者津贴免除入息审查，并以此作为设立全民退休保障的基础。 特惠长者津贴限制65岁以上单身长者月入不超过$6,600元、资产净值不超过$186,000元；而长者夫妇月入不超过$10,520元、资产净值不超过$281,000元才有符合申请资格，同时一如过往的长者津贴，受惠人不能同时领取综援、高龄津贴或伤残津贴。门坎之高除了对待长者苛刻，还浪费估计总共5亿的庞大行政费用。如果长者毋须申报资产，估计政府每年额外开支多33亿元，以政府现时水浸的库房绝对可以负担。 现时65-69岁长者领取每月$1,100的长者津贴需要经过入息审查，而70岁以上长者。2008年时任特首曾荫权宣告将长者津贴金额划一增加至每月$1000，但同时表示有可能要对70岁或以上的申请者引入入息或资产审查制度。结果惹来泛民主派以至部分建制派议员的反对，加上当时刚进入议会的激进派政党社民连在议会内大声抗议，最后曾荫权在众怒难犯的情势下被迫妥协，取消侮辱长者的审查制度。 人口老化 长者贫困 资本主义国家，尤其由于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医疗服务和儿童照顾服务欠奉、房屋保障荡然无存、教育机会以至工作机会雕零，因此生儿育女的负担沉重，令香港以至亚洲的出生率长期处于低位，年老人口比例不断加大。香港2009年的长者人口占总人口的13%。根据政府统计署的预计，到2039年此比率将上升至28%。单是长者人口的增长，已使长者贫穷人口由2006年的26万上升至2039年的71万。 根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是以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的一半界定为贫穷线，生活于低收入或贫穷家庭人口约有115万，高企的数字向政府响起社会危机的警号。虽然因为年轻及中年人士受惠于最低工资实施，令2011年贫穷人口去年的贫穷人口较2010年减少5.5万，但本港的长者贫穷率不跌反升，人数高达28.8万人，即平均每三名长者便有一人贫穷。 政府企图强行通过方案 在反对声音群情汹涌的形势下，泛民主派各政党以至部分建制派政党均表示不能接受政府苛刻的方案，表示会投票否决议案。工联会议会内手握六票、可能是政府关键的游说对象，其立法会议员陈婉娴则表示，难以接受政府现时方案，可能与政府谈判折衷的方案。然而，叶刘淑仪的保皇态度依旧强硬，批评长者津贴“民粹当道是民主政治必然的产物”。连新民党副主席田北辰都反对政府方案，要求65岁以上长者划一取消入息审查。 可见即使是寸进的福利改革对于资产阶级来说都是利益的威胁。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承认立法会内仍然未有足够票数通过方案，但可能会以些微让步（例如提高资产限额）令政党让步。政府称声拨款会耗用大量公帑，却仅得五日让立法会讨论，就要在本周五交财委会表决，不过是想快刀斩乱麻急急通过，以防民间有时间凝聚抗争力量，令梁振英再次焦头难额。 废除强积金 政府为了让银行家和投机者获益，在2000年引入强积金制度，强迫香港工人阶级要每月供款5%收入至强积金户口，将血汗钱变成金融机构的赌本。强积金平均管理费为1.74%，高昂的行政费用一直惹起工人怨愤，银行不过用这制度作为劫贫济富的工具。 香港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风眼自然受到欧债危机波及。由于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危机，本年初至五月分强积金计划的总净资产共蒸发约$234亿元，以全港257.3万参与强积金计划的雇员及自雇人士计算，平均每个强积金户口蒸发逾$9,000元。 对金融投机者来说这不过是冷冰冰的数字，但对工人阶级来说这是高工时高压力底下工作的血汗成果，废除敲骨吸髓的强积金制度可谓刻不容缓！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特惠长者津贴免入息审查 香港：反对人工沙滩 守护龙尾生态 痛击地产霸权 正当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风波未平，大埔龙尾人工沙滩又快将上马。政府为求满足地产发展商打造旅游热点的商业野心，不惜践踏稀有海洋生物， 环保团体及广大民众的冲冲怒气要将此二亿八千万元的工程刹停。各环保团体及政党组成“守护龙尾大联盟”，准备十一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三时，在政府总部草地举行“守护龙尾大集会”。 官商勾结 吸血大计 环保团体建议，政府应在乌溪沙渡头的天然沙滩增建设施，将之改建成人工沙滩。但当局无视其要求，坚持要在水质被评为“极差”的龙尾动工。为何？地产商会德丰及发展商伟都集团于08-09年，已经准备兴建水疗渡假酒店，总共提供467间房间，并设有会议设施、购物商店及一座婚礼教堂。长实集团亦看透无限商机，遂“慷慨”捐出10亿元，在龙尾附近兴建观音像，现时已几近峻工。只要将大埔汀角一带楼价推高，李嘉诚的凤园洋房项目可以赚得盘满砵满。 大埔汀角楼价过去六年已翻倍，今年也有15%至20%升幅，例如高层连天台村屋呎价已经突破6,000元。长城物业经理钱淑敏指，估计沙滩落成，楼价可再升2-3成。(苹果日报, 2012年10月25日) 发展商近年积极收地准备工程，令龙尾的丁屋售价较去年升高一倍，因此人工滩亦获得乡议局土绅劣豪的支持。 政府强调区议会已经通过方案，因而难以挽回。恰恰是腐败的区议会反映出政商利益的勾结。大埔区议员所属政团不是民建联，就是经济动力，均为财团的买办走狗。各议员都身兼新界地产商会要职，其中委任的区议会主席、民建联张学明更是新界地产商会的荣誉会长，在大埔持有一栋三层高丁屋和六幅地皮，并透过公司在大埔拥有一个物业和一幅土地。商会主席则是早已江库集团主席柳明心。江库集团是大埔最大的村屋地产商，过去几年密密向原居民购地，兴建别墅式村屋屋苑。建制派垄断的区议会不过是通过亲商政策的橡皮图章，没有真正的民意基础！ 香港政府继承了殖民地时代，为了讨好土绅劣豪的丁权制度，让成年男性原居民可在新界土地上认可的范围内兴建“丁屋”。这本身就是性别歧视的政策，持有丁权的原居民摇身一变成地主土豪，甚至让不少新界乡绅实际就是土地发展商，或与其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这一撮特权分子往往支持地产发展的硬道理，好让自己土地变卖致富。因此，原居民和非原居民往往在这些发展议题上对立起来，在9月22日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上水咨询会衡突正是一个例子。 破坏生态 践踏环境 龙尾滩是一个位于大埔船湾汀角路旁、毗邻大美督的一片天然潮间海岸，有丰富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包括鱼、虾、蟹、蚬、螺、海星、海胆等等２００多种，具保育价值物种达14种。人工沙滩计划将会迫使生物向西“大迁徙”至汀角东海岸，对迁徒生物及原居生物来说，都是生态的大灾难，政府却以皇恩浩荡的姿态表示让生物“原区安置”。例如，当中的管海马为香港罕见鱼类品种，繁殖力偏低，怀孕期又长，若环境大变族群就很难生存下去。 龙尾滩位于吐露港的内湾位置，水流十分缓慢，污染会容易停滞在泳滩，较难扩散和稀释。有实验所揭发，龙尾滩的大肠杆菌含量惊人，远高于零四年因水质差劣而封滩的深井钓鱼湾泳滩四倍。故此，龙尾滩水质为“极差”等级，每1,000人落水后，将会有15人有机会感染轻微疾病（例如红疹），根本不适宜游泳。游泳旺季夏季时期，雨水带来的细菌和污染物，加上日后落成的水疗酒店将会排出更多废水。 政府声称，建设人工滩是为了新界东北居民的休闲福祉，其谎言不攻自破。整项工程根本是本末倒置，沙滩成了配置设施，商业区才是主角！ 政府强调计划已经通过环境评估，合乎“程序”，却受到环保组织指责环评报告避重就轻。零八年龙尾泳滩进行的环境评估报告数据不足，立场偏颇，包括当年没有一并评估乌溪沙两个天然沙滩的选址，亦无发现生态物种多达二百种，以及水质含有大肠杆菌及重金属等。 宁波抗争成功 香港不甘后人 资本家可以为了利润，不惜于2010年迫迁菜园村居民，斥资669亿建设富人专享的高速铁路，目的是推高西九龙一带豪宅的楼价；梁振英上任后又有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在古洞北、粉岭北和打鼓岭坪輋打造富豪后花园，大量收购土地和迫迁居民，目的是设立服务内地富有旅客的商用区。购地迫迁成为了地产霸权的发展公式，多数人的土地和公共空间被少数富豪操控。 浙江省宁波民众上街示威七天，反对当局政府兴建炼油化工厂PX。事缘中石化在镇海区的最大炼油企业“镇海炼化厂”，准备投资逾五百亿元人民币扩建，惹起民众对空气和水质污染的担忧和愤怒。群众包围市政府总部，要求市长刘奇下台。由于中共十八会议即将开幕，加上统治危机一触即发，为免点著火头而烽烟四起，故此最终妥协搁置扩建计划。梁振英政府同样深陷危机，继反国民教育运动后，再次的政总集会可以给予政府巨大压力。 我们必须要坚定抗争，捍卫受尽资本摧残的环境，揭露资本家可耻的牟利大计。 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守护龙尾大联盟”的行动，我们有以下要求： 全面取消大埔龙尾人工滩计划 香港：性平权的抗争近况 迎接同志大游行 今天适逢台湾同志游行的十周年，10月27日台北举行了以“革命婚姻 – 婚姻平权伴侣多元”为主题的大游行。今年有65,000人参加，破了历年的纪录，场面非常浩大。此外，是次游行亦吸引了来自23个不同国家的外国同志参与，大会保守估计有3000多名外国人远道而来参加。台湾不少工薪阶级认为，在职场受到歧视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正推出民间版民法修正草案，要求同志婚姻、伴侣制度和收养、多人家属制度，并正在发动“百万联署”运动，盼在明年九月能将民间版草案送进立法院。 今天香港同志游行亦不甘后人，今年的同志游行亦表现了民众香港不分性倾向抗争的团结。今年女同盟会、香港彩虹、女同学社和大同主办，将由铜锣湾维园游行至中环遮打花园。大会为支持同性恋及跨性别人士在工作不受歧视，呼吁参与者穿著代表不同职业的服饰出席，以突显主题，而立法保障同志免受歧视亦是主打要求之一。 LGBT在香港 在今天的香港，社会并不像其他有强烈宗教背景的国家，对同性恋歧视表现为外界干预性的歧视，但社会的主流意识中仍然明显对同性恋持有反感，而且家庭内部的压制更为厉害。早前，香港的名媛赵式芝与波尔表富商家族的太子女杨如芯，在法国举行了一场同志婚礼。赵式芝的父亲赵世曾大力反对女儿的性取向自由，还掷出五亿巨款为女儿招婿，务求要令女儿“拗直”。 赵世曾时常在公众场合左拥右抱，女伴不停更替，对自己的性态度十分“开放”，却对其女儿的同性恋取向态度保守。坚持十多年的认真感情如此打压。对赵氏富豪来说，以金钱堆砌的异性关系比女儿多年坚贞的同性爱情更为珍贵。父权资本主义社会下，家庭延续和传宗接代的思想令女性家庭地位一向较低，而同性恋违反了核心家庭的基本构成，自然不能为父权社会所容忍。这既是性别歧视，亦是性倾向的歧视。后来，赵式芝在她的脸书上写道：“为何中国社会可以接受并歌颂男人拥有五个妻子，却不可以让女人选择不要丈夫？有趣！”这句话真实地讽刺父权社会下男女不平等的现实。 新任立法会议员人民力量陈志全出柜（公开表示自己是同性恋者），是一件非常值得鼓舞的事，是香港回归15年来首次发生。陈志全很快受到同志团体的青睐，亦成为了本年同志游行的发言人之一，为性平权抗争充了信心。11月9日，多个同志团体（包括香港彩虹、女同学社、女同盟等）中午在立法会外进行抗议，要求政府尽快就立法保障不同性倾向人士的平等机会及基本权利展开公众咨询。议会辩论期间，右翼保守的建制派发表了荒谬绝伦的言论。自由党张宇人表示会有有伪装同性恋伴侣而欺骗雇主福利；民建联叶国谦更直指，立法对华人传统制度造成破坏，引发社会冲击，对宗教团体带来极度震撼，直接道出同性恋不为现存制度所容许。最后，咨询动议被功能组别否决。社会主义行动支持保障同志的法例，这是依靠群众抗争向建制施压争取回来。但是，即使在有反歧视同志法例的国家，资产阶级政府在必要时仍然会动员落后保守思想的阶层，以分裂不同性倾向的工人阶级团结抗争，并以“完善道德”为口号维护核心家庭制度。因此单靠立法并不足够，我们必须从制度上作出根本的改变。 美国对性小众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不是由美国资本家或政府恩赐的，而是群众和工人运动多年斗争争得来的成果。在总统选举期间，美国有三大州（马里兰州、缅因州和华顿盛州）通过了同志婚姻的公投，使美国承认同性婚姻的州和地区扩大到10个。但是，美国联邦依然未认可同性婚姻。因为共和党的浓厚基督教背景势力，令党更鲜明站在反同志的一方，这令奥巴马成功制造不少幻想，在选举中争取到不少“粉红选票”。但这不意味著民主党政府会真正保障同志的利益，也不意味著同性恋的普遍歧视就会在美国社会消失。 企业近年高调支持LGBT或赞助，除了是资产阶级要收编同志运动，避免其激进化成反财团或反政府的运动，更是要收割同志运动商业化的市场。市场公司估计，单在美国有高达1,800万人的LGBT市场，每年可消费收入（即空闲钱）高达7,900亿美元，平均每人约4.4万美元，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数2.6万美元。纽约州去年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后，纽约审计办公室亦预计3年内，可带动婚宴及蜜月旅游的消费力，涉及1.42亿美元。如此庞大商机，有公司明明枪打著服务LGBT的旗号，美林银行成立专门服务LGBT的理财顾问团队。但是，企业所提倡的“性平权”是虚伪的，为的是牟取利润，只为中上阶层有消费力的人士服务，基层民众和工人阶级被排除在外。 LGBT在中国 近年中国内地（尤其是发达城市）社会风气对性小众放宽不少，尤其在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发达成市，但中国政府的政策始终对同性恋者抱有歧视，未有反对歧视同志的法例，同性婚姻亦没有得到法例条文的保障。因为家庭压力和社会压力，中国大陆的同性恋者都刻意隐藏自己的身分，被迫和异性结婚。根据长期研究同性恋问题的青岛大学教授指出，中国同性恋群体的一大特点是80%以上的人迫于世俗压力结了婚或者将要结婚。 张北川估计，中国内地十五岁至六十岁的同性恋人数约为3,000万，其中男同性恋和双性恋2,000万，女同性恋为1,000万；在中国大陆有超过500个的同志网站，全国各地大大少少的同志酒吧，不时被公安封查或骚扰，甚至向同性恋者金钱勒索。近年中国出现愈多的同志非政府组织，例如最大的是“中国彩虹”，但它们的行动都受到当局严密监管和限制，任何有可能组织群众挑战制度的行动，都会受到警察当局打击和阻挠。在中国，同性恋者没有基本的组织、集会和示威权利，都是比中共一党专政下的其中一方受害者！为了未来的同性恋发展出一份力，无惧国家机器公安的加压，因为在中国很多的同性恋者都只是中下阶层，连民主都有，他们都因为害怕公开自己的同志已失去工作和人生安全等问题，所以我们更加应支持他们！ 但即使这些团体的活动亦非常有限，例如组织酒会或晚宴等联谊活动，令同性恋或跨性别人士自成一角，难以说服不同性倾向人士团结一致。加上这些活动都只能照顾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中上阶层，难以想象埋首在血汗工厂的工人能够有机会参与。工人阶级占中国庞大人口，作为工厂或职场中受到欺压的阶级，往往是同性恋中最受压迫而申诉无门的一群。 性平权。团结抗争。社会主义！ 政府、右翼宗教和政治势力反对寸进的同志平权，是资产阶级分化劳动人民团结的表现。这些反动势力除了打压同性恋或跨性别阶层，往往同时打压少数族裔权利、女性权利、外来移民权、贫穷及边绿人士权利，以维护自己占上位的统治制造。正如以“道德塔利班”恶名昭著的明光社，其宗教势力是依靠政府高官和资本家支撑的，而且在政治立场上是反民主和反工人的。社会主义者支持同志运动的抗争，包括立法保障同志权利，在斗争路途上揭破资本家和宗教势力互相勾结的真面目，将性平权运动连系至反资本主义的斗争。 香港：争取性平权 4000人参与同志游行 今天举行的第四届香港同志游行，一共有4000人参与，比上一届的2500人大幅增加！不少公众人物参加是次游行，包括立法会议员何秀兰、范国威、及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陈志全，艺人则有黄耀明及何韵诗。何韵诗更于今天首次“出柜”，公开宣布自己是同志的身份，她是继黄耀明后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同志的香港艺人。 参与的团体包括主办单位（香港女同盟、香港彩虹、女同学社及大同），社会民主连线、人民力量、slutwalk HK（中译：香港荡妇游行）及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等。社会主义行动举起“性平权．团结抗争．社会主义”的彩虹横额，参加是次游行，共卖出60本性平权小册子。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性平权的抗争，支持立法保障同志权利，包括在工作场所不受歧视，家暴条例保障同性同居者，以及同性婚姻的权利。性小众在社会的不平等地位其实是资本主义巩固剥削制度的一种手段，这包括维系异性恋霸权及核心家庭概念。社会主义者认为，香港的性平权运动必须连系至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与内地的性小众团结，更进一步推动社会制度上的变革，才能真正消除对性小众的压迫。 钓鱼岛问题：回应迷思中的国际主义左派 ——东亚民族的历史伤口、现实的资本主义冲突与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 从今年8月中旬起，中国、日本和台湾三方在钓鱼岛控制权与主权问题上的冲突历时已二月有余，迄今未见缓解，而相反军事对峙的局势有增无减。 统治阶级方面，日本右翼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和极右翼势力频频挑衅，日美军事演习频频，中共资本主义专制当局则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以近数十年来少见的强硬方式进行回应，台湾资产阶级朝野两党也采取种种手法声张台湾在钓鱼岛（钓鱼台）的主权要求。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近两百座城市发生上百万民众卷入的长达月余的群众性反日游行和部分骚乱，在香港和台湾乃至海外诸多地区也发生近年少见的华人保钓反日游行。而日本国内，尤其是在冲绳地区，日本进步民众反对美军驻扎和日本当局的军事化斗争正方兴未艾。 近 来围绕钓鱼岛发生的冲突与对抗是东亚矛盾局势的综合表现。作为全球性不公正的帝国主义统治秩序和深化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部分，中国、日本、台湾和美 国统治阶级间矛盾不断，冲突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值得注意的是诸国统治阶级间仍然存在诸多勾结与妥协，面对危机维持现行“稳定”秩序的基本目标 仍未改变，迄今为止国际资本主义强权间仍然处在“斗而不破”的局面之中。 考虑到整个东亚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包括目前全球资本主义经 济前三强 （美国、中国和日本），三个核大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 四大海军（美国、俄罗斯、日本和中国）、四大空军（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可想而知东亚地区发生的任何地缘冲突和阶级斗争都将对世界经济与安全局势 产生巨大影响。 国际主义左派关于钓鱼岛问题和中国反日游行的立场 针对这一严重影响东亚局势和各国民众意 识的事件，国际主义左派自然也极为关注，纷纷发表评论和主张自己的立场。此处国际主义左派主要是指遵循托洛茨基主义基本原则的左派力量和支持者，其中既包 括国际上一些比较知名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国际组织，也包括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等地的华人青年托洛茨基主义者。本文的分析将主要关注一些国际主义左派组织在 钓鱼岛问题上的声明。 目前，笔者所收集到的国际主义左派（托洛茨基主义派）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主要文章包括以下四篇： 1）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同志撰写的《中日岛屿冲突的背后？》（What’s behind the Japan-China island conflict?, 以下简称《冲突》，https://www.chinaworker.info/en/content/news/1900/，该文不仅提及了中日钓鱼岛冲 突本身，也涉及到相关群众运动和更大范围的东亚诸国（包括中、日、台、俄罗斯和韩国等）领土领海争端，以《钓鱼岛争端背后的帝国主义冲突》的中文译名发表 在香港出版的第18期《社会主义者》杂志上） 2）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ICFI) 陈骏（Chan John)撰写的《反对中日民族主义》（Oppose Chinese and Japanese nationalism,以下简称《反对》，http://www.wsws.org/articles/2012/sep2012/pers- s21.shtml ， 事实上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还有数篇相关钓鱼岛冲突的文章，但由于该文以社论形式出现，且其他后续文章的立场基本相同，所以以该文为准 3） 第五国际/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 彼特·梅因（Peter Main）撰写的《中国：北京不得不停止沙文主义宣传的动员》（China: Beijing has to demobilize chauvinist campaign，以下简称《动员》， 4） 革命共产主义国际趋势（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endency，RCIT) 的迈克·普劳勃斯登（Michael Pröbsting）撰写的《不要中日帝国主义煽动的沙文主义战争！》（No to chauvinist war-mongering by Japanese and Chinese imperialism!，以下简称《不要》，http://www.thecommunists.net/worldwide/asia/no- war-between-china-and-japan/#） 由于上述文章都以英文撰写，只有部分文章有官方的中文翻译件，所以为确保尽可能忠实于原文，本文引述和分析时，将直接引述和翻译上述文章的英文原文。（如果某些文章的中英文版本内容有所不同的，将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说明）。 几 家国际主义左派虽然具体分析和立场略有不同，但在主张立场和诉求时容易将完全抽象的原则和理论简单地套用到复杂的现实事件，无视社会条件、客观环境和群众 觉悟，陷入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迷思之中。由于其分析往往容易依赖片面的和不完整的来自西方资产阶级媒体的信息和资料（尤其是英文资料），而这些资料和信 息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先验性和选择性地挑选与过滤的结果，更往往导致文章中都或多或少的表现西方中心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 历史唯物主义者不 是唯心史观的历史虚无主义者。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 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F. 恩格斯，1885.04.23, 书信《致维拉. 伊万诺夫娜. 查苏利奇》）国际主义左派在钓鱼岛问题和中国反日群众运动虽然强调了国际主义和反对民族主义的宗旨下，但忘记去“了解中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所以欠 缺从无产阶级立场的分析和对于未来革命的展望，在事实上也违反了托洛茨基提出的《过渡纲领》的精神，陷入了未能面向中国、日本、台湾乃至亚洲其他地区无产 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局面。 被误读的中国反日群众运动 首先，国际主义左派在对钓鱼岛事件和相关的群众运动分析 时，有意无意间将中国各地发生的自发的群众性反日运动等同于中共资本主义当局的官方宣传和军事主义煽动，将游行中出现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口号和现象等同 于群众正当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右翼扩张主义的情绪，将游行、示威乃至罢工的参与主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等同于富裕的亲资本的新兴中产阶层， 将历史上的反殖民斗争和民族情绪等同于纯粹的钓鱼岛领土争端。由此得出中国民众自发性反日群众运动本身是反动的、负面的、沙文主义的和为统治阶级服务利用 （不仅是中国统治阶级，也包括日本和美国的统治阶级）结论。 科洛同志在《冲突》一文中分析，“在评价任何群众运动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必须 考虑方方面面，区分进步的特征和反动的特征。这些游行反映了当前群众意识的极度混乱。尽管游行吸引了许多反对中 共统治的阶层，但是反日抗议游行把这些阶层引导向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方向。而且反日游行对亚洲其他地区的群众意识也起到了负面的影响，所谓的“中国威胁 论”被当地统治阶级和美国所利用。特别是在日本，反日游行的发生不仅没有削弱民族主义右翼，反而帮助了他们。只有通过在日本、中国和整个地区的工人阶级斗 争和建立社会主义替代，才能打败各个国家的反动派。这些反动派在未来可能准备以战争行为作赌博。” 陈骏在《反对》一文中强调，被中共大 开绿灯的中国反日示威，也同样反动。主导这些示威的是富裕的中产阶层。他们认为自己的未来与中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同 时对中日两国工人阶级都存在深深的敌意。这反映在他们的“抵制日货”的口号，其实质就是在削弱日本公司的基础上去提升中国企业的地位。中 国的示威活动中有一种公然的种族主义性质。许多横幅和标语谴责“日本狗”和“小日本”，更不用说那些针对在华日本国民的随机性袭击。最具挑衅性的是要求中 国政府向“日本宣战”的呼吁以及日本出现核蘑菇云的横幅。这些军国主义情绪是直接受到了中国的媒体评论员和军官们的鼓动。他们在电视上吹嘘说，如果战争爆 发，中国可以发挥它的“杀手锏”，对日本发动核打击。这种野蛮的建议无异于引发一场全球性核冲突，因为这样的攻击马上就会牵动美国。 梅因的《动员》一文中描述为，这种广泛传播的是为无疑是得到了政府官员的同意，但在很多城市导致了抗议者与警察间暴力冲突，并发声打砸抢日资商店和焚烧日本车的现象。而且很多标语在谴责日本入侵和收复中国钓鱼岛的主权外，也要求北京政府采取更强硬态度和处置官员腐败。 普 劳勃斯登的《不要》一文中撰写，在日本街头没有发现好战的群众示威气氛时，在中国则完全不同。 一部分群众，其中许多人是青年，则充满反日情绪与中华沙文主义。根据报道，在全国至少108座城市发生示威，在许多城市这些示威转化为反日骚乱，例如深 圳、广州、东莞、长沙、西安和青岛等地。根据报道，示威者的口号充满沙文主义，诸如“打倒日本鬼子！”、“抵制日货！”、“钓鱼岛属于中国！”、“对日宣 战！”等等。 大量的日本产汽车和商店被打砸和焚烧，日本大使馆也成为抗议示威的目标。这导致例如丰田、本田、马自达、佳能、松下和优衣库等暂时中止生产经营。根据香港 报道，在北京街头张贴有招募“强奸日本女性”的海报。 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左派绝不会否认过去1个多月的反日群众游行、运动、示威和罢工中 存在有相当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小部分群众中乃至有严重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倾向。但是，不能将意识混乱的部分群众右倾和错误的口号等同于游行群众的主 体。现实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永远不可能存在于“意识真空”中，但这些反动的、消极的非主流因素并不应该构成我们判断整个群众运动的依据。事实上发生在全球 各地诸多的群众运动，无论是中东群众发生的反美大游行，欧洲希腊和西班牙群众组织的反削支和反欧盟（以及反德）游行，乃至日本冲绳地区民众反对驻日美军运 动，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乃至少部分种族主义言行。 从8月15日港澳保钓船只登岛被日本海上保安厅抓捕到9月24日中国全国范 围的反日游行基本趋于结束之间的一个多月时间，在中国近200座城市发生各种形式的反日游行、示威和罢工，上百万群众卷入其中，自发参与的主体是工人阶 级、青年和中下阶层市民等，同时也必然有少部分中产阶级和极少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和官僚。参与的大部分群众虽然在政治意识上是仍然混淆的，但其中多数人有强 烈的反对专制当局和反对其资本主义政策的倾向，包括以毛派为主的泛左翼力量和少部分亲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自由派支持者都有参与其中，但是后者的主体事实 上是以反对这场群众运动为主。 在科洛的《冲突》和梅因的《动员》都有所提及运动中出现的大量毛泽东画像的现象，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强调群众 中举毛的画像是中共政权内部派系斗争， 支持对日宣战和支持薄熙来，并且将之称为是中共政权内部拍戏策划的结果，却没有承认这种行为在民众中的基础和其自发性，更多的是基层群众对现在中共专制当 局和其推行的资本主义政策的不满。 事实上中国毛派和泛左翼势力复苏远早于薄熙来机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地左转。早在1990年代中后期，中共 政权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时，在前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和普通劳动群众（也就是当局所称的“社会弱势群体”）中就出现对于前计划经济毛时代的思念和对当局 资本主义政策的抨击。在当时这股思潮集中于中老年，尤其是下岗的国有企业工人中，也出现了各地自发的群众集会纪念毛泽东诞辰和唱讲革命歌曲行动。这些群众 性自发的集会与悼念十多年来一直面临著当局的镇压与打击，但随著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深化却也在不断发展。但是资产阶级媒体经常对此视而不见，甚至蓄意歪曲 报道。薄熙来在前几年推行的唱红讲传和打黑活动不过是对这些群众行为的东施效颦和迎合投机而已。不能将群众的自发运动与政客的投机行为混为一谈。相当一部 分毛派活跃分子也承认，薄熙来搞的不过是资本主义改良行为。有资深的毛派分子甚至更明确地说明，他投机我们，我们也可以利用上层矛盾，重要的是不为其所用 和发动群众。而且，即使在这些群众中存在各种混淆意识，譬如将现在的中共政权仍然视为“修正主义政权”，希望中共党内的“健康力量左转”，但群众中反对现 行资本主义政策是明确的，要求左倾的诉求是真诚的。 而且，很遗憾在国际主义左派四篇文章中都未提及大多数参与游行示威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左 倾劳动群众的主流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收复钓鱼岛”这两个口号，并非所谓仇恨日本民众的种族主义清洗口号。种族主义的“核平日本”和“打倒日本 狗”确实存在（如陈骏文章《反对》所描述的），但仍然也只是局部现象，至于所谓鼓吹“中华帝国主义”和“强奸日本女性泄愤”的极右口号则更是极少数中的极 少数现象（如普劳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所描述的。在这个问题上，有大量图片和视频为证，只要不带有偏见，就一定会承认主流口号并非是种族主义的。当中国 广大群众主流仍然在强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针对日本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时，假如不承认这一口号本身具有进步性，将群众中朴素的义愤等同于支持“中国 帝国主义”，这对群众运动本身是一种不公正的选择性的态度。 西方的左右翼由于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而往往对中国反动的民族主义情绪作出 误判。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假如群众运动高举毛像，至少在言辞和形式上必然是承认自己为左派和倾向社会主义，乃至明确支持马列主义 （虽然未必是托洛茨基主义认同的）。而这种在理论上对于马列主义与阶级斗争的依赖，使其民族主义的倾向受到相当程度的遏制。根据现实看，毛派中的右翼一旦 主动强调民族主义，必然会对毛派本身的阶级理论进行修正，最后走向资本主义化。因为，民族主义情绪不仅表现在左倾群众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其实也表现在右 倾的社会力量中，甚至表现得更为反动。右翼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主要利用的对象，而非左翼民族主义。正在中国发展的汉服国学运动和儒教基督教主义者就是这 种右翼民族主义力量的反映。他们并不需要高举毛像和唱红歌，而是身穿汉服和背诵四书五经，甚至信奉基督教，他们是更为明确的反动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与皇汉 分子，而且在中国各民族内部进行挑拨分化，并进一步争取新兴中产阶级和工人上层。他们往往以明确的反共立场（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和1949革命，乃至甚至倒 退到反对一切革命），有些倾向于美国和国民党势力，有些则直接以德国纳粹为模板。 误入岐图的革命失败主义与国际主义左派 国际主义左派的文中普遍认为，由于中国现政权已经是帝国主义政权，所以呼吁中国无产阶级和左派不要介入群众性反日游行和运动，在中日冲突上采取超脱和双重反对的立场。 如科洛同志在《冲突》的，中国的公司在亚洲和全球范围内更广泛地建立起来，中国帝国主义的出现已经是一个不断增长的事实，并且也反映在当局的政策上，例如其对日本的态度。 梅因在《动员》一文提及，在关于岛屿主权争论中，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世界经济体的中国和日本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争相控制本地区的资源。 在 这一问题上，革命共产主义国际趋势（RCIT) 的迈克·普劳勃斯登（Michael Pröbsting）在《不要》一文甚至走得更远，机械地照搬列宁在革命特殊形式下而提出的帝国主义战争性质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失败主义” （revolutionary defeatist theory)的理论。 普劳勃斯登明确主张中国和日本无产阶级在未来发生的无论何种战争中都应该采革命失败主义，认为如此方有力于削弱本国统治阶级，实现无产阶级革命。 普劳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关于“革命失败主义”的说法恰恰反映了严重的机械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了所谓的原则，而无视客观事实。事实上，对托洛茨基主义者而言，革命失败主义从来不是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政治原则，而只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一时一地根据力量对比而得出的策略。 在 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推行革命失败主义是因为以此来打击沙皇专制统治的力量，而且民众中有强烈的反战和平情绪。而一旦十月革命爆发，为了防御德军入侵革 命中心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影响的部队可是立即进行革命防卫主义，而不是坐视德军进攻。此后，苏德的停战条约谈判中，也并没有为推行革命失败主义或者支持 德国工人革命，而主动对德国帝国主义无条件让步，只是为了维护新的苏维埃政权生存而被迫让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论是在作为半殖民地 资本主义中国的老一代托派，还是在欧美等发达帝国主义国家的多数托派，面对本国政府与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战争，也都没有推行所谓的“革命失败主 义”策略。在中国，托派组织甚至自组游击队，直接参与抵抗日军侵略。在西方，托派多数派则是坚持无产阶级军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号召成员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与所有的工人阶级站在一起，成为一个好士兵，呼吁由士兵委员会等民主控制军队，在军队中继续捍卫普通工人 阶级利益。 1942年12月21日，时任第四国际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领导人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詹姆斯·坎农（James P. Cannon）在珍珠港事件后对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的声明: 大多数美国民众积极或者消极地支持罗斯福政府的战争计划。作为少数派，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服从多数派。我们不破坏战争或者反对军事力量了。托洛茨基主义者与 他们同时代的人民一起参与军队。我们服从多数派的决定。但我们保持我们的立场和坚持我们表达的权利。今天工国委（CWI)英国支部的前身工人国际联盟 （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和其前领导人已故的泰迪·格兰特（Ted Grant)当时也是积极支持“无产阶级军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nt policy)。因为他们深知这是灵活利用托洛茨基的《过渡纲领》，面向工人阶级的重要手段。 中国无产阶级如果在中日乃至中日美间发生的战争上采取所谓“革命失败主义”的立场，难道一定会如普劳勃斯登所描述的带来更容易的改良（阶级力量对比变化）和最终实现工人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吗？ 这个设想是只有生活在真空中的“左翼分子”才能得出的结论。 最 近十年，美帝国主义野蛮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现实例证，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伊拉克前萨达姆政权是个专制的军事强权，在美国支持下与伊朗发生战争，此后又入侵科威特。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也是有著严重封建残余的政教合一的神学政 权。我们从不否认这两个政权的反动性，但是难道因此可以得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面对美帝国主义入侵需要采取所谓的“革命失败主义”？ 两 国遭到美军入侵和占领后的现实是，整个国家四分五裂，教派和民族冲突不断，被各种专制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傀儡统治著，数十万平民遭到杀害，基本公共服务 和保障严重缺乏，本地统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敲骨吸髓地盘剥自然资源和奴役人民。萨达姆死了，换来的是大大小小更多的不同教派的萨达姆，塔利班退入农村，却 并没有被消灭，而美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政权在经济上更腐败，在宗教上同样甚至更反动。这样的局面真的有利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本国统治阶级和 帝国主义的统治吗？ 如今中东战云密布，专制的政教合一政权伊朗也正面临美帝国主义和其盟友以色列帝国主义武装入侵的威胁。国际主义左派 难道认为一旦战争爆发，伊朗的工人阶级也应该采取革命失败主义的做法，反对本国专制神学统治阶级，帮助或者坐视美军和以色列军队的入侵吗？ 假如采取这样的策略，能真正有助与伊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行进步革命吗，有助于削弱世界范围帝国主义统治秩序吗？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资本 主义政权的双重性和部分资产阶级统治精英的对外依附性意味著，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即使今天资本主义专制当局垮台，没有足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力量，就无法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出现的依附性政权或者数个政权，只会更加反动野蛮地镇压和分化工人阶级，而根本谈不上有利于削弱统治阶级力量和 无产阶级革命的实现。反对“革命失败主义”的口号，并不意味著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无条件支持如今的资本主义当局，反对战争和反对军事扩张是中国无产阶级的 支持原则。 两元性中国资本主义专制当局与群众性保钓反日运动 中国自从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资本主义复辟 以来，已经是一个越来越成熟的专制资本主义政权。毫无疑问，其也具有越来越明显的上升中的新兴帝国主义的特征，包括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资本输出，持有包 括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巨额债务和外汇储备，在亚非拉等边缘经济体（新殖民世界）进行投资和大规模劳动力输出。 但同时，中国仍然尚具 有后进资本主义国家/半殖民地的特征，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并控制关键产业，外国资本和资产阶级在事实上享有特殊权益，大量本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外 国资本奴役和压榨。而日本资本更是从1970年代末起，就积极参与对中国资本输出和对中国工人阶级经济剥削，而这种资本输入带来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特 别是存有历史情结的情况下，往往容易交织在一起。 中国资本家对非洲的资本输出、资源掠夺和劳动力剥削，会引发非洲当地工人阶级和民众对中 国资本和帝国主义不满，因而扩展为排华情绪。而这种针对中国人，而非资本的排华情绪可能会被非洲当地民族资本家乃至西方帝国主义利用，但是并不意味著非洲 本地工人阶级和民众反对中国资本家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情绪就是不合理不正当的。同理，可以应用到中国工人阶级与日本资本家之间的关系。 而 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本外逃，以及资本家和官僚的移居外国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扩张型的资本输出。事实上就在不久前，科洛同志曾经在其他文 章引用过中国有7成左右千万富翁计划移民他国的数据，很多官员以转移个人资产和家属去他国为要务，而且他们所要移民的国家主要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 而且，绝大多数高层官员和其子女都有在美国等欧美国家接受教育的背景。无论是已经下台的薄熙来、最近刚刚暴露腐败丑闻的总理温家宝，乃至即将接掌大权的习 近平都有子女在美国接受教育。中共政府甚至每年安排大量省部级官员前往哈佛大学等欧美精英学校接受培训，因此哈佛大学被称为“中共第二党校”。在中国民众 中有广泛的传说，如果中国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美军甚至不需要对中国本土进行攻击，只需要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美国国内按图索冀，将官员家属子女与 情妇扣押，将外逃的官员与资本家财产没收，中共政权就不战自败。一战和二战时期的军事帝国主义日本、俄国和德国的上层统治阶级并没有在与美英法等国争夺霸 权时集体移民去“敌国”的想法。 假如说中国资产阶级一面雄心勃勃地要与美日等发达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控制权，一方面又要想尽方法携带资本成为这些“敌国”的公民，这本身不是显得自相矛盾吗？这种矛盾对于矛盾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言就是一种常态。 中 国资产阶级并不是单一的均质体，而是极端自我分裂的阶级，这种自我分裂甚至可以体现在资本家个体身上。而资产阶级内部部分力量（假如不是大部分的）仍然具 有的半殖民地国家的买办倾向。这种资产阶级和统治精英的内部分裂，也证明了资产阶级的虚弱性和中国资本主义政权的双重性。中共资本主义当局的这种双重性也 反映在其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上，固然近年来中共外交政策越来越表现强硬与扩张性，但另一方其仍然具有对内剥削和对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退让的特征。事实 上，在钓鱼岛和对日冲突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力量支持对抗政策，而另一部分支持亲日政策，甚至同一个高层官员，在不同时间都可能表现出前后不一致的 态度，如现任总理温家宝即是如此。他们对此问题的解读从来都从如何维持其统治的角度考虑，而并不是单极扩张与对抗思维。国际主义左派在分析中只考虑到中国 政权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扩张的一面，而没有考虑到其向外国帝国主义投降退让，出卖民众利益的一面。 与此同时，中国仍然有残留的前斯大林主 义畸形工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特征和形式。作为一个执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制政党，中国现行的宪法和政制仍然标榜“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统治集团仍然 宣传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政党”。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不会以这些意识形态为标准，这些宣传主要是为了维护其统治欺骗广大民众。但既然如此，不 就是恰恰证明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和基层群众中仍然存在“对社会主义统治合法性“和“马克思主义进步性”的认可吗？ 否则当局何必要进行这种欺骗？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科洛同志此前提出的反日运动中群众高举毛像不一定是倾向社会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假如没有群众这种自发反对和抵制，中国的统 治精英与资产阶级早就迫不及待地同苏联和东欧一样在政治形式上也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应该在明确反对中共资本主义政权和其资本主义 政策同时，尽一切可能与劳动人民一起捍卫1921年到1949年中国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进步成果。 而且，我们不能得出，只要是帝国主义国 家，其国内任何有民族意识的民众运动都是反动的结论。与国际主义左派和中国的某些反民族主义左派机械化的设想不同，现实情况总是复杂的，对于个体的帝国主 义国家和个体的群众运动，我们只有结合客观环境和实际力量对比进行个别分析，没有简单而划一的答案，只要以日本本身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 今 天的日本政权无论是在经济规模，资本主义属性、资本输出和军事扩张的程度上，与中国相比较也都算是“当之无愧的”帝国主义国家 （这些具体情况将在下文中关于日本的问题具体分析），但是日本仍然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其军事和外交仍然受制于美国，美国军事力量在日本享有事实上的法外治 权。在这种局势下，日本民众发动的反对美国驻军和美日安保条约的民族解放斗争能被界定为反动的民族主义运动吗？ 这无论在逻辑上还是现实中，显然无法自圆其说。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必然需要支持日本民众反对安保条约和反对美国驻军的运动，承认其中的民族解放的因素。 无 产阶级在这一问题上应该正如托洛茨基在1930年“对印度支那反对派的宣言的评论”（1930年9月18日）一文中提出，“人民大众的民族主义，是他们对 压迫者，即外国帝国主义者，表示正义的、有进步意义的仇恨所采取的基本形式。无产阶级没有权利轻视这种民族主义。恰好相反，它必须在实践中证明，它是民族 解放的最坚持、最忠诚的战士。” 所以，重要的是民众参与的具体的民族运动本身的性质和参与其中的阶级构成，而并非是统治阶级政权的一般性质，否则显然就是堕入了将该国人民等同于该国统治 阶级的陷阱之中。这既适用于日本人民反对美国驻军和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人民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 中国民间资产阶级和亲西方民主派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 我们判断一场运动进步性为主，或者反动性为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运动的阶级和阶层构成。谁在支持这场运动，这场运动支持谁，谁在反对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反对谁？ 陈 骏在《反对》一文中将参与游行的主体归类为“富有的中产阶级（affluent sections of the middle classes)”显然是一种误读。正如前面对中国现政权和资产阶级性质的分析，事实上中国真正倾向资本主义和所谓西方民主的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精英 对于群众运动即使不怀有强烈的敌意，至少也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强烈反对任何破坏维持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行为，并将任何涉及自发的有反对资本主义和 帝国主义倾向的群众运动攻击为“义和团运动”或“文化大革命”，把参与其中的群众藐称为“愚民”或者“暴民”。 他们固然反对中共专制当 局，但并不反对其执行的资本主义政策，而是认为远远不够，并要求当局切实执行亲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政策和尊重现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他们固然宣 传要民主权利与自由，但事实上他们所要的是以私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精英民主”，而不是真正民众的民主与权利。如一直支持政治改革的亿万富翁联想集团董事 长柳传志强调他希望的政治改革是，反对任何暴力革命，政治高层应该有经济精英选举产生。而《08宪章》联署人经济学家茅于轼则强调，“钓鱼岛是无人小岛， 丢掉又与我何干”？如果是为了资源，应该由中日双方专家讨论共同开发实现“双赢”。所以，中国的主流资产阶级和知识精英并不赞同与支持自发的群众运动，他 们将钓鱼岛问题视为中日两国资产阶级之间就利益分配进行“协商”。 这也是中国亲西方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主流整体倾向。如在反 日群众运动高涨期， 一直倾向政改的《中国青年报》和日中新闻社社长韩晓清（虽然韩并非正式的《人民日报》日本分社社长，但确实是《人民日报》在日本的总代理，而且她在国内从 事官方活动或讲学时确实使用《人民日报》日本分社社长，显然得到官方的默许。）则一再宣传“保钓害国论”，认为香港民间保钓登岛是“害国行为”，而群众自 发游行更是破坏社会秩序。倾向中产民主派的《南方报业》和香港有线电视台的报道，以及上海、广州等地网民在网络上的讨论，也纷纷指责各地参与游行的都是外 地人和底层外来工人，他们甚至将参与游行的人员没有本地公共交通卡和不会说本地方言视为非本地人证据，以此证明大城市中多数保守的本地富有阶层并不屑于参 加这种群众运动。游行示威是“下等人破坏发达城市的秩序”。 反日群众运动与无产阶级的愤怒与抗争 至于在 示威和随后发生的反日打砸事件和攻击性行为，与其说是明确的排日的种族主义攻击，不如说是在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底层群众愤怒发泄的一种扭曲 反映。这与世界各地发生的底层民众骚乱非常类似，如在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发生的以少数族群为主的各种骚乱，也和近年来在中国各地发生的骚乱型泄愤型的群体 事件没有多大差别，譬如2011年在广东增城和潮州，以及在浙江湖州发生的外来工人和小商贩群体与当地军警乃至本地居民发生族群冲突和暴力事件。 而 且，事实上中国近来发生的泄愤型群体事件和各地发生的针对城管和警察的群众骚乱中暴力程度要远远胜于反日游行的暴力程度，而其涉及范围远不可同日而语。反 日游行中暴力行为的参与者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事实上是有目的趁火打劫的职业匪徒和流氓，另一部分则是被煽动和迷茫的底层青年和劳动人民。一些中国自由 主义右派在网络上盛传的所谓军警组织参与打砸的情况，往往已经被辟谣和查实自相矛盾。而从中共当局的角度出发，也不可能会去组织或者容忍这种危害其“自身 稳定”的打砸，特别是公然打砸日本品牌的警车和防暴车辆。至于所谓左翼群众和毛派有组织打砸更是一种污蔑，事实上根据各方面消息有组织的左翼群众游行，其 纪律相对更完善，而且口号也更理性，而不是强调种族主义和全面仇日的。同样部分毛派在网络上指参与打砸事件的是来自香港等地的民运分子，也没有确实的证 据。 根据目前中共当局和媒体披露的被当局警方抓捕的参与示威打砸和骚乱人员的信息资料来看，也基本都是从偏远农村和小城镇来的外来工人为 主。譬如在所有反日游行打砸中暴力程度最严重（在西安砸日系车与车主发生冲突，导致车主重伤昏迷）的案例，警方最后抓获的嫌疑人是来自河南南阳农村21岁 的泥瓦工，而且他本人有家族精神病史且小学即已辍学。而在深圳披露与警方骚乱中打砸警方防暴车的也是来自河南农村从事保安行业的外来工人等。 日 本的一些媒体也注意到在中国深圳、成都和苏州等地的抗日游行中发生的暴力行为不是简单地对日本宣泄，而与中国国内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有直接关 系。诸如日本大报《读卖新闻》文章《反日游行暴徒化，背景原因是低工资的劳工》（8月22日 反日デモで暴徒化、背景に低赁金の出稼ぎ労働者）中就提到，在深圳打砸日本料理店的游行抗议者看似说湖南口音普通话的外来务工人员。日本料理店在中国通常 是只有高收入阶层才能进出的场所，这本身就成为底层民众仇恨的对象。 在日资企业投资密集和号称有亲日气氛的东部重要经济城市苏州，在这次 反日游行中，数十家日资餐厅和酒吧被打砸，而参与打砸的主要也是外来工人和当地青年。其经济开发区“苏州新区”内有著名的“日本一条街”，街道上有上百家 日式餐馆和日式酒吧，提供餐饮、娱乐乃至色情服务，是当地投资的日本资本家、中国政府官僚和中日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应酬消遣的场所。其中一些服务场所场所甚 至明确规定，无外籍人士参与，不接待普通中国人，往往一晚消费等于普通工人一、两个月的工资收入。这些场所历来被当地底层民众和外来工人看做是阶级压迫和 民族歧视的象征，在群众性反日示威中遭到打砸，并非是什么难以理解的现象。 在现代社会中，大规模的游行和抗议失控而引发骚乱中打砸烧汽车 和高档场所并不是什么少数现象，亢奋而愤怒的群众没有组织的约束和纪律，必然会将愤怒以破坏性和反生产力的方式发泄出来。不仅游行与抗议如此，甚至在包括 群众性的聚集，如露天音乐会和各种体育比赛的观众，都会引发类似情况。而在中共专制当局的专制控制下，群众往往缺乏游行与示威的经验，又加之不可能有组织 规划，无专门的路线和维持秩序的纠察，所以更容易导致在示威和游行中一旦冲突发生出现失控局面。而由于游行和抗议活动的议题不同，自然也针对打砸的对象有 所选择。亲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右派正在用这些案例妖魔化左派暴力化和底层劳动人民。 而且，国际主义左派的文章分析显然都没有提及值得注意 的反日群众运动中国日资企业工人罢工和他们的诉求。根据不完全统计，在9月反日运动中全国由南到北至少有十余家工厂近十万日资企业工人参与罢工。根据红色 中国网、茉莉花网站和自由亚洲电台等报道，其中至少包括深圳日资企业富士施乐厂、珠海的日资企业三美电机﹑藤仓电装、美培亚精密马达、松下电子、佳能数码 等数家员工人数千人以上的著名日资工厂。大部分罢工工人都提出了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部分工厂工人也提出了“收复钓鱼岛”和“日资企业收归国 有”的要求。虽然这些罢工行动仍然只是局部现象和小规模行动，但其恰恰反映了工人阶级通过这一群众性自发进步运动而逐步导向现实工人阶级斗争。事实上在 2005年和2010年大连经济开发区中日资企业的外来工人连锁罢工和2011年深圳的海量工人罢工中，都有工人喊出“打倒日本资本家！”、“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和“打倒汉奸！”的带有民族意识的口号，并且2005年大连外来工人罢工还有意将罢工与纪念“918”事件联系起来。而这也反映了，即使在今天 的中国，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仍是相互交织和并存的，也说明了在工人斗争中民族意识仍然具有其进步意义。 一直主张关注工人阶级抗争的国际主 义左派却将这一阶级斗争重要现象视而不见，实在是令人遗憾。而且更令人遗憾的是，在科洛同志的《冲突》一文中引用了中国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如龚炯的观点以说 明中日经济关系紧密和抵制日货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工人的影响。但很遗憾，这是笃信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维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紧密联系 和贸易自由化不是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我们也不应该是现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辩护士。无论是在中国、日本还是美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坚定反 对外来资本输出（帝国主义特征）和对本国劳动力的剥削，支持经济国有化和工人阶级为此而进行的斗争。 事实上，也并非所有的中国毛派力量都 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保钓反日运动，如毛派中国工人论坛的活跃分子石秋在8、9月间就从宗派主义角度得出结论，保钓和反日运动是小资产阶级运动，因此 “工人阶级应该更关心自己的工资，而非钓鱼岛”，并在网络上积极反对工人阶级参与反日群众运动。但是，在9月下旬石秋和中国工人论坛不得不调整立场，承认 “反日运动队伍中，我们发现有大量工人的身影。甚至这期间，从各个地方不断向我们传来日资工厂工人的“反日”罢工和游行的消息”的现实，并得出结论“这一 次以钓鱼岛问题为核心的反日运动幕后主要由资产阶级势力组织和推动；有大量的工人群众参与运动；运动企图利用工人，但同时也被工人利用，小资运动演变为工 人运动的现象在某些地区局部上呈现蔓延趋势。” 民间保钓运动与反对秘密外交 科洛同志在《冲突》一文中为 了证明保钓运动的反动性，特别有专门章节分析香港的保钓运动是为香港特区政府从政治困局中解套，同时为中共政权服务，而且接受了大量亲中共的建制派人士如 政协委员刘梦熊等人的捐款。但这个分析显然是有失偏颇。科洛同志问，如果如同某些保钓活动人士宣称的，他们的抗议代表了某种向中共政权的挑战，为什么这些 民主权利的敌人会资助这一宣传活动？ 科洛同志再次陷入了自己的思维困境中。正如其承认的，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共政权和香港特区一直是采取 种种手法阻挠保钓运动和民间反日和索赔运动的，而且本次钓鱼岛冲突激化后，中共当局虽然派了海监船等前往当地，但也阻止香港保钓运动人士再次出海，并且对 参与此次等岛的大陆人士进行打压，禁止其进行宣传，并企图迫使他离开深圳。不仅香港的保钓运动曾遭到阻挠和收买（如古思尧等人反映的，中共当局为了阻止他 们出海，甚至采取收买手段，表示愿意给参与者个人经济补助）。而且不仅保钓的反日运动，中国大陆的反日民间索赔运动和慰安妇真相调查人士也屡遭当局打压。 2005年中国反日游行的一些积极参与者也被当局重判和恐吓，而当年反对日本天皇访华的民间异议人士迄今仍然流亡美国。 按照科洛同志的逻辑，我们反问，假如这些行动不被中共当局视为某种挑战，而只是有助于现政权的话，那么中共当局为何几十年来要一贯对民间保钓运动进行打压呢？ 刘 梦熊作为金融资本家又是亲建制的政治人物，其资助某一运动本身并不意味著这一运动必然反动，而其本身更不是代表专制政府进行捐助。正如二战与德国纳粹和日 本军国主义作战时期，苏联和中国都曾从美国接受军事援助，并不能因为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就得出结论苏联和中国接受美国的援助是错误的。事实上，当时的托 洛茨基主义者也没有反对斯大林主义工人国家苏联和争取民族解放的中国接受美国的援助。 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就如香港极不民主的小圈子选举中梁振英和唐英年都能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可见其阶级内部的矛盾。而这种资产阶级建制精英之间存在矛盾，左翼力量完全可以利用。 譬 如，欧洲各地右倾的民族主义政党甚至保守的工会和教会等组织都反对欧洲各国加入欧元区，而工国委（CWI)在欧洲的基本立场也反对资本主义的欧元区和欧 盟。而参与这些反对欧元区和欧盟活动的民众政治倾向更是各有不同。我们能由此得出结论工国委反对欧元区和欧盟是这些右倾的民族主义政党的立场是相同，并是 在帮助这些右倾政治力量吗？ 而且，与国际主义左派和亲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所设想的相反，中国的国家主义右翼势力和伪左并不支持民间保钓 运动和反日游行。譬如不少国内论坛上的国家主义分子和“五毛”们（包括著名的司马南等人在微博中）纷纷指责香港保钓分子的行为是“害国”，影响中共资本主 义专制当局的政治大棋，乃至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与代理人。以所谓揭露香港保钓活跃分子都是泛民反对派中的“反华乱港”分子，譬如古思尧等曾经在香港抗议活 动中焚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作为论据，甚至推导出香港民间保钓是所谓美国政府阴谋策划的“反华行动”的荒谬结论。 这其实也反映了当前局势 下，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集团和其支持者在所谓“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保钓卖国论”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论”和“抗日亡国论” 如出一辙，其本质就是“群众运动亡国论”，也就是国家大事应该听从上位者和政府的安排，小民不得干预，更不可以自发的群众运动参与。这宣扬的其实就是“精 英政治”和“秘密外交”。 而民间的保钓运动和反日游行恰恰挑战了这种精英政治和秘密外交，表明了民众对专制统治者的不信任，同时也是民众 针对国家事务争取民主权利的具体表现。因为，我们如果追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群众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是因为学生和市民怀疑北洋政府可能秘密签署 不平等的《凡尔赛合约》放弃山东主权而发起的。而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最初是台港等地学生和民众反对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反对台湾当局（因为当初在西方 资本主义阵营中，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仍在代表中国）在此问题上软弱退让而引发的。而香港保钓运动更具有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集会自由与游行自由的民族解 放和民主权利斗争的双重特征。而这一保钓运动延续到今天，则更是直接明确地针对接受香港主权的中共当局和反对其专制政治体系和秘密外交。而这也是香港部分 保钓成员所谈及的“挑战中共当局的意义”。 无论是2010年的钓鱼岛海域渔船冲撞，还是2012年的香港民间保钓运动人士登岛，都是发生 在一个前提下。即中国方面是民间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而日本方面是对钓鱼岛实际控制且全副武装的国家暴力机器。中方的保钓人士行为是在日方挑衅下做出的。香 港保钓运动决定8月15日登岛的背景是，4月石原慎太郎宣布东京都购买钓鱼岛，此后日本政府宣布国有化，而日本右翼政客宣布8月15日亚洲太平洋地区二战 胜利日当天日本朝野政客参拜靖国神社，8月19日将登钓鱼岛悼念二战身亡者。而且中方人员在登岛后即被日本海上保安厅武装人员逮捕，而8月19日日本百余 人右翼前往钓鱼岛海域并登岛，虽然违反日本本身法律，却安然无恙。 香港民间保钓运动的登岛行为其实更类似于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政府兴建 定居点的防御性行动，而且这一行为本身并不带有攻击性。就连保钓积极分子也认为，最终解决钓鱼岛问题，还是需要与日本民众的沟通。而登岛的主要意义在于民 间的自发的权利主张。假如没有这种民间登岛行为，是否日本右翼更可以解释为中国民众对钓鱼岛及其权益丝毫没有兴趣？ 科洛同志为了强调民主 权利和反对民族主义，在行文中将两者对立起来，而其他国际主义左派或多或少地也有这种倾向。但是，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两者其实是不可分割的。讨论 民主权利必然是在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国家框架中才有意义，而不实现民族解放也无从谈及民主权利，任何现实的民主运动都必然存在于某种民族或者国家意识的框架 下。假如以为，具有民族意识的群众运动可能有利于本国民族资产阶级，那么争取民主权利的群众运动本质上不也可能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吗？ 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独立地参与民族运动则必然会提出民主权利的要求。 将民主运动与民族运动看做是黑白对立和一正一邪的其实是自由主义者 的立场，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托洛茨基是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呢？ “民主的或民族的解放革命运动，可以给资产阶级以扩大或加深其剥削的机会，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独立的行动，则有恐吓资产阶级并消灭其任何剥削之可能。 （托洛茨基， 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11页） 被误读的大连亲日情结和前殖民地宗主国情结 科洛同志在《冲突》一文中举例薄熙来曾经任职大连市市长（1993-1999）大举吸引日资， 并因此推导出大连当地的亲日情绪和薄熙来推行的亲资本主义政策所致，并因此得出部分毛派（并非所有）群众支持薄熙来是自相矛盾的问题。 “薄 熙来虽然是百万富翁，但是却被许多激进人士（特别是青年）视作插在当前北京的亲资本主义领导人身旁的一根刺。许多积极参加反日游行的新毛派，认为薄主张 以更民族主义和更强硬的采态对待外国资本主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连市作为薄熙来政治生涯的跳板，据报道没有发生反日游行。大连市三分之一的外资企业是 日资，也是有超过20万学生的日语教学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连市长期间大力吸引日资。” 薄熙来无论是在大连、辽宁、重庆主 政，还是中央政府担任商务部长确实都执行过亲资本主义政策，但这是整个中共官僚集团的大政方针，与是否薄熙来担任这个职位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具体到大连当 地民众中的亲日情结，大连早在1984年就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规定的沿海开放城市，在80年代大连街头非法走私的进口车辆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上路行 驶，这比薄熙来主政早10年。而大连的亲日情绪更是有其历史因素。科洛同志的观点很遗憾又是接受单方面信息误读导致的。 根据亲法轮功海外 中文报刊《大纪元时报》网站报道，在今年8月下旬大连事实上也曾经发生小规模反日游行，只是其未能提供进一步细节。但如果回顾近几年大连发生的工人斗争， 事实上与反日本资产阶级情绪密切相关。前文提及2005年9月和2010年夏末，大连经济开发区内曾发生连锁型的数十家外资企业数万工人发动的罢工。这些 工人以来自其他地区的外来工人为主，他们除了经济诉求外，同时将之与9月18日的反日纪念日相联系，并且在罢工中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日本资 本家”的口号。可想而知大规模日资企业投入并没有消除外来工人的反日情绪，反而将之与阶级矛盾联系起来。 大连本地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市民习 惯学习日语、在日资企业工作或者赴日工作（据说大连600万人口中赴日工作与学习人员高达30万），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地历史性亲日气氛导致的结果，而并非 是导致亲日气氛的原因。否则，无从解释上面提及的像苏州、南通、深圳这些有大量日资企业和学习日语人口的地区发生的反日游行乃至严重的暴力骚乱的现象。 大连的历史性亲日情结从何而来呢？大连有“北方香港”的绰号，这不仅是因为大连作为港口城市的商业繁荣，也是因为大连和香港极其类似的历史，因为大连恰恰是俄国殖民者和日本殖民者在中国国土上从无到有建立的一座新城市。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政府战败，日本侵略军占领现大连辖下的旅顺县（当时只有大连湾，而无大连市）和清朝北洋舰队在旅顺的军港，大肆屠杀战败清军士兵和普 通平民2000-20000人，最后只留下36名负责掩埋尸体的中国民众。当时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纽约世界报》相继报道日军这一暴行，并评论道， “日本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 这次野蛮屠杀事实上导致大连湾当地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日本政府要求清朝政府割让整个辽东半 岛，但因屠杀致外界舆论哗然，而且俄国、德国和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深恐日本独占东北利益，所以派出海军进行武装干预。日本被迫放弃割让要求，而向清朝政府 索要三千万白银赔款。俄国则趁机要挟清政府租借大连湾，在当地规划建立殖民城市达里尼（Dalny)和亚瑟港（Port Arthur，也即今天的旅顺港)。 1905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将正在兴建的殖民城市达里尼和亚瑟港割让给日本。 从1905年日俄战争到1945年日本二战战败，日本殖民统治大连40年，是旧中国，除台湾以外，日本殖民时间最长的地区。日本政府将当地命名为关东州， 包含大连和旅顺两座城市，并归日本帝国内阁总理大臣直接管辖。大连由此成为日本帝国在东亚地区重要的军港和经济城市，后来臭名昭著的关东军本部设立于此， 也因城得名。 1940年代，关东州实有人口70万左右，其中中国人40多万，多数是从山东迁移过去，而日本和其殖民地朝鲜移居当地人口合 计三分之一，有20万左右。关东州完全进行日式教育，目前大连75岁以上老人从小接受的都是日语教育。作为日本重要的殖民城市和军事重地，大连得以躲过日 本侵华的战火和日军暴行。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未经战火直接被苏联红军接收。苏联将大连作为其太平洋舰队的军港控制到1955年，此后根据中苏协议归 还中国。至此，大连在日俄两国统治下合计达60年之久。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可以认知这些前外国殖民地的部分阶层居民对于前殖民者的 好感和客观理解这种情绪的出现。特别是殖民宗主国在当地长期经营的情况下，被殖民民众中的中上阶层和资产阶级得利群体会因此效忠殖民者，甚至在殖民结束后 仍然保持亲近感。其实在中国和世界各地，这种想法屡见不鲜，无论是台湾的亲日情结、香港的亲英情结，乃至上海和大连的小资中对宗主国情结都是例证。事实 上，在中东、非洲和拉美等国，这种宗主国情结不少见。当年在阿尔及利亚反法独立战争中，也有至少数十万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亲法，并为法国殖民政府当兵和服 务。而在当地脱离殖民统治和民族解放后，由于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精英集团的统治无能、腐败和野蛮，也会导致一批前既得利益阶层和部分对历史无知的青年人出 于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逻辑，而怀念前殖民统治或对前宗主国存在各种幻想。 不过并不意味著纵容乃至支持这种情绪。如果把这种情绪视为反抗 专制统治，甚至是反资本主义的情绪，那就实在是大缪了。因为殖民统治下中上阶层的利益其实是建立在剥削其他更广大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的，无视殖民者的残暴 侵略和专制统治，无视受压迫和受剥削劳动人民的抗争，是对进步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的否定。“97前，我们家顿顿都吃鱼翅捞饭……”和“假如还是关 东州，我们人均收入4万美元，去美国不用签证”，绝不是什么进步的争取民主权利的劳动人民的呼声。 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这种对历史的误会 在国际主义左派的行文中屡屡出现。例如，即使前日本殖民地台湾的立场并非如同科洛同志说的，是建立在属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基础上，也并不是只有在台上 的泛蓝的国民党政府才予以关注。在争端中组织宜兰县当地渔民和议员出海护渔的宜兰县县长恰恰是民进党政客，而且在台湾立法院通过保钓决议时，倾向台湾独立 的民进党投的是赞成票，而主张急独的台联党投的是弃权票，也非反对票。中国政府对钓鱼岛主权逻辑一直是钓鱼岛是台湾附属岛屿，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 钓鱼岛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而非相反。所以，是否主张中国主权，并不是台湾当地人民主张钓鱼岛权利的依据。将钓鱼岛问题与统独问题联系起来，其实无视了台湾 人民和渔民的历史权利。 被忽视的冲绳人民自治诉求和反美情绪 科洛同志在《冲突》一文中为了说明中共当局和军方进行的扩张主义宣传，而特别提出了中共军方和智库主张“琉球地位未定论”，及在反日游行中极端民族主义者“收复琉球”和“鼓吹琉球独立”的主张，其原文如下： “解 放军将军和学院呼吁把现时争议领土的范围从钓鱼岛“扩大”到整个琉球群岛,包括有130万居民(和美国大型军事基地)的冲绳。这些呼吁依据在于一个含糊的主张:琉球王国在成为日本的一部分之 前,是明清两朝的朝贡国。甚至在一些中国的反日游行中,也出现“收复琉球”和“夺回冲绳”的口号。尽管冲绳人由于文化和语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视,但是几 乎不存在支持该岛独立,亦没有支持中国接管该岛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当然绝不支持中共政权和右翼民族分子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 主张，而且更要明确反对中国极端民族主义者所谓“收复琉球“这种无视冲绳人民意愿的扩张主义叫嚣。但是，需要指出的科洛同志的文章在这一点上再次出主观判 断，武断地得出“冲绳当地人民几乎无人支持独立”的结论。这其实恰恰违背了国际主义左派一直以来的主张，未能尊重弱势民族群众自决和现实利益，忽视冲绳人 民反美反日情绪与自治诉求的斗争。 虽然由于历史原因，琉球曾经在文化和语言上更接近中国文化，但“琉球主权未定论”的依据并不是简单的所 谓“在明清时代琉球曾经是中国的朝贡国”的问题。因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朝鲜、韩国、日本、越南、蒙古乃至尼泊尔等在历史上也都是中国的朝贡国，而中国朝 贡体制下这些的藩属国一直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原封建王朝无从干涉其内政。现在确实也有极少数极端中华民族主义者会在网络上提出所谓吞并日本、越南、朝鲜 半岛和蒙古等国的主张，但这从来不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主张，更不用说相信这一说法的人只有绝对的极少数，这也不会成为主张主权诉求的依据。 中国部分国家主义者提出“琉球主权未定论”的真正依据恰恰来自于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和东亚统治秩序。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开罗宣言》和《波 茨坦公告》中，战胜国单方面指定日本领土主权不涉及琉球群岛，琉球群岛主权由签署宣言的战胜国中国（中华民国）、美国、苏联和英国决定。而且，时任美国总 统的罗斯福曾主动向当时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提出由中华民国托管琉球的问题。1947年时中华民国临时立法咨政机构国民参政会曾经也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琉球主 权问题。甚至，台北中华民国政府派驻日本冲绳那霸县的外事机构数十年间一直沿用“中琉经济文化协会”的名称，以示不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直到民进党执政 期间2007年，台北政府才将“中琉经济文化协会”改名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那霸分处”。 二战后，美国军事当局管制冲绳时，为了钳 制日本战后当局，曾经推动琉球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自决运动。而当美方确认冷战期间要依靠日本制约中苏力量时才放弃对琉球独立运动的支持，但也只承认日本对 冲绳的“剩余主权”（residual soveregnity)。而在1972年，美国向日本转移的也是冲绳的行政权，而非完全主权。 在1970年代前，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恰恰是一直支持冲绳人民复归日本斗争，反对美军驻扎冲绳，将这一斗争与支持日本进步人民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相联系。这也是当时的中共政权在冷战中争取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对日本资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琉 球并入日本不是普通的“合并”（Incorporation), 而是“武装吞并” （Annex)。日本是在近代资本主义扩张中通过武力强行占领琉球群岛，废除当地王室，改设县治，大举殖民。日本殖民政府禁止琉球当地居民使用琉球语和保 留自己的文化，将琉球改名为“冲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面临战败，日本军国主义者又逼迫冲绳居民自杀或自杀攻击美军。即使今天对冲绳居民和地区，在日本 国内仍然存在体制性和民间的双重歧视。 战后，琉球群岛又成为美国独享的军事托管地，而日本中央政府也乐得将驻日美军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转移给作为“二等公民”的冲绳县。琉球群岛总面积只有日本全国国土面积的0.6%, 但承担约75%的驻日美军基地，超过一半以上美军长期驻扎在冲绳。而由于美军驻扎的影响和日本中央政府的轻视，迄今冲绳当地居民平均收入只有日本本土居民 收入的三分之二。 在冲绳地位问题上，社会主义者和左派需要谨慎地了解冲绳人民自身的真正愿望，才能做出判断。现实状况中是否如科洛同志所 说的冲绳居民中几乎不存在对于琉球群岛独立的支持呢？曾任琉球大学副教授的香港学者林泉忠实在2005年和2007年就琉球独立问题针对1000多名冲绳 居民进行调查，调查显示两成受访者支持冲绳独立，七成反对独立。在族群身份认同上，五成受访者认为自己是琉球人，三成认为自己即是日本人也是琉球人，约二 成认为自己是日本人。在台北政府拒绝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的问题上，半数受访者表示很好或者可以接受，在台北政府仍然将冲绳称为琉球的问题上，七成五受访者 表示很好或者可以接受。在日本对冲绳政策的问题上，七成受访者表示反对日本政府对冲绳的政策。冲绳县知事仲井真弘多曾经公开说过，冲绳是日本国内最亲华的 县，并以本人是琉球华裔后代为荣。这一结论显然与科洛所说的“冲绳人民中几乎不存在支持独立的情绪”相去甚远。 由于《日美安保条约》下的《日美地位协定》规定，美方对美军士兵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即使在日美军在公务以外的犯案，如果美方先行拘留嫌疑人，在日方正式提出起诉前无需将嫌疑人移交日方。这也就在事实上赋予了驻日美军“法外治权”，众多违纪美军可以逃脱法律处罚。据冲绳县议会的决议和意见书中记载，自1972年美国将冲绳“归还”给日本以来，记录在案的美军所犯案件共5747起，平均每隔两三天，美国士兵就会在冲绳制造一起违法事件，而真正能被绳之以法的少之又少。1995年，三名美军士兵轮奸冲绳少女案引发数十万冲绳和日本各地民众抗议，要求美军撤离冲绳和日本。为表示向民众意见妥协，日美政府曾表示将迁移走设置在宜野湾的普天间军用机场。该机场设置在市中心，且占据市区要津，占地面积超过25%， 被称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基地”。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屈从美政府要求而未能在达成协议，引发冲绳民众集会抗议，并因此在2010年导致前民主党鸠山内阁垮台。 2005年-2007年，日本扶桑出版社修订历史教科书，美化日本殖民历史和二战罪行，包括否认强迫冲绳居民服役和战时自杀。这一版本教科书得到日本文部省批准许可，不仅在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等地引发大规模群众抗议，而且在冲绳当地也引发包括行政长官县知事参与的11万群众集会抗议，要求日本文部省撤回许可，立即修改教科书中美化日军罪行的描述。 今年美军为增加在亚太地区军力，向普天间机场增派鱼鹰战机，9月曾引发10多万冲绳居民抗议。就在科洛同志文章发布前后的10月16日，驻冲绳美军士兵再次轮奸当地女性，引发十数万冲绳居民和日本民众参与的数十次大规模抗议，冲绳当地议员和政府官员也准备前往首都东京和美国首都华盛顿抗议。 而且，在冲绳民众抗议美军基地的示威和运动中，也出现 “畜生（美国人）滚出冲绳！”（Animal(American), out of Okinawa!)的口号和标语。笔者认为左派不能由此得出所谓冲绳人民反对美军的游行与示威就是一场种族主义游行，虽然其中民族主义的情绪非常强烈。 以上事实说明，在冲绳岛内民众中存在至少强烈的自治情绪。而按照支持冲绳独立自称出身“琉球石垣岛”的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琉球人对日本的绝望感正在蔓延，“琉球独立”正在成为一种现实选项。 中国民众中的仇日情绪与未清算的日本世袭右翼政治体制 无 庸讳言，在中国的广大民众中存在强烈的仇日情绪，而且这种情绪近年来有增无减，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众受压迫情绪日益激烈有关，正如同中国民众仇富和仇官 情绪不断激化一样。而且，近来反日游行中出现不少种族主义的言行也是阶级压迫通过民族主义异化的一种反映。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专制当局无疑会试图利用此加强 其统治和转移矛盾注意力。 自由派资产阶级媒体习惯性地将中国民间的仇日情绪称为中共当局官方煽动的结果。陈骏在《反对》一文中声称，正如那些反日口号一样，中共的宣传也是基于本质上是种族主义的观点。国家媒体刻意培养对全体日本人的仇恨，不断声称整个日本社会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早期殖民战争中在亚洲犯下的可怕战争罪行负有责任。 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误读。在二战后，中国政府（无论是中华民国政府还是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恰恰放弃了对日的战争赔款要求。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仇恨主流上绝对不是针对日本全体人民的仇恨。而日本政府还以此为理由拒绝向战争中受害的性奴役的“慰安妇”和强迫奴役劳工，以及二战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赔偿。固然这一放弃战争赔款的决定其中有地缘政治的因素（由于美国政府的操作中华民国政府还是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被单方面排除在1951年 同盟国与日本谛约的《旧金山条约》之外），此后中国政府在与日本建交时也是因为不对希望将战争赔偿的责任加诸在普通日本民众身上，将日本军国主义者与普通 民众分开而放弃战争赔款。（日本在战后虽然向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政府发展援助，但是其中绝大部分资金都需要偿还的。） 而且环顾亚洲，这种对日本右翼统治阶级的仇恨情绪并不只限于中国大陆人民身上，中共官方的种族主义宣传无从朝鲜、韩国和台湾民众，乃至日本本国民众中也蕴藏对日本资产阶级右翼的愤怒。 在钓鱼岛问题上，恰恰不是因为领土争端的冲突产生民族仇日情绪爆发，而是因为中国民众长期积蓄无法发泄的仇日情绪导致了在钓鱼岛冲突问题上的激烈表现。在今年反日游行前，中国规模最大的反日游行发生在2005年， 而当时与钓鱼岛领土冲突无直接关系，主要是日本修改教科书否认历史上的侵略罪行和日本要竞选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当时，不仅在中国和韩国引发反日运动， 甚至日本国内和冲绳民众大规模游行，而日本的反战运动不仅在于反对日本美化战争罪行，更是反对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参与海外派兵，包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 为美军提供后勤援助和军事扩张。 而 这种表现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在于中共专制当局限制民众的基本权利，禁止他们日常发表自己主张的导致的结果。这不同于一般的领土争端引发的民族主义对立情绪， 也不同于中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领海争端问题。很难想象由于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礁的主权争端上，在中国能动员起数百万人参与的反菲游行。（事实 上，中国与越南等国在领海和领土问题面积上的争端远远大于与中国和日本之间就领海问题的争端） 假如这种民族仇恨不仅是来自中共当局的宣传，而群众运动又不是以民众自发为主的，那是否该关注真正刺激其发生的重要来源呢？ 西方国际主义左派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今天的愤怒只归结于历史上百年和数十年前日本惨绝人寰的战争罪行的不满。他们的文章中都简略地提及了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种种罪行。譬如文森特·科洛的《冲突》一文中提及中国民众中对日本战争时期残暴罪行可以理解的担忧与愤怒。陈骏在《反对》一文中提及野田政权宣布国有化钓鱼岛恰逢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也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梅因的《动员》一文中提及中国反日游行高潮主要是围绕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的“九一八”事件发生的，普劳勃斯登也对中日历史战争背景进行了简略介绍。 但 却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这种半个世纪前的历史仇恨之所以能持续积累和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日本战后继续的资本主义右翼政治体制所导致的。并且与经济和政治危 机下日本资产阶级右翼政治势力得以大规模扩张有关。换而言之，如果当前的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发展的趋势没有得到遏制，那么中国民间的仇日情绪很难得以平复， 这是空喊阶级团结和超然中立所能解决的。 实际上在1970到1980年 代间，中日两国间民间关系曾经处在相当亲密的关系，这在相当程度是由于中日两国左翼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日本左翼群众二战后反对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反 对资本主义的运动的历史贡献。而随著世袭化的体制性右翼政治体制独家掌握大局和对日本工人阶级和左翼群众镇压的结果，导致中日工人阶级和民间关系的恶化。 如果意大利前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孙女亚力山德拉·墨索里尼（Alessandra Mussolini，现为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所属的右翼“自由人民党”的国会议员） 当选出任意大利总理，想来这在欧洲必然会引起左派的轩然大波。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包括总理和议会议长在内的政要近几十年来多次在欧洲战争纪念日公开前往希 特勒和墨索里尼墓地悼念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必然会在欧洲和以色列等国引起强烈抗议。假如德国法院总是裁定德国现政府不必赔偿二战德国纳粹遗留毒气弹导致战 后他国平民伤亡和战争奴役劳工带来伤亡（非政府间战争赔偿），想来也会引起欧洲左派群起不满与抗议。 但是，类似事件在日本战后历史，尤其是在1970年代以来屡屡发生。10月17日，重新当选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参拜了靖国神社。而安倍晋三当选自民党总裁其实就是日本主流右翼政治势力选择的结果，其个人背景更能说明战后日本世袭化右翼政治体制。安倍晋三出身政治世家，父亲安倍晋太郎曾任中曾根内阁的外相，外祖父岸信介（1957-1960）和外叔祖父佐藤荣作（1964-1972）都是日本战后臭名昭著的右翼首相。日本政界特有的世袭家族政治使岸信与安倍家族垄断山口县半数选票达半世纪之久。外祖父岸信介本身二战期间1940年代曾经担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1930年 代曾受日本政府指派出任傀儡国满洲国的工业部长，大量使用中国奴役劳工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曾经名列东京国际法庭的甲级战犯。但是，美国军事当局为扶植日 本亲美右翼政权，未对其审判即释放。此后岸信介旋即成为日本民主党（前）和自由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日本政府的外相和首相。在其首相任内，为通过与 美国签订《美日安保条约》，罔顾日本国内左翼和数百万群众参与的反对安保斗争，采取强力镇压。其弟佐藤荣作在出任首相期间，为确保到期的《美日安保条约》 顺利延期，镇压第二次群众反对安保斗争和70年代左翼抗争运动，分化冲绳人民反对驻日美军斗争，而且在其任内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晋三在2006-2007年上一次首相任期内就将日本自卫队机构从防卫厅提升至防卫省，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曾经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并声称“日本二战战犯不是罪犯”。 除岸信介与安倍晋三家族之外，另外还有与之有联姻关系的吉田与安信家族。日本二战后1946-1947年和1948-1954年两次出任首相吉田茂曾在1920年代出任日本驻中国东北奉天（现沉阳）总领事和外务省次官，并在1927年参与当时首相田中义一组织的东方会议，为入侵和瓜分中国东北及内蒙等地（满蒙）制定战略性计划。吉田茂在美国占领军支持下出任日本首相，并推行“正常化”措施，使18万二战后被禁止从政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重返政界，其本人在首相任内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吉田茂的外孙麻生太郎在2008-2009年出任日本首相，并积极推动日本天皇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运动。麻生太郎在从政前曾出任家族企业社长，而麻生会社的矿业公司曾经在二战期间非法奴役1万名朝鲜劳工和300名欧美盟国的战俘从事强迫性采矿服役，并导致大量劳工和战俘死亡，迄今未有赔偿。日本战后大半首相之间都存在各种联姻亲戚关系，并且与众多二战战犯有直接关系。 美 国二战后出于反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冷战和维持帝国主义统治秩序需要，从未完整清算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罪行，带有封建世袭家族制的财阀政阀体系并未得到废 除，包括日本天皇裕仁在内的众多日本战犯都未收到惩罚，并在战后继续在日本政治体制内占据高位。根据相关统计，包括岸信介在内的48名甲级战犯嫌疑人未经审讯即行释放，数千名乙级丙级战犯全数释放。如日本黑社会黑龙会头目海军少将儿玉誉义夫身为乙级战犯向美军提供供数亿美元从亚洲战场掠夺来的财富和情报，即被释放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式工作人员，并成为自民党创始人之一。被认定为甲级战犯的重光葵曾在1945年战败前出任日本外务大臣，并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7年监禁出狱后。1954-1956年 他再次出任日本外务大臣。而包括东条英机秘书在内的一些日本将领直接成为美国占领军的顾问而免去任何处罚。正是这一世袭性的右翼政治体制决定日本历届政府 和自民党在战后一直未能反省战争罪行，并且镇压日本国内反战运动和左翼运动，通过否认侵略、篡改历史、悼念战争罪犯、军事扩张的挑衅东亚各国曾遭受日本军 队侵略的人民。 陈骏在《反对》一文中强调，事实上，日本工人和贫苦农民在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下遭受的苦难并不比中国人民少。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和政治反对派都遭残酷镇压，迫使数百万计的年轻人加入军队， 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当炮灰。正由于劳动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敌视之深，即使在今天，政府对于除去该国宪法中的所谓和平条款，仍面临著深刻的困难。而科洛同志在《冲突》一文中则列举了日本东京、大坂和名古屋三座主要城市行政长官的右翼言论。 两者之间的观点显然发生了冲突。日本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所有的台上政客都是选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而东京、大坂和名古屋三地是日本人口排名前五的城市，总计人口近2000万。如果没有相当民意基础支持右翼政客，至少不反感其右翼言论，这些右翼政客又如何可能当选。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主义者要强调不能迷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同样含有“毒素”，也不是解除民族主义情绪的“灵丹妙药”。德国纳粹上台时，恰恰是在所谓民主的魏玛政府体制下通过选举实现的。近来桥本龙太郎和桥下彻积极组建新党参与政治活动更说明在经济危机下日本社会中政治意识右转。科洛在文中列举了民意调查显示有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党，而自民党则有35%的支持率。这并不是说明日本社会中对于右翼的抵制，而是恰恰在于日本左翼的失败，尤其是在1970年代左翼运动和反战运动失败后，普通民众对政治失去兴趣，而使右翼独大的结果。 虽 然日本社会极右翼政治团体规模并不大，但其政治主流意识就是右翼思想，并一直有强烈的保守民意基础。这也是主流政客为什么经常有参拜靖国神社和为日本历史 战争罪行辨护的言行。譬如，和自民党联系密切的日本遗族会就是一例。日本遗族会是由二战后日本军人的遗属组成的民间协会，其主要目标是表彰为日本战死的英灵，促使政府官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并保护靖国神社；二是要求日本政府提高遗属补助金。日本遗族会核心成员包括前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孙女东条由布子等众多甲级和乙级战犯和其家属，日本多名前首相桥本龙太郎、森喜郎和小渊慧三是遗族会的会长。目前日本遗族会有800多万会员，其中近20万是自民党党员，是自民党最重要的票仓之一。而日本遗族会一直推动官员正式参拜的靖国神社是日本神道重要宗教场所，军国主义的重要象征，1978年，靖国神社将包括被14名甲级战犯在内的近2000名战犯列入供奉供奉名录内，而历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被普遍认为是应遗族会的要求。 今天的日本。一 方面，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其国家体制并不独立与完善，日本受到二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放弃了所谓的国家交战权和拥有核武器的权利。而自二战以 来，美军就长期驻扎日本各地，并且不受日本司法管辖，加之日美军事同盟、《日美安保条约》和《美军在日地位协定》等不平等条约约束，美国很大程度上控制与 影响日本的政治、外交与军事政策。因此，在日本国内普通民众和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都长期具有受压制感和屈辱感，而与中国的钓鱼岛争端问题则成为这种屈辱感 的一个发泄渠道。 另一方面，自从冷战时期以来，日本一直在大力扩充和发展军事力量，日本军力一直雄踞亚洲前三。2011年日本本国军费开支约为550亿美元，总额排名世界第六，但国民人均军事开支世界第一，军队人均军费开支世界第一，军队人均收入世界第一。同时，在技术和规模上，日本拥有亚洲实力第一的海军和第二的空军。加之，日本从1970年代起就长期承担驻日美军多项开支，若加上这部分支出，日本在防务方面的总开支约为1000亿 美元左右，与目前排名世界第二的中国的军事开支相当。而且，从上世纪海湾战争开始，日本政府就积极承担美军侵略战争的军费开支。本世纪初更直接派出自卫队 参与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后勤援助和索马里沿海巡逻任务，并且据说还派出特种部队接受美军指挥，直接参与阿富汗和非洲等地的秘密任务。日本的资产阶 级政府同时又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忠实走狗”。 二战后军事占领琉球群岛的美国单方面决定将琉球群岛和并非是琉球群岛附属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行政权交给日本，罔顾当时斯大林主义的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其军事盟友国民党的台北中华民国政府的抗议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在1960年代，由于对于美军占领冲绳和罔顾法纪不满，冲绳当地屡屡发生农民暴动和市民。迫于大规模群众抗争，美日资产阶级统治阶级同时采取暴力镇压和怀柔安抚以挫败左翼群众运动。1970年，日美需要延续已经10年到期的《日美安保条约》，在日本全国发生了数百万群众参与的激烈反安保斗争，甚至出现占领大学、机场和激进分子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情况，当时日本政府和警方竭力镇压，以维持日美同盟关系。回顾1972年日本获得钓鱼岛”行政管辖权”的背景，美帝国主义之所以决定将琉球群岛与钓鱼岛及附属岛屿交给日本，简单地说就是对于日本资产阶级的“褒奖”和对日本左翼群众斗争的安抚。 同 时，美国通过钓鱼岛的主权悬置，在中国大陆、日本和台湾劳动人民间制造不和，进行分化瓦解，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日本民众对于美帝国主义控制与占领日本这 一最侵犯日本人民民族权益和主权的关注。而今天日本右翼资产阶级独大的局面很大程度也是美国政府为在亚洲推行自己不公正的帝国主义统治秩序和反对中国、苏 联等共产主义阵营，蓄意培植的结果。中国和韩国等东亚国家民众的仇日民族情绪显然很大程度上是这一不公正的帝国主义统治秩序和日本右翼政治体制的产物。 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对待自发性群众运动的态度 任 何群众运动的性质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或者泾谓分明的，总是同时存在著各种进步的和反动的因素。对于社会主义者和左翼力量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判断其中哪些是 进步的因素与力量，哪些是反动的因素与力量，哪些是运动的主流，哪些是运动的旁枝末节，而这些运动是否有利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的发展。只有在充分了解和认 真分析后，才能选择政治上的立场。 针对中国大陆的群众性反日游行，国际主义左派先验性地判断反日游行一定会把参与群众引向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方向，换而言之，就是群众会通过反日游行支持现中共专制政权。并强调其对亚洲其他地区的群众意识会起到负面效应，把中国群众运动的表现等同于帝国主义宣传的“中国威胁论”，这种“负面印象”的出现与中国和西方的资产阶级媒体的夸大宣传有关。国际主义左派的这一立场显然有所倾向于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 革命共产主义国际趋势（RCIT) 的普劳勃斯登在《不要》一文中提出相关的民众赔偿诉求： 另 一个重要问题是诉求立即给予数百万中国、韩国和其他二战受害国的人民合理的赔偿，他们是二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恐怖占领的牺牲品。尤其是涉及到数十万日本军 队强征而遭到强奸和折磨的性奴慰安妇女（日本官方迄今仍否认这一事实）。同时，日本应该有必要在外交上完全承认朝鲜，并赔偿由其1910 -1945对朝鲜进行殖民统治的损失（注：日本帝国对朝鲜的正式吞并始于1910年，但其殖民统治开始于1895年）这一赔偿不应由日本工人承担，而通过向超级富裕的日本垄断资本家征税实现。 这一建议固然很好，但如何才能实现要求日本资产阶级支付赔偿的诉求呢？ 难道是依靠普劳勃斯登提议的“革命失败主义”吗？ 如果没有广泛的中、日、韩、朝和台等地群众自发进行的群众运动，包括游行、示威和罢工，而且反对各国统治阶级政府，日本统治阶级如何会屈服而主动赔偿呢？如果要求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众放弃通过游行、示威和罢工的民主权利方式斗争，普劳勃斯登又有什么建议能实现这一目标呢？ 国际主义左派这一超然中立和双重否定的态度事实上不正是在纵容日本右翼资产阶级政府和军国主义复苏吗？ 国际主义左派在钓鱼岛问题上所犯的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在国际共运历史上并不鲜见。而且那些错误对中国革命曾经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1929年，斯大林主义指挥下的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又极左关门主义地跳到了另一端，在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与东北军阀张学良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中机械地指示中共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国民党利用中东路事件和中国共产党的粗暴宣传将苏联指为“社会帝国主义”，并将中国共产党称为“拿著卢布的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这在结果上确实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地区工人阶级和中下阶层民众中的形象，对19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无法继续工人阶级斗争而转入农村军事斗争具有一定影响。 正如当时与中共决裂前陈独秀指出的，“武装保卫苏联”口号“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释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恰恰帮助了国民党维护狭隘民族主义利益的欺骗。陈独秀当时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误国政策”口号，再辅以如下的宣传：不让帝国主义借中东路事件进攻苏联；不让帝国主义者因争夺中东路而相互战争。（其实陈独秀提出的口号尚不清晰，如能明确提出“保卫社会主义铁路，支持苏联武装托管”的口号更能清楚解释阶级立场和说服中国普通群众） 社 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不支持资产阶级政府之间的战争，而且我们也不赞同一些毛派分子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寄望由中共当局的国家机器与军事力量实现这一任务，同样 我们也不会为了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而支持中共资产阶级政权的军事扩张行动或为其行动背书。这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当局的扩张主义可能引发牺牲民众为代价的军 事冲突，也是因为当局的投降退让可能会最终出卖中国工人阶级和民众利益。 但 是无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合理正当的呼声，将游行、示威与罢工的斗争方式和其中出现的种族主义和军事扩张主义混为一谈，不仅无助于解决中国反日游行和群众运 动中的出现的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反而在帮助中共当局和右翼民族主义获取支持基础，并使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进一步边缘化，而重蹈历史上左派关门主 义的错误。因为普通的工人群众无法通过自己组织活动进行斗争，则只会将希望寄托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身上。 同时，左翼的这种指责也无助于日本工人阶级和左翼的发展与其反抗资产阶级右翼统治的斗争。恰恰正是因为亚洲资本主义和亲资本主义政权，其中也包括1970年代以来中共政权的资本主义复辟，纵容日本右翼势力和他们对日本工人阶级和左翼群众运动的镇压，才导致日本左翼运动和反战运动一蹶不振和工人阶级缺乏自己的组织。自1970年 代反战和左翼运动失败后，日本左翼力量极端边缘化。甚至被称为修正主义的日本共产党事实上也处于政治打压中，其普通党员在生活和就业等各方面都遭到严重歧 视。在日本资产阶级右翼政治力量垄断日本政坛的情况下，假如没有来自受害国人民的游行示威抗争，以民众意见表达诉求，只会进一步扩张日本国内右翼声望而打 击左翼，在事实上帮助了日本的资产阶级政府。正如一名日本资深的反战活动人士对中国调查二战历史真相的活动人士说的，假如你们都忘记了，我们还会记得吗？ 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绝对不能支持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以“保卫钓鱼岛”的名义发动战争，但同时必须强烈谴责日本资产阶级政府和右翼力量在钓鱼岛问题上侵犯中国和台湾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并通过直接参与群众运动，在运动中引导群众从阶级立场出发，反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消极因素，而且通过这些群众运动也可以锻炼群众，发展骨干组织力量，实践真正基本民主权利。 资本主义政府为了追求利益，既可以以“爱国主义”的 名义蛊惑民众发动对外战争，工人阶级和底层劳动人民充当炮灰为其火中取栗，但同时也可能为维持统治，而随意牺牲本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整体权益。所以，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劳动人民如果希望和平和真正地实现在钓鱼岛及附属海域的权益，只能诉诸于日本劳动人民，通过与日本工人阶级的联合，才能避免民族冲突和战 争，而实现工人阶级的共同权益。 日本工人阶级分享钓鱼岛及其附属海域和东海权益，也不能寄希望于日本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国内的右翼政党与组织，必须诉诸于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工人阶级的联合，并深切认识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劳动人民对于自身权益的认识和切实需求。 只有中日台三方的工人阶级在东亚地区实现真正的团结，共同反对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对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外部干涉势力和军事存在，那么才可能真正实现和平、民主、环保的共同开发。中日人民要友好，必须建立在客观认识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基础上。 要在东亚地区真正解决包括钓鱼岛、独岛和北方四岛等领土纠纷和实现永久和平，只能通过建立一个真正的东亚社会主义联邦才能实现。 美军立即无条件撤离整个东亚地区，立即废止《日美安保条约》！ 钓鱼岛问题：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支持工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 回应陈墨首次发表在红色中国网站上的文章《钓鱼岛问题——回应迷思中的国际主义左派》。工国委对于自称托派的陈墨发表这篇为民族主义辩护的文章，感到非常惊讶。 由于陈墨的文章包含大量内容，本文无法一一回应，但我们从陈墨错误的结论 –中国民族主义立场 -作出回应及总结经验。我们欢迎继续与各界左翼分子辩论，认真的分析对国际工人运动是有裨益的。 “国际主义左派”？ 工国委是认真看待不同意见，不会将之扭曲。可惜陈墨没有针对性地处理文森特·科洛就中日衡突的文章的内容(在中日岛屿争端背后隐藏了什么？)，陈墨将工国委(CWI)与其他面目模糊的“托派”团体混为一谈。工国委在全球50多个国家工作，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和很多亚洲国家，其中国同志自2009年出版定期刊物，在一定数量的读者间传阅，我们亦面对其他左翼分子也遭遇过的镇压、在可能的情况下介入过罢工，并打著社会主义纲领参与过2011年香港的选举，亦投入过很多群众斗争，包括展开香港唯一一个反对种族主义运动（反种族主义青年），对抗反内地人的沙文主义。可是，我们却被陈墨一并打成“国际主义左派”，与“革命共产主义国际趋势”这个只存在于奥地利没有领导和介入群众斗争经验的细小宗派团体等并列起来。陈墨以这种混淆视线的论述，以偏概全地攻击我们的“错误”，暗示所有具有国际背景的团体是有一模一样的立场——这是拙劣的歪曲！ 反日游行的民族主义 陈墨的文章是捍卫反日游行，其主要的结论是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对此作出批评，而应该支持这一“自发”的运动，甚至根据他的说法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即使我们接受这一说法，这种极度中国中心的看法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抗议对亚洲其他地方的工人意识的影响。他忽略了抗议和其中的种族主义言辞对日本以至菲律宾、越南以至其他地区群众的影响（他视之为极小数，但这些言辞被媒体大量利用）。他刻意避免提及中越之间的冲突和中菲之间的紧张局势。在更落后的越南，就南海争端反对“中国帝国主义”的抗议是进步的吗？我们应该以半殖民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去看待越南及菲律宾与中国的岛屿争端吗？实际上越南和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中的岛屿争端变相服务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可见，这问题是复杂的，是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衡突，不能以单向的民族主义分析去解释。 陈墨夸大反日抗议的进步性、无产阶级性和自发性，在他的文章总共用了16次“自发”两字。如果这些抗议真的是自发及独立于国家机器之外的话，为什么它们没有继续和发展？至少，这显示了其自发性是有限的。事实是，反日抗议服务了政权，被利用为向日本和其他相关的政府发出警告，并让群众对当局的愤怒转移至日本政府。“但是这场运动并没有完全受到政权的控制。在一些城市，游行带有明显的反政府特征，但是是以一种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带有极端民族主义但同时敌视中共及其亲资本主义的政策。由于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内被当局容忍了。”因为欠缺具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在没有独立的政治力量挑战当局下，反日游行不可避免地被当局利用。当局利用这个运动，甚至内部不同派系以不同方式利用运动，以确保不会对当局构成真正威胁。我们不会盲目崇拜群众的自发运动，而是从运动中学习，并提出纲领将斗争引至阶级战线上。 陈墨指由于反日示威主要由工人和贫穷阶层组成，所以顺理成章是“进步”的，但他完全忽视重要的问题，运动领导层的性质和斗争的诉求及纲领，以及主导运动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关键。在越战中，美国的反战示威者曾有名地被“安全帽”（被政府主战论调蒙上眼睛的建筑工人）攻击和殴打。即使不可否认这些工人都是无产阶级，但没有社会主义者会将之认定为进步。有很多工人阶级基础的运动都不是进步的。反日示威运动同时受到政权外部和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在西安有欧洲豪华汽车组成车队参与示威，提出“打倒小日本，滚出钓鱼岛”等反日的口号。 在这场反日游行潮不是由工人阶级群众领导的，很多游行中中小资产阶级和地方上中共基层党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领导成用。况且，如果只要有工人参与的运动就自动是进步的话，哪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领导工人的组织——革命政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陈墨为了制造藉口，竟然指出希腊和西班牙反欧盟和反削减开支的游行中有种族主义的口号。事实完全相反，正是工人的群众斗争限制了种族主义的危险！在希腊近几年有超过16次反对资本家削减开支的总罢工，当中带有前革命状况的特征。同时由于缼乏缺命政党，加上国家工会领袖软弱，令斗争变得复杂，并为金色黎明党打开了发展空间。现时金色黎明党在国会有18席，对外来移民进行残酷的攻击。这些发展表现了革命和反革命同时进行。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将之分辨，而不是混淆起来！ 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已经不再是“半殖民”国家，即使陈墨正确地指出中国有落后国家特质以及被外国资本剥削。但中国同时愈来愈扮演帝国主义的角色，经济上剥削东亚和非洲等地其他更弱的国家。在一战时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知道俄国是半殖民地（受英法资本支配）但同时又是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对乌克兰和波兰等非俄裔的群众）。他们没有视俄罗斯民族主义是进步的，或者支持对德国开战。而且，陈墨再次只看到问题的一方。现在的情况不是帝国主义军队占领中国领土，而且在现时条件以及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下，在短期内美国或其他帝国主义竞争势力（这竞争正在尖锐化，但现时受制于经济互相依赖，但小型的衡突可以激起更大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并不会侵占或攻打中国。陈墨机械地将钓鱼岛事件与状况不同的进步的反军事占领民族运动（巴勒斯坦、伊拉克、1920-30年代的中国、法属印度支那）相提并论。对于这些情况，社会主义者不会只限于支持抗议和鼓动，并支持群众武装抵抗的权利。虽然他提出的例证中社会主义者都会支持军事行动，但陈墨没有提倡中日开战，却没有作出解释。 然而钓鱼岛事件背后是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衡突，要建立新的统治规则去控制该区的海洋和资源，也是中美之间对于地区主导权的争夺。而如果在钓鱼岛上发生武装冲突，将可能让中国当局利用和日本以及美国的外交危机，对内大力镇压反对势力，同时加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藉此推动更快和更残酷的私有化政策。就如1979年的中越战争之后，邓小平大力藉此推动资本主义复僻和市场改革。战争令越南和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代价，而邓小平利用这场战争巩固统治集团，并加快改革和开放。对于如何对待中国统治精英未来可能发动的军事冲突，这是很大的教训。 即使陈墨在文章末尾有提及过“亚洲社会主义联邦”，但整篇长达三万字的文章的立场实际停留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与这目标违背。他引用托洛茨基，强调不要全盘否定受法殖压迫的印度支那(Indochina)群众的民族主义，托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托洛茨基的方法是将民族独立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连结起来。这不是基于教条的原因，而是对今天世界非常重要的历史教训。看看巴勒斯坦、科索沃和东帝汶的例子，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的民族解放是没有前途的。陈墨把这事情混淆起来，混淆了反对殖民侵占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在无人居住的岛上的领土争端以及海军力量竞赛。 工国委(CWI)反对任何政府对东海和南海渔民的骚扰。我们反对任何一方的军事扩张，反对日本资本阶级家最近挑衅的行动，但同时表明要达至目的，只能透过建立国际战争性工人运动，而非依附反日民族主义。相反，反日民族主义会混淆群众的意识，将日本群众推向反中国的民族主义一方。 很多左翼组织都机会主义地堕入了民族主义的陷阱。历史上，LIT以僵化和教条的方式对待民族问题，令其在1982年福克兰群岛/马维娜斯群岛战争上，要求其成员自愿参加阿根廷的军队反对英国。彼特．塔夫在其小册子《阿富汗、伊斯兰和革命左翼》中提到：“他们[LIT]限制自己的民族问题的诉求在“独立”上，但没有社会主义的内容。从LIT的立场唯一的结论是，它在民族问题上是建基于地理上的概念，而且十分接近阶段论。根据他们的方法，一块领土曾经在某一阶段属于特定的国家，是决定性的因素。”可惜，在今天中日衡突中，陈墨犯上很多类似的错误。而我们会对民族主义情绪采取敏感的态度，同时提出过渡诉求去接触被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混淆的阶层。基于他们直觉上对统治精英的仇恨，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争取他们团结工人阶级的斗争。 陈墨没有提及中国作为对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压迫者。中国当局在钓鱼岛上展示军事实力除了向东京施压，亦有其内部的议程，就是要警告非汉族区的群众不要挑战中央或推动民族独立。同样，在此情况民族主义亦有其双面性。社会主义者不会全盘否定藏族及突厥语群众的民族渴求，但我们指出藏族及乌鲁木齐民族运动的亲资本主义领导是完全不能挑战当局的残酷统治，因为只能透过革命社会主义斗争，寻求团结汉族工人和国际工人阶级，才能推翻现今政权及帝国资本主义。 抵制日货？ 陈墨抵制日货上的观点是错误的。对于社会主义者不会支持抵制日货，陈墨表示这是“笃信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他拒绝承认今天供应和生产链全球融合的情况下，事实是更为复杂的。即使工人阶级有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纲领，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解决问题，但当然这不意味著“等待”国际社会主义来临，而是各国都同时进行斗争。抵制日产汽车和电子产品将会打击中国工人，令工厂关闭和失去职位。中国第六大汽大公司广州汽车集团报告指，其公司去年94%的利润来自生产日本品牌的汽车（丰田和本田）。苹果最新的iPhone 5在血汗工厂富士康生产，当中的内存来自东芝，屏幕来自夏普，还有新力的摄像头、村田的蓝牙设备、松下的电池。社会主义者不会反对全球劳动力分工，这可以达到节约时间的效果，是进步的。但社会主义者坚持这过程要从资本家贪婪的手中夺过来，而由国际工人阶级民主控制和计划。社会主义者支持国有化和工人民主控制，反对外国资本所带来的剥削，但不是以抵制的方式反对所有外国投资。这将会沦为一个孤立的经济，并阻止对经济重要的技术和专门知识输入。再者，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是事实，抵制外国货品根本不可能发展为持续的群众运动，这也是现实，与支不支持全球化的立场无关。我们支持国际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和民主规划，包括群众控制跨越边界的投资。 社会主义者不会轻易提出抵制外国货品的诉求。如果我们提出这个诉求，我们会强调工人组织以工会的单位共同行动——例如以码头和铁路工人去阻挡货品，而不是以消费者的个体行动。例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非反对白人种族隔离独裁政权的斗争，当时的抵制行动是南非左翼提出的，亦得到他们的支持。今天中国并不能以抵制日货的诉求建立集体斗争。当局可以容忍甚至在一段时间内鼓励这行动，以作为引导群众愤怒的安全网，又可以向日本政府施加经济上的压力。 香港“保钓”运动 陈墨错误地指出，因为钓鱼岛活动分子很多次出海登岛被阻止、被当局打压，就证明这是对当局的政治威胁。这再次美化了这个宣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运动。北京阻止保钓行动委员会出海以避免不可预计的事件（任何国家机器都会捍卫自己垄断势力）。当局一方面要利用民族主义示威增强自己在亚洲向日本和美国的实力和地位，一方面却害怕“过激”的民族主义会失去自己的操控，这是典型资本主义建制看待民族主义的方法。当局一直以来都阻止登岛行动，但正是在这次的中日冲突中香港出海登岛的行动有利当局的外交，所以当局才拉起闸门让他们出海。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在8月16日登出一篇题为“中国官民默契是保钓成功之本”的社评指出，解放军不派军舰为保钓人士护航，并非软弱，又指中国如果现在“夺回”钓鱼岛，会触发大规模战争。称“民间保钓行动都是由国家综合实力做支撑的。政府未对保钓人员登岛提供公开支持，并不意味著保钓人士是孤立的。”这正好驳斥了陈墨指当局镇压“保钓”行动。 其中一名保钓分子、香港政党社会民主连线的领导人物之一曾建成，曾经在黄岩岛议题上于2012年4月发动抗议反对菲律宾，焚烧菲律宾国旗。香港有15万菲藉外佣，她们面对压迫、歧视和种族主义，特别是在2010年马尼拉的人质惨剧案时。曾建成的抗议在这反菲情绪的背景下是特别有害的，但他同时反对内地孕妇来港产子，支持更强硬的边境管理政策。工国委的香港支持者反对曾建成的沙文主义立场。 如果民族主义意识在中国真的代表著挑战政权的话，为什么政府还是大搞火箭升空和爱国教育等工程来煽动民族主义呢？为什么香港政府又要推动爱国国民教育挑战自己呢？ 关于日企罢工 陈墨通过9月份在日企工厂和前几年大连开发区发生的罢工潮说“工人斗争中民族意识仍然具有其进步意义”。然而陈并没有解释工人的提出了怎样的诉求，罢工取得怎样的成果。 然而，少数日企比如松下珠海厂发生了打砸设备的事件。和陈墨的看法相反，在这些工厂中工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起到了负面的作用。 我们当然支持工人们利用这一时机在进行罢工争取提高工资待遇和要求独立工会的权利的时候，完全策略性地在罢工中使用反日口号，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形势下给与工人一定的“保护”，给当局镇压制造困难。 在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介入日资工厂的罢工的情况下，我们强调建立独立委员会，将斗争民主化，不要信任中共官方工会，保持对斗争的独立控制，向日本姊妹工厂的工会（佳能、松下等）发出团结及联系未来斗争的呼吁。我们提出充公日本资本及中国资本的诉求，并由工人民主控制和真正的公共所有。我们强调需要有纪律的斗争，不要破坏机器和财物，因为这些东西是属于工人阶级而不是资本家的。 如何介入反日群众运动 陈墨文章提到：“误入歧途的革命失败主义与国际主义左派的文中普遍认为，由于中国现政权已经是帝国主义政权，所以呼吁中国无产阶级和左派不要介入群众性反日游行和运动，在中日冲突上采取超脱和双重反对的立场。”这是捏造事实的，工国委(CWI)并没有认为不应该介入反日群众运动，反而陈墨没有提及过社会主义者应该如何去介入运动。 马克思主义者在可能的情况下都会介入运动，与群众展开对话并提高他们的意识，与误导性的或反动的“方案”战斗。反日游行由于被国家机器严密监控，介入不是容易的事，甚至在一些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脱离当局默许的民族主义讯息的横额和口号会被禁制，我们的同志会被驱赶甚至逮捕。右翼民族主义分子亦可能会煽动身体上的攻击。社会主义者可以试验性地到游行路线，提出“不要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不要战争！中日工人团结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秘密派发传单可以更全面地解释社会主义的立场，需要工人阶级团结、民主权利、以独立工会联系日本以至国际群众进行团结斗争反对中日政府。 我们应该从2011年6月内蒙古的群众抗议学习，那是当地30年来最大的抗议。当时内蒙古土地维权分子被一名受雇于大型媒矿公司的汉人货车司机杀死后，蒙古青年发动抗议。他们是反对媒矿公司和环境破坏，而不是汉人。这运动赢得了全国网民的同情，而不像2008年西藏骚乱，被国家媒体演绎成反汉人而不是只反中共的行动。陈墨忽视了重要的教训，低估了群众反日情绪的负面影响。 关于如何对待游行中的暴力 陈墨指反日示威是“底层群众愤怒发泄的一种扭曲反映”，却没有提出策略带领工人作出有效的斗争。工国委(CWI)没有单纯对把反日示威的暴力与种族主义攻击等量齐观。我们不是将骚乱浪漫化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这本身不是工人阶级的斗争方法，而是受欺压阶层找不到出路时作出的盲目反应。陈墨用大篇幅指出骚乱缘自工人阶级的仇富愤怒，却没有指出这不是工人有效的斗争方法，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在群众面临类似的条件下，我们对待骚乱的立场在各国是一贯的。在2010年英国的骚乱中，我们指出骚乱的责任在于资本主义的卡梅伦政府，以及无法带领斗争捍卫工人生活水准、无法为年青一代争取工作职位的工会领袖。我们反对国家机器在骚乱施以镇压的手段，纵使因为有很多工人阶级因为工人区受到大肆破坏而不同情骚乱，支持这些镇压。例如，在骚乱后的民意调查中，90%英国成年人支持警察使用水炮。但是，同时我们不像其他左翼团体盲目褒扬这些暴动。例如，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将抢劫商店的行为描述为“强烈的政治行动”。正如我们的文章(骚乱：是谁毁掉了英国？ )指出最大的抢劫者是资本家，但同时骚乱不会改变世界，而工人以罢工、占领和建设革命党的斗争方式是当务之急。我们对待反日示威的立场亦相近。我们认为中共独裁应该为骚乱和抢劫负最大的责任，反对警察镇压，但同时我们清楚指出骚乱不会实现政治上真正的改变，也不会帮助工人群众建立替代方案。 总结 社会主义者了解运动的进步与反动元素，但我们不是单纯的评论，而是要方方面面考虑如何介入运动。陈墨的文章没有提及工人阶级组织应该如何独立地介入反日示威，却偏面地褒扬中国民族主义的进步性，实际上就是迎合群众的民族主义意识，而没有提出工人阶级的立场。 中国、日本和国际的资本主义正引领群众走入灾难。工人阶级的大型运动正在来临，这力量可以改变全球。各处的统治精英恐惧未来的这些运动，因而疯狂地囤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加大了使用民族主义宣传的力度。社会主义者一定要建立新的战斗性组织，以介入斗争、提出口号和方法，令群众无意识的行动变为有意识的，反对资本主义和专制统治。在斗争里会看到群众情绪在希望与绝望间迅速转变，而现行既得利益者将会誓死捍卫自身利益。中国、日本以至其他亚洲国家的冲突会为马克思主义带来考验，只有以正确的方法和途径我们才能通过这些考验，发展壮大。 在中日岛屿争端背后隐藏了什么？ 发生在东海关于有争议的岛屿上的冲突，触发了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经济体）两国邦交正常化40年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冲突。在9月，大规模而有时暴力的反日抗议行动席卷中国，由此造成了日资企业严重的经济损失。两方的政客都以主战论调发表了保卫国家主权的言论。在日本强烈的极右翼的压力下，日本首相野田佳彦通过向据称破产的“岛主”购买争议群岛中的三座岛屿，将它们“国有化”，由此挑动了北京和东京之间紧张的政治神经。 中国所称的钓鱼群岛或者日本所称的尖阁诸岛，是无人居住的小群岛（只占6.3平方千米）。该群岛自1972年之后其“行政管辖权”移交日本被日本控制，但在“国际法”下未定主权归属。中日之间在1970年代达成协议，将钓鱼群岛/尖阁诸岛主权归属争议无限期搁置。日本打破协议而激怒了中国政权。故此，两国于2008年达成协议，共同开发岛屿周边能源。这协定现在已处于垂死状态。 这些岛屿位于富裕捕鱼区，并且很可能有石油储备，但是这些都不是今天冲突的主要动力，而是由于中日统治精英的威望和在该领域的野心。这些岛屿在中日关系中有很敏感的象征性意义。因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取得对没落的清王朝的得胜利，而首次获得该群岛。这场战争标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建立，并使其先吞并台湾（福摩萨），然后是朝鲜，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入侵中国大陆，在这场战争中两千万中国人死亡。最近发生在中国的反日游行（香港和台湾也有相对较小规模的游行），日期正好碰上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例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标志著日本军队占领中国东北（满洲）的开始。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著活人的头脑。”马克思说。历史对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有重大影响，是因为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的历史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种族主义的东京都知事石源慎太郎首先提出购买钓鱼岛/尖阁诸岛，因而激起现在的危机，从这事可见历史引起争执的可能性。 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紧张局势 当前在东海发生对峙，以及在南海较大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上的同类争端，都是更大的地缘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在美国、中国和日本之间关于对亚洲的经济主导权的争夺，而且牵涉到俄罗斯和印度的“势力范围”，另外还有该地区的澳大利亚、韩国、印尼、越南和菲律宾作为配角。 南海的紧张局势不仅基于就捕鱼场地和海底矿场的争端，而且包括军事战略议题，比如对关键贸易通道的控制权和美国军舰是否有权驶入中国的两百海里专属经济区。北京宣布整个南海是“国家核心利益”——地位和台湾、西藏和新疆等同，而中国、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一些岛屿上存在争议。 不少于七个政府宣称对全部或者部分的南沙群岛拥有主权，有三国对部分或全部西沙群岛宣称拥有主权。这些领土争端在近几年越来越频繁和激烈，为各国政府的军备竞赛添加了燃料，国防预算急剧上升（社会支出受到挤压），特别是海军预算的增加。今年4月，根据参议员安东尼奥•特里拉呢斯所说，菲律宾和中国就斯卡伯勒礁（中国称黄岩岛）的冲突“近乎开战”。他被派到北京代表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进行秘密会谈。 “我们都磨拳擦掌，准备一场在该地区的国际拉锯战。”在东京的军事安全评论员道下德成说。 “每当权力分配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的时候，人们就开始重划边界。”（《纽约时报》，2012年8月22日） 世界经济的重心东移，这在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爆发后更加明显。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除去了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之外的二十七国）在全球GDP中占有17.9%，超越有17名成员的欧元区在全球GDP中占16.9%的比重。十年前这些亚洲国家只占全球GDP的8%，而欧元区则占20.8%。这是一个惊人的彻底转移。 然而资本主义制度下，过去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不仅没有令阶级分化得到缓解，反而将之越拉越大。各国之间的竞争亦如是。日本资本主义相对其主要竞争者（特别是中国）的衰退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而日本降为全球第三大的经济体，这些都给地区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日本统治阶级希望维持世界列强的地位，越来越寻求更加强硬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这意味著修改（二战结束后制定的）“和平”宪法，而带头提出这项要求的是日本三大城市的极右翼领导人。 美帝国主义“战略重心转向亚太” 除此之外，美帝国主义通过五角大楼的“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希望重新夺回在该地区失去的地位。十年来美国的注意力被“分散到”中东的战争，美国现在要抑制中国不断增加的影响力。当美国发动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战争时，中国是世界第六大的经济体。而到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美国新的策略会在2020年前将60%的海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并在这一地区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和签订新的协定。例如，美国部队和海军刚刚宣布在澳大利亚的部署（从达尔文到珀斯），以及在新加坡更大的海军，是为了保卫麻六甲海峡和南海的“航海自由”。这些部署的真正目的在于，一旦爆发全面武装冲突，控制中国从中东和非洲运送石油的战略通道。这些输油线路对中国和日本都至关重要。华盛顿与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有共同目标，急需日本加大军事角色，作为美国战略包围中国一部分。 中国经济力量的提升意味著，北京当局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对整个亚洲和全球的经济和政治施加影响。但是即使北京两位数地增加军费，它仍然无法企及美国的“硬实力”——其强大的军事优势。特别是在海军方面，即使中国近年来快速建设海军。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估计，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超过1万亿美元，超过在它之后42国的国防相关开支的总和。相比中国的每年大约花费1,110亿美元。 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和中国的海军建设，都在煽动亚洲军备竞赛。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指出，亚洲的军事开支今年将超越欧洲，是现代史上首次发生。去年菲律宾政府几乎将防卫开支提升一倍至24亿美元。在马来西亚的军备支出在2005到2009年间翻了八倍，而涉及南沙群岛争端的印尼的则在同期上升84%。各国政府正在获取和提升潜水军备的能力，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开支总和在2011年上升了13.5%，达到245亿美元。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资料。相比之下，只要每年80亿美元就可以确保整个亚太区有安全的饮用水，但现在有5亿人得不到安全的饮用水。这一例子表现了资本资义的浪费罪行，将公款用于军备支出而无视急切的社会投资。 亚洲经济快速扩张，使得阶级矛盾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不满达到爆炸点，而且经济调整至个位数增长的“新常态”，使得政权面临革命爆发的潜在危机。到2020年，世界二十栋最高的建筑几乎都将处于亚洲（仅中国就有九栋），作为富有野心的统治者的纪念碑。然而，世界61%的贫民窟居民也是生活在亚洲，每年有超过50万亚洲人死于环境污染。亚太地区现在号称比欧洲和北美有更多“高净值资产”的个人（即以美元计算的百万富翁）。每个地方，贫富差距都在拉大，资本主义全球化让临时合同工作取代稳定工作。 即使在日本，有210万人由于工资过低领取国家补贴，创下日本记录。最近富有国家的经合组织（OECD）认定，日本为其成员中贫富分化第六大的国家。在这一地区出现了反对全球化恶果的运动，例如最近在印尼（反对外判和提高最低工资）和印度（反对向跨国公司开放零售行业）的大规模罢工。面对群众反对，各国政府纷纷转向民族主义以转移他们自己政策所造成的民众愤怒。 亚洲的海域争端都由来已久，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在当前突然爆发呢？政府和民族主义政客故意利用这些岛屿争端煽动民族主义以火中取栗。韩国和日本就独岛/竹岛争持不下，而俄罗斯和日本最近出现关于南千岛群岛的争端，该群岛在日本称为北方领土。 7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参观了这些岛屿，而遭到东京谴责。两国政府都声称这些岛屿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在地理上最接近钓鱼群岛/尖阁诸岛，同样抓住当前外交危机，再次声称其对该群岛的主权。台湾声称的主权与北京的互相重叠，又互相竞争（两地政府都声，该群岛属于“中国”——但是对“中国”的定义却不同）。 台湾和其他地方一样，在马英九上摆出高调的军事姿态的背后，钓鱼岛问题是包含著国内政治的议题。马英九和他的国民党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出现分裂，而其支持率在最近一些民调中降到只有15%。马谴责日本国有化这些岛屿，并派出军舰到有争议的海域，和日本海岸警卫队展开全面的“水战”。但是马同样拒绝和北京组成共同阵线。他试图平衡两方，一方式来自其党内和军方的反日民族主义者，另一方是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警觉到东京和台北出现潜在分歧，而两国都是美国战略包围中国的战略盟友。 新冷战？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可能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一位资深的的中国评论员和海事法专家杰罗姆A.科恩对此表示忧虑，指这一冲突是“超过半个世纪以来，对这一地区的和平最严重的挑战”（《南华早报》2012年10月5日） 9月份，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访问东京和北京时也警告说：“某一方判断错误可能导致出现暴力，而可能演变成军事冲突……而冲突有扩大的可能性。 ” 帕内塔的伪善的声明，并不能掩盖美国军事“重心转移”是这次争端的重要原因。日本右翼煽动家如东京的石原慎太郎知道，只有美国军事机器的“背后支持”，他们才可以进行反中国的极端行动。但是帕内塔的言论显示华盛顿希望冲突冷却，害怕经济受影响和其他不确定的后果。美帝国主义不希望被卷入关于这些小岛的军事冲突，因此它保持在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问题上的“中立”，美日间有长期的美国支援日本的军事协议。但是如果中国出动军队夺取这些岛屿的控制权，美国将被迫帮助日本维持在亚洲列强的地位。 尽管中国和日本之间（特别是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军事冲突，但是长期的“冷战式”的经济保护主义和外交制裁会进一步打击全球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Lagarde）以此表达了对全球资产阶级的恐惧。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东京的峰会上说世界“无法承担”中国和日本的冲突。 北京和东京之间的谈判正在幕后进行，双方都急于解决目前的僵局，害怕经济损失会很快增加反政府的情绪。现在还有待看是否可能达成某种保留双方面子的妥协方案。这一协议至少包括日本承认钓台岛/尖阁诸岛的主权归属具有争议。尽管不太可能发生军事冲突，这一僵局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可能引发新的外交冲突、民族主义抗议和报复性的经济制裁。 民族主义政客 即使不计算造成的经济损失，煽动该地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意味著他们正在在玩火。右翼民族主义的思想和运动正在获得支持，特别是在没有真正的左翼政党的情况下。这显示出需要各国群众跨国界的共同斗争反对掠夺该地区财富的腐败精英。 最近在中国、日本和韩国，民族主义的上升和即将来临的政府换届有明显的联系。这些政府都是弱势和不受欢迎的，而且内部出现分裂。无论是政府自身（如韩国）或者资产阶级反对派（如在日本）利用这些由来已久的领土争端来煽动民族主义，把注意力从不受欢迎的经济政策和亲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上移开。 在日本，最近关于钓鱼岛/尖阁诸岛冲突的幕后“主使”是极右翼民族主义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这个“老式的排外主义者”被纽约时报称为“日本勒庞”。他和另外两个主要城市（大坂的桥下彻，名古屋的河村隆）一样是“历史修正主义者”，否认日本在二战中的暴行，包括强迫10万韩国和中国女性成为名为“慰安妇”的军妓。河村隆所属城市为中国南京市的姐妹市，他曾发表惊人言论，指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石原慎太郎立即捍卫河村隆的立场。 这些顽固的民族主义者利用东海的危机，让自己成为日本政治舞台上的“新兴”力量。大坂市长桥下彻发起组建了臭名昭著的日本复兴党（Japan Restoration Party），该党的党徽上印著钓鱼岛/尖阁诸岛和独岛/竹岛的地图。而新当选的自民党领导人安倍晋三是另一名狠毒的民族主义者，如果他如预期当选，可能会寻求与极右翼组成联盟。这些势力代表了日本资产阶级最危险的一派，无论是在国际事务上，还是与日本工人阶级对峙的时候，他们希望解除“和平主义”的束缚。即使“跛脚鸭”野田佳彦和他的民主党的领导如此失败，自民党在民意调查也只有35%支持。一半人口不支持任何政党，展示了裂开的政治真空以及日本出现真正左翼替代的可能生。 当前石原挑动和中国的冲突，不只是针对钓鱼岛/尖阁诸岛，而且是要推动右翼政治纲领。他利用其代表东京都政府购买岛屿的运动，不仅在于颠覆危机重重的野田政府，而且要推动其让日本军事化和拥有核武的计划。很不幸的是，中国官方媒体发怖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资讯恰恰只是说明了石原等人。 其中一个例子是，中国将领和学院呼吁把现在的争议领土的范围从钓鱼岛“扩大”到整个琉球群岛，包括有130万居民（和美国大型军事基地）的冲绳。这些呼吁基于一个可疑的论断：琉球王国在成为日本的一部分之前，是明清两朝的番属国。甚至在一些中国的反日游行中，也出现“收复琉球”和“夺回冲绳”的口号。尽管冲绳人由于文化和语言不同而在日本受到歧视，但是只有少数人支持该岛独立，更不要说支持中国接管。不论北京官方立场是怎样，但是中共在和日本的宣传战中鼓励这些极端言论。这些口号不仅不反对帝国主义，反而传达了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曾经对美国进行煽动性攻击的石原慎太郎（他在20世纪80年代参与写作反美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现在却乐于在美国军事保护之下逗弄中国。石原像其他民族主义政客（包括自民党的许多领导人）一样，说日本必须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换句话来说即是“正常的”帝国主义大国，拥有不仅仅注重“自卫”而且向海外伸延的强大军队。 中华帝国主义的崛起 中国公司日益遍布亚洲和全球，而中国帝国主义的崛起越来越成为不争的事实。和日本一样这反映在中国当局的政治议程上。同样，政府的民族主义宣传，虽然继续利用人们对日本侵华时期的暴行的愤慨，也越来越强调中国的“超级大国”地位。 根据曼谷的《国家报》（The Nation）（2012年10月6日）报导：“中国不再把自身看作一个发展中国家，而看作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主要大国。这一前所未有的自信带来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 中国资本现在在亚洲和全球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每年对外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30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580亿美元，增加了将近20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上升到世界第五位。 在北京“走出去”战略下，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如联想、华为、宝钢和中石油“积极”进行国外并购。在非洲和拉美，中国国有的中国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过去两年向当地政府的贷款比世界银行（中国也是世界银行的第三大股东）的还要多，而在世银中国是最三大股东。其中大多数中国贷款牵涉基础建设专案，而这些专案交易的背后涉及能源和其他原材料。 列宁发现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的一大特征。不过当今，帝国主义关系往往只是间接地通过经济支配和“新殖民主义”表现出来，而不是标准的殖民主义。但是资产阶级和大公司最终还是需要军事力量和将权力延伸跨越海陆边界线的能力，以保卫其投资、市场和原材料资源。 韩日紧张局势 但是，韩国最近发生的事件表示，政治动乱在美日军事化计划的基础上隐若呈现。 7月，亲美国政府的总统李明博被迫在其与日本计划签订的军事条约上耻辱地变卦。 日韩原定签署的《军事资讯总体安全协定》（GSOMIA）原本将是1945年日本结束侵占韩国后，两国间首个军事协议。但是在立法机关内所有政党（包括他所属的右翼大国家党）的反对下，李明博被迫在正式签署仪式的不足一小时之前，使计划中途夭折。 这次的变卦解释了为什么李明博之后到访独岛，这是韩国领导人首次到访该岛。独岛被韩国实际控制，但日本同样声称拥有主权，并称之为竹岛。李明博和其执政党的目的，是要在12月总统大选前利用反日情绪的高涨。这一议题甚至蔓延至足球场上，在伦敦奥运男子足球铜牌赛，当日本败给韩国的时候，韩国选手朴钟佑因为举起“独岛是我们的领土”的标语牌庆祝胜利而被罚失去铜牌。 首尔东京军事协议的瓦解对美帝国主义来说是一个挫败。美国一直作为中间人促成该协议，与韩国和日本组成三方联盟以压制朝鲜，并间接压制中国。 “即使美国想重返亚洲，它〔美国〕对其首要地区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失望。”《经济学人》（2012年8月18日）局势甚至紧张到一个地步：9月份日韩联合军演时，一只日本军舰被拒绝驶近韩国的釜山码头。东京强烈抨击该决定为“极端失礼”。这表明了在亚洲爆发的权力博奕的复杂性，它不会由华盛顿或任何一方全盘设计的。韩国资产阶级基于显示其作为上升的地区大国的实力。台湾与日本之间在钓鱼岛/尖阁诸岛上的争端同样显示了美帝国主义试图在日本重新军事化的同时调和亚洲国家间关系的问题。 李明博政府的煽动性的民族主义立场是充满讽刺意味的。韩国精英们都背著1910至1945年间残暴的日本殖民时期“日韩合并”的历史包袱。在朝鲜战争开始时期，韩国国家的核心在美国的保护下得以组建，极其依赖服务过日本殖民军队的韩国军官。这包括前独裁总统朴正熙，其女儿朴槿惠是大国家党的总统候选人。她为她父亲的镇压统治的纪录辩护，显示出韩国统治阶级的反民主倾向，这是整个地区的资本阶级统治者的共同特征。 紧密交织 遍布中国120多座城市的示威，有些甚至演变成骚乱。最近关于东海的岛屿冲突升级，给在中国的日资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中国对日本资本主义至关重要：中国是日本第一大的出口市场，又是日本跨国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但是日本经济对中国也同样至关重要，作为中国第二大的出口市场，又是最二大的直接外来投资国。日本公司在2012年前八个月在中国大陆投资51亿美元，仅次于香港。大约70万中国公民现居于日本。双边贸易在过去十年间增长两倍，达到3,450亿美元，远远超过任何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附近的石油和其他资源的预期收益。 岛屿争端总的来说，使日本汽车制造商在这个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对日产公司来说，其在中国的销量达到其全球销量的27%。日产报告其仅仅在9月反日游行爆发的一周时间里就损失了2.5亿美元。示威中多家汽车展厅被砸，生产设备而被迫关闭，其他日本品牌的汽车也受到攻击。 丰田汽车销售在9月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9％，而本田销售下降40.5％。 《金融时报》报导日本在中国汽车市场所占的份额从2009年的26.6%下降到22.8%，使得德国汽车制造商的销量首次超过其竞争对手日本。韩国汽车制造商也渔翁得利，其占中国市场的份额也增加了。 抵制日货并不纯粹是自发行动，中国当局利用这些行动向东京施压。但是在保护主义抬头的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中国公司自己越来越多地面临贸易壁垒，抵制日货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策略。 因此，中日危机以及其他地区冲突可能成为严重拖慢地区经济的毒药。亚太区经济己经受到了欧洲和美国的金融和债务危机的拖累。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查瑟（Chase）警告，钓鱼岛地区的领土争端让日本第四季度的GDP损失0.8%，使整个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经济今年很可能是13年以来增长最慢，也同样可能为此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除此之外，抵制日本企业可能让中国经济自作自受。 “这可能是世界上投资和贸易联系最紧密的地区。”美国前驻韩国大使斯蒂芬•博斯沃思警告说。例如去年，日本发生的海啸和核灾难后打乱了整个地区的供应链和工厂产量。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龚炯说：“今天两国经济如此紧密相连，甚至很难去定义一个日货。日本生产的零部件可能渗透到每一个先进的电子产品中。苹果的iPhone手机、联想笔记本、海尔的电视，仅举几例，所有这些电子产品都有零部件是日本生产的。” 许多日本品牌的产品实际上是通过合资企业在中国制造，利用中国资本和中国工人。特别是在汽车行业，大多数丰田，日产和本田的汽车通过有国有股份的合资企业生产。龚认为：“抵制日本汽车实际上等同于抵制这些中国企业。” 反日游行示威 鉴于日本在战争时期的暴行，不难理解在中国群众中对于日本政府单方面的挑衅行为的愤怒和恐惧情绪。日本政府的这一行为受到来自美帝国主义支持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压力。这些抗议同样反映了更大问题：社会中不断增长的不满和挫折感。但是中国当局利用这种情绪，将其表述成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语言，目的在于推动自己成为超级大国的目标和支撑国内对政权的支持。 香港《英文虎报》认为9月中旬的抗议潮是自从1989年民主运动以来中国最大的。日本“共同社”报导，抗议游行在多达125座城市发生。中国当局利用这些抗议游行向日本和美国施压。尽管当局批准了这些示威，一些企业甚至让工人放假以便参加游行，而安全机关则“指引”人群，但是这场运动并没有完全受到政权的控制。在一些城市，游行带有明显的反政府特征，但是是以一种混淆、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带有极端民族主义但同时敌视中共及其亲资本主义的政策。由于这一原因，示威只在短期内被当局容忍了。 中国自由派博客写手“安替”对日本《朝日新闻》（2012年10月16日）说：“因为〔游行〕一直都是禁止的，但是现在又开了一个视窗，所以就有各种人会去参加了……’反日’是一种混杂著阶级对立的复杂的游行。出现了这么多的’毛’，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也都非常吃惊……存在著支持被开除党籍政治家〔薄熙来〕的团体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 ” 毛像在遍布全国的示威中出现令当局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感到震惊和尴尬。许多人抱怨这些游行（其中出现了对日货商店的洗劫和其他暴力行为），称其“和文革差不多”。薄熙来在党内的派别支持者和安全部门很明显利用这些游行让中央政府处于尴尬，并谴责当局对日本的“软弱”。这事实上可能令中共内部在如何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的平衡被打破，在游行潮不久后，中央领导集体就足够“团结一致”将薄熙来开除出中共，并提起刑事诉讼。 薄熙来虽然是百万富翁，但是却被许多激进人士（特别是青年）视作插在当前北京的亲资本主义领导人身旁的一根刺。许多积极参加反日游行的新毛派，认为薄主张以更民族主义和更强硬的采态对待外国资本主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连市作为薄熙来政治生涯的跳板，据报导没有发生反日游行。大连市三分之一的外资企业是日资，也是有超过20万学生的日语教学中心。然而恰恰是薄90年代任大连市长期间大力吸引日资。 在游行中出现毛泽东头像，同样反映了复杂的政治进程。毫无疑问，举毛像是表达对当前中共领导层不满的流行方式。但是毛主义的回潮并不一定意味著支持左翼或者社会主义思想。很多人把对毛的支持联系到呼吁对日宣战。 当局的麻烦并不只是来自毛和薄熙来的支持者。广东和深圳的一些抗议这举起呼吁“政改”和呼吁更多民主的横幅。在据称游行最为暴力的深圳，存在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危机深化下，该市的移民工的问题。抗议者试图闯入政府大楼，与深圳员警发生激烈冲突。有人认为暴力是由薄熙来和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派别精心策划的，目的在于让广东省委书记和自由派旗手汪洋难堪，破坏他升迁政治局常委的机会。 在评价任何群众运动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必须考虑方方面面，区分进步的特征和反动的特征。这些游行反映了当前群众意识的极度混乱。尽管游行吸引了许多反对中共统治的阶层，但是反日抗议游行把这些阶层引导向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方向。而且反日游行对亚洲其他地区的群众意识也起到了负面的影响，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被当地统治阶级和美国所利用。特别是在日本，反日游行的发生不仅没有削弱民族主义右翼，反而帮助了他们。只有通过在日本、中国和整个地区的工人阶级斗争和建立社会主义替代，才能打败各个国家的反动派。这些反动派在未来可能准备以战争行为作赌博。 所有在这一地区的国家都存在巨大的左翼真空，这是前群众性左翼政党的退化和崩溃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各个地方的前史达林主义政党在当前的领土争端中都忠诚地支援他们的资产阶级政府。日本共产党尽管和石原的挑衅行为保持距离，却支持日本国有化钓鱼群岛/尖阁诸岛以“平静地坚守”这些岛屿。在菲律宾，流亡的前毛派领导人何塞．玛丽亚．西逊在马尼拉和中国的岛屿争端中维护马尼拉对斯卡伯勒礁/黄岩岛的“国家主权”。 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社会主义者及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支持者不会支持这些领土争端中的任何政府和国家。我们反对日本控制钓鱼岛/尖阁诸岛，并反对野田政府的“国有化”措施。这些事件令局势火上加油。 我们捍卫所有邻国的渔民进入这些处于争端的海域的权利，同时认为有急切需要一个全面的国际计划去保护频危海洋生物，并避免过度捕鱼。我们反对国家海岸巡逻队骚扰和拘留渔船船员，和利用捕鱼船作为政府争端中的掩饰工具。所有政府在这问题上都难辞其咎。 社会主义者反对日本资产阶级和极右势力的挑衅，但不是通过支持中国拥有钓鱼岛/尖阁诸岛主权的口号达到这诉求。中国政权也利用此议题，以及利用中国人对日本军事主义的合理恐惧，以满足自己更大的政治野心。当局发表的民族主义的辞令以及种族主义和主战言论不但不会弱化日本的民族主义力量，反而会沦为他们的筹码。 钓鱼岛/尖阁诸岛无人居住，因此这不是捍卫受到压迫人民的权利的斗争。而在南海的争端中，主要是基于对海域的战略控制、对海底下的资源的控制权，以及与岛屿控制权连带的军事意义。 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警告，目前受到各方领导人煽动和操纵的民族主义浪潮会被利用来推进加大镇压、反民主和反工人的政策。日本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反工会、反移民、反女性权利和反性少众（LGBT）权利。他们代表著对日本工人和青年的利益的威胁。桥下彻支持征兵制度，并模仿中国领导人的说法，指日本需要受选举监督和制衡的“独裁”。他们的政策会大大增加军事开支，不惜加大日本群众现在的经济负担。 但是打倒日本民族主义者和好战分子的方法是通过中日韩乃至整个地区的工人和青年共同斗争和团结，例如最近日本壮大的反核抗议正是一个好例子。 社会主义者反对这一地区各国政府推进军事化。他们烧钱装备武器并将海军升级的同时，各地的劳动人民却欠缺可负担的房屋、有保障的工作、有质素和可负担的教育和医疗。我们要求大幅削减军事开支，将资源用作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社会主义者和工国委（CWI）要求关闭美国军事基地，例如长期受到当地人民反对的冲绳军事基地。我们要求美军完全撤离亚洲，让当区人民决定自己未来。 在资本主义框架下，今天的民族冲突是没有解决方案的。有人呼吁成立新的(资本主义的)地区论坛，以对话去寻求危机管理和避免衡突；也有人指出以欧盟作为跨国合作的模型。但即使是诺贝尔奖也不能隐藏欧盟资产阶级内部的极度的不统一和分裂。欧盟是统治阶级精心策划的，为求最大化利润而掠夺群众。同样，由10个国家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汶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盂加拉、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没有能力解决自己成员国在南海中岛屿的领土争端。 社会主义者认为，这些岛屿不应被某一国的盗贼控制，海洋资源和频危渔库应该共同所有，并被该区人民控制及民主管理。急于登上无人居住的岛屿和石头上插旗，并因此而响起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合唱，违反了各地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者支援分享这些岛屿和附近海域的进入和使用权，并以建设由中国、日本和所有邻国人民民主控制的“公共海域”取代国家控制。我们支持通过大规模工人阶级斗争建立亚洲社会主义联邦，以取代资产阶级统治苦难和混乱。 香港的“保钓”运动 8月，满载著保钓者的保钓船从香港出发，最后登上了钓鱼岛。这次抗议活动由保钓行动委员会组织。这一组织接受来自许多不同政治团体的捐赠，其中包括前左翼分子。这些前左翼分子在钓鱼群岛的立场受到70年代地缘政治色彩的影响。当时毛泽东的中国被视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替代，虽然被称为“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是非常官僚和畸形的计划经济。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国正日益向资本主义靠拢。但是保钓行动委员会同样从资深的亲中共建制人物中获得大量资助，其中包括政协委员、梁振英特首选举时的主要打手刘梦熊。刘梦熊在过去六年里向该团体捐助了四百万港币。正如英文有一谚语：“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付钱的人给笛手定调子）如果如一些保钓人士所说，这场抗议活动代表了某种对中共的挑战，那么为什么这些民主权利的敌人还要资助这场活动？保钓征程明显受到梁振英当局的幕后支持。根据《南华早报》（2012年8月17日），梁振英捐赠一幅画给保钓委员会拍卖筹款，民建联重量级曾钰成议员也同样如此。香港水警自从2004年之后每次都拦截保钓航行，然而此次却没有阻止保钓船离开香港水域。保钓船不仅携带四面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旗帜，而且还携带著来自亲北京的凤凰电视台的摄制组。梁振英当局看到如果可以炒热这一议题的话，当局就能从中获利，特别是当时正是立法会选举三星期前。而且这个议题可以用来抵消反对国民洗脑教育群众抗争的力量。 国际声援日抗议：要求爱尔兰合法化堕胎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三）将会是就爱尔兰被拒堕胎而惨死的妇女哈拉帕那瓦（Savita Halappanavar），要求当地政府立即将堕胎合法化的国际声援日。世界各地都会进行抗议，来表达我们对此事件的愤怒。现时爱尔兰的堕胎法已经过时并需要改变。如果女性在爱尔兰有选择的权利的话，这悲剧就不会发生。我们要求立刻的改变，11月21日下午2时到爱尔兰驻港领事馆抗议。我们届时会向的爱尔兰政府提交抗议信。 抗议信： 我们对于贵国的医院由于拒绝哈拉帕那瓦（Savita Halappanavar）终止怀孕的要求而导致其惨死的事件感到惊讶。她在怀孕十七周时出现自然流产，但被拒绝进行堕胎手术，其原因是因为当时胚胎的心跳仍没有停顿，而根据她丈夫的说法当时的医生跟他说：“我们住在一个天主教国家。”我们向其家人和亲友致以深切的同情。 这个惨剧反映出爱尔兰需要立即将堕胎合法化。虽然爱尔兰的最高法院的在“Ｘ案件”的判决指名堕胎应当在母体受到危险的情况下被允许，但是历届政府都拒绝为此立法。甚至欧洲人权法院亦发现现时爱尔兰的法律不足以保障妇女合法堕胎的有效途径与程序，并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 为了给予医疗专业人员充足支持以及法律的清晰度，我们要求爱尔兰当局立刻下达政令允许堕胎以保障母体健康与减低妇女痛苦。 哈拉帕那瓦正是这长期原地踏步下的受害者。今天是要求爱尔兰将堕胎合法化的国际声援日，我们认为爱尔兰政府应当立即立法以允许在母体健康受到威胁下的堕胎，作为保障爱尔兰女性对身体选择权的第一步。 社会主义行动 香港：支持外藉工人的斗争 香港是超级富豪的天堂，却是一般工人的地狱，尤其是对于从事著“3D”工作 – Dirty(肮脏)、Difficult(困难)和Dangerous(危险)的家务工人而言。 新移民面临著政府有系统的种族主义和歧视打击，工时长、工资低、缺乏劳工保障。政府和政客故意建起一堵围墙，将外藉工人与其余工人阶级分隔开，以防止外藉工人为争取合理保障的斗争，与香港群众争取民主权利、工人权利，以及更多的基本福利保障的斗争连合起来。 “没有母亲的一代” 社会主义行动为建立工人阶级斗争的团结而战，反对种族主义与资本主义。今天，于联合国国际移民日，我们支持外地工人的示威活动。外地工人所面临的困境，乃是由于他们不得不在国外从事粗重劳动，以支持他们在本国的家庭。他们的数量已从2000年的一亿五千万人增长到今天的二亿一千四百万人。由于在国外工作是长期而非临时的，这就导致了愈来愈多国家出现了“没有母亲的一代”，如菲律宾。移民是资本主义制度深层次危机中的最大输家。正当世上千万民众被推向贫穷线以下之际，商价钜子却猪笼入水。 反帝国主义！ 菲律宾、印尼和尼泊尔政府如同香港亲富豪政府一样，都遵从著跨国公司的曲调而起舞。过去二十年内，在菲律宾和印尼等亚洲国家都爆发了低收入和欠缺劳动合同保障的社会问题。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大型企业将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实际工资在各地拖低，以“竞次”的方式增加利润。这个国际体系令1%的钜富得以专制地操纵著99%人的命运，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命运；同样地，富裕的帝国主义国家亦得以操纵著贫穷国家的政策，一如发生在亚洲各国的情况。 在愈来愈多的国家，工人纷纷起来反抗这种压迫。最近几年在印尼已经形成了新的战斗性工会。在十月，二百五十万印尼工人举行了几十年来最大的罢工，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并禁止缺乏保障的合同工。在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数百万人参加了总罢工，对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洲央行强迫他们的国家实施紧缩政策。 联合国不是工人的盟友 社会主义行动在香港各民族的工人间进行组织，加强反击的力量，并提出了一个对抗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工人不能信任联合国，因为它仅仅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府的清谈俱乐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薪金为每月146,700港元，还有免费住房！他与其他资本主义的政客一样，根本不知道99%人民的实际生活。联合国通过ILO（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移工日”（十二月十八日）等活动，试图为资本家的全球抢城行动涂脂抹粉。二零一零年在柬埔寨二十万纺织女工发动了大罢工，在这次事件中，国际劳工组织表现出它的真面目－它破坏了这场大罢工，迫使工人接受极低的工资调整水平，并承诺不再罢工！ 当然，十二月十八日给我们的，并不是对联合国的信任，而是一个建立自己组织的机会，外藉工人应该把握这个机会与我们并肩而战。应该指出，我们只能相信我们自己的组织力量，而非联合国的决定和要求。我们要求民主地控制工会，由选举产生代表，这些代表并只能领有普通工人的工资，以真实地反映基层和外地工人的诉求。 最低工资四十元－不要歧视，人人享有！ 香港明年的最低工资将调整为每小时三十港元，这依然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要求提高至四十元，并呼吁工会为此诉求战斗，向印尼工人的例子学习，准备基层工人一天的罢工行动。社会主义行动要求最低工资立法覆盖所有劳动者，包括外藉工人。如果我们在政府将外佣、女性、年青工人等群体打成“二等公民”时袖手旁观，打压最终会降临至全体工人，并会削弱及打击整个运动。 反种族主义！ 社会主义行动捍卫本地及外来工人的的全面民主权利和法律保障，包括加入工会和罢工的权利、自愿性居留权，并为有尊严的工时及工资斗争。我们要铲除滥收费用的吸血招聘机构，莫任之成为外佣负担。抵制这些仲介公司匪类的唯一办法，就是要将之民主公有化，并取消向外佣征费。 “社会主义行动”与“反种族主义青年”极力反对香港政府和媒体不断煽动种族主义，抹黑外佣和内地移民等群体，旨在分化工人，并边缘化工人权利与民主权利的斗争。我们争取妇女权利，以及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宗教或性别歧视。 社会主义行动成立未到三年，在香港仍是一个新组织，旨在为一个具群众会员的、新的工人政党奋斗，并以社会主义取代混沌无序、多灾多难的资本主义。在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旗帜下，我们将与一众志同道合者共同推翻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 资本家，滚！ 我们要立即全面实行民主，并结束内地的一党专政。但这必须要连系至打破“1%”资本家的经济统治：将大企业与银行公有化，实行公共民主管理，并将之运用于计划真正的工作职位和廉价房屋，并大量增加公共服务。社会主义行动与工国委(CWI)在眼前的斗争发挥积极作用，争取减低工时、生活工资、反对种族主义、反对歧视，但我们亦将这些议题连系到需要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让工人民主地管理和规模经济－这就是社会主义！ 如果你同意我们的社会主义观点－请加入社会主义行动。我们会在每周五和周日举行以中英文双语进行的定期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积极分子，并会规划我们的选举活动，以确保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声音变得更强！ 二零一三年 十三万人参与元旦大游行 一月一日元旦日，估计有十三万人参与大规模反政府游行，要求特首梁振英立即下台。梁振英政府刚刚执政半年，这次元旦大游行是民众对非民选的政府表达强烈的愤怒，并施加强大的压力。 游行中示威者指梁振英是“狼”、“吸血鬼”，并且由于梁振英多次以谎言欺骗民众而被讽为“长鼻木偶”。同时，很多示威标语上写著“689”，指梁在去年三月的小圈子选举中只得微乎其微的689票，并将99.9%的民众排除在这场选举之外。 示威者高呼“打倒梁振英”和“立即普选”。示威后的一星期，社民连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将会在跛脚的假议会内提出弹劾特首的议案。而在元旦日，香港的亲中共团体还组织起细小的游行以示支持梁振英，而队伍中绝大多数是老年人。即便是警察公布的数字，也不得不说反梁游行的队伍人数是支持队伍的三倍。 在香港，警察监管大规模抗议活动愈益严厉，在元旦日，全港三分一的警力的部署在游行区域上。在游行数星期前，警察表示他们将禁止参与团体在游行路线上摆设街站筹集资金。而摆街站是反对派争取民众支持的传统方式和重要的民主权利，因此必须积极捍卫。当日，几乎所有参与团体都无视这一禁令，继续在沿路设立街站。 示威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警察封锁了通往礼宾府和中环其他地区的道路，以图阻止企图进行占领的游行队伍前进。在午夜警察拆除了示威者在礼宾府架设的帐篷并逮捕了多名示威者，当中包括“长毛”梁国雄。 对社会主义理念的兴趣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在香港的支持者－社会主义行动在游行中设立了两个街站并发行二零一三年一月的新杂志，以传播社会主义的理念。我们街站筹措了超过三万一千港元，并销售超过三百四十本杂志，展示群众拒绝警察镇压民主权利。 对于一些示威者在游行中展示港英殖民时代旗帜一事，香港和国际媒体都作出了相当多的报导。这个趋势持续了几个月，而中共领导人亦会以此借题发挥，证明有“外部势力”干涉香港政治问题，并将之连系至需要就镇压性的基本法廿三条立法。 虽然现时一些打出殖民旗帜的相对的小团体主要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自主权甚或香港独立，但同时亦表达一些反中国内地人的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成分，一些通过互联网松散地连系的阶层亦卷入这趋势。对后者而言，殖民标志是一种表达反中共的方式，就如愈来愈多人戴上Ｖ煞脸具游行。社会主义者捍卫民主权利和表达意见的自由，但反对殖民旗帜象征著的混乱的理念和反动的思想。 整个制度的危机 与其说是一个政客的“失败”或欠缺诚信，不如说是香港面临整个政治制度的危机 – 让中共独裁强加的资本主义领导欺压人民对民主的渴求。 梁振英的领导班子虽然上任不久，但已经引发千千万万的示威者上街－包括在七月一日他上任时四十万人游行和九月超过十二万人包围政总反国民教育。随著未来威胁民主的新法案 – 廿三条 – 来临之际，未来抗议很可能会继续。最近新委任鹰派的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和政治局常委的张德江，可见恶法将至的蛛丝马迹。北京利用委任张晓明去加大香港政客对廿三条立法的压力。2005年的时候，张晓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时，汕尾发生了一场镇压示威的大屠杀，造成了二十名示威者被枪杀。 无论何时何地，中共都软硬兼施（或者用胡椒喷雾作谈判筹码！），并以2017年特首选举的规则（假普选）来作诱饵，尝试争取和中立化泛民主派政党。未来的斗争必然会面临这种威胁，可见需要以民主的架构 – 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去组织倒梁的群众斗争。 梁振英在与唐英年600票的抢夺战中，曾经抛出一些民粹承诺，包括处理房屋危机、增建公屋和使政策倾斜穷人。但正如社会主义者杂志当时警告，没有一样会得以实现。政府推出了一些小措施（例如增加印花税）去打击楼市，但2012年大众市场的房屋价格上升超过23%，楼房暴涨情况恶化令数以百万计家庭置业无望。 但对社会最穷的人来说，房屋危机已经造成惨痛的苦难。有报导指木板隔间房住户丑闻恶化，估计25万人要住在这种狭窄的空间里，数字是之前估计的两倍。因此民众对梁振英数间高价房屋僭建愤怒，是可以理解的。 二零一七年的普选？ 经过数十年的拖延、谎言和耍手段，北京与香港的菁英们越来越难于阻隔落实普选。群众的压力再增加，这反映在对梁振英的不满，而这也迫使政府至少在表面上在2017和2020年的选举方案给予“发展进程”。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会落实真正的普选，甚至远比不上政治上（更有技巧地）被财团商家垄断的西方民主制度。这个问题的结果将取决于未来几年的群众斗争。 时间愈接近2017之际，我们必须要准备好应对他们更多的手段和奸计。政府将代表资本家寻求维持不民主的防卫网（虽然稍作改动）去确保高门坎的提名资格，因此不想要的候选人永远不会出现在选票上。 我们再次见到右翼泛民政党恐惧真正的反政府斗争，并不意愿领导运动。在2010年他们抵制“变相公投”和与北京代表秘密交谈，支持“改善”和延续功能组别。因为这个背叛，特别是民主党在立法会选举受到重罚，比起上次2008年选举损失了10万票。 反抗国民教育的群众运动的经验对于未来反对梁振英和二十三条抗争中非常重要。这个运动在去年秋季已经有潜力打倒梁振英，迫使他下台。占领行动的参加者日益增加，甚至超出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的预料，而其当中主要由民主党及其紧密盟友教协控制，并以年轻的学民思潮为外衣，因其年青新鲜的形象大受群众支持。这个领导层远远落后于群众抗议的政治情绪，例如当中要求梁振英下台的口号，并支持社会主义行动提出的全港大罢课的要求。大联盟将自己与这些“政治”口号划清界线，强调改运动“只是”反对国民教育－但实际上这是群众对更广泛的普选、反二十三条和反抗整个腐败制度斗争的预演。 前进之路 9月的反洗脑抗议原本可以获得更大的退让，但反国教大联盟领导与政府谈判者背著群众进行暗室交易，令他们突然解散运动。 很多活动分子和年青今天在讨论将倒梁运动升级的方法，当中包括占领和政总扎营的可能性。在反国教行动中，我们提出以罢学作为反抗升级的第一步以击倒国民教育，在将来，罢工罢课等行动会再次成为斗争的一个关键，不只是学生的罢课，而工人阶级的罢工会更有力量制造改变。 一个建基于工人阶级和坚持民主组织原则的战斗性组织是现时急切必须的，同时民主的运动架构以确保所有提议可以被广泛讨论，并扎根于最广泛的活动分子之间。这是一个问题 – 关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层和纲领，也是关于哪种组织形式能最佳地促进拣选和测试可以带领斗争胜利领导层。社会主义者杂志的支持者会继续活跃于未来抗议，并主张将香港和内地的民主斗争连结起来，打倒梁振英和一党独裁，并需要建立工人群众政党和推翻资本主义。 香港：百人游行要求落实标准工时 增加有薪假期及男士有薪待产假 今天下午三时，职工盟发起游行，联同多个工会与市民约一百人从湾仔修顿球场游行至金钟政府总部递交请愿信，要求梁振英政府于未来的施政报告中落实“家庭友善政策”，包括立法标准工时44小时、增加劳工假期17天、以及男士7天有薪待产假期。职工盟成员举起三个8字的大汽球（见图），代表“八小时工作、八小时自主时间、八小时休息时间”。游行口号包括“加班要补水”、“标准工时要立法 照顾家庭尽职责”、“爸爸妈妈工时长 无人陪我好凄凉”。 参加的工会包括“饮食及酒店业职工总会”、“零售、商业及成衣业总工会”、“香港铁路公司员工协会”及“保安及物业管理工会”等。小区组织“循道卫理观塘社会服务处”、政党社民连亦参加了是次游行。社会主义行动举起“八小时 x 五天工作制 有薪假期最少17天”的横额，参与游行，并访问了数字基层工人及妇女。 28岁的余先生，任职饮食业，为全职清洁工人，每天需工作十小时，每周上班六日，他感到现时的长工时非常辛苦，认为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六小时对他来说才是合理，于是参加这次游行要求落实标准工时。余先生与家人同住，一家五口，月薪仅有$7200，并不够照顾家中成员。他认为，最低工资$28或$30不足以应付生活，认为最少应该$33。另一位清洁工人邵小姐59岁，为帮补家人及丈夫外出做兼职，每星期上班六日，每天工作五小时，也希望能立法制定标准工时及增加有薪假期。 即将退休的钟女士为兼职家务助理，独居，今年已经65岁，但仍需依靠工作维持生计。她表示参与游行的原因是眼见其儿子每天上班十多小时但没有任何补水，认为必需落实最高工时。她儿子为大厦冷气工程人员，即使是假期，公司若打电话要求上班，也需要立即工作，并且不会补水。她又指，现时百物腾贵，吃一个午饭也需要$30-40，所以最低工资最少应为$33。 全职运输工人陈先生表示，他的工作没有固定时间，公司表示需工作多久便多久，现时每星期需工作50-60小时，他的主要要求是要求立法规定红色假期，以及最高工时44小时。 陈先生的极长工时不是个别例子，香港众多在职人士工时长，并且加班没有任何补水，失去照顾及陪伴家人的时间。65岁的钟女士到了退休年龄仍然需要兼职工作，是因为香港政府不肯落实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职工盟有薪假及男士待产假的要求，将法定有薪假期增加至最少17天（现时为每年12日），以及男士7天有薪待产假期。我们认为，需要落实每天八小时、每星期五天工作制，并增加最低工资至$40，本劳及外劳一视同仁。 支持《南方周末》记者罢工！捍卫新闻自由！ 社民连约十名成员发起抗议，声援《南方周末》记者争取新闻自由的抗争。早上十一时，社民连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与其成员在西区警署外集合，游行至中联办抗议并要求接信。社会主义行动成员亦有到场支持，游行其间高呼“声援南方周末”、“打倒真理部”、“捍卫新闻自由”等口号，到达中联办后宣读声明，指出众多内地记者因报导新闻而被监禁甚至丧命；去年中国在囚记者人数全球第三，因为采访新闻而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及“泄露国家机密”，河南电视台记者李翔便因揭露地沟油事件于去年九月被乱刀砍死。 《南方周末》记者的抗争引起内地广大群众的关注及声援，昨天约百人到广州的《南方周末》总部大楼外声援《南方周末》记者，抗议当局审查和删改《南方周末》文章，群众手持标语及菊花，标语包括“取消新闻审查制度 中国人要自由！”“新闻解禁 声援南周”等。内地群众也于网上表示声援记者。 《南方周末》事件 《南方周末》于1月3日发表的新年特刊献词被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删改，引起员工不满，并联署公开信要求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辞职。1月6日，该报高层领导层利用编辑部的官方微博公开声称，献词由该报一名编辑撰写，否认宣传部官员修改，将错误归咎于该员工，并向读者致歉。《南方周末》全体编辑记者及员工因此决定发起罢工抗议。这是二十多年来，首次有主要报章的编辑人员公开罢工，抗议政府的审查制度。 社会主义行动及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全力支持《南方周末》记者的罢工抗争，认为必须终结新闻审查制度，捍卫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 支持《南方周末》记者罢工抗争！ 香港：元旦倒梁后，梁振英深陷窘局 梁振英深陷窘局 元旦游行十三万人上街“倒梁”，是九七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最大型的元旦反政府抗争行动，令政府的统治进一步陷入四面受敌之窘局。中央政府显然被群众的威力震慑，对梁振英作为统治傀儡的信心有所动摇，香港资本家亦不信任政府维护商界利益。对梁振英能否熬过五年任期，唐营的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以及梁营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都表示不予置评。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更直指，梁振英现为跛脚鸭政府，难以在一七年普选连任，不排除中途会换特首。 游行翌日，中共党喉舌报新华社发出新闻稿，清楚报道元旦示威者“提出要求梁振英下台”，与过往掩盖游行要求的做法回异。时事评论员林和立指，新华社做法实属罕见，中央或是藉此向梁振英示警，要他加把劲改善施政。但是，报导并没有出现在新华社的网页上，似乎是避免内地网民看到而鼓起抗争的信心。虽然新华社及后再报道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于12月31日拜会梁振英的新闻，并重申中央领导人“充份肯定”梁振英，以平衡一下对梁的严苛责骂，但主子大胆地动用媒体暗斥，足以已令奴才额角不禁冒汗。 中联办正副主任在去年三月小圈子特首选举的最后关头时，为了急切挽救唐梁两营互相恶斗的局面，呼吁选委转投梁振英，结果换来今天政府统治不稳定的局面。最近从中联办高官调职一事亦可见梁营官员受惩罚之端倪。前中联办主任彭清华卸任后，没有按以往之惯例升职至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务，只是调职至同等级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而前中联办副主任李刚亦只调职至澳门中联办副主任。而中央政府任命政治局常委张德江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两名政治局委员李源潮和刘延东为副组长，可见中共对香港更为重视，有意将管治权集中在高层手里。 梁振英上任时，温和泛民主派拒绝支持弹劾梁振英的议案，但半年来民怨载道，畏缩在群众尾巴的民主党和公民党不得不追赶民意，连同其他反对派共27名议员签署议案，准备在1月9日（星期三）弹劾梁振英。在功能组别分组点票的制度下，议案是必然被否决的，但作为立法会史上首次弹劾行政长官，可见香港民主运动正处于至少廿年来的高潮。当晚在政府总部门外有三百群众集会，直播弹劾辩论。 廿三条换普选？泛民主派暗室交易的可能… 正如公民党梁家杰所指，现任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中共十八大后发表的报告，反映廿三条立法是行政长官的政治任务。但作为资产阶级的法律塔利班，民主党和公民党是不敢超出统治阶级所订立的法律框架的，始终认为廿三条立法是“宪政责任”，势在必行。他们相信依循中共政府的引领下香港可以逐步迈向民主。因此，经常强调所谓“未有真普选，不谈廿三条”原则底线的反面，实质上是指只要中共政府设计一个完善的“民主安全阀”，他们就会允许镇压式的法律在香港通过。梁家杰最近在电台访问时，表示同意以廿三条换普选，受到公众强烈非议。正如我们《倒梁愤怒激增》一文（社会主义者杂志19期）指出：“无论何时何地，中共都软硬兼施（或者用胡椒喷雾作谈判筹码！），并以2017年特首选举的规则（假普选）来作诱饵，尝试争取和中立化泛民主派政党。”因为对中共的法治圈套有所幻想，公民党未来难免走上民主党2010年的妥协之路。 现时中央政府为2017年的“民主安全阀”急忙筹备，包括小圈子的提名委员会，以确保只能让中央可接受的候选人当选。此外，中央政府要确保五年后现任特首可以在“普选”机制下顺利连任。在有假普选的机制下，中共将更容易分化和收编温和反对派，并就国安条例立法后削弱香港的民主权利。 民主党的立法会超级议席议员何俊仁最近在公开论坛上表示，若果在2017年的普选未能达致共识，会考虑辞职发动公投。2010年民主党抵制五区公投，2010年进入中联判就政改方案谈判妥协，继而赞成政府的方案，无限期拖延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双普选，背叛民主。去年年末民主党领导层换届后，当上党主席的刘慧卿，一直强调与中联办谈判为正确之举，可见民主党背叛之路只会愈走愈远。今天何俊仁的言论，不过反映民主党在立法会选举受到选民惩罚而丧失10万票后，被迫披上反抗的面纱混淆视听，拖延群众揭破其真面目的日子之来临。温和派未来即使真的发动公投运动，不会视之为凝聚群众反抗的力量，而只是挟群众作为与政府谈判的筹码，将选票作为向中央乞求的请愿书。 廿三条换普选很可能成为收编泛民主派的糖衣毒药，然而民众必然会紧记零三年拉倒恶法的是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一直遏制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对派。 真正的民主斗争 社会主义行动不相信依循基本法的道路能带来真正民主，只有依靠群众运动打破中共的一党专政，在任何条件下反对廿三条国安法，反对禁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和示威自由。我们支持普选权的斗争，并以真正人民议会取代现时跛脚的立法会，将资本家的代表排除议会之外。政治代表由工人和穷人选举产生，只能享有普通工人的薪金，并可以通过民主程序被随时召回。 香港：二百人游行要求梁振英扶贫 今天下午二时，多个团体及政党，由湾仔修顿球场游行至政府总部，要求梁振英政府于施政报告落实扶贫政策，包括参考国际标准，以家庭入息中位数的六成定为贫穷线、设立全面低收入生活补贴，改善综援制度（包括标准金，租金津贴，儿童学习津贴）等。 游行人士包括低收入家庭，本地及新移民妇女，其中不少带同子女参加。大专院校学生也到场支持。主办团体“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包括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屯门妇女贫穷关注会、同根社等组织，参与政党则包括工党、街工、社民连。不同团体带同标语及横额表达其诉求。 低收入家庭生活艰苦 34岁的林太是新移民，居于天水围，育有两名小朋友。她表示，来到香港感到很无助，家中只依靠丈夫收入，但日用品如奶粉及尿片等价格甚高，负担困难，根本无法再花钱让小孩参加兴趣班发掘不同兴趣。她希望政府能资助小朋友上兴趣班。 同样是新移民的陈太住在深水埗区，家中包括其丈夫与三位子女，五人住在少于一百尺的劏房中，月租更高达$2800！丈夫在酒楼全职工作，月薪$12000，但因为要供强积金，加上食物价格、租金上涨，每个月几乎不能储半点钱。她刚升上小一的儿子有需要补习英文，但她与其新移民丈夫没接受过英文教育，无能力教导，需要再花钱外出补习，但凭家中收入根本无法负担。她参与游行，希望政府能帮助新移民及低收入人士。 43岁的呀Sue住在深水埗区公屋，与丈夫和两名孩子同住，她表示，因为外出费用太高，交通费如地铁、巴士加价令她不敢外出，即使外出也宁愿步行两至三个地铁站而节省高昂的车费。她与其他受访者一样是家庭主妇，因为需要照顾小孩及处理家务而不能外出工作，但现时物价高企，仅是两个孩子（幼稚园低班及中三）一个学期的费用便超过六千元，所以正在寻找兼职，希望能帮补家计。她对政府的无能感到愤怒，于是参加游行，希望发声表达不满。 驾院马师傅“巧遇”车祸 1 月29日被驾驶学院无理解雇的资深导师之一马伟雄，在青山公路深井段练习跑步期间，突然被一辆失控铲上行人路的私家车辗断右脚脚掌。手术后，情况由危殆转为严重，脚掌成功驳回，但日后的活动能力仍是未知之数。 事发前的同一天，马伟雄曾接受NOW 电视台访问，讲述自己筹组工会受打压的情况，并在电话中与行政总裁梁霆钧公开对质，准备透过职工盟起诉资方无理解雇。 由于驾院打压工会的丑恶形象深入民心，车祸发生后，极多网民质疑车祸是否与是次劳资纠纷有关。车祸的确疑点重重，肇事司机声称，因为被一驾平治房车撞其车尾，以致失控冲向行人路，平治房车更不顾而去，导致未能追查其下落。但警方在场却发现肇事私家车并无被撞痕迹，现场路面上亦无煞车駄痕，马伟雄妻子向警方报案，要求彻查。 在公众压力底下，驾驶学院管理层于车祸翌日早上到医院探望马伟雄，一改数天前谈判时的嚣张态度，带同五万元体恤金给予马伟雄的妻子，但遭到拒绝。驾院资方期后更承诺会让两名员工无条件复职，会先安排马伟雄担任文职指，“以前件事当粉笔字抹咗佢”。但另一名被解雇师傅何德明斥责公司无良，拒绝复职，就算“乞食都不会回去”。学院市务及传讯主管宋伟梁表示，重聘两名员工是“基于人情考虑”，而行政总裁梁盈钧又指“以前件事当粉笔字抹咗佢”，资方似乎有意抹去公司打压工会的恶行。 此外，1 月28 日谈判时晕倒的练国亦已出院。 年青厨师被拖欠工资 劳工处草率了事 任职饮食业的二十三岁年青人阿豪，自中五毕业后便出来社会工作，已有五年全职厨师的工作经验。于California Pizza Kitchen工作三年多后，转职至另一家西餐厅工作至今，已经有任职一年多。阿豪表示，上一次转职的原因是因为被公司拖欠部份工资接近万元，到劳工处询问，职员建议他透过申请索偿，取回十八个月的拖欠工资（共港币九千元），但最后却遭裁判官判其败诉，并受到出言威吓，指若果决定继续追讨，第二堂聆讯的费用将会非常昂贵，意图阻止其上诉！阿豪为此辞去工作，并感到非常灰心。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拖欠薪金近万元 劳工处索偿无果 California Pizza Kitchen（加州薄饼，简称CPK） 是一间国际连锁餐厅，全球有超过240家分店。阿豪上一份工作就是在CPK任职厨师，工作三年，由最低级的助理厨师开始，直至升职两级后，餐厅总厨向阿豪建议其担任多一个额外职务，作为培训师训练刚入职的新人，此额外职务可在月薪外再多发$500薪金。阿豪答应后，担任了一年半的额外培训师，并因此由原来九龙湾的分店转到尖沙咀分店培训新人。公司一向的惯例是培训师这职务从不需签任何合约，但十八个月来，公司从没向阿豪发那额外的$500工资，于是他向其上级经理查德问，三位经理曾经帮他追问总厨，但总厨总是再三推却：“所有拖欠的工资会迟些会一次过发支票给他，不用担心。”阿豪于是到劳工处查询，劳工处调查主任了解后向他表示，口头承诺也具法律约束力，建议他透过劳资审裁处申请索偿，追讨他被拖欠的部份薪金。 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每星期只有一天假期的他用了大部分时间处理这件事，包括请其经理及店长作证人写口供、自费索取公司的商标、处理文件等。到了聆讯当日，裁判官用数分钟听完阿豪讲述事件经过后，一句也没问过作为公司总厨的被告，就对阿豪破口大骂：“口头承诺唔会计数，唔好以为你有几个人写几封信就得！”还出言相吓：“如果你仲要再打第二堂，第二堂（费用）好贵架！”聆讯居然不够五分钟便结束了！ 聆讯终结后，阿豪与被告被请到和解区，和解员再三提及下一次的聆讯费用将会非常高昂，劝阻阿豪上诉。由于第一堂聆讯是免费的，阿豪自己根本无法负担以后的堂费，听到裁判官的判决后已经感到非常灰心。 “调查主任、个官、和解员三人分别同我讲如果再上诉会好贵，怂恿我不要再追究下去。明明系个调查主任话口头承诺有法律效力，叫我去申请索偿，我花左好多时间、精神、洗左千几蚊，法官一句话口头承诺冇用就咩都冇晒”。丧失万元的阿豪对判决感到非常失望，“普通打工仔根本不会有任何法律常识，劳工处要我们靠自己去找数据，根本没有帮我哋，做事非常草率马虎，只系想尽快了结件事。” 强制性无薪“落场”时段 变相加班无补水 阿豪表示，饮食业大部份餐厅都有一“落场”惯例，如他在CPK工作时，月薪$8500，理论上公司规定每位全职员工每天工时九小时，但必须于中段时间“落场”，即是不计薪的休息时段，工作时间从早上九时至下午二时；五时半至九时半，而中间落场的三个半小时不计薪，这包括员工午膳时间。用膳时间不计薪这种剥削员工手段，大家乐两年前也尝试过，但遭到群众发起罢食抵制运动才收回。事实上这些都是资本家为求将利润最大化而剥削员工，节省成本的手段。 阿豪继续解释，在餐厅客人多的繁忙时段，原本的休息时间也可能随时失去，在落场时段也需要继续工作，变相是加班而不会补回工资！ “因为随时要继续工作，员工连食饭也没有固定的时间。”阿豪无奈表示，饮食业多数情况都是一样。 工人阶级需要战斗性工会 挑战资本主义制度 阿豪所遭遇到的剥削及拖欠薪金只是冰山一角。这件事揭露政府劳资审裁处之虚伪，表面上为工人争取应有权利，但如今次事件所见，劳工处将工人的投诉案件草草了事，实际上其角色是为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只不过是借助不公平的法律遏制工人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站在资方角度尽快平息工人反抗。 面对香港服务业主导的职场环境，财团实行的工人零散化和短期工作合约大行其道，令工会尚未紧密连系至青年工人阶级。但随著青年政治意识的激进化，青年群众运动将会蔓延至有意识的青年工人。改变需要透过抗争获得，而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呼吁工人积极加入工会并参与抗争，捍卫自己的权益，挑战现时的剥削制度。需要以抗争意识武装工人，并将之组织在战斗性的工人政党的旗帜底下，以争取基本的工人权利（如追讨拖欠薪金）为开始，并要求设定标准工时40小时、提升最低工资至每小时40元的水平、争取劳工三权（组织工会权、罢工权及工会集体谈判权）。工人起来抗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对不民主政制的最大挑战。 香港：严重的环境污染及破坏 要讲地球的环境及资源如何被利润第一的资本主义破坏得体无完肤，起码要讲三日三夜。今期就只讲近年的香港。由反高铁至反对龙尾人工沙滩的抗争，环境破坏及地产霸权的祸根，是以利润为本的资本主义。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抗争，群众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 龙尾生态灾难 利润发展不离官商勾结 政府尝试强行于大埔龙尾兴建人工沙滩，动用二亿八千万公帑，让地产商将龙尾发展成旅游区。无论是否住在大埔区的居民均一致反对，十一月首三千群众在政府总部外公园集会，要求政府撤回计划。 连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也公开撰文，怀疑龙尾人工沙滩计划涉及利益输送。他表示，由政府委托的环评报告用了近两年时间，只发现三十多种生物，并指龙尾属低生态价值，而业余团体仅用了三日，已发现二百多种生物，包括全港罕见的管海马（国际濒危的二级受保护海洋生物）。 事实上，龙尾一带早已成为财团牟利大计的囊中之物，将该区楼价推得更高。而李嘉诚早在桐梓开始巨型观音像的工程，其凤园的豪宅项目亦在进行中。两间地产发展商德丰及伟都集团将在龙尾隔壁兴建水疗度假酒店。 龙尾方案在由建制操控的区议会中获得通过，大埔区24名区议员中，9人同时是新界地产商会成员，大埔区议会副主席文春辉，同时是新界地产商会副主席！其中委任的区议会主席、民建联张学明更是新界地产商会的荣誉会长。 龙尾的人工沙滩毫无疑问将是一场生态灾难，需要的是群众抗争，连系至民主及反资本主义的运动，才能避免未来更多的自然生态再受破坏。更多关于龙尾抗争，请见由左仁撰写“反对人工沙滩”一文。 高铁、新界东北、龙尾：为谁发展？ 新界东北发展计划、机场兴建第三条跑道、东涌填海计划、高铁，都是政府为资本家谋利的种种政策，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牺牲的是大多数人的公共资源、家园、多年谋生的工作、以及大量生物的性命。 新界东北发展，主力兴建低密度豪宅及商场等，为了更进一步引入内地资本，兴建富豪城鼓励投机炒卖。政府于07年提出计划后，一众地产商已开始在区内买地。新界东北发展区内大量农业的农地（约400公顷)，以及本地乡郊产业（工业、物流、传统制造业），都会因为此计划而彻底消失。 有“香港后花园”之称，深受市民欢迎的西贡大浪湾，于2010年被蒙古能源集团主席鲁连城以1,600万元收购十万呎土地兴建私人别墅，沙地被推平、树木遭砍伐。此事引起群众强烈反对，并成立“大浪西湾关注组”，到长沙湾政府合署门外示威，社会主义行动亦是其中一员。 由于群众抗争，政府受到压力，最终承诺将77幅位于郊野公园内的私人土地纳入保护范围，但至今仍有34幅土地未受任何保护。直到2012年10月，渔护署才宣布将落实把17公顷的大浪西湾土地纳入郊野公园，指该处自然资源丰富，有一个没污染的天然海滩、林地、溪流及茂密红树林。事实上，大浪西湾事件只属冰山一角，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调查显示自03到10年全港疑有55个自然风景地区遭到破坏。 香港环境污染及破坏问题存在多年，并由于官商勾结利益庞大而纠结复杂。政府同于10年强行通过高铁项目，仅26公里的高铁斥资669亿，为全球每公里造价最贵之铁路项目。高铁穿过三个郊野公园，破坏自然环境及仅有的本地农业，同时强行迫走菜园村原住民，又以警察打压反高铁集会，可见新自由主义政府牺牲环境及人民利益，为建筑商利益保驾护航之真面目。 机场第三条跑道 严重威胁中华白海豚 政府计划花费1,300亿元公帑，于机场建设第三条跑道，将严重威胁白海豚的生存。事实上，在短短8年间（2003-2011），大屿山水域的中华白海豚数目已经剧减一半，由158减至78条。 有人经常讲所谓“香港的核心价值”，事实上核心价值没有地域之分，只有阶级之别，政府及资本家的核心价值就是维护社会上少撮人的利益，包括李嘉诚及四大地产商等财团的丰厚利润；而占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是每天朝九晚六默默耕耘的劳动者，亦即是工人阶级，我们是属于社会上的99%，我们的核心价值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99%一样，我们要的都是作为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和有秩序的持续发展，住屋权利、医疗、教育、以至是共享这个世界的天然资源－这包括最基本的空气和水。 香港每年1,200人空气污染致死 *空气质素25年从未达标 香港空气污染严重众所周知，原来香港的空气质素25年从未达标，香港大学研究更指出，每年平均有1,200人因空气污染致死，即每日平均有近3.3人因空气污染丧生。 本港车辆排放问题恶化，许多高污染车辆仍在路面行驶，而专营巴士废气排放量占总排放量四成。香港的车辆密度属全球最高，使用柴油的货车和巴士是道路上最严重的污染源，共产生路面上88%的有害微粒，75%的氧化氮和其他污染物质。约1/3的商用巴士和货车，117,000车辆当中有38,500架是仍然使用欧盟前期和欧盟一期引擎，占路面微粒性排放73%。 地产霸权赚到尽 屏风楼加剧空气污染 资本主义下，房屋疯狂的投机炒卖使地产商兴建愈来愈多高楼大厦及屏风楼（即接近“一”字排开，高度密集的楼宇），造成热岛效应，城市内的空气流动减弱、气温升高、加剧地区性的空气污染问题。环保触觉主席谭凯邦表示，全港至少有逾百个楼盘属屏风楼，屏风楼能令更多单位享有更佳景观，使单位价格更高赚取更多利润，但却害了区内其他住宅居民，加剧空气污染。 香港：吝啬的财政“骗”案 曾俊华的第六份财政预算案在二月尾发 表，预算案一贯既往的吝啬哲学。除了一些司空见惯的“派糖”措施（电费和租金减免），这只是政府在坐拥大量现金的情况下细小的零钱，这份财政预算案仍然无 法帮助草根工人、年轻人、穷人和不断增长的需要房屋的人。在国际妇女节(三月八日) 的前一个星期，女士们受此预算案的打击却是最深。 南华早报访问一名女建筑工，她月薪一万元，需要照顾患病丈夫和两个儿子，她的心声基本上代表著广大民众：“我感到失望…我认为今年与去年一样，但政府派糖更少。” 曾俊华年年使用一次性的措施，避免打开实施真正福利的缺口。今年政府拨款$330亿作出一次性“纾困措施”，比起去年800亿的一半还不如。减少派 糖的藉口是：全球经济危机，香港去年GDP只缓慢增长1.5%。此外，政府援引欧洲破产国家为例，指退休保障令西班牙、希腊等国债台高筑，继续拒绝承诺实 行全民退休保障，纵使这是最有效减少城市贫穷的措施。 这位忽然中产的财政司司长表示，政府在下个财政年度会有650亿的盈馀。650亿有几多？ • 650亿港币几乎是政府在医院和保健一年开支的1.5倍。•这是连续九年政府录得财政盈馀。政府年年预料财政赤字，今年亦如是。这究竟是错误的计算，还是假装财政困难，以欺骗市民？• 在录得多年的财政盈馀后，政府有多达7,340亿的财政储备，等于政府23个月总共的开支 随便访问街上一名市民，问他财政预算案需要什么，可能会有以下回答： 设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超过十万个老人家(全港三分之一老人家)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香港首五十名富豪的总资产有15,810亿港元。根据褔布斯在一月公布的富豪榜，李嘉诚的财富上升36.4%至2,330亿港元。其他财阀财富也增加了数以百亿，例如贪污而被补的新鸿基郭氏兄弟，以及恒基地产的李兆基。 财爷扮中产 曾俊华月薪为$368,220，高于美国总统奥巴马，却不知恬耻声称自己是中产，所以也明白社会上的问题。其后，他更辩称中产是“生活态度”，由于他喜爱法国电影和茶，所以他和中产人士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分别。 可见，政府是如何脱离现实，低估反抗情绪的高涨，而其所服务的商业精英是如何傲慢。在受人唾弃的梁振英（民意现落至27%）任内的第一份预算案，清楚显示新政府不会将政策转向“民粹”方向。我们可以一致裁定，梁振英政府和预算案没有带来半点改变。 政府对于广大民众要求听而不闻，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香港半独裁政治制度。这个财政预算案只会增加人民的愤怒，令更多人反对服务1%的富人，兼 且没有民意基础的不民主政府。现时制度的设计是用来排除群众的声音的，所以反对这些政策的抗争将会连系到民主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是在全球50多个国家组织的社会主义国际组织，社会主义行动为其一员。我们组织年青人和工人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并主张以 社会主义取而代之。我们为建设新的工人群众政党奋斗，为多数人提供政治声音和组织力量。如果你忍够了今天的腐朽制度，加入我们，并为以下战斗： 公营的全民退休保障，与最低工资的水平挂勾 香港：罢工！支持货柜码头工人抗争 三 月廿八日早上，香港国际货柜码头（HIT）约300名外判工人宣布罢工，在六号码头闸口示威，并冲入货柜码头示威，然后组成人炼阻挡货柜车出入。下午，工 人堵塞六号码头大部分行车通道，但留下一条通道让货车进出。现时八号、九号和十号码头基本上停止运作，有效降低码头的运作效率。随后陆续有更多工人自发参 加罢工，晚上约一百名工人和学生通宵留守示威。 三月廿九日，约三百名工人在码头游行，高呼“罢工！撑到底”、“加人工”、“永丰可耻”等口号，进取地呼吁其他码头工人响应和加入罢工。另外有五十名大专生到长江中心门外向和黄集团主席李嘉诚抗议。 香港国际货柜码头（HIT）隶属和记黄埔港口集团，为全球最大型的货柜码头经营商，拥有四号至七号和九号泊位，并与中远太平洋合资经营八号两个泊位。公司最终持有人是香港首富李嘉诚，和黄港口集团在零九年的盈利高达13.9亿元。 由 于工人长期受尽剥削和压迫，这次罢工在农历新年前已经开始蕴酿。直至三月廿日，80名工人首次在码头发起抗议。货柜运输业职工总会主席（工联会）跟和黄旗 下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开了闭门会议，达成所谓加薪5%的“共识”。这侮辱工人的加薪幅度激发工人愤怒，成为罢工的导火线。 薪金低 工时浮动 现 时大约300名工人进行罢工，分别属于永丰外判商（八号至十号泊位）和现创外判商（四号、六号和七号泊位），占全体外判工人的一半。工人要求与资方立即进 行谈判，增加时薪12.5元。目前日薪是1,150元，要求增加至1,600元。但是，昨午承判商只承诺时薪增加3元。HIT推卸责任，指外判工人并非由 其直接聘用，故此不会负责，又否认工人十年来没有加薪。事实上，公司每年只加人工给判头，工人完全没有受惠。 码头工人已经有十年没有增加 工资，前年工资更由日薪（24小时）1,480元减至1,300多元，比起九七年的水平更低。参与罢工的布先生怒斥：“我们不能再忍受剥削，资方抹黑罢工 是勒索，我们只是要求合理的薪酬。现在资方承诺只增加5%工资再加送什么礼物，简直是侮辱我们。” 码头不分昼夜运作，工人连续工作24小 时为家常便饭，有时甚至需要工作48小时以至72小时。由于早年公司将每天5-8更的制度改成每天3更，令工作量更为浮动，不少码头工人基本上廿四小时随 传随到，有时因为没有货柜船停泊而连续十六时没工开，有时又被急忙召回工作。布先生感叹道：“…就像卖身给公司。” 工作环境恶劣，工伤频频发生，即使八号风球亦要如常工作，并需要人手吊绳固定货柜，极度危险，甚至有工人指曾经有货柜倒塌伤人而无人知道。理货员郭生表示：“休息室没有冷气，没有自来水，老鼠昆虫又多，环境比天桥底更恶劣。我们要自己凑钱购买物资。” 资方还击 准备斗争 资方发动全面的攻击破坏罢工。不少工人曾经受到经理恐吓，指若果参与罢工将被解雇。此外，判头临时聘用70多名不符合安全资格的临时工，不惜一切破坏罢工。 为了长期留守抗争，工人现时在六号码头下通宵留守，需要大量物资，包括帐蓬、地垫、衣物、饮品等。 现时公司派出保安严阵以待，打压集会和示威自由的民主权利，却反过来抹黑工人与保安爆发衡突。资方要胁海事处与警方介入，工人必须准备加大动员和宣传能力，抵抗暴力清场和政治打压。 社 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工人的合理诉求，包括所有工人时薪增加12.5元、按年薪酬调整、资方须承认工会的谈判地位。我们主张民主公开的工人运动，任何与资方 的谈判必须公开透明，并号召所有支持罢工的团体参与行动，确保所有团体的宣传和言论自由。工运中的民主不是奢侈品，而是今次码头罢工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 社会主义行动诉求： 资方须承认工会的谈判地位 立即满足工人的加薪要求 立即取消外判制度，直接聘用工人 踢走和黄集团，公共拥有码头业务，由码头工人控制和管理 资方打压升级 码头工人需要还击 法院可耻！禁制令是为李嘉诚服务的 以下是社会主义行动在罢工现场及募捐街站派发的传单： 码头工人的罢工展示了工人斗争的决心，罢工人数至今有增无减，葵涌货柜码头的运作效率瘫痪七至八成，令公司每日损失约600万元。在码头委屈多年的工人鼓起信心，瞬间发现掌握著码头控制权的是自己，而不是大老板李嘉诚。 工 人要求与资方立即进行谈判，增加时薪12.5元（即每更增加100元），这是合情合理的加薪幅度。码头工人已经有十年没有增加工资，现时日薪（24小时） 为1,300元，比九七年的1,480元更低。和黄港口集团在零九年的盈利高达13.9亿元，工人受尽超额剥削，最终持有人李嘉诚实为可耻。 码头公司竟然指为公司拼搏多年的工人不是他们的工人，因此不用负责工人的福利保障！可见外判制度是让公司推卸责任的制度。 罢工引来外界政党、工会、社运团体以至普通民众汹涌而至的声援，大量物资和捐款鼓动工人的信心，可见罢工是争取到公众的广泛支持。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这场壮大的运动已为香港工人斗争史写上光辉的一页。 禁制令 – 工运廿三条！ 和 黄集团说罢工工人并不是直接受雇于工人，因此不会负责工人的福利保障，但入禀法院申请禁制令的，却是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可见资方是何等虚伪！李嘉诚宁愿花 钱请大状申请禁制令，外判公司宁愿亏损数以百万元，都不愿意满足工人日薪加三百元的诉求，可见资方视工人为敌人，视这场为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 法 院的禁制令根本是资本家的工具，用来打击码头工人的罢工。四月一日禁制令颁布当天，是香港民主最黑暗的一日。法庭和法律从来不是中立的，往往是资本家镇压 工人的工具，尤其在劳资冲突中，法庭往往偏袒有钱人和资本家的。香港首席法官的月薪系$21万，几乎是码头工人一年所赚的钱。他们当然是用老板的角度去看 待事情的。法官李瀚良指出“工人的示威权不能凌驾私人业权”，可见法院的最终任务是保护有钱人的财产，而非大众的权利。 禁制令打压工人基 本的民主权利–罢工权，破坏香港的民主权利，禁制令简直就是工运廿三条。各国政府以专制手段打击罢工，已经成为国际趋势。例如，在2010年，英国航空在 公司92%工人投票赞成罢工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颁布禁制令。在2011年，美国威讯通信取得禁制令，打压45,000名工人的罢工。本年年初，希腊政府颁 布戒严令，勒令渡轮及地下铁路工人结束反对减薪的罢工，这法令是70年代时期专制政府打击罢工所用的。 各地的工会都站在民主斗争的前线，因为攻击工会权利等于攻击民主！ 行动升级 抗争到底！ 禁 制令颁布之后，工人被迫撤出六号码头闸口，激起更强烈的反抗情绪。现在我们要将行动升级，呼吁其他行业的工会、工人和大众声援，并向法院进行抗议，揭破其 阶级歧视的本质。资方利用法院打击罢工权的手段会陆续有来，甚至有可能申请新的禁制令去对付码头工人，在未来甚至对付其他工人。禁制码头工人，等于禁制全 体工人阶级！我们需要各种方法还击，例如在4月5日双方再出庭应讯时，动员工人和声援者到法院外抗议，可以是其中一个可行的方案。 工人阶 级需要以集体行动和团结声援，抵抗不公义和不民主的法例，赢取更广泛对罢工的支持。现在六号闸口被迫清场后，斗争有必要有进一步的形式。我们需要群众纠察 队，这是对法院禁制令最有力的还击。数以百计支持者组成的群众纠察队在过往很多斗争中都是有效的工具，用以堵塞关键的出入口或交通。群众大会可以用来以投 票方式决定斗争策略，并组织和吸纳大量声援者，让工人的意见得以传播。纠察队亦用来应付警察骚扰和打击，维持罢工现场的秩序。在资方的攻击升级之际，警察 之后很可能会逮捕工人，或者动用流氓骚扰罢工，纠察队的角色是犹关重要。 虽然码头工人不免要在法律条文上与资方角力，但工人的战场始终在于斗争本身。码头工人罢工要彻底成功，必须要继续强化组织力，进而扩大罢工规模。 百多名屈臣氏送水工人被迫转外判 李嘉诚再向工人宣战 有指资方准备向被解雇的一百名工人派发一定水平的赔偿，利诱工人妥协接受外判。现在是整体工人阶级向外判制度反攻的大好时机，如果今天工人错失反抗机会，外判制度只会再次在未来压榨工资，加重工作负担。因此，送水工人与码头工人的联合斗争，是当务之急！ 货柜码头工人罢工如火如荼之际，和黄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嘉诚沦为众矢之的。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和黄集团旗下的屈臣氏蒸馏水公司昨日起遣散100名跟车送水的工人，迫使他们转去外判的特许经营商工作。 屈臣氏蒸馏水公司为了逃避工人的福利保障，推出“自组车队计划”威迫利诱工人转去自雇人士，要员工自组公司承接为期两年的送水服务合约，又发放“特惠金”给工人所谓“自组公司”。同时，拒绝的员工则经常被调派偏远地区送水。这实际上是将工序外判，利诱并分化工人，瓦解工会的力量。 和黄集团的零售业务2012年的收益总额1486.26亿港元，而工人则每日需运送约30,000桶蒸馏水，占全港大约50%的办公室的送水工作。 事件于本年年初已经开始蕴酿，去年12月31日，30多名屈臣氏公司职工会员工早前屈臣氏大埔工业邨厂房外抗议，举著“反外判”、“名为外判车队，实为打击工会”、“我们要稳定工作，不要外判和内判”的纸牌抗议。 这并不是送水工人遭受的第一次进攻。在2008年7月11日，维他奶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无理解雇一名活跃维权的员工，并扣减工人的佣金报酬，激发了一 场大罢工，在200名工人的团结斗争下取得相当的成功。这场罢工亦激发屈臣氏蒸馏水的送水工人于同年7月22日进行罢工，抗议资方自2003年起减少工人 的佣金，最后也成功迫使资方让步。 资方一直尝试缩减工人人手以及减少工人佣金，及后的2009年和2012年亦爆发送水工人的罢工斗争。但资方近年来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去年的罢工最终在公司的分化策略下未能迫使资方让步。 码头工人罢工已经成为香港工运的焦点，必将鼓动其他行业的工人起来斗争。反外判制度和反资本家剥削的斗争战线正在拉开。送水工人同样受到李嘉诚的财团压榨以及外判制度的分化，因此与码头工人联合斗争，不但可以增加自己的胜算，更可以强化码头工人的斗争。 社会主义行动要求： · 废除外判制度，重新聘用100名被解雇工人 · 送水工人与码头工人联合抗争，反抗吸血的和黄集团 · 将和黄集团业务实现民主公营化 码头工人 – 香港工人的典范！斗争要立即升级！ 加薪两成，绝不妥协 码头罢工已经超过十天，各大工会、社会各界和学生都积极声援，包括昨日在各大百佳门外的抗议行动，而“码头工人罢工基金”已经筹得超过240万元， 证明罢工得到基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对工人来说是一大鼓舞。李嘉诚不但是百佳与HIT的大老板，其生意更遍布全港每一角落，因此，罢工开始演变成一个挑战李 氏经济独裁的社会运动。 资方依然态度强硬，拒绝谈判，除了向未罢工的工人派5,000元利诱外，又以法院的禁制令打击罢工。但罢工的胜负关键始终在于进一步瘫痪码头的运 作，并联合其他更广泛的行业共同抗争。下一步的斗争需要激起更多码头工人参与罢工，并联合其他行业的工人加入斗争。同时，资方准备绕过香港，在深圳码头落 货，因此必须制订策略以应对打压。 呼吁直属工参与罢工 在四月五日，法院拒绝撒销禁制令，工人依然要留守在码头闸口外。“社会主义行动”强烈谴责法院为有钱人服务，强烈谴责禁制令保卫老板利益、对罢工权（基本的民主权利）施加重重限制。 在工人罢工的压力下，法院被迫将禁制令松绑，容许八十名工友进入码头停车场。仍在工作的HIT直属员工因为外判工的罢工，工作负担加重，早已疲累不堪、士气低落。三百名直属员工已经开始按章工作，争取超时补贴。 工人在四月六日开始，将会安排工人轮流进入码头，说服尚未罢工的工人参与罢工。虽然允许工人聚集的停车场距离工作地点甚远，但如果有组织及系统地进行，以扬声器呼吁，并设法将传单交至直属工手上，绝对有成功的机会，激起更多工人参与罢工，进一步瘫痪码头的运作。 定期的罢工工人大会可以吸纳没参与罢工的工人加入到罢工行列。工人大会必须确保所有工人的民主参与，才可以维持工人的高度参与，并巩固罢工的韧力。 废除外判制！ 同样，和黄集团旗下的屈臣氏蒸馏水的送水工人亦面对外判的剥削，公司在四月一日起遣散100名跟车送水的工人，迫使他们转去外判的特许经营商工作。 虽然有传资方准备向被解雇的工人派发一定水平的赔偿，利诱工人妥协接受外判。但从码头引入外判制十五年来的经验来看，公司的目的是瓦解工会力量，让外判制 度长存，未来只会再次在未来压榨工资，加重工作负担。因此，当务之急是送水工人与码头工人的联合斗争，并连结各行业的工会组织反外判的抗争。 在印尼，去年十月有二百万人罢工，反对外判制度，迫使不少老板签订永久合同。在埃及苏克哈纳，去年二月杜拜环球港口有千二名工人罢工十六天，最后成功争取全部由外判工转成直接聘用。 和黄集团的严磊辉同时为外判商“富大”和“成功”的董事，是罢工揭破了的重要黑幕。事实上，外判不过是弄虚作假的技俩，除了为雇主提供双重剥削，亦掩饰剥削的幕后黑手 – 和黄集团及李嘉诚的商业王国。 和黄转用盐田港口 呼吁深圳码头工人抵制！ 在450名工人罢工的情况下，葵涌货柜码头瘫痪接近一半，令公司每日损失$500万。资方正准备转用广东省盐田、蛇口、四个货柜码头落货，甚至促港 府向广东省“求救”，特批货柜迅速来港，甚至制订新航运路线绕过香港，从而瓦解罢工的力量。例如，澳门有三分一冻肉经香港入口再转到澳门，现时部分货主拟 改经深圳转运到澳门。 盐田码头同样由和黄集团拥有，资方如果调动业务，绕过香港码头落货，对罢工是一大打击。我们需要联合深圳的工人共同斗争，在香港的工会应该呼吁深圳 及其他港口的工人，拒绝处理从香港绕道而来的货物，捍卫香港码头罢工的力量。当然，深圳工人面对更严峻的处境，例如盐田工人只有官方控制的工会，也要面对 中共公安的暴力打压。 若内地支持香港码头工人的团结抗争遭到警察镇压，香港的工人应保证支持内地的码头兄弟，亦应呼吁国际上的码头工人支持，发起抗议并将声援行动升级。 这是中港两地工人反击李嘉诚和中共独裁的好时机，我们可以错失吗？ 同样由李嘉诚控制的盐田港码头，工人工资只有约三千至四千人民币，九成的低技术工人也是受聘于不同的外判公司，与HIT的工人状况相似。在零七年， 超过700名盐田码头工人曾发起罢工，在中共的独裁下罢工，所需要的斗志绝不比香港工人少。老板的组织跨越国界，令他们更有效地剥削劳动力，尽量遏制工人 组织起来反抗。因此工会也必须跨越国界，通过真正的组织，将香港和内地的工人连结在同一阵线，捍卫工人的饭碗、工资和工作条件。 “社会主义行动”成员与其他声援罢工的团体一样，一直积极参与罢工，支持工人的合理诉求。我们至今为“码头工人罢工基金”筹得超过二万元，亦为是次罢工出版《社会主义者》杂志的“码头罢工特刊”，将所有捐款捐至职工盟的罢工基金。 作为与“工人国际委员会”联系的战斗性社会主义组织。我们站在工人身边，投入整场斗争，分享工人斗争的经验（包括从国际斗争的经验），并协助建立战略和方法以赢得胜利。 我们通知了工国委不同国家的工会成员，呼吁作出声援香港码头工人的行动。我们瑞典的同志已发起了反对李嘉诚３（电讯）的行动，在瑞典的3分店门外抗议。 声援码头工人罢工： 加薪两成，绝不妥协！ 码头罢工 – 劳资谈判僵持不下 要真正的行动升级 今天，码头工潮进入第三轮谈判，逾百名码头工人游行至谈判地点葵兴政府合署外示威，向资方施加压力。目前，外判商“永丰”抛出加薪7%的方案，而“高宝”则只愿意加薪8.5%，与罢工工人要求的20%仍有相当遥远的距离。罢工工人绝不会接受这屈辱的不平等条约。 此 外，没有参与罢工的建制派工会 – 劳联和工联会表示会接受加薪12%，显然这是工会官僚与资方达成的“协议”，用以向职工盟施加压力。此外，每年外判商会在七月与HIT续约，有罢工工友表 示，在最坏的情况下，外判商有可能会准备在今年七月续约前结业，逃避对罢工工人的责任。码头工人必须准备抵抗资方的技俩。 由于资方不答应 每更加薪90元（即18%），职工盟宣布将行动，会呼吁HIT直属工和外判内运车司机加入罢工，并移师至长江中心外继续紥营留守。4月17日中午，约二百 名工人已经抵达长江中心外示威并紥营留守。为了争取公众关注和支持，留守长江中心外可以是其中一步，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令罢工进一步瘫痪码头的运作，令公司 董事损失盈利才能击中其要害。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码头工人罢工抗争。罢工胜负的关键在于能否瘫痪码头的运作，码头工人的当务之急是呼吁HIT直属工和内运车司机参与罢工，并号召国际码头工人团结斗争，包括深圳码头工人。 呼吁HIT直属工和内运车司机参与罢工 在外判工人罢工后，码头公司的四十七个吊机，现在只有三十四个运作。现时HIT直属工（主要为吊机操作员）工作负担加重，疲累不堪。300名直属工按章工作，争取超时补水1.5倍，更不排除会将行动升级。 HIT 更聘请了没有考获安全证的南亚裔工人，不少未有罢工的工人指工作险象环生。部分复工的工人接受《星岛日报》访问时指，四十名的船上装卸员最少已连续工作三 天，当中有六人自上月底工潮起，不断在码头内“车轮式”工作，至今已半个月未尝回家。法院的禁制令打压工人合法的纠察权，却连最基本的劳工权益都不能保 障，可见“法治”的双重标准昭然若揭。 在工潮后，码头内的工人工作士气低落，工作负担更为沉重，有组织和耐心地呼吁他们加入罢工的战线，是绝对有可能的。 在 4月15日晚上，数十名罢工工友尝试走进码头内，呼吁内运车司机参加罢工。“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持续的和有系统的呼吁行动，包括清晨在葵芳及荔景地铁 站摆设街站，呼吁正在上班途上的内运车司机和HIT直属工参加罢工。此外，将工友呼吁罢工的演说录音，并以扬声器在码头内不断播放，亦是另一选择。这种坚 定的集体行动可以说服更多工人参加罢工，狠狠教训一下外判商和和黄集团！ 国际团结声援行动 国 际货柜码头公司（HIT）昨日再发出声明，指工潮下每天处理货量运力维持八成六。这说法是夸夸其谈，以打击罢工工人的信心。根据职工盟的声明所指，现时货 柜码头内每队装卸工人平均每小时能处理7至8个货柜的起卸工作，比起正常运作时的25个少于三分之一。工会估计，现时货柜码头的运作效率只及正常水平的三 成。 但是，HIT的确准备转用广东省盐田、蛇口等四个货柜码头落货，甚至促港府向广东省“求救”，特批货柜迅速来港，甚至制订新航运路线绕过香港，从而瓦解罢工的力量。 李 嘉诚的剥削爪牙遍及全球，盐田港同样由其控制。和黄集团可以继续剥削深圳工人牟利。工人唯一反对老板全球化的武器，就是国际团结抗争的行动。在零七年曾经 出现过罢工，抗议公司十年只加薪100元人民币。在香港的工会应该动用媒体，呼吁深圳及其他港口的工人，拒绝处理从香港绕道而来的货物，捍卫香港码头罢工 的力量。 我们明白到内地当局必然会阻止任何与深圳工人的连系，但即使单单公开呼吁团结深圳工人的举动，就足以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更会挑起 雇主一方的神经。香港的码头工人应该承诺，未来深圳工人起来抗争的时候，香港一方都会全力团结支援，绝不会沉默 –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深港工人的团结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目前将罢工升级的必要任务。 4月16日，澳洲海事工会的八名代表亲临罢工现场声 援，捐出12.8万港元致罢工基金，并与百多名罢工工人，由葵涌货柜码头出发，游行至劳工处的葵涌办事处（即谈判地点），一起喊“罢工！撑工人！”的口 号。国际上的工会已经展开讨论实际行动支持香港码头罢工，包括慢驶甚至停驶来港的船只以帮助拖延货期。可见，国际上的码头工会已经积极前来声援，香港工会 应该有更进取的行动，呼吁国际码头工人参与斗争。 撒切尔夫人和英殖治港的结束 撒切尔被资产阶级思想家尊崇为女英雄，最近亦被内地官方媒体誉为“伟大的”领导人，但她在上世纪80年代与中共的谈判时，却表现得相当无助和不谙时势。这场 谈判为1997年的主权移交铺平了道路。《环球日报》一篇社论谈及香港问题，称撒切尔“做了她在首相位置上的最大一次正确妥协”。 从历史 去看，这是不正确的，尽管有其“铁娘子”的形象，撒切尔实际上数次在有组织的劳工的坚决抵抗下，作出过重大的退让（正如所附文章解释的）。例如在利物浦 市，工人运动是由托派组织“战斗派”（与“社会主义行动”结盟的工国委 [CWI] 的一员） 所领导的，当时的群众斗争，包括总罢工迫使撒切尔退让，并使公共住房和地方公共服务的经费增加。 在英国与邓小平及中共独裁的交易中，撒切尔的妥协实际上指的是，她要被迫接受英国高官从一开始所说的话 – 在转折点1997年后，放弃延续英殖统治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些官员，包括当时的港督曾经探测过北京水温，确切告诉她，北京在收回香港这一点上是“不容谈判”的。 在 福克兰群岛战争战胜阿根廷后，撒切尔意气风发，在1982年9月赴北京会见邓小平。傅高义在《邓小平传》中指：“撒切尔后来描述，会面令人苦恼，但是与会 的英国官员指证说，撒切尔汇报时大大夸大了与邓小平的对峙。她在会后的新闻稿和中国随之而来的反应，才是对峙感的源头。” 因而根据傅高义的消息来源，“和邓小平对峙”仅仅只是媒体技俩，用以掩盖英国政府的顺从。 撒切尔访京的一星期内，恒生指数下跌了25%，而在一个月内暴跌了一半。这段时期，从港币的崩溃可见到经济的不确定性，并导致政府在1983年作出孤注一掷的决定 – 港币与美元挂钩。这就所谓的“平稳”过渡！ 无 论撒切尔或者其他领导人的意愿如何，一旦中国决定收回香港，英国作为一个衰落的帝国主义势力，显然无法与中国对抗。相比起毛泽东满足于将香港主权的问题 “留给后代”去解决，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本身标志著其焦点有所转移。在北京走向资本主义瓦解国有行业、免费教育和医疗、廉价住房等等后，难以继续滥用“社 会主义”的名义维持统治，而更加需要民族主义的措辞，也更需要复兴大中国的愿景，因此要收复香港。 “英国首先退缩。”陆恭蕙在其《地下阵线：中共在香港的历史》一书中说，“毕竟，英国需要考虑中英的长远关系。”意思是，英国资本主义不会为了无从把握的香港，而妨碍其涉足准备打开的中国巨大“市场”。 撒切尔真正关心的，不是香港群众的困境，也不是他们在中共统治下会否面临镇压（正如英治时期就多次发生镇压）。1981年，和中国开始谈判的一年前，戴卓 尔推动种族歧视的《英国国籍法》，剥夺三百万香港人（以及其他前英殖民地的数百万人）的居英权。撒切尔当时在演讲称，英国被“外来文化所淹没”。撒切尔收 紧移民法主要目的，是制止香港移交中国后引起的逃亡潮。 撒切尔、邓小平和其各自的统治菁英，不仅不是敌对关系，而且还基于经济利益而达成 了谅解。撒切尔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以“精妙”来形容。我们社会主义者反对撒切尔主义，也反对邓小平主义，对于中共官员现在得传于撒切尔的阶级斗争的谋略， 我们并不感到惊讶。《每日电讯报》报道： “在位于上海的中国最精英的党校之一 –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危机管理’课程已经包罗了撒切尔的哲学，当中也聚焦到2011年的英国骚乱。” “…李敏教授，在一次学院的课程上说，就危机管理而言，英国这位前首相堪称楷模。” 据估计，中国每天发生500件的“群体性事件”，而警察和国内安全的维稳费甚至高过国防。因而不难理解中共痴迷于撒切尔的镇压政策，如加强警察，以及在欧洲最不民主的反工会法律。 今天，对于英国和撒切尔在香港所扮演的角色，仍然存在广泛的误解。或许其中最极端的表现，是有被误导的香港青年在反政府示威中挥舞英殖民旗，并错误视之为抵抗中共独裁的象征。事实上，这种政治混乱始于上层，在政治建制中，特别是在泛民主派的领袖人物。 民主党主席刘慧卿最近评论说，撒切尔“没有考虑到香港人的福祉”，并补充说“这是英国历史上非常非常不光彩的一页”。如果有人相信这说法是一种讽刺，是可以理解的。 那 么刘慧卿又认为英国哪一次的军事入侵和奴役是光彩的？正如《每日电讯报》指出，英国前前后后侵略了“世界上除了22个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作家理查德． 戈特（Richard Gott）在《卫报》中写道：“当前世界上的许多冲突，发生在英国已经抛弃、耗尽和一贫如洗…的前殖民地”。 戈特列举斯里兰卡、巴勒斯坦、塞拉利昂、南非、津巴布韦、肯尼亚、巴基斯坦和印度作为例子，在这些国家中，英国“分而治之”策略下培育的民族冲突和不稳定 一直持续到今天，夺去不计其数的性命。 撒切尔代表著资本主义制度，并特别野蛮残忍地捍卫它。她在中共体制内赢得众多崇拜者，是不会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感到吃惊的。社会主义者理解，无论是在东方或者西方，都需要挑战资本主义和专制统治。 反李嘉诚的斗争需要团结！ 致左翼廿一公开信：你们捍卫言论自由吗？ 可惜，对于“左翼廿 一” 的部分成员阻挠“社义行动”成员的民主权利，我们深表遗憾。四月一日，二千人由荔景地铁站游行至码头，在码头举行集会期间，“左翼廿一”的主持向我们表 示：“‘社会主义行动’成员不可以发言，因为你们出售杂志。”所指的是《社会主义者》杂志的罢工特刊。我们向“左翼廿一”成员解释，罢工特刊的收益将全数 捐赠予罢工基金。 职工盟代表表示，完全没有禁止《社会主义者》杂志在罢工现场或其他地方发布，更感谢我们支援罢工基金。然而，即使“左 翼 廿一”得知这消息，在四月二日晚上打气晚会期间，仍然阻止我们的成员发言。即使我们解释杂志并非向罢工工人筹钱，而是向外界人士募捐，“左翼廿一”仍然继 续抵制我们。这等同审查和禁制政治观点，违反民主原则，令我们极度震惊。 我们相信大多数“左翼廿一”支持者并不认同这些不民主的行为。希望此抗议信能够提醒“左翼廿一”，你们部分的代表成员不幸持有非常危险的立场。 我们将继续声援工作。事实上，我们宁愿将精力集中对抗资本家，向服务李嘉诚的法院颁布的禁制令反击。但为了捍卫工运中不可或缺的透明和民主，我们不得不发表此公开信致“左翼廿一”，以示抗议。 我们要求“左翼廿一”清楚表明立场。 贵组织是否支持新闻自由？抑或是仅仅支持除“社义行动”外的新闻自由？这场斗争实在非常重要，不能因有违民主原则的骚扰行为而蒙上阴影。请以民主的方式合作，团结斗争！我们的立场都是支持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并为之而斗争的，不是吗？ 资方在禁制令的护航下已经清场，罢工进入关键的阶段。我们必须更坚定、更团结地揭破和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制度。 码头彦将李李嘉诚的商业王国暴露于镁光灯下 码头罢工震撼人心， 一个多月以来，揭露了李嘉诚等权贵治港的现实，令愈来愈多人睁亮了眼睛。根据《华尔街日报》资料，六大企业集团支配著香港经济，包括超市销售额的90%及 私人屋苑市场的三份之二，在每$1的花费中最少吞下23仙。他们的商业帝国遍及各行各业，你每次乘一程巴士、在一商场购物、拨一次电话、住一次酒店、看一 套电影，或照亮你的家，更勿论买一个单位，都不得不令这些富人更富有。财阀大亨控制地产市场，“地产霸权”一语由此衍生而来。 在这权力架构的顶端是李嘉诚。据福布斯杂志，李嘉诚在富豪榜排行第八，坐拥$310亿美元（$2,410亿港元）的个人财富。按股票总值计算，他拥有的公司占股票市场的15%。去年，李氏等香港富豪猪笼入水，李氏身家上升了$80亿美元（$620亿港元）。 算 一算，李嘉诚的财富在过去12个月的增幅几乎足够支付香港一年的教育预算（$630亿港元），几乎相当于香港政府去年的卖地收入（$690亿港元）。其他 一级富豪即使未如李氏，也赚得盘满砵满。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的个人财富在去年增加$230亿港元，达到$1,550亿港元。郭氏兄弟没有受严重的贪污指控 及家庭内哄阻碍，财富于去年增加$310亿港元（来源：福布斯富豪榜）。 对香港大众而言，故事则截然不同。现时的贫富差距是已发展经济中 最极端的。根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指，贫穷成为这城市“地方独有”。根据经济学家谢国忠，香港平均工资在上个年代每年只增加了1.5%，低于通胀。而生活在 贫穷线下的长者数目首次突破三十万，达到305,000。 裙带资本主义 “白手兴家”的奋斗故事不过是资本主义下的传说。李嘉诚并无真正的白手兴家，而是靠剥削 工人赚钱。无论在昨天的英殖政府，还是今天的中共独截及其香港傀儡下，他都大大地受惠于国家，通过“裙带”关系中受到特别厚待和保护。李氏在1972年成 立的长江实业，现今是香港第二大的地产集团，在香港7个单位中有1个由其建筑。 在毛派影响下的六七暴动后，李嘉诚趁著房产投机热潮中建立 长实集团。在英政府的允许下，长实集团分支到公共事业，并于1979年收购了控制港口的和记黄埔，又于1985年收购了作为香港第二大的能源公司港灯，成 为打入批发、电讯及媒体等经济领域的跳板。李氏的屈臣氏集团拥有超过7,800间分店，包括百佳超级市场（在香港有250间分店并于国内有50间）及其他 品牌例如Taste和丰泽。 在1970年代后期，全球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助长了李嘉诚尤其在英国（因当时英殖治港）扩张公共事业和基础建设的生意。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李氏家族真的会靠穿胶花白手兴家？ 新 自由主义声称国营部门“没有效率”，而要尽可能私有化最多的部门，水、能源、交通、学校、医院，甚至监狱，被私人资本家以利润模式营运。李氏等大亨及其国 际上的同类人物一直大有影响力，令政客们采用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如私有化、去管制化（降低服务质素和对客户的保障，以增加利润）、外判制（正如我们在 码头业中所见，“血汗工厂”的工作环境和削弱工会的议价能力）。 但当新自由主义攻击政府的福利和扶贫措施时，财团却受著政府的政策庇荫， 来保障土地的供给、超低的税率、纵容资本寡头（财团之间达成控制价格的协议，操控市场）。因此，香港是个典型的“裙带资本主义”－官商勾结，这完全粉碎了 右派智库指香港为世上“最自由”经济体的神话宣扬。 自由派经济学家往往回避这些问题，但事实上世上并不会有一个没有“裙带”关系的资本主 义经济。当梁振英“选上”了香港特首的时候，曾经扬言要挑战大财团（当中大多数支持其对手唐英年），尤其是他们对房屋市场的垄断，并提出要增建公共房屋。 但这并没有兑现。以李嘉诚为首的一众财团，在北京的盟友的帮助下，迫使梁振英乖乖听话，淡化其建屋的计划。 海外扩张 香港资本主义是“成熟”的资本主义，意味著其经济几乎完全是寄生性的，建基于钱滚钱，而非建 基于民众可消费或可使用的生产来创造财富。大多香港的利润来自外地，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血汗工厂劳工。今天，金融的投机制造了钜额金钱，制造了连中产都透 不过气的房屋恶梦。25万人住笼屋与板间房，被剥夺了基本的住屋权利。但正如列宁解释，“剩余资本”在此狭小的市场中出现，导致资本家需要向外扩张。李嘉 诚可以说是这个现象活生生的教材。 李嘉诚拥有一系列的港口、电信、媒体和公共事业，全球雇用25万名工人。他控制了世界上港口总货运量的13%，营运将近30个国家的码头。李嘉诚的旗舰港口企业“和记港口控股”是和记黄埔的一部分，其亦与中国的国有企业合作，包括营运深圳的港口业务。 李 嘉诚在中国的投资不止于此，在北京等大城市都有其建筑项目。在农历新年前，吉林省有100名工人在和黄拥有的豪宅外抗议，追讨$2,000万的欠薪。香港 财团在邓小平的走资改革后，很快便拥护中共独裁，而这些权贵家族甚至被“选上”为半官方职位的政协或人大，包括李嘉诚的儿子李泽钜。 欧洲 爆发债务危机，该区成为了李嘉诚收购的目标，购买私有化的公共事业、能源公司和电讯。和黄的收入有42%是来自欧洲。一个财经分析师对于李嘉诚最近收购供 给英国四份一人口天然气的威尔斯与西部事业（Wales & West Utilities）后感叹道：“欧洲成为了李嘉诚新的宝贝。”李嘉诚拥有的其他英国公共事业为英国电力网络（UK Power Networks）、北方天然期网络（Northern Gas Networks）和南方水业（Southern Water）。去年，和黄花了200亿欧元来入股爱尔兰的电讯商Eircom，花了130亿欧元入股另一奥地利的电讯企业Orange。李嘉诚的屈臣氏集 团拥有英国及爱尔兰超过900所分店的连锁药房。 社会主义的解答 香港的社会主义行动，是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盟友，支持香港码头工人争取生活工资的斗争。我们与码头罢工工人 以及通过工国委与世界上社会主义者讨论，我们正在协助这场斗争，并推动全球的声援行动。根据国际工人斗争的经验，例如去年葡萄牙的码头罢工得到欧洲八国码 头的罢工一小时声援，我们提出全球码头工人罢工，声援香港的阶级兄弟。在李嘉诚拥有全球多个港口，在其工会中特别可以提出这呼吁，包括在亚历山大港、布里 斯本、布尔诺斯艾利斯、雅加达、卡拉奇、伦敦、洛特丹与悉尼。 码头工人的斗争赢得了香港普遍群众的巨大支持，激起了对贪婪狂妄财团的愤 怒。工人需要强大而民主的工会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但同时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工人阶级政党来终结财团的专制与经济垄断。这个任务源于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 政治的激进化，对“1%”贪婪富豪和资本主义日益愤怒。现在极需要新的工人政党，争取对社会主义纲领的支持： 让财团为危机埋单－向财团征收富人税，并终结香港的超低企业利得税率！ 香港：五一劳动节 争取标准工时的抗争 巴菲特的名言与李嘉诚所思所想一脉相承。李氏发动阶级战争，通过和黄集团和HIT的奴才，还有作为“烂头卒”的外判商，向码头工人发起进攻。但是，码头工人展示了还击的方法。 葵 涌货柜码头工人罢工抗争，增取加人工，得到广大群众支持，可见群众反资本霸权的情绪高涨。日本、澳洲、瑞典和许多其他国家的码头工人和海员纷纷团结声援香 港码头工人，可见国际主义是工人的阶级本能，更呼应五一节的主题 – “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物价飞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深化、雇主打压愈发严苛，今年的五一游行继续是劳动者重要的行动，以捍卫自己生活水准。最低工资已 经在两年前实施了（尽管其水平远低于群众需要），劳工三宝中的标准工时将是下一个劳资对抗的战场。 极长的工时 作 为全球国家和地区中人均生产总值排行前三十名的地方，香港劳动者的工时之长在世上也是讽刺地名列前茅。根据瑞银2012年9月的“价格与收入”报告，全球 72个被调查城市中香港人均年度工作时间为2,296小时，高于全球（1,915小时）和亚洲（2,154小时）平均人均年度工作时间，位列全球第五高。 东京的人均年度工时为2,012小时，芝加哥为1,854小时，伦敦为1,787小时，最低的巴黎仅为1,558小时。 而统计处亦在今年 三月公布了去年（2012年）本地雇员的工时资料。去年，全港雇员每周工时中位数是45小时（国际劳工协会规定每周工时四十小时，超过四十四小时已属严重 长工时），相比前年（2011年）并无下降。年长人士工时更长，年逾五十五岁的雇员，每周平均工作达48小时。四大低薪行业中，保安员的每周工时中位数长 达64.7小时，最长工时的保安员每周工时更高达72时。饮食业中，中式酒楼菜馆员工，每周工时中位数是60小时，最长工时高达63小时，港式茶餐厅员工 每周工时中位数是57小时，最长工时可达61.3小时。 真实情况很有可能比以上数据严重，因有其他因素没被纳入调查中。最常见的情况是雇 员加班了但不被雇主记录。例如，在本文撰写时还在进行的葵涌货柜码头工人罢工中，部分参与罢工的工人就曾指出他们每次工作时期名义上是24小时，但连续工 作48或72小时（即整整两天或三天！）是常有的，一位工人表示最长曾经连续工作96小时！ 外判是香港和世界上都存在的大问题。印尼和南 韩近年都爆发了反对外判和分判的罢工，亮起了引领香港工人前进的明灯。资本家用来增加工作时间和削减实际工资，今次码头工人罢工将其罪行一一揭破。不仅是 码头工人，保安、清洁工、公共机构如大学的食堂，甚至是公立医院的医生都纷纷被外判。在香港外判工人占劳动力比例愈来愈高。200个公屋商场贱卖给领汇 后，雇员工作条件急剧恶化 – 保安由8小时一班改为12小时一班，而且超时补水没有增加。工会必须抵抗攻击，首先在群众面前揭破外判的邪恶本质，然后通过精密部署的工业行动，要求永久 工作，结束外判和分判。 外籍家庭佣工也是工时极长，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于2009年进行的调查发现，受访的外佣每日平均工作长达15小时，当中四成七的工时介乎15至20小时之间。这令已经受著种族和妇女问题深深压迫的群体更加受苦。 争取标准工时 群众长年深深体会高工时之苦，乐施会于2010年的调查显示，逾八成巿民认为本地人超时工作的问题“严重”，接近三分二人支持立法订定立最高工时。 去 年三月，超过一千名消防员为争取将每周工时由54小时缩减至48小时参与了其工会发起连续三日按章工作的行动。近日，消防处提出减低每周工时的方法竟然是 透过缩减夜更消防车及执勤人手数目，而非投入资源增加人手。每周工时只减少至51小时，这令服务质素下降的措施因遭大批前线员工反对而搁置。最近的新方案 （新“五一方案”）是透过把每辆出动消防车的人手减少一人，继续坚持不增加人手和资源，这正是小圈子政府一向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做法之一。 政 府刚于4月初成立了标准工时委员会。跟最低工资委员会一样，标准工时委员会充斥著资产阶级的代表。23名委员中有12名劳工顾问委员会成员，除了名正言顺 的雇主代表，劳顾会的所谓雇员代表就有工联会理事长吴秋北和劳联财务主任周小松等建制派人士。其他委员除小圈子政府的代表，则有会计师公会会长（赵丽 娟）、中大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量）及恒生管理学院商学院院长（苏伟文）等依赖资本家给予庞大利益和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正在领导码 头罢工的职工盟则被排除在外。委员会并表示需要花3年时间讨论才能提出最高工时的建议，可以想像，届时只会因应资本家而非劳动者提出建议。 连结其他诉求并抗争 为确保享有合理的工时，我们需要把争取最高工时的诉求连结至生活工资（最低工资至少40元时薪）和集体谈判权等诉求，通过民主公有的纲领把经济的控制权从一小撮反民主的有钱人中夺过来。社会可以没有资本家，但不能失去劳动者，因为工人阶级才是维持社会运作的一群。 今 年五一劳动节，将围绕著码头工人英勇罢工的氛围，可见阶级斗争是今天的现实，也是工人阶级历史得出来的经验。组织、团结和国际主义永远都如此贴题。工人需 要建立工会，将工会民主化，并将其改造为一个战斗的组织，以清晰的诉求向老板还击。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有力的工人政党，把包括外佣工人和全世界的工人抗争 团结并壮大起来。 香港：码头工人罢工访问系列 罢工第三天 桥边理货员蔡生：“我们可以停止码头运作，我们工人的力量很大！” 蔡 生是俗称“揸纸”的桥边理货员，在码头工作了17年，之前是在另一间公司工作，到一年半前才到永丰工作。他现时的工资是1,315元（24小时），比起 96年时的1,480元更低。由于工作时需要用梯爬高爬低，容易滑倒跌伤，在八号风球时工作更是危险。平日要抬高头，拿著打掣棒工作，手容易疼痛。 问到有什么激发他决心罢工，他说：“公司跟我们说要接受5%的加薪，并说会加送“礼物”，对我们简直是一大侮辱！”他认为现在需要加薪300元（25%），其中20%只是追回以前的水平，然后另外再加5%罢了。 他 说，第一天早上罢工人数只有120-150人，但两天后早上在码头内游行已经有200人，并有各大工会和年青人到场支持。蔡生感受到各方的支持力量，显得 相当有信心，说：“公司竟然说我们不是他们的工人，现在我们要迫大老板向永丰交代。”他认为罢工已经开始，并不能回头：“无论今次罢工成功与否，我也绝不 后悔。我们可以停止码头运作，由少数人聚集到现在的大力量，满足感难以形容。我睡在这里也很开心！” 货柜装卸员：“八号风球更加要上班，我试过四日不停工作” “姑 爷”（即苦力）是货柜装卸员，三位不愿留名的拆卸工人，由第一天参与罢工到今天晚上，坐在地上与我们闲聊。两位均是永丰外判公司的“抓结”工人，负责在船 上装拆货柜。当记者问到他们对工作的感受时，其中一名工人表现出百般无奈，他说：“我做咗廿四年，有一仔一女，为咗层楼，做到死，忍无可忍才罢工。”他们 表示，做这一行经常有工伤，因为他们每天重复同一个动作不下三百次，所以非常容易受伤。工作没有安全措施，非常危险，“因为拉绳很重，随时可能不够力便跌 下来。而且每只船的船龄不一样，一些较旧的船只，会令工人更易踏错脚堕下。曾经有工人因此而受伤”。 他们工时极长，最少要连续工作廿四 小时，有时还需要加班至九十六小时（连续四天）！“打风落雨，八号风球更加要上班，我试过四日不停工作。即使横风横雨，也要继续工作，需要完成工作，只船 才走得”。关于下一步的行动及罢工运动的发展，他认为等待假期后，罢工的威力将更大，“放完假，街车便会入来，到时杀伤力更大”，对罢工有一定的信心。 机手吴生：“有工人连柜跌落海我都见过” 旁 边站著的一名机手吴生，在码头工作十多年，也对于工作环境非常不满，“工作未完结时不可以停下吃饭，好苛刻，若果你部机持续十五分钟不动的话，便会有几十 个电话叫你工作，根本不让你休息。又每日吸废气，好大尘，有工友因为咁而患肺癌”。他忆起工作情况，“每日都有十字车，每日都有工友受伤。工友要爬上爬落 货柜，好危险，有工人连柜跌落海我都见过”他手指旁边的工友，“佢可以由呢度（地面）爬上第六层柜，你见过未？” 他希望罢工运动能完全瘫痪码头的运作，迫使资方谈判及答应诉求，他认为堵塞行动可以更进一步，亦希望有方法可以令更多码头工人加入罢工，“如果用两架货车塞住便可能瘫痪成个（码头）运作。如果四间（外判公司）一齐罢工，培记、永丰、高宝、联永，便可以瘫痪码头！” 罢工第三十天 这天晚上，我们与工友在长江中心外集会，之后沿著花园道，一同游行到礼宾府，要求梁振英面对工人。以下是几位工友罢工一个月的心声，他们都是高宝外判公司的塔机操作员。 张先生：支持废除外判制 被问到罢工将近一个月来的感受，张生先表示仍然非常乐观，坚持到底，并且十分感谢市民连日来的支持。他认为资方连日来的打压（包括外判公司高宝倒闭、申请禁制令、和黄公开声明等）某程度反映他们开始焦虑，因此工人反而可以不用著急，他亦希望罢工能够继续和平地进行下去。 张 先生认为，这次的罢工不单单是码头工人的事，而是将影响到全港所有的外判工人，能够为自己争取利益。他希望码头工人的罢工能成为香港其他工人抗争的重要榜 样。对于罢工的未来发展，张先生希望罢工运动能够扩大，但无奈内运车司机被十多间外判商操控，力量非常分散，难以团结起来，而HIT的直属工又享有与外判 工人更高一等的薪酬福利待遇，令他们更难走出来罢工。因此，张先生亦支持社会主义行动“立即废除外判制”的诉求。同时，他亦支持国际上的工人团结声援抗 争，可以将事件成为国际工人共同反李嘉诚的运动。 至于被问到他家庭与身边朋友对他参与罢工的态度，他说起初他们都不太支持，通常是受到主流传媒偏颇报导的影响。其实早在反国教运动的时候张先生已经察觉到传媒不中立的角色，而身边的人在更多的了解事实后都会站在工人的一方。 陈先生：高宝结业不负责任，可能会另开新的外判公司 经 过几十日罢工，陈先生认为整个运动最终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一方面资方HIT由于码头运作减慢而蚀钱，另一方面工友可能无法得到合理待遇。陈先生认为高宝 公司行事“缩骨”，结业时间由最初的六月三十日改至四月三十日，从而避过四月后的薪金结算，他批评这样的做法是不负责任。他认为，高宝的领导层可能事后会 另开一间新的外判公司，就像坊间酒楼倒闭后再开一间。据他了解，十年前有外判商也做过类似的事。但不同于其他罢工工友，陈先生认为罢工运动无需升级，他对 现在情况合乎当初目标感到满意，通过和平、理性的手段达到诉求，并希望运动可以停留在现阶段状态，但被问到认为怎样才能有效达到罢工工人的加薪及各种诉 求，陈先生表示想不到办法。 爆哥：呼吁参加五一游行！ 爆哥已在码头工作了十二 年，在高宝受雇四年。于罢工的第二天跟一众高宝工友加入罢工。罢工的抗争一直受资方不断打压，包括突然把高宝结业，以及向法庭申请禁制令，禁止工友进入长 江中心（已被法院通过），但他对抗争前景并不担心。他相信罢工仍能持续一至两个月，因他自己是技术工人，会有信心资方难以另找员工取代自己（以及其他机 手）。他昨日亦有参与返回码头的示威游行。他希望能把运动壮大，亦希望在此呼吁群众参加五一游行。 香港：曾荫权造“一晚总统梦” 英文有一谚语：“It never rains, but it pours.”屋漏偏逢连夜雨，那香港正适逢贪污的雨季。若用之描述贪污，那香港正适逢雨季。这一年，可耻的小圈子选举过后，紧连著连串丑闻，赤裸呈现官商勾结和政客奢华生活。同时间，廉政公署正著手调查其成立38年来最大型的贪污案件，涉案人士包括香港地产富豪郭氏兄弟。百万群众看清楚了以“廉洁”自居的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监察全球贪腐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在2011年的调查指出，香港排名全球最不贪腐的第13位，分数为8.4/10。相对之下，台湾排在33位（5.8分），中国则在78位（3.5分）。 看罢以上调查结果，相信大多香港人都根本不信。因为大家都出离的愤怒，根据最新曝光的丑闻，将离任特首的曾荫权到访巴西的时候，入住当地一所全国最高级之一的酒店，下塌一晚房价高达6,900美元（约合$54,000港元）的“总统套房”。曾荫权早前收受富豪利益，分别乘坐豪华游艇和私人飞机到澳门和泰国布吉，已经面临立法会的弹劾，而且更可能涉嫌利益衡突，正受到廉政公署调查。但是，廉政公署只对曾荫权本人负责，如此我们对其所谓的全面调查和“公正”又如何能有信心呢？一场人民调查，由普通工人和市民选举产生的委员会负责调查，他们直接对公众负责，这是唯一能弄清真相的方案。 事实上，行政长官正是政府行政体制内规范公务员收受利益的各项规条的最后仲裁人；而基本法第57条订明廉政公署“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固此，法例向坐拥特权的权贵倾斜，香港政府自诩的“廉洁”不过为空谈。 二月时被传召到立法会解释事件，曾荫权哽嗯“郑重道歉”，承认“跟公众期望有落差”，被迫放弃早前与内地富豪黄楚标签订的、价值5亿港元深圳单位的优惠租约。自称天主教徒的他，只不过是在立法会“告诫”后几个星期，又再次“犯罪”了。 “造一晚总统梦” 曾荫权在巴西皇家郁金香巴西利亚阿尔沃拉达酒店的总统套房一晚的住宿费，相等于一名普通餐饮业工人十个月的薪水（每小时$28）。曾荫权办公室辩称，只有总统套房才配备特首开会使用的设施，但媒体报导揭发他逗留酒店期间，根本没有进行任何会议。曾荫权的酒店开支超过了政府准许公务员海外公干的每天支出上限的23倍。更离谱的是，超过十二个华盛顿的香港驻美经济贸易办事处官员从美国飞到巴西“预备”曾荫权的短暂访问，而单是机票就花了$760,000港元（当然是头等舱了）。 奢华的官方骚高额挥霍公帑，显示了香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脱节”。这个城市并没有全民退休保障，迫使30万长者要拾荒维生。官方统计亦指出有120万香港居民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前政务司司长早前被揭发隐瞒九龙塘的僭建，其面积是香港平均房屋的四倍，现在恐怕一辈子都会被人联想到他恶名昭著的“地下皇宫”。不过，唐英年的前任许士仁正就更严重的罪行被调查。他在三月二十九日与同其好友，亚洲最大地产商新鸿基地产的郭炳江和郭炳联被捕。他们虽被准许保释，但作为廉署有史以来最大的案件，涉案金额高达1930万港元；他们涉嫌贿赂政务司长许士仁，他是仅次于曾荫权的第二号人物。所付的款项与郭氏的公司直接相关。5月3日，廉政公署逮捕了郭家第三个兄弟郭炳湘，他为了排除他的兄弟而控制新鸿基地产而发动了一场权力斗争。据推测郭炳湘可能与廉政公署达成协议，在可能的起诉中指证他的兄弟们。 福布斯估计郭氏兄弟的财产为一百八十三亿，在香港仅次于“超人”李嘉诚。郭氏的生意与与其他商贾钜头一样，像八爪鱼般四通八达，其企业帝国的业务从房地产（IFC）、酒店、到巴士（九龙巴士）和电讯（数码通），以至香港驾驶学院。地产霸权势力庞大，其爪牙怎能不深入政府？ 无论廉署的调查如何，焦点已聚在不民主政府与垄断财团之间的裙带资本主义。自2005年，许仕仁便住在礼顿山上新鸿基地产一座5000平方呎的豪宅，远眺跑马地马场。当年他搬进去的时候，已经有声音指，这与公职身分有冲突，并会在政策上偏帮郭氏。而2007年上任时，许仕仁承诺会以每月十六万港元继续租用单位。 史无前例的丑闻 贪污丑闻不单破坏唐英年或曾荫权的个人声誉，亦令大众开始注意到整个制度的腐败。群众不信任候任政府，使梁振英未上任已经低民望。故此，梁振英要谨慎避免下届政府人员会被揭发丑闻，令其组班进度缓慢。最近，温家宝引用《论语》告诫梁振英政府要“清廉”。大家可能在想，影帝温总统治下的内地贪污腐败之严重，怎能面不改容说这番话？ 我们的回应 社会主义行动指出我们根本信不过现行的政府制度是能够自我“改革”或清理的。资本主义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扭曲成追求利润的工具，而当然其政客亦不例外。银行家和投机者既然可以透过资金流动或股票期货寄生虫般地牟取暴利，他们就想，为甚么政客就分一杯羹？ 要根治问题，我们回归问题核心。我们要打破资本权贵的权力，将他们的企业帝国收归公共民主的管理之下。董事们应该由工人和消费者透过民主群众组织选举产生。那些公司需要融入民主计划管理，来满足社会的立即需要（廉价房屋、有尊严的工作职位、环境保护和强化的福利制度）。
社会主义者支持立即全面实现民主，普选权的投票年龄应该降至16岁，取缔特首职位，由真正的人民制宪会议产生新政府，并取代现在被功能组别垄断的橡皮图章立法会。所有被选举的代表的任期应被缩短（如两年），并且可以随时被选民召回。 应该削减民选政治人物的薪金与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这同样适用于政府首长（今天行政长官的月入比美国总统奥巴马还要高！），以至立法会议员和委任官员。在2011年的区议会直选中，社会主义行动的邓美晶承诺，若果当选只会支区议员的1/3工资。这承诺未来立法会选举中尤关重要，尤其对于声称要代表基层草根的政治人物，这承诺可以考察他对反贪污、反裙带利益的决心。若果是真有必要的公共开支，也应断然拒绝“七星级”的奢华服务！我们不需要“外部”机构来审核其开支，而改由工人、失业者、小商贩组成的委员会来审查民选与委任公仆的支出。 码头罢工四十天后结束 劳资达成协议 5 月6日，码头罢工第四十天，四大外判商（永丰、现创、联荣及培记）与职工盟达成共识，所有货柜码头的员工从5月1日起加薪9.8%。职工盟宣布停止罢工， 但尚未决定复工的日期。加薪幅度与工会最初提出的20%有一段距离，令部分工人感到失望，但由于外判商态度强硬，指不会再返谈判桌，大部分工人认为，目前 形势僵持不下，这已是最好的结果，因此只好接受停止罢工。 四十天的罢工迫使和黄作出一小让步。除了罢工的四大外判商加薪9.8%外，外判清洁工和保安员亦连带加薪9.8%，码头内河非HIT的员工亦连带加薪9.4%。面对世界八大首富李嘉诚，500名罢工工人面对重重困难，但仍然迫使公司作出一小让步，可见工人抗争的强大力量。 但 外判商故意设定加薪幅度仅仅低于两位数字，是要摆出不会屈服的强硬姿态，在待遇细节上的谈判，工人未见可以取得优势。虽然协议包括不追究曾参与罢工的工 人，但公司违反承诺的例子可谓司空见惯。零八年，和黄巴拿马港口公司，就在平息了码头工人一天的工潮后，慢慢对工人秋后算账。而所谓“让员工自行选择停机 吃饭”，在具体落实时并无保障，例如吊机上的摄录机很大机会不会拆除。北京和黄董事总经理霍建宁曾经以同样的逻辑讽刺地说，工人有权“自行选择”工作时 间，无人可以被迫工作24小时。同样，协议在职安健的问题上也未有任何具体方案。 码头罢工令人鼓舞，亦为工人斗争上了重要的一课。对社会 主义者来说，当务之急是总结罢工的教训，认清这场斗争我们赢了什么，并问：工人可以赢得更多吗？职工盟代表、声援罢工的民间团体和学生对结果过于乐观，也 回避了一些必要的问题。工人在经济上作出重大牺牲，甚至冒著被解雇的危险罢工，我们不能一句“斗争尚未完结，市民仍需关注”就草草了结，要对罢工作出认真 严谨的总结。 高宝问题未解决 – “一齐走出来，一齐入返去”？ 前高宝机手的复工安排尚未明朗，不少员工都担心能否保障就业岗位。在决议投票的工友大会上，有10多名机手表示不欲停止罢工，认为各工种工人应该支持到底。 四大外判商所签署的文件并无提及前高宝机手的安排。由于吊机手的外判商高宝在罢工期间结业，和黄另起一间名为“捷旺”的新外判商，表示会接手前高宝机手。但由于“捷旺”的管工（俗称“科文”）与前高宝的为同班人马，因此前高宝员工拒绝转投“捷旺”，只愿意投向永丰和培记。 职 工盟指工人复工的细节尚待处理，这情况显然应该避免的。即使工人有口头协议，在未解决前高宝员工复工安排前，不能复工，但迅速宣布停止罢工，工人会视之为 可复工的讯号。若果工人现时复工，会令前高宝机手因此会丧失谈判的筹码。尤其是和黄为了清洗有斗争经验的前高宝机手，以免他们令码头工会的实力坐大，前高 宝机手，尤其是笼机操作员，会有被遗弃的危险。有前高宝机手向我们表示失望，认为自己在罢工的角色未受到相应的尊重。 吊机操作员作为技术工人，其操作执照需要至少三个月时间才能考获，公司因而难以即时重聘新的工人补充劳动力，150名吊机手成为整场罢工的骨干。若果“和平协议”要牺牲前高宝机手，有违“一齐走出来，一齐入返去”的团结承诺。 总结与前瞻 和黄恶毒攻击罢工，先以法院禁制令限制罢工者的纠察权，继而聘请新手代替罢工工人，接著高宝又突然结业。另一打击罢工的是黄色工会工联会，在整场罢工潜水，更刻意遏制旗下工人参与罢工。 为了向和黄反击，“社会主义行动”曾在罢工中提出，有需要组织更有力的纠察队堵塞马路，并强调4月25日早上的突击堵塞葵涌马路行动，是罢工策略的转捩点， 应该有组织地持续进行。此外，我们认为有需要呼吁更多工人参与罢工，故此连同罢工工友早上在地铁站外进行街站宣传。法院禁制令大大限制工人的纠察权，应该 更强硬挑战。 政治上属于泛民主派的职工盟，在整场罢工的策略上步步为营，害怕失去外间公众的“舆论支持”。事实上，罢工在公众舆论占上 风，失去公众支持的危险性并不严重，而有力的纠察工作与争取外间支持并无矛盾。职工盟领袖强调要避免激发警察镇压和逮捕。当然，工人被逮捕是严肃的问题， 不能轻率对待，但不能因此在原则上否定堵塞码头出入口。如果罢工者因此行使纠察权而被逮捕，可以引起公众的同情，码头公司在政治上会受到唾弃。 职工盟竭力避免与法院有冲突，实际上却是限制了罢工的力量，让和黄可以维持码头一定程度的运作。过了几星期后，罢工令人感觉进入了“僵持”状态。 工 会的力量和统一性是评估罢工目标高低的重要因素。香港码头工人没有澳洲和欧洲工会般强大，加上工联会和劳联的角色破坏了码头工人的统一性，限制了罢工的力 量。未来，工人将罢工的经验带回码头，建立更强大、民主和战斗性的工会，为其他行业的工人树立榜样。就此，我们认同“斗争仍会继续”，亦会继续支援。但 是，职工盟领袖的策略过于谨慎，不愿以纠察队堵塞码头，全面运用罢工的力量。为了未来的斗争赢得整杯水的胜利，我们同时要紧记这个教训。 码头工人罢工四十日后结束 世 界第三大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500名工人罢工40日后，宣告结束工潮。职工盟代表罢工工人与资方达成协议，于五月一日起加薪9.8%。这是自1922 年著名的海员大罢工（长达55天）以来香港最长的工人斗争。阶级斗争原本在这个资本主义堡垒中缺一席位，但现在也重临香港。在长年剥削加深、工作条件恶化 （尤其对外判工来说）的情况下，现时的实际工资比90年代中还低，结果触发这场罢工。这场罢工大大地影响了香港的港口业，振荡了政治环境，并曝露了世界第 八首富李嘉诚和与其一伙的资本权贵的贪婪和冷血。 罢工表明工人阶级作为改变社会的关键力量，并引起部分中产阶级，例如学生和社运人士的鼎力支持。整场罢工中，参与的工人只占少数，可以想像一下，未来的阶级斗争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罢工，影响力会是如何。 罢工赢得了什么？ 职工盟形容结果是“半杯水的胜利”。这次罢工迫使资方从原先“5%+2%”（前者是底薪，后者是津贴）的方案上作出让步，调升至9.8%。但5月6日达成的协议依然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职工盟本已降低了工人最初加薪20%的要求，并在谈判时一再强调不会接受任何低于双位数增长的方案，资方则故意抛出9.8%作为最终方案，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资本家在乎的并非那小数点上的加加减减，而是背后的精神胜利。因此，许多工人对于无法争取到双位数加薪感到沮丧。 工 友大会在5月3日拒绝了9.8%的方案，但在三天后却转而选择了接纳。据报导，在5月6日的大会上，有五分之一的工人深感忧虑，并投票反对接受方案。但亦 有很多工人感到，资方是摆出强硬的姿态，表明不会再重返谈判桌，在经历了六个星期的战斗后，这是所能取得的最好成果了。 这场罢工令人印象 深刻，对当下更广泛的工运而言，有很多有价值的经验。必须写出成绩表，认清斗争取得了什么成果，同时提出一个问题：罢工工人可以赢得更佳的方案吗？在我们 看来，职工盟领导人和许多支援团体及学生对于结果都过于乐观，忽视了可否赢得更多、用什么策略可以赢得更多的问题。“斗争尚未完结，要以不同的形式继 续……”之类的笼统建议是远远不够的，在任何罢工也可以这样说。 工人在这场罢工作出巨大牺牲，并面临可能被解雇的威胁，我们须要更认真的 检讨。“社会主义行动”积极支持罢工，为罢工基本筹募了近$36,000元。我们亦提出了具体措施，例如在码头工人上班的清晨时分，于地铁站外散发传单， 呼吁未罢工的工人加入。我们亦指出，工人于4月25日占领马路，暂时封锁码头出入口，并取得货柜车司机的支持，是一个成功而进取的策略。可惜，职工盟的领 导人宁可将其视为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而非利用该次作为模范，将罢工行动升级。 对被解雇工人的保障？ 另 一个关键问题，是雇用了约100名罢工工人的外判商“高宝”在罢工期间结业。高宝结业并解雇工人，是为了对罢工工人施加压力。“高宝”与其他外判商都充当 李嘉诚的和黄港口控股（HPH）的马前卒，而非资本家想让我们相信的独立公司。虽然罢工的核心起因是外判和合约工的问题，但至今这些问题也未得到解决。 显 然，“高宝”工人一直作为罢工支柱，在罢工期间失去工作，除非能保证他们重返工作岗位，否则不应接受任何协议结束罢工。对于罢工结束，“高宝”工人向“中 国劳工论坛”表示失望，认为工会领导没有足够重视其处境。职工盟业已宣布于5月9日开始复工，但他们除了呼吁政府“帮助”高宝工人复工外，就没有更具体的 行动去保障他们再就业。 重要的一课 从很多方面来说，我们可以视这场罢工为工人阶级的榜样，但同时需要总结一些重要的教训。在 罢工初期，职工盟领导层低估了资方反抗的强硬程度，并相信单靠公众支持与同情就能赢得战役。尤其是只有未过半数的工人参与罢工，宁愿高估敌人也不要低估敌 人。除了游行示威（当然这很重要）以外，重点应该放在不可替代的传统工人斗争的行动上，例如组织纠察队、堵塞要道，以及呼吁其他工人参与罢工，或者拒绝做 罢工工人的工作等。假如这些都有计划地进行的话，这场罢工肯定会更有牙力。 职工盟领导在政治上亲近泛民政党领袖，并受其影响，在许多关键时刻采取保守的策略，以免“失去社会支持”。但这从来都不是个严重的威胁，社会大众的支持非常之大，罢工基金从外界筹募到超过$900万元。再者，组织纠察队与获得社会支持之间时没无矛盾。 在 和黄属下的外判商肆意攻击抹黑下，需要以此角度观察策略问题。资方指控工会搞“阶级斗争”（恍如自己是和平主义者似的），并以肮脏的手段来打压罢工，包括 三次动用法院禁制令来限制罢工工人的纠察权和示威权、聘请顶替工来破坏罢工、让外判商高宝结业。另一个主要的障碍，是亲北京的黄色工会工联会。工联会竭力 来破坏罢工，让没有参与罢工的大多数码头工人（其中一些为直属工）反对罢工的外判工。 在罢工期间，“社会主义行动”提出需要在码头将罢工 行动升级、组织纠察队并尝试堵塞马路，同时要呼吁更多工人参与罢工。法院的判决严重限制了罢工的场地范围，因此应该更尽力的向其反抗，不是单靠法院程序， 而是发动抗争运动，揭露判决阶级倾斜的本质。这同时会提出一个问题：工人在斗争时有必要违反不公义的法律，应该如何抵抗恶法。 职工盟领袖强调要避免触发警察镇压与拘捕的行动。警察打压是严重的问题，不能轻率以待。但是，我们不应以此概略地否定组织纠察队来瘫痪码头运作。如果罢工工人因为行使纠察权而被拘捕，将会引发更多的大众支持，激发舆论反弹，令本已受人唾弃的码头公司受到更大压力。 由于全力与法院和警察避免冲突，职工盟领袖不幸地限制了罢工的效果，使其未能发挥最大的力量，变相让和黄保持码头相当的货运量。几星期后，罢工令人感觉进入了僵持状态。 雇 主与建制阵营正在尝试利用罢工的结局（尤其未能获得双位数加幅）来增大宣传力度，谎称抗争不能带来任何改变。当中工联会的黄国健更明言：“罢工组织者成功 地动员各大政党和社区组织参与，（使其）持续一段长时间。即使如此，工人未能成功加薪双位数字百分比，令公众觉得这种策略并不凑效。” 但是，事实上，如果码头工人的斗志与决心能够结合起一个战斗式的策略、组织和行动的话，正如我们所说的，工人阶级是个无坚不摧的力量。 外判制的骗局 15年来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房价和生活开支不断飙升，是码头罢工的背景。香港 码头工人在罢工前每小时工资约55港元，比1995年外判前的60港元还要低。职工盟并没有明确反对外判，也没有将反外判作为斗争的核心部分，但是外判的 确是码头工潮的核心，需要与之对抗。屈臣氏集团同属李嘉诚商业王国底下，在四月100名屈臣氏送水工人被转至外判工作，但职工盟却接受了。 和 黄集团如其他亚洲的企业一样，利用外判制度来减低工人工资、医疗补贴和其他福利，并且来削弱工会力量。澳洲和荷兰到访香港的工会分子，同样是在和黄（全世 界最大的货柜码头经营者，占全球13%的占有率）旗下的码头工作，为香港的罢工带来了国际的团结声援。但同时，也突显出外判泛滥的香港与国际上工会成功阻 止和黄外判，迫使全部为直属工的港口之间，在工作条件和薪金上的天差地别。 到访的澳洲海员工会的码头工人称，香港的码头工作环境为“活地 狱”和“近同于奴隶”。他们指出，澳洲的码头工人每年工资为HK$647,000，每天工作八小时，香港码头工人则每天12到24小时却只拿到三分之一的 工资（一年$216,000）。香港码头的外判工加班工作并没有额外补贴，协议亦未能复盖超时工作的问题。雇主只是同意“继续讨论”相关问题。 同样，到访的荷兰鹿特丹港的码头工人是和黄集团直接聘请的，他们的工资比香港的同工多出50%到60%，而每月工时只有178小时，比起香港平均330小时的工时少一截。 建立战斗的工会 工 会的力量和凝聚力是评估罢工目标高低的重要因素。香港码头工人没有澳洲和欧洲工会般强大，加上工联会和劳联的角色破坏了码头工人的凝聚力，限制了罢工的力 量。未来，工人将罢工的经验带回码头，建立更强大、民主和战斗性的工会，为其他行业的工人树立榜样。就此，我们认同“斗争仍会继续”，亦会继续支援。但 是，职工盟领袖的策略过于谨慎，不愿以纠察队堵塞码头，全面运用罢工的力量。为了未来的斗争赢得整杯水的胜利，我们同时要紧记这个教训。 加价潮此起彼落 波及学校学费 自资专上院校课程 学生堕下沉重陷阱 自 2000年起，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打著“教育普及化”的旗号，引入大专学历的副学士学位及同等级的高级文凭，将专上教育学位数目由28,000个增加至 约55,000个。自此，副学士课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资料显示，自资专上教育的全日制课程数目，由十年前 84 个增加至今个学年的 532 个，就读的学生人数去年更超过 7 万人。由2000年2006年短短6年间，自资副学士学额供应量增加了9倍之多。 在特区政府追求十年内达到目标的背后，引伸出来的问题却是欠缺监管、各自为政、教学和课程质素参差、门槛降低、滥收学生，犠牲学生之余，自资学位学费近年 加价更拙拙逼人，誓要将莘莘学子在成为社会上的“楼奴”前，率先一步改造他们成为“学奴”，毕业后债台高筑的学生，前路茫茫，这条路如何走下去? 学费年年加 自资院校变学店 学 费一直也是贫苦学生必须面对的问题。一整个2年制的自资副学士学位课程，学费已经大概是10万元，与学生的负担能力越走越远。 自资院校年年加学费，每次加幅也超过通涨。根据“大专反加学费联席”的资料显示，院校为求加学费，往往以一次性增加校内设施为藉口，但只要细心想一想，这 些一次性的支出与持续性的学费增加并没有任何关连。 联席发言人陈树晖表示，珠海书院10个四年制的自资学士课程由2012/2013年的 整笔学费 – 22万， 将会升至24.6万，加幅高达11.8%。另外根据“经评审专上课程资料网”（iPASS）显示，理大香港专上学院的课程将加价2.4%，而香港专业进修 学院则会加价 2.3%。对于学生来说，学费增加就代表他们将来毕业后的还债负担更沉重，政府完全将教育抛给巿场，在商业化的教育模式下，每间院校为渣取更多利润的个中 手法，可从一名就读高等文凭课程的周雪凝同学的说法中清晰可见:“一个课程内的700名学生，居然超过1成学生未达到最低入学资格， 更有些课程还没有通过资历评审就已推出，我不明白为何教育变得像有限公司一般为了盈利不断开办不同课程为赚取更多的钱，教育在现今社会是否已变成了商 品?”在商品化的教学模式下，利益最大化必然导致教学质素下降！ 缺乏监管 学生成牺牲品 在 2012年11月初，教学局首发布28所自资副学位及学位课程的院校预期及实际收生人数，揭露出缺乏管理，緃容学院滥收等问题达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如香港 大学辖下两所社区学院，由当初预计的5,500名学生，超收取录至8,000名学生。 超收的情况并不是只在香港大学独有，岭南大学持续教育及社区学院，由原本只收5,800 人，突升至8,000人，超收达4成。而恒生管理学院也超收486人。超收情况严重，导致教学配套不足，教学质素下降，政府对自资院校缺乏监管。香港大学 便在超收的情况下，掠夺1亿元的学费。而岭南大学的自资课程，3年内的盈余则提升了5.8倍。 自资课程背后的深远商业利益 梁 振英政府虽然在施政报告中表明 “让七成适龄人口（17-20岁）就读专上课程”，当中三成三为学士学位课程。可是说穿了，受到教资会资助的学额比例却只是占两成，余下的8成就是自资院 校的学士和副学位课程。其实资助学额在这10年内仍然维持在18%水平，远远偏低和不足以满足学生的需要。政府不欲增加教育开支，却又急欲提高接受专上教 育的人口比例，无疑把青年学子推向教育商品化的火坑。 现在的大专教育，就是要将整个教育过程，由开发以至到老师薪酬，全部由学生承担，最 后学生得到的未必是高等质素教学，反而是一身债务。政府清楚明白在刚过去的双轨年会有大量学生寻找出路，所以积极鼓励院校取录学生，因为政府明白如果有大 量学生未到找到学校，必然会令社会承受沉重负担，所以变相就是纵容大专学院各自为政，置教学质素于不顾，令收生门槛下降，配套设施不足等问题无日无之，学 生面对学院持续将学费上调，只可以继续成为待宰的羔羊。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会长冯伟华说：“现在政府的政策就是借钱予院校作增加校舍和设施，但最终就是将这些投资转介去了学生的口袋，实际上学生付出在教育上的支出却很少。” 政府的象征式政策 对 于超收情况泛滥，教育局局长吴克俭的政策却没有对政府在教育资源投放不足这核心问题上对症下药，只是在现行商品化的教育模式下作出例行的监察，这无疑就是 偷天换日，以图掩饰政府在教育上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近年欧洲各国在资本主义危机下削减开支，但奥地利、芬兰、挪威、瑞典等国家的大专教育仍是免费的。而 香港学生在饱受学费加价压力和被忽视之下，政府却居然可在财政预算报告里拨出每年4.8亿去资助20名菁英学生到海外升学，对普遍学生的教育问题却只字不 提，反映出这个政府如何与真实情况脱节。 贫富悬殊反映在教育机会上 十多年来政府竭力 推行教育商品化，令贫富悬殊与社会的不平等进一步反映在教育机会上。教院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发现过去20年间，穷学生升大比例一直停留在平均每10人有1 人可读大学，但富学生升大机会却急增，由1991年每10人有1人升大学，增至2011年每2人有1人升大学。由于公共教育开支短缺，师生比例高达1比 40下，学生缺乏老师协助。中上阶层的学生可以接受课外补习，相对有更多机会参与海外交流增进语言能力，但穷苦学生则要受填鸭式教育之苦，在艰涩和单一的 教学方式下“寒窗苦读”，缺乏老师的援助。教院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副系主任周基利表示，2011年富有家庭的学生升大学比率（48.2％）是贫穷家庭学生 升大学率（13％）的3.7倍，差距较二十年前（1.2倍）显著扩大。教育制度显然按阶级分化。 今天香港贫穷人口超过100万，因家庭开支不足而无法升学的个案比比皆是，绝不是在封建时代才出现的故事。一位货柜码头的年轻罢工工人向“社会主义行动”成员说，因为家庭负担沉重，他就学至中四后就被迫出来寻找工作。 “社 会主义行动”要求政府大幅增加教育开支，令所有教育开支全数由公帑支付，大幅增加大学学位，令大专教育普及化，让人人可免费享有公平和优质的教育机会。现 时，政府以“教育普及化”为名，实质纵容学店林立，让劣质学校为了牟取暴利，课程粗制滥造，令学生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机会。 国际反加学费的斗争经验 2010 年，英国保守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政府上台后，大幅将大学学费提高三倍，由3,000英镑提升至9,000英镑，并挖走八成教育学支。事件激发五万名学生群 众上街示威，面临警察暴力镇压。政府最终胜利，但这场运动成为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向政府施加重重压力。在加拿大魁北克，去年三月因为政府要加学 费75%，激发廿二万名学生示威，超过十五万名学生罢课超过四个月。抗争得到各大工会支持，最后令魁北克成为加拿大学费最低的一个地方。这些都是香港学生 可以效法的斗争经验，各国政府在削减教育开支的同时，亦打击房屋津贴、老人福利、医疗保障等。因此，反对教育私有化不仅是学生运动，也是工人阶级反对削减 开支、反对公共服务私有化的斗争之一。由罢课运动开始，并与工人阶级斗争连成一线，共同反对贪婪的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大专生#反加学费的斗争： 1. 学院帐目全面公开，让学生、家长和教职员组成审查委员会，进行日常监督 2. 大幅增加教育开始，全部学位由公帑资助，人人可接受高等教育 3. 在学校组成学生群众组织，以罢课运动为开始，连系至工人阶级的斗争，共同反对私有化政策 香港：黄毓民退出人民力量 黄毓民决定即日起退出人民力量立法会党团、人民力量执行委员会及民主倒梁力量。继2010年黄毓民退出其本人创办的“社会民主连线”后，激进势力再一次陷入分裂。 萧若元为人民力量的最大财政支柱，其创办的香港人网为人力提供强大的网路动员力量。然而，在本年三月底，萧若元突然宣告香港人网结业，揭开了“萧派”与“黄派”分裂的序幕。 政治分歧 与三年前社民连分裂一样，人民力量今次的分裂牵涉错综复杂的人事和金钱纠纷，背后细节难以一一厘清，但政治分歧始终是萧黄两派决裂的导火线。 黄毓民在社民连时期领导的五区公投运动，是香港近年最有力反中共独裁的民主运动，造成了香港的政治震荡，并奠定香港“三分天下”的政局，自此建制派、温和民主派、激进民主派割据一方。而黄毓民亦因为前年七一游行占领马路，受到可耻的政治检控，被控非法集结罪成，在5月21日判刑六周，缓刑14个月。 但 由于未有建设民主的架构，且因为急促广纳不同阶层的支持者，令政治纲领模糊，激进政党未能应付发展急促的局势。反映这些党派的基础来自中产阶级，欠缺反资 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人民力量的分裂，意味著黄毓民从人力自由派一翼“松绑”，未来很可能走向更“激进”的右翼民粹路线，露骨地煽动族群冲突的同时，继续打 著激进民主和福利改革的旗号，令支持民主的激进青年以及中产阶级陷入意识的混乱。“温和”的民主党由于在2010年支持不民主政改方案，又杯葛五区公投，在去年立法会选举受到选民合理的惩罚而彻底失败，但今后可能会重夺主导地位，令香港的民主斗争陷入复杂的境地。不幸的是，根据人力和黄毓民飘忽错乱的民粹路线，并不能建立一个取代妥协党派的群众力量。 要挑战民主党的妥协路线，亟需一个工人阶级的群众政党，并在工人社区和职场扎根，而党领袖需向党员负责，受到民主控制。党纲不仅挑战中共独裁，亦要挑战不民主的病态资本主义制度。 六四：对今天民主斗争的重要教训 香港：六四烛光晚会将会有十多万人参加。在八九年后出生的新一代来说，每次的悼念晚会成为抗议行动，反对不改革、不悔改的中共独裁，为了政权续命而残酷屠 城。迄今，中共政权不仅没有容许寸进的民主改革，反而加大镇压力度，将维稳机器。过去三年维稳费增加2,000亿人民币，超越军费开支。 新中国领导层承诺“经济改革”去讨好银行家、资本家和右翼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但断然拒绝民主化，并将之定性为“西方制度”。 香 港烛光晚会的搞手再次高叫“平反八九民运”的口号。但口号的意思是什么呢？显然，要求独裁政权道歉并招认屠杀，如同叫魔鬼不再吸血，是徒劳无功的。要真正 的“平反”，唯有重建运动！即为未来中港的新群众斗争，在组织和政治上作出准备，并汲取八九年的教训 – 中共如何镇压运动。 “占领中环”有从历史学习吗？ “占 领中环”的讨论展开，运动旨在未来香港的普选议题上，向中共独裁施压，吸引不少有志引领斗争向前的人的兴趣。因此，今年分析六四运动特别切题。可是，“占 中”的主要发言人显然没有从1989年的斗争汲取教训，甚至也无视最近的“占领华尔街”以至阿拉伯世界反独裁的革命群众运动。他们强调要限制未来的运动， 拒绝“激进”手法，以免激起北京强硬的反弹。这听起来更像是废弃八九斗争而不是任何的平反！ 例如，戴耀庭向《南华早报》指（2013年 5月21日），占领中环是“有限制和有条件的公民抗命”。限制斗争规模，可见完全低估我们面临的挑战：要打击中共独裁。连能量巨大的八九运动都未能赢得中 共的退让，戴耀庭“有限度”的占中如何能达至这目标？泛民主派领袖跳上“占中”的政治救生艇，目的有两个：一、要在未来运动挽回自己日渐消失的影响力。 二、要抵制不可避免会推动真民主改革更激进的群众抗争。 六四烛光晚会的主办单位首次扬弃“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并以“爱国爱民，香港 精神”的口号取而代之，反映泛民领袖趋向以逢迎中共独裁，误以为可以在普选上取得有意义的退让。事与愿违的是，泛民开始软化自己的立场，反而令北京更容易 以小修小补蒙混过关。（更深入分析个中原因，请阅读《社会主义者》杂志21期的社论《激辩“占领中环”》） 戴耀庭坦然主张“中产阶级运 动”，并要限制年青人的参与，彻底违背1989年的经验。同样，这些想法反映“温和泛民”恐惧未来斗争会演化成激进的运动。香港近年反政府示威者都是手无 寸铁，因此占中发言人就“非暴力”的说法，是非常误导和不平衡的。2003年反廿三条的斗争，会因为“有限制”而胜利吗？1万人的集会会比50万人更有力 吗？我们应该紧记，2003年时温和泛民自封运动领袖，想与政府妥协，避免摊牌，在2010年时又投票支持中共认可的政改方案。 八九年 的学生领袖没有清楚呼吁挑战和替代独裁政府形式的另一选择的纲领。学生反专制、反官倒的诉求得到群众响应，鼓动了人民起来行动。这些诉求的确燃起了斗争， 但要令运动持续并带向胜利，是需要更多的。须要一个清晰的纲领，包括立法选举产生革命立宪会议，全国各市组织群众委员会、由工人和贫农政府结束一党专政、 保证全面民主权利，同时实现紧急措施去提升工资、退休金和群众普遍生活水平。这包括团结底层士兵，呼吁他们加入斗争，拒绝接受北京屠城的命令。 违反法律？ 虽 然北京的学生领袖有著政治上的弱点，但也准备违反中共邓小平不民主的法律。人民日报恶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据闻是邓小平亲笔撰写）命令示威者结束占领天安 门，并回校上课。政府禁制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沟通，并禁制学生与工人连系一起，并全面禁制学生和工人的独立组织。八九的示威者拒绝服从邓小平的命令，他们知 道如果受制于中共的“法律”限制，运动必败无疑。 同样，在中国的法律下，天安门广场学生当时要求反专制、争民主，是“煽动叛乱”的政治诉求。这与香港“温和”泛民政党近年扬弃“结束一党专政”的诉求，形成对比。这种自我阉割的逻辑在今天已经体现，在斗争开始之前，泛民已经降低对2017普选诉求的叫价。 在普选提名委员会上的议题最为清楚，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派会接受的。任何提名委员会，不管是如何构成，都是设计用来削弱群众的影响力，造成“妥协”的结果而有利统治菁英。因为比起控制群众自由的投票，政府和统治阶级更容易控制封闭的提名委员会，即使是“选举”产生的。 占 中发言人将“守法”奉为至高无上，与八九天安门学生形成强烈对比。再者，他们刻意将“守法”与“非暴力”扣在一起。八九年的与其他群众斗争可见，两者并非 完全一致的。六四屠城以及随后中共的白色恐怖是法律认可的。相反，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命令解散天安门集会后，数以十万计的示威者回到天安门，这 是公开违法的行为。同样，警察在过去两年动用胡椒喷雾上升两倍，是合符法律的，却与“非暴力”相违。 八九屠城并不是因为群众“违法”，而是因为运动有潜力推倒中共独裁。任何严肃有力、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皆会面对独裁政权的镇压。这不是指斗争是无希望的，或者应该限制它，而是需要策略和领导，将斗争升级并确保胜利。 法 律制度是建基于捍卫统治菁英的利益和特权的，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共产”官僚。即使在西方所谓“民主制度下”，司法独裁不过是一个迷思 – 统治阶级的政治决定和压力在各层面都反映出来。香港连西方水平的“民主”也不是，而我们近月见到的审判 – 禁制码头罢工、推翻外佣居港权、打击激进示威者 – 反映统治阶级加强镇压，以抵制工人阶级和挑战现存制度的人。 工人阶级是胜利的关键 占中的领袖们决定在未来的民主抗争中扮演中产阶级的角色，这不但没有跟随 1989年的强大传统，更重复当年一些最严重的错误。89时的学生领袖认为不应该鼓励工人参与运动，甚至认为不应让工人进入广场。不过这主要是在抗争的早 期阶段的错误。期后因为基于群众运动的经验，以及学生中最醒觉的一群了解到与工人阶级团结抗争的重要性，于是改变了立场。占中的领袖们实在没有任何藉口忽 视当年六四的教训。 如Maurice Meisner描述，“学生有一些〔知识分子对于工人阶级的〕阶级偏见，很多反对工人参与民主运动的学生认为工人没有纪律和容易引起暴力。有人提出，工人的参与会让政府有藉口使用武力．．．”（《毛泽东时代和之后的中国》，1999） 在 早期的天安门示威中，学生纠察队被指示要围成人链，阻止工人加入。这个错误的立场被随后的事件所颠复。特别是在五月份，在数百名学生开始发起了绝食后，成 千上万的工人从工厂、办公室、包括政府部门、甚至警察也参与了示威。正如《社会主义者》杂志解释，因为工人阶级掌握著决定性的经济力量，所以其参与对任何 要求社会变革的群众运动都是关键的。这发生在1989年，同时也在今天的埃及、突尼斯和其他经历革命性动荡的国家中发生。 无论是不是自 觉的，那些尝试限制或分化运动的领袖或政治组织，实际上也是在为独裁政权服务。学者陈云也是一样，提出香港的民主抗争与内地的群众运动毫无关系，其拥护的 香港沙文主义，装扮成激进的自治概念，并主张香港民斗争与内地无关。陈云收割了群众对泛民妥协的不满，但他自己的逻辑是一样的 – 中共在内地的罪行与“我们”无关，陈云甚至号召杯葛六四晚会，指这议题与香港无关，可谓误人子弟。任何真正反专政的斗争都是跨越边境的，正如我们见到埃 及、突尼斯和阿拉伯各国。再者，中港两地我们面对共同的压迫者中共独裁，试图以地域、某种地方语言或者族众来限制或分裂群众斗争，都是注定失败的。 号召总罢工 1989 年五月中，工人阶级在群众斗争的影响力激增。中共政权意识到，工人正在激增化，会令政权在工厂失去支持根基。一件事件总，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竖起“民主女 神像”（具有争议性的，有被视为亲美表现），中共官员想派北京最大工厂的炼纲工人去拆除民主女神像。在晚上时分集会人士数目下降时，这在物理上是有可能 的。但最后中共高官和公安间谍放弃这样做，恐惧“这样会激起反弹，令更多工人支持运动。”（Quelling the People, Timothy Brook, 1992） 工人当时寻求带领斗争前进的方法，明白到纯粹抗议去“引起政府关注”是不够的。运动已经超越这个水平。中共政 权支离破碎，正在挣扎求存，而邓小平已经准备血腥镇压。不幸的是，因为没有有意识的工人革命组织，可以集中和加速认清政治任务，让工人阶级夺取运动的领导 权。只有这样才可以获得胜利。 工人阶级最战斗的部分，开始提出总罢工的诉求，以支持学生的民主纲领。悲剧的是，学生领袖反对，认为罢工 过于激进。这是与今天中港两地状况最切题的教训。但我们社会主义者提出罢课行动，例如在2012年反洗脑斗争要求全港大罢课，我们认为这方法（尤其如果由 工人领导）可以达到反专制政权所需的斗争水平。这与提倡暴力，或与民粹政客（例如陈云）所提出的勇武社运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亲政府阵营 和资本权贵，无论如何都会这样攻击我们。2003年他们用这样的理由攻击七一游行，今天他们用同样的理由攻击占领中环，指社会会堕入无政府状态，经济被破 坏。资本家和中共政权一样抵制民主变革。对香港的资本权贵来说，邓小平是一名英雄，而六四屠城只是“枝节”。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通过社会主义的政策打破资本家对香港经济的不民主的控制。 在四月至五月的码头罢工期间，李嘉诚的法律代表诬告工人“不 守秩序”，又指工人示威牵涉安全问题，以赢得禁制令打击罢工。统治阶级动用残酷的手段，但媒体和宣传机器却将争取民主、捍卫工人权益的人为“搞事”和“暴 力”。有组织和民主运行的群众行动可以削弱这些舆论攻击，并同时赢得群众对激进手段的支持 – 罢课、总罢工、堵路、组织民主群众委员会。运动要赢得胜利，这些都是需要的。 1989年的斗争在去到这个水平前，已经被镇压。虽然群众 果敢站出来，但欠缺不可或缺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推翻独裁政权为任务的革命党，而中共邓小平一翼较坚决和有组织。桑塔亚那讲过：“那些未能汲取历史教训 的人，就注定重复它。”不幸的是，占中领袖无视1989年的教训，但是我们社会主义者以这些血腥教训为依归。因此，我们主张通过激进的群众斗争，立即全面 实现民主权利，而非小修小补，或者为独裁政权续命的交易。 香港：激辩“占领中环” 香港的民主斗争正迈向关键的阶段。中共发言人证实了所谓的2017普选承诺不过是空头支票，《社会主义者》的警告不幸言中。中共独裁者要掌握特首人选的最后控制权，将选举降格为“谘询性”的仪式，任何与北京“对著干”的候选人都不会有机会成为特首候选人。 亲政府阵营甘为应声虫，竭力宣传“真普选是乌托邦”的论调。 法律系教授戴耀庭提出以“占领中环”与中共一决雌雄，得到主流泛民主派的支持。建制阵营担忧，这主意会发展起来，并得到更多支持。各大媒体则以陈腔滥调铺天盖地的警告，“占中”会令香港陷入政治混沌和经济自杀。 “占领”并非新的主意，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可以对此有专利权。在2011年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鼓舞后，“占领华尔街”以及欧洲类似的大动员成为世界新闻的头条。如果“占领中环”以动员大量群众为目标，不加人数设限；如果占领和游行以公开和民主的方式进行（而不是像2012年占领添马舰反洗脑行动那样的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可以是群众运动迈向重要的一步。 集体占领的目标是什麽？ 集体占领的行动可以作为跳板，将为真民主而斗争的行动升级。但要达致目标，我们需要更有效的群众斗争方法，例如罢工／罢课，以基层工人和青年为基础建立群众组织。不幸的是，温和泛民主派领袖并非采取这方法，而是将“占中”设想为有限度的、象徵性的占领，其目标并非重重打击中共独裁，而只是向选民有所向待。若不打击中共，全面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战略之前已经失败过，在未来也不见得会成功。依靠与独裁者谈判，承认政府继续统治，从而换取独裁政权赐予民主权利，在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 近年温和泛民政党支持率下降，今次想利用“占中”议题去确保自己与中共谈判的权力代理人地位。尤其是民主党，在2010年投票支持不民主的政改方案后，其犬儒和背叛的角色仍未被公众原谅。泛民领袖害怕群众抗争，因为害怕会被迫走得太远，甚至群众会在斗争过程中踢开泛民，选择更坚定的抗争力量。但他们又明白到，2017年的选举将至，如果自己无所作为，便会名誉扫地。虽然很多普通工人和青年视占中行动为斗争的机会，但对民主党而言，这不过是捧自己做领袖的平台，并尝试控制运动，避免其演变成为挑战现行权力架构的全面抗争。 戴耀庭最初提出，限制占领和堵塞中环的人数为一万人。在组织手法和政治纲领来看，这想法有几个弱点。事先限定斗争的规模，或者强加组织上的限制，是完全反效果和不现实的。戴耀庭又表示他想由“中产阶级”甚至是“中年人士”主导运动，因此贬低两个斗争成功的关键元素 – 工人阶级和青年。不幸的是，戴耀庭愈展述其主意，就愈知道这些主意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完全脱离真正的斗争经验。远的先不谈，就算在香港，近五年来政治运动的潮流是由九十后带起的，但戴耀廷及其泛民盟友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怎麽样的斗争可以击倒独裁政权？ 温和泛民领袖脱离现实，低估争取普选所需要的力量，对未来的斗争是相当危险的。例如，戴耀廷发表了难以置信的声明：“理论上，在我们要发动占领中环前，北京就会先妥协。”（HK Weekend, 2013年4月18日）。这看法完全错误，低估中央政府态度的天真想法，是泛民领导的先天缺陷。李柱铭回顾三十年前中英谈判开始时，坦白地说：“那时形势不同，我们那时相信只要多等十年就会有民主。”（《华尔街日报》，2012年4月9日）。 单靠占领行动并不足够迫使中共妥协。再者，参看其他国家的运动，如果没有清晰的纲领和民主的架构，长期的动员只会消耗参与者的能量，达不到政治上的变革。虽然如此，占领行动可以作为开始，以动员群众，并升级至其他模式的集体行动，最后不可或缺的，是将运动蔓延至中国内地。因此，社会主义行动不同意泛民以“占领中环”为最后手段 (正如梁家杰所言)，而应该是一个平台发动更有力的抗争方式，包括罢课／罢工，以及呼吁跨越香港边境的团结行动。最近，有泛民领袖又改变了立场，指如果“占中”被警察暴力驱散，可以以其他形式的集体公民抗命延续。这反映泛民开始瞭解真相的端倪，知道单靠占领根本不足以令中共退让。但即使如此，新的立场仍然欠缺赢得胜利的对策，而占领仅仅是群众挑战极权的政治抗争的其中一步。 中共之所以要最终控制香港的政制，不是担忧香港失去控制的本地后果，而是担忧对内地会产生的影响。中共最高领导愈来愈恐惧中国会爆发革命，习近平公开警告中共政权会在10年内灭亡。若要成功，香港的民主斗争一定要是群众运动，并必须连繫至中国革命性的斗争。内地群众（尤其是受尽超额剥削的4亿工人）是击倒中共的核心力量。如果香港的民主斗争被孤立在香港（如今天泛民领袖希望），拒绝积极连繫并支持中国的反专制斗争，将不能够成功。 同时，这场斗争并非单单反对中共独裁。香港由少数富有家族主导的资本家阶级同样坚决反对民主变革，确保可以继续榨取钜额利润。有大公司和大银行正在威胁，如果占领行动发生而造成“政局不稳”，它们将会撤出香港。可见，对资本家阶级来说，政治自由远远次于赚钱的“秩序”。因此，民主斗争必然走向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否则就会停滞不前。 运动应该有什麽即时的诉求？ 戴教授及泛民盟友至今对“民主选举”只有模糊的解释。没有详尽解释，只会让中央政府有空间玩弄细节，继续施展拖延、枱底交易和小修小补的技俩。戴耀庭又指2017年的普选方案应该与西方体制看齐，但这是真民主吗？英国拥有上议院，美国的总统则由选举团产生，而非真正的一人一票。这种所谓“民主”不过是用以掩饰银行和大商家的统治。 戴耀庭又说，只要选委会由普选产生，他会接受特首候选人由1,200人组成的选委会筛选。但是，如果要由一场选举去决定谁有权决定谁有权参选，就连西方标准都不如了。如果这是泛民领袖的起点，当面对政府和商家反击时，他们会退到哪里去呢？李柱铭甚至说，只要五个候选人中有一个是泛民主派的，可以接受筛选机制由现时建制派主导的提名委员会把关。由于舆论强烈反弹，李柱铭其后在48小时内被迫撤回这一主张。从“香港民主之父”的“失误”，可见泛民领袖是何等脱离群众。 如果群众不愿再被出卖，一份争取真正民主变革的清晰纲领是必须的。必须要求梁振英政府下台，必须要清楚表明立即废除所有精英主义的小圈子架构，例如选举委员会和功能组别，而不是“逐步取消”或“改革”。绝不接受筛选机制（不民主政权的典型特色），所有政党和个人都应该有权参选。这运动一定要拒绝枱底交易，例如所谓以普选换取廿三条。但是，只有这些低限度的条件，并不会带来真正的普选，因为中共独裁把持最终权力，决定谁去组成政府，因此任何选举最后都不过是“谘询性质”的！ 因此，社会主义行动一方面站在群众身边奋斗，支持寸进的民主改革，但同时主张民主斗争必须连繫至推翻中共独裁和中港两地的资本家。我们主张以真正的民主议会取代将跛脚的立法会，由16岁以上人士普选产生，议会有权力选出政府，并实施有迫切需要的社会改革 – 立即立法通过八小时工作制、调高最低工资、由公帑全数支付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廉价公屋、改善污染的政策，以及社会主义的纲领去打破资本权贵对经济权力的垄断。 再来一次“变相公投”呢？ 在群众斗争里，各式各样的策略是需要的，辞去立法会职务并触发变相公投是其中一个方法。在2010年，社会主义行动积极参与在社民连等的516运动中，我们认为这场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516从激进化的群众中取了50万反建制的选票，这些选民大部分都永久地离弃背叛妥协的民主党等温和派。当时尚未分裂的社民连在运动中扮演领导角色，令运动有著反建制的性质，并将来自基层青年的忿怒反映出来。 现时有讨论指，未来“公投”会由民主党和何俊仁发动和主导，这将会和上次的运动差天共地。何俊仁在去年参与小圈子选举的闹剧里，可见民主党并无权自认为民运的唯一或主要发言人，包括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变相公投中。何俊仁反对2010年“公投”，并极尽所能减轻“公投”的影响，代之以支持和中共对话。如果变相公投的策略是在民主党领导层的组织和政治控制下，将只会产生一个口号和行动“温和”得多的运动，而和现时斗争所需完全脱节。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未来的“公投”运动必须建基于民主和公开的运动架构，将不同组织容纳于民主斗争中，在关键议题上进行民主讨论和决策。 应该排除政党参与吗？ 有民主党和公民党领袖表示担心“占领中环”会被“骑劫”，不点名暗指激进派分子。他们亦主张排除政党横额、徽号、出版物在运动之外。这是不民主和官僚操控占领行动的手段。初看之下，这种“排除政党”的主张可以得到部分青年和工人的支持，他们正确地对资本建制的政党采取蔑视态度。但必须要问一个问题，为什麽是这些政党的政客突然伪虚地反对政党的自由呢？任何群众运动若果不容许自己阵营内有民主（不同团体、政党和个人公开运动并发表自己意见），这个运动根本不能创造民主的社会。 讽刺的是，最擅于禁制不同政党的是中共政府。同样，声称自己民主的领袖和团体抱怨运动会被“骑劫”，是自相矛盾的，与中共指责群众反抗“别有用心”的说法一脉相承。无论是中共还是泛民的指控，都是轻蔑群众的表现，视群众为无思考能力的人质，会被“外来势力”操控或骑劫。泛民领袖这种说法反映其内心的忧心和虚怯，要保持运动的牢牢控制，并排除所谓“激进势力”的影响力。这并非我们第一次见识到小圈子领导层如何用官僚手段控制运动。 泛民政客主导媒体上的辩论，但同时自己在实地上欠缺实力，没有群众政党和活跃分子。这是国际性的现象，政治“明星化”，由主流媒体、广告和选票主导，但完全没有在群众里紥根。在前工人和左翼政党转右并沦为资本建制的附庸后，也无一倖免走上这道路。因此，社会主义行动及工国委主张组成新的战斗性工人政党。历史表明，这样的政党在民主斗争的路途上是必须的。 亲资政客（包括泛民派领袖）害怕现实的斗争，时刻指望著妥协，不需要也不愿意与示威群众站在一起，宣传自己的理念。他们只需通过主流媒体媒体传播理念，试图从最不积极和觉悟最低，而非站在抗争前线的阶层中获得支持。各个政治派别（或无派别）的代表或领袖在曝露在公众面前，对群众斗争才是有利。民主党领导之流反对以民主和透明的方式建立运动，因爲他们希望隐藏他们真实的政治主张，方便为与政府秘密谈判。 反洗脑占领政总一役，有何教训？ 去年，反洗脑运动演变成十万人占领政总九日的行动。但这群众由非选举产生的小圈子控制，主要由教协官僚（民主党政客）及一些民间团体主导。“学民思潮”被捧为运动领袖，受到媒体嘉许并人气急升。但“学民思潮”实际上不过是一个Facebook群组，由一两个“政治明星”主导，组织并无民主架构的会员基础。这松散的网路除了反国民教育外并无清晰的目标和战略，令教协官僚非常容易将其操控在手中，引用他们的术语，“骑劫”了他们。反国教的领袖在完全没有民主谘询群众参与民意的情况下，突然解散运动，接受政府的半妥协（搁置国民教育），任由计划在未来死灰复燃。群众运动就这样被出卖，而梁振英政府得到喘息的机会。 在“占领中环”运动里，戴教授取代了“学民思潮”的位置，作为掩饰民主党之流的一块“新脸孔”。我们认为，无论是占领政总还是占领中环，都必须完全民主并广纳，让劳动人民和青年不只是以“老临”的角色参与而不能发声，而需要有民主的渠道让人们讨论运动方向、诉求和策略。任何与政府的谈判应该公开，而领袖的建议应该先通过群众大会辩论，当中由不同团体表达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才能得到认可。 反国教运动期间，社会主义行动的年青成员积极参与的“全港大罢课行动”受到反国教大联盟的部分领袖严苛抨击。因为“大罢课”提出了一些“大联盟”不欲见到的民主原则，例如容许所有国教的团体派发单张、筹款和收集签名。“大罢课”当时印刷了超过5万张支持罢课的传单。 我们支持罢课的同志受到攻击，并以中共的逻辑指控我们“分裂运动”、“骑劫运动”、“冒认学民思潮”（但学民思潮是反对罢课的！），甚至被身体上的暴力袭击。正如我们当时指出，群众斗争以“一党专政”的形式进行的话，是相当荒谬和危险的。运动中之所以欠缺民主，是因为小圈子领导层想牢牢控制运动，防止运动升级，并竭力将其去政治化。具体来说，主办单位竭力遏制占领者对要求罢课、要求梁振英下台的诉求。以此，他们用演唱会代替政治讨论。在突然解散运动后，很多参与者都感到惊歎和混淆。 运动应该非暴力吗？ 很多人希望不通过暴力而达致政治变革，是可以理解的。对于“香港自治运动”陈云提出，民主斗争必须“勇武斗争”，社会主义者杂志并不支持。我们主张有组织、有纪律及和平的示威行动，但我们同时警告，国家机器镇压的威胁，并需要在政治上所出准备。从来没有统治集团会不战而降，捨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因此他们必然会动用国家机器（警察、保安和法院）对付群众。中共固然希望将镇压香港的任务外判给香港警察。正如唐年英在特首选举所爆料，2003年反廿三条的政治危机时，香港统治菁英曾经讨论动用解放军镇压示威者。 虽然至今这仍未在香港发生，但镇压加剧已成趋势，例如政治逮捕案件激增八倍，和平示威者被严厉判处。甚至连西九龙总区指挥官郑仕廉也承认：“并没有数据表明近年来的示威趋向激烈。”《南华早报》（2011年9月16日） 支持“占领中环”的泛民主派领袖特别强调“非暴力”抗争，好像“非暴力”是方法，好像“占中”要与七一游行和反国教占领零舍不同。他们支持戴耀庭提倡的筛选程序和宣誓仪式，以排除“暴力”示威者于行动外，完全扭曲政治抗争的图片。不幸的是，同一班泛民主派政客却未能警告警察暗中增设镇压武器，不仅包括1万个防暴手榴弹，以及发出高分贝和高频率的声波炮。 戴耀庭和泛民主派领袖说，示威者被逮捕的话不应反抗，显然这是错误的。按照这逻辑去说，这等同让政府和警察决定何时结束占领行动。如果这样的话，为什麽要展开运动呢？提倡这想法的人完全没有建基于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参考天安门广场的例子，示威学生组织基本的安全纠察队，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接管了交通警察的工作（1989年4月-5月期间罪案率降低了）。较近的，是广东乌坎村的群众起义，见到有组织的社区如何抵抗警察激烈的镇压，并安排自卫，将中共地方官员和警察驱逐出外，后来更迫使武装到牙齿的独裁政权妥协，令村落免于受到代价沉重的政治打击。 在民主斗争运动的决战时，认真的战略一定包括警告警察会打压，而增加政府镇压的政治成本。同时，以罢工纠察队为榜样，在运动中组织基本的筹备和自卫（防范亲政府的搞事者）。这种措施会降低暴力发生的可能性。对警察打压采取沉默态度是鸵鸟政策，只会令亲政府阵营更放胆攻击运动，增加爆发暴力衝突的危险。 为什麽罢工／罢课比游行占领更有效？ 总结来说，如果占领行动是反中共斗争的开始，并会发展至更广泛和有力的战略，占领本身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去集结力量为斗争升级。但单靠占领要打击中共是不足够的。 要完成这历史任务，其他的斗争方法，例如号召全港工人罢工一天作为起始的“警告”，更符合现实的力量所需。罢工应该摆摆一系列的诉求，包括全面民主权利，并将之连繫至被忽视已久的提高工资、八小时工作务、集体谈判权和全民退休保障。 社会主义行动提倡学生罢课作为先锋的行动，仿效1989年天安门的斗争。学生罢课和占领校园可以作带头作用，接著以更强大、更关键的工人阶级力量承接。 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反专制斗争中，工人群众开始罢工令运动迈向高峰。泛民主派领袖的战略并不建基于任何实在的经验，又害怕实际斗争。我们社会主义者与他们不同，我们紧贴群众斗争和革命起义的新鲜例子，从而产生引领成功的理念、口号和策略，并在未来斗争爆发时应用出来。 香港：六四悼念晚会，警告中国新领导人 今天六月四日，是八九年北京血腥镇压群众运动的二十四周年。再一次，数以万计的人集合于香港维园，抗议中共一党专政。今年令人最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一枝枝在雨伞下的蜡烛。狂风暴雨在公园里洒下了每小时30毫米的雨水，引致水浸和停电，令烛光集会在仅仅开始50分钟后就不得不中断。 六四当天，工国委（CWI）香港和大陆支持者在维园周围摆设三个街站里，进行了一整天的活动，筹得了超过三万港元的款项，用来支持我们社会主义者结束一党专政的斗争。感谢所有捐款支持我们斗争的人，很多纸币被雨水弄湿，但仍会被善加利用！ 香港是全中国唯一能进行这样的集会的城市。据主办单位统计，当晚约有15万人出席。出于政治理由，警方一如以往在人数上打折扣，声称只有54,000人参加。许多全身被雨水沾湿的参与者（包括本文记者）流露出热烈的反抗情绪。中国“共产”独裁的新领导人必定忧心忡忡，担心这城市掀起激烈的民主斗争，这同时也是审度中国反政府情绪的指标。 加大审查和镇压 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八九年镇压时街上坦克和装甲车的照片遭到严格监控。廿四周年前几星期，政府如常加强对异议者和维权人仕的镇压和日常监控。今年，新领导人习近平上任后，镇压力度比过去更为大。死难者家属和批评政府的人再次被软禁家中，而且更为严格。天安门老将李旺阳的妹夫赵宝珠向《南华早报》表示：“我们被软禁了几天……甚至现在跟你说话都非常不方便。”李旺阳在一九八九年尝试组织罢工，后来拒绝妥协屈服，而被囚禁了廿一年。去年，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采访后不久，于去年六月六日发现被吊死。 一位来自福建的年轻人被香港的电视台拍摄到举起写上“感谢香港”的标语牌，在回程的时候被逮捕。然而，即使中共加强了威胁和骚扰，估计仍有超过一万名大陆游客参与了集会。 新一届由太子党主导的领导层下，六四的镇压加强政府镇压的一部分（太子党是前“共产党”领袖的后代，包括习近平本人）。这届领导层承诺，会推动自十五年前朱镕基改革以来最大一波亲资的结构改革，但任何政治放宽的希望都已经破灭。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六四当时其十九岁的儿子被士兵杀害。她发表了一封123人联署的公开信予习近平，谴责他拒绝民主化。这封信主题为“希望已渐消失，绝望正渐逼近”，指责习近平上台后“大踏步地退回毛式正统”，变得更为独裁。 同时，主办烛光晚会的支联会领导人李卓人表示：“习近平上台后，我们只见到收紧，而非放松。” 害怕革命 习近平统治下加强镇压，反映了统治菁英的共识，验证了《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网站”在去年十一月领导换届期间对中国自由派不切实际的幻想的警告。他们只会继续沿著六四屠夫邓小平的政治模式走下去 －“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同时独裁的控制不减。 在新上台最初几个月，习近平发表了民族主义的言论和一些象征性的反腐败措施，两者都只是中共用来巩固自己统治的手段。他愈来愈多地谈论到毛泽东的名字，但只不过是用作维护中共持续及不可挑战的统治，并非有意效法毛泽东“左”经济政策。与此同时，习近平制定了“七不讲”，七个大学课堂不能讨论的话题”，当中包括了新闻自由、民主权利等，值得注意的是还包括了“权贵资产阶级”。由此可见，独裁统治者如何利用“毛派正统”来保护中国钜富菁英的权力和“私隐”。 太子党在新一届领导层中大力掌权，将是中共政权演变中的一个转折点。统治菁英拒绝那怕局部的民主“改革”，会令公众监督更有力，揭露他们坐拥钜额财富，并可能因此打开大规模反抗的闸门。然而，中共独裁者面临著两难的困境，愈来愈加强镇压的话，令革命爆发的可能性更大。即将到来的钜变可能比历史性的八九六四更为波澜壮阔。 在香港的争议 今年的晚会较往年有更多的争议和宗派分歧。这是政局不断激进化和政府危机深化下，群众对资产阶级“泛民主派”希望幻灭的结果。一个报纸的专栏作家以“无胆”形容泛民。一些青年对中共的敌意异化成对“本土主义”的支持（一个香港独立国），甚至反内地人的种族主义。 主办晚会的支联会是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小圈子”委员会，近年和“温和泛民”一起失去了威信。由于长期以来向中共独裁作出政治妥协，接受中共统治为必然，并因而降低诉求。这表现在今年的大会口号，淡化了“结束一党专政”而强调“爱国爱民”。此举适得其反，支联会寻求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支持，后者却抨击新口号“愚蠢”和“与中国脱节”。支联会一直希望丁子霖能协助抵抗“本土派”的攻击，向针对“爱国”口号而号召抵制晚会的香港自治运动反击。 在烛光晚会的前四天，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被迫宣布放弃有争议的口号。他表示与丁子霖曾存在分歧，但事实上，支联会在香港亦备受批评，甚至担心会被杯葛会见效。杯葛行动最终失败，揭露出“本土主义”势力背后缺乏真正的力量。烛光晚会的高参与率，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六四仍未忘记，并希望继续民主斗争。但同时，支联会的领导人也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已受到严重打击。许多冒著暴雨参加的人表示，他们是为了悼念六四，而不来支持支联会！ 需要民主的组织结构 烛光晚会后，支联会表示在明年举行重要的六四廿五周年纪念时，将作出重大“调整”。但只是次要的技术层面和组织方面，而不是调整支联会政治立场，主导支联会的“温和”泛民不会冲击中共政权，也不会提供大规模反独裁斗争的战略。 社会主义者和工国委（CWI）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支持者一贯批评主办六四烛光晚会的自上而下的官僚方式，而且近年来由于被支联会企图垄断晚会，令其他团体难以筹集资金而变得限制重重。民主党在支联会中占有主导地位（讽刺！），并拒绝将支联会开放和民主化。这是一个有意识的政策，以维持对支联会的控制，并遏制那些反对向中共妥协的更激进的力量。在大规模的反抗运动中以“小圈子”强加控制，在去年九月的反国教和（泛民发起的）2014年“占领中环”方案中，都看到一个相似的模式。 社会主义者和所有真正争取民主权利的战士，都必须反对这种自上而下组织抗争的模式。这模式将令运动一次次地错失机会，并面临失败。要取得成功，需要一个群众斗争的民主架构，共必须建基于社会上最受剥削的阶层 － 工人阶级和青年。这种路线需要连系到大规模行动的策略，并有意识地连结上中国大陆反对中共及其亲资政策的群众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战胜独裁，实现真正的民主变革。 香港：一千人示威保护告密者斯诺登 前美国CIA网路技术人员斯诺登来港，成为告密者揭发美国政府监控全球的通讯网路。不仅包括普通民众的电话和互联网，连香港的政府部门、大学和普通学生也受监控，全面威胁人民的私隐权。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被揭发在2013年3月收集了970亿项情报。 斯诺登亦揭发“稜镜行动”，国家安全局在美国以至全球从私人帐户中获取资讯。Google、Facebook、Skype、PalTalk、微软、苹果和雅虎也有与稜镜行动合作，可见网路大企业的恶行。美国政府其身不正，却经常指控中国政府不民主，打压民主权利。 斯诺登警告，联邦调查局(FBI)正在迫使香港引渡他。而FBI亦表示，斯诺登洩露美国监控资料，会对他展开全面追捕。另一“民主大国”英国亦急急列斯诺登为“不受欢迎人物”，并要求航空公司拒绝斯诺登乘往英国航班。 梁 振英作为中共傀儡，不敢自作主张，要等待北京阿爷落命令。中央政府一定掌握最后的决定权，其关心的不是人权和言论自由，而是地缘政治的利益考虑。中美局势 愈趋紧张，北京一方面想收割今次事件的政治资本，向美国政府施压，另一方面又缓和来自美国的压力（在贸易、货币战争、美军重返亚洲围堵中国方面）。中国政 府自己的监控系统不相伯仲，如果斯诺登事件过了火，会造成中美的双输局面。 美国“民主”的虚伪 2010 年，维基解密洩露美国政府的秘密文件，包括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罪行。美国政府不择手段追捕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他至今仍被软禁在厄瓜多尔驻英国 的领事馆。而另一洩密者曼宁，因为向维基解密提供70万份以上的机密文件，被美国政府拘禁接近三年，期间受尽酷刑，今个月才受审。美国政府打著“人权”的 旗号，但一旦言论自由威胁到统治菁英的利益，就会如中共独裁一样疯狂打压。正如金培力在《南华早报》(6月5日)指：“中美不仅在经济上愈趋睇齐，两国对 真相的诠释权和对资讯的控制力亦愈来愈近似。” 美国政府声称保护全球的民主权利，事实上其最重视的是企业的利润。此外，近年美国政府通过不民主的法案，限制网路自由，因而激起群众抗议。斯诺登事件证 明，美国政府将“民主”作为政治武器，向中共独裁施压，为的是本国资本家的利益。民主权利、私隐权利、免受政治打压的权利，并不是靠帝国主义政府赐予，而 是透过群众斗争赢回来的！ 倡议“占领中环”的戴耀庭讲过，香港的民主要符合“西方标准”。斯诺登事件正是一幅讽刺的写照，揭示1%的统 治阶级不民主地控制著美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群众不去抗争，不去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我们的权利就会被统治者不断侵蚀。“社会主义行动”支持为 全面民主权利而斗争，我们警告，资本菁英会竭力阻止我们，因此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确保稳固的民主。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保护斯诺登行动： 反对引渡斯诺登，要求其政治难民身分 学民政改方案妥协 引起成员退出潮 “学民思潮”最近公布政改方案的立场，建议立法会选举将地区直选比例增至六成，即承认保留功能组别，直至2020年才全面废除。此外，“学民思潮” 又提出2017普选行政长官，并由全港选民组成提名委员会。这实际上与循序渐进的路线自相矛盾，因为在北京的普选（即基本法）架框下，根本不可能开放提委 会让全民提名。 虽然“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强调，方案在成员全数赞成下通过，但不幸地，政改方案公布后，其妥协的立场激起成员不满，近日不少更纷纷退出组织，促成近来反对派组织的再一次分裂。 正如我们一贯指出，“学民思潮”的领导人物不过是温和泛民的一块年青面纱，掩饰泛民老政客的陈腐守旧。民主党的妥协立场令其近年进退维谷，恰巧学民推出政改方案后，亦陷入同样窘境。 学民发言人张秀贤在《NOW TV》节目“时事全方位”时表示：“学民思潮现时十分尴尬，因为他们在被人骂保守的同时，亦被人视作激进。”所指被视作“激进”，不过是建制派的舆论攻击。 “学民思潮”领导层妥协素有前科。在反国教运动时，学民领导层依循教协的妥协路线，拒绝尝试号召全港罢课运动，最终在反国教大联盟的小圈子领导下，突然解散运动，连不少学民成员事前亦矇在鼓里。由于抗争的不彻底，不少国民教育中心继续营运，梁振英的洗脑计划将会死灰复燃。 从这事件可见，亟需战斗性的、具民主架构的青年学生组织。社会主义行动会与任何真诚的力量共同奋斗，包括对“学民思潮”幻想破灭的前成员，去建立这个运动。 香港：43万人七一上街 今天是香港主权由英殖政府移交至中共独裁的16周年。自从2003年，50万人七一上街后，七一变成群众表达不满的抗议日。今年是2003年大游行的十周年，在三号台风和滂沱大雨下，在香港的群众坚持上街。主办单位“民间人权阵线”宣布，有43万人参与游行，而警方数字则只有6万。如此众多的游行人数是反映群众不满的指标。建制派势力为了降低游行人数，斥资巨额大搞维稳音乐骚和购物优惠，但都无功而还。然而，中共的喉舌《环球时报》将游行贬低为“新传统节目”，是港人撒娇的好机会，摆出无视群众对民主权利和社会公义的诉求。统治菁英和梁振英政府拒绝改变，将会继续累积民愤。 “梁振英下台”的口号在人群中响彻天际。去年梁振英上任时，40万人要求他下台。在过去一年，由反洗脑国民教育的群众斗争，到警察镇压社运分子，到逐一打破选举承诺，令政府的信任度跌至谷底。有谣言指出中共正在讨论“B计划”，在梁振英完成任期前将他撤换，因为他的不受欢迎会令政府更难在普选问题上蒙骗群众。政府几名局长相继爆出丑闻，有些甚至被迫下台。前发展局局长麦齐光去年上任12天后，被揭发骗取租金津贴而被辞职，在七一的一星期前，法院更裁定他有罪，令他成为主权移交以来最高级的犯罪官员。 参与游行的团体包括温和泛民（例如民主党和公民党）、较激进的社民连和人民力量，还有从人力分裂出来的普罗政治学苑。很多细小的民间团体和政治组织也有参加。社会主义行动在铜锣湾及湾仔摆设街站，提出“梁振英立即下台”、“废除外判制”、“民主公营企业”、“占领中环 罢工罢课”的口号。 占中集会 今天游行的终点改为中环遮打花园，作为“占中预演争取民主”的象征。从“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团体筹得80万元，可见明年占中的方案受到很多普通民众（尤其是年青人）的欢迎。人民更有决心争取民主、反对现存制度，一方面是好事，但不幸占中领袖没有表现出真正斗争的决心和意愿。占中三子在集会中的发言，强调需要“爱与和平”，而没有提及所需的战略和策略去打倒中共独裁。 七一的集会令现实与理想的隙缝更明显，令很多有意识的青年失望。根据《苹果日报》的调查，6成受访的游行人士表示会参与占中，而7成更支持罢工和罢课去争取真普选。群众特别是青年似乎比起占中运动的资产阶级领袖更有决心、更激进。社会主义行动是目前唯一清晰宣传推动罢工罢课的组织，在支持占领行动作为开始的同时，解决民主斗争需要更果断的方法和战斗性的诉求。 可见，现在存在巨大的政治真空。有决心的战士（特别是工人和穷人）尚未足够地组织起来，争夺民主运动的领导权，相反政治上既软弱又无经验的资产阶级明星突然跑到镜头面前，获得短暂的人气。在未来争取真民主、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里，亟需一支以战斗性工人和穷人为基础、并以社会主义纲领武装起来的左翼力量。 学校转直资：埋下拉阔贫富悬殊的种子 最近多间传统名校，如圣士堤反女子中学及其附属小学、圣保禄中学等相继转为直资学校。在中西区内的12所津贴中学里，已有3所转为直资。直资制度的支持者声称这可令学校享有收生自由、财政独立、课程自决等“优势”，说穿了，这不过是方便学校筛选有钱学生入读的途径。但是，追捧直资制的名校往往会把学费提升。有统计显示，2012-2013年，在61所的直资学校里，有近4成的全年学费高达2万元以上。面对教育商品化，贫穷的基层巿民奈何丧失更好的教育机会，毕业后在职场上吃亏，造成隔代贫穷，这是公平和教育的本义吗? 直资制始于1998年，现时直资学额占总学额的12.3%。名校相继拥抱直资制，其中一个原因是学校可以自行弥定学费，如圣保罗男女中学及圣士堤反书院的学费高达每年5万元或以上，让教育进一步进入市场制度，集中为富人服务而牟利。教育局长吴克俭指，超过三成的直资学院学费是每年5千元以下，但根据中大香港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曾荣光指出，单单是2002年由传统津校转直资的12所学校，他们的平均学费已是3万多元了，所以这直资趋势和学费加价风潮绝对不容忽视。在喇沙书院升读中五的Derek同学也表示，自己本身是中产家产出身，家庭支出也是颇大，而因为现时学校仍是津贴学校，所以只需支付每年300元的堂费和书簿费，但如果转为直资模式后，相信家里也不能支付起学费。而对于直资制度，他则表示这是对经济有困难的学生十分不公平。 审计署揭露直资监管不足 现时有规定直资学校要提供至少1成学费收入作为助学金以纾解基层家庭在学费上的压力。但是，在2010年审计报告揭发有22间直资学校助学金拨款不足，直资学校更使用捐款作为那1成的助学金，这揭露教育局的监管不力，有法不依。巿场化做就直资学校财政自主的能力，而家长热捧直资制度同时，兆基创意书院校监黄英琦却撰文指，直资制削弱平等教育机会，原因是直资学校拥有收生自由的权利，它们可以跳过中央派位机制收取学生，令经济困难的优异生失去入读名校的机会。 教资会腐败 教学经费被操控 当高中受到直资制度的张牙舞爪的同时，大学教育模式也在官僚之风下被一一整顿。教资会(UGC)和大学学术研究发展关系密切。教资会负责管理大学资源经费分配。可是实际上，教资会成员却是由行政长官委任，在没有民主的管理架构之下，权力倾侧于行政长官，令他可以操纵各大学的校监人选、校董会成员，令教育资源调配更切合搞“教育产业”的资本家所需。 大学的学术自由也响起警号。如在最近4月时，在反对声之下，梁振英硬推行政会议成员、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上任的教资会委员，引起学界人心惶惶。张志刚曾公开表明支持国民教育，又撰文批评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特首民望调查混肴视听，都显出其听命于梁振英和中央的号令。此外，曾经支持廿三条立法和国民教育的“梁粉”，准备九月上任为岭南大学的新校长 － 郑国汉，激发起200多名岭大学生在6月17日的假谘询会上示威。岭大学生不排除在九月发动罢课抗争，要求由学生选出校长的声音开始响起。 在2011年，教资会更推行学额回拨机制，要求八大资助学院拨出百分之六学额重新竞逐，令院校为了争回学额数目而加大竞争，机制欠缺透明度之余，亦令院校为取悦教资会，开设迎合巿场的课程，令冷门的科目更被边缘化。在互相竞争之下，大学管理层和教授的精力转向研究经费数量的竞争，而不是研究本身学术的需要和价值，令教育加速地配合官僚背后的利益整治手段。 教师不再中产 政府津贴成泡影 教师一向被视为中产工人，但最近“香港女教师协会”一项调查发现，在761名教师中，约三成受访教师没有自己的物业，加上合约教师前景难料，而政府也一直对教师的津贴辅助不足，令教师士气低落，而正直暑假来临，有6成教师也表示暑期内充斥补课、当值等工作，长远令教学质素受影响。在以利润为依归的巿场经济下，工人阶级被压迫的情况不断恶化，社会只有透过真正的民主规划，消除政府以至财团对工人的劳役，才可真正改善教学质素。 社会主义行动坚决表示： 1. 大幅度投放教育资源，人人享有教育福利 2. 教育全面公营化，反对商品化教育 3. 由学生、家长和教职人员民主决策教育制度，民主管理教育机构，享有独立自主，拒绝背后独裁及商业制 声援林慧思老师 抵抗建制组织打压言论自由！ 小学教师林慧思因不满亲政府组织“青年关爱协会”骚扰法轮功街站，以及警方执法不公。被指“粗言秽语”谩骂，其影片被剪辑上传上网。顿时引起建制团体群起围攻，先是于网上制造舆论，将“粗言秽语”放大成焦点，并向林老师所属学校投诉要求将其撤职，更于八月四日动员游行“支持警察执法”。如此谎谬的集会引发普通民众的愤怒，并自发动员反游行，使得当天双方一共有三千人在旺角街头对垒。整个事件可以看到亲北京团体的组织本质，其甚嚣尘上的流氓手法，是政府当局打压反对声音日趋猖獗的表现。 事件的起因源于七月十四日，法轮功团体如常于旺角行人专用区摆设街站，和平抗议中共打压以及一党专政，并宣传自己的宗教观点。期间，青关协成员带同标语横额，包围并阻挡法轮功的摊位，引发许多在旁路过市民的不满。及后，警察到场封锁该区，但并未阻止青关会对法轮功的骚扰行为。警察的纵容与青关协的野蛮行为引发民众愤怒，许多途人开始斥责抗议，林慧思老师亦是其中一人。最终，青关协成员在群众的叫骂声下落荒而逃。 过后，有人将事件的录像剪辑上载网上，删除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只突出林老师用“what the fuck”斥责警察不公的片段。亲北京的所谓爱国团体（“香港家长联会”、“爱护香港力量”、“爱港之声”、“青年关爱协会”等）乘机藉此攻击林老师，将焦点完全摆在“粗口”上面，指其言行失德，辱骂执法警方，并公开支持警方执法。而代表警察上层的“警察员佐级协会”更发出声明谴责老师“侮辱”警员。及后虽然林老师就失言道歉，但“香港家长联会”不断写信要求校方开除老师，更动员集会支持警方。这完全是毫无掩饰地为政府与国家机器站台的行为！ 事实上， 这几个团体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以流氓手法打压其他团体的民主权利。“青年关爱协会”长年骚扰法轮功，典型的手法就是直接用巨大横额遮掩及包围法轮功的街站，阻止其和平宣传。而“爱护香港力量”早前亦闯入“占领中环”的论坛叫嚣，以图破坏会议的进行，其成员亦曾在游行期间袭击记者。社会主义行动在5月19日的旺角宣传街站，亦曾经遭到“爱港之声”成员的骚扰，拍跌我们成员手上的电话，并将其推跌在摺台上。显然，他们已经熟练地运动流氓般的暴力手法来打压异己声音。 虽然挂著“民间”名义，这些名称挂羊头卖狗肉的组织实际上也与中共专制、官方建制党派，或资本家们有著直接或间接关系。“爱港之声”的召集人高达斌是新民党员， 而“爱港力”的陈静心早前亦被揭发与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志祥在深圳密会。而所谓“香港家长联会”只不过是建制派控制的空壳机构，其主席李偲嫣被揭发受聘于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梁美芬之下。早在去年激进民主派因反对长者津贴的入息审查而发起议会“拉布”战时，这些建制团体发起“反拉布”集会游行支持政府， 参与者后来被揭发是日薪300元雇用来的，当中许多人都是流氓，亦发生辱骂，袭击徒人的情况。说穿了，这些建制组织就是中共专制，特区政府与资本家的雇佣兵！ 这是个令人担忧的情况，使用暴力手段打压群众民主运动，并煽动极端的爱国主义，是极右势力的一贯手法。虽然将香港的爱国极右势力称为法西斯，实为言之过早，但如果这些组织继续激进化，脱离政府控制，是有可能演变成法西斯主义组织的。在日本，极右在七十年代 重新活跃。其组成背后获得右翼政客及财阀支持，通过黑帮聘用打手来执行暴力手段，一般包括围攻、滋扰、恐吓等行为。这些团体嘴上挂著民族主义和国族主义，实际上是要用暴力去威吓和打压社会上的民主进运动与工人斗争。而极右团体因勾结政客，因此其暴力威吓手段亦往往得到警察包庇。希腊的警方被揭发与金色黎明成员勾结，打击外来移民社区。 事件中，警察执法显然纵容青关协的流氓行为，才会惹起林老师与一众徒人的愤怒斥骂。而“警察员佐级协会”的声明，和休假警司刘达强在八月四日的集会中为建制派站台，赤裸裸地看到警察并不是中立的，而是站在政府一方，与建制组织互相勾结。社会主义者指出，警察从来并不是中立的，随著群众斗争走向激进的局面，警察为资本家犬马的角色，将会更暴露出来。 自梁振英上台后，警察打压不断升级，这些亲建制的团体如今亦变的嚣张起来。今天林老师的事件再一次警惕著香港的群众，统治精英正朝著更专制更右翼的方向前进。社会主义者虽然不认同法轮功的政治和宗教立场，但我们捍卫一切组织的民主权利，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等。政府借助极右势力打击反对声音，可见群众斗争已经进入更激烈的阶段，我们必须组织起来，严阵以待。 访问何生：码头罢工过后，生活怎样？ “半杯水的胜利”蒸发了 记者：左仁（社会主义行动） 受访者：何生（码头罢工工人）、谭生（电话访问、码头罢工工人） 何生是今年码头罢工工人之一，在罢工的四十天，看穿了公司如何看待员工，亦不见公司日后会有什麽重大改变，唯有转行至建筑地盘业。罢工完结后，何生考获了地盘铲车的驾驶牌照，唯目前尚未找到相关职位，因此先任职杂项工人，在港铁车厂外判的一间上市承办商上班。八月十一日下午六时，我与何生会面，谈谈近况。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他皮肤变得黑黝黝，身体也消瘦了。何生新工的日薪为$530，早上八时上班，下午六时收工，六天工作，星期日休息。“新工的好处，在不用上夜晚，星期日可以休息，可以有些社交生活。” 八月天气酷热，何生每天都大汗淋漓，苦不堪言。“不戴手套的话，泥铲的手柄是辣手的！”休息室只是一隻货柜，没有冷气风扇，只有一堆杂物，一扇小窗子，空气不流通。“有天，我午饭后在休息室内睡一睡，汗一直在滴。” 地盘的工作环境恶劣，工作设备和指引严重不足。何生干了一星期多，发了工作安全大有问题，担心其他新入行的工友稍有疏忽，会危及生命安全，他希望工友加以警惕，安全至上。 何生板著脸地说：“地盘的工作安全有很多甩漏，安全措施、装备都不足，跟码头差不多。新人没有上头带领，对初入地盘的新人，是比较危险的。”他续说道，“第一天，居然要我在休息室100米之外，独自工作，中间又有杂草遮挡，上头多个小时不在，什麽都无安排，联络电话也没有。” 工作与工具不配合，上头要何生拆除铁丝网的焊接位，但没有磨机，只有鎚和凿可以用。“看下去没有什麽问题，但铁粉可以飞入眼睛，非常危险。”地盘的工作环境比码头更为危险，因为工场都是临时搭起的。 “这职位是卑微的，但我想考验自己，阿头的指示我都服从。”每次谈起工作经历，何生如数家珍，常常强调不要计较小得小失，应该尽力去干，但他不会盲从老闆。记得有次，他谈及多年前搬火水罐的经历，为了保护双手多带一对手套，老闆却怪责他浪费物资。“我保护好自己的手，都是为了搬多几罐呀，他却来跟我计较，这老闆跟不过！”他当时立即辞职了。 在地盘，上头在何生心目中也是差不多。开始上班头几天，判头呼喝道：“（上头）巡得好密的，不要‘蛇王’呀！”何生既是愤愤不平，又以严正的态度批判，说：“一睇就知这个阿头无料到！这天气，如果太辛苦，有需要休息，难道不停一下吗？工作表现不是一时一刻的，做阿头要懂得判断伙记的状态。” 其他工友有不满吗？“全部都很不满，但只会埋怨，不敢出声。”何生未知会否长做这份工，但已成为了职工盟地盘建筑工会的理事。“建筑行业的职位比码头更散，一重判一重，工人很少接触争取权益的事。要在他们身上灌输概念，带给他们一些成功的例子，思想上打好基础。当有事杀到埋身时，有个工友代表可以聚集大家在一起。” 谈及码头的近况，何生自己也不太清楚，立即帮忙联络另一位码头罢工工友谭生，做一个电话访问。 谭生说：“判头名义上说加9.8%，但就如培记，根本加不到9.8%。” “现在，有15分钟的食饭时间，有饭钟钱的，总算不用边工作边吃饭，但还是很仓卒，而且还是用绳子把饭盒吊上去，在吊机内进食。机手可以选择一小时午膳时间，但没有饭钟钱。” “机手是可以要求地勤用车接送去厕所的，但地勤很多时有事在身，至少也要等五分钟，因此机手很多时还是在吊机内解决。” “塔机手有40人左右返到码头工作，但HIT从其他码头（例如MTL）聘请机手，都不想找回我们。一些在罢工期间抛头露面的，也被列入黑名单。” 正如社会主义行动所言，“半杯水的胜利”蒸发了，罢工展现了工人的斗争精神，但与胜利相距甚远。对未来再罢工抗争，还有信心吗？何生淡然回答：“我不能答你有无赢的信心，但这运动是大家的一种团结，保障工人的一种做法，要做就做。” 有了罢工的经验，何生有信心未来可以助一臂之力。“纪律要明确，工人代表与工友商讨后的决定，应该在大会一起讲、一起听，决定后人人遵守。”何生忆起，上次罢工时，消息发布比较分散，很多时工人自发进行小组讨论，商讨的集体性不足够。此外，何生认为，要培养工人集体纪律的意识，有事宣布时，大会要集中精神去听，去想，每个工人都应有规定时间留守码头或中环。 列宁说过，罢工是工人阶级“战争的学校”。从码头罢工经验裡，何生学习到工人斗争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铁的纪律、集体商讨、一致行动。记得罢工期间，我跟何生略谈过俄国革命史，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当家作主。访问完结后，我送了何生一件托洛斯基的红色T-shirt，以作战衣，何生说：“红色很有革命的味道。” 香港：抗议埃及军方血腥镇压 八月十六日（星期五）早上十一时，社会民主连线举办到埃及领事馆的抗议，反对军方政权屠杀数以百计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社会主义行动亦有到场参与，高呼“反对血腥镇压”、“埃及工人独立斗争”、“打倒军方、穆兄会”的口号。 埃及军政府却在8月14日以装甲车，堆土机，真枪实弹大规模血腥屠杀穆兄会支持者，最后导致超过2千死亡，1万多人受伤。穆兄会支持者对军方政权并无构成即时威胁，可见屠杀的目的是为了展示军队的实力。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埃及军方镇压任何政见的阵营，因为加强专制暴力最终的伤害是工人阶级。军方政府现在把反对2011年革命的政客安插在各省政府，并利用官方工会煽动支持军政府的游行，同时竭制罢工。 穆尔西绝对不是站在人民一方，社会主义者不会站在军方或穆兄会任何一方的阵营。埃及2012年的示威次数为3,400次，是过往13年任何一年的5倍，其中有2/3是在穆尔西六月上台后发生的。穆尔西镇压示威、罢工和占领的力度与穆巴拉克时期并无分别。 现时，穆兄会将会利用军方的镇压，包装自己为亲民主的受害者，并煽动伊斯兰宗派分裂的情绪，攻击被视为拥护军方的基督教派系，以收割政治上的优势。伊兰斯教派的反动思想亦增加了开罗广场的性暴力事件，军方甚至对强奸受害者进行“处女验身”。极右的伊斯兰派光明党亦企图在反对运动中获得增长。 只有透过团结工人阶级的斗争，跨越不同的宗派团结起来，才可以打倒军方的残暴统治，并带来真正的清除埃及代表资本主义的旧政权。 香港：林慧思不满校方屈服 必须加强声援行动 对林慧思一人的攻击，是对整个民主斗争的伤害 宝血会培灵学校于今天发表声明，内容单方面指责林慧思的个人操守，并指会给予“适当处分”，却只字不提事件背后的根源：青关会打压言论自由、梁振英动员流氓势力、警察纵容暴力，显然屈服于政府底下的政治压力。林慧思亦公开表示不满学校的声明。 建制派目前的攻击只是开始，之后必然继续穷追猛打。两星期前的天水围论坛，梁振英高调要求教育局就林慧思事件提交报告；警方重案组高调调查林慧思“阻差办工”；组织反林集会的“香港行动”更准备在九月开学日动员“林慧思下台日”。建制派一旦加大施压，校方将会进一步屈服，令林老师有可能教席不保。这场抗争是民主运动中重要的一役，绝对不能逃避。 建制派的打压激起了普遍民众的愤怒。 “社会主义行动”一星期以来举办多次声援林慧思的街站，得到大批路过民众支持，总共收集到2千多个签名。动员支持林慧思将会得到庞大的群众支持。 以民主党和公民党为首的妥协民主派，在声援林慧思的立场上避重就轻，立场模糊不清。民主党政客控制的教协亦立场软弱，表示“尊重学校处分林慧思决定，希望事件可以告一段落。”对这群绅士淑女来说，粗言秽语乃“敏感话题”，可以盖过言论自由的民主大义！ 建制派不会就此罢休，对林慧思一人的攻击，是对整个民主斗争的伤害。任何真正支持民主的团体和人士，必须支持公开的反击，以街站、集会、游行以至动员罢课的手段，建立捍卫林慧思的运动，要求校方撤回声明，保卫林老师的教职，揭破政府、警察与爱国流氓组织的暴行。 香港：高铁地盘工人罢工一天现已答应复工 葵涌石荫昌荣路的200多名高铁地盘工人今早发动罢工，导火线是承建商礼顿建筑今早的通告，宣布工人迟到五分钟将扣减半小时工资，迟到十五分钟或早退，则要扣减一小时工资。 工人曾经发动签名行动，投诉工作环境差劣，却没有得到资方回应，终于要发动罢工抗争。约200名日更工人参加罢工，地盘工程全面瘫痪一天。地盘早晚更分别约有200名直属工人，另外约有150名外判工。早更公司工罢工一天，约150名外判工虽然没有留守罢工现场，但亦停工一天。到晚上，工会与资方达成协议后，夜更工人已经复工。 今次罢工迫使资方立即作出让步，可见工人抗争的力量。虽然罢工时间短促，但罢工工人均为承办商直接聘用，有更大团结斗争的潜力。不少工人在首天罢工就付出会费加入工会，是罢工工人之决心的证明之一。 这地盘工种超过20个，包括泥水工、钉板（木工）、扎铁工、爆破工、运石司机、督导员等。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南亚裔的工人，包括巴基斯坦、印尼、尼泊尔等。公司工工时为12小时，视乎工种，每月底薪为$400-600左右。 底薪主要分三级（九小时）： 杂工－$400/ 9小时 罢工工人的主要诉求： 取消迟到克扣工资 工作威胁安全，损害健康 大部分工人在地底隧道长时间工作，温度高达摄氏40度，而且通风设备严重缺乏，空气极度污浊。工人表示，进入隧道必须配戴口罩，但十分钟内便会变黑，每天至少要更换十多个，因此对于公司强迫在地底午膳，深感愤怒。工友阿豪怒斥：“现时还要求我们十二小时不见天日，在隧道里吃饭，饭盒十分钟已经变黑和湿晒，点接受？” 爆破工程进行时，地盘工人不被允许离开隧道，工人即使带著耳塞，也要受五雷轰顶之罪，而且要吸入爆破后的烟尘和石粉，危害呼吸系统的健康。很多时工人感到难以呼吸、心短加速，前两天才有两个工友缺氧晕倒。更严重的是，泥沙走入眼睛，会割伤眼角膜，因此地盘工人容易老花。清石时又可能有石头跌下，非常危险。 此外，地盘工人喝的是“环保水”，即用废水简单过滤后用来饮用。周生愤怒地说：“空气差、水质差！老了后，后遗症就会出来，血管病、脑退化、肺尘病甚至肺癌。” 公司对员工的安全都是苟且了事。阿豪说：“之前在隧道，晕过很多人，多到数不到。如果我们不舒服想上去（地面），也不能自行离开，要公司‘安全部’人员下来批准才可以。” 前地盘工人才哥表示，工伤次数多不胜数，但公司不会公布。 “公司会在病假里给你工资，以避免公布工伤，工人的后遗症也可以不管。一出事，公司要掩盖事件，只会打给救护车，或用私家车直接送入医院，不会打九九九。” 外判制分化同工不同酬 上个月，公司突然聘请150名外判工（称为“代工”），现时另外还有50多名外判工正在受训，工资比公司工更高，工时却较短。烧焊工人孙先生指，这是利诱并分化工人的手段，公司想解雇公司工，用外判工代替，令工作零散化，日后更易打击工人。 以杂项工人为例，公司工每日底薪为$400多元，但外判工却高达$1,300元。工友来哥任职信号员，俗称“力架”，是公司工，负责指挥吊运，工时为12小时，人工只有$900；但外判“力架”工时为10小时，工资却有$1,700。 从码头工人、屈臣氏送水工人到地盘工人，外判制度都是剥削的罪魁祸首。 女工权利受压 地盘也有少部分女工，工作是“打交通”，即督导和指挥，没有男地盘工人般体力劳动，但环境同样恶劣。一位女工辛酸地说：“你看（她把手掌摊开让记者看），手指罉全部都长了湿疹，我的胸口也是一样。汗一直长时间腌著，非常痕痒。” 女工放工后还要照顾家庭，但公司想通过新条例，延迟下班时间，由过往的六时左右延至七时十五分。 “现在规定，离开隧道的时间是七时十五分！”从隧道离开，还要洗澡换衣服，离开地盘时已经八时。 “我家在上水，回到家已经九时；煮好饭给子女时已经十时了！” 地底隧道没有女厕，只有流动厕所，卫生极度恶劣。 “打开门连早餐也想吐出来！我们是女性，每月不方便时怎办？” “我从来不会在下面解决，每天只有早上一次，午饭时间一次，下班一次。现在连午饭时间也要在下面，我不能再接受了。” 谈判结果 晚上，八名工头作为谈判代表，与资方达成协议，工人已经准备复工。资方承诺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气质素，及设置冷气货柜让工人休息，而工人毋须在地底隧道内用膳。但改善空气质素的实质方案却未有谈好，而加薪的诉求亦落空。 码头罢工展示了香港工人斗争的新一页，虽然只有“半杯水”的胜利，但工人阶级逐步认清自己的力量，造就了今次地盘业劳资的短兵相接。如果职工盟希望建立具战斗力的工会斗争，对抗腐败官僚的工联会，需要以民主的方式组织工人，让工人集体决定协议，提供罢工抗争的策略。可惜，从码头罢工到地盘工人罢工，让工人民主决策及发声的平台始终欠奉。 虽然今次罢工事件告一段落，但工人长远的工作条件尚未得到解决，包括公司有可能预谋解雇公司工，以外判工取而代之。目前外判工待遇反而较为优厚，但这只是资方利诱分化的手段。 此外，政府有计划以输入外劳为手段，分化本劳与外劳，压低工资成本，甚至造成更大“反内地人”的族群情绪。工人斗争需要以坚定的政治路线避免工人堕入狭隘本土利益的陷阱，团结本劳外劳的斗争，共同反对资本家的剥削。 抗议教育局政治迫害声援林慧思老师 社会主义行动与社会民主连线约十五人，于昨日中午游行到湾仔的教育局办事处，抗议教育局向培灵学校施加压力，迫使校方提交立场偏颇的报告。社会主义行动携同过去一星期“声援林慧思”街站所收集到数千个市民的签名，表达对林慧思老师的支持。 林慧思老师仗义执言，捍卫言论自由，反对警察偏袒建制流氓组织，是为教师的典范，却因讲粗口而遭到建制阵营无限上纲，进行政治迫害。培灵校董局早前突然发表偏颇的声明指责林慧思，而吴克俭于期后称赞培灵校董会“客观”、“专业”，教育局实有向培灵校方施压之嫌。林慧思一人受害，将是对整个民主运动的打击，任何真正支持民主的组织和人士，都必须公开以行动支持林慧思。 反国教占领政总一周年 又踏入九月，标志著反国民教育的抗争高潮过去一周年。去年七一，梁振英正式上台就任特首，随即进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推广，并试图在三年内于全港小学强制推行。 国 民教育科以国族主义与吹捧中共专制来煽动学生“爱国爱党”情绪，当中有材料更提出中共乃“进步、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云云，以此来强迫学生对国家有自豪 感和感恩之情，扼杀学生的言论及思考自由，其目的不过是要为独裁者培养毫不反抗的“顺民”以巩固其统治。由此掀起一个夏季的反国教群众斗争。 从 九万人参与七二九反国教大游行，到由八月底三名学民思潮学生绝食所出发的连续九天占领政府总部的运动，高峰时期有多达十二万人参与。然而，在运动被认为所 向无敌之际，占领行动竟然在未有赢得彻底胜利之前自我瓦解！最终政府免于完全撤回国民教育，所谓的让步不过是将计画变成“学校自愿推行”，实际上某部分小 学以至中学已经在本年度自行推行国民教育，此外政府仍能透过中文科、中史科、交流团等隐性途径植入“洗脑”教育，已经有新版教科书的内容被指煽动“爱国情 怀”。如此强大的群众运动，最终却未能赢得胜利，因此我们必须要再次总结其经验教训，为未来更激烈广泛的斗争作好准备。 1. 需要连结起更广泛的议题与行动升级 反 国教的占领政总的运动一开始就打著单一的旗号，只针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议题。运动期间，主办的反国教大联盟竭力将运动去政治化。曾经有学生将“民主女神 像”带到占领现场，象征反国教的运动与民主运动互相连结，却即时遭到主办者及学民思潮割席，表示运动只反对国民教育，并不关系到反对不民主政府以及中共独 裁。 这实际上是个反智的行为。明显地，国民教育科的落实作为梁振英政府上台“四大政治任务”之一，背后亦是中共企图将大陆的“洗脑”教育 输出香港，以奴化新一代的民主抗争意识。这就代表争议并不能与小选子特首，与及中共一党专制切开。反国教运动本身就是在挑战政府与中共的独裁，这是无法逃 避的现实！然而反国教运动所奉行的这种“单纯议题”手法，不仅无助民众了解真相、提升斗争意识，更不过是右翼泛民领导为向政府妥协、出卖运动，所留有的一 条后路而已。 同样地，占领行动虽然动员大量准备好战斗的群众，但是主办者却放弃一切提升斗争的策略。斗争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与统治阶级的力 量对比，计划、策略、行动升级等议题尤其重要，将会决定运动的成败，理应推动全部参与的讨论。相反地，占领晚会只有“学民思潮”等组织的煽情演出，并以音 乐晚会掩盖政治讨论，从不讨论抗争运动的计画与策略，占领十天连一张讨论运动前路的传单都没有！这正好是运动领导“去政治化”的计画，让运动牢牢控制在不 愿彻底抗争的人手中。 社 会主义行动在去年七月反国教运动之始已经提出要扩大运动、发动罢课才能完全击倒国民教育，并且发起“全港大罢课行动”的抗争，得到超过四万名市民联署支 持。我们于八月发起到“民间对反国民教育大联盟”之一的教协总部门外请愿，展出街头所得的市民签名，呼吁发动全港一天大罢课来反抗国民教育。在占领运动期 间，我们倡议罢课的传单就如火种，看过的人群不时叫出“罢课”的口号，但却没有得到大会的回应。显然民众的意识与意志已经超出主办者的层次。 及后虽然专上学生联会在九月十一日发动大专生罢课，但是反国民教育大联盟却“先发制人”地于九月九日凌晨解散占领运动，直接导致反国教运动夭折。 2. 不要相信右翼泛民 以 民主党为首的泛民右翼政客早在2010年反对五区公投，并与中共妥协支持政改时露出了背叛民众的狐狸尾巴。然而，去年反国教运动的领导权却又一次地落入右 翼泛民手中。“民间对反国民教育大联盟”由学民思潮、反国教家长关注组以及教协主导。学民思潮的学生在运动初期的确摆出了战斗的决心，但组织的领导层却与 官僚的教协的官僚愈走愈近。运动方向的决定者是教协和中间派的社运分子，学生们不过成了民主党政客的公关外衣而已。 因此，占领运动的局限 性，包括上文所提到运动的“去政治化”以及后来的腰斩，都由此起。值得留意的是，反国教大联盟声称解散运动的原因是政府有所让步，以及学民思潮的学生感到 疲累，“再占领下去也是徒劳无功”。但正如前文提到，所为的让步并不是真正的让步，甚至在结束占领后，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与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召集人陈 惜姿都表示“因政府未有撤回课程指引，故抗争仍会继续”，此言犹如自打嘴巴一样！又或学民思潮的学生真的感到疲累，但是反国教运动已经吸引了数以十万计的 市民参与，实质上是个全民运动，若学生感到疲累大可以预先公开向在场参与群众提出，相信会有更多的民众团体愿意接力斗争，让运动成为真正由群众参与的民主 斗争。如果占领下去也是徒劳无功，大会不是应该将行动升级，号召罢课抗争，彻底击倒国教吗？罢课会是斗争的新阶段，群众运动是不退则进、不进则退的。当大 联盟害怕将斗争升级时，就只有解散运动。 而大会选择在凌晨两时宣布解散占领，就如“政变”一样，是在趁民众回家的时候作出的反民主决定！ 背后主导运动的教协与泛民右翼，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与政府妥协，避免在立法会选举前与政府有“过激”的冲突。显然，对他们来说，选票与议席远比实际抗争胜利 重要！因此在斗争中，往往向运动自身的泛民右翼作出斗争，是与向统治阶级作出抗争同等重要。 3. 民主运动自身也需要民主化，应让各不同团体参与并表述自己立场 民主党与泛民右翼为了控制运动，必然地会不民主地进行决策，并尽可能排除其他提出不同立场的团体参与。 去 年成立的“全港大罢课行动”，旨在于反国教运动中推动全港一天总罢课的斗争策略，用以彻底击败国民教育科。反国教运动既然是属于群众的斗争，理应不属于个 别团体的私有活动，而该开放予所有意见参加。但是反国民教育大联盟却多次拒绝全港大罢课加入联盟的申请，更企图抹黑全港大罢课在政总的宣传街站，冠上“冒 认学民思潮”、“骑劫运动”等莫须有的罪名。学民思潮甚至指在政总派发传单、收集签名的团体是“外来团体”。 一 场社会斗争的成功，在于鼓动及凝聚尽可能多的群众的意志，与统治阶级进行对抗。运动自身的民主程度将决定群众斗争的力量，这代表了恒常让参与民众讨论运动 的目标和策略、选举抗争的领导层、容许不同意见的团体进行就不同议题的公开辩论等。而去年反国教占领行动恰恰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被动员出来的群众只是被 邀请参与音乐嘉年华会，实际抗争的决策与工作则垄断在少数未被民主授权的泛民右翼领导手中，全港大罢课行动等的其他组织则被排除在运动外。 民主并不仅是普选制度，更重要的是群众在斗争过程中所获得的民主传统。而这些都是只能透过民主运动自身的实际民主经验中累积而成的。在未来“占领中环”以及其他的民主斗争中，去年反国教占领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必然会再一次影响著群众斗争的成败。 压榨・镇压・掠夺・愚化: 雀巢公司简史 正 如英国学者Tom Standage于其著书《An Edible History of Humanity》中所言，于现代，食物不再单纯是一种用以维生、果腹，或满足食欲的物品，它更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在最近一波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 下，跨国企业的垄断达至史无前例的水平，无孔不入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 雀巢公司于1866年于瑞士成立，早于20世纪初即成为当时食品巨擘之一。今天，从咖啡到雪条，我们每天也食用或饮用了不少雀巢公司的产品，雀巢似乎与现代人生活不能脱轨。但雀巢的成功是建基于何物的？还是逃不开全球剥削、跨国抢掠和蒙骗大众。 压榨 赤 贫国家埃塞俄比亚（下称埃国）是雀巢公司旗下的雀巢咖啡的咖啡豆重点生产国。这个贫穷的东非国家经历了多年战乱，百废待兴，但现在却毫无寸进，除了政府的 官僚架构外，也“多亏”了雀巢公司不少。自90年代埃国，斯大林主义政府倒台，重新对外开放时，吸引了一直觊觎这个传统咖啡大国的跨国企业注资埃国，当中 包括了雀巢咖啡。雀巢与其他咖啡业巨擘合作垄断埃国的咖啡豆出口市场，并把咖啡豆价格不断压低，务求达至利润最大化。 每天早上的纽约期货 交易所内，来自不同咖啡公司的交易员不断嘶叫著杀低喊价。每一声，便抹杀了一群埃国咖啡农的未来。据统计，于2002年，埃国咖啡豆的价格只有1960年 的1/4；于2007年，每公斤的咖啡豆由3美金被压低至0.86美分，令埃国这个赤贫国家每年损失近8.2亿美金。这笔资金，已可于当地兴建2000所 小学，开展扫盲政策。令人咋舌的是，这些由埃国咖啡农以贱价出售予雀巢及其他跨国企业的咖啡豆，到了英伦半岛，竟可以188倍的价钱出售，成为中产家庭或 是富有人家的“杯中物”。 雀巢公司与它的垄断伙伴掌控著埃国的咖啡豆出口市场，令埃国人民生活水平裹足不前，无法脱贫。在一股抗议声中， 雀巢在2006年已开设了所谓公平贸易咖啡品牌，作为平息抗议的技俩，建造企业良好形象的宣传手段。但事实上，公平贸易咖啡产品只占了雀巢咖啡的产品不足 一成。雀巢公司对发展公平贸易的热诚与决心显而易见。雀巢公司与Starbucks一样，卖几粒“公平贸易”咖啡豆，便沾沾自喜地摆出一副正义使者、道貌 岸然的姿态，装公平贸易的代言人，相当呕心。 非洲的另一边，却有另一幕雀巢的恶行在上演著。在科特迪瓦（前称：象牙海岸），一个供应全球 40%可可豆的国家，雀巢一直涉嫌间接介入可可豆童工的人口贩卖、虐待与强制劳动。可可豆童工虽有“工”之名，却无“工”之实，他们只是一群奴隶：生命只 值200港元左右、没有薪水、每天工作至少14小时、严重缺乏食物及睡眠，更时而被监工鞭打及殴打。这种帝国主义的暴行，不禁叫人回想起糖岛（Sugar Islands）的黑奴们。全球的反全球化人士、人权及劳工组织一直指控雀巢的罪行，但雀巢一直只是逃避责任。雀巢不但压榨埃塞俄比亚咖啡农，更进行人口 贩卖及利用童工，至此，有关雀巢的企业道德，相信读者也是相当清楚的了。 也因如此，为反抗雀巢的帝国主义暴政，近年雀巢旗下不断爆发工人 罢工及示威。但对雀巢这等“泰坦企业”而言，瓦解工运毫不困难。雀巢雇用了大批私人军队及黑帮，又或是垄络当地政府出动镇暴警察对付工人。前菲律宾雀巢工 会领袖Diosdado Fortuna因组织罢工在2005年被刺40多刀身亡、哥伦比亚的雀巢公会领袖Romero Molin疑因各媒体透露美禄内含过期奶粉而遇刺。雀巢公司更将罢工工人编入当地工厂的黑名单，令罢工工人全数长期失业，甚至贿赂当地政府，以捏造工会领 袖的犯罪资料，实行赶尽杀绝。压榨与镇压: 雀巢是资本主义的最佳体现。 抢掠 一个印 度洋之隔，在东亚的巴基斯坦，旱灾问题一直缠绕著当地90%的人民。雀巢公司却无视大众的燃眉之急，每年在卡拉奇抽取3亿加仑的地下水，又在水资源供应紧 拙的拉合尔大举抢夺水资源，令拉合尔的情形雪上加霜。雀巢在当地大力开采资源，但却从未顾及当地人民的苦况。仿如在雀巢公司的眼中，除了金钱利益，其他一 切都是虚无且不存在的。 这毫不稀奇。雀巢公司的主席Peter Brabeck-Letmathe在上任CEO时，曾接受一辑记录片的访问，他竟毫不犹豫说：“我认为一般NGOs所说，水是一种基本人权这种论调相当极 端。”他更称水资源应被私有化，人人应付得起钱才可以喝一口水。他亦称，他认为公司的CEO除了把公司利润最大化，便不需要负上其他社会责任。这完全反映 了雀巢公司的思考模式: 金权至上，利润至上。雀巢无视人类利益、压迫劳工、草菅人命……一切，都只是履行他们声称的“社会责任”。 回到 非洲，于2010年，雀巢被揭发对南非茶及蜜树茶这两种土生南非草本植物进行生物剽窃（Biopiracy），打算将这两种土生植物制成多种商品并申请专 利。根据南非政府的《生物多样化法案》（Biodiversity Act），任何利用南非独有及土生生物资源作商业用途，需得到南非政府批准及与南非政府分享产品利润。但雀巢却从未知会当局及得到批准，这表示了雀巢是一 间流氓公司，不但践踏工人及农民，更每每视法律为无物。 雀巢犹如达伽马那帮暴徒般 － 周游列国，四处虏掠，为了利益目空一切。 愚化 纵使雀巢公司是如斯野蛮暴戾，它还是有些“文明”一点的技俩的。雀巢是误导消费者的专家，旗下的雀巢奶粉便是铁证。 我 们都知道母乳比配方奶粉来得健康及正常。但雀巢公司却为保护自己产品的销路，向第三世界的文盲母亲强销人工配方奶粉，以奶粉包装健康的金发白人婴儿，误导 目不识丁的母亲，令她们认为人工配方奶粉比母乳更好。雀巢公司更时常夸大HIV病毒透过母乳传染婴儿的风险，最终令文盲母亲纷纷向雀巢公司奉上所有积蓄。 但事情还未画上句号。第三世界的水源大多都已受污染，都是不洁净的食水，但母亲们却以这些污水冲泡雀巢奶粉予婴儿饮用。结果是在第三世界内，饮用奶粉饮料 的婴儿比饮用母乳的婴儿，死于腹泻的机率高出了25倍。现时每年约有1,500,000名新生婴儿死于非母乳喂哺，每年投放70亿美金蒙骗第三世界母亲的 雀巢公司实在责无旁贷。 在第一世界国家，雀巢亦毫不忌讳地愚化大众。在宣传单张中，雀巢不断夸大其奶粉的营养价值，经常曲解研究数据，吸引消费者购买其产品。它亦经常赞助及捐款予一些专业医学组织，拉近双方关系，令消费者产生错觉，以为雀巢具有一种医学权威，从而信任雀巢公司及其商品。 工人斗争 打倒雀巢资本家 雀巢在2005年荣获Public Eye Awards的“最卑鄙公司”，并成功入选 ‘Hall of Shame’。8年过去，雀巢行商手法依旧卑劣。 在 每年9月21日国际反雀巢日，不少民间团体和人权组织都会发动“良心消费计划”或推行“公平贸易”，但只要雀巢公司依旧为一小撮资本家控制，以利润为依归 的营运模式就不会停止。大企业的爪牙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每一处，单靠自发的消费者运动，没有可能动员大多数群众反对雀巢。 大财团的洗脑广告遍布我们生活每个角落，消费者若果不加以警惕，随时跌入危险食品的陷阱。而所谓“公平贸易”不过是将财团宣传技俩的负担转嫁至消费者身上，为吸血企业购买赎罪券。故此，大众不应盲目信任公平贸易产品；反之，应对大企业宣传手段的标签更为小心。 斗 争的出路是，组织雀巢公司的工人进行罢工抗争，支持农民组织起来示威，反对跨国财团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等。近年中国青岛、香港、菲律宾都有工人罢工 反抗，要对付跨国财团的资本家，跨国性协调的工人斗争也是必须的，揭破雀巢公司以暴力镇压工人。工人和消费者需要民主成立的委员会，监督食品安全、监督劳 工保障、环境污染、贸易压榨等问题，并要求财团公开数簿，将剥削和垄断的暴行曝露于公众眼前。只有将雀巢及与之有联系的企业国有化，收归工人民主管控，才 能彻底实现这些目标。 中共建国六四周年 十一大游行 十月一日早上，职工盟发起游行，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吴贵军及在囚工运人士。约五十人的游行队伍在早上十一时于西区警署出发前往中联办抗议。中国劳工论坛的香港支持者亦有参与是次游行。 游行的诉求之一是释放不久前因参与罢工而被公安拘捕的工人吴贵军，吴贵军被拘留超过一百天，其间并未作出任何指控或公开审讯。同时，自习近平上台以来，除吴贵军外亦有多名工人因组织工会或参与罢工等原因而被逮捕甚至而重判，因此游行的主要诉求亦包括释放所有工运人士等。 游行队伍抵达中联办后各团体开始发言。张蜀杰因为在《社会主义者》杂志及本网站宣传罢工而被逮捕，被监视、被迫害。中共政府表露出对工人抗争的恐惧，而本年九月盐田港码头工人罢工的成功，指出中港两地工人阶级团结的重要性。中港两地的工人所面对的都是同一个独裁政权，只有共同团结斗争才能夺回劳动成果和民主权利。 职工盟代表在所有团体发言后递交请愿信，但中联办方面拒绝接收。最近代表将请愿信贴在中联办大门的门牌后散去。 支联会、正委会及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团体于中共建国六十四周年之际发起游行，由铜锣湾时代广场游行至金钟政府总部，要求中共当局释放政治犯。约有一百名市民参加。社会主义行动亦有参与是次游行，举起“反对白色恐怖 释放所有政治犯”的标语。 支联会一行人挂上近日被捕的140名异见人士名牌及其罪名(如吴贵军及许志永)，戴上面具，并绑上绳索，而游行全程并无高叫口号，象征被捕人士失去自由，被迫沉默。游行队伍中亦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出现。 游行队伍到达金钟政府总部后，参与者高叫“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结束一党专政，释放异见人士”及“释放许志永”等口号，并将游行时的名牌除下，象征被捕的异见人士最终获释。集会结束后人群陆续散去。 另外，社民连发起，并联同保自联、社会主义行动等参与组织，近百人下午二时由中环皇后像广场计划游行至中联办，抗议中共一党专政，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社民连主席“长毛”梁国雄一如往年抬著棺材游行，悼念在中共政权下被迫害的群众。但游行开始未几，当队伍步行至皇后大道，汇丰总行后方时，警察突然将游行队伍拦下，指游行未根据公安条例向警务署申请批准，因此属非法集结，要求示威者撤离马路并服从警方指示。 “长毛”梁国雄公开反驳，指警方过去数年来一直允许同样的游行，指责警察的执法不公，是有意的政治打压。其后，示威者与警察一直原地对峙数小时，并高叫“中共政治打压可耻”、“我有权示威，无须警方批准”、“警察开路”等口号。示威期间，有十数手持五星红旗的亲建制人士在马路的另一方集结，并向社民连等的队伍叫嚣，但警察并无阻止。 至大约四时，警察突然组成人链缩窄防线，警告会拘捕在场的示威者。最后，有包括梁国雄、古思尧、严敏华等十多名人士被警察封锁包围，至晚上约七时全部被警察强行搬离马路。游行正式结束。 过往十一的和平示威都没有申请而顺利进行，显然今年梁振英加强对抗议声音的打压，我们必须加以谴责。 港府扶贫政策的伪善 有关贫穷问题的讨论这几年来日渐升温，香港在近年已成为全球先进地区贫富悬殊之首，也是全亚洲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城市（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08／2009年度世界城市状况：和谐城市》）。大众对“香港繁荣富裕”这自小被灌输的概念，已经完全幻灭。 梁振英政府的扶贫委员会在9月28日公布了香港首次制定的官方贫穷线。笔者一心以为港府不论是如何的不济、腐败、官僚，尽管是敷衍了事，也略懂拢络人心之法，算是开始扶贫工作，好让梁振英班子的民望从不堪的谷底回升。然而，瞥见那条所谓的贫穷线时，却揭破梁振英政府的不可救药。 港府向大众公布的贫穷线为“入息中位数一半”。简的来说，单身人士的贫穷线订于$3,600，二人家庭为$7,700，三人家庭为$11,500，而四人$14,300、$14,800和$15,800。没错，单身人士月入$360才称得上是贫穷。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本港有131万二千人活在贫穷线下，计算福利后，贫穷人口则跌至约102万。数字淡化了香港贫穷的实况。可笑的是，梁振英出席扶贫委员会高峰会时，强调灭贫是不可能的事，社会必然存在财富差异。可见，贫穷线不过是花瓶而已，政府不会以此设定实际的扶贫措施。 在最低工资实施后，一般基层市民月入都会超过$4000，港府居然把单身人士贫穷线订于$3,600，明显过低，形同虚设。在今天楼价物价高企的香港，个人月入$3,600根本不能应付基本开支。记得在本年公布财政预算案时，月入超过30万元的曾俊华声称自己是“中产”！ 再者，近年通涨猛于虎，7月分按年整体消费物价上升6.9%。去年住户入息中位数的增长比通涨更低，全港打工仔女的工资都被拖低。通涨特别反映在食物、交通和租金等生活基本需要上，对基层的负担特别沉重。纯粹以入息中位数为标准，等同令穷人的生活水平随著整体水平降低而进一步拖低。 令人反感的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还摆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在政府网页说:“具体来说，只计算收入无考虑资产，或会将一些‘低收入，高资产’人士 (如较富裕的长者或退休人士) 界定为贫穷，因而夸大贫穷问题。” 香港贫穷问题症结之一在于港府的房屋政策。现时公屋轮候册上有22万户，但自曾荫权时代伊始，政府每年只供应15,000个公屋单位，令大量基层市民不能上楼。香港2011年人口普查结果发现，香港家庭总数为230万，而住宅单位数量却有260万间，即全港空置住宅单位数量差不多有23万多间，占全部的一成左右。不少单位只作炒卖，而非自住用途，造成有屋无人住，有人无屋住的局面。另一方面，香港政府手持2,100公顷的官地，但为什么一直不加建公屋？政府与地产商联手囤积土地，推高房价，。明显，公屋问题不是由地理因素造成，而是由地产因素产生的。 政府不愿增建公屋解决房屋问题，现在却提出发牌管制劏房，将“劏房合法化”。现今逾20万的基层只可蜗居于不足200尺的劏房之中，不少单位尺租比山顶豪宅更贵。政府的思维是劏房有价有市，索性合法化。 劏房本身便违反了不少楼宇结构条例及消防条例，根据政府过往监管房屋安全的坏纪录，可见劏房合法化后只会推高租金，房屋安全不会有任何改善。2010年马头围道唐楼倒塌事件的起因，正正是业主的劏房改变了楼宇结构；2011年花园街排档大火死的都是劏房住客，反映了劏房的消防设施极为贫乏。 在 香港垄断市场造成小撮人的繁荣幻象背后，是一个20多万人不能找到“瓦遮头”，只能任由地产商宰割的“国际都会”。面对无视基层的新自由主义政府，我们除了起来抗争便别无他法。反劏房合法化、争取每年兴建公屋5万间、争取全民退休保障，是穷人和工人的燃眉之急。 太古饮料工人罢工一天 太古饮料约250名运输工人于10月3日（星期四）发动罢工，要求公司承认工会，要求公司增加人手减轻工作负担，反对业务外判。运输工人全体罢工，加上两辆货车堵塞门口，运输服务一度瘫痪，影响到全港的麦当劳、7-11、机场、茶餐厅等饮料供应，包括可口可乐、阳光纸包饮品、糖浆等。罢工在一晚内迅速结束，劳资双方达成三点基本诉求，但当中两点的落实时间仍未确定。 公司业务外判 运输工人的工资是底薪加佣金。新入职员工底薪为$180一天，佣金是根据工人运货量而计定，例如纸包$0.36、罐装$0.61等等。运输工人主要不满公司将运货量大的业务外判，尤其是走一趟运货量大的业务，削减了他们的佣金收入。 公司近年将赚取较多薪水的工作外判，以削减工人的工资，并打击工会的力量。去年，工会反对公司将机场禁区运输的业务外判，最终在公司与客户签署协议后，仍能成功阻止外判。但目前，外判制依然慢慢渗入公司，例如家兴超市的业务已经外判至“安平”、“汝诚”等公司。 取消执货工作 工人每天早上要负责“执水”工作，即将货品搬上货车上。这项工作原本由其他部门负责，因人手短缺而将负担加在运输工人身上。工人须要预早时间上班“执水”，而不时更因货品分配不均而发生衡突。公司一直无诚意解决这一问题。 谈判结果 凌晨时分左右，工会会长陈庆龙在罢工现场表示，要求公司立即签订草拟的八项劳资协议中的三点诉求，否则会继续罢工。1) 遇上交通意外而被解雇之司机复职 2) 取消沙头角业务外判 3) 运输工人不用负责执水工作。 最后，陈庆龙向在场40多名留守工人表示，公司大致同意三点诉求，虽然第二和第三点未有落实时间，但急急在午夜时分宣布解散罢工。 根据职工盟网站的声明，劳资最终达成四点协议： 1. 集体谈判权 1.1 劳资定期会议：公司书面确认，同意每三个月与工会进行定期会议。 目前概况：公司承诺每三个月与工会进行定期会议。 2. 车长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公司表示会在今天和该车长与工会代表开会，即时安排他复职，担任其他岗位，公司会提供与原本工作相若的薪酬。 目前概况：根据罢工工友表示，公司已经安排事故司机复职。 3. 沙头角客户：公司表示转由没有佣金的部门（中央仓车队）进行运送是客户要求，绝对不会外判。之后沙头角的客户的运送安排会再交由营业部的同事跟进，尽量争取交回有佣金的部门（分销部车队）负责。 目前概况：在沙头角业务外判问题上，公司答应“尽量争取”交回有佣金的部门负责，目前仍未有进展，实际落实的情况仍有待观察。 4. 车队及分销部的执水安排：公司承诺在三个月内和工会继续沟通，双方同意在切实可行情况下，在2014年内尽快执行。 目前概况：工人不应该负责执货上车，这是最迫切的问题。但公司只表明会于2014年内解决，没有表明确实时间，不少工人忧虑这只是无了期的等待。 总结 由码头罢工、高铁地盘罢工到今次太古饮料罢工，都与工人反外判有关，可见香港工人的斗争信心有所提高。太古饮料的运输工人作为直属工，令工会的团结性更高，更有意识反对外判制度。 占领中环： 北京打击占中，如何还击？ 占领中环激起民主运动辩论，建制派正积极动员反“占中”势力，除了以“爱字堆”为首的激进建制派外，大学教授及教会牧师等亦组织“帮港出声”，动员“沉默大多数”的保守中产阶级反对占中。警察执法对其偏袒愈来愈明显，动员流氓打压反对者愈来愈猖獗。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德江在9月首会见保安局局长及各纪律部队首长时，高度赞扬纪律部队表现。可见，这是中央未来打压香港民主斗争的部署。 “占中”运动需要前进，就需要回应统治阶级的攻击，解决目前的政治任务。 占中会造成经济损失？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攻击占中会造成经济损失，亦有财团威胁占中甚至资本家会因此撤资。运动从一开始就要准备商家的反击，由工人阶级成为中坚的力量，提出要挑战商家的经济统治权，才能迫使统治者妥协。因此，占中必须发展为工人罢工，影响现存经济的运作，反对商家垄断和私有制横行。鼓动工人告诉资本家：在今天的制度，“经济利益”是商家剥削我们的利益，与我们无关。 因此，面对资本家打击“占中”，例如关闭工作场所而拒绝资薪，甚至撤资，我们要么宣告运动失败，要么鼓动工人向前进一步，占据企业并置之于民主掌控。如果占中运动要成功争取普选，必然挑战资本家的统治利益，而连系至激进的社会变革，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时工作制、公营化公共设备。群众运动的动能不是戴耀庭所能控制的。 可惜，中产阶级的“占中三子”幻想一个不挑战商家的占领中环运动，于是采取的是驼鸟政策，一边安抚资本家不会利益受损，一边欺骗群众占中得到商家支持。所谓“占中死士”之一，出身商界的蔡东豪就在访问中说：“商界是应该支持真普选，因为真普选是一个保障、一个护身符，是可以帮到商界。”苦口婆心劝说商家接受他们的好意，不过是一厢情愿。 提名权的争议 中央政府会在普选设立筛选机制，以小圈子的提名委员会阻止“反中乱港”的候选人参选。提名机制成为了重要的魔鬼细节，在亲民主的民众之间广泛辩论。 “真普选联”抛出三个普选提名方案，其中B方案是接受分20区选举产生400人组成提名委员会。“占中”发起人陈健民说，若中央接受其中一个方案，或接纳其主要精神，便应该不会发生占中。这表示“占中三子”会接受间接提名的方案而解散运动。民主党的何俊仁指“公民提名”是遥不可及的方案，强调只要泛民候选人可以入闸参选，就会接受。民主党追求的民主，不过是民主党的参选权罢了。 学民思潮邀请泛民签署《全民提名联署约章》，得到公民党、社民连、工党等支持，但遭到民主党和民协拒绝。但“全民提名”指的是“提名委员会由全港选民组成或全港选民拥有均等提名权”，那么真普联的方案也可以是“均等提名权” 当然，似乎较进取学民思潮本质与泛民无异，都是追求基本法框架内，但他们早前提出的政改方案，是认同保留功能组别至2016年的。由于不少学民成员认为方案妥协，加上有成员声称组织内部决议的不民主，是受到领导层压力下，才被迫投票支持方案。这事件引发多名成员退出。 事实上，单靠“公民提名”并不足以确保公平的选举权和被选权。中央政府可以设定高昂的参选保证金，筛走代表劳苦大众的政党。而且特首选举的高昂经费，也会隔绝代表基层和工人的力量参选。将会资产阶级普选的不平等，还有巨额和媒体。愈靠拢有钱人的政党，就愈能控制媒体， 拥有资产阶级民主选举的台湾同样有“公民提名”机制，表面让普通群众有参选可能，但门槛却设在参选和竞选的经费上。去年统领联署运动、帮助宋楚瑜参选的亲民党发言人吴玉昆指，去年宋楚瑜以公民连署方式提名参选，单单花在广告征求联署已800万新台币(207万港元)（《信报》，8月29日）。连资产阶级的小政党都叫苦连天，代表劳苦大众的政党没有财团的钜额资助，在这制度要参选是几乎不可能。这解释了为什么台湾蓝绿两党即使腐败不堪，但贫苦大众却不能在选票找到自己的政治代表。 在美国，参选总统所须的选举经费极为庞大，选举经费变成资本家的维稳费用。去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及民主党的经费合计为156亿港元，大部分是来自大财团。因此，两党无论哪个政党进入议会后，自然都为商家服务。 占中会壤成暴力？ 梁振英讲过占中“不可能和平、不可能不犯法”，恐吓群众不要参加。正如笔者提过，如果“占领中环”演变成威胁政权的斗争，解放军绝对会驾临香港，即使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进驻香港实施戒严，宣示中共的主权。（激辩“占领中环”（二），本刊第22期）。建制派的言论，金融服务界立法会议员张华峰在7月问特首，向特首梁振英问及若占领中环真的实行，会否向中央请示，出动驻港部队。民建联区议会议员亦开腔，威胁解放军会镇压“占中”。 “占中三子”显然低估政权镇压的威胁，陈健民说：“中产阶级人口较多，思想较和平理性，因此香港的社会冲突不会严重。”社会衡突的严重与否，并非由“理性中产”的数目多寡而定，而取决于多方面的社会条件，包括经济环境、失业率、贫富悬殊、种族歧视的程度等。中产阶级比例与香港差不多的伦敦，就在2011年发生了一场暴动。一名黑人平民遭警察枪杀后，群众示威不幸演化成砸车、纵火和抢劫的暴力行为。这不但没有改变英国政府打击工人的政策，反而令警察有藉口加大镇压。要避免暴动爆发，不能单靠学者道德说教、倡议和平，需要组织受压迫的群众斗争，工人阶级愈组织在工会、社区组织和少数族裔团体进行反抗，就愈能将愤怒聚焦在有效的反体制斗争，减少渲泄性和破坏性暴动的可能。 但在群众运动中，率先动武的往往是国家机器，暴力的责任也应落在统治阶级，而非群众。就如梁振英将会动用建制流氓势力伺机捣乱，与其消极恐惧群众会“失控”，不如积极组织群众的纠察队进行防卫。因此，今天“占中”搞手发动的约章签署要群众自我克制，保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本末倒置的。 “占中”应该要求学生组织和工会签署约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袭击占中参与者，这些组织立即发动罢课罢工还击。土耳其群众在六月占领塔克斯广场遭到警察镇压后，公务员工会发动全国30万人大罢工还击，但这是突发和自发性的。尤其在香港工会力量相对薄弱下，“占中”运动需要更早作出准备，今天就应争取工会支持以罢工强化“占中”。 不允许政党参加？ “占中三子”曾经表示，政党只能以个人身分参与行动，避免运动被政党“骑劫”，得到泛民主派政党附和。这是虚伪的，占中三子本身就与党派有很大联系。“三子”中的陈健民和朱耀明都是民主发展网络的成员，而“占领中环”的捐款也是由民主发展网络代收。民主发展网络和中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关系密切，同为2010年“终极普选联盟”（现则同为“真普选联盟”）成员组织。在政改方案通过后，民主党、民主发展网络和新力量网络曾共同撰书《寸土必争：香港民主运动的政治论述》来为民主党支持政改方案辩护。 中共向来以软硬兼施的复杂手段对付反抗运动，没有人能完全预计运动时发生的一切，因此抗争目标和策略不可能事前一锤定音。如果确保“占中”，在运动中必须让群众表达不同的意见，决定下一步行动。因此，任何参与者的的组织自由是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资产阶级学者和政客都有较优越的话语权，尤其占中三字可以通过主流媒体讲述自己立场，但劳苦大众在占中只有依靠组织大会、举起横额、派发传单、呼喊口号，去争取自己的诉求。在运动中，不同的组织派别代表著不同意见，只有容许有组织或政党参加，才能让普遍参与者有充足的表达自由，且令政党和组织的立场曝露在阳光之下。在“个人名义”制度下，少数运动菁英更容易隐瞒背后的议程，背著公众监督骑劫运动。 准备斗争 在地区成立占中的群众委员会，并以选举产生代表，让社区自我组织和策划占中运动。在街头上的宣传鼓动也要立即起来进行。社会主义行动会继续奋斗，宣传罢课和罢工的必须性，鼓动民众准备斗争。群众会逐渐认清这场民主运动也是反资本主义的斗争。 大专学界“占中”商讨日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在10月13日举行了名为“大专学界商讨日”。在香港的七所大专院校里同时间举行有关政制发展的学生会议，总共有724名学生参加，讨论气氛热烈，可见学生争民主的情绪愈来愈高涨。 社会主义行动成员参与了城市大学的商讨日。商讨日以小组形式进行，具体将参与讨论的学生分为6– 8个小组，每组12人进入不同房间进行会议。 由于中央政府会在2017年的特首普选进行筛选，阻止不“爱国爱党”的人成为候选人，所以普选的争议自然落在提名办法之上。对于是否认同提名委员会，小组都认为提名委员会是会削减公民的权利，是一个间接和小圈子的题名，各人也是反对需要有提名委员会的存在的。基本法限制行政长官的产生，学生持有不同见解，例如部分学生认为基本法不民主，不是以民众利益出发。 讨论项目已经设定围绕2017年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对于提名权、参选权、投票权，小组内的学生讨论由是否需要普及和平等和对它的定义，行政长官的权力、提名权在基本法下的条文、参选权和投票权应否涉及少数族裔及新移民等都有不同意见的讨论。结论是，学生一致认同对于普及和平等在提名权、参选权、投票权上都有一致的认同，并赞成“公民提名”。但在各细节上，例如何谓公民的定义，少数种裔及新移民是否也是公民和享有以上权利，学生也各抒己见。 在“公民抗命争普选”是否合理的问题上，最后结果是82%学生们认为，有效阻碍经济运作来达致目的是有必要的。但是，对于合理的阻碍程度、政权会动用的武力的可能性、现在运动的部署的否循著正确的方向进行等，依然有很多地方有待讨论。 社会主义行动成员参与了城市大学的商讨日，并在会议内积极发言。我们强调学生（由中学以至大专生）需要准备组织罢课，作为强化“占中”的有效手段，并且应该在第二次商讨日进行投票决议。商讨日应该是议行合一的大会，讨论的结果必须如果大专生要在占中发挥影响力，目前就应该讨论罢课议题，不应拖延。 我们赞成公民提名，并以目前立法会选举的提名门槛的5倍，作为特首的提名门槛，即500个提名。商讨日的讨论不应限制在选举办法的细节上，虽然这是重要的，但学生占中的抗争路线更需要讨论并决定。例如，争取民主普选必定要透过斗争，而非与政权谈判妥协，占中必须拒绝任何密室谈判。运动必须由下而上组织，开放让参与者民主决策，容纳不同的声音。 政府电视发牌黑箱作业 港府宣布发出免费电视发牌，但三间申请的电视台中，只向有线宽频旗下的奇妙电视，以及电讯盈科旗下的香港电视娱乐，获得免费电视牌照。香港电视网路则不获发牌。政府拒绝解释不发牌的原因，被指有政治审查及黑箱作业之嫌。事件激起群众愤怒，准备于10月20日包围政府总部。 由于无线亚视多年垄断免费电视平台，节目质素每况愈下，题材单一乏味，令观众没有选择。加上新闻报导政治审查日趋严重，时事评论往往偏袒建制一方，分别被谑称为“CCTVB”和“中央台”。香港电视是四十年来首次出现的新媒体企业，观众翘首以待，视之相对独立的新选择。香港电视本来打算开6条频道，即使王维基表明主打娱乐节目，牵涉政治的成分少，但中港政府都害怕开放免费电视频道，担忧未来要审查言论需要更多成本。 港视不获发牌后，旋即裁员320人，是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二，成为本港电视史上最大规模裁员。我们强烈抗议政府无理拒绝发牌，制造大规模裁撤，令员工失去工作；而港视虽然仍坐拥50亿资金，却急于裁员，可见以利润为本的私营财团始终要牺牲员工的饭碗。我们认为，政府必须立即发牌至港视，保障员工的工作，在不扣减工资的情况下，恢复被解雇员工的职位。 虽然港视被拒绝发牌，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政府视王维基为难以驾驭的人物，但王维基本身是第十届浙江省政协委员，与中共关系密切，其“魔童”称号只在于他大胆冒险的经商手法，与政治上的敢言没有关系。他不会出席今次游行，也不足为奇。 商家拥护北京 媒体政治审查 40多年来，香港免费电视只由无线电视和亚洲电视两台垄断，其中以无线电视一台独大，市场占有率达60%，电视广告市场也占47%至59%。其节目因多次违例植入商业广告而被广管局严重警告。最近又因恶意垄断的经营手法，受广管局轻轻罚款90万元以作“交待”，但这笔数目以10亿计的大台来说，可谓微不足道。无线近年的政治审查，例如低调报导六四烛光集会、抽起《新闻透视》码头罢工的特缉等，故得“CCTVB”的谑称。而亚洲电视更“党国喉舌”的作风恶名昭著，经营恶劣而年年亏本，但因其拥护中央的立场而屡获注资。早前，亚洲高层多次在政府总部集会，反对政府增发免费电视牌照。 获发牌之一的“香港电视娱乐”为电盈旗下公司，公司主席李泽楷为香港首富李嘉诚之子。李氏同时坐拥“新城电台”、《信报》及“now宽频电视”。最近，信报一篇批评无线电视支持CY的稿件被无理抽起，惹来自我审查的嫌疑。媒体在李氏皇国底下。另外一间获发牌的公司奇妙电视，隶属于有线电线旗下。有线电视则是九龙仓集团旗下机构，其董事会主席吴光正，是中国全国政协常委，曾经参与首届特首选举，可见与中共关系非常密切。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在2012年12月出席立法会会议后，公开向记者表示：“免费电视牌照系无上限…”如今，苏局长却指发牌须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讽刺地，这四字也是政府拖延普选的一贯藉口。 中共近年就以商业手段操控台湾舆论。拥护北京的旺中集团收购台湾《苹果日报》，闹起一场反媒体垄断的风波，激发数千群众上街反对。《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曾一度与旺中集团达成交易，准备将公司出卖至台湾富商，令苹果员工感到被背叛。只是后来两方谈判破局，最终谈判不成。 可见，反对媒体垄断不能依靠私营媒体下的伪民主，也不能依靠个别“开明”的媒体老板，而是要民主公共拥有媒体企业。 民主公营媒体企业 我们支持一个公共拥有的、不由政府控制的自由媒体。我们反对媒体的私有制，这在各地导致印刷媒体和大气电波集中到不民主的强大垄断集团手中。在香港、台湾和西方“民主国家”中所谓的“媒体自由”名不副实，媒体反而往往被少数媒体垄断集团控制，近年旺中集团收购台湾媒体，就掀起了一轮抗争风潮。 社会主义者主张人人可用的大众媒体，让整个社会将之用作一种沟通、表达艺术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极大的开放性和容纳不同的思想。要实现这一点，只有通过一个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来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体组织，让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见。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政府电视发牌黑箱作业： 政府立即发牌港视 ，全面开放免费电视牌照，人人可以使用 十二万市民黑衣上街 反媒体垄断 十月二十日（星期日）超过十万市民走上街头，不满政府电视发牌黑箱作业，不发牌予香港电视，并拒绝公开发牌决策。由多个民间团体及政党组成的“民间开放电视行动”游行下午在铜锣湾东角道集合，下午两时陆续有大批市民到达，由于人数远高于预期，东角道迅速被迫爆，人潮一直迫至纪利佐治街及骆克道。社会主义行动在纪利佐治街摆设街站，收集市民签名，准备新一轮的抗议行动。 队伍于三时起行，有市民不断途中加入，龙头到达湾仔修顿球场时，在东角道的龙尾仍未起步，可见人数众多。市民沿途高叫“拒绝黑箱作业”、“梁振英！落台！”等口号。社会主义者要求媒体全面公共拥有，举起“抗议政府电视发牌黑箱作业 反对媒体垄断 媒体全面公营”横额参加这次游行。 另外，约二千名香港电视员工下午二时在中环码头出发，游行至政府总部。艺人和员工队伍沿途高叫“解释！解释！”、“还我梦想！”。艺人游飙愤怒表示，政府令香港电视数百员工失业。 在金钟政府总部外，由下午三时起，人潮已经站满政府总部外，人群挤满添美道及行人天桥。香港电视职工会表示，至晚上7时，参与集会及游行人数达8万。大会估计有12万人参与。香港电视员工轮流到台上发言，其间有员工及艺人一度咽哽，为香港的媒体前路感到难过。 参加集会的市民普遍对梁振英施政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不满。任职设计的陈先生表示今次上街是抗议政府发牌决议绝无透明度，不相信政府“没有政治考虑”的声称。三十岁的何小姐表示，反对无线电视长期垄断市场，扼杀创意行业，她又言，自己不看无线电视，因其节目内容实在太“hea”（马虎）。47岁的主妇戴太，带同一家大细参加集会，要求政府公开拒绝发牌港视的原因，又表示反对无线电视的“河蟹”（和谐）新闻。被问到如何评价梁振英施政，她表示政府“不知所谓”，如香港住屋问题严重，但政府没有兴建可让市民居住的房屋，她不满香港的官商勾结。50岁教师萧先生，认为政府发牌真正只有一两人决策，而且没有考虑过大众的意见。他认为梁振英施政从没为人民利益著想。就读机电工程的Ive学生Jones表示上街为了捍卫新闻自由，指现时官商勾结严重，如三月份码头工人罢工，劳工处只偏帮资方李嘉诚，并没真正为工人处理事件。所有受访者都表示支持普选的抗争，并会为争取民主参与未来的占领中环。 香港电视员工将会通宵留守政府总部。预计明天（21日）会有后续行动。社会主义行动在此呼吁市民到政府总部，声援香港电视的员工。社会主义行动将提出，所有媒体的员工应联合发动一天罢工，声援港视员工，作为下一步的抗争行动。 反对电视发牌黑箱作业 行动需要升级 罢课罢工的提案 政府在免费电视发牌过程中黑箱作业，触发12万人包围政府总部。政府无理拒绝发牌至“香港电视网路”，扼杀创意媒体发展，更造成香港电视业界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激起港视员工留守政府总部，要求行政会议尽快交待发牌事件。 港视不获发牌后，旋即裁员320人，是员工总数的六成之多。我们强烈抗议政府无理拒绝发牌，制造大规模裁撤，令员工失去工作；而港视虽然仍坐拥20亿资金，却急于裁员，可见以利润为本的私营财团始终要牺牲员工的饭碗。我们认为，政府必须立即发牌至港视，保障员工的工作，在不扣减工资的情况下，恢复被解雇员工的职位。这场抗争得到大规模群众支持，不再局限于香港电视网路本身，由支持发牌予港视，扩展成全港民众反对媒体垄断、争取资讯自由，并宣示对梁振英专制的忿怒。 商家拥护北京 媒体政治审查 40多年来，香港免费电视只由无线电视和亚洲电视两台垄断，其中以无线电视一台独大，市场占有率达60%，电视广告市场也占47%至59%。其节目因多次违例植入商业广告而被广管局严重警告。无线近年的政治审查，例如低调报导六四烛光集会、抽起《新闻透视》码头罢工的特缉等，故得“CCTVB”的谑称。而亚洲电视更以“党国喉舌”的作风恶名昭著，经营恶劣而年年亏本，但因其拥护中央的立场而屡获注资。 获发牌之一的“香港电视娱乐”为电盈旗下公司，公司主席李泽楷为香港首富李嘉诚之子。李氏同时坐拥“新城电台”、《信报》及“now宽频电视”。最近，信报一篇批评无线电视支持CY的稿件被无理抽起，惹来自我审查的嫌疑。另外一间获发牌的公司奇妙电视，隶属有线电线旗下；有线电视则是九龙仓集团旗下机构，其董事会主席吴光正，是中国全国政协常委，曾经参与首届特首选举，可见与中共关系非常密切。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在2012年12月出席立法会会议后，公开向记者表示：“免费电视牌照系无上限…”如今，苏局长却指发牌须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讽刺地，这四字也是政府拖延普选的一贯藉口。 社会主义行动捍卫言论新闻自由，但反对媒体垄断不能依靠私营媒体下的伪民主，也不能依靠个别“开明”的媒体老板，而是要民主公共拥有媒体企业。 我们支持一个公共拥有的、不由政府控制的自由媒体。我们反对媒体的私有制，这在全球各地导致印刷媒体和大气电波集中到不民主的强大垄断集团手中。在香港、台湾和西方“民主国家”中所谓的“媒体自由”名不副实，媒体往往被少数垄断集团控制，近年旺中集团收购台湾媒体，就掀起了一轮抗争风潮。 社会主义者主张人人可用的大众媒体，让整个社会将之用作一种沟通、表达艺术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极大的开放性和容纳不同的思想。要实现这一点，唯有通过一个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来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体组织，让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见。 行动需要升级 罢课、罢工的建议 从七一游行43万人上街，到反国教运动12万人占领政总，梁振英政府依然态度强硬，拒绝让步。可见单靠大规模游行集会，都不足以迫使梁振英政府屈服。罢工将能展示工人的集体力量，过往三十年的民主运动都无功而还，是因为没有采取更有效的抗争手段。 现在行动需要升级，并提出有可能的方案。演艺媒体界工作者若果进行罢工，将能更有力迫使梁振英政府妥协。 香港电视专业人员协会和香港演艺学院校友会已经就此事发展声明，批评政府发牌过程不公，可见今次事件已经触怒演艺媒体界的工作者。作为抗争核心的港视员工工会，如果能号召大学传理系和演艺学院的学生罢课一天，并以此作为开端，进一步推动所有媒体工作者联合罢工一天，作为下一步的抗争，声援港视员工，将令整个捍卫媒体自由的运动更具威力。 游行集会动员群众固然重要，但过往的游行都未能成功，必须有更进取的斗争方式。不仅是港视员工，其他媒体工作者都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组织，独立于老板之外。毕竟，昨日出席集会的是港视员工和香港民众，而不是王维基。另一个教训是，群众运动需要民主的平台，包容各种声音，而不是强加小圈子的领导层在运动之上。 电视发牌抗争的教训：左翼的角色 10月20日，占领政总行动共有12万人参与，声势浩大。即使欠缺主流反对派的泛民领导，群众倒梁的情绪依然高涨。港视事件令建制阵营分裂，立法会主席曾钰成表示，行会可以再次考虑发牌问题，甚至中共喉舌《大公报》也批评梁振英的失当。他们害怕事件会令反政府和要求普选的情绪注入新力量。同时，虽然大型游行是动员斗争非常重要的平台，但并不足以令听从中共独裁命令的港府转变立场。无论是过往的反国教运动，还是未来的普选斗争，都是如此。 大型游行都未能迫使政府退让，令愈来愈多民运人士和激进青年感到机会一再错失，因此变得沮丧。群众被号召出来游行，然后又被解散，没有战略去延续运动并令行动升级。除了表达愤怒外，就是要求政府“听民意”外，没有清晰的目标和诉求。占领的价值可以很高，但将运动限制在占领内，只会令群众的力量消散，去年反国教运动就是一例。社会主义行动在电视牌照的游行中提出行动升级，建议演艺学院和大学传理系学生罢课，连系至媒体工人罢工一天，这诉求在运动中得到广泛市民认同及支持。罢工可见展现工人的集体力量，在香港长年的民主斗争中，尚未成为关键性的斗争方法。这是斗争尚未成功的原因之一。 “民间开放电视大行动”（下简称“大行动”）的FACEBOOK群组本是启动运动的好开始，但后来被攻击想控制运动，主要指控包括（一）垄断运动，没有建立民主开放的运动联盟 （二）在集会中筹款。 关于第一点的指控，是左翼廿一在运动中的一贯做法，例如在码头罢工。社会主义行动曾经作出抗议，包括在2013年4月3日发出公开信（注*），而信件从未得到回覆。 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组织广泛的抗争运动。社会主义行动曾经批评，去年反国教运动由“反国教大联盟”的小圈子领导层主导，当中包括了学民思潮。整个联盟与教协（其领导层是民主党成员）关系密切，但排除了很多其他团体。去年九月，在政府稍有退让之际，大联盟决定解散运动，令群众错失了赢得更多的机会。这决定并无以民主讨论达成，没有其他组织可以提出替代战略。这是因为运动欠缺民主包容的架构，决策未能以自由辩论并由民主投票决定。解散占领是幕后决定的，甚至很多学民成员都无被谘询。 左翼廿一不幸重蹈覆辙，犯上反国教大联盟的错误。10月20日的游行由一小撮自封主办单位的团体主导。近年，这种社运模式已令积极参与者愈来愈不满，“本土派”这细小势力收割这一情绪，利用半流氓的策略，并抹黑“大行动”冒认港视职工会筹款获利，谑称社运分子为“左胶”。如我们过去警告一样，若主办者用开放民主的方式组织运动，今天的情况绝对可以避免。这事件不仅向左翼廿一的支持者，也向整个社运响起警号。 社会主义行动反对“本土派”右翼种族主义的政治立场和手段，其行为并没有提出一个更有建设性的方法去让群众击败政府。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在激进青年中有一定的回响，并在网上社交平台制造了一定的混淆。“本土派”的攻击间接令“港视工会”成为了运动的单一领导，很可惜地，他们同样用了不够民主的方法，并没有欢迎其他支持的团体参与组织运动。 港视员工固然是运动重要的一员，但并非唯一受影响的一群。这场运动连系至资讯自由、反媒体垄断、开放大气电波、反对行会保密制以至民主抗争等更广泛的议题，无团体可以垄断这一运动。“本土派”的抹黑反倒令政治组织更难介入运动，变相令集会进去政治化，限制了运动只可以争取发牌至香港电视，降低了运动扩展成政治斗争的可能。运动越是去政治化，没有进一步争取的诉求，他们口头里最讨厌的“提早散水”反而更容易成真。 关于第二点的指控，左翼廿一受右翼的攻击，被指在集会中筹款获利。社会主义行动完全反对这些指控。任何组织和政治流派都应有自由在运动中公平竞争，争取群众支持自己的理念，并保持合作精神对抗共同敌人－梁振英政府。这关乎到运动的民主原则。讽刺的是，部分左翼廿一成员曾经利用同样的理由，攻击社会主义行动在群众斗争中“获利”，包括筹款、散布政治材料（派传单和卖杂志）。 今天左翼廿一支持者受到同一指控攻击，正是他们反思的好时机。我们呼吁左翼廿一支持者以我们的方法回应攻击：无人强迫参与者捐款或者买刊物，这是一个自由选择。政府及受商家支持的团体不用在公众中募捐，但我们这种为穷人和受压迫者发声的团体，需要公众捐款支持我们组织，并为了延续运动提供资金。在群众斗争中，确保全面的民主，让不同声音自由表达（包括建立基层运动，并为其提供资金），这些不是群众运动的奢侈品，而是运动能否击败政府的决定性因素。 今天我们听到各种“禁止筹款、禁止组织旗帜横额、禁止政治化”等理论，讽刺地正是和中共独裁的如出一辙！中共为了“主导”社会舆论和政治立场，压制一切异见声音。这种专制的手法若被接受，将必定导致群众运动的溃败。 社会主义行动一贯提出开放和民主的运动平台，例如在去年反国教运动和未来的占领中环。我们相信，如果在电视发牌抗争的开始采取这方法，会大大强化运动，并能够团结斗争中不同的（甚至某程度上有矛盾的）元素。这个运动的委员会并不会强加特定的政见，但会决定行动，确保让最多人加入斗争。在这基础上，所有愿意建立运动的团体可以派出代表，举行定期计划会议，在游行示威、策略、下一步行动上，在民主的基础上达成决议。在主要的实务决策上，各团体应该达成共识（何时、何地、什么行动），同时在不违背斗争目标的前提下，让所有团体自由为地提出自己的个别方案、口号、策略等，竞逐群众支持。 评论员林和立 – “习近平督师严打占中” 11月4日，资产阶级自由派评论员林和立在《苹果日报》发表一篇“习近平督师严打占中”的文章，内容指中共已经对“占领中环”高度戒备，并加强舆论攻势及军警部署，严打反对运动。 “大陆无论内部与公开的文件和报道已经把占中无限上纲，等同为准恐怖主义的‘极端势力’，兼且是境外策动反华‘颜色革命’的先头部队。” 早前，“占领中环”发起人朱耀明、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硕和工党主席李卓人，因为到台湾与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会面，被中共喉舌报指控向台独分子取经，勾结外国势力等。 官方的舆论亦攻击占领中环，文章提到： “军方国防大学宣传片《较量无声》更说什么占中的幕后老板是英美驻港总领事馆以及秘密派驻特区的CIA与MI6特工云云，甚为骇人听闻。” 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后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绕过其余政治局常委而独揽大权。习近平在中共政权内部分裂的状况下，要巩固大权防止擦枪走火。林和立的评论中看到，习近平集中权力的另一目的是应付香港的反抗运动，以免其影响蔓延至内地。 “政治局常委已决定在必要时采用解放军与武警镇压香港的‘反中乱港’力量，而根据中共规矩，只有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习总可以调动军队。” 此外，文章更提到：“据消息人士介绍，北京很快会在广东某地设立统筹粉碎‘占中敌对分子’的指挥中心，而此跨部门组织的行政级别更高于中联办。”如果这消息真确的话，将会进一步令香港政局两极化，更多群众不信任中央政府，寻求激进的道路抵抗。因此，戴耀庭等人的妥协取态会渐渐被唾弃。 “而且假如在痛击占中的同时多恩赐特区一些经济优惠政策，大部份港人，尤其是以经济挂帅的商贾与中产阶级不会亦不敢不配合中央的英明决策。” 在中国内部的经济危机下，所谓经济“优惠”政策，不过是肥上瘦下的中港资本融合计划，必然造成贫富悬殊加剧，累积更多底层群众的怨愤。 依赖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并不会有决心与中共反抗，并会受制于在中国的营商利益而妥协。基本法委员会主任访港，表明未来特首候选人必须要爱国爱港，清楚显示中共不会赐予香港真正的民主普选。以民主党为首的妥协派继续寻求与中央谈判。 激辩“占领中环”（二） 梁振英的选举承诺已逐一打破，群众对政府的幻想破灭。习近平政府上任后，全无放宽政治箝制的迹象，民众对中央亦信心尽失。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最新一项调查显示，各项港人信任及信心指标均全面下跌，其中，市民对中央的信任程度更跌至14年以来低位。值得注意的是，年届18-29岁的受访者最不信任特区及中央政府，比率分别为54%及67%，可见年轻人的压抑和忿怒。 静待改变的耐心日渐磨灭，群众鼓噪起来，欲迅即行动。泛民主派将今年七一游行的终点改为中环遮打道，为“占领中环”造势，令不少民众怀著对“占中”的希冀上街。社会上就“占领中环”的讨论愈演愈烈，鼓动不少青年关注香港民主斗争的前途。 建制派的抹黑攻势一浪接一浪，香港中华总商会及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登报，指责“占中”冲击香港的“法治精神”、“破坏香港经济及营商环境”。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批评“占中”是“少数人的独裁”，又表示不会接受由300多万名选民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意味著提委会一定由小圈子控制。建制派似乎比五区公投年代更有准备，早早开始抢夺舆论空间。然而，建制派愈是咬牙切齿发动攻击，“占中”的反政府斗争意味就愈浓烈。 建制派害怕的，不是主导“占领中环”的泛民主派，而是害怕泛民不能控制运动，让更激进的群众有机会挑战政府。六月十日，“占领中环”第一轮的商讨日在城市大学举行，邀请了泛民主派政党、学生组织、社运团体等参加，然而却由民主党和公民党等温和泛民主导。商讨日总结出的“七大议题”，即使不是由保守泛民预先制订的，也是以这群政客的预设议程为基础，目的要排除激进派的参与。主流媒体吹擂的民主商议不过是面纱。 近日，戴耀庭近来一改旧日排除政党身分参与的立场，于六月二十日与民主党中委会商讨第二次“商讨日”的构思，并准备邀请其他温和泛民，如公民党和民协，组织后续的商讨日。一开始“拒绝政党”的主张不过是政治修辞，确保温和泛民利用外围资源主导运动，将激进势力排除于外。 民主派操控的“占中”行动，将会接受一个有筛选机性的普选方案，好让特首候选人为中央的心仪对象。而“和平占中”背后的议程是不会影响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戴耀庭早前提出一系列限制运动的手段，包括不建议年青人参与“占中”、被捕者不能反抗等，步步为营，不敢造次，不敢冒犯中产阶级和商家的既得利益。 非暴力？解放军镇压的可能 唐英年在竞选特首期间爆料，指梁振英曾讲过“香港始终要出动防暴警察”，近年对示威者的打压愈趋疯狂，警察又不断加强装备对付示威者，因此如何抵御警察镇压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特首梁振英指占中“不可能不犯法”、“不可能和平”，与其说是摆官威靠吓，倒不如说是道出统治者的真正想法。虽然戴耀庭逐渐承认“占领中环”不免犯法，但却将抗争要“和平”的责任推在群众身上。戴教授的结论是，要由上而下强加规矩，控制运动，避免暴力发生。 香港不少激进青年想效法土耳其和巴西民众抵抗警察武力的方法，陈健民却走相反之路，强调抗争即使警察清场也不反抗。事实上，这不但是空想，没有参考实际斗争经验，更将公众赤裸裸置于暴力之下！土耳其群众反对强拆加济公园时，行动者均手无吋铁，和平地阻挡工程车进入公园，直至警察动用催泪弹和水炮镇压，才挑起混乱。土耳其群众没有听从戴耀庭的指示，睁开眼睛、束手就擒。相反，镇压令斗争行动升级，激起全国示威浪潮，坐拥30万的公务员工会发动政治罢工，反对警察政治打压。这将群众的愤怒引导至更集中、更有力、更有组织的工人斗争。 任何强加群众的宣誓条款，都不能限制群众抵抗的本能。最重要的是，强化群众的组织和纪律，包括组织自卫委员会和纠察队，让“占中”示威者民主决策抵御行动。就如土耳其群众在塔克斯广场以障碍物和广告板围起示威区，阻挡警察进入。乌坎村的农民更组织纠察队，日夜巡逻监视政府派流氓混入示威队伍。 这是活生生的斗争经验，如何“占领中环”能鼓起群众能量，群众不会受制于自上而下的指挥去束手就擒，让运动“被自杀”。自我组织捍卫抗争，是成功的基本一步。 此外，陈健民认为，若按2005年警方处理韩农示威的效率（一日清场），相信不需要出动解放军（讽刺地，这是预设“占中”失败的立场），低估政府的镇压力量。相反，曾被中共以间碟罪逮捕，并坐牢接近三年的程翔，由于作为传媒人对八九六四有更深刻的认识，对统治阶级的镇压手段更有认知。程翔在“占中”商讨日时呼吁，参加者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事件可能成为八九民运的翻版，连自由党创党主席李鹏飞亦表示认同。 当然，中共若果血腥镇压香港群众，要付出极沉重的政治代价，并很可能激发大陆群众共同反抗。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亦是中国红色资本走向国际市场的跳板，镇压会损害中港资本家的营商环境；中美在亚太区的局势日趋紧张，中共镇压是美国竖起“人权民主”旗帜的好机会，藉以拉拢其他亚洲国家，加强经济及军事上围堵中国，帮助美帝的势力“再平衡”。因此，中共固然会尽量将镇压责任“外判”给香港警察，但是，如果“占领中环”演变成威胁政权的斗争，解放军绝对会驾临香港，即是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进驻香港实施戒严，宣示中共的主权。我们绝不能轻视中国维稳香港的决心。 群众组织可令政治上取得优势，将警察从统治阶级拉到示威群众的一方。两年前，埃及革命在推倒穆巴拉克前，有狱卒让监狱内的政治犯释放出来。而土耳其近有警察向示威者派发面罩，甚至有军方人员支持示威。这是群众分裂国家机器的初始现象，如果群众成立反镇压的基层警察和士兵委员会，组织叛变的军警加入群众一方，可以大大强化群众的防卫力量。只有有组织纪律的斗争行动，才最有机会减低被镇压的牺牲而赢得胜利。 罢课、罢工 商讨日里，有市民提出罢工、罢课和罢市应，《苹果日报》刊登相关讨论后，建制派喉舌《大公报》随即强硬回应，疯狂攻击占中“煽动罢工罢课罢市”。然而，这个具震憾力的意见似乎受到“占中三子”的冷落。首先，商讨日结论的七大建议之一，是要确保“占中”不会破坏香港（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这代表要排除罢工在运动中发挥关键力量。陈健民处处流露出对工人抗争的渺视，指罢工罢课是“合法”行动，相对没有“占领中环”那么激进，甚至暗示基层只懂“吐苦水”而搞不懂“高尚”的民主理念。这些学术菁英迷信法律，却彻底误解群众斗争的模式。 “占领中环”的原意是瘫痪香港的运作，威胁政权的统治稳定，迫使统治阶级妥协。然而，单靠十万人在中环集会甚至占领马路，都不能瘫痪金融市场的运作。这点也是戴教授努力证明的一点，以安抚中产阶级。三个月前爆发的货柜码头罢工是一个好例子，500名罢工工人虽然只占全码头的小数，但鼓起了全港四十天反李嘉诚的浪潮，局部瘫痪了码头的运作而令和黄财团每日亏损$500万。在资本家心目中，从码头罢工的经验可见，罢工从来都是非法的。法院在判决禁制令时指，基本法保障的罢工权，是“不能凌驾私有产权的”。泛民工会职工盟亦因为视“不违法”为金科玉律，限制工人更进取的斗争方式。 群众运动的涌流是不能静止的，不进则退，“占领中环”开始一段时间后，如果行动不升级，群众的能量会被消耗而感到迷茫，参与的人数会减少。在反国民教育斗争时，中联办放风指绝不能让罢课出现，而十万人以下的游行则可以大安旨意，由于教协不愿推动罢课，最后集会十天后，“反国教大联盟”的领袖没有提出行动升级的方案，最后更突然宣布解散，运动冰消瓦解。 因此，学生罢课后，可以鼓起工人罢工的信心，继而号召工人罢工。与陈健民的讲法相反，香港罢工比起单纯集会有力得多，将会震憾国际，真正达至瘫痪中环的效果。 清晰的斗争目标 – 立！即！实现真民主 中共面对“占领中环”时，可以玩弄对普选的魔鬼细节，试图愚弄群众接受伪民主的政改方案，甚至让泛民提出“廿三条换普选”之类的腐败交易。我们必须有清晰的民主纲领。 戴耀庭提倡的所谓“全民制订”政改方案，要由国际专家判断是否符合“国际标准”。在中情局叛谍斯诺登一案后，可见只要民主权利威胁到政权统治，美国政府如同中共一样，疯狂打压异见分子。“西方标准”只是一个笑话。再者，专家鉴别无视群众运动中提出的诉求，限制更激进的变革声音，就如特首筛选机制，“占中”商讨日沦为伪民主荒诞剧。 即使中央人大释法，破坏承诺早有前科，泛民主派迷信基本法的“普选路线图”。认为“占领中环”在路线图框架下增加谈判筹码的工具。即使是学民思潮在六月底抛出的政改方案，亦认同保留功能组别至2016年，至2020年才全面废除。难道我们在2014年“占领中环”后还要等待六年，直至2020年才有真正民主？ 正如本刊廿一期的《乌坎抗争再次爆发》所指，中共在抗争期间答允示威者诉求，让运动解散后，随即打破承诺，因此在承诺实践前，不应解散群众抗争的委员会。对香港也不例外，中共可以在答允诉求后，让“占中”解散后，用鬼辩技俩打破承诺。因此，建基于对中共的绝不信任，“占中”必须要求立即实现民主，绝不拖延。 社会主义行动的占中诉求： ● 梁振英政府立即下台 ● 立即废除功能组别、立即废除提名委员 ● 政治代表与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经济特权 ● 废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选“真正人民议会”，取代立法会 ● 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代表，选出政府特首 “真正人民议会”立即实行的社会改革，不能拖延到占中之后，而应该纳入为占中诉求： ● 立即立法通过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每小时$40元 ● 由公帑全数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兴建五万公屋、改善环境污染 ● 民主公营大银行及大企业，由工人民主管控 2013荡妇游行宣传：我要性自主 不要性暴力 本年度香港的“荡妇游行”将于11月24日举行。为宣传来周的“荡妇游行”(Slut Walk Hong Kong)，11月15日晚上8时，社会主义行动连同香港荡妇游行，由中环地铁站游行至兰桂坊。游行约有十多人参与，包括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长毛），沿途高叫的口号包括“唔好教我点著衫，教下D人咪强奸”、“我要性自主，不要性暴力”、“女性不是性工具”等，吸引大批市民驻足留意。 游行队伍抵达兰桂坊后，各团体代表开始发言，当中社会主义行动的代表邓美晶表示：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在5月谈及强奸案数字上升时，公开建议年轻女性不要喝太多酒。言下之意，即是说“女性被强奸是其咎由自取，并不是强奸犯的错”，是公开歧视女性及责备受害者的言论。由于社会和经济权力由男性主导，对女性的歧视变成责备受害者的父权意识形态。女性必须走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对抗父权资本主义。 长毛讥讽保安局局长黎栋国，指他叫人不要喝酒，以为是叫人避免肝硬化，岂料是叫人避免被强奸。 游行参与者随后亦在场向路人派发宣单，呼吁参加来周的“荡妇游行”。希望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宣传妇女身体自主权和人身安全权利。 回应本土派的攻击：民主运动自身岂能不民主？ 捍卫群众运动中的组织和宣传自由 近日，在《热血时报》上一篇文章攻击政治组织在游行集会中“非法募捐”，当中包括社会主义行动。我们反对这些荒谬指控，并作出以下回覆： 禁止筹款、组织旗帜 － 中共打压异己的手法 各政治流派都应有自由在运动中公平竞争，争取群众支持自己的理念，同时保持合作精神，对抗梁振英政府这个共同敌人。在群众斗争中，确保全面的民主，不是群众运动的奢侈品，而是能否击败政府的决定性因素。 今天，本土派提出“禁止筹款”、“禁止组织旗帜”、“禁止政治化”等理论，讽刺地与中共立场如出一辙！若果纵容这种专制手法，群众运动必招溃败。 政治组织要在街上募捐，需要经过复杂的申请程序，对没有财团资助的基层组织来说，合法筹款是不可能的事。民建联及民主党每年分别都获取来自中共和财团的钜额资助，街上募捐之收入对其来说，可谓微不足道。打压街上的筹款权利，只会扼杀基层和工人团体的组织权利，让有资本家支持的政党继续独大。 群众有选择自由，并根据组织的政治理念和抗争纪录，决定是否值得捐款支持某一团体。例如，在港视事件上，“社会主义行动”一连两星期在旺角及政总集会进行街站，共收集到7千多个签名，于11月6日集会中，交给港视留守员工代表蔡锦源导演（见图），大会亦在当晚宣布我们的成绩。这是群众支持我们的原因之一。 警察打压组织自由 本土派沦为帮凶 自从“爱之堆”冒起后，建制派打压街上活动日趋猖獗，我们的街站亦时常受到流氓骚扰。例如，在八月份我们进行十多次声援林慧思街站，期间除了受到流氓骚乱外，亦受到警察曾经威胁票控阻街。建制派的目的是阻止更多激进组织发展，现在本土派报警指控有团体的街站“非法筹款”，实际上是爱之堆的帮凶。 文章写到：“警方要‘收你皮’，对公关形象之破坏非一队蓝帽子所能承受！”，可见作者天真无知，完全低估了梁振英政权下警察打压的程度。今天，政治打压已经愈来愈露骨，在今年游行集会或街站上，团体筹款遇到的风险愈来愈大。 民主运动自身岂能不民主？ “骑劫”、“抽水”- 莫须有罪名 社会主义行动一贯批评，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由“反国教大联盟”的小圈子领导层主导，当中包括了学民思潮。大联盟为了操控运动，一直以“骑劫”、“抽水”，甚至“冒认学民思潮”等莫须有罪名，排挤任何不受其控制的团体参与。最后，更于九月九日立法会选举前夜，突然宣布解散占领政总。决定没有经过民主讨论，甚至很多学民成员都无被谘询，令不少想继续抗争到底的参与者深感被出卖。运动欠缺民主包容的架构，决策未能以自由辩论并投票决定。 今次港视事件中，同样由左翼廿一等一小撮人组成的“民间开放电视行动”自封主办单位，主导了10月20日的游行，激起积极参与者累积多时的怨愤爆发。若主办者用开放民主的方式组织运动，今天的情况绝对可以避免。本土派指出主办单位的不民主，是正确的，但并没有提出运动民主化的出路，反而令情况更恶劣。 在当日港视政总集会中，本土派与主办单位发生冲突后，间接令港视员工成为了运动的单一领导，令集会进一步去政治化，限制了运动只可以争取发牌至香港电视。争取言论自由、开放大气电波、反对行会保密制、废除功能组别等诉求，都被排除于外。没有进一步争取的诉求，本土派口头里最讨厌的“提早散水”，反而更容易成真。 “左右胶”虽然表面对立，但两派的所为带来的客观效果，可谓如出一彻。去年“反国教大联盟”煽动反政党的情绪、排斥政治组织介入群众运动，今天本土派以“非法筹款”阻止任何政治组织参与；当日反国教大联盟与今天本土派一样，都强调运动要“单一议题”，将运动去政治化。反国教大联盟将运动主导权交到教协（民主党政客）手上，最后妥协收场；本土派则将运动主导权交到公民党政客手上，消耗28万人的斗争意志。 群众运动自身必须民主，开放予不同的党派参加。在同时在不违背整体目标的前提下，所有团体都有自由提出自己的个别方案、口号和策略等，竞逐群众支持。例如，在反国教运动里，社会主义行动推动“罢课”这特定策略；在港视集会里，民间电台提出“开放大气电波”的理念。这不仅不会分裂运动，反而是动员更广泛群众参与、强化运动的必要手段。 捍卫出版言论自由 本土派攻击我们售卖刊物筹款。然而，出版定期刊物是工运民运的传统，以抗衡资本家操控的主流舆论。讽刺的是，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过往都攻击我们售卖《社会主义者》杂志。 我们售卖的《社会主义者》杂志，除了为群众运动做纪绿，亦是捍卫内地新闻自由的工具。《社会主义者》简体电子版在中国大陆有不少订阅者，是被当局禁制的刊物之一。2011年，《社会主义者》的内地撰稿人张蜀杰被公安逮捕，当时公安指他可被控“泄露国家机密”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后来在梁国雄（长毛）和工国委（CWI）协助下，张氏才得以逃离中国，在瑞典得到政治庇护。 社会主义行动没有政府、财团和NGO的支持，售卖本刊的收入是我们主要的财政来源，用来建立我们的组织和运动。我们绝不会屈服于本土派的攻击之下，继续支持港视事件的抗争，并捍卫任何团体在集会中宣传组织的自由。我们强烈要求《热血时报》回应：该报是否支持言论自由、组织自由及出版自由？ 捍卫公共空间 反对缩减旺角行人专用区开放时间 11月21日，油尖旺区议会通过缩减旺角行人专用区的开放时间，由一星期七天缩减至两天，非开放时间期间行人专用区将会改成马路。树仁大学进行了一个访问，非居民或商户的途人中，近六成认为应维持现状，四成同意缩减开放时段。而，居民和商户中，近两成认为应维持现状，八成同意缩减开放时段。 行人专用区不但成为悠闲街道，更演变为香港仅有可让市民表达意见，享受艺术的的公共空间，歌舞表演、绘画、杂耍、戏剧等艺术表演者林立，令其成为香港特色街道，不但娱乐到旺角消遣的市民，也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此逐渐形成一种香港的街头艺术文化。 综观世界上不同城市，都有让市民自由表达意见和艺术的公共空间，如奥地利国家剧院附近有步行街，供当地人表演音乐；法国巴黎文物建筑物附近也设有步行街，作保育及艺术表演；亚洲则有台北西门町、澳门步行街。 封街不能解决噪音阻街问题 近年来行人专用区接收到不少居民投诉，指街头表演的音量过大造成滋扰。自去年六月，运输署将行人专用区时间提早至晚上十时关闭。区议会也声称因为“居民投诉受到噪音滋扰”而动议封街决定。事实上，日后周一至五街道改回马路后，问题并不能解决，人车争路将会再次发生，汽车所产生的废气和噪音问题也将卷土重来。区议会在没有尝试任何咨询，监管和规划底下，决定“一刀切”封街，并不能为居民解决任何问题。 行人专用区自2000年开始启用，当年因旺角西洋菜南街人流太多，人车争路问题严重，汽车排出的废气和噪音又滋扰居民，政府在压力底下而建立部份时间行人专用区，星期一至六下午四时至午夜十二时、星期日和公众假期中午十二时至午夜十二时禁止车辆驶入。此措施成功解决了人车争路，车辆废气和噪音污染问题。 封杀行人专用区决议单在油尖旺区议会通过，没有充分咨询广大市民。区议会由建制派政客垄断操控，单是油尖旺区议会，便由保皇党民建联和所谓“独立”的区议员组成。上月电视发牌黑箱作业令市民对政府和建制失去信心，建制派区议员为取回旺角区居民的选票作此决定，是逃避问题，更是扼杀全香港市民仅有的公共空间。 整个油尖旺区议会在无人反对下，以24票通过旺角行人专用区日后只在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开放。这并不是民主的决定。民调显示，六成行人支持旺角行人专用区，维持现时每周7日开放。 同时，行人专用区也被越多越多的“宽频”档和“易拉架”阻塞街道，销售宽频和电话计划的档口占满整条行人专用区，阻碍行人走动。而单是登打士街开始，一整条街便树立数十个易拉架霸占，全为商业广告。近日《苹果日报》揭发，大部份易拉架由集团式经营，以一小时数十元聘请中年妇女看管，集团月入达二十万元！ 保留街头艺术 捍卫言论空间 旺角行人专用区的街头艺人绝大多数为有正职或已退休，希望发挥自己的兴趣，在下班后走上街头，从中赚取微薄收入，娱人自娱，也为有“艺术文化沙漠”之称的香港发展一些本地艺术文化。 SMS乐队在旺角表演多年，有一定名声。成员之一威哥，有“旺角John Lennon”之称，是退休人士，每晚7时至10时在行人专用区表演，都吸引过百市民围观。乐队另外两名成员Tony和Connie是夫妻，为歌唱导师，晚上业余到行人专用区表演。“我们廿多年前已开始在街头表演，沙田、尖沙咀星光大道等，政府不愿意开放公园让更多艺术发展，我试过在沙田公园唱歌，所有居民也很支持，但康文署为了阻止我们在公园使用扬声器，曾试过报警和派人在那时段洗地数小时！”Connie愤怒表示。 由于香港没有噪音标准的相关法例，现时法例容许警察由其主观感觉判断声量是否为噪音，SMS乐队在去年曾被警员一晚连续五次要求调低音量，该名警员更说：“我的耳朵认为你是噪音便是噪音！”，继而票控他们，过百市民当时批评警察执法不公。 包括社会主义行动在内，不少政治组织也在行人专用区摆设宣传街站，是市民向政府发声的重要渠道。梁振英政府过去多次逆民意而行，令市民民怨一度累积。不论是反对国民教育，林慧思受政治迫害，电视发牌黑箱作业等社会事件，不少团体都到西洋菜街发起签名运动，收集市民意见。今次封街，令这些民间声音在日后更难表达。 噪音管制需立法 街道要规划 我们和大部份街头表演者一样，反对在没有任何咨询下，“一刀切”封杀行人专用区。我们认为，要解决噪音、人群聚集阻碍街道问题，需要透过规管和发牌等方式解决，如立法管制噪音（现时香港并没有这法例）。旺角著名的“女人街”因为有划分摊位和行人通道位置，摊档大小有标准，一直以来并没有阻街问题发生。我们提出以下管制方式： ■设立噪音管制，每个表演单位必须在一定分贝标准下进行活动 ■采用发牌及轮流机制，每一单位可在指定时期内进行一定次数表演（如一个月使用五次，每次两小时） ■在行人专用区划分表演区及通道区，摊位之间距离设立标准，确保行人有足够地方流动 我们要求： ■立即撤回缩减行人专用区开放时间的方案 ■开放公园和休憩用地，开放更多公共空间予艺术表演和政治活动 ■禁止大型商业机构霸占用地 职工盟发起集体谈判权游行 十二月一日下午二时半，职工盟及属会过百人发起了“争取集体谈判权大游行”，从湾仔修顿球场出发，游行至特首官邸礼宾府。是次游行参与的属会包括巴士、国泰、码头、地盘、饮品、外劳及个人行业等工会。 参加示威的冯小姐，任职诊所职员，是个人行业工会的成员。她表示作为个人服务行业的一员，一个工人的声音太薄弱，争取集体谈判权就是为了让工人得到较有力的谈判位置。她提到，现时工时过长，每天工作朝九晚八，每周一至六上班，并且过去四、五年来一直冻薪。希望能够透过更团结的工会运动争取标准工时及加薪。 作为保安导师的冯先生，入行四十三年，是保安工会的一员。他提到工会没有集体谈判权就等如工人不能发声、不能团结。现时保安行业的工时是最需要改变的，一般保安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加上上班通勤的时间一天就是超过十四小时，根本不能够拥有合理的家庭与个人生活。而虽然政府实施了最低工资，但工人没有集体谈判权之下，老板可以肆意巧立名目，譬如取消饭钟钱、减少有薪假期等手段压低工人工资。虽然自己的工作待遇相对合理，但今天仍然站出来游行，以示工人阶级的团结抗争。 除了本地工人，游行亦有外劳工会的参与。来自菲律宾的Feliza在香港当家佣二十多年，到今天的工作待遇依然十分不人道，她说她每晚都是要睡在地板上，毫无私隐可言。因此她希望集体谈判权除了能够让工人争取合理工资外，亦能争取外地家佣能够独自选择居所的权利。 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工人争取工会集体谈判权，在现今政府奉行新自由资本主义下，工人只有更团结的斗争，建立战斗性的工会运动才能捍卫每一项工人权利！ 黄毓民的“掟汽油弹”言论 12月9日，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在讨论政改谘询的立法会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批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政改方案假谘案，声言香港除了革命没有第二条出路，表示“唔系掟你鸡蛋，就来掟你汽油弹”。 建制派攻击这言论。特首梁振英表示，黄毓民的说话具恐吓成分，社会完全不能接受，政府不会姑息，扬言政府一定会依法办理。爱港之声、保卫香港运动、沉默之声及汇贤起动举行联合记者会，谴责社民运梁国雄及泛民议员黄毓民煽动及破坏社会秩序，要求二人引咎辞职。社民连成员在梁振英的施政报告地区论坛时，两名社民连成员陈德章和曾浚锳向他投掷鸡蛋，误中曾俊华。根据香港基本法第77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在立法会的会议上发言，不受法律追究。” 最近政府摆出强硬姿态，抵制真普选，先有李飞来港宣布香港特首必须“爱国爱港”，后有林郑月娥开始政改谘询，民怨几何级上升，可预见来年政局会更两极化。然而，中共在三中全会后，习近平进一步独揽权力，并加强镇压异见声音，断然拒绝自由派的改革诉求。这自然连系至对香港的管治，不难想像，李飞的言论是三中全会后中共高层拍板决定的。在这局面下，依靠泛民主派的谈判妥协不可能争取到任何东西，正如黄毓民所言，香港只有革命性斗争的出路。 黄毓民澄清，并非威胁要向政府掟汽油弹，而只是预视民怨升级，有朝一日不止是掟鸡蛋，而是掟汽弹，温馨提示政府会出现这个问题。 面对群众激进化的局面，黄毓民近来愈来愈多使用“革命”、“勇武斗争”等激进修辞。11月6日，立法会辩论动用《权力及特权法》，调查港事发牌事件，五万人集会支持。黄毓民发言时，指示威者唯有冲击政府总部，才能令迫使政府就范。然而，这些不过是他空泛的民粹修辞，将民怨收割为政治资本，未见会连系至行动上。黄毓民无论在过去组建的社民连和人民力量，还是他自己的参选政纲，都没有提出革命的立场。 在未来的民主斗争，群众要与独裁政府一决雌雄，需要不妥协的革命性斗争，拒绝任何密室谈判，除了提出没有筛选的一人一票普选，议员亦需要领取普通工人薪金，可以被随时罢免，并以新的议会取代跛脚的立法会。民主运动只有由工人阶级领导，并连系至中国内地的群众反抗，与社会主义的斗争连结起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民主公营大企业等政策。只有打破中共一党专政，香港才会有真正的民主。 传单：中央坚拒实现真普选 以下是社会主义行动在占中商讨日派发的传单 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访港，为中央的普选方案划上底线。李飞表明未来特首候选人一定要“爱国爱港”，拒绝任何与政府对抗的人参选。林郑月娥带领政改假谘询，清晰表示特首候选人必须经过小圈子提名委员会筛选，不可能允许公民提名。 中央坚绝赐予真普选，态度清晰，但泛民依然在群众中散播幻想，坚持与政府有谈判空间。曾经反对五区公投的公民党汤家骅一马当先，以“个人名义”抛出没有公民提名的方案，接受“爱国爱港”的筛选标准。真普选联并无批评汤家骅的取态，因此与其说汤家骅“另起炉灶”，倒不如说他为泛民主派作好两手准备，为这群政客打开与中共密室谈判的后门。 政府为普选架设“基本法”的鸟笼，但中央从来不用遵守自己制订的法律。人大常委会曾经两度否决2007/08及2012年普选，违法所谓基本法的“承诺”；一零年的政改方案一役，起初中央指超级区议会功能组别方案违反基本法，但后来与民主党民协达成台底交易后，又转驮支持。 现在是动员群众、准备占中的好时机。如果有清晰的策略和立场，必定可以凝聚民气、起来斗争。相反，占中三子的实际回应是，拒绝号召参加元旦游行！我们警告，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犹豫不决，令运动有失去民意的危机。 占领中环 罢工罢课 中央政府已从过往廿年泛民争取民主失败的经验，可见单靠游行集会并不足以对抗政府。戴耀庭等人目前提出的占中方案含糊不清，更时而提出各种自我束缚的荒谬策略。如果占中继续清晰而进取的策略，恐怕占中最后与过往的集会无异。 在上次商讨日，已经有参与者提出罢工罢课，而社会主义行动亦一直在不同的占中论坛提出罢工罢课的必要性。然而，占中三子却指“占中不会对抗商家”，但商家财团正是不民主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苦口婆心劝说商家接受他们的好意，不过是一厢情愿。 “占领中环”要达至瘫痪经济运作，威胁香港统治阶级的利益，才有可能胜利，而罢工将能发挥这重要的效果。学生罢课作为鼓动斗争的起点，然后号召工人罢工。“占中”应该要求学生组织和工会签署约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袭击占中参与者，这些组织立即发动罢课罢工还击。土耳其群众在六月占领塔克斯广场遭到警察镇压后，公务员工会发动全国30万人大罢工还击，就是一例。 没有团体可以垄断占中 最近，“和平占中”发表声明指，支持占中的团体要先知会主办方，强调其他团体要扮演“后援”角色。社会主义行动必须指出，占领中环是属于所有群众的，并非任何团体的专利，“和平占中”并无权垄断运动。任何人都有权成立组织支持占中，不受限制地独立行动，提出自己的策略，争取群众支持，包括集会和募捐。 终院裁定申领综援“七年限制”违宪 社会主义行动欢迎这项裁决，这将为减轻内地新移民贫穷迈向一小步。然而，右派民粹政客，如新民党叶刘淑仪和自由民李梓敬之流，伺机抹黑“内地人来港抢福利”，煽动反内地人的族群仇恨，分化中港两地群众的团结。这群政客同时亦打击劳苦大众的社会福利（包括最低工资、集体谈判权、增加富人税）。香港的福利、学校和公屋资源短缺，是因为政府吝啬的理财方法，不是因为内地新移民！港府福利开支的水平占本港GDP的5.8%，是经合组织里已发展经济体的平均水平(19.2%)的四分之一。当务之急是，要打破香港作为“避税天堂”的困局，由有钱人支付增加公共服务的开支，将财富重新分配予劳苦大众。 右派民粹抹黑内地新移民 多年来，社福署制造“综援养懒人”的舆论抹黑穷人，又要申领综援的老人之子女签署“衰仔纸”（承认自己无能力供养父母），竭力逃避政府公共开支的承担。今年，自由党的李梓敬发起运动抹黑领取综援人士，举起“反对滥用综援大联盟”招徭过市，合理化政府的重商政策。此外，“激进”的本土派更提倡“蝗虫论”，发表内地人侵蚀香港资源的仇恨言论。 自1970年代起，申请综援的资格为居港满1年。直至03年，在时任政务司长曾荫权以“经济不景”为由修改规定，在翌年实施“领综援需居港7年”的规定。 事实上，内地新移民领取综援占整体综援开支不过是一小部分。根据终院的判辞所指，以2001年至2002的财政年度为例，即使当年实施了“居港7年规定”，政府实际上可节省的综援开支大约只是7亿多港元。可见，曾荫权当时的政策不是为了节省开支，而是为了将对政府的愤怒转嫁至穷人身上。 根据《主场新闻》报导：“终院指出，早在1998年至2003年之间，即未实施7年居港限制的时期，新移民占申领综援总人数大约12%至18%，认为即使让居港未满七年人士申请综援，对财政负担影响微不足道。” 此外，判辞又指出：“估计花在新来港人士的综援开支，由1999/2000年的1.467亿港元（相当于综援开支总额的10.8%），增至2001/02年的1.728亿港元（比率升至12%）。” 社会福利署资料显示，居港未满7年的综援受助人由2001年12月底的58,576名，减至2010年底的19,127名。此外，居港少于7年的综援受助人数为27,197人(2008-09年度)跌至14,843人(2012年底)，出现一定程度 (45.4%)的跌幅。 若以每人领取2,000元计算，2010年内地新移民的综援受助额不过$3,800万港元，与当时政府6,000亿港元财政储备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 人口政策仇穷迎富 政府的人口政策向来仇穷迎富，富人可轻易付“路费”跨越边境，相反不少贫穷家庭中港相隔而不能团聚。今年正为本港推出投资移民计划10周年，让来港投资650万元的内地富人获得居港权。自03年10月起接受申请至2009年，投资移民成功批核个案逾4,350宗，以每个个案最少来港投资650万元计算，香港最少已有逾282.75亿元进帐。当然，猪笼入水的是地产商和炒家，而不是普通市民。 99年的香港居留权争议事件中，内地新移民争取港人在内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权，当时任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发表“十年内将会有167万人可从中国内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陆沉论，伺机要求人大释法拒绝香港居民在内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权。 然而，根据统计署资料显示，2013年申请单程证来港的只有约47,000人，根本未用尽每天150个的限额，“陆沉论”早已破产。打著“反政府”旗号的本土派，今天攻击“内地人抢福利”，实质上与建制派叶刘淑仪当年的荒谬理论如出一辙。 敌人是政府和资本家 不是内地新移民 目前房屋、教育和医疗的资源不足，是因为政府投放公共开支极为吝啬，香港公共资源的不足，在于政府的紧缩开支政策，而非“被内地人抢福利”。无论是“亲政府”的自由党还是“反政府”的本土派，其所抹黑内地人的歪论，最终只会是政府新自由主义政策转移视线的帮凶。香港的工人和基层的矛头应该指向掠夺财富的资本家和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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